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ㄙR翠香，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

　　2009年3月18日，當代著名政治哲學家，美國批判理論的主要代表南茜•弗雷澤開始了為期三天的北京之行。她先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北京大學哲學系和北師大哲學系進行了一系列關于她的非規(guī)范的正義理論報告。

　　在演講中，弗雷澤指出，在當前全球化和新社會沖突涌現的背景下，對正義的訴求已經分裂為三種不可替代的維度：經濟領域的再分配；
文化領域的承認；
政治領域的代表權。傳統的建立在分配基礎上的、以民族國家或地域為基礎的規(guī)范正義理論已不能解釋上述三個維度的正義訴求。在這一新的非規(guī)范時代，弗雷澤提出要建立一種關于正義或非正義的新批判理論。她還分別就非規(guī)范的正義的實質、主體和如何實現等問題展開論述。弗雷澤這種現實而又新穎的正義理論構想引發(fā)了與會學者的極大興趣。他們分別就“非規(guī)范性的正義”、“參與性平等”、“承認”、“規(guī)范性”等概念展開熱烈討論，并從理論建構和實踐可行性兩個方面與弗雷澤教授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討。下面我就弗雷澤這三天演講的內容和中國學者的提問進行一個簡單的綜述。

　　問題：

　　1.何謂“abnormal Justice”？其具體含意是什么？是“非常規(guī)的正義”，還是“反規(guī)范的正義”，還是“非規(guī)范的正義”？我們中文一般將它譯為“反規(guī)范的正義”，這準確嗎？

　　答：我創(chuàng)造“abnormal Justice”這個概念，是為了區(qū)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冷戰(zhàn)時期所形成的規(guī)范正義。這個概念來源于托馬斯•庫恩和理查德•羅蒂對規(guī)范科學的理解。庫恩認為，只要公共分歧或反抗保留在關于正義的規(guī)范話語中，只要它們還沒有聚集足夠的力量來解構掉正義規(guī)范話語，那么現在關于正義的話語就是一種“規(guī)范性”的。運用這個標準，我們現在正處于一種“非規(guī)范的正義”時期。但為了避免庫恩稱作“革命性正義”的表述，我借用了羅蒂在規(guī)范性話語與非規(guī)范性話語的區(qū)別。以丹麥的漫畫事件為例，當前我們關于正義的主體、實質和如何實現等方面都產生了巨大的分歧，很難用以前的規(guī)范性正義話語來解釋。此外隨著冷戰(zhàn)秩序的破裂，新自由主義的形成及全球化的興起，已有的正義話語范式已過時了。在這種“去規(guī)范化的時代”，需要一種新的關于“非規(guī)范性的正義話語”，來解釋在經濟、政治、文化三個方面的跨民族需求。

　　2.您在談到關于當前正義的主體時，主要涉及到了關于各民族的地區(qū)概念，如本土的、地區(qū)的、國家的、全球的等四個方面。這樣一種以地理學為基礎劃分的正義主體是否合適？如果不以傳統的階級、國家為正義主體，這種正義主體的力量是否很薄弱？

　　答：當然，現在一個國際范圍內的“公民社會”或“公共領域”還沒有形成，所以也不太可能存在一個國際范圍的同一正義主體。這也就是為什么關于非規(guī)范性正義話語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可以擴大批判理論的范圍，但另一方面它在實踐起來，力量很弱。沒有組織或制度性的保障，正義話語還提留在一種理念內。

　　3．您談到的關于非規(guī)范性正義的三種訴求，對于我們中國現狀來說，似乎離得很遠。我們中國當前還處在關于經濟領域的分配公平、政治領域追求民主的正義話語訴求中。對此，您如何看待？

　　答：我認為，關于當前非規(guī)范性的正義訴求中涉及到的三個方面：即經濟領域的再分配問題；
文化領域的承認問題、政治領域的代表權問題，不但在歐美等發(fā)達國家存在，而且在發(fā)展中國家，如中國、印度等都存在。

　　4.馬克思探討的正義是以社會的經濟分析及階級分析為基礎的。他相信，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階級壓迫，民族壓迫，國際壓迫，都會隨之消失。現在您談的規(guī)范正義與非規(guī)范正義的區(qū)分只是抽象的，并沒有與社會制度相聯系。但是，沒有對私有財產的揚棄和資本主義制度的超越，談論正義是可能的嗎？或者說，我們需要一種什么樣的正義？馬克思談到社會主義實現的前景時，曾經想象，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發(fā)生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然后將東方國家?guī)肷鐣髁x。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曾經打破了馬克思的設想。但是，現在我們似乎又回到了馬克思預言的狀況。社會主義在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實現的前景怎樣？如果有可能，需要借助一些什么力量？無產階級還是這樣一種力量嗎？

　　5.參與平等似乎只是一種程序正義。在平等參與的各方中，存在能力和權力的差異。事實上，弱勢群體并不會真正受到尊重。用您的話就是，承認。

　　6.承認是一個文化問題，還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兩者都是？我認為，承認基本上是一個經濟問題。如果一個國家強大，人們富有，那么那個國家就會獲得承認。種族、性別承認也屬于同樣的情況。如果弱勢群體獲得了經濟上的支配權，它就有更多機會獲得承認？

　　7.在本體論的層次上，您使用的是“equality”的平等概念，但在規(guī)范性的層次上，您卻使用了“parity”的平等概念，二者有什么區(qū)別？

　　答：我創(chuàng)造“parity”這個概念是力圖超越傳統政治哲學對equal的追求。在我看來，equal是手段，parity是目的。我追求的是讓每個個體都有參與、發(fā)言權。他的聲音都能被聽到。

　　8.在“normal”和“normative”之間有什么區(qū)別？

　　答：“normal”應是規(guī)范的；
“normative”是指規(guī)范性的。不一樣。

　　9. 您提出貫穿正義的三個維度（分配、承認、代表）的規(guī)范性原則是“參與的平等”（parity of participation）。這似乎是假設了社會中的每一個群體都有進行參與的能力（the capacity to participate），這看起來是不對的。因為一些群體顯然不具有參與的能力，如患孤獨癥的群體等，但不能因此就排除他們獲得公正的分配的權利。

　　10.在我看來，您的“參與的平等”的原則在分配的領域中似乎不如其在承認和代表的領域中那么重要。像“按需分配”這樣的分配原則就完全不需要、不包含參與的概念。總之我們完全可以設想一個正義的分配原則而又不采納參與的觀念。請問您如何解釋分配領域中的原則應當是包含參與的觀念的。

　　11.您提出的“非規(guī)范性的正義話語”是否是對傳統的規(guī)范性話語的一種延伸？并沒有什么實質上的不同？

　　12.您提出了“反思性的正義”理念，這個理念與哈貝馬斯的“反思性的自我”概念非常相似。您的正義批判理論與哈貝馬斯的程序式民主正義理論有什么區(qū)別？或者這種區(qū)別只在于你們的立場不同。哈貝馬斯站在右的為資本主義的正義規(guī)范話語作辯護，而您是站在“左”的立場，為弱勢或邊緣化的反抗群體代言？

　　答：可以說我是哈貝馬斯的學生。我受哈貝馬斯、�？碌睦碚撚绊懞苌�。他們的思想給與我很多洞見。但哈貝馬斯的理論是一種純程序式的正義民主理論。很形式化，力量比較弱。我的理論與他的不同。同時，我與�？虏煌�。在建構一種反抗的非規(guī)范的正義話語方面，我們非常相似。但不同的是，福柯解構一切，而我還想提出一種關于“善”的理念。

　　13.您如何看待美國攻打伊拉克這個事件。它是在全國民主投票的正義基礎上完成的，但事實上在國際上行使了不正義的行為？這如何解釋？

　　答：事實上，情況并不像你們想象得那樣。我們投票是在一種非民主的形式下完成的。我們被許多錯誤的信息誤導。投票過程中也存在著如布什選舉獲勝中的舞弊手段。所以，我們國家的民主制并不是如其所言。有時候錢就決定一切。

　　14.您的非規(guī)范的正義理論的實踐可行性如何？

　　針對南希丈夫Eli Zaretsky 教授的“左派的觀念”的有關問題：

　　1．在我們中國，左右劃分的常識似乎是，站在革命的進步的一方面就是“左”派，站在反動的或落后的一方面，就是“右”。按照這樣的標準，法國大革命時期，資產階級在沒有掌權之時，代表一種新興力量和進步階級，它是“左”。當它執(zhí)政之后，為了維護政權，它又要壓迫和剝削新的進步力量——無產階級，這時它又是“右”。這如何理解呢？

　　2.有沒有執(zhí)政的“左派”？即左派是不是一直是處于邊緣的反抗的位置？

　　答：有。在美國歷史中曾存在這樣的執(zhí)政左派。

　　3.如何區(qū)分newliberism 和neoliberism？自由主義分幾類？自由主義的左派和自由主義的右派是如何劃分的？

　　答：自由主義可以分為三種：傳統的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newliberism）和新自由主義（neo-liberism）。傳統的自由主義就是啟蒙時期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價值觀，如對個人和私有財產的肯定。這里主要區(qū)別社會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前者是指凱恩斯主義。即雖然重視市場的作用，但還重視或強調政府或國家對市場經濟的調控作用。后者是一種唯市場主義論。強調市場的唯一作用。我主張一種社會自由主義，而反對新自由主義。我是社會自由主義中的左派。

　　4.西方的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是什么關系？

　　5.中國左右劃分的標準與西方的不同，有時甚至是相反的。您怎么看？

　　6.您提到，“右”（the right）象征主宰和權威，“左”（the left）象征著反抗和異議；
您進一步說，自由主義沒有左派是虛弱的，而左派沒有自由主義是極權的。請解釋一下為什么作為抗議力量的左派會轉化為極權主義。

　　總之，以上基本上是弗雷澤教授在與北京學者座談時交流的情況。有許多問題的答案我并沒有完全記下來。但讀者可以從相關學者的問題及弗雷澤的回答中看出一些她所建構的非規(guī)范的正義話語理論的中國效應。這種效應不僅體現在中國學者對其正義理論的關注，對其所揭示的當代西方社會矛盾和沖突的認可，而且體現對第三代批判理論家所懷有的新社會主義正義理想表示敬佩，同時也促進中國學者及早認識與反思當前全球化時代的新矛盾，一起為建構一種公平正義的國際政治倫理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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