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作品中總有某種永不過時的東西，吸引著人們一遍遍重讀，從中不斷汲取教益，獲得價值不菲的啟迪，體驗一種難得的美的感受。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便是這樣一部永不過時之作。

　　斯蒂芬·茨威格（１８８１～１９４２），是奧地利著名小說家、傳記作家，出身于富裕的猶太家庭。他在小說、人物傳記、短論和詩歌方面均有杰出的成就，如《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象棋的故事》、《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三大師傳》、《異端的權利》、《人類群星閃耀時》等。他的小說和傳記的特點是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深刻細致，洞燭探幽，因此有“心理現實主義大師”、“靈魂的獵手”之稱。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他積極反戰(zhàn)；
1934年他受到納粹的迫害，流亡國外，1942年在孤寂與理想破滅中與妻子在巴西雙雙自殺身亡。《昨日的世界》就是他的回憶錄。這本書寫于1939至1940年間，其時二戰(zhàn)正酣，經歷過一戰(zhàn)人類互相廝殺慘景的茨威格目睹人類再次、而且規(guī)模更大手段也更殘酷的自相殘殺，內心充滿痛苦與絕望。兩年后，他便在巴西自殺，所以這是他生前最后系統(tǒng)發(fā)表的對世界、對社會、對人類的回憶、感受與思考。在他的回憶中，世界大歷史的風云變幻與個人在時代大動蕩中的悲觀離合渾然一體，因此其中的種種感受更細膩、更親切，更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種種思考更深刻也更引人深思。

　　對歐洲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是“昨天”和“今天”的分水嶺，對大多數歐洲平民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是突如其來、毫無準備的。這樣重大的事件事先似乎全無預兆，以至連對時局一向關心、對戰(zhàn)爭抱有相當警惕的茨威格在大戰(zhàn)爆發(fā)前夜還與往常一樣，優(yōu)哉游哉地前往風光如畫、游人如織的比利時海濱度假，并自信地與人打賭說肯定不會打仗，否則“就把我吊死在那根夜燈桿子上”。但言猶在耳，戰(zhàn)爭卻如晴天霹靂般突然爆發(fā)，茨威格只得中斷度假，匆匆乘火車離開比利時回國，于第二天早上回到維也納。

　　但出乎意料的是，這天早晨他發(fā)現維也納的街頭此時竟充滿了一種節(jié)日的氣氛。到處是彩帶、旗幟、音樂，全城的人此時都開始頭腦發(fā)昏，處于亢奮狀態(tài)，對戰(zhàn)爭的最初恐懼馬上就變成了滿腔熱情。他寫道：“說實在話，我今天不得不承認，在群眾最初爆發(fā)出來的情緒中確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難以擺脫的誘人之處……成千上萬的人盡管在戰(zhàn)前的和平時期相處得比較好，但是從來沒有象戰(zhàn)爭剛開始時的那種感情：覺得他們屬于一個整體。”正是這種整體感，使他們“覺得每個人都得到召喚，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熱的群眾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種私心。地位、語言、階級、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別都被那短暫的團結一致的狂熱感情所淹沒……每個人都經歷著一個提高‘自我’的過程；
他不再是一個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眾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員；
人民中平時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視�！钡拇_，在和平年代“日常生活”機械刻板地日復一日，生活本身似乎就是目的，人們?yōu)榛钪�而活著，“普通人”似乎永遠都是“普通人”。而戰(zhàn)爭這類巨大的歷史事件使不少人感到枯燥的日常生活突然中斷，建功立業(yè)不僅“可望”而且“可即”，“普通人”開始成批成打地成為“英雄”，一大批原來不知名的“小人物”突然成為眾人矚目的叱咤風云之輩，人們感到了一種超越生活、遠在生活之上的更為崇高的目的和意義，生活因此而充滿激情與浪漫……但茨威格意識到，這種“熱烈的陶醉混雜著各種東西：犧牲精神和酒精；
冒險的樂趣和純粹的信仰；
投筆從戎和愛國主義言詞的古老魅力。那種可怕的、幾乎難以用言詞形容的、使千百萬人忘乎所以的情緒，霎時間為我們那個時代的最大犯罪行為起了推波助瀾、如虎添翼的作用�！�

　　使茨威格更感震驚的是，當時的大多數作家也以狂熱的言詞宣揚對敵國的仇恨和戰(zhàn)爭，“他們完全沒有想到，他們這樣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類一切人性的維護者和保衛(wèi)者�！泵鎸�這種狀況，他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向利用當時群眾的熱情這種背叛理性的行為作斗爭，為反對戰(zhàn)爭而斗爭�！拔抑�道我要反對的敵人－－那種把他人置于痛苦與死亡的錯誤的英雄主義；
那種喪失良知的預言家們的廉價的樂觀主義�！钡�這種斗爭異常困難，因為誰反對戰(zhàn)爭“誰就會被打成叛徒。時代幾經變遷，但總是這一幫子人，他們把謹慎的人稱為膽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稱為軟弱的人；
而在他們輕率地招惹來的災難降臨的時刻，他們自己也手足無措了�！边@種貌似“崇高”的“道德優(yōu)勢”不僅為群體的狂熱火上澆油，而且使反對者居于“道德劣勢”而難以啟齒，非有“冒天下之大不違”的勇氣而不敢為。但茨威格明知不可卻勇而為之，積極著文反戰(zhàn)，還用戲劇的形式描寫、肯定在狂熱的時刻被認為是軟弱的膽小鬼而遭人蔑視的“失敗主義者”。不過茨威格馬上發(fā)現自己被所有的朋友所孤立，以致于他也常常懷疑究竟是眾人皆醉唯我獨醒抑或確是別人聰明自己發(fā)瘋。

　　但是，畢竟還有一個偉大的心靈與他一同跳動。羅曼. 羅蘭在大戰(zhàn)爆發(fā)前就不斷向人們呼吁：“現在是一個需要保持警惕的時代，而且愈來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們卑劣的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在他們背后還隱藏著物質利益。”戰(zhàn)爭爆發(fā)后，羅曼.羅蘭更是積極、勇敢地公開反戰(zhàn)。他與茨威格，這兩個交戰(zhàn)國的偉人走向一起，聯(lián)合反戰(zhàn)，在知識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茨威格寫道，正是在羅曼.羅蘭身上，他“看到了另一種英雄主義，即那種有思想的英雄主義、有道德的英雄主義�！�

　　經過了幾年戰(zhàn)爭的殘酷，群眾初期的狂熱漸漸冷卻下來，反戰(zhàn)、和平終于成為普遍的情緒和愿望，但人們已經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對突發(fā)重大事件最初的群體性反應，往往是未經深思熟慮、因而更多地反映出人性中值得注意的本能、本性。面對洶洶群情，是以“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的東西使之更加狂熱（在一些漂亮的言詞后很可能“還隱藏著物質利益”，自己其實并不“犧牲”），結果釀成大禍，還是冒大不韙使之更為冷靜、理性，努力防止，起碼是減輕災難，是對每一位“智識者”的道德的真正考驗。

　　對手握“話語權”的知識分子來說要經受真正的道德考驗并不容易。

　　一戰(zhàn)爆發(fā)后，絕大多數作家都以狂熱的文字鼓吹“為祖國而戰(zhàn)”，“他們以為鼓動群眾的熱情和用富有詩意的號召或者科學的意識形態(tài)來為美化戰(zhàn)爭打基礎，這就是他們所能做的最好的貢獻。在茨威格的周圍，幾乎所有的作家都認為自己的責任就是象古老的日爾曼時代那樣，用詩歌和文字來激勵士氣，鼓舞沖殺。詩人和劇作家恩斯特.利騷，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利騷是茨威格的熟人，出身于一個富有的德國猶太人家庭，是茨威格所認識的最普魯士化或者說是被普魯士同化得最徹底的猶太人。對利騷來說，德國文化無與倫比，德國利益至高無上，總之，德國就是一切，他似乎比那些“真正的”德國人更加熱愛、信賴德國。

　　　　戰(zhàn)火乍起，德英宣戰(zhàn)，利騷慷慨激昂地發(fā)表了一首名為《憎恨英國》的詩歌，以簡單、干脆而富感染力的文字在民眾中煽起對英國的強烈仇恨。這首詩就象一枚炸彈扔進了彈藥庫，激起巨大反響，德國從來沒有一首詩象這首詩如此迅速地傳遍全國�！案骷覉蠹埗嫁D載了那首詩；
教師們在學校里把它念給孩子們聽。軍官們走到前線，把它朗誦給士兵們聽，直至每一個士兵能把那仇恨經背得滾瓜爛熟。但是這還不夠。那首小詩被配上樂曲和改編成大合唱，在劇場演出。不久，在七千萬德國人中再也沒有一個人不從頭至尾知道《憎恨英國》那首詩的�！币灾恋聡�皇帝都為這首詩中的愛國激情深深感動，授與他一枚紅色的雄鷹勛章，以資鼓勵�？傊�，“一夜之間，恩斯特.利騷紅得發(fā)紫，享受到一名詩人在那次戰(zhàn)爭中的最高榮譽�！�

　　但現實其實非常勢利，常常會把人狠狠捉弄一番�！皯�(zhàn)爭剛一過去，商人們又想要做生意，政治家們真誠地為促進互相諒解而努力，人們想盡一切辦法要拋棄那首要求和英國永遠為敵的詩。為了推卸自己的責任，大家把可憐的‘仇恨的利騷’斥之為當時鼓吹瘋狂的歇斯底里仇恨的唯一罪人�！蹦切┰�1914年熱情贊美他的人到了1919年卻對他避之唯恐不及，“報紙不再發(fā)表他的詩作。當他在同伴中間露面的時。立刻出現難堪的沉默。后來，這位孤獨者被希特勒趕出他全心全意為之獻身的德國，并且默默無聞地死去，他是那首詩的悲慘的犧牲品，那首詩曾把他捧得很高，為的是以后把他摔得粉碎�！�

　　在“走出歐洲”這一章中，他回憶了一戰(zhàn)前他的印度之行與卡爾. 豪斯霍費爾的相識更發(fā)人深省。

　　在游船上，他遇到的人物形形色色，其中一個是正前往日本出任德國駐日武官的卡爾.豪斯霍費爾。這位軍官出身書香門第，博學多識，教養(yǎng)殊佳， 用功甚勤，連在游船上也整天忙個不停，用望遠鏡細致觀察每一處地方，還不停地寫日記、寫報告，查辭典，“一眼就能看出他的非凡的素質和身為德國總參謀部軍官的內在修養(yǎng)”。為了出使日本，他作了非常充份的準備，學習日語和有關日本、東方的各種知識，以致茨威格還從他那里得到了許多有關東方的知識。茨威格與他在旅行中成為朋友，回到歐洲后還時有往來。

　　20年代初，豪斯霍費爾創(chuàng)辦了《地理政治學雜志》，茨威格以為地理政治學只不過是要對各民族的個性進行更細致的研究，豪斯霍費爾首先提出的“生存空間”概念也僅是一個中立的學術詞語。“我以為這種地理政治學的研究完全有助于各民族互相接近的趨勢；
說不定豪斯霍費爾的原始意圖也確實根本不是政治性的－－但我今天不能這樣說了。我當時總是懷著極大的興趣閱讀他的著作（再說，他在自己的書籍中還引用過我的話呢），而且從未產生過懷疑……沒有人指責他，說他的思想是以新的形式為泛德意志的舊要求提出論據，說他的思想是為一種新的強權政治和侵略政策服務。”所以在十余年后希特勒已經掌權的一天，茨威格偶然聽說豪氏成為希特勒的密友后震驚萬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為他實在看不出“一個非常有文化教養(yǎng)、思想淵博的學者和一個以自己最狹隘、最野蠻的思想去理解德意志民族性的瘋狂煽動家之間會有什么思想上的直接聯(lián)系�！钡�“生存空間”理論事實上確成為納粹的意識形態(tài)的主要支柱之一，茨威格寫道：“‘生存空間’這一概念終于為國家社會主義的裸骨的侵略意圖提供了一件哲學上的偽裝外衣�！�生存空間’這個詞，由于它的定義的模糊性，表面上看來好象是一個無害的口號，但其產生的后果之一是，它能夠為任何一種兼并－－即便是那種最最霸道的兼并進行辯解，把它說成是合乎道德和在人種學上是必要的。”所以，“這一事例清楚說明：一種簡潔而又內容豐富的表述由于言詞的內在力量可轉化為行動和災難……不管自覺不自覺，他的理論把國家社會主義的侵略政策從狹隘的國家范圍推廣到全球范圍，在這一點上，他比希特勒的十分粗暴的顧問們的影響更大�！薄；蛟S，豪氏開始是“不自覺”的，但在“生存空間”理論得到希特勒的賞識后卻是非常“自覺”的，所以在法西斯垮臺后，于1946年自殺身亡。當然，這是茨威格當時所不知道的。

　　知識分子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制造“言詞”，所以這種生產與后果之間的關系就成為一個知識分子難以處理，卻又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

　　希特勒的出現無疑是人類的巨大不幸，但為什么一個產生過歌德、席勒、貝多芬、康德、黑格爾……的民族，卻如此輕易、徹底地被這個幾乎沒有上過學，一直窮困潦倒、沒有正式職業(yè)的流浪漢所征服呢？對此，茨威格作了既充滿感性，又飽含睿智的剖析和沉思。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給歐洲各國在物質和精神上都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作為戰(zhàn)敗國，德國的狀況更是等而下之，尤其令人失望。德意志帝國于1918年11月崩潰，代之而起的是軟弱混亂的魏瑪共和國。這時，通貨膨脹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天文數字，一個雞旦價錢高達四十億馬克，一根鞋帶比從前擁有兩千雙鞋的豪華商店還貴，修一扇打碎的玻璃窗比以往買整幢房子還要貴，一本書的價錢比從前有幾百臺機器的印刷廠還要高，幾家工廠的價錢甚至還不如從前一輛手推車貴……馬克不斷貶值，到1923年11月，一美元竟能兌40億馬克，而后就數以兆計，馬克完全崩潰。高通脹必然帶來“高投機”，一些人在各類黑市大發(fā)橫財，買下城堡和農莊、輪船和汽車，買下整個街道、整座工廠和礦山。結果，造就了一小批洋洋得意的暴發(fā)戶和成千上萬的憤怒的赤貧者，大多數人的終身積蓄化為烏有，社會道德空前敗壞�！胺彩菚�識字和能寫字的人都做起買賣來，搞投機倒把和想法賺錢，而且心中都感覺到：他們大家都在互相欺騙，同時又被一只為了使國家擺脫自己的負債和義務而蓄意制造這種混亂局面的隱蔽黑手所欺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自信對歷史比較熟悉，但據我所知，歷史上從未出現過與此類似的瘋狂時代，通貨膨脹的比例會如此之大，一切價值都變了，不僅在物質方面是如此；
國家的法令規(guī)定遭到嘲笑；
沒有一種道德規(guī)范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惡淵藪。”這時，全體德國人民對此感到忍無可忍，迫切需要秩序、安定、法律、道德，“誰經歷過那些象世界末日似的可怕歲月，都會有這種感覺：當時必然會有一種反沖、一種令人恐怖的反動──盡管他對此十分厭惡和憤恨�！薄罢麄�民族都在暗中憎恨這個共和國。這倒不是因為共和國壓制了那種放縱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國把自由放得太寬了。”為了復仇，“整個一代人都不會忘記和原諒德意志共和國時期的那些歲月，他們寧愿重新招回那些大肆屠殺的人�！�

　　與經濟崩潰相對應的，是德國國家地位的一落千丈。凡爾賽條約規(guī)定德國必須支付巨額戰(zhàn)爭賠款，將從前侵占的法國、波蘭、丹麥、比利時等國的領土歸還原主，當德國無力支付賠款時法國便強占魯爾工業(yè)區(qū)相抵，德國軍備還受到嚴格限制，陸軍只能有不超過十萬的志愿兵，不許有飛機的坦克，不許建造潛水艇和萬噸以上的艦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趕到德國搶購，來自異國的窮人在德國卻過起了帝王般的生活。所有這些，都強烈地刺傷了素來自負的德國人的自尊心，在廣大群眾中、尤其是軍人中激發(fā)起強烈的復仇心理和極端排外的民族主義思潮。人們自然又將這種民族屈辱歸罪于共和國的軟弱無能，轉而企盼能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或個人來報仇雪恥，復興民族。

　　正是這種經濟混亂，投機盛行，嚴重的通貨膨脹，高失業(yè)率，價值觀念崩潰，各種政治危機不斷，由民族屈辱導致強烈的仇外情緒……使“當時德國各階層都迫切要求建立秩序，對他們來說，秩序從來就比自由和權利更重要。歌德就曾說過，沒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他厭惡。所以，當時誰要是許諾秩序，一下子便會有幾十萬人隨著他走�！倍�且從文化傳統(tǒng)來說， “德意志人民從來是講秩序紀律的人民，所以對自己獲得自由就不知道該怎么辦了，正急不可耐地巴望著那些來剝奪他們自由的人�！保ń圃p的希特勒緊緊抓住這一點， 以各種蠱惑人心的方式許諾給德意志帶來秩序。他的確帶來了秩序，帶來了一種沒有任何個人自由，以機械化、程式化進行大屠殺的秩序。

　　1933年1月，希特勒在萬眾歡呼聲中上臺執(zhí)政。對于他的危害， 甚至某些并不贊同他的德國知識分子也一直注意不夠，一些人學究氣十足地以“學術性”為標準而對希氏的狂言不屑一顧，以為根本不值得認真看待。而且，“德國的知識分子是最看重學歷的，在他們來看，希特勒只不過是一個在啤酒館里煽風點火的小丑，這使他們上了大當。他們認為，這個小丑絕不會變得非常危險……即使當他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那一天當上了總理時，竟還有一大批人，甚至連那些把他推上那個位子的人，還只是把他看作是臨時占據那個職位的人，把納粹的統(tǒng)治看作是暫時的插曲�！�

　　歷史證明，那種想以“強人”來暫時恢復秩序，而后再歸“良政”的想法實際是非常危險的。惡魔一旦出籠，人們就無法控制，此時則悔之晚矣。

　　而從一戰(zhàn)結束到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權這十余年間，也是茨威格創(chuàng)作激情噴瀉、最終功成名就的十余年。

　　這期間，他的書出了一本又一本，而且發(fā)行量越來越高，影響越來越大。如薄薄一冊《人類群星閃耀時》就遍及所有學校，印數很快就高達25萬冊；
還有一些小說被改編成戲劇或電影。他的作品被譯成包括中文在內的多種文字，據設在日內瓦的“國聯(lián)”辦的《智力合作》雜志統(tǒng)計，他是當時世界上作品被翻譯得最多的作家。甚至在外國旅行時他也偶會被海關人員認出而享受“免檢”的優(yōu)待，在火車上也曾受到列車員的禮遇……作品的暢銷當然還給他帶來可觀的收入，不僅不必為生計發(fā)愁，還可以使他縱情于青年時代的嗜好，大量搜集價格不菲的名人手跡等等。

　　但當1933年希特勒奪取政權后，這一切突然結束。為了“統(tǒng)一思想”、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純潔性”，希特勒納粹德國實行嚴酷的文化專制主義，實施了一系列具體的文化清洗政策以防止“異端邪由于說”的“污染”。由于他的猶太血統(tǒng)和作品中的反戰(zhàn)主義與和平精神，他與其他一些猶太作家的書都被納粹宣布為禁書。這種禁書措施，納粹十分狡猾地分步實施，首先是煽動起民眾的情緒，以“群眾”的名義進行的：“對我們著作的第一次攻擊，是推給一群不負正式責任的人，即身為納粹黨徒的大學生們去干的。在此之前，他們?yōu)榱素瀼匦钪\已久的抵制猶太人的決定，導演過一出‘民眾的憤怒’的丑劇，他們也以同樣的方法，暗示那些大學生們，要他們對我們的著作公開表示‘憤慨’�！边@些情緒被挑動起來的大學生們成群結伙沖向書店和圖書館，把他們的書搜走，或按中世紀的習慣把這些書釘在恥辱柱上示眾，或“把書籍放在大堆的柴薪上，口中念著愛國主義的詞句，把它們燒成灰燼，可惜當時已不充許焚燒活人。”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933年5月10日夜晚， 一群群興奮激動的德國青年學生在納粹宣傳部長戈倍爾的煽動指揮下，在柏林市中心的歌劇院廣場點燃熊熊烈火，焚燒了包括海涅、馬克思、佛洛伊德、茨威格等人作品在內的二萬冊圖書，作為“反對非德意志精神行動”的主要部分。隨后，開始了一系列更大規(guī)模的禁書、焚書活動和對進步思想家的殘酷迫害。許多猶太作家科學家不堪其辱，被迫逃往國外。茨威格寫道，他的書曾經以百萬計，但此時“誰要是手中還有我的一本書，他就得小心謹慎地把它藏起來，而且我的書在公共圖書館里是始終塞在所謂‘毒品柜’里的，只有得到官方的特別許可－－大多是為了辱罵的目的－－，才有人為了‘學術上’的需要去看那些書籍。”

　　專制，從本質上說是與人類文明為敵的。

　　真正的歷史總是被輕易忘卻，一場巨大的劫難，要不了多久往往就被涂抹成淡淡的粉紅色痕跡�；蛟S，正是由于對人類的極度失望，茨威格才在個人已經逃過法西斯的劫難，在遠離戰(zhàn)火的南美仍可過起寧靜舒適的生活的時候，毅然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為了不讓“昨日”的悲劇重演，人類一定要與遺忘抗爭，保持對“昨日的世界”的慘痛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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