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邵燕君】

　　這一期值得關注的作品是《人民文學》第4期的頭條：王十月的《國家訂單》（中篇）。王十月是“打工文學”的代表性作家，頭條發(fā)表其作品并在卷首“留言”中通篇論及，再次顯示了《人民文學》“國刊”的性質。《人民文學》此舉令人自然想到年初由中國作協(xié)、《人民文學》雜志和深圳文聯共同舉辦“全國打工文學論壇”，這個被稱為“打工文學進北京”的會議，被認為“將成為打工文學走向全國、邁進文學主流的標志性事件”�！按蚬の膶W”在被“純文學”漠視了20年以后，終于在“共建和諧社會”的文化政策的主導下，被以作協(xié)為代表的“體制性”力量打撈上岸。相對于本質上屬于“知識分子寫作”的“底層文學”，由“打工者寫”的“打工文學”具有天生可貴的“草根性”，其經驗的鮮活性和復雜性是書齋中的作家難以想象的，這些優(yōu)勢在《國家訂單》中都有體現。不過，在被“主流文壇”接納的過程中，“打工文學”如何保持“勞動者文學”的美學特質和內在的批判性，也是必須面對的問題。與此同時，“打工文學”與“底層文學”如何吸取對方的長處，互鑒共通、砥礪共進，如何在“現實主義沖擊波”之后，在“分享艱難”的主旋律下，探索出現實主義文學的新路，則是更須“分擔艱難”的任務。

　　很久沒有讀到味道醇厚的小說了，就像葉廣芩在《豆汁記》（《十月》2008年第2期）里感嘆的，很久沒有喝到味道純正的豆汁了！有類作品是非某個作家莫屬的，而作家只有寫出這樣的作品才算“修成正果”，《豆汁記》之于葉廣芩就是這樣的作品。相信這篇小說在“京味小說”這一脈的創(chuàng)作里也將具有重要的地位。

　　自“先鋒文學”退潮以來，曾為“四大名旦”之一的《花城》一直處境尷尬。形式上一直很“純”，努力花樣翻新，甚至離奇怪異，但內在的文學精神卻越來越疲乏。每期刊物雖有亮點，但鮮有可推薦的佳作，長此以往，對評刊者的能力和耐心構成挑戰(zhàn)。本期“刊評”特刊一期《看<花城>》，以期交流。

　　【刊評】

　　看《花城》——劉純

　　自從《清水里的刀子》以來，石舒清的小說就以其情節(jié)的淡化、敘述的抒情化、結構的散文化引起文壇的關注，本期的《麻花客》（短篇）也不例外。這篇小說同《花城》2005年第1期刊發(fā)的《果核——記鄰村的幾個人》風格接近，從被喚為“麻花客”的干爺寫起，用簡明準確的筆觸讓干爺和他的四個兒子呈現出各自的生活真實，語言一如既往地清疏俊朗。其中，對于那位命里可坐四十天江山的干爺的刻畫，顯現出作品不同于當下主流的、獨具一格的文化底蘊。然而，正如小說所言，“和干爺高古奇清的一生相比，他的兒女們都是沒有什么可說，說來倒好像是給他老人家臉上抹黑似的�！睙o論是精明的王敬一，還是賣血的鞋匠，不管是擺攤的阿尤布，或是瘋癲的老娃，雖然仍舊各有各的故事，氣象上卻比干爺差了一大截，多少都有點市井小家子氣。似乎和后輩們的“不肖”相應，小說后半部也顯得勁道不足�；蛟S石舒清正是希望通過這種落差傳遞出某種關于頹敗的暗示，但這種處理方式使得小說本來就略嫌散淡的意緒更加清淡。

　　本期頭條推出的陽明明的《崔琴》（中篇），實際上由一個簡短的前言和九個相對獨立的故事構成，這些故事除了都發(fā)生在那個叫做“孚逸河邊上的迦鲆”的地方外，彼此之間沒有任何關聯。在“前言”中，《崔琴》被描述為一本從舊書攤上花一元錢買來的廢品，作為“本書作者妻子”的姓名，“崔琴”被當作小說的題目也就包含了相當的隨意性或游戲性，寫作的嚴肅性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消解；
與此同時，每個故事發(fā)生的時代背景也被刻意模糊，不同的時代背景得以在同一篇小說中雜陳并置：這種自動減負的拼貼行為，顯然是為了獲得一個更為自由寬松的表現空間，作者由此可以放開手腳，隨心所欲地在這塊自己開辟的文學版圖上反復涂抹、練習。應該說作者在這九個故事里體現出了相對完整的小說意識，只可惜每個故事的處理都略嫌粗糙，缺乏更進一步的打磨，散漫的閑筆淹沒了故事的關節(jié)和內核，使得它們都少了一種抵達人心的力量。

　　尹向東的《一百年》（中篇），題目頗為氣勢恢宏，內容卻有些雞零狗碎。三個小學生在親眼目睹一次車禍之后變得渾渾噩噩，從此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在作者看來，無論是劉亮的過分無畏，還是張明毅的過分恐懼，抑或是“我”的混吃等死，顯然都不是面對死亡的正確態(tài)度。既然人總會死去，為什么不能坦然地面對有限的生命？為了讓“我”想明白這個問題，作者用了二十多頁的篇幅，把劉亮和張明毅一步一步推向死路，即使將限制性敘述簡單笨拙地轉換成全知敘事也在所不惜。然而，“我”的啟悟全靠小說結尾一縷溫暖的陽光，與作者的殺雞儆猴毫無關系，如果這縷陽光早一點出現，《一百年》或許可以成為一個精煉的短篇，劉亮和張明毅也不至于難逃劫數。類似的還有王棵的《次要戰(zhàn)爭》（中篇）：一對自以為是的男女在勾引與反勾引、調戲與反調戲的游戲中互相折磨，俗氣的對白與拙劣的心機構成了攻防的全部內容。每當故事快要山窮水盡的時候，王棵卻總能柳暗花明地找到新的敘述動力，無關愛情的次要戰(zhàn)役也就由此綿延成了一場身心疲憊的次要戰(zhàn)爭。

　　此外，張玉清的《安全》（短篇）寫一個叫布魯諾的家伙因為偶見元首癲癇病發(fā)而必須赴死，由于死前任何愿望都可以盡量滿足，布魯諾此前根本無法辦到的事情反倒一件一件成為了現實。作者選取了一個舶來的故事情境，卻又回避了對生活細節(jié)的扎實敘寫，其所要傳達的荒誕感也就由于這種投機取巧的作法而變成了一種流于表面的文字游戲；
再加上小說通篇平鋪直敘，情節(jié)幾無起伏可言，基本上就是將一個并不新鮮的理念轉化成為一個簡單到透明的故事，然后講完了事。葛林的《我的少年女友》（中篇）描寫一個十歲孩童兩個多月的草原生活，所謂“少年女友”即指他在草原上結識的女伴米拉。第一人稱主觀敘述使得小說的語言風格無比童真純潔，然而這種腔調自始至終一成不變，多少讓人有些發(fā)膩，反而透出一種“老鳳強作雛鳳聲”的刻意和造作。弋舟的《嫌疑人》（短篇）故事并不復雜：格桑的妹妹與唐婉的哥哥攜款潛逃，被唐婉藏匿起來，想要幫助他們的格桑對唐婉的跟蹤構成了小說的主體。為了不讓格桑也帶有包庇的嫌疑，小說的結尾令人目瞪口呆：唐婉在四通八達的巷道里撩起大衣，褪下裙襪，亮出臀部，“眼睛從兩條光滑的大腿之間仁慈地注視著他（格桑）”，“一瞬間，格桑已經淚流滿面”，然后放棄了對唐婉的跟蹤。整篇小說充溢著諸如此類“詩意的光芒”，“詩人的身份”和“詩歌的名義”被作者賦予了無上的精神向度和世俗特權（如可以破例探監(jiān)），面對這個詩人的白日夢，我們實在無法與作者感同身受。

　　【關注】

　　王十月：《國家訂單》，中篇，《人民文學》2008年第4期。

　　點評者：魏冬峰

　　2004年前后在文壇引起關注并在后來泥沙俱下的“底層文學”，招致的非議之一即是寫作者的身份尷尬：遠離或者從未有過當下底層生活經驗（“起于書齋止于書齋的不在場”）的作者能否僅憑道聽途說、一腔熱情就去為當下的“底層”“代言”？在一個有著深厚現實主義傳統(tǒng)的國度，在一個很難掙脫現實主義命名的題材領域里，其“代言”的合法性和真實性何在？好在轉型期的中國從不缺乏為文壇爭議“買單”的資源，一直活生生地存在卻始終被文壇“視而不見”的“打工文學”終于在眾多體制性的努力下被打撈上岸，獲得了在“國刊”亮相的機會。

　　《人民文學》第4期頭條推出的《國家訂單》即由一個打工者出身的作家講述了一個打工故事。乍看之下，小說的確填補了“底層文學”眾多先天的和后天的缺憾。首先，作者本人出身于打工者一族，身份確鑿，血統(tǒng)純正；
其次，小說講述的是作者熟悉的打工故事，取材來源可靠；
最后，它講述的故事超出了我們對“底層”、對打工者生活的概念化想象，因而可以被命名為“真實”。雖然小說對我們習見的勞資對立給出了一個不為人熟知卻遠不那么壁壘森嚴、事實上倒不無辛酸無奈的“真實”講述，“國家訂單”這一命名也不無反諷之意。但這樣的寫作仍然面臨一些問題：首先，從“底層文學”到“打工文學”的演變，是否蘊含著一種從“題材決定論”到“根紅苗正論”的思維軌跡？其次，即使放棄對“出身論”的質疑，“文學”畢竟不是天生或者不僅僅是一種天生的才能，當打工者的寫作逐漸具備了“文學”的特質、體制性地變身為“作家”之后，他對自己曾經身居其中的那個“底層”的生活、立場、情感的“真實”體察還可以延續(xù)多久？此外，當“打工文學”消弭了“底層文學”中的“階層對立”，呈現的是勞資雙方的“共享艱難”，那么這般的“艱難”又是從何而來？這一點雖然不太“純文學”，但好歹還符合現實主義文學精神，如果“打工文學”能完成當年的“現實主義沖擊波”未能完成的這一部分，那它的功績就大了。

　　“打工文學”的全球視野與階級意識——讀王十月的《國家訂單》

　　點評者：李云雷

　　王十月的《國家訂單》與其他“打工文學”、“底層文學”不同之處，在于它并沒有僅在勞資關系上把握世界，而引入了“全球化”的視野，讓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打工者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地位與處境。這可以說是一個雙重性的壓迫結構，在工廠內部，是一種階級性的壓迫，而在全球的分工體系中，中國工廠本身則是被剝奪的，處于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產業(yè)鏈的最低端。這種雙重性的壓迫結構不僅構成了對打工者的剝奪，對于工廠的主人“小老板”也是一種傷害。不同的是“小老板”所承受的只是來自世界分工的壓力，而打工者承受的則是雙重性壓迫。從小說中對于美國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清這一結構。小說中的“美國”呈現出兩個面影，一方面是911之后，生產美國國旗的訂單構成了小說的主要線索，無論是“小老板”的焦灼，還是打工者張懷恩的猝死，我們可以說都是這一“訂單”造成的，這顯示出了美國在生產關系中“殘酷”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小說中為打工者維權的律師周城，依靠的是美國的基金，這又呈現出“美國”善良、人性的一面。這兩個方面都只是真實的，但惟其如此，才能讓我們看到善良的“虛偽性”。如果說生產關系構成了人類關系的主導方面，那么我們可以看到“殘酷”的一面是實質性的，而“善良”只不過是一種掩飾。另一方面，“國旗”在小說中也不無象征意義。美國人表達民族情感的“國旗”，卻需要中國來生產，這是一種具有諷刺性的現實，也呈現了世界分工體系的戲劇性與喜劇性。在小說中，我們還能注意到一個中介，來自香港的“賴查理”，正如他名字的中西合璧一樣，他也處于中國大陸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交接點上，在小說中他被賦予了一種神話性的力量，賴查理的一個訂單，可以使一個企業(yè)起死回生，他一出現，可以將勞資糾紛消弭于無形，使工廠中焦灼的不同階層如注射了強心針一般，煥發(fā)出生命的活力與生產的積極性。在這里我們可以發(fā)現一個生產的鏈條：打工者—“小老板”—賴查理—美國訂單。這一鏈條同時也是一個多重性的壓迫結構，所有的壓力最后都集中于處于最底層的打工者。而這篇小說的最大價值，也在于對于這一結構的呈現，它以全球性的視野，對中國打工者的處境有一種總體性把握，讓我們看到了更多層次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小說的中心人物是“小老板”，它的一個長處是描繪了“小老板”的多個層面，不像一般“打工文學”中僅僅將之描述為打工者的對立面，或者勞資關系中一種壓迫性的力量，小說呈現出了“小老板”的復雜性，他的人情味，他的焦慮，他在妻子與情人間的關系處理，他對待工人與李想時的得失算計，為我們表現出了一個立體的“小老板”，一個豐富的“小老板”，這相對于較為僵化的“對立面”來說是一個突破與成功，不過如果我們以更高的要求來看，小說更多是在“關系”中來描述“小老板”，表現更多的是“小老板”們的共性，而這個“小老板”本身的個性、性格、形象卻還不夠鮮明，似乎還沒有達到“這一個”的典型程度。小說對“小老板”這一階層的描述并不是首創(chuàng)，“小老板并不容易”這一想法或主題也不是首創(chuàng)，在羅偉章的《變臉》、龍懋勤的《本是同根生》中，我們也能看到在夾層中備受煎熬的小老板。

　　對于這個小說而言，值得探討的是它所著力倡導的一種“勞資和解”，即打工者與小老板面臨共同的壓迫“都不容易”，作者的立場與情感也更多傾向于“小老板”，這樣一種傾向既是對真實社會關系的掩飾，也是對“新意識形態(tài)”的順應，也在更大程度上遮蔽了打工者的真實處境，但或許超越了作者的主觀規(guī)定，小說中描述了打工者加班而死的殘酷現實，雖然這一事實在作者看來，或許不如“小老板”被逼爬上電線桿更加觸目驚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也讓我們看到了“更不容易”的一個階層。在這個小說，我們看到了不少背叛，打工者背叛了老鄉(xiāng)，小老板也是靠背叛發(fā)家的，李想也背叛了小老板，在他們看來，或許只有背叛才能發(fā)財致富與出人頭地，但他們卻沒有對整個社會的邏輯進行反思，正如這篇小說一樣，它以“打工文學”的名義背叛打工者的階級意識，為文學界所接受并高度評價，但它只是順應了當下的文壇與新意識形態(tài)，在美學與歷史中并沒有足夠的突破及新因素。

　　同是打工苦命人，脈脈心隨情相依——簡評王十月中篇《國家訂單》

　　點評者：張光明

　　當“打工文學”的口號浮出文壇之時，它本身便被賦予了邊緣的意義，甚至說它只具有以文學為依托的文學之外的文化內涵。正是所謂的邊緣性使眾多的“打工文學”作者被忽視，隨著時代變化，打工群體的日益壯大和打工所涉及的眾多的復雜的關系日益顯著，“打工文學”才逐步被人們所關注，然而它一直特異性存在，只身主流之外。今天，他們自身以及一些評論者進入主流的沖動越發(fā)強烈，如何被主流認可，如何融入主流或與主流分羹，如何保持自身的本色，糾結著“打工文學”作者和相關評論者，使他們焦慮不堪。

　　作為“打工文學”的主力干將之一，王十月攜其中篇《國家訂單》在主流期刊《人民文學》（2008年04期頭條）上占據了一席之地，而后《小說選刊》（2008年05期）又選登了此篇，“打工文學”邁出了重要一步，也具有一定的反響。《國家訂單》是具有獨特經驗的一篇作品，在“打工文學”之中，也有一定的特殊性。作品沒有書寫打工這個特殊階層內部不同階層的對立沖突和雇傭之間尖銳的矛盾，而是從小老板的角度入手，寫小老板由于資金斷鏈面臨破產而失望，到收到訂單趕制產品而帶來希望，再到最后卻因員工累死的事故使小老板徹底絕望的故事。故事背后的雇傭矛盾不是焦點，矛盾之中溫情的流淌是作者用心之處。面對再大的沖突，“同為打工苦命人”的默默理解和體驗都會化解一切，沉重卻又體恤的情感維系著這個小廠子里的每個人。小老板對李想有患難相助之恩，有共同拼搏的苦難經歷和真情相幫；
小老板對張懷恩理解、寬容和信任，面對威脅信和鋒利閃亮的刀子，小老板假裝不知，并委以重任，雖有巧妙化怨、拉為己用之嫌，但小老板確是真誠的；
小老板和漂泊的妓女阿藍之間，肉體和精神上都和諧相依，小老板從阿藍那里感受到了家的溫暖，阿藍從小老板那里得到真情的皈依。小老板和廠子里的所有員工，在加班加點的趕制產品的五天五夜里身先士卒，不斷鼓舞，兌現諾言，也體現了溫情和相互關懷。文章最后，黑夜里，小老板不知不覺走上高壓線架，看著地面上的人，他靜靜地給阿藍打了個電話，說著空洞的告別似的話。當妻子哭著喊著“破產了我們再去打工”，“小老板突然感覺一片溫暖”。當他絕望地準備“要給那片地方光明”之時，賴查理的電話又一次響起，“國家訂單”要兩天內趕制出十萬面星條旗，“去他媽的國家訂單”，小老板終于憤怒了，把手機扔得很遠，用力撕碎了手里的星條旗樣板。這個“帶著寫作者的體溫和心靈的熱度”的結尾，也給讀者帶來了溫情的感懷。同時，“國家訂單”在此處有了一種諷刺的意味：社會勞務中雇傭之間的冷漠、壓迫關系和不及人情只顧利益的不良狀態(tài)。而此作品結尾，卻是溫情、理解、體恤、同情戰(zhàn)勝了冷漠和壓迫，利益似乎已然無關，所有打工者夢想破滅的地方都有無盡的關懷，是打工者相互取暖、共同患難的自我關懷。于是內在的諷刺，就成為了對社會關懷的呼喚，對社會關懷的訴求和渴望。同時，美國“星條旗”的意象也可以看出作者有意識地將眼光放向全球的空間，開始來探索全球語境下打工者乃至國家的發(fā)展可能性，當然，該作品或許由于篇幅和理念局限，探索沒有深入下去，但這無疑是一個可以期待的良好跡象。

　　王十月站在對打工者理解和同情的立場之上（作品中的人實際上都是打工者），從小老板切入，書寫打工者群體的生存處境和心理狀態(tài)。這正是作者多年漂泊的打工生涯的切實體驗和對打工者這個圈子的深切理解和熟悉的緣故，如作者所言“他們的人生，就是我生命的多種可能性，是我們這一代打工者的可能性，只是在人生的三岔路口，我們終于走向了不同的小徑，然而遠方是相同的，我們殊途同歸”�？此坪唵蔚拇蚬ぬ幘澈托睦眢w驗，實際上是其他經驗難以代替的，或許只有感受過“花兒開在傷口里”的“真切的痛”的人才能寫出。作者書寫這種“真切的痛”的體驗是通過文學的手段，通過文字來呈現的。作者沒有停留在“為了經驗而經驗”的寫作狀態(tài)，沒有流水賬式的記錄打工者的故事，而是力求把經驗和文學有效結合，用簡單曉暢、質樸平白的語言書寫他所熟悉的打工階層的獨特而又富有意味的故事，這獨特性使文學作品具有特異性，特異性也正是文學作品的價值。

　　脫開此作品來說，固然，“打工文學”可以作為文學的一個面向，但是筆者認為，似乎“打工文學”這個稱謂有些狹窄，所謂“打工”更多是作為素材的，包括故事經驗以及與之相關的文化思考。但是，不免讓人擔心的是，“打工文學”自身到底有多大的更新和拓展空間，如何超越僅僅依靠個人獨特的經驗來拓寬探索的廣度和深度，如何避免自我經驗重復，如何挖掘更深的文學因素，文學與“打工”如何有效的融合，創(chuàng)作更具有文學性，更具有審美價值的文學作品，以及打工文學本身如何定位，如何與主流對接或是對抗，如何保持自身的特異性，依然是包括王十月在內的所有“打工文學”作者們深入思考和不斷解決的問題。筆者堅信，“打工文學”本身的群體資源優(yōu)勢一定時期會長期存在，并且會更加壯大，“打工”這個“滄桑的詞”（柳冬嫵語）注定還有可待挖掘的廣闊空間。

　　【推薦】

　　葉廣芩：《豆汁記》，中篇，《十月》2008年第2期。

　　點評者：叢治辰

　　小說難得的是寫出韻味來。葉廣芩的中篇小說《豆汁記》以豆汁為名，真的寫出了小說中所說的豆汁那種“酸中帶甜，醇味十足”的悠長滋味。

　　無家可歸的莫姜在一個風雪天被父親容留，從此成為家中的一員。她是那么落魄潦倒，可是一舉一動，甚至表情神態(tài)，都透出一種和她的境遇不相稱的沉穩(wěn)與優(yōu)雅來。葉廣芩不動聲色地布置懸念，不知不覺吊足我們的胃口，又從容不迫地將莫姜的故事一點點抖出，敘事節(jié)奏把握得極有分寸。從前清宮里隨侍太后的宮女，到北宮門外賣花生米為生的老婦；
從孑然一身投入葉家，到不成器的蠻丈夫和不相干的野兒子前來糾纏；
從一碗豆汁的活命之恩，到“文革”時候的以死相報。莫姜這一生坎坷得近乎傳奇，卻因作者敘述的成功而顯得生動可信。葉廣芩的敘事不�；ㄇ唬p得密，墊得實。跟那些先鋒味道十足的小說相比，或許顯得舊，但是舊得有板有眼，把故事講得周全通透。如今敢這樣寫小說的人，才見得出真功夫。

　　《豆汁記》的韻味，不但來自筆法上的老道持重，更來自那通篇彌漫著的追懷過往的迷人舊氣。父親雖然在新中國的政協(xié)里擔任職務，但是那種隨性而為的藝術氣質，顯然未改八旗子弟的風度；
莫姜是末代宮廷調教出來的順民，一顰一笑都帶著前朝的表情；
而劉成貴更是一直活在他宮中大廚的身份里，不管多落魄，還是要吃八珍鴨舌喝荷花粥的。他們顯然個個都得算是文化趣味上的遺老遺少。濃郁的遺老遺少氣，似乎是京味小說的通用標識，但葉廣芩寫來自有她的獨特之處。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鄧友梅就這樣肯定葉廣芩在京味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位置：“葉廣芩的‘京味小說’多取材旗人上層”，“好就好在‘夠味兒’”，“不造作，不拿捏，從容書展中流露書卷翰墨之氣”，“敘事寫人如數家珍，起承轉合不溫不躁，舉手投足流露出閨秀遺風、文化底蘊”。而這個“夠味兒”是怎么做到的呢？照鄧友梅的看法，“這文風這品位，裝不出來學不到家，只能是生活磨練環(huán)境熏陶先天素質后天修養(yǎng)多年浸泡釀造而成。”（鄧友梅《沉思往事立殘陽——讀葉廣芩京味小說》）所以葉廣芩這樣的作者是極為難得的，她是真正浸在那種特定的文化里面，內心懷著深深的認同，才能寫出《豆汁記》這樣原汁原味的作品。

　　過分沉迷于一種文化的認同，就難免有所偏執(zhí)，有其見與不見。何況這或許還涉及某種可能令有些讀者抵觸的精英心態(tài)：莫姜的溫順何嘗不是一種奴性，這些早應被革命掉的舊貴族憑什么就這樣沾沾自喜？但我更愿意將這篇小說單純地看作一個殊少瑕疵的藝術品，而不愿在文本以外的立場問題上作無謂的糾纏。何況葉廣芩早在文本中對所謂的“舊”表達了自己的理解：文化上趨舊的氣質，使得小說中的這些人別有一種人情味，叫人備感溫暖，只是這種溫暖在新中國建立到“文革”的歷史當中已顯得那么奢侈。相信作者亦在這個層面上表達了自己的批判意識。小說的最末，作者感慨“到現在沒喝上日夜思念的豆汁。到現在沒見過莫姜那樣的女人”。不見來者的悵惘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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