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巴東縣發(fā)生的“民女”殺“官人”案件，已經(jīng)熱得發(fā)燙了。與公安機關(guān)令人費解的行為針鋒相對，輿論幾乎一邊倒地激動，就連一些呼吁冷靜客觀的評論者，也被網(wǎng)民罵得狗血淋頭，甚至把他們的妻子女兒也卷進來。

　　殺人償命，這是自古的常識；
抗暴有理，也是人類的公理。但是一切的判斷，必須建立在客觀準確的事實基礎(chǔ)上。不過很遺憾，事實，恰恰是我們最稀缺的資源，雖然隨時掛在嘴邊，細細想來，卻很難得到。

　　自從獲悉此案之時，我就一直聯(lián)想起黑澤明的影片《羅生門》———與此案有些相像的一個故事：武士的妻子被強盜污辱，自己也死掉了。可在衙門里，妻子、強盜、目擊者，包括武士的鬼魂，所有人陳述的經(jīng)過都不一致。

　　黑澤明60年前留給世界的困惑，至今依然困惑著我們。在此案中，扮演“強盜”的鄧貴大已經(jīng)死去，我們還沒有辦法請他的鬼魂前來作證；
至于活著的人，既然還是人，趨利避害的本性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無論是鄧玉嬌，還是鄧貴大的兩位同行者(還不能說是同案犯)，以及休息室另外幾名服務(wù)員，誰能保證他們的說法，就是事實本身呢？

　　這不是否認“以事實為依據(jù)”的司法制度，而是告訴大家，人類本身固有的局限。除非我們接受一些美國電影的幻想，把生活的每一個細節(jié)，都暴露在監(jiān)控攝像頭之下，否則，對于發(fā)生過的事情，要靠人自己來回述，就不得不遇到選擇性回憶的尷尬。何況攝像頭也不是萬能的，最近不是接二連三出現(xiàn)這類事么？

　　原始本真的事實既然不可得，那么，面對當(dāng)事雙方以及目擊者出于不同利益的矛盾敘述，最終的判斷，就只能依靠我們整個社會的常識。

　　常識是什么呢？廣大網(wǎng)民遠離此案，無直接利害關(guān)系，看起來客觀公正，但對事件了解較少———當(dāng)?shù)夭皇怯芯�察說么，網(wǎng)友推測很可笑；
而這些警察，知道的情況可能較多，可是又難免或者與“民女”、或者與“官人”，有著微妙的關(guān)系，使得人們對他們的中立性不抱太大希望。

　　比如我一個朋友就說：幾個小小的科員，喝得二麻二麻，就敢把服務(wù)員當(dāng)小姐按在沙發(fā)上，那么科長、處長、局長，還不沖到別人家里亂來啊？可見當(dāng)?shù)毓賵鍪莻�什么樣子。我不知道朋友的說法，代表多大范圍的社會常識，但顯然要感謝一些公職人員的辛勤努力，才使他養(yǎng)成“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揣測他們的習(xí)慣。假如不幸被我朋友言中，鄧玉嬌拼死逃出了鄧貴大的魔爪，卻又落入“鄧更大”“鄧超大”之手，那么，比起網(wǎng)友的“可笑”，這就是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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