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大選使左派看到：原來民主并不可怕，只要尊重民意，靠票箱掌權比靠槍桿子掌權心里踏實得多。

　　波蘭劇變的主力是獨立工會運動，團結工會所代表的產業(yè)工人組織程度高，而且作為工會運動天然具有強大的工聯主義傾向。

　　德蘇“第四次瓜分波蘭”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俄國革命、德奧戰(zhàn)敗使波蘭的三個宗主國先后崩潰，根據凡爾賽條約，東歐一大批國家紛紛獨立，被瓜分長達123年的波蘭宣告光復。被稱為“波蘭拿破侖”的社會黨人畢蘇斯基從德國監(jiān)獄回國當選為國家元首。1920年蘇波戰(zhàn)爭爆發(fā)，托洛茨基領導的蘇俄紅軍直逼華沙城下，被畢蘇斯基領導的“民族軍”重創(chuàng)，同年波蘇簽定“里加和約”，歷史上屬于波蘭的西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今烏克蘭西部的里沃夫等5州）重歸波蘭。但波蘇關系一直不好。

　　同時波蘭與西鄰德國也因“但澤走廊”等歷史懸案關系緊張。但澤即今天波蘭的波羅的海港口格但斯克，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德國戰(zhàn)敗、波蘭復國，凡爾賽條約規(guī)定舊普魯士所屬波羅的海沿岸大部分地區(qū)仍歸德國，而波蘭有一條狹長的領土通向波羅的海，使波蘭擁有出�？凇Ｓ捎谶@條“走廊”末端的海岸線很短而且無良港，又規(guī)定走廊東邊的但澤為自由港，雖為德國城市，但由國聯治理，波蘭可以使用港口。這樣的安排使波、德都不滿。對波蘭來說她的出海問題并未解決，對德國來說這條“走廊”把德國領土切成兩半，走廊以東的普魯士成了與其余國土不相連的“飛地”，而且但澤由國聯治理，德國視為“失地”，波蘭卻覺得使用仍不便。再加上國際政治中的其他背景，雙方矛盾加劇。納粹在德國上臺后，更利用這些矛盾煽動民族情緒，要以波蘭作為突破口來推翻凡爾賽體系、為上次戰(zhàn)敗“復仇”、建立納粹稱霸的世界秩序。這最終導致了對波發(fā)動戰(zhàn)爭。

　　由于蘇聯也對波蘭懷恨，戰(zhàn)前的1939年蘇德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時就搞了個秘密議定書，確定了兩國在東歐的利益范圍。蘇聯同意德國占領波蘭，德國也認可蘇聯從波蘭手里“收復”西白俄羅斯與西烏克蘭（即當時的“東波蘭”）�，F在這被認為是兩國“第四次瓜分波蘭”。1939年9月1日，希特勒以閃電戰(zhàn)進攻波蘭，波蘭軍隊抵擋不住向東撤，9月17日蘇聯軍隊從背后又捅一刀，不宣而戰(zhàn)攻入波蘭東部，擊潰了猝不及防的東撤波軍。在蘇德兩強的夾擊下，弱小的波蘭很快戰(zhàn)敗，十余萬軍隊向蘇聯投降，沒有執(zhí)行投降令的軍隊退入羅馬尼亞和立陶宛。

　　卡廷森林慘案

　　被蘇聯人俘虜的波蘭軍官被編成146個戰(zhàn)俘營，從1940年3月起，總共送走了15131人。此后蘇聯對外聲稱，俘虜營已被取消，允許波蘭戰(zhàn)俘回國，還向他們發(fā)了通知。從此以后這些人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波蘭方面兩次要人，斯大林都說所有的人都釋放了。1943年，德軍在蘇聯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發(fā)現了八個埋葬著萬名波蘭軍官尸體的大墳場。這個懸案一直到蘇東劇變以后才揭曉：卡廷森林的集體屠殺是根據斯大林下達的絕密指令執(zhí)行的，當時蘇聯的政治局委員們還在指令上簽了字以示集體負責。文件公布后，1990年4月13日塔斯社發(fā)表聲明，正式承認這1.5萬波蘭軍官是被蘇聯內務部殺害的，還說這是“斯大林主義的嚴重罪行之一”。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卡廷事件之謎終于真相大白。

　　華沙起義悲情遺恨

　　另一件挫傷波俄民族情感的是華沙起義。1944年6月蘇聯紅軍發(fā)動夏季反攻，7月30日蘇軍打到離華沙市中心僅6公里的維斯瓦河東岸。蘇軍在此廣播號召波蘭人民起義，并答應給予支援。于是“國家軍”揭竿而起，當時雙方力量對比十分懸殊。發(fā)動起義主要是相信蘇聯人會支援。

　　不料此時斯大林卻借口華沙起義是“冒險行動”拒絕支援，反而在河對岸停止了攻勢。只有一支由蘇軍中波蘭人組成的小部隊實在看不下去，擅自渡河去支援同胞，結果幾乎全部犧牲。蘇軍不僅不支援起義，盟軍從英國給起義軍空投補給希望使用蘇占區(qū)機場，也被斷然拒絕。致使盟軍只能從西線橫穿整個德國遠距離空投，代價慘重而且杯水車薪，無濟于事。其實，斯大林是暗中敵視親西方的波蘭流亡政府。戰(zhàn)前波蘇有宿怨，盡管這時雙方已成為反法西斯盟友，但是當波蘭即將成為囊中之物時，斯大林是不允許流亡政府東山再起的。借德國人之手消滅流亡政府的地下力量以便扶植新的共產黨政府是他的如意算盤。

　　到最后起義堅持了63天，終于彈盡糧絕傷亡殆盡。當時華沙城內幾乎每個家庭都有犧牲者。起義失敗以后有35萬人被送到德國做苦工，1.2萬人在奧斯威辛被處死。華沙起義的幸存者后來在蘇聯控制時期還受到迫害，因為蘇聯人說起義是“資產階級流亡政府”的陰謀，他們想搶奪蘇軍的勝利果實。但就連波蘭統(tǒng)一工人黨政府中的很多人對這種說法也極為不滿，到1960年代以后，華沙起義才逐漸得到肯定。

　　華沙起義并未搶奪“蘇聯的勝利果實”，但蘇軍為等待德軍消滅波蘭人而停止進攻達兩個多月，卻為西線盟軍的進展贏得了時間。如果蘇聯人當時一直進攻，蘇軍最后與英美盟軍會師可能就不是在易北河，而是在更西邊的萊茵河，整個德國將成為蘇占區(qū)，也不會有后來的西德了。所以后來波蘭人說，西德總理勃蘭特1970年代在華沙那著名的下跪，固然是為納粹暴行表示德國人的懺悔，但也何嘗不是為西德人對波蘭人的感謝呢！

　　社會主義的“波蘭道路”

　　在自古就缺乏專制傳統(tǒng)的波蘭，劇變前的舊體制本來也比其他東歐國家溫和。斯大林死前波蘭統(tǒng)一工人黨雖也搞內部清洗，但沒有像其他東歐國家那樣大批殺人。斯大林死后東歐出現“非斯大林化”，但這一潮流在匈牙利、捷克、東德都被鎮(zhèn)壓，只有波蘭的哥穆爾卡站住了腳。

　　哥穆爾卡二戰(zhàn)時在國內參加抵抗運動，于1943年就任波黨總書記，根據戰(zhàn)后的國際局勢，他在1940年代末就曾提出要走不同于蘇聯模式的“波蘭道路”。但當時在冷戰(zhàn)的大氣候下斯大林強制推行蘇聯模式，哥穆爾卡以“右傾民族主義”罪名被捕入獄，“社會主義的波蘭道路”隨之夭折。

　　1956年后，蘇聯開始“非斯大林化”，對歷史有所反思，同時也由于蘇（俄）波關系的敏感性，對波蘭開始表現出較為寬容的一面。1956年波茲南事件后，哥穆爾卡復出執(zhí)政。這與匈牙利事件時原先在斯大林時代受迫害的納吉的復出，性質本來很相似，而且起初蘇聯對納吉的接受程度還超過哥穆爾卡——納吉本是長期流亡蘇聯，二戰(zhàn)結束時隨蘇軍回國的“蘇歸派”，而哥穆爾卡則是蘇軍到來前就在國內搞地下活動的“國內派”。但是由于蘇聯在匈牙利出兵鎮(zhèn)壓，納吉終于被逼上梁山與蘇聯翻了臉。而在波蘭，赫魯曉夫本來也想出兵，考慮波蘭人的反應后終于放棄，改而對波蘭采取了妥協(xié)政策，承認了哥穆爾卡執(zhí)政，并允許他在一定范圍內走自己的路。但是在事關“陣營”基本利益的問題上，蘇聯又不斷與波蘭人發(fā)生沖突。

　　波蘭的經濟學界一直是東歐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大本營。二戰(zhàn)前波蘭左派思想界就在世界上首先提出了“市場社會主義”式的設想，當時旅美的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卡列茨基等都以此成名。雖然在斯大林模式下這種“離經叛道”的理論時而受到壓制，但自哥穆爾卡的“波蘭特色社會主義”搞起來后，總的來說它對“市場社會主義”的寬容度仍是東歐國家（南斯拉夫除外）最大的，尤其在1980年代體制內改革氣候形成后，“市場社會主義”更逐漸成為波蘭劇變前經濟思想的主流，并對波蘭經濟產生實際影響。

　　自由福利輪番推進

　　哥穆爾卡時代，“波蘭道路”取得了相當成果。但是到了1968年，捷克改革“出軌”，蘇聯出兵鎮(zhèn)壓，對東歐的控制也再度收緊。不久哥穆爾卡因波羅的海三城（格但斯克、格丁尼亞、索波特）事件引咎下臺，繼任的蓋萊克開始了第二次“波蘭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與哥穆爾卡相比，蓋萊克“改革”不如，而“開放”過之，他采用主要向西方大借外債的方式搞“高投資、高消費、高速度”。結果經濟確實加速了，人們的收入與福利也有提高，但財政危機卻越來越嚴重。

　　人們往往在經濟政策上分所謂“左”“右”。如果按通常的說法，蓋萊克似乎比哥穆爾卡“左”一點兒，哥穆爾卡有點“市場化”，而蓋萊克更注重搞福利。但是在政治上相對于其他蘇東國家而言不那么專制的波蘭，無論“左”還是“右”都有它的特點：以農業(yè)為例，哥穆爾卡時代終止了集體化，農民增加了一些“自由”。蓋萊克給農民搞了公費醫(yī)療和退休金，增加了一些“福利”，卻并沒有恢復集體化。自由與福利輪番推進的結果，老百姓是得到好處的，但政府所“取”漸少、所“與”漸多，到一定時期財政就難以為繼。由于沒有民主授權的合法性基礎，政府只能靠“多與少取”來建立合法性，一旦經濟形勢迫使其改為“多取少與”，就會碰到合法性危機。而那時如果不下辣手，或者辣手失靈，合法性危機就凸顯為政治危機了。

　　蓋萊克的政策搞到1970年代末，財政已經支持不住。不得不提高物價，卻再度引起工潮。作為“大家庭”家長的蘇聯勃列日涅夫政權不滿波蘭當局的溫和，再次考慮出兵占領波蘭。當時的波蘭雅魯澤爾斯基政府趕緊主動實行軍管，用鐵腕鎮(zhèn)壓反對派，才把蘇聯安撫下來，避免了匈牙利事件和捷克“布拉格之春”后那種被占領的命運。但是波蘭政府卻因此留下為虎作倀的罵名，合法性喪失殆盡，成為它后來在“蘇東波”中首先倒臺的原因。

　　團結工會的崛起

　　團結工會發(fā)源于波蘭北部最富有工人運動傳統(tǒng)的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1970年這里發(fā)生“波羅的海三城（格但斯克、格丁尼亞、索波特）事件”，引起大規(guī)模工潮，當時已經有了民間工人組織的雛形。1976年拉多姆事件后，以華沙大學一批知識分子為核心的“保衛(wèi)工人委員會”的成立，標志著純經濟利益驅動的工潮開始與大范圍的社會變革運動發(fā)生聯系，并與知識界思潮產生互動，后者使工潮的思想性與組織性明顯提高。1980年波羅的海沿岸工潮再起，并迅速蔓延全國。在罷工委員會的基礎上，“團結工會”終于在工潮發(fā)源地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成立，并且于1980年8月31日與較開明的格但斯克當局簽訂了承認有限工會自治的“格但斯克協(xié)議”。該協(xié)議使團結工會一度合法化，頓時成為波蘭工人的希望。到這年年底，會員發(fā)展到1000萬人，占全國職工的80%，大量基層企業(yè)工會成建制地加入，使得官方工會瀕于瓦解。

　　1981年9月團結工會召開“一大”，通過改革決議，年底發(fā)動全國總罷工，走上了與當局對抗的激進道路。在蘇聯威脅要出兵鎮(zhèn)壓的情況下，波蘭當局于1981年12月13日宣布軍管，取締團結工會，逮捕其領導人。頭一年，共有10100多人被拘禁，破獲了677個秘密組織。瓦文薩等團結工會的主要領導人幾乎全部被捕。但是波蘭人又一次表現出“歐洲不死的勇士”性格，工人們選出第二、三梯隊，組織團結工會全國協(xié)調委員會轉入地下繼續(xù)對抗。他們在軍管期間組織了大小罷工240多次，出版地下刊物500多種，小報100多種，加上無數的傳單�！暗叵掠∷I(yè)”居然盛極一時，竟使軍管后波蘭紙價上漲10倍，被政府破獲收繳的地下印刷機多達1196臺，仍在運轉的印刷機卻似乎越繳越多。1982年12月31日，歷時一年的軍管取消，但團結工會仍處于非法狀態(tài)，時起時伏的工潮也一直未能停止。

　　圓桌會議與“半自由”選舉

　　這時的波蘭當局其實已經意識到計劃經濟搞不下去，很急于試探市場經濟。波蘭早在1956年后就終止了集體化，農民早已是家庭經營，到了1980年代不可能再像中國那樣從農村改革中取得突破。國企改革是要工人付出代價的。其實從當局方面講早就有了這種改革的意愿：那時當局與工會對峙，就是不考慮經濟績效，僅僅為了在政治上壓制工會的勢力，當局也樂于讓“自己人”當老板，使企業(yè)有“強化管理”的積極性，讓經理可以隨意解雇工人。但是在軍管中失去了道義合法性的當局已經不可能說服老百姓承擔“改革代價”，也不敢動用鐵腕去搞這種改革。梅斯內爾政府任內開始暗中鼓勵管理層承包企業(yè)，一些部門還搞了“不明不白的私有化”，但這反倒加劇了社會的不滿。同時，老百姓也不允許當局推卸社會保障責任。1970年代以來幾乎每次物價上漲都引發(fā)抗議浪潮。政府的財政補貼負擔也因此越來越重。

　　在權力越來越受限（雖然制度上尚無制衡，但實踐中弄權動輒惹禍，權力也就逐漸失靈了），而責任卻越來越難推卸的情況下，當官已經越來越不好玩了。從1980年雅羅謝維奇辭職后到劇變前，9年換了7個總理，形勢在逼迫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就權責對應進行討價還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88年當局推出一攬子經濟改革計劃付諸全民公決，結果卻遭到絕大多數票的否決，梅斯內爾總理為此辭職。到了此時，焦頭爛額的當局實際已經無心戀棧。

　　同時，此期間蘇聯也已走向危機。經濟困難已經使蘇聯越來越難以幫助“大家庭”中的小兄弟渡過難關，而戈爾巴喬夫時代日漸開明的蘇聯也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動輒出兵鎮(zhèn)壓，或者逼迫小兄弟自己搞“軍管”了。國內外環(huán)境的大勢所趨，使1989年波蘭當局終于承認團結工會合法，并簽訂圓桌會議協(xié)議，舉行“半自由的”大選。

　　這一大選規(guī)則本來仍是要在一段時間內維持現體制的：它規(guī)定國會大部分議席分配給執(zhí)政黨聯盟，但具體人選須經選舉確認；
只有小部分議席與新設立的參議院（席位較少）同反對派實行自由競選。兩院議席總數中分配給當局的席位仍占多數，即使自由選舉失敗，當局仍然可以在兩院穩(wěn)獲控制權。瓦文薩在大選前就曾公開表示，團結工會不可能在這樣的選舉中掌權，他們只想做“建設性反對派”。政權輪替只有指望下一屆實行真正的競選才有可能。

　　但選舉結果出乎所有人的預料：當局在自由選舉中竟一席未得，創(chuàng)下了世界競選史上執(zhí)政勢力得票的“零的紀錄”。而且在分配給當局的議席中，當局的候選人絕大部分也在第一輪就被選民否定。團結工會不得不出面呼吁選民第二輪投票讓他們過關，使他們得到按圓桌會議協(xié)議分配給他們的議席。在這種難堪局面下“當選”的執(zhí)政方候選人為維護個人名譽，紛紛在大選后宣布退黨，執(zhí)政聯盟中的盟黨也宣布與主黨分手而與團結工會結盟。于是“半自由選舉”保證執(zhí)政者得到的多數議席便失去了意義。舊體制下最后一任總理基什查克放棄組閣，雅魯澤爾斯基總統(tǒng)宣布由團結工會方面組織政府。于是劇變“意外地”提前發(fā)生，從此開始了連續(xù)四屆“團結工會政府”執(zhí)政時期（1989—1993）。

　　“工會掌權”的波蘭

　　團結工會政府是歷史上罕見的政治奇觀：它的政府成員大多是當年團結工會的專家顧問或支持團結工會的知識分子。他們雖已成立政黨，但這些黨影響不大，其社會基礎還是靠工人選票，而向它授權的議會成員多數為工會活動家。它要完成“在工人階級支持及民主參與下建設資本主義”這樣一個似乎十分悖謬的任務，這就決定了它面臨極為復雜的利益博弈。政府經常由于議會的不信任案而更換，四屆政府平均任期只有一年。導致其下臺的不信任案通常并非“反對派”——由“前共產黨人”構成的左派——提出，而是由“自己人”即團結工會議員提出。許多議員甚至上午對議案投了贊成票，下午作為工會領袖又走在反對議案的示威隊伍前列。當初物價一漲就上街抗議的工人，現在對“自己的政府”一下子放開物價卻投下了贊成票。然而他們的耐心也有限，一年半載未見成效，這怨氣就凝結成了下一個不信任案，再換一個“自己人”。

　　就這樣這幾屆政府完成了轉軌初期最困難的任務，同時也成為民眾的出氣筒。馬佐維耶茨基、別萊茨基、奧爾舍夫斯基、蘇霍茨卡四屆政府就是這樣由團結工會送上臺又撤下臺的。1993年9月又是團結工會的議員把“自己人”趕下臺后組織了第一次“完全西方式的自由選舉”，很多人認為，下一個上來的還會是“團結工會派”。結果再次讓人大跌眼鏡：當初在“半自由選舉”中本來不指望上臺而指望在這次“自由選舉”中成功的“團結工會派”，四年前“意外地”提前上了臺，這次卻“意外地”大敗下臺。而當年在半自由式選舉中輸得極慘的“前共產黨人”，這次在純西方式競選中反而獲勝，使波蘭出現了東歐第二個（此前只有立陶宛）“左派復興政府”。

　　可見，有人說是“西方式民主”使波黨丟了政權，這個說法有問題。事實上導致波黨下臺的1989年選舉最多只能說是“半西方式的”。而真正第一次像西方那樣競選卻使團結工會下了臺，使波黨（當然已重組為社會民主黨）上了臺�，F在不少波蘭人認為，1993年大選的意義不下于1989年導致劇變的那場選舉。這不僅因為它是1945年以來第一次完全意義上的“競選”，更因為它使左派看到：原來民主并不可怕，只要尊重民意，認真辦事，靠票箱掌權比靠槍桿子掌權心里踏實得多。事實上，由于“前共產黨人”組織資源、人才儲備與行政經驗畢竟更為豐富，在絕大多數東歐國家劇變以來近20年的民主政治中雖然時有上下，總的來說還是共產黨的“后繼黨”占優(yōu)勢的。

　　經過四年左派政府時期的反對派生涯后，1997年大選中“團結工會選舉運動”再次擊敗前共產黨人的“民主左派聯盟”，開始了第二次執(zhí)政。到2001年再次下臺，總計劇變以來團結工會方面人士執(zhí)政長達8年。然而正是這8年，把團結工會折騰得精疲力竭，幾乎到了消亡的邊緣。2001年大選失敗后“團結工會選舉運動”宣布解散，愿意從政的另行組黨，而工會本身回歸到企業(yè)中為工人爭取權益，不再打算坐江山了。2006年團結工會出身的卡欽斯基兄弟上臺，但是他們靠的已經是政黨得票，與工會無關。波蘭至此結束了“工會政治”的過渡形態(tài)，轉為一般憲政條件下的政黨政治了。

　　民主“分家”麻煩大

　　不過，1989年后的多次政黨輪替，對轉軌的大方向并無影響�！扒肮伯a黨人”組成的左派不僅同樣要搞私有化，而且他們沒有工會背景，上臺后私有化反而加速。倒是團結工會最“右”的一翼一方面與教會結合，對人心不古的世俗化批評甚厲，另一方面有太強的清算意識，總想追究劇變前舊體制下權貴私有化的老賬，反而推遲了私有化進程。而團結工會過去力量越大的那些巨無霸工廠，私有化的談判越艱難。事實上，劇變后人們爭論的已經不是要不要私有化的問題，而是在民主政治的博弈中各個利益群體關于怎么“化”法對自己更有利的復雜的討價還價。

　　波蘭劇變的主力是獨立工會運動，團結工會所代表的產業(yè)工人組織程度高，而且作為工會運動天然具有強大的工聯主義傾向。在劇變前工會自治是顛覆舊體制的主要力量，但到了經濟轉軌時期，工會力量的強大卻使得轉軌中的博弈過程變得極為復雜�！肮䥽樑芡顿Y者”是波蘭轉型期的突出現象。波蘭許多大企業(yè)的私有化方案往往反復多次，都不為工會所接受，使產權改革過程極為艱難。今天波蘭經濟學家一般都不承認他們搞的產權改革是“休克療法”。雖然轉軌之初這個說法很盛行，在物價放開方面確實也基本上是一步到位，但要說到私有化，卻是“立法容易實踐難”。有些國家私有化可以從不立法，但在黑箱里把活兒都做了。波蘭卻相反，要“分家”的共識早就有了，但“如何分家”的共識卻極難建立。因為沒有意識形態(tài)障礙，私有化立法很容易。但要在一個個具體的企業(yè)落實，卻有扯不完的皮。在民主國家，“掌勺者私占大飯鍋”能行得通嗎？

　　波蘭經濟轉軌是在工會力量強大、民主傳統(tǒng)濃郁、很高的社會參與度和較濃的平民主義色彩的背景下進行的。正面的經驗與反面的教訓都與這一點有關。由于民眾的廣泛參與和配合，波蘭較順利的度過了轉軌之初的“休克”階段。但此后的企業(yè)改制過程中為各方無休止地討價還價付出的“轉軌成本”也較大。所謂“冰棍效應”的一些案例也十分典型，如格但斯克造船廠就是因為轉制爭論十年不決，而最終拖得資不抵債，遭到破產清理。

　　但是從總體上看這樣的“成本”并非白付，正由于產權改革中廣泛的民眾參與和充分的討價還價，使得波蘭改革后的產權配置具有充分的道義合法性。像俄羅斯普京那樣拿“寡頭”開刀樹威（盡管是有選擇的，現在俄羅斯寡頭并不比葉利欽時代少）的事在波蘭是不會發(fā)生的。因為如今的波蘭盡管富人不少，靠弄權起家的寡頭卻沒聽說過。也沒有什么人談論資本的“原罪”或者“大赦”的問題，政黨輪替了那么多次，也沒有誰要“清算”什么。只有對劇變前一些“不明不白的私有化”，有的“極右派”還嚷嚷著要追究。但是隨著時過境遷和現實生活的改善，熱衷于算老賬的人越來越少。盡管波蘭私有化速度實際上相當緩慢，但經濟增長成績卻比私有化速度更快的捷克、匈牙利要高。

　　走向“新歐洲”

　　波蘭經濟在1991年下半年就出現回升，在整個前東歐地區(qū)僅次于被西德接管的前東德，是最早回升的國家，從1992年開始，年度經濟即轉為正增長，1995年底超過劇變前水平，制度轉軌前波蘭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按購買力計算約為4000美元，到2001年已達到9000美元左右，翻了一番多。1989年，波蘭職工月平均工資為25-38美元，現在是400-600美元，增加了約16倍。當然一般消費品物價也提高了約7.5倍，但收入增長還是遠遠高于物價增長。

　　市場經濟要講競爭，就難免有貧富之別。但波蘭的貧富分化程度在轉軌國家中是較低的。

　　波蘭產權改革初期的特色就是“工人民主”色彩濃厚的內部人均股，或者說是典型的雇員股份制，再通過后續(xù)的交易使產權適當集中、優(yōu)化。在這一過程中“工會嚇跑投資者”的問題也逐漸化解：進行過雇員所有制改造后的企業(yè)，其員工傾向于把自己企業(yè)的利益置于工會政策之上，越來越難以積極參與社會上的跨企業(yè)工人運動。在一些企業(yè)中工會組織甚至被雇員股東會議所代替而發(fā)生“工會消亡”現象，所謂“成也工會敗也工會”。劇變之初波蘭就通過了歐洲標準的《勞工法》，我國曾有學者批評說這個法只講工人權益不講勞資兩利，會拖了波蘭經濟的后腿。但是在波蘭加入歐盟的過程中這個法還是很起作用的。而入盟對于波蘭經濟的好處也很明顯。

　　今天的波蘭作為新加入歐盟的8個原東歐國家之一，已成為“新歐洲”的一員。而“新歐洲”與“老歐洲”的差距在明顯縮小。2001年“新歐洲”人均GDP僅為“老歐洲”（原先的歐盟15國）的46.2%，2006年已經達到54.4%，明顯超過了入盟時預期的“每年以一個百分點追趕老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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