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時期，圣•鞠斯特曾經(jīng)如此詠嘆，“18世紀應該放進萬神殿”。不過，19世紀似乎就沒有那樣幸運了。關(guān)于這點，霍布斯鮑姆顯然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

　　如同在《極端的年代》一書中將20世紀分為“災難時代”、“黃金時代”和“危機時代”一樣，霍布斯鮑姆同樣將這種“歷史三明治”的分期方法運用于19世紀。于是便有了《革命的年代》（1789~1848）、《資本的年代》（1848~1875）和《帝國的年代》（1875~1914）三部曲。當說，歷史與年代本身并無既定的刻度以供人們翻閱查檢。然而，不容否認的是，每個時代都有著自己鮮活的、大異于其它時代的顯著特征。正如霍布斯鮑姆解釋自己之所以將1875~1914年這一期間稱為“帝國的年代”：這并不是說在人類歷史上的其他時期里沒有帝國，而是因為在此階段發(fā)展出一種“新的帝國主義”，而且，此時正式自封為“皇帝”，或在西方外交官眼中認為配得上“皇帝”這一稱號的統(tǒng)治者的數(shù)量，“在這段時期達到最大值”。

　　然而，這種“歷史三明治”的分割，并不妨礙從中找出一些共性。今天，尤其是站在過去兩個世紀的廢墟與遺產(chǎn)之上，當我們重新回顧歷史上的“革命”、“資本”以及“帝國”之所作所為，不難發(fā)現(xiàn)，這些主宰近現(xiàn)代歷史宏大敘事的幽靈都不約而同地遵循著一種擴張的邏輯。人類歷史上群體性的多災多難，其中絕大部分都來自于人類相殘。從本質(zhì)上說，即是因為無節(jié)制的擴張所造就。就像湯因比當年評論斯巴達的衰敗與滅亡時所說，斯巴達在征服世界時同樣被自己的征服行為本身所征服，為被征服者吞滅。如果把被征服者當作環(huán)境的一部分，可以說，斯巴達的滅亡是因為對環(huán)境的過度索取所致，以致于自己終于淹沒于環(huán)境之中�？梢栽�引為例的還有羅馬帝國，同樣是無節(jié)制的擴張加速了它的崩潰。古羅馬早已灰飛煙滅，然而，與它同樣古老的圣馬利諾卻存續(xù)至今。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國，一個位于意大利內(nèi)陸的山頂上的國家。生活在這個最古老的共和國的人民，仍然享有足可以令人尊敬的幸福自由。幾年前，當筆者游歷其間，感覺自己到了一個政治意義上的世外桃源。

　　帝國、革命與資本

　　一將功成萬骨枯。面對歷史的血雨腥風，我們不得不感嘆霍布斯的那句名言：“人對人是狼”。人類文明史，不過是一部關(guān)乎狼戰(zhàn)的野蠻史。而一個帝國或“觀念”的勝出，就是在弱肉強食的狼群之中進化出一個首領。無論是十字軍東征，還是殖民時代以來歐美列強覬覦全球的擴張，都為此寫下了堅實的注腳。如1900年的《杜利先生的哲學》里德國皇帝所說，“當你們置身中國人當中……要記住你們是基督教的先鋒，并用你們的槍尖戳穿你們所見到的每一個可恨的不信基督教者，讓他了解我們西方文明的意義……而如果你們偶爾順便撿到一點土地，絕不要讓法國人或俄國人把它搶去�！痹诖艘饬x上，宗教和主權(quán)成了滿足人性擴張的工具。要在解放人的同時馴服人們蘊藏于工具之中的侵略性，就是要反對一群人“以工具（譬如主義與國家）之名”流放另一群人。

　　若干年前，筆者曾就“白色恐怖”與“紅色恐怖”做了一個區(qū)分。如果我們以圓為例，白色恐怖從中央（圓心）到底層（圓周），因此是個半徑問題，然而，紅色恐怖是從底層（圓周）到中央（圓心），在革命改變方向后，繼而從中央（圓心）再到底層（圓周），是個直徑問題。

　　換句話說，革命一旦失控，背離初衷，同樣彰顯其擴張本性。這也是為什么羅伯斯庇爾在法國大革命以前是個堅定的死刑廢除者，甚至愿為堅持這一人道主義原則“拂袖而去”。然而，當革命的馬車沖出了原有的跑道，斷頭臺豎起，無數(shù)曾經(jīng)擁護革命的才子佳人也不得不摔倒在巴黎的斜陽血泊之中，甚至羅伯斯庇爾本人也不能幸免。

　　縱觀人類歷史，我們看到無數(shù)以自救為目的的革命，從底層發(fā)起，席卷全國。然而，當革命如火如荼或難以為繼時，必然誕生出一個“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目標，革命因此變成一種沒有節(jié)制的擴張。正是深受這種擴張邏輯之害，我們今天在總結(jié)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時，要著重強調(diào)消極自由乃是一切自由的根基。倘若我不稀罕你的自由，你便不能強行加之于我。

　　從某種意義上說，資本同樣具有自我復制與擴張的能力，所謂“錢生錢”，講的也是這個道理。在資本面前，每個人都是生意的對象。且不說鴉片戰(zhàn)爭是因為當年的“日不落帝國”在為資本擴張尋找出路，即使今天我們平素里所見到的推銷語錄如“將冰箱推銷給愛斯基摩人”同樣見證了資本之無孔不入。21世紀，當各種網(wǎng)絡與傳播技術(shù)在“地球村”里攻城略地，徹底“改變地球的面貌”（韋爾特）時，資本的擴張已經(jīng)從血肉橫飛的戰(zhàn)場轉(zhuǎn)移到一張張談判桌上。所以，當世界各地的商業(yè)領袖在達沃斯世界經(jīng)濟論壇上談笑風生時，在地球的另一角，一些以弱勢群體代言人自居的社會人士早已成群結(jié)隊，要力挽世界于資本狂瀾之中。

　　病毒式復制與細胞式復制

　　復制與擴張無所不在，文明的沖突實際上就是自我復制的沖突。從本質(zhì)上講，這種自我復制既可以形成文明，也可以毀滅文明。筆者在巴黎大學做論文，受霍布斯的啟發(fā)，曾將以上諸種擴張批評為“人對人是病毒”，借此闡述人類無節(jié)制的擴張必將導致自我毀滅。

　　“病毒式復制（擴張）”只有行為，而不關(guān)乎生命的任何意義，其存在只是復制自己，摧毀宿主，然后玉石俱焚，歸于寂靜。慶幸的是，與這種自我毀滅式的“病毒式復制”相對應的是，我們發(fā)現(xiàn)“細胞式復制”。區(qū)別于前者的是，“細胞式復制”是基于生命體形成與繁衍的一種成長。如果說“病毒式復制”注重于一種橫向的行為，追求的是一時一事的輝煌，并最終走向毀滅，那么“細胞式復制”注重的則是縱向的生命本身。前者是無節(jié)制的，只圖一時快意與殺心的擴張，而后者是蓬勃而內(nèi)斂的，是在一定的秩序下獲得生命并繁衍生命，其所追求的是生命與文明的源遠流長。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啟蒙運動，就不難發(fā)現(xiàn)，啟蒙運動之所以最終釀成悲劇，正是因為人類的思想行為沖出了應有的邊界并最終與暴力合流，如陳獨秀所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當美好的愿景遮蔽一切，當啟蒙的光明變成了令人失明的萬丈火光，當全知全能的“萬有理性”開始強施于人，我們所見證的正是這種擴張邏輯，其惡果如伏爾泰所說，“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滿面紅光走向罪惡”。

　　從這方面說，今天我們反思啟蒙運動，并不是反對啟蒙所帶來的光明，而是反對這種打著強制烙印的“光明擴張”，反對“以光明的名義縱火”，反對啟蒙運動所滋生的這種“真理在手”的“擴張理性”。當國民的思想被這種強力光明掏空，當“擴張理性”開始上升為國家信仰，這可憐的人類因此注定要被再次推上災難的邊緣。事實上，發(fā)生在20世紀慘絕人寰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便是“光明起火”所致。

　　一切正如霍布斯鮑姆所說，“假如1913年前歐洲中產(chǎn)階級分子提到‘大災難’這個字眼，幾乎一定是與少數(shù)幾個創(chuàng)痛事件有關(guān)，與他們漫長但大致平靜的一生所涉及的少數(shù)創(chuàng)痛事件有關(guān)。但是，1914年以后，我們可以大致肯定地說：即使是對那些在私生活中最不容易遭遇災禍的人而言，‘大災難’這個字眼也一定代表其他更大的不幸事件�！比欢�，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改寫了人們關(guān)于災難的定義�！翱藙谒乖谒�批判性的時事劇中，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稱為‘人類文明的末日’�！保ɑ舨妓辊U姆）同樣，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使整個地球都燃燒起來。在崇拜強力的擴張邏輯下，啟蒙之光終于變成了席卷全球的熊熊戰(zhàn)火。

　　人類如何進步？

　　西哲說，人與動物的本質(zhì)區(qū)別是“人會制造和使用工具”。但是，會制造和使用工具，并不足說明人類何以會保持進步。人類之所以會進步，是因為人類有一種“洗心革面”的精神與勇氣，在于人不但會制造和使用工具，還會順應時勢更換工具。從這個角度來說，啟蒙運動不但沒有終結(jié)，而且永遠不會終結(jié)，啟蒙將與人類同在。而所謂啟蒙，就是在自由交流的基礎上，讓有思想的人更有思想，讓有力量的人更有力量，就是要不斷地制造工具，并在必要的時候更換工具，使人類保持一種持之以恒的進步。

　　筆者以為，衡量人類進步有兩個關(guān)鍵性的價值，其一是自由，其二是合作，而合作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對自由設置界限。二者缺一不可。略知科技人類學的人知道，科技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類的自由，但是科技的發(fā)展并不必然意味著人類進步。就像伊索寓言中的舌頭，科技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東西，也可能是最壞的東西。任何一項重大發(fā)明，如果沒有與此相關(guān)的人類在心智理性與制度建設上的成長，那些沉睡在科技之中的罪惡最終會蘇醒，并以前所未有的蠻力制造并放大人類所遭受的苦難。當工具可以毀滅它的創(chuàng)造者時，創(chuàng)造者變成了弱者。正是在此背景下，人類和解因此變成了一種“不成功，便成仁”的群體自救。

　　20世紀人們對工具理性的批判，正是意識到人發(fā)明了工具，同時受到工具的奴役。當然，這種工具同樣包羅一切主義與社會契約。人們批評烏托邦運動及各種主義所帶來的惡果，實際上是將自己從工具理性中解放出來。

　　1904年，凱恩斯說，“民主政治尚在測試之中，但是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招致恥辱�！比欢�10年后，當民主與極端民族主義合而為一，“國家權(quán)利”超出了原有的界限，吞滅曾經(jīng)授予它權(quán)利的人，悲劇就在所難免了。換言之，當主權(quán)變成難以馴服的猛獸，當國家這人類的工具超出了工具的范疇轉(zhuǎn)而成為人的主人，于是便有了意大利農(nóng)婦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快逃，祖國來了�！�

　　自《物種起源》刊印以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受到了廣泛的推崇。社會達爾文主義更讓一些個人、團體甚至國家爛熟于胸、入骨入髓。然而，早在1902年，克魯泡特金便發(fā)表《互助論》，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把“生存競爭”看作是進化的主要因素，認定“互助”是生物的本能，“互助法則”才是一切生物包括人類在內(nèi)的進化法則。對于以上兩種理論，今天我們?nèi)粢云匠Ｐ囊曋�，不妨把它們當作互補的兩翼：從達爾文的進化觀出發(fā)，人要解放自己，要超拔于環(huán)境，要懂得如何自我實現(xiàn)，自立自強；
從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觀出發(fā)，人更要懂得合作，懂得共存共生。換言之，前者解決的是個體自由與自我實現(xiàn)的問題，而后者解決的是人類整體性生存的問題。前者給后者以力量，后者給前者以保障。

　　在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發(fā)表近一個世紀后的1998年，戈爾巴喬夫在《20世紀的精神教訓》一書中提到全人類的共生主義：“我們的共同家園是這個世界本身，我們的命運是相同的，如果說某一個地區(qū)只想著自己繁榮昌盛，而身邊的整個世界都是饑荒的話，它的繁榮是不可能的�！睋Q句話說，任何一個國家，想要成為強國，而周邊的國家都變成窮困匱乏的地區(qū)，也是不可能的。無論你愿不愿意，我們的命運總是息息相關(guān)的。

　　21世紀是和解的世紀

　　法國有句諺語，“了解即寬恕”（Tout comprendre c’est tout pardonner）。盡管這句話并不完全為霍布斯鮑姆所接受，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了解是寬恕的前提。倘使我們的歷史被人為地遮蔽或篡改，那么這種寬恕就像是無本之木，終究是漂泊無基。正是這個原因，我們看到了法、德兩國共辦ARTE電視頻道，共同梳理民族記憶的重要意義。了解不是偏聽“一面理”，而是共同面對與聆聽，交叉驗證，讓謊言被揭穿，讓真實的歷史浮現(xiàn)于“民主地記憶”之中。

　　援此而論，亞洲國家的和解，既要基于偉大政治家的宏圖遠略，同時也需要各國政府與民間一起，拋棄成見，共同修正各國的“一面理歷史”。梳理記憶，不是無謂地糾纏于歷史的細枝末節(jié)，而是為了更好地面向未來。就像今天，當我們透過歷史的煙塵回望過往的兩個世紀，仿佛參加一場別開生面的告別。要告別的就是那種只爭自由卻不爭合作的歷史。

　　筆者相信，21世紀將是人類和解的世紀，人類文明將從野蠻的競爭走向各持底線的合作。個體獨立是為了群體和諧，猶如民族獨立也是在追求平等對話的基礎上最終促進人類和解。所以，如果說20世紀人類解決了獨立問題，21世紀將著重解決全人類和解與合作的問題。正是在此基礎上，始于上世紀后半葉的歐盟建設、主權(quán)讓渡、全球治理、國際法等觀念能夠如此牽動人心。

　　當然，筆者所謂人類和解，并不局限于人對人，它同樣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解。今天，我們應該回到“自然人”或“生態(tài)人”的概念來重新思考人的意義。寫作此文，正值北京沙土肆虐之際，京城的媒體陸續(xù)用“滿城盡帶黃金甲”來形容這場沙塵暴。早在1000多年以前，黃巢曾經(jīng)以菊花為詩，直抒胸中無限抱負。而今天，當我們看到北京的天空“下土”、“小土轉(zhuǎn)中土，中土轉(zhuǎn)大土”，看到“夜降30萬噸浮塵，人均20公斤”時，方明白“滿城盡帶黃金甲”另有情趣。大風起兮沙飛揚，誰曾料想，可以豪言“我花開后百花殺”者，如今已不是手持樸刀棍棒的“叛民”，而是那些溫遜的、日日任憑我們踩踏的沙土。透過這場“沙土起義”，仔細想來，我們?nèi)祟愐�和解的東西委實太多，而21世紀的當務之急，這個世界是否會好，更取決于我們關(guān)于人類持久自由與幸福的態(tài)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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