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朱維錚先生也去參加2008年11月杭州的馬一浮研討會。我們對馬持論固異，見面交談卻能生出快意。我喜歡他的直言無隱的風格。其實我們吵過架，但很快重歸于好。我因此說維錚是“學之諍友而士之君子”。會后去滬，與維錚同行，候車閑話，得聆他非常時期的非常經(jīng)歷，益增了解。復旦演講后的餐敘，維錚夫婦在座，《走出中世紀》（增訂本）和《走出中世紀二集》兩書，就是此時所贈。最近才斷續(xù)讀完。讀維錚的書，如對作者本人，音容意氣充溢字里行間。他氣盛文暢，有時竟是“使氣以命詩”。但理據(jù)充足，合于《詩》“大雅”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名物考史，詩文證史，非其所長，也非其所好。他相信在歷史的陳述中可以發(fā)現(xiàn)歷史的實相。

　　置于兩書卷首接而相續(xù)的6萬多字的長文《走出中世紀——從晚明至晚清的歷史斷想》，就是這種歷史陳述的典要之作，最能見出維錚治史的卓識與功力。讀時我心志清醒，眼睛極累，卻又不愿罷手，只好一氣了之。即使對明清史事尚不算陌生的筆者，也無法不被他的理據(jù)情采所折服。理緣于據(jù)，即歷史事實本身。采緣于情，即作者的愛憎態(tài)度。他對明清的二祖（明太祖、明成組）三帝（康熙、雍正、乾�。┯榷鄲焊小１恍屡f史家一說再說而為不知情者所景慕的“康乾盛世”，維錚不以為然，這與鄙見不無針芥之合。增訂本《戮心的盛世》、《滿清盛世的“小報告”》和關(guān)于年羹堯、汪景祺、和珅諸案的文字，則是對此一問題具體而微的論述。如果說于康熙他還心存顧惜，對雍乾及其所效法的“二祖”，則發(fā)覆掘隱不遺余力。他認為“體制性腐敗”、“權(quán)力腐敗”是大清帝國的“國病”兼“死穴”。他說雍乾及“二祖”是恐怖政治的制造者，而“政治冷淡癥正是恐怖政治的女兒”。致使清中葉惠（棟）、戴（震）等諸漢學巨擘，不得不扮演“錮天下聰明智慧盡出于無用一途”的歷史角色。雖然他引用的是魏源的話，但他本人的態(tài)度朗若晨星。

　　維錚自然不會否定清代漢學的群體學術(shù)成就，這有他的《梁啟超和清學史》和《清學史：學者與思想家》（《二集》）及其他關(guān)涉清代學術(shù)的論著可證。況且他的學術(shù)駐點原未嘗離開過章（太炎）、梁（啟超）、胡（適）等現(xiàn)代諸學術(shù)碩彥，他們對清學的態(tài)度，維錚豈能完全知而不認。只不過他試圖將思想和學術(shù)作一區(qū)分，似乎認為清中葉縱有名副其實的學者，卻鮮有真正的思想家。也許寫《孟子字義疏證》提出“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的戴東原是一個特例，但也止于《疏證》一書而已（戴《與某書》亦曾直言“後儒以理殺人”）。因此他對盛行于明清兩代的程朱理學，不稍加寬宥的痛而辟之。甚至連程朱祖述宗奉的孔孟，也不肯通融緩頰。他對儒家殊少敬意與好感�！妒贰�、《漢》兩家對公孫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shù)，上大悅之”的書寫，他一再引為學術(shù)知己。而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自序的“求以合之當世”一語，他臚列眾多今典予以駁正。不消說當90年代看到徐中舒的《論甲骨文中所見的儒》一文，他是何等的驚喜。因為這一考古實證可以把孔子從儒的祖師的地位上拉下來，維錚當然樂觀其盛。而且此公案直接牽涉康有為、章太炎、胡適、郭沫若幾位名可驚座的大人物，即使是他們九泉之下的欣喜或窘態(tài)，維錚自必也樂于靜觀冥想。

　　然而維錚對儒家的這種態(tài)度，在我看來有未能將漢以后滲入家國社會結(jié)構(gòu)的意識形態(tài)儒學，和作為先秦思想家的孔子和孟子區(qū)分開來的嫌疑，也有未能將宋代的哲學家程朱和明清權(quán)力者裝飾過的程朱理學區(qū)分開來的嫌疑。王國維、陳寅恪都指宋代為中國思想文化的最高峰（措辭不同其意則一），陳寅恪更視宋代新儒學的產(chǎn)生與傳衍，為我國思想史上“一大事因緣”。這些維錚必早已熟知。孔孟所建之儒家道統(tǒng)，是否如韓愈所驚呼的孟軻之后已不得其傳？宋儒在重建儒家道統(tǒng)方面的建樹，宜有哪些可圈可點？似還有絕大的探討空間。我很高興在《二集》里讀到《百年來的韓愈》一文，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絕妙好詞。只有朱維錚教授有這樣的本領(lǐng)，以一個歷史人物為中心，串聯(lián)起晚清以還那么多的人物與故事，曾國藩、嚴復、張之洞、譚嗣同、毛澤東、蔣介石、陳寅恪、俞平伯、馮友蘭、劉大杰，都一一坐定位置，成為他用可信史料編排的舞臺劇中的一個角色。他議論風生，舉重若輕，剝蕉至心，是非分明。但他的冷峻的語言風格，容易讓讀者以為他只有了解，沒有同情。清儒“實事求是，無證不信”的信條，他奉為圭臬，但錢曉徵告白于海內(nèi)的“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廿二史考異序》），亦即前賢往圣著筆立說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詣（陳寅恪語），我們的維錚似尚缺乏“了解之同情”。

　　章學誠有言曰：“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文史通義》“答客問”）我讀維錚書看到的作者，宜乎“獨斷之學”勝于“考索之功”。因此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高明者”。他看重思想的力量。他的學問是活學問，不是死學問。但如果有人以為他的學問根底不夠堅實，那就難免犯不知人也不知學的錯誤。他的學問根底來自五十年如一日的文本典籍的閱讀。他習慣夜里讀寫，上午睡眠。上帝雖未垂顧于他，卻為他撥出比常人多的多的時間。瘋狂閱讀加上驚人的記憶力加上超強的理性分疏能力，成為朱維錚學問過程的主體精神結(jié)構(gòu)。包括《中國近代學術(shù)名著》在內(nèi)的他編的那些文史典籍，我們切忌以俗眼揣度，在他可是自己吞食原典資料的天賜良機。牽涉學術(shù)的理和事，他從不“尸位素餐”。如同錢鍾書說“善述”不亞于“善創(chuàng)”，好的編選整理，與文獻研究庶幾近之，遠非夸張篇幅的浮詞空論所能比并。課堂上下，大會小會，維錚可以隨時挑出時賢后生關(guān)乎古典今典以及時地人事的瑕疵舛誤，就緣于他的記憶和閱讀。

　　至于文情詞采，我是這次才發(fā)現(xiàn)的。當他的筆觸行至清季的甲午之戰(zhàn)，因日人長期預謀蓄勢，一旦開釁，陸戰(zhàn)清軍節(jié)節(jié)潰敗，要不要決戰(zhàn)海上？翁同龢和李鴻章兩個怨家爭論激烈，而且都想得到握有實權(quán)的慈禧太后的支持。作者于是寫道：“豈知這時太上女皇突然‘病’了，連皇帝也拒見。她的行為，似乎可解讀為聽任皇帝自主決策。于是翁師傅也膽大了，親赴天津逼迫李鴻章出戰(zhàn)。既然慈禧心態(tài)莫測，那么面對今上對之言聽計從的帝師的壓力，李鴻章能不孤注一擲嗎？果不其然，黃海一戰(zhàn)，北洋艦隊慘敗。也許這正合滿漢權(quán)貴之意。他們早將當年懷疑曾國藩的陰沉目光，移向?qū)嵙ψ顝姷臏受娛最I(lǐng)李鴻章，認定他有‘不臣之心’，‘挾外洋以自重’，所以不肯與‘倭賊’決戰(zhàn)。待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他們反而彈冠相慶，以為李鴻章的賭本輸光了�！苯Y(jié)果“光緒帝和他的重臣因主戰(zhàn)而忍詬，李鴻章和他的淮系因喪師而失權(quán)，恭親王等滿洲權(quán)貴從此退縮自保。至于‘公車上書’凸顯的舉國同仇敵愾，在太后更是覷若無物，她不是早就宣稱，誰要掃了她‘六旬萬壽’之興，她就決不饒恕嗎？”“倒霉的是李鴻章。他在甲午海戰(zhàn)敗后，便被皇帝下詔拔去三眼花翎，在當時外國人眼里，已如公雞失去了尾巴。”（《二集》頁46至48）這些詼奇跌宕而又語勢流貫的文字，讀得我們幾乎要撇開歷史故實，束手駐足來專賞史家的詞采文章。

　　現(xiàn)在好像又有豪杰之士欲尾隨為“則天武后”翻案的昔日時髦，也在替“狡詐的老太婆”慈禧說項了，包括稱贊她的“美麗”。在這個問題上，即使不曾欣賞“郁郁乎文哉”的朱氏之論我也一定“從朱”�！敖圃p的老太婆”是已故史學家翦伯贊給慈禧下的考語，見于他的《義和團運動》一文（新版翦著《歷史問題論叢》合編本作“狡猾”，不知是后改還是原文本如此而維錚筆誤）。維錚引來，甚獲我心。也是這次才知道，維錚對《三國演義》、《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還有如許的興趣。蘇州姑娘林妹妹的家政名言，也為他屢引而無倦意。關(guān)于耶教來華及西來學術(shù)和中外接觸史的研究，也成為他關(guān)心垂顧的領(lǐng)域，也是這次所見識。我想他一定到徐家匯看過那些珍藏的相關(guān)史料。但清代漢學和西學的關(guān)系，竊以為至今還是假設(shè)多于求證的未竟課題�！笆⑶濉钡膰�力雖不弱，但近代科技遠遜于西方，甚至不是“先進”和“落后”的問題，而是“有”和“無”的問題。中國近代科技的不發(fā)達，那是要走到歷史的深層，借助文化與信仰的大背景來作詮釋。新世紀曙光的不能應(yīng)運而來，如果僅僅歸之于“體制腐敗”的“國病”，似尚嫌過于籠統(tǒng)。

　　總之維錚先生的學問結(jié)構(gòu)，史學是其地基，經(jīng)學是其屋棚四壁，近代人物是屋中暫住的過客，思想是其柱石。說開來，他所治之學主要還是思想史。他也是以此自負自居的。他的不可一世的書生意氣，一則由于不為人所理解的思想的苦痛，二則由于“高明者”的知性傲慢，三則是性情的直率與天真，最后也許還要加上長期走不出“中世紀”的“閑愁胡恨”。

　　他優(yōu)越地驅(qū)遣著入于他研究領(lǐng)域的歷史人物與事件，他既不想充當歷史人物的“辯護士”，也不想做歷史事件的“事后諸葛亮”，但他不免相信自己對歷史的清理（他偏愛馬克思的這句話）沒有為后來者留下多少空地。然則即使是“高明者”的“獨斷”，也有失手的時候。《二集》中《關(guān)于馬一浮的“國學”》那篇，就是顯例。想不到一向謹嚴的維錚竟這樣立論：“他（指馬一�。�對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一定要作價值判斷，那么在我看來，如今此等老宿已近于無�！本褪钦f已經(jīng)沒有價值�！笆沁@樣嗎？”這里我套用一句幾次出現(xiàn)在此兩書中維錚詰問他者的俏皮話。而且說馬先生“在政治上總隨改朝換代而轉(zhuǎn)向”、“越發(fā)堅持其‘用世’為歸宿的所謂儒學教旨”、“可謂‘與時俱進’”，如果不是厚誣前賢，我以為也是言重了。馬對釋氏義學和禪學的洞悉達恉（許慎稱《說文》有“究洞圣人之微恉”之意）并不弱于儒學。在蠲戲老人心目中，佛學和儒學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對宋儒的吸納二氏而又在言辭中隱其來路的做法，馬一浮不予認同。馬的學術(shù)思想其實是儒佛并重，以佛解儒，儒佛會通。只以儒之一脈來匡馬的思想，未免失卻半壁江山。至于指抗戰(zhàn)時期馬先生在四川樂山創(chuàng)辦復性書院，是想充當“帝師”，恐怕也是缺少足夠理據(jù)支持的過當之詞。我雖愛重維錚，但此篇文章的立論則期期以為不然。其實維錚完全可以不寫這篇文章。當然文章糾正時人的一些舛誤，自然是好的，抑又未可全然抹煞也。

　　另外《百年來的韓愈》詞密理周，徇為不可多得之作，已如上述。但第六節(jié)析論陳寅恪的《論韓愈》，認為陳所列舉的韓之“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也許可以解釋為對50年代初“三反”和“抗美”的“贊同”，以及陳文論韓之“改進文體，廣收宣傳之效用”，是對毛的《反對黨八股》的“贊同”等等，恐怕亦難逃附會的嫌疑。是又我愛維錚，亦不敢悉為維錚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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