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認識楚寒。在此之前，我既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沒有讀過他的作品。2009年元月3日，我收到他從美國加州發(fā)來的一封電子郵件，言辭懇切，理由充具，說他想請我為他的一本隨筆集寫序，且與家人多次商量過了。信中那些表揚我的話我當場就當成真的接受了，但這個寫序的任務卻遲遲不敢接受。除了因為我自己寫東西艱難外，還有一個原因是，我認為寫序是一件出力不討好的事情�！俺隽Α笔悄惆阉鶎懙淖髌菲鸫a得通讀一遍，那些連作品看也不看就能下筆千言的才子我當然也見過，可我沒有那樣的本事；
“不討好”的原因在于，大凡寫作的人都有些敏感，即使你把好話說盡也未必能說到人家的癢處。因而，我說你先把集子寄過來，我看了再說。過完春節(jié)，我花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的時間看完了他的作品。的確如他所言，在研究的方向、關注的問題、涉獵的領域、基本的價值趨向等方面都與我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但也有許多我所不能及的，比如臺港政情、國外華文世界都是我所陌生的。

　　這是新一代的中國人在自由世界發(fā)出的自由聲音。改革開放后，中國的許多學子紛紛走出國門到大洋彼岸學本領，包括平時痛罵美帝國主義的人，考托福、辦移民手續(xù)也不遺余力。但奇怪的是，這些人一到國外就大講中國如何了不得，孔孟之道、莊老佛禪、漢服禮教、科舉制度……全成了寶貝；
偶爾回國又大肆宣揚愛國主義，痛罵資本主義，當然這一點也不妨礙他們講完課后又欣欣然往西方去了。因而，李慎之生前曾對著數以萬計的留學大軍感嘆說：“這么多的留學生，怎么沒有一個胡適？”

　　胡適當然沒有，但所幸也不是所有的留學生都是“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在上一代“老三屆”的學者中，有像林達這樣深得民主精髓，又能深入淺出地介紹憲政制度的自由知識分子，如今我們又在楚寒的作品中看到更年輕的一代走出國門后對西方先進文明的自覺追求和切身踐履。他不同于那些隔著大洋唱高調的“督戰(zhàn)隊員”，更不同于那些在國外享受著民主自由的好處，動起筆來卻引經據典地為暴政張目的“海龜派”，楚寒的作品超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用他引用美國第三任總統(tǒng)托馬斯•杰斐遜的話說：“異議就是愛國的最高形式”。因而他筆下的所有作品都和人的權利、尊嚴、幸福與自由有關。他認為，一群人圈起一片土地，起了一個名字，就成了一個國家。因而，人是國家的中心。如果這個叫“國家”的東西不能給生存其上的人民以幸福，那么要這個東西干什么？我想，這就抓住了問題的根本。

　　在他的系列人物散文中，我注意到，他對那些足跡跨越幾個國家尤其是生在民主國家卻為異國他鄉(xiāng)的自由做出不朽貢獻的流亡者情有獨鐘。宣講常識卻終生活在誤解、凄涼、橫逆中的潘恩，創(chuàng)辦了燕京大學，最后黯然離開中國的司徒雷登，出生在塞爾維亞的富商家庭卻終生在印度的貧民窟里服務的德蕾莎修女，只身一人僅以一支筆向極權帝國挑戰(zhàn)的索爾仁尼琴，懷揣自由理想卻不容于國共兩黨最后在美國死去的報人陸鏗先生……都是他筆下高山仰止的英雄人物。除了個人的價值觀使然，我想這種選擇性的寫作與楚寒自身的經歷有關。楚寒在中國出生、長大并完成了高等教育，成年后卻漂洋過海到異國他鄉(xiāng)謀求生存發(fā)展，自然對那些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識人、活動家偏愛有加。他有一篇寫《人權宣言》的起草者潘恩的文章，叫《歌詠自由的異鄉(xiāng)人》，我認為是整個集子里最動人的一篇。它之所以寫得好，我想還是由于他自己就是一個“歌詠自由的異鄉(xiāng)人”。

　　除了上述特點，楚寒的作品還有一個令人動容的方面，就是他對弱勢群體的關懷。這個在江蘇的一個小縣城長大，做過送餐員、技工、律師、教師、服務困境兒童、艾滋病患者義工及自由撰稿人等多種職業(yè)的作者，帶著對底層民眾感同身受的愛，熱情地贊揚了港澳普通民眾對自己權益、幸福的不懈追求，尤其是對掙扎在底層的，如艾滋病患者、性工作者、獨留兒童、扎鐵工人、黑窯工……這些被侮辱被損害的群體，他更是傾注了極深的感情，為他們的權益鼓呼，為他們的受難哀哭。用他引用過的德蕾莎修女的話說，就是“在每一個人身上看見耶穌”，因而世上窮困潦倒的、身患絕癥的、被遺棄的兒童、乞丐、殘障者的身體內都有潛藏的基督形象。觸摸他們，就是觸摸耶穌基督。他們是人類罪惡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替人類受難或赴死。我們每個人都是他們的兇手和責任人。

　　當然，也許是由于讀書或閱歷的關系，楚寒的一些人物散文在我看來有些籠統(tǒng)，細節(jié)刻畫不夠；
一些時評短章可能受制于發(fā)表媒介，剖析不太深入。好在他還年輕，相信今后漫長的寫作實踐會使一個人變得更為成熟、豐富與深邃。

　　是為序。

　　《羽毛筆的自由》 楚寒 著 柯捷出版社 2009年2月

　　2009年2月5日草于中國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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