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非常高興再次來到“三味書屋”跟大家探討一些中國當前的社會問題。我在各種場合，包括許多大學、國家圖書館都做過講座，但這里給我的印象最深，很親切就像回家一樣。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中國三十年的各派社會思潮”。2006年曾被大家叫做“中國的改革反思年”，從2006年以來，大家都在從各個方面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進行著反思。而現在剛過了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紀念日，我們也確實需要從各個方面對30年的改革開放進行總結，這意義是很重大的�？偨Y中國的改革歷程，可以從歷史的層面、經濟的層面、教育的層面，或者是公民社會形成的層面等等進行總結。我今天是想從思想文化層面來做一些總結。但是我覺得從思想文化層面來做總結，并不是把思想與工業(yè)、農業(yè)、經濟、醫(yī)療作為并列的一個門類來做的。因為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個急劇的變化過程，或者更準確的說是經歷了一個急劇轉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里中國的社會發(fā)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隨著人們利益的分化，思想也產生了分化。代表不同的思想利益、，反映不同社會問題的東西就非常之多，非常之豐富�？偨Y30年來的思想變化時，大家可能是把它作為總結改革開放的一個門類，但我并不這么看，我覺得思想變化處在更高的層面上，整個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各種利益，都會反映到思想上來。我是從這種角度進行思想總結的。

　　首先我想解釋一下什么叫“社會思想”，其實長期以來中國并沒有一種叫做“社會思想”的東西，中國唯一的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因為長期以來經過官方宣傳機構認可了的、批準了的才是思想。但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及思想文化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我覺得中國一些有公共關懷的、有獨立自主精神的公共知識分子，開始獨立地觀察中國社會，并對中國社會問題做出獨立的判斷。因此現在可以大言不慚地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有了自己的思想，當然這種思想可能不像毛澤東思想那樣崇高和偉大，但畢竟是自己的思想。它的影響力不會很大，因為它不會見諸于主流媒體，但是我覺得它的優(yōu)點在于真實性很強，主流媒體不討論、要回避的問題，它都在討論。

　　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鄧小平在南方巡視以后，強力推動了第二次改革。在鄧小平南巡之前，改革有停滯的趨向，要不要改革開放？又引起了很多的爭論，這種爭論從來都是左派挑起的，他們總要質疑中國的改革到底是姓社還是姓資，所以他們在90年代初的時候就提出“要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不要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這種爭論不休的情況，實際上使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受到了極大的干擾。鄧小平后來干脆就來一句“不爭論”。這句“不爭論”我覺得從客觀效果上是非常好的，我也是非常擁護的。因為在中國總有這種慣例，一旦爭論起來，凡是先進的、進步的東西，總是爭不過保守和守舊的東西。所以一句“不爭論”就讓改革開放可以排除干擾繼續(xù)進行。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面看，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確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引起了非常多的問題。這些問題集中表現在貪污腐敗、社會不公正，以及涉及醫(yī)療、教育、食品安全、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應該怎么解決？隨著中國社會轉型越來越復雜，不論知識分子還是一般人的看法都與以前不一樣了，有了各種各樣的看法。在這種情況下分歧是不可避免的，爭論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鄧小平非常英明、非常有用的“不爭論”，實際上是管住了黨內的意識形態(tài)爭論。雖然黨內那些左的人還不斷地寫“萬言書”，不斷地企圖扭轉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但總的來說鄧小平的“不爭論”管住了黨的意識形態(tài)爭論，而把那種對改革開放的合法性進行根本性挑戰(zhàn)的力量強壓下去了。這是一方面，而且這也是我非常支持的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社會上有那么多的問題。人們不可能沒有自己的看法，不可能沒有分歧、沒有爭論。人們實際上也對這些問題進行爭論，只不過這些爭論沒有出現在最主要、最顯赫的媒體上，其實我們日常的報刊、雜志也充滿了這種爭論，這些我稱之為中國的社會思想。而且由于中國改革開放具有深刻性和全面性，這種思想也非常豐富。中國社會到底出了什么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應該怎么來解決這些問題？實際上在這二三十年以來，對這些問題的不同看法，已經形成了不同的觀點，甚至不同的派別。我今天想給大家介紹的就是這些思想派別。

　　這些社會思想，80年代已經有了相當的成熟并自成體系，它們從不同的立場、觀點出發(fā)，提出不同的爭論，這些不同的看法和爭論，其實是個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們每天也都在感受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這些形成了理論、形成了體系、形成了流派的思想，它們是怎么看待中國社會的問題的呢？它們的看法與我們的感受之間，有多少差距或多少契合點？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我今天就跟大家講這些，當然為講的更系統一點，我想還是從這30年社會思想的變遷，從最開始到現在，我來做一個比較全面的總結。我把這30年社會思想的流派、分歧、爭論，分為五個方面的問題。

　　改革開放初期：奠定改革開放的共識

　　很多人包括在座的一些朋友，都不是非常了解改革開放初期社會的思想狀況。我自己從80年代開始就參與當時社會上的思想文化活動，也屬于其中某一個思想派別的一員。我自己當時就有很多觀察，客觀地說，除了我自己的專業(yè)，研究西方哲學以外，我也把當代中國的社會思想當作自己的專業(yè)，也積累了很多材料，寫了不少文章。所以我想與大家分享。

　　現在好像人們很容易忽視的一點就是，改革開放實際上有個前提，也就是必須有一個思想解放運動，沒有思想解放運動，中國只能按照以前毛澤東晚期的那種左的錯誤路線走下去。所以必須有個思想解放運動，這是中國搞改革開放的前提，而思想解放運動有個客觀的社會背景，就是中國社會剛剛從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中解放出來。當初文革結束，把“四人幫”抓起來以后，整個中國彌漫著一種普天同慶的氣氛。無論是官方還是老百姓，大家都相信官方的一個說法：打到“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我們就獲得了第二次解放。那時候人們天天念叨的就是這句話，總以為中國從此就會走向一個美妙的時代，而文化大革命那種無法無天、法治遭到踐踏、經濟瀕臨破產的狀況應該是一去不復返了。

　　說到許多人“文革”時期遭受的苦難，我想把它形容成一場噩夢或一場浩劫是毫不為過的。大家常舉的例子就是劉少奇，他作為國家主席都被迫害致死，那么中國還有什么法治可講？但最典型的例子是張志新，她是遼寧省委宣傳部的一個干事，只因為她不同意打倒劉少奇，不認為劉少奇是叛徒，就被判處死刑，而且她的死是非常悲慘的。當初在遼寧省執(zhí)政的是毛澤東的侄兒毛遠新，就是他要求判處張志新死刑的。張志新是一個十分忠誠的共產黨員，為了避免發(fā)生她在刑場上喊出“共產黨萬歲”的尷尬情況，在行刑前，她的喉管就已經被割斷了，就不讓她在臨死之前喊出口號�！八娜藥汀笨迮_以后，《人民日報》有一篇文章叫《誰之罪》，就問的是這個問題，它最后就說是“四人幫”的罪，但未見得是“四人幫”親自殺掉張志新的。那么這個事件，就要一直追問到整個大的社會背景和社會制度上來。

　　當粉碎“四人幫”、我們獲得所謂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時候，人們歡欣鼓舞，都覺得中國的未來將無限美妙，但事實上情況完全不是這樣。我自己的感受是，“四人幫”垮了以后，什么都沒有變，渴望的很多東西都沒有出現，因為當時整個社會思想文化跟以前基本上是一樣的。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當時說“四人幫”的罪行是什么呢？說“四人幫”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分子。因為根據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理論，根據毛澤東特別提倡的階級斗爭理論，中國最大的危險、最兇惡的敵人是資產階級。既然“四人幫”是大壞蛋，那么它就一定是資產階級。所以，當初批判“四人幫”的同時也在批判鄧小平，批判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批判鄧小平跟批判“四人幫”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是同時進行的。批判劉少奇時說的是因為他要復辟資本主義，批判林彪時也說的是因為他要復辟資本主義，批判鄧小平也是這個理由，結果到了批判“四人幫”時理由還是他們要復辟資本主義。雖然我們把“四人幫”宣判為是我們的敵人，而他們作為敵人的屬性仍然是資產階級，他們犯的最大的罪過就是搞了資本主義。所以按照這條路走下去的話，中國仍然要沿著反資本主義的道路走下去。這樣的話我們結束“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意義呢？把“四人幫”抓起來有什么意義呢？中國所謂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和往前走又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在我們改革開放的初期和起點上，這場思想解放運動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四人幫是什么問題，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問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是什么問題？在這方面有個人我特別佩服，但宣傳的太少，他就是當年的元帥，后來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葉劍英。他是第一個在黨的工作會議上站出來說：“還把‘四人幫’說成是資產階級是不夠的”他明確說：“四人幫是封建法西斯分子。”我覺得這個詞特別準。像剛才講的迫害劉少奇、張志新致死的那種悲慘的案件，如果說是封建法西斯我就覺得特別準確。所以葉劍英在黨的工作會議上提出：思想解放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義的思想殘余。葉劍英在他的講話里還說：列寧說過，我們不僅要宣傳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而且要宣傳民主主義思想。因為民主主義跟封建法西斯思想，跟“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專政那一套東西完全是針鋒相對的，中國現在應該提倡的是民主主義，而不是打倒、反對資本主義。他說我們不但要宣傳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而且要宣傳民主主義思想，我們要破除封建主義所造成的迷信，從進步中把我們的思想解放出來。所以思想解放不是把我們從資產階級思想里解放出來，中國還遠遠沒有達到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在那時對中國來說還是個很遙遠的東西。

　　我對那時候的情況比較了解，因為我當時在北京念研究生，我的導師也參加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還有我們所長邢賁思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辯論中也是沖鋒陷陣的，所以當時黨內整個情況我也是比較清楚的。除了葉劍英有這種思想以外，還有很多在文革里受過極大沖擊的領導人都有深刻的反思，比如文化大革命前的統戰(zhàn)部部長李維漢，他也感到這是最大的問題，而且他對這個問題認識得非常深刻。李維漢先找胡耀邦進言，胡耀邦說這件事可能要鄧小平才能拿主意，然后他就去跟鄧小平促膝談心，非常誠懇地談了幾個小時。他誠懇地對鄧小平說：“我們中國共產黨這么多年走了這么多彎路，犯了這么多錯誤，造成這么大的危害，其思想根源是封建的東西，是法西斯的東西，是跟專制聯系在一起的東西，而不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所以我們思想戰(zhàn)線反對的應該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封建法西斯的殘余�！编囆∑椒浅Ｍ�意這個說法，最后形成黨的決議和共識。

　　但是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歷程曲曲折折，而改革之初的這個共識未見得就始終貫徹了30年，尤其是現在。其實在30年的前期、中期，甚至后期經常出現的主旋律仍然是反對資產階級。所以我覺得特別有必要把改革開放之初的時候，全黨全國形成的共識重新提出來，這樣我們才能看清楚這30年走過的曲折道路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還想要說的一點就是在中國，實際上極左的思想，封建專制的思想，甚至法西斯的殘余思想力量是相當大的。我剛才介紹的改革之初的共識，我敢肯定地說，在這30年里完全沒有得到始終貫徹，甚至在很多時候主旋律還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80年代：五大“派別”，百家爭鳴

　　現在中國思想界、文化界一提到80年代都是用一種無限緬懷的口氣來說的。當時的思想文化形勢，可稱為“文化熱”，那時候文化確實特別熱�，F在讀書界在回憶的時候都知道這個情況，那時候好像全民都在看書，剛入校的大學生要排一整夜隊到新華書店去買各種各樣的經典文學作品。這樣說可能是夸張了一點，但當時的思想文化界還真有一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味道�；蛟S這也是人們的一個心理作用吧，因為人們總是喜歡把以前的東西加以美化和緬懷。但是不論怎么說，80年代在思想文化上確實有其美好的一面。

　　80年代期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思想文化的獨立探索和發(fā)展，而且這種探索和發(fā)展在社會形式上有保障。比如當初最大的思想文化活動是怎樣進行的呢？它不是以社科院、清華大學或者北京大學為單位，而是完全打破了這種界限，由一群非官方的、意氣相投、思想認識一樣的一批人結成團體進行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們對中國的現代化形成了共識，然后結成了一個團體，用俗話來說就是形成了一個思想文化山頭。這群人又跟出版社形成民間的合作關系。因為出版社沒有那么多深刻的看法，也沒有那么大的學問，而當時一個人要想出本書或發(fā)表文章也非常難，那么兩者正好結成聯盟。所以80年代文化界出現的一個現象就是這些文化學術團體跟出版社結盟，所謂的策劃選題、編輯校對以至出版都是由這些民間文化學術團體自發(fā)地代替出版社做了。當時眾多影響非常大的學術、文化、思想團體做事情都有自己特色，他們從各自的角度出發(fā)，都在為中國未來的現代化規(guī)劃藍圖。這在當時中國還沒形成民間社會的時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一般海內外的研究者在回顧80年代文化熱的時候，把這些團體分成三個很大的學術文化思想山頭，但我自己認為三個是不夠的，我認為有五個。我覺得，他們每一派的研究都不只是一些學理上的問題，而是緊扣中國現代化的實際問題，并且給中國現代化提供了思想基礎。

　　第一個派別是以北京大學著名教授湯一介先生為首的一批人，他們建立了中國文化書院。他們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國要走向現代化，傳統文化應該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所以應該恢復和弘揚傳統文化。而自從1949年以來，傳統文化長期受到壓制與摧殘，傳統文化被當作封建主義的糟粕而加以排斥。這批人的思想非常豐富，比如里邊有李澤厚，有龐樸，最具有刺激性思想的是杜維明。杜維明當時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他認為中國不應該像西方，像英美那樣搞現代化，因為美國英國是有自己的傳統文化的，而中國的傳統文化一樣不但不會反對現代化，甚至會給現代化提供一些特別獨特和特別好的東西。他最強有力的論據就是當初的亞洲四小龍、四小虎，這些國家和地區(qū)搞的就不是西方的那種現代化。比如當時日本被認為馬上就要取代英國美國成為最了不起和最有前途的國家，而日本的公司文化、制度與美國的就不一樣，日本企業(yè)是家族制，這種思想就是從中國的儒家文化來的。他總的意思就是說，中國的傳統文化不但不妨礙現代化，而且我們如果利用中國傳統文化來為我們的現代化提供一些精神和思想的支援的話，我們的現代化就會比已有的現代化好很多。東南亞國家和地區(qū)的發(fā)展已經證明了這點，我們當然更應該這么做，因為中國是儒家文化的主體。所以，第一派我把它叫做中國文化書院派，它是以弘揚與復興國學為己任的。

　　第二派別是以王元化為首的圍繞《新啟蒙》雜志的一批思想家，這其間還有當時的《人民日報》的副總編王若水。有一個人沒有加入這個團體，但我覺得他應該包含在這個派別里面，他就是周揚。他們思路是這樣的，他們覺得不管怎么說，中國畢竟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占主流的國家，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指導思想，文化大革命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如何解釋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與精髓？這個極大地關系到中國未來的前途與命運，甚至是決定性的。比如文革就把馬克思主義解釋成是無產階級專政，解釋成是階級斗爭，毛澤東就要求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毛澤東曾說過，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階級敵人在哪兒，就在共產黨內找。當時雖然我還只是一個學生，但仍覺得荒誕的不得了，但中國的實踐確實就是這樣。在中國有一個大的背景與前提：那就是孫悟空是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的，這如來佛的手掌心就是馬克思主義。他們認為中國遭到浩劫，經歷了一場噩夢，就因為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理解成階級斗爭和專政的學說，而他們覺得馬克思主義是關于人的學說，是充滿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學說。他們也找了很多根據，比如《共產黨宣言》里就說到：什么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一個自由人的公社。共產主義是這樣的制度，在其中個人的自由是實現人性自由充分發(fā)展的一個前提條件。所以他們認為中國的災難是因為幾十年以來用一種極左的階級斗爭和專政來理解和解釋馬克思主義，如果我們如實地把馬克思主義理解和解釋為提倡人性和人道主義的思想，那中國的前途就很美妙了。

　　第三個派別是以《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為主的這一些人。這些人又有另外的特點�，F在大家應該能看得出來，就像我剛才介紹的，每派都是志同道合的人結合在一起，他們與別派、別專業(yè)不一樣，第一派是搞國學的人，比方湯一介、龐樸、杜維明，他們都是研究傳統文化的一流的專家。第二批人是中國最優(yōu)秀的、獨立進行思考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堅信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但是他們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是人性化的、人道的馬克思主義。第三批人是中國科學院的一批研究者，以金觀濤、劉青峰為首。當初組建的時候其實包遵信起的作用更大一些。這批人經常接觸世界科學技術的最新發(fā)展，他們最深刻的感覺就是中國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閉關鎖國了三十年，導致中國對外界一無所知。中國的落后首先就表現在與世界上最新的科學技術發(fā)展大大脫節(jié)與落后，因此中國要搞現代化首先要吸取世界最新的科學技術成果。而且因為他們研究的是思想文化這個層面，并不是說他們要引進一些具體的專利、技術。實際上當時在全球科學技術急速發(fā)展的背后，已經出現了一個科學的世界觀和科學的方法論了�？茖W的世界觀與科學的方法論有一整套新東西，這套東西是建立在上個世紀科學發(fā)展的最新潮流之上的。所以他們認為：應該用這套東西來解釋歷史，解釋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而不要用以前那些陳詞濫調，那些老教條來解釋。他們想給中國提供的是一個基于最新自然科學成果之上的世界觀和歷史觀，他們所做的事情對年輕人影響很大。當時他們與四川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的《走向未來叢書》，每一本都很薄，但內容十分豐富。在中國經歷了幾十年閉關鎖國，人們對外面的世界了解很少的情況下，那代年輕人基本都是靠這套叢書接觸到新知識的，比如中國人那時候才第一次知道發(fā)展并不是無限與無止境的。這套叢書中有一本書是《羅馬俱樂部關于人類困境的研究報告》，里面就談到了發(fā)展的危害，談發(fā)展引起的能源和資源危機問題。還有一本書是談人口問題的，這些人類面臨的最新問題，當時中國是一無所知的，都是通過他們的介紹，人們才了解到的。

　　第四個派別是“文化中國與世界”，我當時就屬于這個文化山頭。這派人是北京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習當代西方哲學的剛畢業(yè)的一批研究生。我們這派認識到，前面這三大派別的思想體系并沒有覆蓋當代人類、當代世界的思想文化的所有版圖，在他們之外還有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思想，那就是20世紀有極其豐富、極其深刻的人文主義的思潮，中國與這種思想是完全絕緣的。所以這一派思想與前面三派都不一樣。我們首先介紹的有薩特和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存在主義提供了另外一種人生觀與世界觀，這是當時的中國所不知道的。我們又介紹伽達默爾的解釋學，也介紹維特根斯坦，也介紹英美的語言哲學。我們要告訴中國人，實際上從20世紀初，整個西方語言學的研究方向已經發(fā)生了根本轉變，如果不知道這種語言轉向的話，對整個西方就沒有把握。所以這個文化山頭也是非常重要的，它的特點就是介紹當代，也就是20世紀西方的人文主義思潮。

　　最后一派一般人都沒有把它當成一回事，沒有多做研究，但我個人特別重視它。這個派別以鄧小平的大公子鄧樸方為領導，他們出了一套叢書，叫《二十世紀文庫》。他們專心致志地介紹當代國際上的社會科學。我剛才已經介紹了我所在的這個文化山頭，介紹的是什么存在主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主義，伽達默爾，按照中國的分法，這些已經是屬于社會科學了，為什么又出來一個社會科學呢？嚴格說來中國的分法是很粗糙的，如果你在西方的大學里，你就知道，前者叫做人文科學，英文是humanitas，后者叫做社會科學，英文是SocialScience。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東西。社會科學是與社會實際密切結合在一起的，而人文科學不是。社會科學與經驗科學是有關系的，它像自然科學一樣研究的是一個對象化的東西，而研究解釋學充其量是以人或者人的精神為對象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實際上是處理外部世界的。所以第五個文化山頭，也就是《二十世紀文庫》研究的主題就是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這些東西。其中的活躍份子，有現在非常著名的鄧正來，李盛平這些人。在90年代以后在80年代，我把它排在第五位的社會科學是越來越重要，因為中國出了那么多的社會問題，靠弗洛伊德，靠馬克思主義是不是人道主義這些爭論來解決這些問題是不夠的。所以在90年代以后中國的顯學應該是經濟學和法學，而這些屬于社會科學。

　　這些就是我對80年代中國社會思想的介紹。如果總結一下的話，可以看出80年代思想的特點是，它研究的是大問題，整個80年代的文化熱，實際上是大談主義的時代。比如那時候就爭論馬克思主義到底是階級斗爭學說還是人道主義思想，還談弗洛伊德，存在主義，當然存在主義也是與人結合的非常緊密的思想，那時候很少談問題�！拔逅摹毙挛幕�運動的時候，李大釗與胡適就有問題與主義的爭論。胡適這一派是自由派，他們覺得中國應該研究問題，覺得李大釗這些人老是談主義，但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
而李大釗就批評胡適，說中國最苦難深重的大問題沒解決，你去研究這些小問題，就像晏陽初或者是梁漱溟在農村辦一個小學什么的，是根本不行的，首先中國社會要有根本的改造。所以，那時就有問題與主義的爭論，我就覺得后來中國思想界又走上這條路是非常有意思的。80年代可以說是一個主義的時代，大家爭論的問題都是主義，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人道主義到底成不成立？中國所有的左派都在圍攻這個，說人道主義一定就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另一邊一定要說人道主義是好的，因為它是屬于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到了90年代談主義的人就很少了，因為主義解決不了吃飯問題，一個農民工談主義是不成的，一個下崗工人談主義也不行。所以那陣就只談問題了。

　　我現在總結一下，80年代是一個談主義的年代，但是那時候談主義我覺得是非常自然和正確的。因為當時中國剛從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里走出來，有很多基本的大是大非的問題沒有解答，人到底成不成其為人？人有沒有個人天生的自然的權利？這些問題確實是終極關懷與個人安身立命的大問題，確實都是一些主義問題。人能不能為自己？那時候就討論的很多。所以在80年代談主義我覺得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現象。

　　關于90年代出現的社會和思想轉型

　　基本上以1989年發(fā)生的政治風波為分界線，之后中國的整個發(fā)展狀況，社會狀況，以及反映社會狀況的思想文化都發(fā)生了完全的改變，所以90年代中國人考慮問題與做事情的方式與80年代完全不一樣了，而且這種社會轉型和思想轉型一直延續(xù)到現在。

　　首先一個轉型是，80年代發(fā)生了那場震驚中外的事件以后，中國的改革面臨著到底還要不要改革的非�，F實的危機與危險。那個事件之后出現的問題就是，在政治上是反和平演變，在文化上是反全盤西化。當時在黨內，在高層，在社會中，80年代本來已被壓制下去的反對改革開放的所有的思想、所有的社會力量一下子就都活躍起來，好像覺得經過這場政治風波證明他們是對的，中國搞的現代化改革開放是錯的。所以他們就要問了，改革開放是姓“社”還是姓“資”？搞改革開放是不是又搞資本主義復辟？而且說以前的很多東西是不能否定的，也想來一次撥亂反正。所以向前走還是向后退？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急迫的問題。實際上，當時的很多經濟政策、社會政策已經開始走“回頭路”了，這是非常明顯的。全世界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前途都感到非常擔憂，像我們這些知識分子也非常擔憂，因為整個改革開放的進程不僅停滯了，而且明顯的是在往回走，往回走的勢頭還非常強，那時我們每天就是學習反和平演變。

　　但突然之間，讓中國人和全世界都意料不到的是，鄧小平突然搞了一個南巡，讓全世界都非常震驚。他在南方就說改革開放好，這就把反對改革開放，把改革開放回頭走的路給強行扼止住了。當時我對此體會很深，因為之前，我們都是整天憂心忡忡的，每天都是在學什么反和平演變，學得腦袋疼，一下子整個事情就變了，而且改革開放的勢頭比原先還要猛得多，這是很多人都沒有料到的。而且鄧小平當時就說：“誰不搞改革開放誰下臺”，已經把話說到這地步了，那種嚴厲性沒有政治經驗的人可能很難體會。而這話是針對哪個級別的人說的？大家可以想象。當時楊尚昆的弟弟楊白冰是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秘書長，他也配合鄧小平把話說明了，說中國解放軍要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大家可以想象當時的政治形勢緊張到了什么程度。

　　鄧小平南巡之后，改革開放就以一種不可逆轉的勢頭往前發(fā)展，但是問題又出來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那就是80年代改革開放所有的理想光輝都沒有了，天生所具有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正面性全部都沒有了，因為改革開放造成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尤其明顯的是貧富懸殊，有人大發(fā)不義之財，社會不公正的問題馬上就出現了。所以我們要分析這種不可逆轉的改革潮流是怎么形成的？當然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從2006年以來，大家也都在談這件事，我自己也有我獨特的解釋，我認為80年代的改革，從胡耀邦、趙紫陽一直到知識分子，他們基本是懷著理想主義的想法，就是為中國好，為民族好，為老百姓好，但是那些守舊的人，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慣性邏輯，他們覺得改革開放就是資本主義，他們習慣于搞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堅持黨的領導這一套。所以這一種思想上的斗爭是很嚴重的，而當時的形勢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從鄧小平一直到胡耀邦到老百姓都是希望改革，真正對改革形成阻力的是中間的一些干部，他們覺得改革會觸動他們的利益，而且他們習慣的道路、習慣的政策、習慣的行事方式都會發(fā)生改變，他們認為變動會給他們造成威脅與損害。所以當時事情非常明顯，最高與最低的人都是擁護改革開放的，但是中間這些掌權的干部，現在稱為公務員的人不喜歡改革，但是后來之所以改革會變成一個不可逆轉的滾滾洪流，是因為鄧小平南巡以后啟動的改革終于使這一部分對改革持懷疑、觀望甚至是抵制態(tài)度的人發(fā)現他們以前對改革的理解是個錯誤，正在進行的改革的根本方針是要放權讓利，而中國的改革不像俄羅斯搞的休克療法，中國的改革從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會是一個漫長的階段，這個階段實際上實行的是雙軌制。雙軌制給掌握權力的人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使他們手中的權力能與金錢進行兌換。而這個轉軌過程不是在一夜之間完成的，這個過程一直到現在還遠遠沒有結束，這使權力與金錢之間的互動關系特別復雜，而且對中間掌握權力的人非常有利。那些掌權的人終于發(fā)現，他們處于“近水樓臺先得月”的位置。所以我覺得90年代重新啟動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會一下子變成一個不可逆轉的潮流，是因為利益驅動。說的不好聽點，人性都是有惡的一面，利益的驅動一定會比理想主義的驅動力要大得多。所以80年代的改革會有那么多反復，有那么多斗爭，而90年代的改革開放形成不可逆轉的洪流，就因為曾經反對、觀望和懷疑改革開放的人成了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集團。然而90年代改革開放固然是不可阻擋了，但由于這輪改革開放的根本驅動力是利益，所以改革開放的道義力量，道德上的光環(huán)全部沒有了，民意的合法基礎也受到了極大的危害，它的民意基礎全部喪失了。

　　在80年代支持改革開放的知識階層的看法是一致的，都是支持改革開放，他們的對立面就是保守派。那時候最有意思的說法是，要問一個高級干部或者一個知識分子，首先問的是他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大家都知道于光遠是改革派，鄧力群是保守派，大家都這么看的。到了90年代再問誰是改革派，誰是保守派就沒有一點意義了，也許有一個天天高舉改革旗號、天天高喊改革開放的人，其實他就是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他所呼吁出臺的政策都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90年代與80年代相比，那種根本性的社會思想立場的區(qū)分，改革派還是保守派這個區(qū)分，實際上是沒有意義了。同時80年代爭論的最大的問題即要不要改革開放，在90年代也沒有意義了。因為要改革開放的人可能是為全民族謀利益的人，也可能是為特殊利益集團謀利益的人。所以90年代有意義的問題是從要不要改革已經明確變成了要什么樣的改革，它的實質意思就是說改革的代價是由全民公平分攤，還是由一部分弱勢群體來分攤？

　　這種變化在文化上反映在那些方面？首先由于社會不公正，貧富懸殊這些問題非常嚴重，由于貪污腐敗的治理也不是非常有成效，所以90年代與80年代相比社會問題成堆，而思想文化要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起作用，需要的知識是法學的知識，經濟學的知識，社會學的知識，這就是前面說的第五個山頭研究的內容。所以把90年代跟80年代做一個對比的話，就是問題取代了主義，社會科學取代了人文科學，關于制度安排的問題取代了人的終極關懷的問題。這個轉向是非常明顯的，我身臨其中就是這么經歷過來的。如果要做一個對比的話，最好的對比是這樣，如果說80年代我們要找一個象征性的人，他應該是李澤厚。那時李澤厚非常自豪地說，80年代的大學生沒有一個不是受他的影響成長的，當然這么說是夸張了一點，但我覺得這個說法基本上是對的。80年代文化熱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美學熱，幾乎每個大學生都是美學家，或者說是美學愛好者，大學生對宗白華的《美學散步》和李澤厚的《美的歷程》《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簡直是津津樂道。因為大家關心的都是一些比較形而上的，比較虛無縹緲的東西，都是審美情趣，怎么做人，終極關懷這些東西。90年代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我覺得有兩個人，一個是何清漣，一個是孫立平。何清漣寫的書是《現代化的陷阱》，跟她比較接近的是秦暉，他們以90年代揭露中國社會不公正，揭露國有資產在重組中間發(fā)生的大量流失這一類問題著稱的。孫立平是專門研究中國社會階層分化與中國社會的階層沖突的，他有兩本有代表性的書，一本叫做《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自從1949年以來，我們的社會一直被描寫成高度公正、平等的社會，但是90年代中國已經有了社會分層，有社會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矛盾，甚至有社會階層的沖突，而且這種分層已經嚴重惡化。孫立平的另外一本書是《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里面說中國社會已經從一個以前表面上的和諧大家庭斷裂成不同的社會階層，人們處在不同的經濟與社會地位上，他們的感受與訴求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把李澤厚與孫立平、何清璉的思想對比一下，就可以看到90年代與80年代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么到了90年代，我剛才談的那五大學術文化山頭的情況又是怎么樣呢？當然89年那場巨大的社會風波已經把這些文人學者的山頭在同一瞬間就給摧毀了。但是這種種思潮它們的命運是怎么樣呢？我來一個一個分析。

　　首先看中國文化書院，他們研究的國學后來得到了很大發(fā)展。我覺得89之后的形勢對于國學的發(fā)展客觀上起了非常好的作用。為什么呢？因為反和平演變在思想上就是反全盤西化，整個思想學術界除了傳統文化以外，別的的東西都給摧毀得一干二凈了。當時認為西學就是配合和平演變的，談西學肯定不行，但整個文化也不可能完全是真空，89之后由于政治力量徹底批判和平演變和全盤西化，于是使得國學在90年代得到了一個意外的發(fā)展機會。

　　關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解和解釋問題。在80年代，改革開放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爭論得很厲害，馬克思主義到底是人道主義的思想還是階級斗爭也在爭論。90年代這種爭論實際上就完全停了，因為鄧小平說了：不爭論。這個說法實際上并沒有完全實現，因為上萬言書的人特別多。其實那些殘渣余孽我覺得力量挺大的，但總的來說讓鄧小平壓住了。這種情況直到什么時候結束呢？直到07年謝濤先生提倡民主社會主義以后，關于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馬克思主義到底是科學社會主義這套東西呢？還是謝濤先生的更加人性化的、某種程度上比中國的傳統更多的承認民主自由的東西？到底馬克思主義是什么東西？這也在爭論。雖然我非常欣賞謝濤先生的立場和道德勇氣，但是到底該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我覺得確實在學術上可以爭論。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與精髓是專政理論跟階級斗爭學說呢？還是提倡民主自由？我覺得這個問題確實是可以爭論的。

　　而科學世界觀這方面，“走向未來”這個山頭我覺得也非常之萎縮，因為他們這派的頭目也流落到海外去了。當時這派人出了一個電視系列片叫《河殤》，因此在政治上被批評得很厲害。因為當時《河殤》在中國的影響非常之大，后來趙紫陽把它送給李光耀，因而又帶上了一些政治色彩。他們這派是搞自然科學的，本來問題應該不是那么大，但是由于他們的代表人物搞了《河殤》，趙紫陽拿去送給李光耀，這就跟政治牽扯在一起了，所以這一派也給打得完全沒有了。另外他們提倡科學世界觀和科學方法論，他們構造的東西是宏大的敘事，他們希望給中國人提供一些用當代最新的科學成果和方法論指導下形成的對歷史的解釋。所以，他們最有影響的東西就是世界觀和歷史觀，而從80年代到90年代，社會思想發(fā)生了轉變，大家由于受后現代主義的影響，對于宏大敘事不感興趣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沒體會，現在年輕人，你跟他談那些大的東西他是非常沒有興趣的，而第三個山頭，也就是談科學世界觀的這些人，他們宏大敘事的特點非常明顯，所以我覺得這一派后來的影響就非常小。

　　第四個山頭，也就是我所在的西方的人文主義思潮，我覺得受批判全盤西化的影響，這派在90年代之后也不怎么樣，也是比較蕭條。但這一塊由于離政治比較遠，現在說說反正也行，跟90年代不太一樣。

　　最要提到的就是第五派，社會科學思潮，我覺得這一派得到了蓬勃的發(fā)展。因為中國社會問題成堆，問題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需要專業(yè)知識來解決，所以，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是當今非常吃香的顯學。

　　90年代：社會文化思想呈現三大特征

　　與80年代相比，我覺得90年代的第一個特征就是后現代主義一度代替了對現代化的追求，它成了中國思想文化界最喧囂一時、最時髦的主流。后現代主義傳到中國來應該是1986年，當時西方有個馬克思主義的后現代主義者叫弗里德里克·詹姆遜，他在北京大學做了一次講演。但是他那次講演基本沒有影響，因為80年代整個中國的氣氛是我們要走向現代化，我們要建設現代化，我們對現代性是肯定的；
80年代還有一個特點是，我們要繼承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傳統，我們應該提倡的是科學、民主、理性、啟蒙。所以86年他到中國宣傳的那一套跟當時的氣氛不一致，所以沒造成什么影響。90年代情況相反，因為89年以后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思想文化上，都對80年代有一個徹底的否定。所以90年代最流行的思潮就是后現代主義。當時北京有三個“后主”，北京大學的“張后主”張頤武，現在北京電視臺，特別活躍；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的“陳后主”陳曉明；
北京師范大學的“王后主”王一川，他們兩人都是中文系的教授。后現代思潮對現代性的趨向基本持批評的態(tài)度，它的整個價值取向和思想文化取向都有非常大的變化，對現代性的東西都認為是應該受到批判的。后現代思潮當時影響非常大，我到各地去開會時就發(fā)現大家都在談后現代，好像誰不懂后現代，誰就連說話的權力都沒有。一批評什么都用后現代的詞句，比如說我念一篇小說，他說這是解構一個文本；
你講大道理，他說那是宏大敘事。當初我可能是中國第一個出來反對這種后現代思潮的，因為我覺得中國對現代性的追求是沒有過失的，而現代性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民主、科學、自由、理性、啟蒙，但后現代連這些都要進行消解，它最后還要對意義進行消解，這種意義包括我們倫理學上的生活的意義的追求，包括語言的意義。他們就跟你胡攪蠻纏，因為他覺得你說話是按照固有的意義在說，他把你的意義消解了之后，再附加上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意義，我覺得這樣連話都說不清楚了，所以我當初就提出來，后現代主義針對的是西方社會過分發(fā)達的理性，科學講究的太多了，遵守規(guī)則的東西太多了，所以要把這些東西打破。但我覺得中國現在最缺乏規(guī)則，我們還處在要建立規(guī)則而沒有規(guī)則的時候，現在中國消解意義怎么可能呢？我當時的最有力的論據是，當西方最有名的后現代主義大師知道他們的著作被翻譯到中國而且被很多人信奉的時候，他們表現出來的憂慮，比表現出來的喜悅要多的多，因為他們有社會責任感。比如《走向后現代》一書的編者佛克馬在該書中文版序言中寫道：“后現代文學是不能模仿的，它屬于特殊的、復雜的傳統，西方文化主流的奢侈生活條件是后現代想象的實驗基礎，它對于還在追求溫飽的地區(qū)來說，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蔽矣X得他寫得特別好，我覺得在中國推行后現代思潮，就相當于西北特別落后的邊疆地區(qū)的一個農民，吃飯都吃不飽，有一天他跑到北京、上海，看到那些白領都在減肥，誰不減肥誰就跟不上潮流，然后他回到家鄉(xiāng)去對周圍的人說你們現在要減肥，你們現在是營養(yǎng)過剩。我覺得這個比喻特別能說明問題。幸好這個思潮現在并不是特別流行。所以，90年代社會文化思想的最大轉變就是提倡后現代而反對現代化。

　　90年代社會思潮的第二個特征，是激進主義的思潮受到了極大的批評，最重要的批評者是80年代思想文化界最著名的領袖人物李澤厚和劉再復。劉再復89之后流亡海外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現在又可以在國內發(fā)表東西了，最近他又寫了幾本書，也寫得很好。80年代的時候他是社科院文學所的所長，影響也很大。他們寫了一本書叫做《告別革命》，一般地中國的傳統思想認為，革命的激進的東西是好的，保守的東西是壞的。在中國長期的傳統里面，誰壞就說誰是保守份子，有些人曾經很好，后來變壞了就說他曾經是激進的革命的，后來變成一個保守份子。我們的教科書，我們的宣傳主張的都是激進的東西。后來有人反思，認為從思想文化層面上分析的話，中國的事壞就壞在革命思想太多。他們認為，本來中國可以走一條很緩慢的道路，很多歷史學家跟一些人回顧中國的道路的時候，覺得中國最好的道路是君主立憲，如果當初光緒皇帝實現了君主立憲那是最理想的，那樣社會就不會有動亂，一步一步一點一點地建設積累，這樣我們的法治發(fā)展了，經濟也搞好了�？涤袨�、梁啟超這些人不過癮，實行急速的變法，激化了跟慈禧太后等保守派的矛盾，結果搞不下去了。后來康、梁這些思想又被說成保守的，孫中山的革命一下就走的非常之遠，再后來對孫中山這套又不滿意了，于是又有了共產革命。所以他們認為人類的歷史經驗證明了，像英國的光榮革命這種保存舊體制，在原有體制思想文化內部一點一點生長新東西是最好的，而我們傳統長期的教育就是徹底打碎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完全的新世界。他們覺得這種思潮，這種革命的傳統思想跟激進的思潮實際上是不對的，所以中國要做很深刻的反思。我不屬于這個思潮的人，而李澤厚、王元化當時就在進行反思，他們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都是持反對態(tài)度，他們覺得中國現在的改革開放還不是李鴻章那套嗎？無非是引進外資、興辦實業(yè)這些東西，但在這中間我們浪費了多少時間��？中間折騰我們的東西全是激進的東西，這些東西以后全部不要。這種思潮我覺得是80年代到90年代非常重要的第二個思潮。

　　90年代第三個特征是人文精神的大討論，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人文精神大討論的來龍去脈很多人沒搞清楚，它實際上是從1994年開始的，89之后中國整個思想文化、文學藝術是一片蕭條，后來鄧小平南巡以后，大家逐漸可以說一點話了，各種學術會議開始恢復了，這些文化人也開始進行交流了，大家感到最大的問題就是整個文學藝術的蕭條。上海的知識界對時局是比較敏感的，他們跟《讀書》雜志合作搞了一次人文精神大討論，一共出了大概有六期，這種討論一直到最近還在進行著。當初上海的學者一開始提出的問題是，他們覺得現在中國的人文精神沒有了，文學藝術沒什么值得一談的東西。他們就問這到底是什么原因？當時認為是中國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政治運動不斷，政治上的壓制以及對知識分子歧視、奴化教育使得人的精神萎縮了，知識分子根本就不能說話，一出作品就受到批判。所以他們最開始談到中國人文精神萎縮的原因時，認為是文化大革命中跟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運動的摧殘對知識分子造成的心靈創(chuàng)傷。他們說，人都不是一個揚眉吐氣、頂天立地的人，又怎么可能寫出好的歌頌人的作品呢？但后來的說法又給人另外一種印象，后來又說中國人文精神之所以會失落，中國的文學藝術之所以會凋敝，是因為鄧小平南巡以后市場經濟發(fā)展帶來了拜金主義，低俗的大眾文化出現了，人文精神的失落是因為金錢壓倒了藝術，所以馬上開始聲討拜金主義。當時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有一整套現成的非常深刻的理論分析市場經濟跟資本主義制度下大眾文化跟低俗文化是怎么泛濫的，那種高雅的藝術和文化是如何沒落的？所以中國討論人文精神時，就把這些思想拿過來，但王蒙先生首先出來說：你們說中國因為搞了市場經濟的改革開放政策，所以人文精神沒有了，金錢壓倒了思想藝術，這話的言下之意，就是我們曾經有過一個非常好的人文精神，請問是哪一個時代？是57年反右的時候，還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專政的時候？你們的意思是不是中國的人文精神，曾經有過一個如日中天的時代，這才會形成一個失落？在這個問題上，我是完全站在王蒙這一邊的。后來，兩邊的爭論就變成市場經濟對中國的文學藝術到底是起了摧殘作用還是別的什么作用，其實這個問題從盧梭時代以來就一直是一個經常爭論的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也是一個非常深刻和重要的問題。

　　關于所謂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

　　我覺得他們之間的爭論應該是中國這30年間最重要的爭論之一。

　　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論發(fā)生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中后期，爭論的背景是90年代上半期，鄧小平南巡以后，市場經濟得到了急速的發(fā)展，改革開放也從倍受爭論變成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但問題馬上就出現了，這些問題大概可以概括為兩條。第一條就是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第二條就是社會不公，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這些我覺得是基本事實，沒有任何人能否定。那么爭論最厲害的是什么呢？是產生貪污腐敗、社會不公，貧富懸殊的原因。問題大家都看到了，但產生問題的根源在哪？兩派有不同的爭論。所以我覺得自由主義跟新左派的爭論之所以重要首先就在這一點。新左派認為問題根源出在中國搞了市場經濟，因此他們批判的矛頭指向市場經濟。而另一派的回答則不是，他們覺得中國歷來就存在著這個問題：那就是權力高度壟斷和不受監(jiān)督、不受制衡。實際上，中國的市場經濟體系是非常不成熟、不規(guī)范的市場經濟，幾乎每一個方面都是受到權力的干擾與控制，正是由于權力在市場經濟中間所起的超強作用，才產生了大量的腐敗和社會不公等問題。所以兩派最針鋒相對的首先就在這個問題上，一派說出現這些問題應該由市場經濟負責，所以他們大量地批評市場經濟，大量地說市場經濟不好的一方面；
而另外一派說是市場經濟受到了扭曲，需要的是一個規(guī)范的市場經濟，中國還應該深化改革，而且更重要的是應該有法制，中國光有市場經濟絕對是不行的，一定要用法律、法制來規(guī)范市場經濟，這樣中國腐敗問題、社會不公等問題才可以解決。這是一方面的爭論。

　　第二方面的爭論發(fā)生在90年代中后期，那時候中國還沒加入WTO，爭論的是中國對全球化的浪潮到底應該怎么看？對全球化是持正面的評價、歡迎的態(tài)度、積極參與的態(tài)度呢，還是持批評和拒斥的態(tài)度？具體來說就是中國應不應該加入WTO。新左派有個最明確的回答說：全球化浪潮會給中國帶來災害，如果中國迎接全球化？就會把自己變成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殖民地。其中有個說最明顯的，是一個叫陳燕谷的，他的文章發(fā)表在《讀書》雜志上，他也是我們社科院文學所的。他把中國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通過加入WTO組織，通過國際合作方式來走現代化道路明確稱之為自殺式的道路。他說，為什么西方愿意輸出技術，愿意跟第三世界進行合作？因為他們工業(yè)是高度發(fā)達，但他們繼續(xù)在本國發(fā)展經濟已經不可能了，因為會造成污染；
實際上資本的出口，就是環(huán)境污染的出口，在這種情況下引進外資、發(fā)展經濟實際上是一種自殺性發(fā)展。所以他提出的方案是先革命后發(fā)展。他說：現在明擺著世界呈現的是不平等的經濟與貿易體制，世界經貿規(guī)則是西方發(fā)達工業(yè)國家制訂的，他們掌握了主導權，掌握了霸權。中國參加這個不公平的體系，就是把污染引進中國來，這豈不是一種自殺性的發(fā)展？

　　而自由派認為：不論你喜歡不喜歡，不論它有多少弊病，全球化都是個不可抗拒的潮流，你想卷入也罷，不想卷入也罷，最終都會被卷進去。這樣的話，與其被動地不情愿地進去，用抗拒的姿態(tài)進去，那還不如以積極的態(tài)度進去，因為只有參與進去以后你才能去改造這個制度。實際上WTO的規(guī)則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雖然它的經濟合作體制是西方建立的，但經過烏拉圭回合、東京回合的談判，在這框架之內發(fā)展中國家也還是有爭取自己權益的余地的。最明顯的事例是，當代最成功的發(fā)展中國家都是在參與了WTO之后發(fā)展起來的。我也參加了這次爭論，我覺得中國最痛苦的教訓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時就講要有個世界革命，所以我對“先革命后發(fā)展”這種說法非常反感，這種要先把不平等的制度打碎，并建立一個合理的制度之后，再參加進去，再去發(fā)展中國經濟，我覺得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這種爭論最根本的問題是對中國的社會性質，對中國的國情判斷的爭論。新左派的判斷是中國社會已經是市場經濟社會，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因此中國的社會問題就屬于資本主義性質的問題，要對這些問題進行診斷，必須把它放到全球資本主義的框架內來診斷。這話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中國的問題跟美國的問題是一樣的，都是資本主義的問題。而自由主義這一派堅決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們認為中國的問題有中國自己的特殊性，特別是中國的問題主要還是權力的壟斷和權力不受制約引起的，也就說中國的問題還是斯大林主義殘余的問題。所以兩派診斷的結果是不一樣的。按照新左派第一個說法，中國貪污腐敗泛濫的主要原因和主要出現的問題就是國際貿易與跨國資本。我相信跨國資本肯定也有問題，但我認為中國貪污腐敗主要不是由別人引起的，新左派說法我覺得實際上是轉移矛頭。我從來沒看到哪一個經濟腐敗案件的背后沒有權力在起支配作用。在這個問題上我引證一句說的最好的話，前湖南省紀委書記2007年在《南方周末》發(fā)表過一篇非常長的文章，他是中國高級官員里，而且處在這種敏感部門里唯一敢出來說真話的人。他講了自己很辛酸的經歷，他說自己搞了十多年反腐敗工作，實際上很多時候是失敗的，得出的經驗教訓是自己實際上是在跟舊體制作斗爭，所以中國反腐敗的出路應該是建立一個規(guī)范的市場化的經濟。我覺得最了解實際情況的人說的話，遠比一些讀書人在那里瞎爭論的分量要重的多。我的判斷是跟這個人相同的，而且我自己比較自信，我的判斷沒有錯。

　　還有爭論就是涉及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和80年代的文化熱，爭論的兩派分歧也非常大。新左派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和80年代的“文化熱”表明了，中國所謂新派的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在心靈上已被殖民化了。新左派和后現代主義者他們在這方面認識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陳獨秀、李大釗高舉的德先生、賽先生的旗幟，倡導民主、自由、人權理性啟蒙這些都是資產階級話語。而中國的魯迅、李大釗、胡適這些人，實際上是不自覺地對西方的話語自甘屈服、頂禮膜拜，他們只是把西方的話語橫向移植到中國來，而且這種思潮一直延續(xù)到80年代。新左派覺得我們到現在還要提倡這些思想，實際上是證明了中國知識分子心靈早已被殖民化或者半殖民化了，中國社會不應該用這些價值觀，這些思想實踐是不應該繼承的，我們應該明確認識，這是資產階級的話語霸權的表現；
而自由主義這一派則明確肯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目標沒有達到。在這點上他們認同李澤厚的觀點，認為“五四”高舉科學民主的大旗，在中國搞啟蒙運動，要提倡理性和科學民主，但中國很不幸，內外交困太多，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那李澤厚有個著名的觀點叫做“救亡壓倒啟蒙”，他說我們正在思想上搞啟蒙運動的時候，正在把以前那套“三從四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封建禮教變成對科學民主自由的追求時候，正要對中國人進行啟蒙、改變國民性的時候，卻陷入了戰(zhàn)爭，而戰(zhàn)爭一來，思想就變成一個軍隊、一個政黨、一個領袖這套東西了，要聚集國家的力量，那些科學民主自由就要靠邊了，因為在民族存亡之際，必須要有另外一種更有效率的方法。此后民族存亡局勢和越來越激烈的現實斗爭，截斷了啟蒙的進程，使得“五四”思想啟蒙運動半途而廢，所以中國的啟蒙事業(yè)是個未完成的事業(yè)，現在提倡科學民主理性仍然是有必要的，而且只有實現了這些價值，中國的現代化才能夠完成。而另一派就認為這是西方的話語霸權，你們這些人就是被殖民化了。所以有一個新左派寫文章明確提出，魯迅、李大釗、胡適他們的心靈和思想已經殖民化或半殖民化了，批判他們沒有自己的東西，他們就是屈從在西方的話語霸權之下。

　　還有一個很激烈的爭論是如何看待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自由主義認為提倡階級斗爭、專政理論這些極左東西給中國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比方大躍進、人民公社導致的大饑荒餓死三千多萬人。文化大革命使法治蕩然無存，使中國一億多人被牽連到冤假錯案里去，從國家主席到普通老百姓被迫害致死的不計其數。這些左的思想給中國造成了極大的災害。所以，他們主張否定這些東西，批判這些東西，而且他們認為現在批判得還遠遠不夠。

　　而新左派則認為毛澤東的很多實踐雖然失敗了，但是他的理想是美好的，在他的思想中包含了非常多的合理因素。所以他們認為對方輕率地拋棄了寶貴的社會主義遺產，他們覺得現在應該是恢復這些遺產價值的時候了。這里面最重要的代表是崔之元，他發(fā)表這種言論的時候是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當教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然后緊接著2005年人民大學又建立國學院。建立國學院本來是個教學事件，中國本來天經地義就應該有國學院，對這一點沒什么爭論，但是人民大學的紀寶成校長，他趁著人大建立國學院，就在媒體上高調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那種文章就像我剛才介紹的，文化保守主義的色彩很濃。他說中國的事情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搞壞的，打倒孔家店把傳統文化也全部摧毀了。我想沒有人會反對人民大學應該建立國學院，但是像中山大學的袁偉時教授，他是堅持啟蒙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立場，他說：建立國學院我不反對，但是把建立國學院與否定批判五四新文化運動相聯系，說中國搞壞事情的人，都是過分提倡科學民主的人；
把傳統搞壞的這幫人，成了把中國搞壞的人，這說法是錯誤的。紀寶成說的這一點引起了非常大的爭論。2005年也發(fā)生了很多重要的事件，比如有人要紀念孔子的誕辰之類的，他們不是把這叫做儒學，他們把這叫做儒教，他們覺得儒學不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干脆就是一個宗教，還有人就提出應該把儒教設立成中國的國教。我就出來反對這種提法。我覺得政教分離是人類好不容易才有的歷史的進步，要把儒教設作中國的國教恐怕也有問題。這個爭論一直爭論到2008年，2008年還有個事情，以前封建專制王朝都把孔夫子的直系后代封成“大成至圣先師”，就是很重要的一個官，現在海內外也有人提倡這個。去年孔子76代傳人在臺灣死掉了，大陸就有人說，我們還要去找，把孔夫子的第77代孫找出來封他當“大成至圣先師”。這些事情都說明傳統文化在中國還有很重要的影響力。大概一個多月前安徽電視臺到北京來做節(jié)目，它把人分成了兩個陣容，一派是支持把孔夫子傳人立為世襲的官職，或者支持儒教的，另外一派是支持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人，包括我也是。兩邊幾個學者辯論，結果從觀眾的反應來看，絕對贊成國學與提倡傳統文化。我們這一派人，不說被臭罵吧，至少是沒有多少人贊成的。

　　其實最大的一次國學熱的浪潮是1994年，那時候《人民日報》就開始發(fā)表文章，題目叫做《國學在燕園悄然升起》，燕園就是北大。那時候有一大批最德高望重的，研究傳統文化的老教授，最著名的是張岱年，包括溫總理經常去看望的季羨林，他們當初有一個想法跟前面介紹的一樣，覺得你光是干巴巴的馬列主義教條做意識形態(tài)是不行的，應該充分利用國學，國學可以幫官方很大忙。所以1994年就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浪潮，開始提倡國學。但是那時候有一個人，是我們社科院的，他自己也是搞國學的一個教授，他就指責這些搞國學的老教授，說你們提倡國學有個不可告人的政治上的動機，就是妄圖利用國學來取代馬克思主義。所以他這么一扣帽子，那些老先生真是嚇壞了，膽都嚇破了。因為我看到他們后來給中央寫的信，表明自己根本沒這意思，我也相信他們沒這意思，他們其實特別想幫官方的忙。但官方的人又太教條太左了，他覺得我不需要幫忙，我已經掌握了真理。提倡國學的是一幫中青年，比方像蔣慶，他不怕這套，你說我反馬列主義，我甚至連辯白都不辯白，你能拿我怎么樣呢?所以現在提倡國學是越提倡，越熱鬧，不像那些老先生被一個帽子一扣，馬上嚇得狼狽逃竄。

　　我覺得現在國學熱里面實際上有兩種明顯的傾向，一種傾向我把它叫做文化儒學。這種觀點我是非常贊成的，就像人民大學建立國學院一樣。因為我認為：自從1949年以來中國的傳統文化被叫做封建主義的毒素與糟粕，遭到極大的破壞，其結果是中國人，我敢大膽的說，包括在座的人，傳統文化的修養(yǎng)是非常欠缺的。在與臺灣打交道的時候就能體現出來，作為一個中國人傳統文化太少了。最極端的例子是，前幾年臺灣的幾大政黨領袖到大陸來訪問，比如宋楚瑜到清華大學訪問，清華大學送一個字畫給他，然后清華大學校長照慣例要念一遍，結果他念不下去了，因為他不認識那字體。這種事情發(fā)生了好多起，我就不多說了。所以在這種意義上，我覺得中國的傳統文化受到那么多年的摧殘和破壞，我們現在恢復、增加我們傳統文化的修養(yǎng)是非常合理的。傳統文化里有很多非常好的東西，它講究親情講究鄰里之間的關系，特別是講究誠信。當前，在中國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提倡這些是作為文化上的補課，把以前嚴重的損失撈回來。這種文化儒學，我是非常贊成的，而且我覺得現在做得還不夠。照我的標準，最起碼從小學開始就應該學《論語》。但一般人只看到這一面：覺得我只是捍衛(wèi)五四運動，是專門跟那些新儒家打仗的人。其實在這方面，我自己覺得我完全不是。

　　但是另外一個方面，提倡新儒學、國學的這批中年代表人物，他們提倡的不止是文化儒學，還提倡政治儒學。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蔣慶和康曉光。蔣慶最明顯，他就明確提出：現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不行的，應該推行中國古代那種貴族制度。那種制度的基本核心就是要區(qū)分貴族與平民，區(qū)分君子與小人，用孔夫子的話說是“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而現代政治講什么？講一人一票，在政治、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他說這怎么可以呢？一個六十歲的教授跟一個十八歲的待業(yè)青年，他們在人格上、在知識上、在見識上是根本不平等的，所以講平等的現代政治是不對的。他還說古代中國的傳統政治講的是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天就是君權神授，地就是歷史血緣的合法性，人是講民心的擁護。而現代政治，只有一重合法性，就是人的合法性，這是不行的。有人問他，大家在讀經書的時候發(fā)現有問題，可不可以提出疑問和批評。蔣慶的回答是絕對不可以。他說圣人有天生的教化的權力，老百姓只有天生的盲從和接受的權力。于丹總的來說，我覺得她普及國學還是好的。我不想像一些學者那樣用很清高的態(tài)度去挑她的毛病。但是她把孔夫子的學問總結成安貧樂道，就是說社會再不公平，再不公正，你受再多的苦，你退后一步自然寬，不去想這些就好了。我覺得這對于中國大量弱勢群體和需要維權的群體絕對是一個精神上的鴉片，再不公正，你退后一步不就行了嘛？其實在孔孟思想里面，孟子那套反抗強權、反抗不公正的思想，甚至都到了舍生取義的地步，我覺得是非常強烈的。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政治儒學中有很多問題，這些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我就講到這里，講得不正確的地方，請大家提出批評、指正，講得不清楚的地方，或者大家有什么心得，我們可以交流和磋商。

　　主持人：

　　謝謝徐老師為我們做的思想流派的分析和梳理�？墒菍τ谖覀兒芏嗳藖碚f，聽起來就像在聽歷史課。徐老師在講座當中多次提到由于年齡的關系，很多地方可能你們聽不懂，這也就能看出：封鎖、禁錮和洗腦的威力，以致人們不能思考，從而更容易被驅使。從文革至今，主流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究竟有多大的反思、批評與改變？我們必須進行嚴肅的追問，必須從思想文化和體制方面思考。下面我們進入交流時間。(摘錄)

　　提問：目前來講，中國學術界好像有一股熱潮。像劉曉峰先生等人就介紹列奧·施特勞斯的學說。但是好像從學術界來看斯特勞斯對自由主義是持一個批評的態(tài)度。施特勞斯學派目前在中國不正常的熱，您是怎么看這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作為高中生，對大家都在講新左派和自由主義，按我自己理解自由主義是搞一個自由開放的世界觀，而新左派說要搞大民主。我身邊很多同學對毛澤東搞的這個大民主一點認識都沒有。請您講講這是不是說當年文革誘惑人的時候，不是以現在這些被妖魔化的東西來誘惑人呢？就是現在對文革的批判和反思是不是太片面了？就只反思多么多么的不好，而沒有一個更深入的批評。

　　徐友漁：我非常吃驚你說你是高中生！這兩個問題的深刻性跟重要性，我覺得是非常高了，但我只能簡要回答。你說施特勞斯學派的問題，實際上是學術界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一般人也未見得能知道。劉曉峰提倡對施特勞斯的研究，我覺得在純粹學術上做的貢獻是很大，他們畢竟還是值得研究的人。但坦率地說我是非常憂慮，我覺得它負面作用很大。因為他們雖然有些獨特的觀點，作為一些重要的理論家值得研究。但是他們提倡我們看待整個西方哲學、文化跟文明都要通過施特勞斯的眼睛去看。這比較片面，最近已經出現了一些批評他們的東西。姑且不談它對中國的自由、民主有什么作用，我覺得在學術上它也有一種誤導的作用。它最大的問題是現在中國名牌大學最有思想最有發(fā)展前途的一批年輕人都跟著這么走，覺得我對西方的理解必須通過施特勞斯的眼睛去看。而且他們又主張一些神神怪怪的東西，他們覺得研究西方的經典看字面的意思還不行，還要看字里行間沒有說出來的東西。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不理性的做法。從這種意義上，我覺得它對中國實際起的負面作用要大一些。雖然僅從學者來說，他們大量翻譯、推廣這種研究，如果他們有一個正常的心態(tài)我覺得應該提倡，但負面作用是太大了。我非常痛心中國名牌大學的最有才能的學生確實是在跟著他們跑。中國人以為：我要了解西方文明，鑰匙就在施特勞斯手上，拿了這把鑰匙什么都能打開，我覺得事情并不是這樣。我覺得整個思想文化是個百花園，你進去以后可以對個別的東西感興趣，最后成為那方面的專家，但最開始的時候，我覺得還是要做一個整體的了解。我覺得一個人、一輩子就吊死在施特勞斯這棵樹上注定是沒前途的。如果在座的對西方的哲學跟思想感興趣，千萬別走這條路。你可以看施特勞斯的書，比較重要，但他絕不是第一流的思想家。如果你有精力跟興趣看了也有好處，但是千萬別以為這把鑰匙就在施特勞斯手上。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太糟糕了。

　　我以前在這里講過，我自己有個專業(yè)就是研究文革。我們一般說它是一場噩夢一場浩劫，法治蕩然無存，無數的冤假錯案，給中國造成那么大的破壞。但是有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就是為什么全國的人幾乎沒有例外的，億萬人都卷進去了呢？而且當時是狂熱的全心全意的，毫無保留的支持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不說別人，我自己就是這樣一個人。我當時作為一個高中三年級的學生，真的就是“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刀山敢上，火海敢闖，就是要捍衛(wèi)毛主席革命路線”。這里面除了林彪搞的對毛澤東的的個人崇拜，盲目的、迷信的這些東西以外，毛澤東很高超的地方，就是利用了人民群眾對民主的渴望。文化大革命歷來有一個做法就是派工作組到學校去，到工廠去，那種做法是個標準的漠視程序化的做法。把人分成四等，左派，右派，可以團結的對象等，然后團結一部分，打擊一部分，抓右派，打反革命分子，都是這么做的。結果那次毛澤東玩了一個花樣，他把那個事情交給劉少奇和鄧小平去做，鄧小平和劉少奇就按傳統的做法這么做。做了以后，毛澤東馬上回到北京說，你怎么把群眾搞得那么慘？你怎么把群眾打成反革命？我是要保護群眾的。而且當初提的口號給人的印象是整個建國以來1949年到1966年干部跟群眾的矛盾極其尖銳，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欺負人民的這么一個階層。毛澤東自己的原話是“形成了一個吸勞動人民鮮血的官僚特權階層”。就是用人民對公平、民主、自由的渴望，給我們許諾了這些東西，我們才起來。所以，我覺得我個人的經歷跟億萬人是一樣的，除了那種無知、盲目和迷信以外，煽動文化革命里面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群眾當家作主，我們要建立一個理想的公平的社會。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個非常復雜的東西�，F在經歷了文化革命的這一代人中間，我認為我是徹底反思過來了。我對那種大民主持批判的態(tài)度�，F在大部分人還沒有反思過來，他們現在仍然持懷念文化大革命的態(tài)度。這個態(tài)度在現在越發(fā)有吸引力。為什么呢？之所以發(fā)動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要把他一部分政治上的對手清洗掉，就把他們說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個非�？尚Φ恼f法。劉少奇干了幾十年革命，他憑什么要去走資本主義道路�。克�已經當到國家主席了，為什么會去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是現在中國搞了市場經濟以后，中國現在的政府官員大搞以權謀私。按照現在對文革沒有反思的那一批人的看法，在現在這種市場經濟條件下貪污腐敗，再看毛澤東提出的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覺得特別合他們心意。所以不光是一般群眾，還包括一些經歷文革的人，比如我們所一些人都有這想法：“毛主席老人家就是英明，早就看透了鄧小平是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爆F在所有的貪污腐化份子就是走資派。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反對貪污腐化的成效又相當小，所以他們特別希望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用那種大民主的方式，就是想抓誰就抓誰，想斗誰就斗誰的方式反腐。他們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是為了反對這種貪污腐敗和特權。但由于中國社會長期封閉，很多人就不知道文明的做法、法制的做法該是怎么樣的？所以對于現在這種情況我非常憂慮，比如每年春節(jié)的時候，像鄭州這些文革鬧得最厲害的地方，下崗工人加上文化大革命時那些造反派的領袖，他們會出來游行示威，他們打的標語、提出的口號都跟文革時所提的一模一樣。這樣一來問題就很復雜。中國官方只是簡單地說文化革命大民主是個欺騙人的東西，但是他們其中包含更多的東西是對民主本身的恐懼，這點老百姓是不認可的。作為我個人，一個學者來研究，我也是徹底否定大民主的。我也是堅決不主張用文化革命的方式來解決現在的問題。但復雜的問題就在這里，由于文革在中國是個禁區(qū)不讓研究，像我這種對文革大民主有徹底批判和認識的人，我的說法不可能得到傳播。所以現在中國經歷了文革的那代人身上，他們對文革的懷念，特別向往再來一次文革來清除他們認為的不公正。我覺得在中國社會里面正在醞釀一種很危險的東西。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有機會我還是會向當局懇求一下，說清楚研究文化革命不一定是跟官方對著干。實際上我覺得把歷史的真相告訴大家，這是最重要的，至少我覺得像我對文革造反和大民主的研究是有利于中國走上一個法治軌道的。但是現在非常遺憾，現在仍然不讓研究這些東西。我覺得不出問題則罷，萬一出什么動亂的話，因為中國很多老百姓沒有接觸到那些更文明的東西，他腦袋里的東西就是他唯一親身經歷的文革，就是文革斗走資派跟大民主這些東西。他們唯一能夠使用的，也就這些東西。萬一有一個什么風吹草動，出點什么問題，我覺得是非�？膳碌摹Ｎ矣X得作為中學生能感受到這個問題也已經是很不錯了。

　�。ㄈ�文根據演講錄音整理，未經演講人審閱，如有疏漏，敬請諒解。文字整理：陳源，柳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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