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兒臉刻黃金印

　　聶的詩作和言論，前面已經(jīng)引出許多。他是怎樣當上“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的這個問題已經(jīng)交代清楚，那么多的“反動詩”和“反動言論”作為“罪證”已經(jīng)是綽綽有余了，然而，筆者在引用聶的言論時仍然有所保留。實際上聶的言談時常是更為激烈的，指責高層領導人也時常會點名道姓，酒后甚至敲著桌子厲聲大罵。如此說來，聶紺弩是不是確實思想很“右”呢？

　　筆者曾經(jīng)與一位諳通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朋友談起聶紺弩，他知道我在做著這方面的研究，似乎是有意提醒我，他說：聶紺弩過去是很“左”的�。�

　　對于聶紺弩漫長的人生履跡，筆者愧無詳考，僅從浮光掠影中所見，從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風、“肅反”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是他的思想在重創(chuàng)中跌宕變化的顯著的轉(zhuǎn)折點。這是不是從很“左”轉(zhuǎn)到了很“右”呢？如做這樣的概括，似乎過于的簡單化了。通讀他的雜文和詩篇，可以讀出一個完整的人格，可以看出他雖然經(jīng)歷了思想的磨礪和轉(zhuǎn)化，卻始終精魂未散。他的變化，只是對具體事物的認識觀念上的變化，絕不是自己靈魂的扭曲和斷裂。無論時代風云變幻，無論個人境遇順逆，聶紺弩始終都是聶紺弩，他的人格以一種堅不可摧的力量屹立在他的寫作和言論中。

　　聶紺弩從“左聯(lián)”時期追隨魯迅，在他以后的一生中，崇拜魯迅的信念從未改變。他甚至相信，如果魯迅能夠活到新中國建立以后，能夠?qū)�國家的文化方針政策發(fā)生重大影響；
他認為如果文化界的領導人是魯迅，而不是周揚他們，就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一次一次的迫害文化人的運動。當然這只不過是一種良好愿望而已。

　　最能表現(xiàn)聶紺弩“左”的一面立場的，應該是他那些筆鋒犀利的雜文。他有一首七律，題為《以拙集〈雜文選〉贈重禹系以一詩》：

　　鬼谷先生立我前，鄉(xiāng)人賣藥兔開言。

　　文盲局長翻身穗，萬里長城笑死錢。

　　自比烏鴉曹氏子，騙人階級傅斯年。

　　何來一炬阿房火，燒到干媽義養(yǎng)乾。

　　短短一首詩中，提到了聶紺弩八篇雜文。其中，《論六個文盲衛(wèi)士當局長》是針對香港小報詆毀新中國的惡意報道而予以反擊的；
《論萬里長城》是針對所謂“中國共產(chǎn)黨要拆除萬里長城”的謠言，駁斥錢穆的誹謗“專論”的；
《論烏鴉》一文是對曹聚仁自比烏鴉，“經(jīng)常發(fā)表皇皇論文……打擊現(xiàn)在的新生力量”的辛辣的諷刺；
《傅斯年與階級斗爭》一文是對傅斯年所謂“共產(chǎn)黨騙人的第一個法寶是階級斗爭”的“隨意胡扯”，進行凌厲的指摘；
《有奶就是娘與干媽媽主義》是用烈火般的文筆抨擊蕭乾的，文中直指蕭乾是“代表封建性與買辦性，雙方兼?zhèn)�，完美無缺的高明理論家”，并且還順帶燒及了“封建性的”馮友蘭、沈從文和“買辦性的”胡適、林語堂等人。

　　這幾篇論文不能算是聶紺弩的代表作，但也足以看出他的政治態(tài)度，可謂立場鮮明，毫不含糊的。一九五Ｏ年聶在香港任《文匯報》主筆期間，雜文多以贊頌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為主題，對種種反共的謬談怪論予以嬉笑怒罵的痛斥和嘲諷。而在此之前，他的文章更不乏對國民黨政府的指責，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罵蔣介石”。上面提到的《論六個文盲衛(wèi)士當局長》一文，在談到文化水準的時候，就插了一個小小的打諢：

　　蔣介石的名著《中國之命運》，誰都知道是漢奸陶希圣寫的。有名的故事，蔣介石看了《論聯(lián)合政府》，問他的親信，何以人家寫得這么好，我們寫不出呢？人家回答：“因為那是毛澤東自己寫的�！弊阋娝�的總裁什么集之類，盡管不值一文錢，還不是他自己寫的。

　　聶罵蔣的同時，對毛澤東的態(tài)度當然是熱情贊頌的。參加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門的開國大典后，他寫了一篇追記的散文，記述了群眾興奮而熱烈歡呼的場景，當毛主席到會場時，他寫了這樣一段話：

　　我看不清毛主席的面孔，但那姿態(tài)是很熟悉的，還是那樣，像一個敦厚的長者，甚至像一個鄉(xiāng)下的呵寒問暖的老太婆。他的動作和語言都似乎是迂緩的，但每一個迂緩的動作和聲音里都含著無限仁慈。想他的臉上還是那樣帶著一些輕微的笑意，帶著一種對于別人永遠的關心，好像無論什么時候，只要你愿意，他都可以向你訴盡他的衷曲，如果真和你傾談，你會發(fā)現(xiàn)他的談話里竟那么多的幽默，乃至那么多的詼諧，有時使你微笑，有時使你大笑。在笑聲中，你會融解一切心里的郁結(jié)，你會頓開茅塞，恍然大悟，你會發(fā)覺他竟知道你這么多，這么深，他不是和你初次見面，而是你的幾十年的知心老友。他好像從來不會呵斥人，從來不憎恨人，從來不會把什么人當做他的敵人。然而誰都知道，他就是打倒了中國的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即將把他們根絕，而且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共產(chǎn)黨，中國無產(chǎn)階級，中國農(nóng)民，中國全體人民的領袖！

　　這段話并不是故意獻媚，我相信，這是聶紺弩當年的真實感受，是他的真情實感的表述。

　　聶紺弩與毛澤東的直接接觸，大概就是一九三九年春在延安那一次。陜北公學開學典禮的時候，丁玲拉了聶去聽毛演講，散會后回招待所，與毛同行一段路，說了不少話，毛給聶留下了“未嘗不藹然可親”的印象。但聶對毛的贊賞，絕不是因為那一次的印象，或者說，他贊賞的并不只是毛澤東個人。這正如他罵蔣，也并非是罵蔣某個人。在他寫的《對于反省的看法》中說：

　　……但我也不是不憎恨國民黨，但這憎恨并非從無產(chǎn)階級立場去憎恨它，而從莫名其妙的理性、正義之類的觀點，里面還甚至含有恨鐵不成鋼的意思。同時所憎恨的是那抽象的國民黨，是國民黨的那一套辦法制度……

　　上文談到他入黨，及一九五七年的“檢查材料”中再次談到此事時，他先后說過：

　　我離開反動陣營，跑到革命方面來，并非由于我是被壓迫被剝削階級……而是反動陣營太過于黑暗，幾乎從封建觀點也可以反對它，我是若干“正義感”和若干無政府個人主義之類，促使我離開了它；
至于入黨，也不是因為真正有了什么覺悟，而不過是因為大勢所趨的緣故。像我這樣的人，很容易把自己參加革命，想為一種悲憫、義舉、高貴的情操，自以為高人一等……

　　人的思想感情都是很復雜、矛盾、微妙的，我還不能很清楚地說明它。但有一點，哪怕在國民黨統(tǒng)治時代，入黨是很危險的事，但這是一種精神上得到解放和精神上有所寄托的事，這對于一個知識分子還是重要的。所以最好是取得黨員的名義而逃掉那黨員應履行的義務……

　　這就是一個真實的聶紺弩。由此可知，他對毛澤東的贊頌，實際是對人民的贊頌，是對人民領袖的贊頌。在聶紺弩心目中，人民的領袖就應該是寬厚的，仁慈的，永遠關懷別人的，帶著笑意為人民排難解憂的。他出于理念上的自由主義和正義感而衷心擁戴的，正是這樣一個人民領袖的形象。

　　一九五五年開始了對胡風的批判，接著中央發(fā)出了《關于開展斗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聶紺弩主要因受胡風的牽連，在“肅反運動”中被隔離審查，反省三個月。他的《反省中作》詩六首，抒寫了當時的遭際和心情，其中一首曰：

　　只道生虛五十載，誰知咎犯百千樁。

　　伸長八尺靈官殿，大喝一聲白虎堂。

　　天若有頭砍當怕，地雖無底揭也慌。

　　何人萬縷青絲發(fā)，不為昭關一夜霜。

　　這是被批判的情景。據(jù)說聶當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直接領導人王任叔，斗爭聶格外起勁，動輒聲色俱厲地說“反革命分子聶紺弩”如何如何。天也怕、地也慌，讓人像伍子胥一樣一夜之間頭發(fā)全白，可知那情景是頗為恐怖的。

　　在聶的《反省時作》中還有這樣兩句：

　　望美人兮長頸鹿，思君子也細腰蜂。

　　這是他盼望“美人”來同情他拯救他，盼望的是何許人呢？誰能夠幫助和解救他呢？文藝界掌握大權的是周揚他們，聶是魯迅的追隨者，是胡風的同伙，與周揚是不同道的，當然他不會對周揚寄以希望。再往更高層想呢，他自然會想到周恩來和毛澤東。

　　聶紺弩與周恩來總理特殊關系，由來已久。周穎原名周之芹，其姊周之廉于五四運動時與周恩來、鄧穎超在天津共同組織“覺悟社”，當時周穎跟隨其姊在津，鄧也稱她為妹，從那以后一直保持了親密關系，因而周恩來也就將聶紺弩作“妹夫”看待。

　　聶紺弩在反右中挨整時，他也許認為那只是王任叔他們干的事，高層的領導人還會是敦厚的、仁慈的、永遠關心別人的，所以他在想到周總理的同時，也會想起與毛澤東的延安之緣。他的《天安門——追記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典禮》一文，還寫過這么一段話：

　　毛主席，我看見過，也談過話，握過手，聽過他幾次演講，更讀過他的許多著作，但一向，思想搞不通，腦筋總在個人的偉大和平凡之間兜圈子，覺得像他那么一個偉大的人和我這樣一個平凡的人，距離是頗不短的……因此，就在面臨迫害時，在迫害中，心里也不敢喊一聲：“毛主席救我！”我怕他聽不見。這回到北京來，看見了廣大的群眾，看見了毛主席，看見了毛主席在群眾中的地位，而自己又正是群眾中的一員，覺得過去把自己放得和毛主席隔得那么遠，就是事實上置身于群眾之外。到了我站在群眾之中了，雖然還只是形式上的，就覺得他和自己竟是這么近，簡直沒有距離，正像他和群眾沒有距離，和群眾是一體一樣。這感覺，今天特別強烈，雖說他站在城樓上，我站在地上，他不知有我在這會場中，我也沒有看清他的面容……唉！唉！真是知識分子的痼疾，站在群眾當中，還是這么我呀我的！

　　當我們的新中國誕生的時候，許多文化人士都抱著炙熱的期望，從海外歸來，從香港奔往北京，被一種新氣象所感染所激蕩的情緒是極其純真的。聶紺弩正是在那樣一種情態(tài)中寫下了那些純真的文字。然而，僅僅事過五六年之后，他就成了“肅反”的對象。當他在被圍斗被隔離的時候，開國典禮那興高采烈的情景會不會在眼前重現(xiàn)呢，還會不會覺得與群眾與領袖離得很近、簡直沒有距離呢？會不會真的喊一聲“毛主席救我”呢？他詩中寫道：

　　四顧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與西東……

　　落日大旗何莽蕩，小園枯樹太凄清……

　　鐵盡九州成錯后，始知無用是書生……

　　詩中這樣流露著他的孤獨，凄然，無助……開始也許曾經(jīng)抱著幻想，想到毛主席的敦厚與仁慈，結(jié)果還是不得不做了檢查，接受了處分。他后來曾經(jīng)對友人說過：“當我承認我是胡風分子，是反革命的時候，就是最不相信黨的時候�！睆倪@里開始，在聶紺弩心目中，人民領袖毛澤東的形象發(fā)生了改變。

　　聶紺弩在肅反中，連篇累牘地寫了大量的反省與交代材料，檢討說：“和反革命的關系，反黨反革命言論，反組織、反黨的工作態(tài)度，都是從我的由莊子、無政府主義、資產(chǎn)階級思想等等的影響所造成的反動思想體系或精神狀態(tài)來的。”甚至說了：“我發(fā)現(xiàn)我才是真正的胡風分子，比任何胡風分子還要胡風分子一些。

”

　　然而，他的思想本質(zhì)是不會改變的�？此�的那些反省材料，檢討都很懇切很深刻，但仔細捉摸他的話又都似是而非，實際他心如止水，守正不撓。因此，一九五七年“反右”斗爭中他遭遇更加沉重的打擊，那是在劫難逃的。

　　他被劃為“右派”，直接原因是被周穎問題所牽連。周穎時為民革中央委員，正在社會主義學院學習，因參加大鳴大放，批評“肅反”擴大化問題，成為斗爭對象。聶紺弩幫助周穎修改過報告稿子，因此被抓了辮子。至于背后的原因，聶紺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判刑時，作了具體的申述：

　�。ㄎ遥┍欢�為“右派”，則有長遠的歷史原因，要從三十幾年前，上海文藝界一邊以魯迅為首，另一邊以周揚為首，包括田漢、陽翰笙、夏衍等“四條漢子”的兩個文學口號論爭說起……我是站在魯迅的旗幟下的，是既擁護《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口號，又反對《國防文學》口號的。曾寫過兩篇文章，一篇用“耳耶”筆名，題目中有“文學的路標”等字，另一篇用“紺弩”筆名，題目全忘，都記不清發(fā)表在什么雜志上，但后來李何林編的《中國近三十年文學思潮》（生活書店）里有不少引文……就因為這個緣故，也因為在別的問題上，我也多和魯迅接近，總和周揚不很接近，所以周揚總是恨我。新中國成立后，他做了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兼書記，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他從幾方面都是我的直接或間接領導，我處處碰壁。這且不談，周揚對魯迅和大眾文學口號及其擁護者們做了很多工作，很多報復，真是害怕接觸這些問題，但有兩件較小的，較易說清的。一，篡改《魯迅全集》的文字和注解，主要是注解，這是同林默涵、王士菁等一起作的，把關于魯迅的口號問題的文章和別的文章的正文和注解，照他們自己的意思改寫過，使之不利于魯迅和他的口號以及與魯迅有關的人，而有利于他們自己……二，把與魯迅有過關系的人、較為接近的人，給以某種打擊，使之從歷史上消掉或成為丑角，特別是黨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顯出魯迅不過是匹馬單槍的孤軍奮斗，或不過是幾個暗藏小丑的頭頭，（所以）劃馮雪峰和我為“右派”。出版社王任叔曾在會場宣布：聶紺弩的問題是中央（即周揚）決定的。

　　這段話是寫在他交給法院的申訴書中的，說出了他內(nèi)心的郁結(jié)，但并不足以表達他的全部的真實思想。他很清楚那場“反右”斗爭的慘烈和嚴峻性，并不是簡單的個人之間的嫌隙問題。他作為反革命罪犯在給法院的上訴書中，除了指斥周揚，別的話就不好說了。更深的憤懣，他大概只有用詩來表達了。

　　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聶紺弩是怎樣一種心態(tài)呢？有兩句詩中，凝聚了他的血淚和膽肝：

　　男兒臉刻黃金印，一笑心輕白虎堂。

　　這既是悲歌，又是嘯傲，僅僅十四個字，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借用了《水滸》中的林沖誤入白虎節(jié)堂而蒙受冤獄的故事，表達了他的深沉的悲憤與凜然的正氣。

　　再看他后來寫給友人鐘敬文的一首七律：

　　飽經(jīng)艱險身猶在，不露文章世始驚。

　　役北大荒一城旦，共鐘三弟兩書生。

　　重陽近每風吹帽，老淚多曾雨洗兵。

　　我是四年君五載，逢人莫道此中情。

　　“飽經(jīng)艱險身猶在”一語囊括了他的一切坎坷和辛酸，“不露文章世始驚”是借用了杜甫詩句，吐出懷才不遇的心中塊壘。接下來寫到北大荒，戴了“右派 ”帽子到那冰天雪地中去服“城旦”苦役，聶服了四年，鐘服了五年，回憶舊事不禁老淚滂沱，那種悲苦之情何堪對人言說！在一次友人聚談時，聶曾說：“我在北大荒幾年，是四不像，不像個公民，也不像個被剝奪公民權的罪人（因為還有選舉權，還投過票），不像工農(nóng)，更不像知識分子，總之，是四不像，以四不像的身份過了幾年。”

　　聶紺弩留下的許多的言論和詩作，都會引起我們痛切的共鳴。“右派”的“金印”，不僅是刻在一個男兒臉上的恥辱，而且是永遠刻在他心靈中的創(chuàng)痛。這種心靈的創(chuàng)痛，不只是痛之于個人的患難和榮辱得失，而是與國家民族的悲劇緊密相系的。聶紺弩清醒地看到，“反右”問題不是牽涉少數(shù)人的問題，而是幾十萬人的遭遇，是一個時代的知識階層的厄運，其種種惡果必將影響到整個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他六Ｏ歲生日所作，及同時贈給夫人周穎的詩中，都有一種掩飾不住的憂國憂民的心懷：

　　詩掙亂夢破墻出，老踢中年排闥來。

　　盛世頭顱羞白發(fā)，天涯肝膽藐雄才。

　　搖落人間六十年，補天失計共憂天。

　　浮家湖海余心跡，報國襟期逐口禪……

　　一九六一年秋聶紺弩接到通知：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其時，國家經(jīng)濟處于困難之中，中央提出了“調(diào)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毛澤東親自倡導“ 大興調(diào)查研究之風，一切要從實際出發(fā)”，文藝界的冰凍局面出現(xiàn)了一些融解的跡象。聶紺弩的心境也隨著形勢有所變化，寫詩的同時，并有關于古典文學的論文發(fā)表。一九六二年到武漢，游覽長江大橋?qū)懴碌膸资自�，頗多樂觀情趣，其中出現(xiàn)了歌頌毛澤東的句子。

　　但是，形勢并沒有按照聶紺弩期望的方向發(fā)展，而且很快就急轉(zhuǎn)直下，“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口號的提出，標志著又一次極“左”的政治運動掀起軒然大波。聶紺弩這時已經(jīng)看不到任何希望，對時政不滿的情緒日益激昂。毛澤東的人民領袖的光芒在聶紺弩的心目中日漸黯然，他感到原來與群眾那么親近的人民領袖，似乎已經(jīng)離開了群眾，不再敦厚，不再仁慈，而且似乎變成了相反的情形。有一份舉報材料，記述了聶紺弩的如下談話：

　　聶（臉孔漲紅，手敲桌子，面孔向王某）：嗯，將來這個人歷史上不知道要寫成多丑�。。ㄟ@句話非常突然，因為事前沒有背景談話，在場人聽了一愣）

　　王某：你說哪個人？

　　聶：（蹺起大拇指）就是他嘛！

　　王某：我看他將來歷史上不會寫得不好，現(xiàn)在不是都喊萬歲萬歲嗎？

　　聶：咳，你講現(xiàn)在，現(xiàn)在自然沒有辦法，可是這個現(xiàn)在能維持多久？蔣介石不是也曾厲害過，他不是垮了嗎？辯證法上講得清清楚楚，事物總是向他的對立面轉(zhuǎn)化，我們要從發(fā)展看問題�？傆幸惶�，誰是混蛋就要倒下去的。當然，馬克思主義的勝利，無產(chǎn)階級的勝利，這是不成問題的，這是歷史確定了的。不過，馬克思主義絕不是這些人，他們什么馬克思主義，是封建主義！現(xiàn)在大家認為生活過得好些了，好像有辦法了，這是滿足于現(xiàn)象，把這當做社會主義，其實他們是封建主義，地地道道的封建主義！

　　王某：你看會變嗎？什么時候變呢？

　　聶：（冷靜）一定會變，共產(chǎn)黨里總還有些人，而且現(xiàn)在共產(chǎn)主義運動是國際性的，國際上也不會讓中國這樣下去。至于什么時候變，那我也不好說�？傊�，一定要變，中國大有人在……人民不會答應的，你不要看表面，什么萬歲萬歲，人民心里怎么樣呢？現(xiàn)在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了，非解決不可！

　　王某：什么問題？

　　聶：（堅決）“反右”嘛！究竟是我們不對，還是他們不對，這問題非解決不可！（敲桌子）

　　看了上面這段對話，不禁忽感驚詫，聶紺弩的言詞何至于如此過激呢？政治生活中嚴重缺乏民主氣氛，必然導致災難性的后果，這一點聶紺弩是說到要害了。但是，不能以“封建主義”一言以蔽之。什么“地地道道的封建主義”，這是老聶酒后失言吧！他對毛主席的態(tài)度由過去的擁戴，到后來的漸變，至此已經(jīng)完全走向極端了。不過，聶紺弩到底是個坦蕩君子，他的不滿和憤慨并非挾私抱怨。后來他在監(jiān)獄中沉靜下來，經(jīng)過學習和思考，形成了他思想中新的認識，以至晚年，再沒有發(fā)表過任何有損毛澤東形象的言論了。

　　聶紺弩所說的解決“反右”問題，不是說要給某些人平反，更不是說給他本人平反、恢復待遇，而是說從政治理論上明確是非曲直，要承認極“左”的錯誤，徹底扭正方向。明知錯了，不予改正，而將錯就錯，越搞越“左”，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勢必越來越被動，整個國家的前途也就會瀕臨非常危險的狀態(tài)。他認為，越來越左是因為“容不得人”，“越反對我越要專制”的原因。在另一次同友人的談話中他曾如是說：

　　被動的事情很多，每一次運動都成了被動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把我們都戴上“帽子”，這也是被動的很，最初還以為幾個人、幾百個人，或者幾千人就算了，不想越劃越多，劃上了幾十萬“右派”，我們無所謂，頂多少拿幾個錢，但是整個國家來說多了幾十萬反對你的人，你說被動不被動，而且運動又來了，你劃不劃呢？總之現(xiàn)在的情況是非常危險。

　　他還曾在談話中說到蕭軍、吳奚如這兩個作家的往事：

　　這是蕭軍自己告我的。在延安的時候，毛主席常常在夜里派人提了馬燈，把蕭軍接到窯洞里去聊天。這種情況，文藝界的人都沒有過，只有蕭軍。他們兩個人在窯洞里海闊天空，什么都談。毛一再勸蕭軍入黨，說世界上只有政治才是不朽的。蕭軍說，他承認這是一條真理，但是像他這樣的人不適合搞政治，他不肯入黨。后來蕭軍要動身回東北去，毛對他說：你不服從任何權威，這一點，你要好好考慮。語氣很重。所以，蕭軍一回到東北，就倒霉了。

　　吳奚如現(xiàn)在湖北工作（湖北省作協(xié)專業(yè)作家）。毛主席當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后，吳奚如出來說話了，他說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應該團結(jié)一切愛國的文藝工作者，不應該排斥他們，因此說毛主席講話的精神有些不當。吳奚如發(fā)表意見后，彭真、胡喬木都說吳的意見不對，但毛主席認為吳的意見是對的。毛親自找吳談話說，你的意見很好，同時還說“你尚在外邊工作不好，可以到我身邊來工作”，吳奚如卻不肯答應。到整風時，就把吳拿出來了，說他有三條罪狀，說他從新四軍出來到桂林，和國民黨特務搭上關系了。吳奚如一氣之下說：��！原來你們是這樣的，我要求退黨。他就從那個時候起脫黨了。

　　聶紺弩提起兩個作家的逸事，雖是閑聊，卻也反映了他自己的觀念。不想接受黨的組織管理，不能身受紀律約束，不想緊跟在領導后面，這正是他的“大自由主義 ”。他通過兩個作家的事，批評黨的領袖“容不得人”，“你們越是反對我，我越要專制”。而聶紺弩自己呢，也是“你越整我，我越是不服，越是要反對你”。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將要席卷而來，風云即已驚耳可聞之際，聶紺弩對毛主席的不好看法日漸加深，不敬之語日漸肆恣。全國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聲勢日益高漲，處處高呼“毛澤東思想萬歲”，聶紺弩偏要說偉大領袖已經(jīng)“到處碰壁”了。這真有一些莫名其妙，好像鬼瞰其室，非要他向犯罪、向監(jiān)獄逼近不可。他曾這樣說：

　　反對他的人會一天天多起來�，F(xiàn)在他們當然都不敢說話。就是周（總理）也不敢說什么話。有一個朋友告訴我說，周曾經(jīng)在一個人面前非常關切地問起我的情況。這種關切是不尋常的，意思好像勸我要冷靜、安心。從一粒沙子看全世界，這情況我們也看得出來。

　　毛主席這個人，古書讀得不少，他是把中國帝王的一套，跟馬克思列寧主義結(jié)合起來。那不是馬列主義，那是中國封建的東西。在軍事上沒有人能比得過他，但在別的方面他不通，但是他自己什么都要管，不讓別人說話。從一九五五年以后，搞得什么玩意兒？

　　在“反右”斗爭的檢討中，聶紺弩說他出身于非勞動人民家庭，“地主階級沒落下來的封建腐朽家庭”，又說“我是個從很窮、很封建，也很下賤的家庭里出來的 ”。“文化大革命”中回答法院審訊時說，“我出身是城市平民，群眾斗我說我是破落地主”。實事求是地說，他的家庭是一個城市平民家庭。祖上雖曾興旺過，他的祖父并未進入仕途，后世漸至衰敗。他的父親一生無固定職業(yè)，曾販土產(chǎn)，開鞋鋪，最后在自家門口開煙館，很早就死了。因為家窮，聶紺弩只讀到小學就失學了。這種家庭背景，給他烙下了很深的平民意識，詩中曾寫過：“早愛香山賣炭翁，平民思想自成風�！鼻嗄陼r期，受到新思潮的影響，接受了反封建的自由民主思想。大革命時期參加國民黨，曾在中央通訊社做到副主任，以后棄暗投明，加入“左聯(lián)”，一直是魯迅旗幟的堅定追隨和擁戴者。與那個時代的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一樣，追求進步，倡導自由、民主、平等，并且雜糅了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的那種“士可殺而不可辱”的氣節(jié)意識，聶紺弩的思想信念的源流，大體如此。

　　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當他認識到國民黨政治黑暗的時候，能夠棄暗投明，學習魯迅的“投槍與匕首”，寫雜文罵蔣，抨擊腐敗時政；
當他感到毛澤東密切聯(lián)系著人民群眾，代表著進步方向的時候，他就熱情地贊美新中國，歌頌毛澤東；
而當他感覺到極“左”路線走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勢必危害國家，危害人民的時候，他從感情上便不能容忍，對于他認為是錯誤的方針政策，便要與之對抗、加以譴責，冒著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險，寫下了許多“反詩”，發(fā)表了大量“反動言論 ”。

　　過往的歷史已經(jīng)完全證明，知識分子的這種思想理念問題，使用任何高壓的辦法都是無濟于事的。愈是殘酷的打擊，愈會遭到強烈的反抗。運用強大權勢的一方，當時似乎勝利了，實際上正如聶紺弩所說是“被動了”，那樣的每次運動的結(jié)果，都會是一次比一次更加被動。

　　中國和蘇聯(lián)從共產(chǎn)國際理論上的爭論，發(fā)展到國家關系的惡化，毛澤東主席把“防修反修”提到了絕對高度。在全國農(nóng)村開展“四清”，城市開展“五反 ”，意識形態(tài)領域加緊對“封資修”的圍剿。一九六三年五月，毛在杭州主持擬定“農(nóng)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時，請大家同他一起吃飯，他舉杯向大家祝酒說：“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義根子’的勝利干杯！”

　　聶紺弩對于這種政治形勢極度反感。司法機關搜集到的，據(jù)以將他定為“現(xiàn)行反革命”的材料，大都發(fā)生在這個時期。

　　思想錐心坦白難

　　聶紺弩從北京押解至山西，先在稷山縣看守所關了五年時間，至正式判決后，轉(zhuǎn)到臨汾監(jiān)獄服刑。

　　按照國家的司法制度，看守所是羈押未決犯的，判決之后服刑的場所稱之為監(jiān)獄，過去也有叫勞改場的。監(jiān)獄統(tǒng)一由國家或省級司法機關管理，看守所則是按縣級行政區(qū)劃設置的。監(jiān)獄設有專門的工業(yè)或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項目，對犯人實行勞動改造，而看守所的未決人犯是不允許外出勞動的。在“文革”中，這種劃分和管理都不夠嚴格。在我們的社會習慣上，大家把關押場所都統(tǒng)稱為監(jiān)獄。

　　聶紺弩后來寫過《懷監(jiān)獄》一文，文中回顧在稷山看守所的看書學習情況時說，“監(jiān)獄是學習圣地”。并以同號獄友李四為例，說是在獄中才能夠得以專心專意看書，“腦子也靈活起來了，有強烈的讀書欲望，或者說‘癮’，不看就不舒服”�！暗�似乎只有在監(jiān)獄里才能如此，一出獄就不行”。這種現(xiàn)象，其實并不奇怪，人的自由活動的范圍越窄小，越容易集中精力。如同民間說書的盲人，他別的活動受限，背小說唱本的記憶力就超乎常人。失去自由的囚犯，在牢房中沒有任何事可做，只要允許看書，那就必是十分專心致志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聶紺弩把看守所中認真讀書學習，作為一個減輕處罰的理由，在給法院的上訴狀中寫道：“計讀《資本論》等一八種（馬列著作），最多讀過一八遍（《反杜林論》《唯物主義與經(jīng)驗批判主義》）。前年交出過幾篇筆記，約二三十萬字，有三篇是關于學習毛選軍事著作的心得約十幾萬字；
去年交出過一篇有關毛主席偉大的總結(jié)，約八ＯＯＯ字；
未交出的摘錄還有幾本……”

　　這里說的“有關毛主席偉大的總結(jié)”，就是題為《思想改造過程》的一篇“學習心得”。下面我們就來看看這篇“學習心得”的主要內(nèi)容。

　　《思想改造過程》寫了六個部分：問題何在；
我是誰；
思想改變的第一階段；
思想改變的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總結(jié)。

　　一、問題何在：我的思想問題很多，主要是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豐功偉績和對世界革命的貢獻的偉大性認識不夠，沒有認識，認識錯誤。

　　“文化大革命”中的鋪天蓋地的宣傳，毛主席是“四個偉大”，聶紺弩卻犯下了“惡毒攻擊和誣蔑偉大領袖”的“反革命罪”，所以他說自己的思想問題，主要對毛主席偉大的認識問題。這當然是一種老實坦白、絕無掩飾的態(tài)度。

　　二、我是誰：我是個破落封建家庭出身，帶著濃厚的封建殘余的影響，具有許多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的壞思想壞習慣，既沒有做過實際革命工作，又沒有學過，至少是沒有認真學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驕傲自大，目中無人，畏難茍安，不求上進，一腦子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虛無主義思想，不相信權威，不關心政治，不服從組織紀律，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獨來獨往，狂言任性的罪犯。某些東西，在舊社會有時還多少有些積極作用，使我在舊社會成為有點進步性的罪犯。但把這些東西原封不動，全部帶到新社會來，再加上一點居“功”自滿，這就成了新社會的罪犯，反革命罪犯。

　　這段話，算得上是聶紺弩的自畫像。他在一九五六年“肅反”、一九五七年“反右”兩次反省中，都給自己作過自誣式的畫像，這次在看守所的“學習心得”是把自己描畫得更細膩、逼真了�！拔幕�大革命”時，不用說是蹲了監(jiān)獄的犯人，就是很紅很革命的人，在“斗私批修”的小組會上也要對照一番有哪些資產(chǎn)階級、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等，也要深挖一下家庭出身的某種不良影響，當然大多是應付形勢，言不由衷，虛與委蛇。聶紺弩卻不同，他不是敷衍應付，說的都是大實話。

　　聶紺弩雖然參加共產(chǎn)黨，雖然相信馬克思主義，雖然一直積極從事進步事業(yè)，但他從來不把自己視為一個無產(chǎn)階級的先鋒戰(zhàn)士，因為他不愿意遵守紀律，不愿意服從領導。把他對自己的描述簡化來說，無非就是四個字：“我就是我”。他的個性，好像天生注定就是自由的，很難用什么階級、什么主義來概括。在舊社會，他獨來獨往，曾被國民黨報紙點名為“共匪”，列入逮捕名單，那時是具有進步性的罪犯；
到了新社會，聶紺弩仍然是聶紺弩，仍然獨來獨往，于是就成了“反革命”的罪犯。

　　三、思想改變的第一階段（初進稷山看守所）：進了監(jiān)獄不久，突然覺得自己聰明起來了，恍然大悟，我是罪犯，我是應該進監(jiān)獄的。過去的歷史，過去的一切關系，沒有一樣可以依恃，誰也不能救我。在這階段，讀了毛主席兩部著作，一部《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是在號里集體學習時，從別人的書上讀取到的。我也參加過幾個月廣東海豐的農(nóng)民運動，糊里糊涂，一無所獲�！秷蟾妗芬郧耙沧x過，也無所獲。主要因為自己既不是地主，也不是農(nóng)民，這事與我無關，這回讀，才恍然從農(nóng)民運動原來可以看出這么多的道理。原來所謂亂，是亂的地主的天下，而地主的天下是應該當亂，應該滅亡的。那么，文化大革命的亂，是亂的走資派的天下，而走資派的天下是應該亂，而且應該當滅亡的。

　　這一段“心得”，寫得很有意思。為什么以前讀《報告》一無所獲，這次就能讀出許多道理來呢？因為正在面對著天下大亂的“文革”，聯(lián)系眼前的實際，于是才知道讓“走資派”戴高帽游街之類的做法，都是從湖南農(nóng)民運動那里延伸過來的，才知道“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zhì)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才恍然大悟他聶紺弩是應該進監(jiān)獄的，是“沒有一樣可以依恃，誰也不能救我”的。

　　從聶紺弩學習《報告》的心得來看，并沒有多少理論上的認識，似乎只是初進牢獄的一種感受，“突然覺得自己聰明起來了”，接著談到讀另一部毛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有了一點理論上的認識：

　　《講話》以前也讀過多次，總覺得不是文藝工作內(nèi)部的講話。這時才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講法，是從革命運動的角度看問題的講法；
而自己所想象的講法，是從落后的所謂作家的角度看問題的，是錯誤的。這才覺得毛主席著作確實偉大，有重新仔細閱讀的必要。

　　聶紺弩被捕入獄之前，有過很多關于文藝方面的言論。邵荃粼的“寫中間人物”論違背《講話》精神受到批判，聶為此深感不平，直率支持邵論，觀點極其鮮明。在獄中學習《講話》后，他產(chǎn)生了新的見解：以前他是從文藝本身的規(guī)律看問題，而《講話》是從革命運動的角度看問題，從革命運動的角度講就當然是要堅持政治標準第一，要塑造英雄人物，這當然就是唯一正確的講法。

　　聶紺弩對自己第一階段的思想改變的這個總結(jié)，應該說是一個合情合理的說法。

　　四、思想改變的第二階段：一九七Ｏ年一月四日，（看守所）干事給我買了部《毛選》，這才有了書，可以正式認真看書學習了。從這時起到一九七二年七月，約一年半，是專門看《毛選》時期。東翻西閱不算，從頭到尾地看，也看了五六遍，一個一個問題研究的次數(shù)更多。在這個過程中，使我震動的是《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學習與時局》及其附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改造我們的學習》這些輝煌著作。這些著作對中國革命乃至世界革命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別的不說，從這些著作看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和張國燾等人的錯誤領導，給中國革命帶來的損害是如何嚴重�！逗�南農(nóng)民運動報告》中所歌頌的那千百萬農(nóng)民，我在海陸豐所看見的那幾十萬農(nóng)民和他們的領導者，長岡鄉(xiāng)、才溪鄉(xiāng)那些模范工作者以及由他們所發(fā)動的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的參軍青年，三Ｏ萬紅軍，三Ｏ萬黨員，若干萬赤衛(wèi)隊，以及整個蘇區(qū)幾百萬人民，尤其是那些赤膽忠心擁護革命的銅墻鐵壁，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到了延安以外，都到哪里去了呢？那些殘留下來的人們又碰到一些什么遭遇呢？而這些，對中國歷史的進退，對世界革命形勢影響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呢？誰能把這些事情都講清楚��！這樣一想，才覺得革命領導的正確與否，關系原來如此重大（聯(lián)系到外因通過內(nèi)因起作用，就更覺得關系重大）……

　　這一大段，簡直是一氣呵成，一個接一個的巨大數(shù)字，一個接一個的問號，來得多么緊促，可以感覺出，這是聶紺弩手中的那支鋼筆飽蘸著情緒寫出來的。他不是從字面上讀毛著，他聯(lián)系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勾起了對中國革命的艱難慘痛的歷史回憶。一九二五年有一段時間，聶在廣東海豐從事農(nóng)民運動工作，并擔任海豐縣農(nóng)民運動講習所教官兼政治部科員。他回憶起當年投身于革命熱潮的農(nóng)民群眾和那些優(yōu)秀的領導人、模范工作者以及參加革命軍隊的廣大青年，無數(shù)的寶貴生命犧牲了，包括著名的農(nóng)運領袖彭湃烈士。一九六四年他曾重訪海豐，看望彭湃的母親，寫有《重到海城呈彭母》詩二首。詩中滿含對彭湃烈士和農(nóng)民運動的懷念之情：“一時才俊無遺冢，何處江山不故人。遙指木棉花下路，似猶旗笠萬農(nóng)民�！碑斔�在監(jiān)牢中憶寫往事的時候，一定是和他在海城給彭母寫詩的時候一樣，眼前又浮現(xiàn)出了一片手舉紅旗、頭戴草笠的農(nóng)民群眾聚義的轟轟烈烈的情景。此時此刻，聶紺弩已經(jīng)忘記了自己是身陷囹圄的一個囚徒，也忘記了自己年將古稀垂垂老矣，竟然像返老還童一般，一顆熱烈的心越過了監(jiān)房的高墻，飛向了廣宇人間。他的思緒在革命的歷史和世界的現(xiàn)狀之間飛躍著，然后反躬自問：

　　這些著作，過去不是沒有讀，也不只讀過一遍，為什么現(xiàn)在讀起來都像完全不知道一樣，為什么我可以認為這些理論正確與否與我無關，或以為它們當然是正確的就輕輕放下呢？關于中國幾億人民，世界更多人民的生死存亡、榮辱哀樂問題，歷史進退問題，我為什么能漠然不關心呢？

　　我們知道，聶紺弩從來就不是一個對社會現(xiàn)實漠然不關心的人，倘真如此，他也不會發(fā)生那么多譴責現(xiàn)實的言論和詩作，也不會成為“反革命”。他在這里自省自問的內(nèi)容，是指他對毛著中那些與國家命運密切相關的內(nèi)容沒有認真研究過。通過在看守所集中的學習，通過對革命歷史和人民命運的深情反思，使他對毛澤東的思想理論如何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有了更多的了解，從而對毛澤東的正確與偉大的一面作了深入的思考。由此可知，他的學習態(tài)度是懇切的，心得是真誠的，思想認識的改變有著他自身的合理性和邏輯性，這與“文化大革命”當時普遍通行的那種官樣文章，那種假大空言詞，不可同日而語。

　　五、第三階段：一九七二年七月中旬，干事替我買了十來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以后又陸續(xù)得到了十來本，直到現(xiàn)在，我就同時兼看馬恩列斯著作，是為第三階段。這些著作是：《馬恩文選兩卷集》（內(nèi)《共產(chǎn)黨宣言》等著作十余種）；
馬克思《資本論?卷一》，《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序言和導言》；
恩格斯《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論》，《自然辯證法》；
列寧《唯物主義和經(jīng)驗批判主義》，《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叛徒考茨基和左派幼稚病》；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論蘇聯(lián)經(jīng)濟問題》，《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除了兩三種大部頭的剛才入手，還未看完或簡直未看以外，都看了五六遍到十四五遍不等，反復讀、背、摘錄、做筆記種種不同。

　　讓人感佩的，首先是聶紺弩的學習精神。一個住監(jiān)獄的老人，自己花錢讓人家給他到外面買書，當?shù)刭I不到《資本論》的第二、三卷，寫信讓家里給寄來，然后知道有新出版的第四卷本，再寫信讓寄。那個年代只允許看馬列毛著作的，要不然，他會把五經(jīng)四書、二十四史統(tǒng)統(tǒng)看十幾遍�。∠肫鹞覀冏≈醒朦h校的時候，要求學員重點讀馬列原著，書由學校發(fā)，買書也可報銷，但實際上很少有人真正讀書的。試問當今的高級干部，沒有不住過中央黨校的，但有幾個人真正讀完《資本論》呢？難道住黨校都不如住監(jiān)獄嗎？這樣比照，就知道聶紺弩的讀書精神何等可貴了！聶紺弩常說自己很懶散，他的性格確有懶散的一面，而在讀書學習上卻是勤奮有加。要算他的學歷，只是讀過小學，但只要看他的雜文和古體詩中的典故隨手拈來，就知道他是怎樣一位博覽群書的飽學之士了，甚至在他被宣判為無期徒刑之后，那就是告訴他就要終老在獄中了，讀書還有何用？但他仍要刻苦讀書，這種習慣和修養(yǎng)，定是長期陶冶而成的，所以才能那樣恒固。

　　聶紺弩在他所說的第三階段中，讀了那么多馬恩列斯的著作，也寫了許多筆記，但在這篇《思想改造過程》中側(cè)重要說的是“毛主席偉大”這個問題：

　　這里且不說閱讀（馬恩列斯著作）的經(jīng)過和有什么心得，只說看過這些書如何更看出毛主席的偉大。

　　他通過閱讀馬恩列斯，認為毛著吸收了一切馬列主義的豐碩成果。舉出《論持久戰(zhàn)》整篇都是辯證法的運用，毛的軍事理論、戰(zhàn)略思想豐富了馬列主義。然后又談到毛在哲學方面：

　　哲學方面，物質(zhì)變精神，精神變物質(zhì)；
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
外因通過內(nèi)因起作用；
主要矛盾與矛盾的主要方面；
從各個過程階段、過程階段的各個方面理解事物的矛盾……所有這些，是馬列主義經(jīng)典著作（就我讀過的這些著作說）所未談到或未這樣明確談到的，這就大大豐富了馬列主義哲學寶庫。毛主席教導：要把哲學從哲學家的講臺和書桌上解放出來。我讀《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費爾巴哈論》、《唯物主義與經(jīng)驗批判主義》等偉大著作時，深深感到自己的學力不夠。我是反復讀了十幾遍，才懂這么一點半點的，有許多是根本沒有看懂，恐怕終于看不懂的。那些書，每一個問題都是用自然科學來論證的，是牽涉到自然科學和哲學的歷史的，有的是專談自然科學的，是牽涉到這么多的國家的科學家和哲學家的理論和謬論的，千頭萬緒，五光十色，使人摸不著頭腦。那些事，那些人，那些歷史，都是外國的，而與中國有關的沒有一件，就是說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恩格斯、列寧著這些書時，是不能不這樣做的，因為它本是學說問題，首先是學說問題，而且是論證性著作，不利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成果就無法論證，不駁倒別人的謬論就不能闡發(fā)自己的真理，尤其是在這個學說的創(chuàng)建時期。問題是到了現(xiàn)在，那些學說已經(jīng)成了普遍真理，必須普及到廣大人民中去的時候，還是那么博大精深的原樣，就不容易使群眾迅速掌握理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不能使理論迅速掌握群眾。所以毛主席要把哲學解放出來，而他自己的哲學著作就說得很通俗，不用或盡量少用自然科學和外國人或事作論證，而是用中國人所熟悉的，所喜聞樂見的東西來做例證。這也是經(jīng)典著作所未注意到的問題。

　　這是聶紺弩從馬列原著與毛著比照中，看出了毛澤東在哲學方面的創(chuàng)新和貢獻。

　　六、結(jié)束：這里所談的這些，就是對毛主席偉大的認識，在別人根本不成問題或是早已解決了的問題，但在我，無論這認識怎樣粗淺，也還是個思想改變，而且是個重大的思想改變，世界觀的改變，根本性的改變。這個改變過程，就其較易說清的方面而言，是通過看書學習而來的，是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馬恩列斯的著作，花了些時間，下了些功夫而來的……看書學習，不僅對毛主席的偉大有了若干粗淺認識，也對別的問題，即使不是一切問題，有了和以前不同的看法，特別是關于我的業(yè)務范圍，語文問題，文學問題，中國古典小說等等……為了贖罪，我很想寫東西，但最有把握的還是關于古典小說，這一點目前還難實現(xiàn)。我還要學習，還要看書，要看許許多多書，要把全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書，應用到業(yè)務上去。

　　結(jié)束語說到“我很想寫東西”，還想重操業(yè)務，這也是聶紺弩的真實思想的流露，但他也明白“這一點目前還很難實現(xiàn)”。既然目前不能實現(xiàn)，那么“目前”之后還有未來嗎？當年政治形勢風云叵測，而他畢竟已是古稀之年，對未來還抱有許多期待，這也是難能可貴之處。

　　監(jiān)獄中組織學習，是把罪犯改造成為新人的一種重要方式，往往要求罪犯們寫成學習心得。對于看守所的未決人犯來說，組織學習更有著促使他們坦白交代的作用。因為看守所的人犯不參加勞動，除了接受審訊，交代問題，就有更多的時間看書學習和寫心得，但寫這種東西無須講究寫作水平，隨便寫一些套話交卷也可以。聶紺弩的《思想改變過程》寫得那么認真，那么有水準，那么不乏真實思想的流露，這無疑就是文化人的一種寫作癖性所致。

　　這篇由六個段落組成的《思想改變過程》，寫作落款日期是一九七三年八月二七日。任何寫作都離不開當時的時代背景和特定的語境。聶紺弩這樣一個書癡文癖，不論任何時候，都不想放棄閱讀和寫作，而在文化大革命那個時代，尤其是在監(jiān)牢森嚴這種特殊的條件下，讀書只能讀馬列毛的書，寫作也不可能任其自由，文筆很難避開當時語境下一些通用的語匯。盡管如此，在聶紺弩的筆下仍然寫出了他的某些真實思考。

　　所謂他的思想改變成過程，即是解決對“毛主席偉大”的認識過程，重點在第二階段對中國革命歷史的回顧，第三階段從馬列原著看毛對哲學和軍事思想的發(fā)展。而聶紺弩的“現(xiàn)行反革命”問題，實質(zhì)并不在這些地方，他的“惡毒攻擊和誣蔑”主要是關于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的種種現(xiàn)實政治，包括“三面紅旗”、 “四清”到文藝界大批判等等，所謂思想改造過程對于這些實質(zhì)性問題卻概不涉及，一字一句都沒有提到，你能說他的思想是真正改變了嗎？所謂“世界觀改變”、 “根本性改變”也不過是一個空洞的大帽子罷了。你看他這句話：“不僅對毛主席偉大有了若干粗淺認識，也對別的問題，即使不是一切問題……”，這說得很妙，什么意思呢？他的思想改變只是粗淺的，而且還不包括一切問題。那就是說他還是有保留的，不是一切問題上他都改變了。換句話說，不是一切問題上他都錯了。他認為自己錯的，就坦率承認并改之。他認為自己不錯的東西，卻不能籠統(tǒng)認錯。不能改變的東西，他也自然不會改變。這就是聶紺弩，說了半天思想改變過程，實際上他還是他，始終還是他自己。

　　身陷囹圄何處去

　　聶紺弩在稷山看守所留下的文字，現(xiàn)在尚存者，除了《思想改變過程》，還有一篇《學〈南京向何處去〉的一點小結(jié)》，篇幅不長，堪稱奇文。

　　學習毛著要“活學活用”，這大概是林彪的首倡，曾經(jīng)成為一個時期人們的口頭禪。如“老三篇”一類文篇，是舉國上下人人都要“活學活用”的，此外，各行各業(yè)還要結(jié)合自身工作，選擇相應的文章和語錄，以便更直接地學以致用。政法機關就有一個內(nèi)部用的小本子，叫《毛主席論階級斗爭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當然這是供公安司法干部學習的。對羈押和勞改的犯人，也要從《毛選》中專門選一些適合他們學習的篇章段落�！赌暇┱�府向何處去》就是經(jīng)常讓犯人們學習，讓他們聯(lián)系實際“活學活用”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這篇著作在《毛選?四卷》中，是一九四九年四月毛主席下達解放軍渡江作戰(zhàn)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之前所寫。文章說：“兩條道路擺在南京國民黨政府及其軍政人員的面前：一條是向蔣介石戰(zhàn)犯集團及其主人美國帝國主義靠攏，這就是繼續(xù)與人民為敵，而在人民解放戰(zhàn)爭中和蔣介石戰(zhàn)犯集團同歸于盡；
一條是向人民靠攏，這就是與蔣介石戰(zhàn)犯集團和美國帝國主義決裂，而在人民解放戰(zhàn)爭中立功贖罪，以求得人民的寬恕和諒解。第三條路是沒有的。”

　　讓罪犯學習這篇文章，目的很明顯，就是告訴他們：繼續(xù)抗拒，只能與敵人同歸于盡，必須認罪伏法，立功贖罪，求得寬大處理，別的出路是沒有的。犯人們大多不傻，都能心領神會，學習以后作一個“活學活用”的發(fā)言，或是寫一篇學習心得，表示決不繼續(xù)與人民為敵，堅決向人民靠攏，一定要坦白交代，爭取政府寬大處理云云。

　　聶紺弩卻偏不說這種話，偏不寫這種東西，他怎么寫的呢？分析他學習這篇毛著后寫的“一點小結(jié)”，其中表達了六層意思：

　　一、南京解放了，蔣介石去了臺灣，所以，“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早已經(jīng)不是什么問題了。即使說蔣在臺灣的政權是現(xiàn)在的“南京政府”，那也一定要滅亡的，祖國一定會統(tǒng)一，也不需要講向何處去的問題。

　　二、今天的中國與南京解放前相比，強大了許多倍，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也與過去大大不同了，拿毛主席以前寫的文章聯(lián)系現(xiàn)在的形勢，是聯(lián)系不起來的。

　　三、更不能把在押犯人與“南京政府”聯(lián)系起來，過去的南京反動政府是投靠帝國主義、殺害中國人民的，而今天在押的這些犯人，包括殺人犯在內(nèi)，都沒有人要投靠帝國主義。

　　四、在押犯人中盡管有的抗拒改造、不肯交代、違犯監(jiān)規(guī)、不肯學習、頑固無知，這在某種意義上類似“南京政府”，但他們既已在押，就難以亂說亂動了，不會有“向何處去”的問題。

　　五、犯人能向何處去呢？哪里也不去，只能在監(jiān)號里。

　　六、犯人即使自己主動改造，能夠改造得好，改造得快，但這也算不上是和某一篇毛主席著作相聯(lián)系，因為事情本來如此，是不說自明的。

　　真不敢相信這是聶紺弩在監(jiān)獄中寫的學習毛著的《小結(jié)》，倒像是一個雜文家夾帶著幽默筆調(diào)的一篇評論。還正當“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際，階級斗爭的驚雷駭電仍然足可讓人人自畏，關在牢房中的聶紺弩，不可能像孫悟空一樣變個法兒飛了出來，他的《小結(jié)》是奉命而寫，是要上交當局的，自然沒有必要寫什么對抗性的話語，也不得不使用那時通行的政治詞匯，但他又不會說違心的話，不會諛詞媚上，所以寫得不溫不火，看上去句句有理，政治上也挑不出大的毛病來，內(nèi)中卻隱藏了一種不滿情緒和不屈的個性。老聶不愧是一個雜文老手。

　　《小結(jié)》寫作時間是一九七三年一二月一日，在寫了《思想變化過程》三個月之后，兩文對照，在寫作情緒和語氣上略有不同，這大概是關乎政治背景。自 一九七一年發(fā)生“九一三”事件，林彪墜死于溫都爾罕后，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出現(xiàn)了逐步糾正極“左”錯誤的政治跡象，一批被批判和打倒的各界人士重新露面，一九七三年三月鄧小平復任要職。政治形勢的這種兆頭，可能對聶紺弩有所鼓舞，他也許會認為形勢將朝著有利的方向發(fā)展，在《思想變化過程》一文中表露了某種積極的心態(tài)，包括還想重操古典文學研究和寫作的意向。然而，天有不測風云，就在這年的一Ｏ月間，江青出面發(fā)動了“反擊右傾回潮”運動，清華、北大成立 “大批判組”，以梁效（兩校）為筆名連連撰文發(fā)起轟擊，“批林批孔”運動也在一九七四年初拉開了寒氣逼人的帷幕，極“左”氣勢更加甚囂塵上。到此之時，聶紺弩不會再有任何幻想，既已在押，更向何去？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他寫了這篇雜文式的學習小結(jié)。

　　現(xiàn)將《學〈南京政府向何處去〉的一點小結(jié)》，主文照錄如下：

　　南京政府向何處去？

　　現(xiàn)在，這早已不是什么問題，歷史早已回答了。南京政府的歷史行為，不是在它做出來了之后才看出的，毛主席早就看出了。

　　從毛主席的一系列的著作中看，所謂南京政府，對于它的來蹤去跡不是了如指掌嗎？它一定會怎樣的，它也真的怎樣了�，F(xiàn)在會怎樣呢？這又是可以未卜先知的，現(xiàn)在的“南京政府”，即臺灣（蔣介石）政府也一定要滅亡的，很快就會全部覆沒，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領土臺灣，反人民的反動勢力一定沒有好下場。

　　怎樣把這篇文章和今天的形勢，以及我們自己聯(lián)系起來呢？第一，今天的中國比南京解放以前的中國，不知強大多少倍，鞏固多少倍。那時中國反動派如果還有跑到一個小地方，借美帝余威，僥幸茍延殘喘于一時的可能，現(xiàn)在則根本沒有這種可能了。第二，今天的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和二十幾年前的地位大不同了，那時美帝是世界反動勢力的頭子，中國在世界上還沒有顯出它是世界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領導力量，以及第三世界各國與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斗爭的領導力量，所以出現(xiàn)了一個臺灣，如果在今天，根本就不會有什么臺灣政權的出現(xiàn)。

　　至于在押犯人，那就更不得聯(lián)系，這些人中，包括殺人犯在內(nèi)，有一個是和南京政府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職業(yè)的帝國主義走狗或賣國賊，殺了成千成萬十萬百萬乃至更多的中國人民的嗎？難道有一個投靠蘇修美帝或已經(jīng)投靠過的嗎？因此，盡管這些人中有人抗拒改造，不肯交代，違犯監(jiān)規(guī)，不肯學習，頑固無知，在某種意義上類似“南京政府”，但既已在押，也勢難亂說亂動，不易發(fā)生什么“向何處去”的問題。那么，到何處去呢？哪里也不去，在監(jiān)號。在監(jiān)號里遵守監(jiān)規(guī)，認罪伏法，改造思想，學習馬列毛澤東思想，無論改造得怎么困難，也只能這樣。不過主動改造，改造得好，改造得快，問題也改變得快，解決得容易，精神面貌會大不相同，但這算不得什么聯(lián)系，因為它是本來如此，不說自明的。

　　聶紺弩

　　一九七三年一二月一日

　　探春千里情難表

　　聶紺弩被捕之初，并無出具任何法律憑據(jù)，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種司法混亂情況。按照正常規(guī)矩，拘捕二四小時之內(nèi)應當告知被拘捕人家屬，聶紺弩家人卻在很長時間中無法知曉他被捕原因和關押地點。直到一九七三年春節(jié)前，聶紺弩夫人周穎還找到北京市半步橋看守所，該所既不準看人，又不肯告知關押于何處。周穎無奈，只好留下書信一紙，請求代為轉(zhuǎn)達。

　　老聶：你好！明天是農(nóng)歷（臘月）三十日，正是你的生日。六年來，每到這天，我們更加思念你。今天我和丹丹、她愛人來看你，極其希望能見你一面，但未獲允許，只好留下此信給你，祝你一切安好，身體健康！丹丹他們是回來探親的，兩周后就要回去，希望在她們離京返回之前，能得到看你的機會。

　　我和三妹仍住鄉(xiāng)間原處，一切甚好。三妹這一年來雖病過兩次，現(xiàn)已好，勿念。小方瞳仍住我們這里，在附近小學，下學期就二年級了。這孩子很聰明，功課也不錯，只是有些調(diào)皮。他已七歲多了，很懂事，身體發(fā)育也很正常。她的妹妹已四個多月了，還在我們這里，長得很好玩，都說比方瞳好看，可方瞳不愛聽這話。家中自有這小東西來，熱鬧多了，只是給我們添了不少麻煩。小小的房間，擠進兩個孩子，也真夠受的。海燕產(chǎn)后多病，一直不好，在治療中，小方出差去了，他們在部隊的鍛煉還未結(jié)束。

　　往年國慶節(jié)你都向家中要東西，不知為什么去年國慶節(jié)你什么都沒有要呢？為此我們一直感到不安。我們很希望得到你的信，幾個字也是好的，不知可否收到。當然我們更希望能夠見到你。

　　祝你好！通信處仍是西四大拐棒胡同二五號，這是丹丹愛人家。

　　周穎

　　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農(nóng)歷一二月二九日）

　　周穎在北京寫這封信的時刻，她萬萬想不到聶紺弩遠在山西稷山看守所的鐵窗里熬受著嚴冬的苦寒。這天聶紺弩為他七Ｏ周歲的生日有感，寫下一首七律詩曰：

　　死灰不可復燃乎？戲把前程問火爐。

　　敗絮登窗邀雪舞，殘冬戀號待詩除……

　　囚中已度過六個除夕，尚不知要挨到何年，來日未卜，只能將前程戲問火爐而已。側(cè)耳聽著鐵窗外風雪狂舞，寂寞中以吟詩來奈何殘冬的時光，心境何其蒼涼！

　　北京的犯人轉(zhuǎn)移到外地羈押，是服從于林彪的備戰(zhàn)命令，當時屬絕密行動。聶紺弩雖人到山西，名義上仍算北京的人數(shù)，所以聶與家人聯(lián)系取物，也只能通過北京看守所轉(zhuǎn)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不暴露真實所在地。周穎留在北京半步橋看守所這封信，想必是轉(zhuǎn)寄到了山西。

　　這時已經(jīng)是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一年多以后，林彪的備戰(zhàn)指令大概已經(jīng)失效，聶紺弩也可以用山西稷山這個真實地址給家里寄信了。收到周穎信后，聶一定非常感動，尤其是信中對兩個小外孫活潑的描述，無疑是一種莫大的安慰。聶寫了回信，時間是一九七三年五月，家人終于在時隔六年之后得到了他的真確行跡。

　　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三年，那些年的中國人，是生活在怎樣的一種惶惶不安的狀態(tài)中�。〈蠓秶�的槍林彈雨的派系戰(zhàn)爭結(jié)束之后，各種政治勢力并沒有偃旗息鼓，高層的激烈的內(nèi)部斗爭，不斷向全國輻射。一九七Ｏ年八月廬山會議批陳伯達，隨后“批陳整風”運動，一九七一年三月林彪之子林立果秘密制定政變計劃，八月毛主席南下巡視，九月林彪出逃墜機……動亂的年代，接到音信杳然的親人來信，真可謂“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得到聶紺弩的消息后，周穎就迫切地想前往探監(jiān)，但如果得不到司法機關的允許，她即使到了山西也難得一見，于是她提筆給周恩來總理寫了此信：

　　總理：您好！

　　我是周穎。為了我愛人聶紺弩的問題，我?guī)状螌懶怕闊┠�了，現(xiàn)在又來麻煩您實出于無法可想，只有再次懇求您幫助和指示。

　　昨天收到聶紺弩自山西稷山縣看守所寄來一信，知道他確已由北京半步橋看守所移押外地。由他信中，知道他這幾年學習很努力，收獲很大，還要我寄些馬列的書和毛主席著作，也提到他的身體不大好，我當然也更加希望能看看他。為了探望問題，我曾寫信給有關部門請求幫助，可是至今沒有一點消息，一直沒有獲得探望老聶的許可。為此我很焦慮不安，以致病倒，這封信就是在我病中寫給您的�，F(xiàn)在我既已知道聶在稷山，希望即日就能前去探望的心情，您是會理解的。

　　我聽說中央有精神，可以請求探望在押的親屬。我也知道許多在押人的家屬，確實得到探望的許可，有些人還不止一次探望了他們的親屬。總理，我知道您很忙，但我的心您是會理解的，萬般無奈，只好請求您幫助我早日前往山西探望老聶。

　　至盼！至感！

　　此致敬禮，問候鄧大姐好！

　　周穎上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Ｏ日

　　附：我的通信處：本市虎坊路中國歌舞劇院方智訓收。方智訓是我的女婿。因我住在鄉(xiāng)間，通信聯(lián)系都不便。

　　周總理是否親自閱過此信，不得而知。在此之前，周穎已經(jīng)給總理寫過幾次信了，從檔案中看，一九七二年的一封信曾由國務院轉(zhuǎn)到全國政協(xié)，全國政協(xié)再抄轉(zhuǎn)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

　　國務院辦公室信訪處轉(zhuǎn)來周穎給總理的來信一件，信中她愛人聶紺弩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捕，其原因至今不知道。迫切希望作出結(jié)論，并允許她和子女見聶一面。現(xiàn)將來信抄轉(zhuǎn)你們，周穎及其子女能否同聶紺弩會面，請研究決定后告訴我們，以便答復她。

　　全國政協(xié)機關軍事代表室

　　一九七二年九月一五日

　　北京市公安機關在收到抄轉(zhuǎn)來的周穎的信之前，已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將聶案移送法院，因此，他們自然要將此信轉(zhuǎn)去法院處理。法院即使作了答復，無非是說正在審理、結(jié)案后即可探望云云。這在司法機關屬于一項常規(guī)性的制度，終審判決后才可以與家屬見面，未決人犯是不能會見的。周穎請求批準探監(jiān)的愿望，只能回回落空。

　　周總理辦公室轉(zhuǎn)辦的信函，也不能說沒有作用，至少是對于法院辦案的一個督促。一九七二年一二月三日，北京市中級法院的審判員到了稷山，進行了開庭審理的程序。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那一兩年時間內(nèi)，“砸爛公檢法”狂潮中被取消了的人民法院，得到重新恢復，司法機關加速處理積案，進行在押犯人的清理，并提高了犯人的生活費標準，注意改善羈押場所的管理。一九七三年五月，稷山縣看守所為敦促聶紺弩案件的處理，專門寫了報告。報告稱：

　　我所代押犯人聶紺弩，現(xiàn)年七二歲，入獄七年有余，因年齡大，身體弱，加之我地條件較差，盡管特殊優(yōu)待，但是仍不斷發(fā)病，目前雖沒有什么大的疾病，如果繼續(xù)下去，怕要出問題，況且我所正在清理積案，為此望你們盡快對聶犯問題速作處理，為荷。

　　稷山縣革命委員會保衛(wèi)組，將看守所的報告內(nèi)容，另以機要公函送給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據(jù)案卷中所存原件，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收文日期為一九七三年六月二五 日。這個公函當然也是要轉(zhuǎn)給法院的。假若北京法院接受稷山的意見及時作出判決，當時的形勢相對有利一些，尚有可能判為一Ｏ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然后采取保外就醫(yī)的方式，就可早一點出獄。

　　然而，司法機關亦步亦趨地緊跟著政治形勢。一九七三年八月召開中共第十次代表大會，會前的迎接，會中的保衛(wèi)，會后的學習，這可能成為辦案延緩的一個原因。會后未久，“左”派們就急急忙忙鼓吹“反擊右傾回潮”的運動。一九七四年初發(fā)起的“批林批孔”，借助了毛主席關于評歷史上的儒法斗爭的談話，以批大儒影射周恩來總理，極“左”思潮再度狂瀾四起。北京法院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于一九七四年五月決定判處聶紺弩無期徒刑。判決書名義上是法院作出的，實際上是由更上層的領導拍板定案。這個判決是極“左”中的極“左”。聶紺弩本人可能完全沒有想到會得來這么嚴重的懲處，尤其是林彪滅亡以后，他曾經(jīng)有過一種樂觀的想法。

　　聶紺弩在接受宣判之前不久，一九七四年大約二三月間，周穎在朱靜芳陪同下，來到稷山探監(jiān)。據(jù)朱靜芳回憶，通過山西高院張法官介紹，稷山看守所所長給予熱情接待，讓她們在該所住了三天，并且法外開恩，允許聶周夫婦相見，盡情暢敘。

　　周穎為了探監(jiān)的事，曾不斷給上級部門寫信，而且直接致信向周恩來總理提出請求，結(jié)果一次次都讓人大失所望。屢費周折辦不成的事情，通過下面一個關系卻能得以遂愿，在一個不能實行法治的社會中，這種情況并不稀奇，到了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的今天，更已形成一種潛規(guī)則，辦任何事情都要看重下面的關節(jié)，打通關節(jié)往往比官樣文件更為重要。一日不實行法治，此風就會日盛一日。以前不過照顧一點人情關系而已，那時的看守所長也不會收錢受賄，若放到現(xiàn)在恐怕就不那么簡單了。當然，周穎探監(jiān)除了有法官朋友的引見關系外，也還因為聶紺弩在監(jiān)內(nèi)受人尊敬，讓人同情。山西地方風俗淳厚，人民富有同情心，稷山看守所所長想必也是一個樂善不倦的仁義之人。

　　周穎這次探監(jiān)，不僅是帶來了親情，而且?guī)�來了監(jiān)外的許多信息。當聶紺弩接到那一紙可惡的無期徒刑的判決時，猶能鎮(zhèn)定自若，這除了他自身的豁達和散淡的人格修養(yǎng)是重要的支撐之外，不可忽視的是，周穎事前的探望也是一個精神支持的因素。

　　“探春千里情難表”，這是聶紺弩在《贈周婆》一詩中，對周穎那次探監(jiān)的深情回憶。

　　申訴之路長漫漫

　　聶紺弩的“現(xiàn)行反革命”案，是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八日作出的判決，判決書指明：如不服本判決，可在一Ｏ日內(nèi)提出上訴。

　　聶紺弩可謂用足了規(guī)定期限，他的上訴是在接到判決書后的第“九天半”才提出上訴的。他口頭報告要上訴，看守所工作人員立即傳他談話，下面是當時的談話記錄：

　　問：聶紺弩，什么時候給你宣判的呢？

　　答：我記得今天是宣判后的第九天了。

　　問：你當時說上訴不？

　　答：說不上訴。

　　問：現(xiàn)在呢？

　　答：上訴。

　　問：為什么？

　　答：主要一點，我向政府表示一個態(tài)度：判決書上說我妄圖推翻無產(chǎn)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我如果不上訴，就承認我推翻無產(chǎn)階級、復辟資本主義了，不論怎么說，我從來沒有這個意思，在我的著作、通信、詩詞，自己寫的材料、口供里邊，都不會有一個字證明我是這樣想推翻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這件事不能一個人做，我和想推翻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人或組織無任何關系，與我來往的人，到現(xiàn)在我還沒有發(fā)現(xiàn)有一個是想推翻無產(chǎn)階級專政、想復辟資本主義的。因此，我覺得判決書上這兩句話不能成立。

　　問：判決書上說你經(jīng)常和“右派”分子散布反動言論，有這事嗎？

　　答：我劃為“右派”后，不是“右派”的人不和我來往，我只好和一些“右派”的人來往了。

　　問：你為胡風、丁玲等人鳴冤叫屈了嗎？

　　答：沒有。我給他們寫過詩，說他們是人才，屈才了，他們會做事，會對國家有貢獻。

　　問：這不算鳴冤叫屈算什么？

　　答：也算鳴冤叫屈。

　　問：你攻擊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攻擊黨的方針政策和社會主義制度，這些是否有呢？

　　答：我上訴就不提這些。

　　問：你承認有這些？

　　答：承認。

　　問：那么，你攻擊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攻擊黨的方針政策和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干什么？還不是妄圖推翻無產(chǎn)階級專政嗎？

　　答：這是邏輯推理，不是事實。動機和效果，是兩回事，有時是一致的，有時不一致。我所說的，是不是會產(chǎn)生推翻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效果，我還沒有體會到。

　　問：不能讓你產(chǎn)生推翻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效果，如果產(chǎn)生了這個效果，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不存在了，被你推翻了，誰還把你關起來？所以也就不存在今天這個談話。

　　答：對。

　　問：上訴，我們不干涉，你還可以寫上訴書，但你這個錯誤觀點，我們要批判你。

　　答：我要寫上訴書，就寫我上邊說的。

　　問：現(xiàn)在給你紙，你寫好了，我們給你轉(zhuǎn)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去。

　　答：好的。

　　筆錄宣讀，記錄無誤。

　　聶紺弩（簽字）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談話次日，聶紺弩交出了一份上訴書，鋼筆書寫，八頁，約三千五百字。

　　基本上接受判決書的一切，本不想上訴的，所以上訴期過了八天，也沒打算寫上訴狀。第九天，想到有一件事要提一提，也是上訴，也是我向政府表示一個態(tài)度。

　　這是開頭的話，然后，陳述了四條上訴理由。

　　一、判決書里有這樣兩句話：“妄圖推翻無產(chǎn)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奔日f是“妄圖”，那就是指動機而言。關于我的動機，我比別人知道得較多，我可以說，我從來沒有這種動機。一九三一年參加“左聯(lián)”以來，在文學界作過三十幾年工作，在我的著作中絕沒有我有這種動機的證明。解放后的著作更其如此。歷次運動，組織為我作的結(jié)論，也不曾有過這樣的話。這次運動中，法院擁有的材料，詩，私人談話，我自寫的材料和口供，也不會有直接達到這種結(jié)論的材料。我和著名的“ 妄圖”或真的要“推翻無產(chǎn)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集團和陰謀家”林彪、劉少奇或別的人都不認識，更無來往。

　　二、既然沒有妄圖推翻無產(chǎn)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判決書說“頑固堅持反動立場，對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極端仇視，經(jīng)常與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動言論，極其惡毒地誣蔑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攻擊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和社會主義制度”，你這樣做，是為了什么呢？必須承認，判決書上的話是有一定根據(jù)的。法院現(xiàn)在擁有關于我的大量材料，比我自己知道的事情還多。對我判決不會有什么主觀成分。但有些事已隔多年（在押七年半）我記不起了，印象不免有些模糊，所以我覺得判決書上的這些話雖確鑿有據(jù)，也不一定能得到我有“妄圖推翻無產(chǎn)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動機的結(jié)論。說我有這種動機，自然是很合邏輯的，但客觀事物、思想感情、心理，總是或往往比邏輯所能推理的要復雜一些。我散布反動言論，是從被定為“右派”開始的，而被定為“右派”則有很長的歷史原因……

　　（我的反動言論）有些話在現(xiàn)象上像是反對黨的什么，實質(zhì)上是反對周揚。而且，某些話聽起來如何反動，因為你知道它出之于右派什么人之口，如果出之于別人，聽起來就不覺太反動或簡直不反動……是不是我就根本沒有反黨言論呢？決不是。有許多反動言論。判決書上的話是有根據(jù)有分析的。不過事隔多年，我又已衰邁，記不清究竟有多少具體的話罷了。思想感情是容易改變的，上面說，定為“右派”分子后，人們對我的看法有改變，反過來說，我的思想感情也有改變，有極大的改變。我就以犯罪者，被驅(qū)逐者的負冤含屈的心情和眼光去看世界，對于黨的溫暖，黨的深仁厚澤，至少是對于我的那一部分是感覺遲鈍了。只說這一點就會產(chǎn)生多少反動言論呢？外因通過內(nèi)因起作用，周揚的一切，無論多少或如何與我有關，對我都是外因，沒有我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變化，沒有思想感情里的不忠于黨和其他反動因素，就無論什么外因都不起作用。雖然沒有周揚的事，我的思想感情就不會起變化，但這只是次要的。所以我的罪行應當我自己負責，與周揚很少關系。這里不過提供一點關于思想改變的原因的說明，希望能起到一定參考作用而已。

　　三、我的反動言論中，有幾條是或主要是對林彪的。在林彪問題揭露以前，自然被看成惡毒攻擊，但現(xiàn)在林彪已被揭露出……應該在我罪行中得到一個扣除，不管這個扣除有多大。

　　四、七八年來，特別是到稷山以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認真學習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作過一些努力，對思想改造和別人的學習，發(fā)生過一些影響……努力學習也是改悔的一種表現(xiàn)。

　　看守所將聶紺弩的上訴書，寄給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并寫有如下公函：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我們接到罪犯聶紺弩判決書后，就馬上向其宣讀，并提出該犯是否上訴，該犯當庭多次提出不上訴。我們將宣判筆錄和送達回證，一并郵到北京市法院。時隔九天半，該犯突然提出上訴。現(xiàn)將該犯上訴狀本郵去，請你們盡快研究并來函通知我們。

　　稷山縣公安局看守所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四日

　　從北京市高級法院的原始收文登記可知，是當年五月三十日收到了稷山縣的函和聶紺弩的上訴書。但是，直到十月九日，北京市高院才派員到稷山審訊。這可能是法院案多人少，顧之不及，也可能是法院忙于政治運動的原因，一九七四年的頭等大事是批林批孔。那時沒有刑事訴訟法，沒有審判期限的規(guī)定，所以上訴很長時間都無人過問，是常有之事，何況北京與山西稷山路途遙遙，甚多不便。

　　北京高級法院派員到稷山提審聶紺弩的目的，不是考慮聶的上訴理由，不是對聶案重新審理，而是要進行思想教育工作，說服聶紺弩撤回上訴。他們到稷山之前，就擬寫了一個“審訊提綱”，內(nèi)容如下：
提審聶紺弩提綱

　　一、說明我們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問他的上訴理由。

　　二、問明他的歷史，歷史問題，受過什么處分及其原因。

　　三、問明他的犯罪事實：一、講政策，要求態(tài)度老實。二、有哪些誣蔑偉大領袖和毛澤東思想的言論，和誰講的，何時何地？如：什么黨內(nèi)不民主，獨裁，搞個人崇拜，比晁錯，比歷史上的皇帝，說什么把帝王那一套跟馬列主義結(jié)合起來，對張國燾、王明、彭德懷、彭羅陸楊、吳晗等垮下來有什么言論，什么排擠有能力的人、資格老的人。三、還誣蔑哪些中央領導同志，如江青同志、周總理等。四、怎樣誣蔑三面紅旗、社會主義制度、無產(chǎn)階級專政？五、怎樣誣蔑“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斗爭？六、怎樣誣蔑我們“反蘇修”和支援越南問題？七、怎樣為胡風、丁玲叫屈？八、寫了哪些反動詩詞？九、對我國革命怎么看，你說的怎么要“變 ”？十、對文藝革命怎么看，海瑞，謝瑤環(huán)？十一、和哪些人一起散布反動言論？

　　四、批判教育，針對他的上訴理由批判。一、上訴無理：反革命言論就是推翻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輿論準備；
你的言論中就有反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贊揚資本主義制度、反對無產(chǎn)階級的言論。二、批判他一貫反動，大肆誣蔑偉大領袖，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罪行很嚴重，讓他低頭認罪，老實改造。三、動員他撤訴。

　　按照上述提綱進行的審訊，結(jié)果可想而知，完全達到了法院的預想效果。聶紺弩最后只好說：“今天聽了你們的談話，對自己的罪行有了明確認識。從前認為自己不是沒有犯罪，而是沒有這個程度，原以為自己不是要推翻無產(chǎn)階級專政，今天聽了審判員說的這些內(nèi)容，覺得自己思想是極其反動的。因此，今天我撤訴是非常樂意的�！庇谑�，當場在審判人員遞給的一張橫格文稿紙上，他寫了這樣的文本：

　　撤訴書

　　我愿撤回我的上訴書，認罪服判。

　　聶紺弩

　　一九七四年一Ｏ月九日

　　事隔數(shù)日，法院作出終審裁定，案子了結(jié)。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一九七四年一Ｏ月一七日刑事裁定書，主文內(nèi)容如下：

　　聶犯思想極端反動，經(jīng)常與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動言論，惡毒地誣蔑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攻擊黨的方針政策和社會主義制度，妄圖推翻無產(chǎn)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并大量書寫反動詩詞等。經(jīng)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八日以（七二）中刑反字第一七八號刑事判決，判處現(xiàn)行反革命犯聶紺弩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聶犯以空口否認妄圖推翻無產(chǎn)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動機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在本院審理時，聶犯表示認罪服判，提出撤銷上訴。經(jīng)審查，原判正確，準予聶紺弩撤銷上訴。特此裁定。

　　這個案子從上訴到準予撤訴，現(xiàn)在看來辦案過程似乎有些滑稽。筆者從“文革”時期，就在司法機關工作，自己也不乏經(jīng)手過類似的案件，那時奉黨之命，必定是極其嚴肅的事情。但現(xiàn)在回頭來翻看這些案卷，倒覺得有許多好笑之處，讀著那些審訊筆錄時而忍俊不禁。這很讓人詫異，轉(zhuǎn)而又不能不深深自責：我們的專政機關辦案往往就像兒戲一般，而許多人卻就在玩弄權勢者們的兒戲中斷送了一生前程呵。

　　聶紺弩提出上訴的理由，主要是在“動機”兩個字上咬文嚼字。這是一種文人的老實。他對他的許多“反動言論”，是供認不諱的，只是不承認有“推翻”和“復辟”的動機。審判人員提出：反動言論就是“推翻”的輿論準備。“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都要先進行輿論準備”，這在“文革”中是一個常用的警句，用這個邏輯來駁斥，聶紺弩自然無話可說。至于他講到“左聯(lián)”時期“兩個口號”論爭，因與周揚的前嫌而將他打成“右派”的歷史往事，以及他攻擊林彪之事應當從“罪行”中扣除，在監(jiān)號中認真學習馬列著作的表現(xiàn)等等，看來振振有詞，都是一些站得住腳的上訴理由，但法院卻一概不予考慮，讓聶紺弩苦心孤詣地把一份上訴書白白地寫了三千五百多字。

　　聶紺弩以文章宗匠的功夫，把上訴書寫得出手不凡。但他并不十分在意上訴的結(jié)果。如果他真當回事，何必等到過了九天半才提起上訴？如果他真當回事，法院來“教育批判”時，他何至于立刻放棄自己的上訴理由，轉(zhuǎn)而表示“認罪服判”呢？我前面說法院辦案如同兒戲，其實，聶紺弩本人也如同玩兒了一把。他那么咬文嚼字，其中含著幾分詼諧的味道，似乎老聶是用雜文筆法，故意和法院兜了一個圈子。

　　接到高院的終審裁定后，聶紺弩知道他不能在稷山看守所繼續(xù)待下去了�？词厮�是關押未決人犯的，終結(jié)判決后就要送監(jiān)獄勞改了。他對這個看守所似乎還很留戀，在那兒交了一些朋友。臨行前，給獄友小李寫了一首詩：

　　難事逢輕當為重，霉時計短不計長。

　　勘破浮云未了事，何須夜趕嫁衣裳。

　　詩意是：遇到難事時，輕微問題也要看得很重；
遇到倒霉時，把時間估計短了不如估計長了好�？雌屏烁≡埔粯拥娜松�世事，就可以不慌不忙、悠然自得地活著，何必連夜趕時間為別人縫制嫁妝呢？這是何等疏放的胸襟！

　　他認為把倒霉的時間估計長了好，所以判了無期徒刑，仍然那樣豁達。

　　聶紺弩被判處無期徒刑，于一九七四年十月末，轉(zhuǎn)至山西省第三監(jiān)獄服刑。雖然自己撤回了上訴，夫人周穎卻為他著急：古稀之人了，判個無期徒刑，那還不是要老死獄中嗎？你還在那兒讀《資本論》，三大卷還不夠看，寫信又要第四卷，馬列主義老專家們還沒有看過第四卷呢，在那個暗無天日的地方你還想干什么呢？這一對夫妻從年輕時戀愛結(jié)婚，中間雖然有過一段齟齬，而在一九五七年以后的罹難，愈使他們命運相系，畢竟是一輩子的感情了，老聶坐無期徒刑等于死囚一樣，周婆怎能坐視不理？她一面借了山西高級法院朱靜芳的關系，到臨汾監(jiān)獄奔走活動，爭取減刑、保外就醫(yī)，以望老聶生還；
另一面在北京四處托人，投書中央領導，請求司法機關對聶案重新審理。

　　周穎代聶申訴，分別向周恩來、鄧小平、王震寫信，后又致信胡喬木，胡將申訴信轉(zhuǎn)給當時主管政法工作的華國鋒，華批交公安部查問。北京市高級法院對聶案再次審查后，提出：改判聶紺弩有期徒刑十年，準其監(jiān)外就醫(yī)。此意見經(jīng)報北京市委批準。但是，由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原因，法院推遲宣判。到一九七七年四月，北京高院才又把聶紺弩案子拿起來，準備到山西宣布減刑的判決，而山西方面已經(jīng)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將聶紺弩按國民黨縣團級人員釋放回京。北京高院遂與山西函洽，得悉聶已回京的詳情后，如再去宣布改判那就毫無意義，只好把改判一五年的判決書，作了廢紙一張。這是聶案申訴過程的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是在聶出獄回京之后，經(jīng)過一段休養(yǎng)將息，加之適逢中央指示復查“文革”中冤假錯案的有利形勢，聶紺弩致函鄧小平和中央組織部胡耀邦、陳野蘋，對他的案件全面提起申訴。鄧小平批示：“請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復查，提出意見�！敝薪M部也函示北京法院對聶案予以復議。同時有民革中央朱蘊山，寫信給當時主政北京市委的一把手林乎加，提出請北京法院“迅即將聶紺弩的冤案平反，取消原判”。林乎加批示：“老作家，抓緊查處�！北本┦懈呒壢嗣穹ㄔ河谝痪牌呔拍耆�月十日作出對聶紺弩的再審判決：撤銷原判，宣告無罪。同日，到聶住地宣布，并送達了判決書。“人民文學出版社”也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作出關于聶紺弩“右派”問題的改正決定，恢復黨籍，恢復名譽，恢復其原文藝二級工資級別。

　　茲將兩個階段的申訴及處理的相關文本材料，摘引如下。

　　一、聶案申訴的第一階段（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

　　胡喬木寫給華國鋒的信：

　　國鋒同志：附上聶紺弩之妻周穎（原在郵電部工作，現(xiàn)參加市政協(xié)學習）寫的關于聶被捕時間、服刑地點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聶的裁定書一份。據(jù)周稱：聶何以被捕判罪，她和他至今仍完全不解，所以說罪名并非事實（或基本不是事實）。聶曾企圖上訴，即被有關方面采取不停頓的審問方法使之疲勞不堪，不得不表示認罪，撤銷上訴。以上情節(jié)似乎與常理不合，但均不知是否屬實。據(jù)裁定書，聶原任政協(xié)文史資料編輯。據(jù)所附材料，聶原住西直門內(nèi)半壁街三五號，周現(xiàn)住地安門東不壓橋新門牌十四號。望轉(zhuǎn)有關同志查詢一下。

　　敬禮。

　　胡喬木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一日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處理周穎為反革命犯聶紺弩申訴案件的報告》：

　　……（聶紺弩）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因現(xiàn)行反革命罪經(jīng)公安部批準，由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一九七四年五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聶犯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聶犯不服，以他沒有“妄圖推翻無產(chǎn)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行為和能認罪悔改為由，提出上訴，要求從輕處理。同年十月經(jīng)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復查，認為聶犯罪行屬實，證據(jù)確鑿，經(jīng)教育后聶犯撤銷了上訴。

　　一九七五年五月至十月，聶犯之妻周穎（系北京市政協(xié)委員）先后分別向周總理、鄧小平副總理、王震副總理等領導同志寫信為聶犯申訴，均已轉(zhuǎn)來我院。周穎又向胡喬木同志寫信申訴，胡喬木同志于今（去）年十月十一日把申訴信轉(zhuǎn)給華國鋒同志，十一月二日華國鋒同志批交中央公安部“派人查問情況”。周穎在申訴信中說聶犯沒有犯罪，并說審訊中有“逼供信”，是個“冤案”，以及聶年老體弱有病，希望先放出來治病。

　　我院再次對聶犯的案件進行了審查，認為：原審法院認定聶犯思想極端反動，經(jīng)常與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動言論，惡毒攻擊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攻擊黨的方針政策和社會主義制度，大量書寫反動詩詞，幻想變天，并為反革命分子胡風、右派分子丁玲等人喊冤叫屈，罪行屬實，證據(jù)確鑿，本人亦供認。經(jīng)報市革委批準，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是正確的。周穎的申訴，完全是無根據(jù)的為聶犯翻案的行為，應予駁回。

　　但是，我們考慮：聶犯于三四十年代在文化界有一定影響，現(xiàn)已監(jiān)押八年多，尚能認罪伏法，有一定的悔改表現(xiàn)，又因年老體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李金德同志也曾提出“別讓他死在獄中”的意見。擬將聶犯從無期徒刑改判為有期徒刑十五年。準其監(jiān)外就醫(yī)。聶犯現(xiàn)關押在山西省，屬該省公安局管理的犯人，監(jiān)外就醫(yī)問題請公安部通知。出獄前對聶犯進行守法教育，對周穎也進行必要的教育。

　　以上情況，均與公安部交換過意見。

　　經(jīng)調(diào)查了解：周穎的戶口在朝陽門外大屯花嚴廠村一四號（系農(nóng)民的房子）屬大屯派出所管界，有一個女兒聶海燕現(xiàn)在中國歌舞團工作，住宣武區(qū)南華東街二號。故聶犯監(jiān)外就醫(yī)需送回北京家中。（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不再對反革命犯聶紺弩改判的報告：

　　我院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報請市革委會，對反革命犯聶紺弩從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十五年，準其監(jiān)外就醫(yī)，已經(jīng)市委批準。由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我們對聶犯減刑案有意推遲宣判。同年十月，“四人幫”揪出后，我們又重新對聶犯的罪行進行審查核實，原認定聶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社會主義制度等罪行屬實，原決定減刑也是正確的。正擬去山西對聶犯宣判減刑決定時，發(fā)現(xiàn)山西省公安局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二五日已將聶犯按國民黨縣團級人員釋放回京。當時并未通知我們。鑒于以上情況，我們意見：聶犯已經(jīng)釋放，再宣判減刑已無實際意義，故擬承認山西公安局的決定，不再按減刑辦理了。（一九七七年四月九日）

　　二、聶案申訴的第二階段（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

　　聶紺弩致鄧小平的申訴信：

　　鄧副主席：現(xiàn)在謹將我遭受迫害的經(jīng)過向您陳述如下：

　　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當時沒有說明逮捕的理由。在北京市半步橋看守所關押五個月后，才開始對我進行審問，要我交代有無攻擊中央首長的言論。經(jīng)過多次審問，最后審判員才明確地要我回答：“是否對江青和林彪說過他們之間的男女關系的話？”直到這時我才明白我被捕的原因。我承認曾聽別人議論過，而我也說過類似的話。當時我是因為對江青在三十年代的生活情況有所了解，同時對于她和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互相勾結(jié)、互相吹捧有所不滿，所以聽別人說他們有曖昧關系，我也相信，因而也說同樣的話。

　　我承認了以后，就沒有對我再進行審問。一九六九年間，將我從北京押往山西臨汾、稷山兩地關押。到一九七四年五月間，稷山看守所向我宣讀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一九七四年五月八日對我的判決書，以“極其惡毒地誣蔑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妄圖推翻無產(chǎn)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罪名，判處我無期徒刑。我當即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兩月后，該院派來兩名工作人員對我進行重新審問，他們說：“我們對你重新審問，看你的態(tài)度，態(tài)度不好還可以加重處理，如果你撤銷上訴就不審問了。”在這種壓力下，我撤銷了上訴。同年十月間，被送到山西臨汾第三監(jiān)獄服刑。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監(jiān)獄負責人突然通知我，由山西省人民法院將我作為“國民黨黨政軍特縣團級以上人員”，并同其他具有此種身份的人一起寬大釋放。

　　我自被捕直到釋放，失去自由整整九年八個月。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日回到北京，由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通知：從一九七七年一月起，每月在街道居民委員會領取生活費十八元，生活當然極其窘困。

　　現(xiàn)在我有幾個請求向您提出：一，撤銷北京市法院對我的判決。二，在有關研究、編輯、出版部門能盡早給我安排工作。我還能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yè)做一些工作。今后擬重寫有關中國小說史的研究著作，并計劃寫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文章。三，發(fā)還在“文革”中抄去我的文稿、書籍及存款一三ＯＯ元。

　　聶紺弩謹呈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組織部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公函：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原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工作人員聶紺弩于一九七四年五月被你院定為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判處無期徒刑，被關押九年八個月，一九七六年十一月釋放回京�，F(xiàn)聶紺弩來我部申訴，認為對他判刑是完全沒有理由的，是林彪反黨集團和“四人幫”對他的迫害，要求撤銷原判，予以平反。他并要求歸還關押期間所寫的文稿。現(xiàn)將他的申訴材料轉(zhuǎn)去。請你們認真對待他的申訴，從速予以復議，應把一切不實之詞推倒，恢復名譽，切實落實黨的政策。我們已與全國政協(xié)聯(lián)系，對聶紺弩目前生活上的困難，請他們酌情予以照顧。對聶紺弩的復議結(jié)果，請及時通知本人，并告我們。

　　中共中央組織部

　　一九七八年四月六日

　　朱蘊山致林乎加的信：

　　乎加同志：

　　知道您主持北京市的工作，我很高興和歡迎。向您反映一件至今未得平反的冤案，請您指示改正。著名左翼作家聶紺弩，從三十年代起，就在魯迅先生領導下，從事左翼文藝運動。抗日戰(zhàn)爭期間，在周總理和陳毅同志領導下，進行黨的文藝工作。解放前，他的各種作品，特別是大量犀利的雜文，宣傳黨的主張，歌頌黨的事業(yè)，揭露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啟發(fā)人民的覺悟，在全國特別是國統(tǒng)區(qū)，起過很大影響。解放后，在香港任文匯報總主筆，一九五Ｏ年調(diào)北京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兼古典部主任，一九六Ｏ年調(diào)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僅僅因為他和別人議論過林彪和江青的私生活，就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逮捕，定為“現(xiàn)行反革命”，判處無期徒刑，前后關押十年，直到一九七六年才被當作“國民黨縣團以上人員”，寬大釋放。他現(xiàn)在七十七歲，年老多病，每月僅從街道上領取十八元生活費，非常困難。這樣一個對革命有貢獻的老作家，沉冤不得昭雪，生活不能安定，晚年精力不能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yè)作出貢獻，實在是國家的損失。關于這個問題，中央組織部已批轉(zhuǎn)全國政協(xié)由齊燕銘同志負責解決，并已交李霄路副秘書長辦理�，F(xiàn)因燕銘同志逝世，紺弩的問題仍未解決。我和紺弩數(shù)十年知交，對他很了解，故特向您反映，請你指示北京市法院，迅即將聶紺弩的冤案平反，取消原判，為幸。

　　此致，政綏！

　　朱蘊山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陳荒煤（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致齊燕銘（全國政協(xié)秘書長）的信及齊的批示：

　　燕銘同志：

　　我所許覺民同志受周揚同志委托，去看望聶紺弩同志，據(jù)說現(xiàn)在尚未分配工作，每月僅給生活費十八元，且因哮喘臥床。說你曾經(jīng)說要安排他到政協(xié)文史資料室工作，不知能否早日解決？這個人是黃埔二期的學生，一直還是跟黨走的。五七年因其妻周穎問題牽連劃為“右派”，后又受“四人幫”迫害打為反革命�，F(xiàn)“右派”都已平反，實在應盡早安排部分工作，發(fā)揮其一技之長！也許你忙，忘了此事，特此告知此情，希能早日解決他的問題。

　　陳荒煤

　　五月二Ｏ日晚

　　齊燕銘批：

　　先要北京市高級法院解決他的政治問題，然后安排為文史資料委員。五月二六日。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宣判筆錄：

　　本院刑事審判庭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由許□□擔任審判長，在東直門外新源里西九樓三單元三二號對聶紺弩一案公開宣判，由書記員羅□擔任記錄，政協(xié)石□同志也參加。

　　審判長宣讀判決：聶紺弩一案反革命罪不成立，宣布無罪。

　　當事人對判決的意見：我沒什么意見，抄我的東西就無所謂了，主要是一些稿件、資料我想要，還有在山西監(jiān)獄也寫了一些東西，不知道他們留下沒有。我非常感謝。

　　收到判決一份，聶紺弩（簽字）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

　　大不幸之中卻有大幸。聶紺弩經(jīng)過一捕一放、十年囚禁的苦難淬礪，使他的詩魂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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