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著名社會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曾指出過，中國是社會信任較差的國家，而現代發(fā)達國家一般都是社會信任較好的國家。中國人多以家庭、親戚、鄉(xiāng)土為半徑生活，很難產生出超越地域與身份的共同體意識以及建立在這種意識上的市民道德，俗話說“在家千日好，在外一日難”。我們還不習慣按合憲的法律規(guī)章過一種遵紀守法的市民生活。

　　失竊了不去報警，因為百姓對公安人員不抱有信心，一個國家的正常運作是建立在人民對國家的擁戴、信任與維護上的，因對代表國家的公共機構不信任從而影響了國民對國家的信心。盡管公安部門再三呼吁受害者投訴，但百姓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愿去選擇與公安機關發(fā)生關系的。這是為什么呢？并非大多數公安人員不好，而是因為長期以來的生活經驗使人們喪失了對公共機構的信心。

　　過馬路要看紅綠燈，這是城市居民從小就知道的，隨著城市建設，交通事故越來越多，也就對遵守交通規(guī)則的要求越來越嚴。誰都知道遵守交通規(guī)則對正常的市民生活是絕對必要的。但去商店買東西出來后，為了找車道，無意中逆向行駛了幾十米，自行車就被扣走了，還要繳納保管費才能取車。為什么不允許自行車道可以左右雙行呢？只準單行又要處罰尋找車道的“逆向行駛者”，這就違反了市民日常生活的邏輯。如此“執(zhí)法”只會喪失人們對法與公共機構的信任。高明的商人知道信用就是金錢，而我們的“執(zhí)法”人員往往以他們任意的執(zhí)法行為傷害了人們對社會的信任。因此產生不出一種社會共同的積極價值觀念。這樣造成的用肉眼看不見的社會資本流失會延誤我們向市民社會的轉型，而肉眼看得見的財富不能轉換成肉眼看不見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源，社會是無法繼續(xù)良性發(fā)展的。

　　我國現行憲法規(guī)定了人格尊嚴不可侵犯。這是與世界人權法的精神相吻合的。但我們往往把這一條款理解為不罵人、打人、誣告人就是對人格尊嚴的尊重。曾聽說一家廣告公司的老板規(guī)定屬員之間不可以談戀愛。談戀愛影響了日常工作，老板可以干涉，但為了預防職工影響工作而禁止屬員之間的戀愛就是對人權的侵犯了。人格的尊嚴不可侵犯就是人的基本權利不可侵犯。一個人權觀念如此淡薄的社會又如何能建立起社會信任呢？人權意識是人對人的一種基本態(tài)度，建立市民社會要從培養(yǎng)這種待人態(tài)度開始，只有這樣才能恢復我們的社會信任。

　　我國現行憲法對人格尊嚴的條款是基于“文革”的慘痛教訓，這說明我國政府沒有因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人權外交而否定人權本身的普遍價值。本來，世界人權法的出臺是鑒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慘痛教訓：1）殖民強國間的沖突是導致戰(zhàn)爭的一個根源；
2）對殖民地人民的鎮(zhèn)壓會成為革命的根源，而革命將導致主要大國間的戰(zhàn)爭。因此，可以說世界人權法也反映了中國人民在西方強權下爭取獨立自由的呼聲。中國人要懂得如何尊重也有用我們的鮮血寫成的世界人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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