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與日本的愛恨情結，使得任何有關這個問題的研究都難以下筆，而且不容易被平情看待，總覺得在字面之后，應該還有潛在的動機。這種情形當然不是全然子虛烏有，譬如一些杰出的漢學家就將他們的研究與日本對華的政策聯(lián)系起來。內藤湖南與白鳥庫吉是兩個好例子。

　　內藤湖南的著作中曾表示，中國的問題太多，內部已經(jīng)腐爛不堪，早已不再有自生自發(fā)、復興自己的能力，因此必須借著日本的幫助或引導（甚至是武力介入），才可能使中國再生。內藤后來參加了滿洲國，他的一生似乎體現(xiàn)了善意與擴張主義復雜的夾纏與掩飾。白鳥庫吉與津田左右吉這兩位學者傾向于貶損中國思想文化的價值。這樣的作法仍然支持了日本的擴張主義。而以研究中國人留學日本的歷史著名的實藤惠秀，一度也有透過追索近代中國的日本因素來支持日本侵略的傾向1。在這里，我想盡可能（雖然不一定能做得到）擺脫這些偏見來探討戊戌前后中國思想資源之變化與日本的關系。

　　以「思想資源」這一點來看，寬泛一點說來，清末民初已經(jīng)進入「世界在中國」（郭穎頤語）的情形，西方及日本的思想知識資源大量涌入中國，逐步充填傳統(tǒng)軀殼，或是處處與傳統(tǒng)的思想資源相爭持，最后取代傳統(tǒng)思想的地位。

　　我們不能小看「思想資源」。每一個時代所憑借的思想資源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人們靠著這些資源來思考、整理、構筑他們的生活世界，同時也用它們來詮釋過去、設計現(xiàn)在、想象未來。人們受益于思想資源，同時也受限于它們。但無論如何，人們是透過它們在想事情。

　　弄清楚一個時代「思想資源」的版圖、輪廓與內容非常不容易。在「思想資源」沒有重大改變之前，思想的種種變化，有點像「鳥籠經(jīng)濟」，盤旋變化是可能的，出現(xiàn)一批特別秀異獨特的思想家也是可能的，但是變化創(chuàng)造的幅度與深度還是受原有思想資源的限制，不大可能掙脫這個鳥籠而飛出一片全新的天地。這或許也解釋了為甚么傳統(tǒng)士人在面對危機或是面臨重大轉折時，一再想象的解決辦法都是回到上古三代。明末清初幾位思想家的言論可以作為代表。顧炎武把「六經(jīng)之旨」與「當世之務」等同起來，黃宗羲認為不讀經(jīng)書則不能為「大家」等等。這種現(xiàn)象背后當然還有「崇古」等其他更為復雜的因素，但是傳統(tǒng)中國「思想資源」的限制必定是一個關鍵因素，這種心態(tài)不只表現(xiàn)在對某些具體事情的看法上，同時亦形成一種普遍的態(tài)度，使得傳統(tǒng)士人一旦眼前無路，便想回到上古三代，因為眼前少有其他更具說服力的「思想資源」供其選擇了。

　　大量流入近代中國的西方及日本的知識，是繼佛學進入中國后另一次大規(guī)模的「思想資源」的變動，人們的「概念工具」大變，所以詮釋過去、設計現(xiàn)在、想象未來的憑借也不同了。

　　洋務運動以后譯介西洋書籍的風潮已經(jīng)開始，而且它與晚明翻譯西書有所不同，因為晚明所譯西書在當時廣大士大夫圈中只占邊緣性位置。但清季西學進入中國時，后面跟著洋人的槍炮，所以它的說服性很強，反對它們的人固然所在多有，但整體而言，西學逐步取得讀書人的注意。如果沒有這一批新書籍，康有為也不會有足夠的思想資源建構他在戊戌以前的思想2。然而，誠如梁啟超1897年在〈大同譯書局條例〉中說：京師同文館、天津水師學堂、上海制造局等機構，在三十年間譯書不過百種。甲午戰(zhàn)敗后，來自日本的思想觀念及書籍，其規(guī)模遠大于前者，尤其重要的是，大量西書透過日本的翻譯再轉譯為中文，這等于是經(jīng)過日本的選擇與咀嚼后才放入中國的口中。

　　一

　　「思想」沒有翅膀。以傳統(tǒng)中國士人的文化自信而言，如果不是現(xiàn)實政治社會面臨嚴重問題，根本不可能為新思想資源的引入創(chuàng)造有利的土壤。故討論日本思想資源輸入的問題，首先要看中日兩國在歷史的天平上輕重的轉變。

　　雖然中日兩國的思想差異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大，但無可諱言，在近代以前，日本始終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以德川時期為例，宋明理學與清代考據(jù)學的影響更是深入，即使到了近代，中國被西方擊敗的經(jīng)驗也被幕末的日本充分吸收。大庭修的許多著作都討論了這一點。他搜集寧波、南京兩地輸出日本書籍的目錄，并追查其中部分重要書籍的流向，對這一「受容」現(xiàn)象勾勒了一個輪廓。像《海國圖志》一書，便對幕末日本的領導階層及「志士」發(fā)生重大影響3，是長期閉塞的日本認識西方世界的重要依據(jù)。

　　在日本人眼中，中國逐漸從「正面教員」變成「反面教員」。中國在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一系列敗績，成為日本的「反面教材」。鴉片戰(zhàn)爭中的挫敗，對當時尚未嘗到洋炮滋味的日本所造成的震撼非同小可，反而對中國的士大夫圈影響不那么大。我們發(fā)現(xiàn)日本如饑似渴地希望知道西方的情形，許許多多當時中國翻譯的西書，甚至是明末譯的西書，都流入幕府領導階層手中，尤其是《萬國公法》一書最值得注意。連大明律也在明治初年得到相當大的注意4。

　　中國成為日本「反面教員」的另一個例子是太平天國戰(zhàn)爭。日本從這一場殘酷的戰(zhàn)爭中學到了許多。1862年，高杉晉作、久阪玄瑞還有其他幕府官員就曾親自到上海觀察太平軍的組織，這些觀察對幕末日本也有影響5。當中國勉強從太平天國之亂掙扎過來時，日本正好完成了明治維新，而且進行一系列的新改革。從此時開始，文化交流的方向整個倒過來。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日本記事詩》為中國保守士大夫繪畫了一個他們幾乎不認識的新日本，這些書也為戊戌變法提供了相當大的動力。

　　黃遵憲可以說是第一個嚴肅面對一個正在成形的新事實的人，不過他顯然也是透過自己的眼晴在篩選他所看到的東西。黃遵憲雖然對當時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以及議會制度存有好感，但是他最強調的，還是日本如何成功地透過中央集權而成為一個現(xiàn)代的國家6。有意思的是，黃氏的著作在甲午戰(zhàn)敗之前并未引起當時中國士大夫的注意，該書完成于1887年，以抄本的形式流傳，并且在1895年印行，但是在甲午戰(zhàn)敗之前卻從未廣泛地流通。這種現(xiàn)象自然與中國亙古以來的日本觀有關：日本長期以來都小心翼翼地注視中國的變化，謹慎地考慮因應之道，反觀中國這一邊，則總是因為優(yōu)越意識作祟而漠視它的東鄰。在一篇有關中國對日本態(tài)度之變化的研究中顯示：甲午戰(zhàn)爭之前，幾乎沒有官僚或士大夫認為中國會被日本擊敗。當時已經(jīng)有相當數(shù)目的書報導日本的新發(fā)展，所以中國知識份子并非盲目到完全不了解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的發(fā)展，但是它們幾乎沒有引起清廷決策者的注意。

　　甲午戰(zhàn)爭是中日兩國三百年來的第一戰(zhàn)。這場戰(zhàn)爭之后，日本的自我形象劇變，而在日俄戰(zhàn)爭之后達到高峰。日本對中國的態(tài)度亦急遽變化。在此之前，日本雖然知道中國被英國打敗，但是仍不敢認定中國兵疲力弱�？墒�，甲午之戰(zhàn)改變了這一切。

　　哥倫比亞大學日本文學專家多納德．金（Donald Keene）有這樣的觀察：在戰(zhàn)前，日本比較嚴肅的文學作品大都是用漢文出版的，這是為了向它的讀者們保證，該書不是寫給無知識的婦女或小孩看的7。甲午之后，漢文在日本學校課程中的重要性大幅降低8，而且有許多日本人認為，日本而不是當時的中國才是中國傳統(tǒng)光輝的繼承者9。在當時日本的通俗讀物中，「到北京去」成為相當流行的口號10。

　　在日本急遽變臉之時，中國方面也有激烈的改變。從1896年起，大量中國學生涌入日本學習，光是1906年就有大約8,600人前往。美國的日本史權威詹森（Marius Jansen）便認為，以當時留日學生的數(shù)字而言，中國學生的赴日留學可能是到那一刻為止世界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留學生運動11，而戊戌前后中國思想文化中的日本因素便與這一波留學運動分不開12。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留日學生的終極目標并不是學習日本的學術文化，而是學習西洋文化13。然而，日本也不僅止是一個「接生婆」，事實上，許多轉手而得的西洋知識已經(jīng)經(jīng)過日本的選擇、改變，或已沾染上日本的色彩。

　　二

　　以下我將舉幾個例子，藉以介紹當時從日本吸收進來的文化資源：

　　首先是翻譯。早在1939年，佐藤三郎就已經(jīng)出版過一份目錄，發(fā)現(xiàn)有152本日本歷史著作被譯成中文14，此后，這一份中譯日本書的目錄越加越長，一部重達數(shù)公斤的書中搜集了5,767種書目15，但據(jù)調察，尚有將近一千種書未被收入。試想這是何等龐大的一筆新的「思想資源」？如果分析這些中譯日本書出現(xiàn)的年代，我們便可看出一個清楚的變化：1896-1911年是譯書的高峰，共有956本書被譯成漢文，1912-1937年則有1,759種；
相比之下，在1896-1911年間，日本從漢文移譯過去的書只有16本而已。這是一個近乎諷刺的懸殊比例。在這個時期，日本譯介全世界各種語文著作的工作中，中文書籍所占的分量也急遽下降。在一份根據(jù)《明治文獻目錄》（1932）所做的分析中發(fā)現(xiàn)，它所列的1,472本從各種語言翻譯過來的書籍中，只有 3本是譯自中文的16。如果把它與《唐船持渡書》相比較，便可以充分發(fā)現(xiàn)，明治以前中日之間那種文化思想的關系已經(jīng)徹底消失。

　　在大量中譯的書籍中，以各級學校的教科書最為大宗，這些新教材掀天蓋地鋪向中國的每一個角落。當時，中國各地常為使用舊式教材或新譯教科書起爭執(zhí)，陳獨秀幼年便親歷過這種經(jīng)驗17。本世紀初年出版的《國粹學報》中，對大量從日文翻譯過來的教科書便非常不滿，但是他們并不想再以古代典籍作為教材，而主張自己編一套。在〈國粹學報略例〉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國近今學校林立，而中學教科書尚無善本�！蛊湎掠行∽⒃疲骸肝覈�故有之載籍，卷帙浩繁，編纂極艱，故無一成書者。坊間所有，多譯舋東文。夫以本學之學術事實，反求之譯，其疏略可知。其可恥孰甚？」

　　接著是文學。如果把近代中國文學變革的根源都算到日本身上，那當然是錯誤的。不過仍有一些學者認為，「文言合一運動」可以在明治的日本找到根源。日本學者中村志行就日本文學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作了研究18。以梁啟超為例，梁氏在《新民叢報》中的文體，常被認為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后來的陳獨秀與胡適。中村志行分析了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并發(fā)現(xiàn)它有深厚的日本根源19，黃得時在研究梁啟超翻譯的《佳人奇遇記》與中國的新小說時也得到一樣的結論 20，甚至從梁啟超的詩中可以發(fā)現(xiàn)他揚倡的「詩界革命」也有日本的因子21，而明治時代的新戲劇運動與晚清中國的戲劇改革之間也有關聯(lián)22。

　　新詞匯的引入似乎更為重要。對日本來說，漢字與中國的詞匯早已像是血液中的成分，去除不掉了。但是戊戌前后，或者說上一世紀的最后十年，日本詞匯大量「倒」進中國文化中。實藤惠秀在《中國人日本留學史》中開列了一張數(shù)目龐大的詞匯表，但是仍有人認為他還未窮盡所有詞匯。新詞匯引入的規(guī)模之大與涵蓋面之廣，大概只有中國中古以來大量出現(xiàn)的佛經(jīng)詞匯可以比擬23。而這些詞匯的引進，也相當微妙地改變了中文的文法，假如沒有這批詞匯作為概念工具，許多文章就不會以那樣的方式寫出來。這使我們想起年鑒學派史家費夫爾（Lucien Fevre）在研究拉伯雷（Rabelais）究竟是「不信者」或只是像伊拉斯莫斯（Erasmus）那樣的基督教人文主義者時，發(fā)現(xiàn)十六世紀并不存在「絕對」（absolute）、「相對」（relative）、「抽象」（abstract）、「因果」（causality）等字眼，所以在當時的「概念工具」中并不足以產(chǎn)生決然「不信」的概念24。如果想了解這一批從日本引入的詞匯對后來中國的影響，那就得想象這批「概念工具」如果不曾在那個時代存在過，人們到底會怎樣下筆寫文章。

　　這批如海水般席卷而來的新詞匯，有些其實是中國古代的名詞，經(jīng)過日本人重新使用再介紹到中國來，其中有些詞匯的意義已經(jīng)產(chǎn)生變化，譬如「經(jīng)濟」一詞便是。新人物喜歡用新詞，當時的出版商只要看到稿子中有新名詞，便儼如看到了品質的保證，可是舊人物卻恨之入骨。張之洞曾經(jīng)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詞，可是他的幕僚說，「不要使用新名詞」中的「名詞」二字便是新名詞了（案：「名詞」二字亦是來自日本的），可見新詞匯滲透力之大，就連反對它的人都不知不覺地在使用它。

　　另外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滿清退位之后，在東北準備卷土重來的蒙古貴族升允曾在民國二年（1913）六月間發(fā)表三篇檄文，其中第二篇居然專門攻擊新名詞25：

　　嗚呼！近時為新名詞所惑也眾矣。人有恒言，動曰四萬萬同胞，曰代表，曰保種，曰排外，曰公敵，曰壓力，曰野蠻，曰推倒君權，其不可一、二數(shù)。凡此皆僅以為籠絡挾制之術者也。

　　他的檄文當然是針對清末推倒?jié)M清的幾種新政治詞匯而發(fā)，而其中有幾個便是來自日本（譬如「代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到了1915年，有一本題為《盲人瞎馬之新名詞》的書，作者署名「將來小律師」（趙文祖），他說自戊戌變法維新以來，日文行于中土，其中流行的新名詞有59個：「支那、取締、取消、引渡、樣、殿、哀啼每吞書、引揚、手續(xù)、的、積極的─消極的、具體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權力、義務、相手方、當事者、所為、意思表示、強制執(zhí)行、差押、第三者、場合、又、若、打消、動員令、無某某之必要、手形、手乎、律、大律師、代價、讓渡、親屬、繼承、片務─雙務、債權人─債務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取立、損害賠償、奸非罪、各各─益益、法人、重婚罪、經(jīng)濟、條件付之契約、慟、從而如何如何、支拂、獨逸─ 瑞西、衛(wèi)生、相場、文憑、盲從、同化�！�26這張名詞表中有一些現(xiàn)在已經(jīng)完全不流行了，不過如果將其中一大部分從今天的中文中取消，造句作文必定是另一番景象。

　　1934年，江亢虎、王西坤、胡樸安、潘公展、顧實等人組織「存文會」，提出「保存文言」的口號，但他們的宣言書很快就遭到攻擊。1935年5 月《現(xiàn)代》刊登了江馥泉的一篇文章，指出存文會的宣言中凡是被他標有底線的詞匯，都是「群經(jīng)正史諸子百家」見不到的，其實就是來自日本的詞匯27。汪馥泉標識的這紙宣言書收入《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看實藤的原書，譬如第一句「發(fā)起旨趣書」，除了「書」字以外，皆是日本詞匯28。

　　當然，新詞匯有一個逐步說服人們的過程，譬如梁啟超文章中：「美利堅……一戰(zhàn)而建造獨立自治之國家者，華盛頓時代也……三戰(zhàn)而掌握世界平準（日本所謂經(jīng)濟，今擬易此二字）之權者，麥堅尼時代也�！顾�不時擺蕩于中國的舊詞及日本的新詞中，譬如他在這里便猶豫究竟要用舊詞「平準」還是新詞「經(jīng)濟」，后來還是「經(jīng)濟」占了上風。又如他寫：「日本自維新三十年來，廣求智識于寰宇，其所著有用之書，不下數(shù)千種，而尤詳于政治學、資生學（即理財學，日本謂之經(jīng)濟學）、智學（日本謂之哲學）、群學（日本謂之社會學）等�！�29最后，當然也是「經(jīng)濟學」、「哲學」、「社會學」壓倒了「資生學」、「智學」、「群學」。

　　這些思想資源的引入，使人們在考慮事情時有了相當不同的方式。以政治思想為例，明治時期的自由民權運動、無政府主義運動乃至社會主義運動，都深刻影響當時知識份子的政治思維。此處僅舉與本題最為相關的一個例子，即日本的思想資源如何影響康有為和戊戌變法。

　　康有為在1886年要張延秋告訴張之洞中國西書太少，尤其在政治方面更是缺乏，因為傅蘭雅所譯西書，「皆兵醫(yī)不切之學」30。那么，在有關政治方面的變革將取資于何方呢？康有為很快地轉向日本，所以隔年12月，他在〈上清帝第五書〉中清楚建議光緒「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康有為自編年譜》 1898年條記他與李鴻章、翁同龢、廖壽恒、張蔭桓等討論變法，李曰：「然則六部盡撤，則例盡棄乎？」康氏答以「今為列國并立之時，非復一統(tǒng)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統(tǒng)之法，弱亡中國，皆此物也，誠宜盡撤，即一時不能盡去，亦當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然后「陳法律、度支、學校、農(nóng)商、工礦政、鐵路、郵信、會社、海軍、陸軍之法，并言日本維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備，與我相近，最易仿摹，近來編輯有日本變政考，及俄大彼得變政記，可以采鑒焉」31。黃彰健先生比較《日本變政考》與《明治政史》（1890）發(fā)現(xiàn)，《日本變政考》記明治元年事大部分是據(jù)《明治政史》摘譯再加以改竄32，而《變政考》中其他不少內容及帶有主觀見解的案語，則顯然取材自黃遵憲《日本國志》。譬如《變政考》卷二談紙幣，卷三談官祿，卷四談兵制，卷五談內務省、大藏省等官制改革，卷六關于元老院及大審院，皆明顯取材自《日本國志》。光緒在戊戌年頒布的改革詔令，涵蓋官制、財政、憲法、海、陸軍、農(nóng)工商礦等，不一而足，大部分是從《變政考》轉手而來33。所以戊戌可以說是一種「日本模式」的變法，尤其是大幅脫出傳統(tǒng)「六部」的觀念去思考諸子官制的細節(jié)這一點，便很值得思考。

　　以歷史寫作為例，傳統(tǒng)士人會非常順當?shù)匾怀�接著一朝寫下去，可是日本教科書進來之后，人們的寫法開始改變，發(fā)現(xiàn)只有一姓之變遷不足以為歷史分期之標準，并認為如果不分期，則史事雜陳，樊然淆亂。在這方面，由羅振玉主持的東文學社出版、樊炳清譯桑原騭藏的《東洋史要》影響最大。這部書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來分中國歷史，第一期斷至秦皇一統(tǒng)，稱之為漢族締造時代；
第二期自秦皇一統(tǒng)至唐亡，稱之為漢族極盛時代；
第三期自五季至明亡，稱之為漢族漸衰，蒙古族代興時代；
第四期括滿清一代，稱之為歐人東漸時代。而后來編寫教科書的中國人便有意采取這種方法，下筆之際，紛紛以四期來分。一位留心觀察中國史教科書的人發(fā)現(xiàn)：「近年出版歷史教科書，概以桑原氏為準，未有變更其綱者。」34

　　綜而言之，這是一波沒有像陳獨秀、胡適那樣的文化明星卻又影響廣泛的譯介運動，是前于五四的一次啟蒙35。近代中國的啟蒙是一個連續(xù)體，不是在一次發(fā)動中完成的。晚清這一筆由日本引入的思想資源固然不像新文化運動那樣轟轟烈烈，不過它的重要性卻不可忽視。它透過各種學門的基本書籍或是上自大學、下至中小學的教科書，帶來了更為廣泛的影響36。

　　這也難怪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會說，英美留學生在戊戌前后這一場大規(guī)模引介西方思想文化的運動中幾乎不扮演甚么角色，反倒是一群不通西洋語言文字者（主要指留日學生）擔當最重要的角色，「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輒數(shù)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所以他說：「坐此，為能力所限，而稗販、破碎，籠統(tǒng)、膚淺，錯誤諸弊，皆不能免�！�37 梁啟超用了這么多負面的話來形容他們從日本稗販而來的西方知識，并不完全是客氣之辭。關于當時留日學生「不通」的記載非常之多。郭沫若在《少年春秋》中描述的那位教世界地理的丁平子，用章太炎式文筆寫講義，一兩個學期還沒講上兩三千字。有一個學生在教師吸煙室中寫了「丁平子不通」五字，鬧出大風波，丁平子這樣答辯38：

　　我丁平子，三五少年也曾東渡，前年留學界鬧取締風潮，鄙人被選為四川留學生同鄉(xiāng)會的總干事……，乃今竟蒙賜以最不名譽之不通二字。夫以大通而特通之日本，留學界猶稱為通之又通的我丁平子，乃受本府中學的一通不通的學生稱為不通呀，這在我從大通而特通的日本留學界猶稱為通之又通的丁平子豈不是奇恥大辱嗎？……。

　　不管「通」或「不通」，留日學生的確在當時中國占有顯著的地位。這種情形一直要到民國初年英美留學生取得思想文化上的優(yōu)勢后，才出現(xiàn)了所謂「鍍金派」──英美留學生與「鍍銀派」──日本留學生的分別39。最后「鍍金派」壓倒了「鍍銀派」，成為思想文化界的驕子。

　　注釋

　　1 實藤惠秀：《日本文化の支那への影響》（東京：螢雪書院，1940）。

　　2；
30；
31　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9、11、14；
36-37；
36-37。

　　3 大庭修：《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1967）；
《舶載書目》（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72）；
《江戶時代の中日秘話》（東京：東方書店，1980），頁249-50。

　　4 大庭修：《江戶時代の中日秘話》，頁244-46。

　　5 市古宙三對日本的太平天國印象作了研究，見他的〈幕末日本人の太平天國に關する知識〉，收入《開國百年紀念明治文化史論集》（東京：干元社，1952），頁453-95。市古發(fā)現(xiàn)，當時日本統(tǒng)治階級是把太平之亂當作實驗室般，避免日本百姓發(fā)起像太平天國那樣的革命，以保持其原有的社會秩序。也有人對高杉晉作的日記進行分析，發(fā)現(xiàn)高杉也是把太平天國之亂當成實驗室來觀察。

　　6 Kamachi Noriko,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Japaness Mode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7；
8　Donald Keene, \"The Survival of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in the Meiji Era\",收入譚汝謙編：《中日文化交流》，冊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85），頁78；
85。

　　9；
10 　Donald Keene,\"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Its Cultural Effects in Japan\", in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Japanese Culture, ed. Donald H. Shive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121-74; 137. 　

　　11 Marius Jansen, \"Konoe Atsumaro\", in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d. Akira Iriy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12 關于這一波留學運動，日本學者實藤惠秀的《中國人日本留學史》是一部概括面相當廣泛的著作，它的修訂版參考了將近四千種文獻。此外，還有黃福慶的《清末日本留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13 Douglas Reynolds, \"The Golden Decade Forgotten: Japan-China Relations 1898-1907\", in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fourth series, vol. 2 (1987), 146.

　　14 佐藤三郎：〈歷史學關系書支那譯目錄〉，《歷史學研究》，第71期（1939年11月），頁1116-21。

　　15 譚汝謙：《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16 譚汝謙：〈近三百年來中日譯書事業(yè)與文化〉，收入譚氏編：《中日文化交流》，冊1，頁223。這個數(shù)目字倒是與日本文部省在1903年向內閣提出要求大幅減少日文中漢字的使用量的時代趨勢相符合。

　　17 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41。

　　18 中村志行：〈中國文藝に及ぼせる日本文藝の影響〉，《臺大文學》，第7卷第4期（1942年12月），頁214-43；
第7卷第6期（1943年4月），頁362-84；
第8卷第2期（1943年6月），頁27-85；
第8卷第5期（1944年11月），頁42-111。

　　19 中村志行：〈〈新中國未來記〉考說──中國文藝に及ぼせる日本文藝の影響の一例〉，《天理大學學報》，第1卷第1期（1949年5月），頁65-93。

　　20 黃得時：〈日本小說の中國語譯〉，收入譚汝謙編：《中日文化交流》，冊2，頁111。

　　21 許常安：〈晚清「詩界革命」の用語について──にその特日本語的なもの〉，《斯文》，第44期（1966年1月），頁19-30。

　　22 中村志行：〈晚清に于ける演劇改良運動〉，《天理大學學報》，第3卷第3期（1952年5月），頁37-62；
第4卷第1期（1952年7月），頁51-78。

　　23 曲守約：《中古辭語考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中古辭語考釋續(xù)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

　　24 Lucien Febvre, The Problem of Unbelief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Religion of Rabelais, trans. Beatrice Gottlieb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354-79.

　　25 鄭孝胥曾抄錄了這篇檄文，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470。

　　26；
27；
28；
29　轉引自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頁213-14；
223-14；
217-19；
201。

　　32 黃彰健：〈讀康有為《日本變政考》〉，《大陸雜志》，第40卷第1期，頁1-11。

　　33 鄭超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8），第六章第九節(jié)。

　　34 傅斯年：〈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傅斯年全集》（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0），頁1225。

　　35 Douglas R. Reynolds, 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36 它的滲透力量很廣泛，并不局限在思想方面，譬如在書本裝釘上，由線裝書到洋裝書的過渡便是。

　　37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中華書局，1989），頁72-73。

　　38 郭沫若：《少年春秋》（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3），頁158-59。

　　39 關于留英美及留日學生待遇之不同，參見陶希圣：《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1964），頁64。

　　王汎森　1958年生，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現(xiàn)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并任教于臺灣大學歷史系及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Fu Ssu-nie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forthcoming)及論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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