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武鉉墜崖自殺，不僅震驚了韓國，也是讓中國人對民主、法治的愿景有了多一重的思考，特別是還有海峽對面的陳水扁貪腐案作為背景。盧武鉉因為腐敗被檢察院調查最終自殺的事件，在中國人心中產生了共鳴，他的悲劇昭示東亞文化與貪腐、與現(xiàn)代法治的宿命性的碰撞。

　　有西方學者概括：民主化之后新興工業(yè)化國家（地區(qū)）大都是不成功的，不是經濟停滯，就是政治動蕩。韓國和中國臺灣的后威權化政治局面，似乎還是成功的。

　　盧武鉉被視為草根階層奮斗的楷模，29歲時靠自學通過有現(xiàn)代科舉之稱、合格率只有2%的韓國司法考試，之后毅然放棄法官職務，做起勞工和人權律師，一舉成名。在韓國民主化的過程中，他做出貢獻，贏得群眾的支持，最終走進青瓦臺。作為反威權政體的民權律師出身的政治家，這一切與扁太相似了，看著他們的一死一關，讓人覺得有些吊詭——以廉潔反腐為政治起點的政治家，最終走向自己理想的反面。

　　在中日韓三國當中，日本經歷了明治維新，中國有五四運動，唯一沒有對原有儒家倫理社會進行改革的是韓國，“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人情社會的東方文化依然影響現(xiàn)代韓國，政商關系歷來過于密切，政治獻金大多流入黨首賬戶。所以自全斗煥以來的韓國總統(tǒng)居然無一幸免于腐敗——不是自己坐牢，就是親屬坐牢。前總統(tǒng)金泳三、金大中出于對家人經歷苦難的補償心理，對其受賄聽之任之，而盧武鉉的悲劇也基于此，陪著他度過準備司法考試那段痛苦日子正是他的夫人——權良淑，他需要補償他的夫人，卻是以腐敗為代價。

　　以大歷史角度看，威權體制之下的律師政治家，如何構建新的廉潔的政治體系？我覺得有一個“迷思”的存在，作為最大“民主樣板”的美國，律師從政似乎保證了民主法治的正常運作。然則，美國的制度是建立在悠久的英國議會制和判例法系的基礎上，司法獨立于政治，政治制衡深入人心，缺乏“極端政治”的土壤，這些資源都是特殊的，不可復制的。所以“律師從政”絕不是保障民主、廉潔的一貼靈，李光耀、陳水扁、盧武鉉就是明證。

　　亨廷頓的《第三波》認為，韓國民主化屬于“移轉”(transplacement)型——“民主化是由政府和反對派采取的聯(lián)合行動產生的”，在威權政府內部，全斗煥為首的強硬派傾向于壓制民主化運動，盧泰愚為首的溫和派則反對。在反對陣營內部，金泳三為首的溫和派主張談判，金大中則是激進派，最后，雙方陣營選擇了“政治和解”(politicalcompromise)。這個過程沒有相對成熟的政黨制度、選舉制度產生，沒有對復雜政企關系進行改造，造成民主化之后，政企之間不正常的利益輸送機制還在發(fā)揮作用。政界腐敗的典型是：號稱“普通人先生”的盧泰愚因為秘密政治資金丑聞(5000億韓元，約6.5億美元)而在下臺后被捕。

　　同樣，在臺灣的民主化進程之中，拆得多，建得少，對國民黨原有威權統(tǒng)治否定有余，而對于建立民主、廉潔制度則不足，比如現(xiàn)代政黨制度、理性的民主訴求、理順政商關系，甚至默認地接受了腐敗的政治環(huán)境。

　　此外盧武鉉的自殺，在某種程度上贏得了中國人的“尊敬”——基于對貪腐的羞恥感而自殺，相對于中國貪官頻頻落馬，幾乎沒有以死明志的，卻在法庭上擺功賣好、出乖露丑，甚至講出“讓我活著做反面教材”之類令人不齒的話來。這恐怕還得回到韓國保留完好的儒家倫理上來說明，明禮義，識羞恥，一直是東亞儒家道德觀，但解放以來，對官員的廉政教育改用另一套話語系統(tǒng)，“羞恥觀”無疑成為盲點。值得心慰的是，近幾年中央提出的“八榮八恥”教育，也算是過往的固有儒家廉恥觀的回歸認同。

　　任何一種理論都是灰色的，一個民族創(chuàng)造自己的民主法治化道理，而是理論家則是創(chuàng)造民主法治的學說。盧武鉉的悲劇將作為東亞政治的一個斷面，讓人們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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