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論文從高指標、高壓出發(fā)，分析了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官員造假基礎，指出指標考核讓造假成為官場的一種游戲規(guī)則，趨利避害是官員的正常行為。論文分析了幾類造假動機和幾種官員的造假，最后指出指標考核弊病的危害。

　　Abstract：High indices，coupled with high pressure，drove officialsinto systematic forgery in the“Big Leap Forward”movement and the subsequentgreat famine from late 1950s to early 1960s.To assess officials by index-fulfillmentwas a practice that resulted in exaggerated reports and fake statistics.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the motives behind the massive forgery in officialdomin that period and explain why assessment by index-fulfillment often doesmore harm than good.

　　造假行為普遍存在于各個人群當中，比如企業(yè)主、商人、學者、學生，甚至于普通老百姓，然而，最可怕的是官員造假行為。官員造假是中國官場的沉疴，其中以“大躍進”時期為甚。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躍進”與困難時期官員造假行為，導致了數(shù)以千萬計的平民百姓死于饑餓及其相關疾病，應該是人類歷史上造假行為危害最大的一次。雖然不能把大規(guī)模的人口損失簡單歸因于官員的造假，但是糧食產(chǎn)量的造假帶來的高征購，是農(nóng)村缺糧的直接原因。所以，研究當年官員為什么要造假、如何造假、假的東西為什么能夠暢通無阻，對了解歷史，特別是了解當年中國獨特的行政體系有一定的學術價值。關于當年造假與浮夸，已經(jīng)有不少論述，多把浮夸作為笑料，但是在發(fā)笑背后隱藏的是辛酸，從學理上反思當年的荒唐，目的是讓“誠實”在今天不會短缺。

　　“大躍進”的造假是各種因素的綜合結果，不過本文并不想全面分析，只是想從一個角度來反思，就是指標管理模式。

　　至少是從土地改革開始，中國的高層領導人就迷戀上了指標管理的模式。在土地改革中，不分各地具體情況，用比例劃分地主富農(nóng)人數(shù)，因此一些貧困地區(qū)被劃為地主富農(nóng)者，實際上只是相對富裕的農(nóng)民而已。在反右運動中，不顧基層單位的實際，按比例劃右派，導致數(shù)十萬人受到株連。在對待各級官員方面，除了要求他們政治上正確之外，指標考核成為一個重要的方式。

　　有兩個因素決定了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不可避免地陷入指標考核的困境。第一是經(jīng)濟體制因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采取了計劃經(jīng)濟模式，而計劃經(jīng)濟就是一種高度依賴指標進行管理的經(jīng)濟制度，沒有指標來引導和控制經(jīng)濟，這一體制就無法運行。第二是政治因素。最可靠的評價官員的方法就是民眾的態(tài)度，然而改革開放之前是一個高度人治的社會，上級對下級的評價不是依靠民眾的評價，往往是靠上級個人的喜好，而上級為了強調自己是客觀的，只能是依賴所謂“客觀”的指標。通過對“大躍進”時期的官員造假行為進行探討，可得出一點啟示，就是告別用指標考核官員。

　　一、造假的平臺

　　毫無疑問，官員造假與官員的任命方式有關，由上級任命，并且只對上級負責的官員，很難指望其非常誠實。不過這種官員任命方式，在中國已經(jīng)存在著幾千年，為何官員的不誠實程度到“大躍進”時期會登峰造極，這是本文所要重點研究的地方。“大躍進”時官員大規(guī)模造假有幾個特殊的原因，分別是高指標、高壓和試驗田。

　　（一）高指標

　　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是導致官員造假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高指標的始作俑者是中央。中央提出搞所謂的兩本賬。第一本的指標是公開的，必須完成的。第二本的指標比第一本高，但不公開，要爭取完成。中央有兩本賬，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賬，地方的第二本賬的指標比第一本要高，這樣層層加碼，導致不切合實際的指標高得嚇人。中國民謠說：“上級壓下級，一級壓一級，層層加碼”，可以說是當年高指標的真實寫照。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了第二個五年計劃指標，表1是幾個主要指標，從中可見，要求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年（1962年）比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年（1957年），許多指標都翻倍，甚至是幾倍。除了公開的指標之外，還有一個內(nèi)部掌握的更加高的期望數(shù)。

　　指標高，層層加碼還不夠，還要伴隨著浮夸的升級而自己給自己加碼。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戴河舉行。這次會議正式公布1958年糧食產(chǎn)量將達6000～7000億斤，比1957年增產(chǎn)60%～90%.1958年底，又把預計產(chǎn)量夸大到8500億斤。①1958年10月中央農(nóng)村工作部副部長廖魯言在甘肅聲稱1958年糧食產(chǎn)量將達到9000億斤②（后來官方公布1958年實際產(chǎn)量4000億斤）。表2是山東省1958年糧食計劃指標變動過程。1958年初的指標已經(jīng)是不切合實際了，指標比1949年后歷史最高值1956年的274億斤增長了16.79%（1958年實際產(chǎn)量是245億斤），③但是到同年10月就翻了幾倍。

　　如此夸張的高指標，其實大多數(shù)官員內(nèi)心明白是完不成的，同時面臨著完不成任務要受到處分的壓力，造假也就成為必然的。當年完全沒有造假的基層官員恐怕不多，至少在農(nóng)村的基層官員是如此。有差別的只是造假的程度而已。

　�。ǘ�）高壓

　　當年從中央到地方，一級給一級施加壓力。在1958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對完不成指標的官員要執(zhí)行紀律，一警告，二記過，三撤職留用，四留黨查看，五撤職，六開除黨籍④。毛澤東甚至說：完不成生產(chǎn)或調撥計劃，要按紀律辦事，要鐵的紀律不要豆腐紀律，馬克思要與秦始皇結合起來。⑤

　　毛澤東給省級官員壓力，省級官員就給地級官員壓力，地級官員自然而然要把壓力下移。例如，廣東對大煉鋼鐵不那么積極，中央有人打電話催問陶鑄：“為什么廣東大煉鋼鐵放不出衛(wèi)星”，于是廣東宣布1958年11月1日一天廣東煉出生鐵878噸，煉出燒結鐵、海綿鐵1169噸。后來驗證，廣東1958年動員全省一半的勞動力，實際合格鋼鐵產(chǎn)量只有4.2萬噸。⑥云南省委農(nóng)村部多次打電話、電報催促昆明市，于是昆明郊區(qū)也仿效外地移苗并秧的辦法，放畝產(chǎn)萬斤的“衛(wèi)星”。⑦

　　一些省級領導浮夸少了也不行，1958年11月中央在廣州召開會議，湖南省委向中央上報全年糧食產(chǎn)量只增產(chǎn)兩成。會上批評了湖南省委，并成為第一個被插白旗的省份。⑧四川省宣漢縣干部群眾抵觸1959年糧食生產(chǎn)指標和萬斤畝運動，地委負責人指示宣漢，“對頑抗消極的，實行上邊壓，下邊擠，內(nèi)外夾攻，互相呼應，田頭院壩開展大辯論”，“實行火線整風”。⑨1958年7月云南蒙自縣被上級送來一面白旗，因此蒙自縣委提出，“用鮮血染紅白旗的決心，送走白旗�！雹怃佁焐w地的浮夸宣傳給基層官員的心理壓力不小。據(jù)說湖北有一位縣委書記，平日天不怕、地不怕，“大躍進”時期卻怕看報。因為報紙上的宣傳讓他心慌，擔心怎么趕得上。{11}

　　高壓的最終承受者是基層干部。安徽亳縣一位生產(chǎn)隊會計因報不出領導要求和產(chǎn)量而被斗爭，報出高產(chǎn)后，又因此無法完成糧食征購任務被認為是瞞產(chǎn)被斗，從而被迫自殺。死后還被宣布為畏罪自殺。{12}1958年廣東省的兩陽縣（今陽江與陽春）一些參觀的干部發(fā)現(xiàn)所謂高產(chǎn)的谷倉下面是空的，但是因為縣委和該公社負責人是北方干部，怕捅破后被戴上“地方主義”或者“反黨”帽子，不敢說穿。1959年兩陽縣招開了包括公社干部、生產(chǎn)隊長、會計、保管員共10143人，歷時18天的反瞞產(chǎn)大會，直到一位生產(chǎn)隊長受不了壓力自殺后才停止。{13}

　　顯然，不能把造假簡單歸因于官員的個人品質問題，在上級層層重壓之下，而自己的命運又掌握在上級手中，這時要各級官員以民眾利益為重，已經(jīng)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剩下的問題是如何造假，造假的程度如何。

　　（三）試驗田問題

　　當年官員造假，多出自糧食和鋼鐵產(chǎn)量。而糧食產(chǎn)量造假，多出于試驗田。1957年10月湖北省在農(nóng)村推廣紅安縣的干部、技術人員和農(nóng)民群眾實行三結合種試驗田的經(jīng)驗。湖北省委將這一經(jīng)驗報告中共中央，得到賞識。1958年2月中共中央發(fā)出通知，向全國推廣湖北種試驗田的經(jīng)驗。{14}湖北省在大躍進時期放出第一顆水稻高產(chǎn)“衛(wèi)星”，也是出自所謂的試驗田。這種試驗田很快遍及全國各地，如當年浙江省龍泉縣全縣1451名縣、區(qū)、鄉(xiāng)干部有95.2%參加體力勞動，種試驗田135.6畝。{15}

　　其實試驗田并不是為了試驗，許多試驗田事先就規(guī)定了指標任務。云南省昆明市委在1958年7月甚至下文件，要求各區(qū)委及各鄉(xiāng)基層黨支部都必須搞一塊面積最少一畝的水稻高額豐產(chǎn)田，畝產(chǎn)要超萬斤。要種植有包谷或薯類的高額豐產(chǎn)地（包谷畝產(chǎn)5千斤以上，甘薯畝產(chǎn)10萬斤以上，洋芋畝產(chǎn)5萬斤以上）。{16}1958年信陽地委要求各級干部包種小麥試驗田，畝產(chǎn)1～3萬斤。{17}這種試驗田，其實是逼基層公開造假。

　　試驗田是落實到具體人頭上，因此官員自己的試驗田產(chǎn)量涉及面子問題，難免要作假。例如原信陽地委常委兼秘書長，1958年夏季在一個生產(chǎn)隊搞小麥實驗田，實際畝產(chǎn)30公斤，報為618.5公斤。{18}1958年10月長子縣委第一書記種的3.4畝試驗田放出高產(chǎn)“衛(wèi)星”。其中玉米畝產(chǎn)2427.8斤；
紅薯畝產(chǎn)8340斤，并稱之為“帶頭田”。先后有4300多人前往參觀、學習。{19}

　　要求官員參加種試驗田，就是要求官員造假。最初讓官員種試驗田的目的，可能是讓官員了解勞動者的疾苦，讓官員知道農(nóng)業(yè)的實際情況，可是最終演變成逼官員造假的工具。這類異化現(xiàn)象，在當代中國似乎屢見不鮮。

　　二、指標考核讓造假成為官場游戲規(guī)則

　　造假過了頭，也就沒有人相信了，問題是明知是假，為何從上到下還在自欺欺人，因為造假已經(jīng)成為官場的游戲規(guī)則。

　　“大躍進”時期的指標管理有兩個特點，一是高不可及，二是荒唐�！按筌S進”時期的許多指標荒唐之極，如河北蔚縣統(tǒng)計捉虱子、臭蟲的斤數(shù)，懷安縣統(tǒng)計現(xiàn)有老鼠多少{20}.讓官員去做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么結果只有兩個，一是造假，二是摘掉烏紗帽。而幾乎沒有人愿意丟掉烏紗帽，因此官員們不約而同選擇了造假。一般來說造假是不會受到懲罰，而且還可能得到好處，這樣一來，難得有官員不造假。

　　當年高高在上的毛澤東有時也表示出對某些浮夸的懷疑，1958年11月14日，毛澤東在湖北接見勞模時，對一個公社書記說，對某個萬斤田不相信。1989年此人回憶說，當時他沒有勇氣向毛澤東說實話，只盼毛澤東不再追問。{21}

　　對范縣1960年過渡到共產(chǎn)主義的規(guī)劃，毛澤東要陳伯達、張春橋、李友九三人“前去看一看”。這幾人從范縣回來后，毛澤東聽了他們的匯報后說：“加一個0（即20年）也不行。”毛澤東后來說：“山東范縣說兩年進入共產(chǎn)主義，說得神乎其神，我是懷疑的�！眥22}

　　1959年春毛澤東已經(jīng)比較清醒了，他到湖北省孝感縣，有人向他匯報“畝產(chǎn)萬斤”時，毛澤東聽了一笑說，派軍隊站崗放哨，一畝一畝的劃下來，我親自看過秤，我才相信你這個“畝產(chǎn)萬斤”。當一些地區(qū)向毛澤東匯報農(nóng)民瞞產(chǎn)，正在進行反瞞產(chǎn)，這時毛說：“要是農(nóng)民手里真正有瞞產(chǎn)，我高興，我怕農(nóng)民手里是沒產(chǎn)可瞞呀”。{23}

　　可是為什么毛澤東不懲罰明目張膽的造假者，這個疑問需要更多的研究來回答。也許他心里也明白，對于高指標，官員只能造假。對于造假，絕大部分各級官員是清楚的，只是誰也不愿意捅破“皇帝的新衣”而已，這樣的事例很多。當然，今天不能責怪他們，因為他們說真話的后果是相當可怕的。

　　有一些高層領導人，實際上覺察到指標的虛假，但是在公開場合并沒有揭穿。1958年鄧小平在廣西視察時，對廣西的“衛(wèi)星”只字不提，只是說“大家辛苦了”。{24}

　　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對畝產(chǎn)紅薯56.8萬斤的“特大衛(wèi)星”連連搖頭說“吹牛皮”，省委派出調查組核實，結論是豐收是實，產(chǎn)量嚴重浮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25}周小舟在當年屬于比較冷靜的官員，不過1959年廬山會議就受到清算撤職。廣東連縣放出畝產(chǎn)30218公斤的“特大衛(wèi)星”后，省委書記陶鑄對身邊的秘書說：“我有生之年，就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能這樣了”。{26}1958年6月河南省一位副省長到洛陽市洛南區(qū)關林附近幾個村去調查，基層說畝產(chǎn)600～1000公，其內(nèi)心懷疑而沒有發(fā)表意見。后來找參加麥收的干部查問，每畝最高也不超過400公斤。{27}面對福建漳浦的一個花生“衛(wèi)星”，農(nóng)業(yè)部的一位副部長問農(nóng)村干部一些具體和有關技術的問題，干部都答不出來，副部長已知道花生“衛(wèi)星”是假的，不再說什么就回到縣城�？h領導陪他吃午飯時，并不談花生的情況，吃午飯之后，不休息就離開了。{28}

　　其實，有一些知假不報者也與造假有扯不清的關聯(lián)，因此也不能指望他們揭穿真相。昆明市委第一書記參加晉寧區(qū)的畝產(chǎn)萬斤現(xiàn)場會，看到所謂的萬斤稻谷，就是把幾畝田地的谷穗移到一畝田里來，他憂慮地說：“這叫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然而也正是昆明市出臺了要基層官員種畝產(chǎn)要超萬斤的試驗田，因此很難理解這位書記當時真實的內(nèi)心感受。{29}

　　有個別官員敢于揭發(fā)造假，大多數(shù)沒有好下場。1958年山東菏澤地區(qū)將實際畝產(chǎn)300斤的鄆城縣上報為“全國畝產(chǎn)雙千斤縣”。鄆城縣縣長魯成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周恩來寫信6封，如實反映情況，信件居然被退回地委。結果魯被定為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獄，并先后兩次召開萬人大會批判。許多為魯鳴冤的學生、干部、群眾遭到開除、撤職或批斗。1959年4月，根據(jù)省委指示，魯出獄，改定為右派。1964年甄別，恢復黨籍，改為黨內(nèi)警告處分。直到1984年才徹底平反。其妻也受株連，被開除黨籍，勞改3年，1962年甄別，1984年徹底平反。{30}

　　也有些官員則采取兩面對付的辦法。當年有一些省的統(tǒng)計局長對國家統(tǒng)計局局長薛暮橋說省委要統(tǒng)計局報假賬，不報就要受處分，如照省委的意圖報，又違反統(tǒng)計紀律，怎么辦？薛暮橋說：現(xiàn)在只能聽省委的話，將來總有一天中央會問你們真實數(shù)字，你們?nèi)砸�做好準備。隨時可以把實際數(shù)字拿出來。{31}

　　還有一批知假不說者，就是形形色色的驗收專家。如果說官員知假不說是因為有切身利益，專家原本是可以相對獨立的，可是能夠挺身而出揭發(fā)造假的專家是鳳毛麟角。1958年9月廣西環(huán)江縣放出水稻畝產(chǎn)13萬斤的“大衛(wèi)星”，參加驗收的有自治區(qū)領導、教授、水稻專家、技師、技術人員，大多數(shù)人員都把自己的名字寫在了參加驗收的名單里。{32}1958年安徽省委組織的早稻高產(chǎn)衛(wèi)星驗收中，參加者除了各級官員、一般的專家學者、新聞記者，甚至有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民主黨派人士，未見有人對造假提出異議。{33}

　　當年幾乎所有媒體也投入到造假之中，媒體對造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然完全怪媒體也不公平，因為他們不參加造假就會倒霉。有一位縣委書記對《河北日報》記者吹牛說他的試驗田畝產(chǎn)10萬斤，記者不相信，要等秋后過秤，以證虛實，結果被批判為秋后算帳派。因此一些編輯記者就抱著上面讓報道什么就報道什么的態(tài)度。把一些剪貼作假的照片刊登出來，引發(fā)了更多的造假。

　　有意思的是很少看到官員因為造假而受到懲罰�！按筌S進”和困難時期受到懲罰的官員，主要是因為餓死人。筆者看到的因浮夸而處分的例子極少，如山西省新絳縣東方紅公社1958年11月浮夸一畝紅薯55萬斤，參觀者絡繹不絕。據(jù)縣志記載，事敗后有關人員受處分。{34}陜西橫山縣放出了玉米畝產(chǎn)4千斤的“衛(wèi)星”，成為陜西第一顆“衛(wèi)星”，敗露后只是給駐隊干部紀律處分。{35}

　　由于絕大部分造假沒有受到懲罰，因此當年的造假已經(jīng)到了厚顏無恥的地步。陜西寧強縣有一大隊干部，對測產(chǎn)組遠遠指著荒蕪田地說，那是種的燕麥，勸阻測產(chǎn)組靠近。待測產(chǎn)組近前一看，真相大白，而這位干部處之泰然，并沒有感到有什么過意不去。{36}

　　“大躍進”初期的造假還搞點形式，如把許多塊地的莊稼弄到一起算作一塊地的，上級還要派員檢查、驗收，盡管這種檢查、驗收是形式主義的，但總要有一些掩人耳目的做法。后來發(fā)展到任意瞎報。這種辦法什么表面文章也不做{37}.這已經(jīng)是造假的最高境界了。

　　三、形形色色的造假原因

　　造假的最根本的動力是趨利避害，趨利就是希望通過造假來取得政績，避害就是通過造假來應付上級的指標。不過當年的造假還有一些比較具體的原因，下面是比較常見的幾種：

　�。ㄒ唬�“無知”而造假

　　當年不少基層官員對許多事物是無知的，最典型的就是煉鋼，絕大部分官員從來沒有見到過鋼鐵是如何煉出來的，因此在大煉鋼鐵中荒唐是層出不窮。同樣，在當年不少基層官員根本不知道高等教育為何物，因此形形色色的“大學”應運而生。

　　“大躍進”中一些地方將樹林與礦石放在山溝中，燃燒數(shù)日而煉出所謂鋼鐵。湘南湘西州某村寨的苗民要創(chuàng)造人間奇跡，把一個高約百米、底面積達一二畝的漏斗型天然沖谷當作煉鋼爐，全村老少齊動員，把廢鋼鐵運至谷中，覆蓋上厚厚的木材。煉鋼開始，谷中火起，人們居高臨下，不時把堆積如山的木材拋入“煉鋼爐”中，熊熊大火持續(xù)了整整的一天，附近的山林被砍伐殆盡。烈焰騰空，山歌響遏行云，圍觀的老人稚童齊聲吶喊助威。{38}陜西寧強縣利用一個三面靠巖，一面臨溝的天然地形煉鋼，裝礦石4500噸，木柴1.4萬余噸，煤300余噸。點火后濃煙籠罩了附近的溝壑山巒，半月多未燃完，看起來好似火山爆發(fā)一般，令人觸目驚心。{39}這種事在不少地方都發(fā)生過，如甘肅省的徽縣{40}、廣西的鹿寨縣。鹿寨縣甚至吹噓說一座這種窯一天煉出了8000多噸好鐵及1300多噸燒結鐵，全縣日產(chǎn)20萬噸生鐵。{41}

　　四川省新津縣城關鎮(zhèn)蔬菜社掛牌“紅專大學蔬菜系”，制造牙刷的小工廠掛牌“紅專大學牙刷系”，綜合廠作掃帚的掛牌“紅專大學掃帚系”，做豆芽的掛牌“紅專大學豆芽系”，一個公社的財糧辦公室掛牌“紅專大學財會系”、豬圈門口掛牌“紅專大學養(yǎng)豬系”，公社干部說這是為了應付上面的檢查。{42}來檢查的官員大體上水平也有限，有個牌子就可以算作大學了。

　�。ǘ�）視察的壓力

　　由于毛澤東帶頭，當年各位領導人熱衷于視察，各級官員喜歡參觀，給一些所謂先進單位帶來巨大壓力，為了維護一個謊言，就必須制造出更多的假話，一直到造假暴露為止。

　　1958年是毛澤東外出視察最多的一年，在這一年他只有兩個月在北京，其他時間在外地開會和視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的毛澤東，在“大躍進”的視察中并沒有調查到真相。在誕生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河南信陽地區(qū)的遂平縣，毛澤東在專列上聽取縣官員的匯報，對于官員的吹牛，毛澤東多少有點將信將疑，{43}但是這種調查方式是無法得到真相的。就是這個全國第一的人民公社，將畝產(chǎn)140斤吹成3821斤，在1959年就因為缺糧而餓死許多人。

　　毛澤東的視察，往往效果適得其反，沒有起到真正促進發(fā)展的作用，而是讓浮夸造假愈演愈烈。天津市新立村是“大躍進”的榜樣，1958年8月毛澤東視察過新立村之后，他們把若干畝成熟的水稻“移栽”到一塊田地里，并用大型鼓風機為稻谷“通風、透氣”，用探照燈為稻谷補充“日光照”，然后號稱創(chuàng)造出畝產(chǎn)12萬斤的“豐產(chǎn)田”。{44}

　　河北省徐水縣是名噪一時的“共產(chǎn)主義”典型，當時門庭若市。1958年到河北徐水視察的有高層領導人有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譚振林、譚政、劉瀾濤、胡喬木、楊尚昆、李先念、薄一波、鄧子恢、劉伯承、賀龍、葉劍英、羅榮桓、聶榮臻等等，還有一大批部長級高官。從1957年冬到1958年10月來參觀訪問的，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達13.2萬多人，來自全國幾乎所有省市和很多地縣等共3560多個單位。從1958年7月到10月來徐水參觀訪問的共有44個國家的850多人。{45}

　　一位縣委副書記問縣委書記張國忠：“你說畝產(chǎn)幾萬斤，能達到嗎？”張國忠說：“是達不到�！薄澳悄銥槭裁催�這么喊？”他說：“這么喊就能減出大家的干勁來，我們不能泄氣，不喊幾萬斤連600斤也搞不到�！备睍�記說：“你得實事求是啊！”他說：“那不行，那樣就泄氣了，要緊跟形勢，不跟形勢就完蛋了�！眥46}怕完蛋的心態(tài)，讓這些官員一路造假。

　　不少造假就是專門對付視察的。當年四川綿陽的一個公社為對付上級乘火車檢查工作，讓領導在列車上看到熱火朝天的勞動風景，專門組織了2500人，安排1500人每人挑一擔水準備在靠鐵路邊的地里澆小麥，另1000人，共堆積200個干草堆。工地還安上電話，當列車將到時，命令一齊點燃干草堆，挑水的人來來往往穿梭不斷，等列車一過就叫休息。下午火車返回時又重復一次，參加者從天不亮就集中，到天黑才回家，每人掙到一大碗稀飯。{47}

　　一位在中國工作過的蘇聯(lián)專家觀察到1960年5月的一次視察情況：

　　傳說來了個大領導，公社書記親自布置安排；
特地撥了些白面要發(fā)白面饅頭，當檢查團在縣委領導的簇擁下隱約出現(xiàn)在拐角處，饅頭每人一個，迅速分發(fā)到社員手中。干部要求社員“別急，等檢查團走到跟前再吃”。檢查團終于過來了�！伴_始吃”命令下達了，但接著又補充一句，慢慢吃，不許一口兩口就吃完。

　　“熱烈歡迎首長來我縣檢查指導工作！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口號聲此起彼伏。突然，一個粗喉大嗓的聲音冒了出來：歡迎檢查團，一天來三遍。如果檢查團真能—天來三次，他們每天就都能吃上一次饅頭了。{48}

　�。ㄈ�）攀比而造假

　　廣東省在“大躍進”初期還是比較冷靜的，1958年7月在中南五省農(nóng)業(yè)協(xié)作會議上，各省相互攀比糧食增產(chǎn)指標，廣東省的領導坐不住了。7月底提出1958年全省晚造平均畝產(chǎn)要達到1200斤、糧食總產(chǎn)600億斤的任務。8月1日，陶鑄在《紅旗》雜志上刊發(fā)《駁糧食增產(chǎn)有限論》，認為廣東水稻畝產(chǎn)1萬斤也應當是可能的。廣東省委于10月31日決定，要求全省各地早稻畝產(chǎn)超萬斤。{49}

　　山東省范縣（現(xiàn)屬于河南）是“大躍進”的一個典型，其1960年要進入共產(chǎn)主義的規(guī)劃特別受到毛澤東賞識，可是在大躍進初期，其領導并不太開竅。1958年7月下旬，在范縣所屬的山東聊城地委在壽張縣召開的會議上，壽張縣因預報畝產(chǎn)5000斤以上而受到表揚，并且被樹為地區(qū)（后省里）的“紅旗”。范縣因產(chǎn)量報得比較低（1000～2000斤），在會上受到地委書記的點名批評。這對范縣縣委觸動很大，他們認為范縣不比壽張差，有的地塊的谷子、玉米，長得比壽張的還要好，因此對壽張報那么高的產(chǎn)量不服氣，認為既然壽張能報那么高，范縣的產(chǎn)量也可以往高里估，發(fā)誓要趕上和超過壽張縣，{50}于是造假之風在范縣迅速泛濫。所報1958年糧食畝產(chǎn)超過實產(chǎn)15倍以上，把許多大塊紅薯用鐵絲串起來作為一棵秧上結的果實，把大玉米粒粘在用泥作的玉米蕊上制成大玉米棒子，把多墩花生秧捆在一起當作一株花生結的果等。為了讓參觀的人看到好莊稼，就把參觀路線兩旁長得不太好的莊稼鏟平、毀掉，{51}甚至于炮制出荒唐的1960年進入共產(chǎn)主義的規(guī)劃。

　　廣東省四會的一位公社干部在布置造假時，說得直截了當：“現(xiàn)在的大好形勢，誰都知道是吹出來的，現(xiàn)在到了如此地步，一不做，二不休，這次我們要豁出去了，為縣社領導爭光，這不是干不干的問題，而是如何干�！眥52}

　　福建省的情況更加有意思，因為中央對福建要求不高，可是在全國一片浮夸中，有關官員也坐不住了。省委書記葉飛后來說：“實際上，那時我們可以不完成。因為中央講過，你們福建是前線，可量力而行，我們沒有量力而行，那時是強迫命令�！眥53}1958年福建實際糧食總產(chǎn)量89億斤，1958年11月最高的浮夸數(shù)字是220～250億斤。{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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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官員并不想造假，但是面臨著不說假話就要遭殃的命運，也就隨波逐流。河北玉田縣1958年實際糧食產(chǎn)量2.1億斤，基層上報2.2億斤，一些縣級官員估計3.5億斤，縣委書記認為是4.1億斤。結果是估計3.5億斤以“右傾反黨”的罪名受揭發(fā)批判。{55}一位公社干部告訴河南沈丘縣委辦公室主任小麥畝產(chǎn)只有180斤，主任怕報得少不過關，回縣委報了360斤，結果還被打成“右傾”。后來別人報到4000斤。{56}由于大部分官員不同程度卷入了造假，因此法不責眾，極少有官員因造假而受到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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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假可以直接得到物質獎勵。廣東省在表揚先進的“群英大會”上規(guī)定，(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凡是達到畝產(chǎn)千斤的縣，都獎給拖拉機、載重汽車。有的縣領導老實一點，不敢瞎報，也有的縣瞎報產(chǎn)量，先把拖拉機、載重汽車拿來再說。{57}云南尋甸有一“發(fā)明”者，用一二公尺長的木耙由一二人從稻田中拉過就算除草完成中耕，因此在全縣三級干部大會上得到縣委最高物質獎：一輛自行車和一臺收音機。{58}

　　有個故事可以說明點問題。云南大理有一公社在1958年7月間，工作組給縣委報喜，主要內(nèi)容是該村兩個女青年一天鋤了460畝田，在水稻中耕中放出了“衛(wèi)星”。其實報喜那天，兩個姑娘原本不想來，她們說光是在這么多田的埂子上走一走都走不完，哪能鋤那么多，可是工作組讓她們鼓起勇氣來報喜。殊不知到縣委后竟得到表揚，還得到物質獎勵，每人得獎大瓷盆1個、手巾1塊、口缸1個、香皂肥皂等洗臉用具1套。她們提心吊膽地進來報喜，卻春風滿面地出了縣委大門。{59}

　　造假可以得到榮耀。當年的模范中間，不乏造假者。湖南臨湘在1958年間，一大隊黨支部書記虛報芝麻試驗田畝產(chǎn)1220公斤，實際25公斤，出席全國勞模大會。{60}“大躍進”時武漢市有位72歲的老太太號稱3年消滅了240萬只蒼蠅，平均每天消滅近2200只蒼蠅，連續(xù)5年被評為市、區(qū)愛國衛(wèi)生模范。安徽有一先進，平均每天消滅7只耗子、13只麻雀、6兩蒼蠅和蛆蛹。當時一些地區(qū)一只尸身齊全的死耗子賣5分錢，一只耗子尾巴賣3分錢。{61}到底當年有多少先進分子和勞模是假的，或者說是部分造假的，可能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四、造假者

　　“大躍進”時期的造假，其規(guī)模之大，內(nèi)容之荒謬，至今人類社會還沒有一個時期可以超過。如此水平的造假，不是平民百姓可以做到的，只有掌握權力的官員才能做出來。事實上，在筆者收集到的資料中，絕大部分造假案例均是在官員直接，或者間接指揮下做出的。造假者中有三類人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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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大部分造假是縣級以下的官員搞的，不過有一些事實表明，高層官員有參與，至少是縱容基層官員造假。

　　1958年安徽省樅陽縣的水稻衛(wèi)星就是在省委檢查組暗示下，基層干部心領神會，制造出來的。省委檢查組也大力宣傳早稻豐收在望的景象，為其大放高產(chǎn)“衛(wèi)星”作輿論準備。同時邀請和組織省內(nèi)外有關人員前來參觀。為了便于參觀人員的通行，當?shù)剡B夜修了一條長達10公里的公路。{62}當湖北省農(nóng)村工作部部長反映高產(chǎn)田造假問題時，省委對這個問題只是批示：“所提問題請各地注意”。{63}

　　（二）基層官員

　　絕大多數(shù)造假與基層官員分不開�；鶎庸賳T造假大體上有兩種情況：一是按上級指示或者暗示造假，如在“大躍進”時期，廣西的宜山縣就接到放黃豆產(chǎn)量“衛(wèi)星”的任務。{64}自然要完成任務就要造假。二是主動造假，安徽亳縣的一位副書記就和一個公社書記一起放了個水稻畝產(chǎn)4萬斤的“衛(wèi)星”，結果這個公社成為全縣非正常死亡最嚴重的公社。{65}

　�。ㄈ�）下放干部

　　從社會學的角度上看，如果出現(xiàn)了所謂的“社會地位不一致”情況，這些不一致者的心里頭是比較不舒服的，而在“大躍進”前正好制造出一大批這種人，就是下放干部。估計1957年到1958年初的下放干部規(guī)模至少在100萬人以上，相當一部分下放干部被安排在農(nóng)村{66}，有的地方下放干部比重高得驚人，1958年春浙江桐鄉(xiāng)縣共下放干部1260名，占干部總數(shù)的33.2％。{67}

　　在當代中國的下放，其實是一種有特色的向下社會流動。被下放者有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有官場中的失敗者，當然也有少數(shù)希望通過下放取得政績的人。至少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被下放的人在原來的工作單位中不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他的工作可以被輕易替代。因此在被下放的人中，有人心灰意冷，也有人試圖東山再起，“大躍進”正好給他們提供了表演的一個大舞臺。

　　“大躍進”時創(chuàng)建出的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河南省遂平縣查岈山人民公社，就是在該地指導工作的縣委農(nóng)工部長導演下產(chǎn)生，這位部長親自擔任公社黨委書記{68}.1959年該公社的一個小麥高產(chǎn)衛(wèi)星就是在縣委工作組長的壓力下產(chǎn)生{69}.湖北省麻城建國一社在1958年放的水稻畝產(chǎn)3.7萬斤的“特大衛(wèi)星”是由區(qū)宣傳委員下放到該社當社長的一個干部吹出來的{70}.安徽省繁昌縣東方紅三社柯沖生產(chǎn)隊在1958年放的水稻畝產(chǎn)4.3萬斤的“特大衛(wèi)星”是3位地委進駐的工作組成員泡制的{71}.

　　因為現(xiàn)在有關“大躍進”的資料還非常殘缺，無法對當年的種種浮夸作全面的研究，但是在筆者看到的文獻資料中，還沒有發(fā)現(xiàn)大躍進時期哪個“衛(wèi)星”與下放干部或者下基層的官員無關。出現(xiàn)這種情況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是農(nóng)民比較樸實，想不出那么些鬼點子；
第二是一些下放干部急于建功立業(yè)表現(xiàn)自己，爭取盡早回到自己原來的官位上�？梢哉J為有一部分下放干部對“大躍進”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五、造假的代價

　　造假對于高級官員似乎沒有什么大的損害。湖北在“大躍進”時期是一個比較能造假的地區(qū)，省委書記王任重在1961年12月說，“過去幾年我們辦了一些可笑的事情，真是可以編一本《笑話大全》了”。{72}對高官來說是笑話，對老百姓來說是生命的代價。下面只是眾多事例中比較突出的幾個，由此可見一斑。

　　最嚴重的是糧食產(chǎn)量造假。四川省豐都縣是一個典型。該縣1959年糧食總產(chǎn)11.51萬噸，上報地委42萬噸，地區(qū)下達征購任務11萬噸。結果為了從農(nóng)民手中逼糧，縣、區(qū)鄉(xiāng)紛紛召開反糧食瞞產(chǎn)現(xiàn)場會，縣的現(xiàn)場會上當場吊打7人、打死1人。區(qū)鄉(xiāng)現(xiàn)場會，當場打死173人。{73}由于高征購，引發(fā)大饑荒，1959年和1960年豐都縣人口死亡率分別為137.07‰和82.11‰，{74}當年的豐都縣，成為名符其實的“鬼城”。

　　1958年9月廣西環(huán)江縣放出水稻畝產(chǎn)13萬斤的“大衛(wèi)星”，后來居上，成為水稻畝產(chǎn)之最。浮夸的結果是1959年上級分配給環(huán)江縣的糧食總產(chǎn)量任務是9.6億斤（1958年的實際的產(chǎn)量不足1.05億斤）。{75}在高征購下，就是這個縣1960年人口死亡率為107.64‰，環(huán)江縣餓死1.9萬人。{76}

　　“大躍進”與困難時期，新疆可以稱得上天堂，餓死人的記錄雖然有，但是相對其他省份來說是非常少的，不過拜城縣是例外之一。1959年拜城縣糧食產(chǎn)量不足2500萬公斤，據(jù)實上報，肯定不過關。最后上報的糧食變成了5650萬公斤，據(jù)此確定的征購任務為1200萬公斤。由于購糧過度，引發(fā)饑荒。拜城縣在1960年1～3月間先后死亡5000多人，6000余人程度不同地患了浮腫病，10000多人外出逃荒。{77}

　　六、讓指標考核成為歷史

　　在中國歷史上，吏治問題始終沒有真正解決。吏治應該包括兩方面，一是獎勵有政績者，二是懲罰有過失和犯罪者。然而在專制的社會中，這兩個問題根本無法得到解決。吏治問題導致了憤怒的民眾揭竿而起，有時加上外族趁虛而入，因此整個中國歷史不斷上演著王朝更替的悲喜劇。為了避免前車之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政府試圖在否定傳統(tǒng)吏治方式的基礎上，找到一種新的管理模式，其中用指標管理社會，用指標考核官員，就是一種嘗試。這種思路在“大躍進”時期達到一個新的高潮。指標考核這種管理手段在“大躍進”期間被廣泛應用，也因此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惡果。

　　指標考核辦法本身無可厚非，但是這種方法的應用應該有一定的條件，否則適得其反。對于企業(yè)來說，指標管理與指標考核有一定的價值，也得到廣泛應用。然而對官員來說，指標考核是沒有多少實際作用的。

　　首先是指標考核的最根本問題是指標是否能夠真實反映政績，其實政績在民心，而不是指標。如果對官員的任免不是依靠民意，而是依靠指標，沒有人能夠保證官員不會犧牲民眾的利益去追求指標的漂亮。當官員以在上級領導面前能夠匯報出一大串喜人的數(shù)據(jù)為榮時，有多少官員會以了解民間疾苦為己任？

　　其次是許多指標根本沒有可操作性。簡單地說，雖然一個指標是有價值的，但是沒有辦法能夠準確得到，這個指標也就沒有可操作性。比如說在糧食收割入庫之前，糧食產(chǎn)量的準確計算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當年官員對糧食產(chǎn)量都是估計，把糧食產(chǎn)量作為政績，自然無法防止基層官員作假高估。從理論上說，當糧食收割入庫后，可以統(tǒng)計出真實的糧食產(chǎn)量，但是面對千家萬戶的小農(nóng)，有誰能夠知道真實情況？所以當年不少官員懷疑農(nóng)民瞞產(chǎn)。當然，建立一個大規(guī)�？茖W抽樣調查可能得到比較真實的糧食產(chǎn)量，但是在沒有一個獨立的抽樣調查機構之前，糧食產(chǎn)量指標就是一個糊涂數(shù)字。用糊涂數(shù)字考核官員，只能有利于敢于造假者，也讓開始不造假的官員，最終跟著造假。

　　第三是指標本身的科學性，許多指標完全是上級官員坐在辦公室想像出來的，對于實際情況來說，顯得非�；奶�，指標荒唐就只有用造假應付。這種管理模式，對高層來說顯得輕松，然而對基層官員而言，苦不堪言。上級糊涂，下級自然瞎胡鬧。

　　第四是指標的可達到性，“大躍進”時期許多指標高得驚人，正常狀態(tài)無法完成，自然用造假完成。前面提到的民謠，“上級壓下級，一級壓一級，層層加碼”，還有一個下聯(lián)，就是“下級騙上級，一級騙一級，級級浮夸”。這也許是官場上大家心知肚明，而又共同遵守的游戲規(guī)則。

　　用指標管理社會，用指標考核官員，最根本的原因是體制問題。體制是以民意為本，還是以枯燥抽象的數(shù)據(jù)為本，決定了選擇的管理模式。通過“大躍進”時期官員造假行為的分析，不難得出結論，就是用指標管理社會、用指標考核官員是一種危害性很大的管理模式，因此這種模式是不足取的，筆者期望今后能夠告別這種管理模式。

　　注釋：

　　　�、仝w發(fā)生（主編）：《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頁。

　　　�、诟拭C省農(nóng)業(yè)合作史編寫辦公室、甘肅省檔案館：《甘肅省農(nóng)業(yè)合作制重要文獻匯編（1）》，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5頁。

　　　�、蹏�家統(tǒng)計局：《全國各省、市、自治區(qū)歷史統(tǒng)計資料匯編》，北京：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1990年版，第503頁。

　　　�、芊�天順（編）：《國史通鑒》，北京：紅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頁。

　　　�、輹x夫（編著）：《“文革”前十年的中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頁。

　　　�、捺嵭�楓、舒玲：《陶鑄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頁。

　　　　⑦厲忠教（主編）：《“大躍進”運動（昆明卷）》，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5頁。

　　　　⑧中共湖南省委黨史委：《中共湖南黨史大事年表》，長沙：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頁。

　　　�、嵝麧h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宣漢縣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8頁。

　　　�、饷勺钥h志編纂委員會（編）：《蒙自縣志》，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3頁。

　　　　{11}王崇文等（編）：《湖北省農(nóng)業(yè)合作經(jīng)濟史料》，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頁。

　　　　{12}梁志遠：《亳縣統(tǒng)購統(tǒng)銷反右傾的嚴重后果》，載《炎黃春秋》2003年第7期。

　　　　{13}鐘萬全：《浮夸風導致大饑荒紀實》，載《廣東黨史》2003年第5期。

　　　　{14}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chǎn)黨湖北歷史大事記》，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193頁。

　　　　{15}林世榮（主編）：《龍泉縣志》，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頁。

　　　　{16}厲忠教（主編）：《“大躍進”運動（昆明卷）》，第303頁。

　　　　{17}信陽地區(qū)志編纂委員會（編）：《信陽地區(qū)志》，北京：三聯(lián)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頁。

　　　　{18}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南“大躍進”運動》，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頁。

　　　　{19}中共長子縣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chǎn)黨長子縣歷史紀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頁。

　　　　{20}張家口地區(qū)檔案館（編）：《張家口地區(qū)大事記（1948—1983）》，北京：檔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頁。

　　　　{21}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jīng)濟年譜》，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頁。

　　　　{22}中共聊城市委黨史研究室：《黨史專題文集》，山東省聊城市新聞出版局2001年版，第437、467頁。

　　　　{23}鄭笑楓、舒玲：《陶鑄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頁。

　　　　{24}蘇茵：《春風化雨：一個女縣長自述（3）》，載《廣西黨史》1996年第3期。

　　　　{25}劉正（主編）：《當代中國的湖南（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頁。

　　　　{26}鄭笑楓、舒玲：《陶鑄傳》，第261～262頁。

　　　　{27}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南“大躍進”運動》，第484頁。

　　　　{28}柯永麟：《世紀回眸：回顧漳浦解放五十年》，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頁。

　　　　{29}厲忠教（主編）：《“大躍進”運動（昆明卷）》，第5頁。

　　　　{30}鄆城縣史志編纂委員會（編）：《鄆城縣志》，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版，第22頁。

　　　　{31}《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頁。

　　　　{32}蕭克、李銳、龔育之等：《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頁。

　　　　{33}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大躍進”運動和六十年代國民經(jīng)濟調整（安徽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頁。

　　　　{34}新絳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新絳縣志》，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79頁。

　　　　{35}張思銓：《橫山第一顆高產(chǎn)衛(wèi)星見報回憶》，載《橫山文史資料（8）》，2006年，第86頁。

　　　　{36}郭鵬（主編）：《漢中地區(qū)志（4）》，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7頁。

　　　　{37}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南“大躍進”運動》，第154頁。

　　　　{38}呂養(yǎng)正：《毛澤東時代苗族社會至大神崇拜的衍化與形成》，載《船山學刊》2002年第2期。

　　　　{39}郭鵬（主編）：《漢中地區(qū)志（4）》，第2268頁。

　　　　{40}梁曉明（主編）：《徽縣志》，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0頁。

　　　　{41}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委員會黨史研究室：《“大躍進”運動（廣西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30頁。

　　　　{42}新宇：《大躍進時期城鄉(xiāng)風聞錄》，載《新津文史資料（6）》，1997年，第32頁。

　　　　{43}吳曉梅：《毛澤東走出紅墻》，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頁、265頁。

　　　　{44}中國共產(chǎn)黨天津志編修委員會（編）：《天津通志中國共產(chǎn)黨天津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頁。

　　　　{45}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徐水縣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北黨史資料（徐水共產(chǎn)主義試點專輯）》第15輯，1994年，第214～215頁。

　　　　{46}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徐水縣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北黨史資料（徐水共產(chǎn)主義試點專輯）》第15輯，第339頁。

　　　　{47}謝廷杰：《農(nóng)村公共食堂紀實》，載《朝天區(qū)文史資料（4）》，1999年。

　　　　{48}呂廷煜：《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曲折發(fā)展（1958-1965）》，北京：紅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頁。

　　　　{49}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20世紀60年代國民經(jīng)濟的調整與發(fā)展》，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頁。

　　　　{50}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南“大躍進”運動》，第376頁。

　　　　{51}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南“大躍進”運動》，第382頁。

　　　　{52}梁連發(fā)：《江谷水稻產(chǎn)量放衛(wèi)星的前前后后》，載《四會文史（22）》，2006年，第47～48頁。

　　　　{53}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大躍進”運動（福建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頁。

　　　　{54}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大躍進運動？福建卷》，第23頁。

　　　　{55}夏慶明、吳爾亮（主編）：《玉田縣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頁。

　　　　{56}沈丘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沈丘縣志》，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5頁。

　　　　{57}張湛彬等（主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北京：中國商業(yè)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頁。

　　　　{58}厲忠教（主編）：《“大躍進”運動（昆明卷）》，第180頁。

　　　　{59}中共大理州委黨史研究室（編）：《大理州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274頁。

　　　　{60}臨湘市志編纂委員會（編）：《臨湘市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頁。

　　　　{61}鄭光路：《1958年圍剿麻雀的“人民戰(zhàn)爭”》，載《黨史文苑》2003年第5期。

　　　　{62}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大躍進”運動和六十年代國民經(jīng)濟調整（安徽卷）》，第118頁。

　　　　{63}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大躍進”運動（湖北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頁。

　　　　{64}蘇茵：《春風化雨：一個女縣長自述（3）》。

　　　　{65}梁志遠：《亳縣統(tǒng)購統(tǒng)銷反右傾的嚴重后果》，載《炎黃春秋》2003年第7期。

　　　　{66}李若建：《社會流動模式的改變與大躍進》，載《中山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

　　　　{67}馬新正（主編）：《桐鄉(xiāng)縣志》，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頁。

　　　　{68}楊洪濤：《天堂實驗紀事（一）》，載《中州統(tǒng)戰(zhàn)》1998年第5期。

　　　　{69}楊洪濤：《天堂實驗紀事（三）》，載《中州統(tǒng)戰(zhàn)》1998年第7期。

　　　　{70}章躍兵：《圖虛名招實禍的“天下第一田”》，載《炎黃春秋》1995年第3期。

　　　　{71}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安徽省志（附錄）》，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頁。

　　　　{72}王崇文等（編）：《湖北省農(nóng)業(yè)合作經(jīng)濟史料》，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頁。

　　　　{73}四川省豐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豐都縣志》，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頁。

　　　　{74}四川省統(tǒng)計局：《四川人口年鑒（1950—1987）》，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90頁。

　　　　{75}蕭克、李銳、龔育之等：《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第212頁。

　　　　{76}韋純束（主編）：《當代中國的廣西（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頁。

　　　　{77}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委員會黨史研究室：《當代新疆風云》，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178頁。

　　　　李若建：中山大學人口研究所，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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