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肉桶”（pork barrel）是一個美國社會中較為流行的俚語，用于嘲弄美國國會中的代表制與兩黨政治傳統(tǒng)。據(jù)說，它最早出自殖民地時期的農(nóng)莊，農(nóng)莊主們通常把豬肉放在廢棄的桶里腌制并儲存起來，以供勞作的奴隸們取用。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隨著聯(lián)邦政府公共財政預算的持續(xù)膨脹，每年提供特定用途（或專項）的經(jīng)費項目（earmarks）數(shù)量也快速增長。于是，圍繞不同主體特別是議員所在州利益的項目競爭與博弈也愈演愈烈，因為議員的資格是由各州選出來的，代表各州利益的議員能否在聯(lián)邦公共資源分配中讓本州受益，往往成為他能否獲得連選連任的重要指針。由是，一旦牽涉某些特定項目預算案，議會中的各方常常開足馬力、挖空心思，甚至不惜損害自己的聲名來拼力一搏，或抗衡或支持，因而構成美國議會政治的一道獨特景觀。
　　在學術界，至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主導學術資源分配的黃金準則是同行評議。聯(lián)邦政府對大學基礎研究的資助主要通過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和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NIH）兩大機構來實施，二者通常資助的主體為大學的個別研究者及其團隊，由業(yè)界同行基于申請人能力與業(yè)績進行遴選。這種競爭性機制，盡管因為它存在熟人關系以及贏者通吃等問題也頗受質疑，但總體上為主流學術界所認可，精英大學對此尤為推崇。然而，八十年代后，出于各種原因，由國會審議并以專項撥款名義將資源分派給特定機構的方式開始漸成慣例，這種有違學術界同行評議準則的新生蛋糕分配制度，在美國學術界與政界引起了諸多爭議。弗吉尼亞大學公共政策學者薩維奇（James D.Savage），在其一九九九年出版的《美國科學資助：國會、大學與學術界的豬肉桶政治》一書中，便對該爭議中各方博弈過程做了生動的描述與分析。
　　最主要反對者，首先是北美精英大學聯(lián)盟——美國大學協(xié)會（AAU，如今的AAU有六十二所大學，其中兩所屬于加拿大，六十所為美國高校，有嚴格的入選指標要求）。薩維奇認為，AAU強烈反對的原因有三：首先，它認為同行評議不僅是一種制度，而且代表一種科學共同體的內部倫理與文化，也是科學免受外部力量介入的防火墻，專項撥款難免會引入外部政治勢力的不當介入；其次，AAU作為舉足輕重的專業(yè)組織，有責任以集體力量抵制這種可能不利于整個學術文化塑造的舉動，如此會讓整個學術共同體受益；第三，作為精英集團，AAU各成員其實一直以來就是同行評議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他們擔心專項撥款會瓦解其既有的優(yōu)勢。為此，在時任主席羅森茨威格（Robert Rosenzweig）力主下，AAU聯(lián)合多家組織，以發(fā)布報告、勸說成員與游說議員等多種方式，試圖遏制專項撥款制度的全面實施。
　　就客觀效果而言，AAU的抵制的確在一定程度上發(fā)揮了作用，如通過爭取部分議員支持，以補充修正案壓縮了部分項目，同時也的確贏得了部分AAU成員的認同。但是，就最終結果而言，它卻是慘敗。失敗的主因首先便是來自AAU內部成員的自利行為，例如繼最早的哥大、美國基督教大學之后，布朗、北卡等多個AAU成員也主動申請并獲得了專項撥款。最致命的是到八十年代后期，一些原本持有明確反對立場的大學如霍普金斯、威斯康星、華盛頓等也開始違背其承諾，早先反對力量的中堅——賓夕法尼亞大學，甚至雇用游說公司來為其贏得專項經(jīng)費。而對此，AAU又根本無法控制，更遑論懲罰，所以背叛者反而越來越多。一九八九年加州大學校長辦公室的一份分析報告顯示，在過去九年中，AAU成員獲得了這種專項經(jīng)費總額的30%。即使有些對AAU保持高度忠誠的校長，也架不住校內機構的苦口婆心。如對專項撥款極為反感的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校長就被農(nóng)學院系主任如此勸說：“其他大學都在張羅，我們雖然保持了高貴的姿態(tài)，但失去了爭取設備設施去做更好的研究以貢獻于加州乃至國家的根基�！币环菀痪啪帕�年的統(tǒng)計結果顯示：在AAU的六十多位成員中，多年來最終真正做到潔身自好的“不粘鍋”者僅有加州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和耶魯?shù)绕咚�高校，一場學術界的集體性抵抗的結果是幾乎全軍覆沒。
　　如此尷尬的結局，顯然不能簡單地歸咎于學術與政治力量之間的失衡，根本還在于由政治所帶來的現(xiàn)實利益考量，即美元之于機構的價值。薩維奇指出，早在八十年代以前，大學一般通過在華盛頓的高等教育協(xié)會作為共同代表與政府部門溝通，很少直接單獨與華盛頓官員打交道。然而，專項撥款出籠后，一些大學開始在華盛頓設置辦事處，該類機構從一九八一年的二十七家，發(fā)展到一九九三年的一百二十多家。大學辦事處不僅安排專門人員與聯(lián)邦政府相關部門對接，而且還以高薪雇用有身份的游說者作為顧問，甚至直接委托游說公司來辦理，以爭取更多的聯(lián)邦資金。例如，曾經(jīng)在參議院任職的斯克斯伯格（Kenneth Schlossberg）與卡西迪（Gerald Cassidy），離任后即合伙創(chuàng)辦了一家公司。如今依舊號稱華盛頓特區(qū)最好最專業(yè)、與兩黨保持最密切關系的卡西迪聯(lián)合公司（Cassidy and Associates）即源于此。兩人所經(jīng)手的第一筆生意就為塔夫茨大學爭取到三項分別為三千二百萬、一千萬和七百五十萬美元的專項撥款。利用在議會中熟絡的人脈、對官僚化程序的熟稔以及長袖善舞的精巧謀略，公司先后作為哥倫比亞、波士頓和夏威夷等眾多大學的受托人，不斷游說國會為受托機構巧立名目并提供專項經(jīng)費，公司則從中收取價值不菲的傭金。據(jù)統(tǒng)計，僅在九十年代早期，卡西迪聯(lián)合公司就為四十多所大學提供業(yè)務服務，每所大學每月支付的傭金為一萬美元。游說者的強勢，難免引起公眾以及某些政客的反感，為此參議院撥款委員會還專門通過補充修正案嘗試對說客加以約束，但效果并不理想。
　　不惜屈尊甚至背負同行罵名求助于游說者及商業(yè)公司，表明大學在應對政治時的無能與無奈，尤其是在里根、布什和克林頓任期內，聯(lián)邦財政開始收緊的環(huán)境中。專項撥款雖然微薄，但對有些機構卻可能是百靈丹甚至救命稻草。不止于此，如薩維奇所言，大學這種機構是個無底洞，它從沒有類似于企業(yè)所具有的明確目標，人們對大學校長的評價就是他給大學帶來了什么。如獲得多少捐贈，建設了多少設施，各種排名等。如果沒有什么起色，野心勃勃的教授會抱怨，刁鉆苛刻的校友們會不滿。用圣母大學前校長赫斯伯格（Theodore M.Hesburgh）的說法：“你可以有最宏遠的世界眼光，但是，沒有錢你什么都不是�！币虼�，能否拿到錢，成為校長最大的壓力來源，令其如坐針氈。在九十年代，很多公私立大學校長因頂不住籌款壓力而提前離職，平均任期由以前的七八年縮短為三四年。就是人們認為富可敵國的哈佛，當時的校長陸登庭也為籌資而精疲力盡，僅上任四年就要求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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