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在1931年建立第二共和國的初期，70年代民主轉型前，左右兩派有截然不同的言說和記憶，左派說右派是法西斯，右派說左派是赤匪。兩者之間，似乎水火不容：一個主張君主立憲的民主制，另一個主張共和形式的民主制。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即使這種分歧不能通過和平協商來加以消除，也可以由選民用選票來決定，誰應當上臺，誰應當下臺�？墒牵�當社會矛盾被激化，左右兩邊的極端派拉走了幾乎所有的民眾，國家分裂成了完全沒有基本底線認同的兩半，加上國際上德意和蘇聯兩大集團的支持和挑動，分歧只能用全面內戰(zhàn)的武力解決，最終以極右派將軍佛朗哥的白色恐怖和40年獨裁統(tǒng)治。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在雖然西班牙存在左右兩派，但是兩翼的溫和派之間存在著對于民主、自由、人權等最底線的基本共識，左右兩派里都有一些面向未來的人，他們認識到，內戰(zhàn)是西班牙的民族災難。痛定思痛，再也不能這樣的民族分裂和內戰(zhàn)了。

　　這一共識，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民主轉型的基礎。產生這一共識的人，以年輕一代比較容易，比如新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新首相蘇亞雷茲，社會黨總書記岡薩雷斯等，他們都是內戰(zhàn)后長大的人，他們是民主轉型的堅定推動者。但是，正如國王指出的，和平的民主轉型過程中，共產黨的配合非常重要。而共產黨在1956年就思考提出“民族和解”的方針，恰是這一共識的最早提出者。特別難能可貴的是，共產黨的領袖，還是經歷了內戰(zhàn)的一代，尤其是總書記卡里約，那是西班牙的捷爾任斯基。他的表現，提醒我們對老牌共產黨革命家也不可低估。

　　如果說1936－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zhàn)是一場曠世悲劇，1975年佛朗哥去世、卡洛斯國王加冕后，西班牙迅速“回歸歐洲”和走向民族復興則堪稱現代奇跡。

　　西班牙能夠順利地實現民主轉型，首要原因和原來分裂對抗的左右派的這種共識分不開，那就是不要分裂，不要內戰(zhàn)，不要暴力，不要走老路。所以，他們暫時擱置對歷史問題的評價和處理，是必然的。這不是隱瞞真相，這不是忽視罪惡，這不是遺忘，不是沉默，不是放棄正義，不是失卻道德。這是民族和解。在75，76，77，78年的西班牙，左右各派領袖不這樣做的話，民主改革是做不下去的。西班牙人那個時候這樣做，是對的。

　　其次，應歸功于有關各方面政治勢力的真誠和解。這其中包括出身于佛朗哥集團的新首相蘇亞雷斯，共產黨的領袖、當年在內戰(zhàn)中負責馬德里秘密保安工作的卡利約和社會黨的領導人岡薩雷斯等等。他們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中汲取了教訓，共同參與了民族和解、民主轉型和西班牙復興的進程。西班牙共產黨的老領導人伊巴露麗和新領導人卡利約早在佛朗哥死前多年就開始反思，并在斯大林去世后率先提出了“民族和解”的口號。1974年接任社會黨領袖的岡薩雷斯大幅度地修正了傳統(tǒng)社會黨的綱領，放棄了完全摧毀舊體制的革命綱領。而從佛朗哥的青年運動領袖出身的政府總理蘇亞雷斯，也早已認識到西班牙進行民主轉型的必要。再加上開明的年輕國王卡洛斯一世以高超的政治技巧從中斡旋，占了主導地位的右派溫和派和左派溫和派都能夠采取理性態(tài)度進行協商和博弈，為共同的利益達成妥協，使西班牙得以度過重重風波，在佛朗哥死后短短幾年，就實現了民主轉型，踏上復興的道路。

　　如今，在民主改革完成30 年后，西班牙國會通過歷史記憶法，其有利條件是如今的西班牙執(zhí)政黨是左翼政黨，此法案具備了通過的必要條件。但是，不要忘記今日西班牙是當初左右敵對各方和解以后的產物，是一個民主政體，所以，這個法案通過的時候，他們也有一個共識，就是不能重新造成左右對立，不能走老路。這一法案的兩個重要內容，一是給左翼一方受難的人正式恢復名譽，實行賠償，二是清除當年右翼所立下的頌揚右派豐功偉績的公共標志。這兩個措施，不是要讓左派翻過來，讓右派翻過去，而是 “補課”，補“民族和解”過程中應該做而還沒有來得及做的事情。法案修改過程中，天主教會方面堅持，他們以前為教會人士遭左派迫害而立下的紀念牌，不在清除之列。最后這一要求得到了滿足。因為，如果當年被左派無端槍殺的一萬多教會人士的紀念牌也要清除，那么紀念左派被害者的道德基礎，實際上也是不穩(wěn)固的。

　　從西班牙民族和解道路中，我們能得到那些啟示呢？首先，人是會變的。我們不敢說毛澤東周恩來江青如果繼續(xù)活著，會變成什么樣子，但是西班牙共產黨的熱情之花和卡里約是有明顯變化的。蔣介石會怎么變，我們不知道，但蔣經國顯然是變過的。所以，和平的民主轉型是可能的，特別是當老一代死了，新一代上來的時候。其次，必須祛革命之魅，徹底放棄那種通過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消滅對方來實現自己所謂“革命理想”。西班牙內戰(zhàn)年代里，革命者夢想的方式，在今天已經沒有可能成功。要真正順利地實行國家現代化，必須采用和解的漸進的社會改良模式，實行民族和解，各階層人和平相處，平等競爭。最后，一個大國和平的民主轉型的啟動，依賴于體制內當權的改革派。一個大國和平的民主轉型的順利展開，依賴于體制內和體制外改革派的合作。消除民主轉型的障礙，不能靠消滅頑固派，而是要展開同頑固派的對話。在大聲呼吁民主改革的時候，應該多問自己：你自己準備好民主了嗎？

　　中國在走向現代話進程中，也有和西班牙人相似的某些經歷。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我們在經濟上取得相當大的發(fā)展，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同時，在國際上，中國也日愈成為世界經濟發(fā)展不可忽視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經濟之間發(fā)展的不協調，使得各種社會矛盾有趨向惡化的預兆。在這種社會矛盾突顯、不同政治訴求之間爭辯趨于激化的時刻，如何防止各種極端派的思潮撕裂社會，造成兩端對立，避免“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的歷史陷阱，就成為關系民族命運的大問題。在這種形勢下，借鑒和學習西班牙在化解不同利益集團的矛盾，促進民族和解，使得整個社會轉型以最小代價和最佳效果進行，是當下極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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