都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不過，民族性格卻不斷變遷。翻開《春秋列國傳》，你會發(fā)現(xiàn)，那時的中國人特別有血性。趙氏孤兒，七百壯士，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一個個動人心魄的故事，演繹了那個時候男人們的壯烈與決絕，告訴后代什么叫輕生重義，生死相許。讀春秋故事，你會驚異于他們的單純和透明。

春秋戰(zhàn)國時的中國人，活得有聲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后人看來，他們也許有點幼稚，有點簡單，但卻像少年人一樣讓人感覺到生命的挺拔和亮麗。在周邊民族還處于沉睡中時，中國人已經(jīng)開始了思想啟蒙。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思想活躍，智慧奔放，智者輩出，學(xué)說林立。進入思想青春期的他們充滿了創(chuàng)造的沖動和訴說的欲望，在早期中國文明史的天空中噴發(fā)成一道道絢麗的朝霞。可惜的是，好景不長。一個叫嬴政的外表孱弱內(nèi)心冷酷的男子揮劍過早結(jié)束了中國的青春期。秦始皇的過錯不在于他統(tǒng)一天下，也不在于他修筑長城，而在于他視天下人為自己的獵物。他的老師韓非子告訴他，人是一種本性卑劣的動物，他們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懼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

統(tǒng)治天下的方法就是“執(zhí)長鞭以御宇內(nèi)”，用法、術(shù)、勢來束縛和操縱，就像對待拴在車子前面的牲畜一樣。這個歷來被中國人視為雄才大略的人創(chuàng)立了一整套暴力基礎(chǔ)上的統(tǒng)治方法，把所有人都變成了奴隸，變成了勞工，變成了為他駕車的牲畜。他“焚書坑儒”，“以吏為師”，“以愚黔首”，取消了民眾的自尊和思想，終于達到“偶語者棄市，腹誹者誅，道路以目”的程度。

中國人的群體人格受到了第一次粗暴摧殘，人的尊嚴大打折扣，不擇手段的實用主義者開始更能適應(yīng)這個嚴酷的社會。漢高祖劉邦就是一個典型代表。楚漢戰(zhàn)爭中，劉邦被殺得大敗，帶著一對兒女和謀士滕公坐著一輛大車逃跑。為了讓車子跑得快點，劉邦好幾次把兩個孩子推下車，都被滕公又拉了上來，氣得劉邦“欲斬之者十余”。項羽威脅劉邦要殺了他的父親做肉醬，劉邦卻一副嬉皮笑臉，告訴項羽做成了肉醬別忘了分他一杯嘗嘗。史書記載，“高祖不修文學(xué)，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jiān)門、戍卒，見之如舊。”他極富親和力，看門的和大頭兵和他都能一見如故，然而一轉(zhuǎn)臉又能忘恩負義，剛剛坐定了天下就開始殺戮那些為自己賣過命的戰(zhàn)友。這個滿嘴粗話的地痞的勝利，宣告項羽式的高貴、矜持、理想主義已經(jīng)不適于大一統(tǒng)之后的中國，而隨機應(yīng)變，不擇手段的卑劣之徒卻能脫穎而出。

秦漢以降，中國被安置進一套日趨成熟的“王霸雜用”的統(tǒng)治制度中，中國人民在相對封閉的環(huán)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會一脈相傳的稚拙單純。中華文明遙遙領(lǐng)先于四鄰，中國人民充滿了泱泱大國的自豪和自信。這種自信在盛唐時達到頂峰。盛唐是中國人永遠的回憶。那個時候，中國是全世界最富強的國家，中華文明的燦爛光華一直輻射到歐洲。中國的四鄰紛紛向中國表示由衷的敬意，毫無保留地向中國學(xué)習(xí)。長安的大街上，陳列著歐亞大陸各國的貨物，隨處可見來自各國膚色各異的商人和求學(xué)者。那時候中國人人格的基調(diào)是陽剛，開放，樂觀，健康，進取。他們還沒有學(xué)會裹小腳，談道學(xué)，立牌坊，沒有發(fā)明出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清規(guī)戒律。女子喪夫可以再嫁，夫妻不合可以離婚，文人用華美的詞賦公開歌頌**，詩人們用清新的詩歌表達生命的熱情。

中國歷史上人格最健康的皇帝唐太宗出現(xiàn)在那個時候，他為人理智而又富于人情味，雄才大略又懂得尊重民眾。最偉大的詩人李白也出現(xiàn)在盛唐，并且也只可能出現(xiàn)在盛唐，他飄逸豪放的詩風(fēng)充分表達了那個時代的胸襟和氣魄。然而，多災(zāi)多難是這片土地的宿命。唐朝之后的一千年間，中國大地上政權(quán)不斷更迭，外族屢次入侵，給我們的心理和性格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改朝換代”這個詞在中國人心中的意義也許和其他任何民族不同。中國道德的根基就是“忠”和“孝”。

君存與存，君亡與亡，此乾坤之大義。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改朝換代對每個人特別是每個士大夫來說都是一個考驗。改朝換代就像一個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二百年，中華民族就要被縛上去，生割活剝，從一個家族的權(quán)力骨架上剝下來，移植到另一具骨架上。雖然每一次都會有無數(shù)的人“投井”，“墮城”，“闔家自焚”，然而，大多數(shù)人最終還是得選擇屈辱地活下來。這對大部分國民來說，無疑是一個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過程。不幸的是，中國的皇位實在太誘人了，歷代皇帝都為保住皇位絞盡腦汁，然而改朝換代之頻繁還是獨一無二。不要說沒有日本那樣的萬年一系，甚至也遠不如古代朝鮮王朝那樣穩(wěn)定。

自唐亡之后，中國歷經(jīng)五代十國兩宋元明清。僅僅唐宋之間短短的54年，中國北方就換了梁唐晉漢周五個王朝。其中最短的后漢只存在了四年。再好的鋼材，你反復(fù)彎折它也會金屬疲勞。再質(zhì)樸的民族，在這樣不斷的尷尬面前也會變得冷漠。中國人的自尊和自信，本來是建立在忠孝為本的道德之上的，然而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對“忠義”的摧殘，都是對“投降”的獎勵。“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次摧折。走馬燈式的攘奪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諷，使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樣堅持、相信和認真。單純和剛烈在這一次次彎折中漸漸消退，維系這個社會的道德綱常日漸被架空。不管從哪個方向來的大兵進城，都會有人熟練地插上順民的牌子，擺上香案，跪在城門兩邊迎接。盡管這是極為少數(shù)的民族敗類。然而更大的驚詫還在后面。宋朝之后，跪迎大軍的天朝子民兩度發(fā)現(xiàn)馬上的征服者居然是曾經(jīng)臣服于中原王朝，嗜食腥膻的游牧“蠻族”。

對于中原人來說，這又是一次新的巨大的心理打擊。在蒙古鐵騎野蠻的屠城面前，原來的天朝大國的子民只得接受被列為“末等公民”的恥辱，忍受長達百年的蒙古貴族**。滿洲人南下，漢族人的境遇更為難堪。每個人都得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頭發(fā)剃去，只留下頭頂銅錢大一點，梳成一根辮子，作“金錢鼠尾”式。忍辱偷生的生存狀態(tài)下人格健康當(dāng)然要受損。宋朝雖然衰弱，卻出現(xiàn)了楊家將、岳飛、文天祥這樣頂天立地的民族英雄，草根民眾的抗爭也風(fēng)起云涌。在此之后，越來越多的人習(xí)慣了靈魂和身體的分裂。他們越來越熟練地把大道理和實際行動分開。越來越多的中國式智慧發(fā)展起來，比如“好死不如/賴活著”，比如“唾面自干”，比如“退一步海闊天空”，比如“個人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誰又能說抗日戰(zhàn)爭期間出現(xiàn)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漢*，純屬歷史偶然呢？和改朝換代、異族入侵交錯相伴的，是專制統(tǒng)治的日趨嚴密。

從秦始皇開始，幾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怎么樣才能保證皇位永遠不讓他人染指？這個問題是秦朝之后一千三百年間中國政治的全部焦慮所在。每一個皇帝都為此夜不安枕。答案很簡單，那就是千方百計扼殺民眾的活力，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社會穩(wěn)定。為此，就要防止人們獨立思考，阻止人們自發(fā)組織，消滅任何能對皇權(quán)構(gòu)成威脅的勢力。不論統(tǒng)治者在整個社會中所占的人口比多么微小，然而只要他掌握了絕對權(quán)力，社會就會不可避免地向著他所希望的指向發(fā)展。不管這個方向是多么荒謬，對絕大多數(shù)人們來說是多么的不合理。于是，一千三百年間，中國社會始終堅定不移地走向越來越嚴密的專制和越來越死寂的僵化。繼秦始皇創(chuàng)立了大一統(tǒng)制度以后，漢武帝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開始推行思想專制。

唐太宗通過科舉制度，把全社會的智力資源集中到功名利祿這一個指向，有效地防止了智力活動的多極多向發(fā)展。元朝皇帝們強化里甲和連坐制度，不許漢人使用兵器，甚至不許用菜刀。朱元璋則取消了丞相制，憑借小農(nóng)本能，把中國社會蛻變成了一個大村子，他自己充當(dāng)事事都要管的村長。全國老百姓穿什么樣的衣服，住什么樣的房子，房后種什么樹，院子里養(yǎng)幾只雞都得由他一人規(guī)定。清代干脆連內(nèi)閣也取消，徹底把天下變成一個人的天下。為了不讓人們亂說亂動，清代最偉大的三代帝王康熙、雍正、乾隆更是把文字獄推向極峰。一個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腦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認為是“危險人物”處決。

精神病患者發(fā)病時自稱皇帝，被乾隆凌遲處死。文字獄的盛行甚至使朝廷的大臣們之間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寫日記，生怕被人抓住把柄�；实蹅兊闹橇�接力，使得中國的專制制度達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中國社會終于融成了鐵板一塊。這個社會的本質(zhì)特性就是超穩(wěn)定，對任何改革的愿望都給以毫不留情的打擊。由于不惜代價以換取穩(wěn)定，千余年下來積累了無數(shù)的弊病，然而想要改變一點，卻幾乎不可能。數(shù)億人的智力被牢牢禁錮，活力被有效扼殺，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如同帶著沉重鐐銬的囚徒，就像清朝末年的外國觀察家所說的那樣，極端麻木然而又極端富于忍耐力。中國歷史越往后翻撿，人文氣息就越淡，高貴、仁慈、寬容、尊重這些美好的字眼越來越稀少，代之而起的是越來越重的猜疑、自私、殘忍和卑鄙。朱元璋的兒子朱棣奪得皇位后，把敵人的女兒們送到*院去當(dāng)*女。有一天，太監(jiān)稟報他說，這些*女們平均每天被二十條漢子輪*。年小的都懷身，節(jié)除(夕)夜生了個小龜子，又有個三歲的女兒。朱棣聞聽，哈哈大笑，說道：依由他，小的長到大，便是搖錢的樹兒。明朝后期，太監(jiān)魏忠賢在朝廷畸形的權(quán)力變遷中居然成了主宰大明命運的人。

這個賭博喝酒之外一無所能的文盲加地痞把大明天下攪得天昏地暗，然而卻有無數(shù)翰林進士公卿大臣拜倒在他門下，做他的干兒子。上述分析當(dāng)然是粗線條，感性化，不成熟不周密不嚴謹不全面的。然而，有一點是不證自明的：正如任何一種生物性狀背后都有基因的決定一樣，中國國民性的所有負面表現(xiàn)都可以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找到原因。曾經(jīng)有無數(shù)熱血沸騰的仁人志士，看到了這個社會的重重弊端，挺身而出進行改革。然而從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到康有為維新，幾乎所有改革家的下場都是身敗名裂。當(dāng)然，我們也不能否認，這些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的前進。在暴力和專制面前，先人們進行過壯烈的抗爭。

中國歷史上有過無數(shù)次轟轟烈烈的大起義，掀翻過一個又一個專制王朝。然而，不論反抗多么頑強多么壯烈，最終還是沒有逃脫被征服的命運。無數(shù)次的揭竿而起，以血流成河人口減半的代價，并沒有換來人民權(quán)利的伸張，反而使專制制度越來越嚴密。所以，鴉片戰(zhàn)爭后來到中國的西方觀察家們看到了這樣的景象：“這種忍耐力導(dǎo)致了在中國所看見的最悲慘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奪取，然而近處卻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餓死了。對這種古怪現(xiàn)象，中國人已經(jīng)習(xí)以為常。”外國人奇怪的是，災(zāi)荒年月那些饑餓絕望的難民，“卻不團結(jié)起來，向地方官員要求一些救助”。

外國人反復(fù)地詢問這些災(zāi)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在中國歷史的官場上有一條著名的“淘汰清官定律”，清官在官場里注定混不下去，貪官卻能如魚得水。所以一些人不認真，差不多就行。中國人講究中庸，圓通。只有沒有棱角的人才能在許多場合如魚得水吃得開。一些中國人缺乏堅定信仰，是因為從一定程度上說整個中國幾千年來就是個劣性競爭的大舞臺，越是心狠手辣背信棄義表里不一如劉邦朱元璋慈禧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當(dāng)然他們必須有足夠的演員素質(zhì)，能裝得仁義無比；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慘敗，比如那個好面子的項羽和圣賢之書讀得很好的建文皇帝朱允炆。

由于帝王們的無恥表演和破壞性使用，仁義道德三綱五常的效用實際上很早就部分破產(chǎn)了。我們在歷史上經(jīng)歷了太多的欺騙，所以我們不太容易信任何東西，并且也不相互相信�；实劭倯岩晒Τ紓円獖Z取皇位，所以必須殺了他們才能放心。連最仁慈的皇帝李世民在玄武門殺了自己的兄弟之后，還毫不手軟地把他們的兒子們也都殺光。所以我們?nèi)狈�合作能力。朋友合伙做生意，最后會因為錢而成為仇人，因為誰都懷疑對方多吃多占；在封建大家庭中，充滿了勾心斗角小肚雞腸。

所以有了那句著名的流行語：一個中國人是一條龍，三個中國人是一條蟲。正如魯迅所說，中國歷史上只有兩種時代，一種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另一種是暫時作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過去的中國人從來沒有過當(dāng)家作主的感覺，這個國家只是別人的私產(chǎn)。他不過是別人的奴隸，所以沒有必要替別人去珍惜什么東西。人們只會愛惜自己院墻之內(nèi)的東西，對院墻之外的東西，同樣的人們卻有著旺盛的破壞欲。路燈雖然并不礙自己的事，但是一定要打壞；漂亮的廣場，可以毫不心疼地弄臟；雖然一家只得到了一塊磚，但雷峰塔也一定要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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