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6日，星期四，晚上6：30。在中國石油大學的smile咖啡廳，北京大學的錢理群先生為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做講座。題目是“三十年前的北京大學”。

　　錢理群這位學者，似乎一直以來就是官方眼中的敏感人物，甚至列入了“真理部”的黑list名單。上回人民大學的黃樸民教授來法大做講座，團委一位官員就很是坦誠地告知：“可以明白地告知各位，每個學校都有一份控制名單�！弊匀�，這名單中有我們的錢老在。

　　所以主辦方崢嶸報社在走團委一線申請講座時，就被一位官員拒絕，理由是，“錢理群不能來法大演講，也許就是因為我的專制吧”。報社再走別的口徑，卻被告知“沒有教室了”，這真是絕佳的理由。北京大學封殺錢理群先生的理由，也是“沒有教室”，北大似乎一直以來就“沒有教室”。以北大之大，竟然沒有一個教授講學的地方，豈非咄咄怪事！但這并不怪。因為以法大之大，也不會有錢老講學的地方，而且法大還“確實”教室緊張，雖然幾乎每周都有講座等活動。

其實，這種光怪陸離，在現(xiàn)時的中國，乃是最正常不過的小事了——以中國之大，早已是沒有一個獨立思想者平靜思想的地方了，更何況是講學！

　　好在崢嶸報社同仁的堅韌與干練，硬是在隔壁的石油大學弄了一間咖啡廳，全場包了，約定消費1500元。于是，錢理群先生這場關于北京大學歷史的演講，在北大自己的講堂上無法開講，只好屈尊移師法大，而為法大師生準備的演講卻同樣不能在法大舉行，只得再次屈尊移師石油大學，且一屈尊就屈尊到咖啡廳去了，學術活動屈尊于商業(yè)，這早已是現(xiàn)時中國的中國現(xiàn)實了。

　　一個小小的團委官員，只為手中一點小小的權(quán)力，竟可以冠冕堂皇封殺一個教授的言論空間，正可謂斯文掃地，但這在現(xiàn)時中國卻是頂頂正�，F(xiàn)象，正常得沒有人質(zhì)疑——又一個非正常時代的正�，F(xiàn)象；
關于北大歷史的演說，卻無法在北大自己的講堂里發(fā)布，需要“另辟蹊徑”，只好遠離京師重鎮(zhèn)，偏關法大荒野來尋找講壇，這在現(xiàn)時中國也是正�，F(xiàn)象，又一非正常時代的正�，F(xiàn)象；
為法大學生準備的演講，最后不得不移尊營業(yè)性場所，在現(xiàn)時中國仍是正�，F(xiàn)象，又一例非正常時代的正�，F(xiàn)象。也許，我們真的如王建勛教授所言：“我們?nèi)�部像豬一樣活著”！是的，我們?nèi)�部像豬一樣活著，因為只有在豬的視野里，這一切非正常的東西才會顯得那樣正常。

　　其實，我們何止像豬，我們簡直就是豬，被豢養(yǎng)、被驅(qū)逐，被宰殺，被出賣。像豬一樣，我們在自己的國家，卻無寄身之所；
身為國家公民，卻無置喙之權(quán)。

　　這是怎樣異樣且變態(tài)的時代，但我們卻管他叫“盛世”！

　　崢嶸報社的努力，畢竟找到了一片地方，可以坐下來說說了。而法大的學生，也濟濟一堂，將咖啡廳擠滿，甚至過道里都站滿了人，200多人的空間，足足擠了300人，氣氛熱烈，從錢老的激動可以看出。

　　二個多小時的演說，錢老談的是北大的舊事，30多年前的歷史，北京大學改革進程中“三起三落”中的一個片段。1957年那段歷史，我曾經(jīng)拜讀過錢老的著作，也在我的《民主及其敵人》課上講過，還算熟悉。1978年的這一段，卻是新鮮出爐，從沒有接觸過。作為一個以歷史為業(yè)的人，不能不說是失職。好在有錢老這樣的歷史親歷者、歷史記錄者與歷史反思者的開口說話，這段被遮蔽、被忽視的歷史得以重現(xiàn)。盡管它是否接近歷史原生態(tài)還是一個問題。但至少，我們看到了一些吉光片羽，聽到了一些別樣的聲音，被嚴密封鎖的場景撩起了一個角落，那冰山下世界的呈現(xiàn)需要的正是我們后繼者的努力。

　　錢老的講座是冷靜的，幾乎可以說在“照本宣科”，宣讀他新著《論北大》中的一些段落。但我能感覺他話語中的悲哀。尤其是對于歷史，對于歷史斷裂的感傷與悲憤——

　　思想史的斷裂，迫使我們總是重新開始，無法接上前人的思考。其實，回到歷史現(xiàn)場，我們很多的思想，早在80年代、60年代，甚至早在30年代就已經(jīng)說過了，我們的思想至今沒有超出他們的范圍。但割斷了的歷史卻迫使我們重新思考，重新起步。思想史的斷裂，是人為隔離的結(jié)果。中國近代史有兩個遮蔽：對血腥的遮蔽與對血性的遮蔽。我們從來不缺有血性的男兒，不缺魯迅所說的“民族的脊梁”，但歷史那血性的一面被遮蔽了；
革命進程中充滿了血腥，滅絕人性的血腥味，我們從來也不缺暴力與屠戮，不缺草芥人命的傳統(tǒng)，而這一面同樣被歷史所遮蔽……

　　我一直相信，一個思想家首先必須是一個思想史家，這一點再次在錢老身上得到印證。也許因為我的史學背景，對于錢老這樣的思考，會有更多的共鳴。是的，在我自己的思考與講課中，我也一再強調(diào)歷史中斷與遮蔽的巨大危害�，F(xiàn)時中國，存在著一個巨大的謊言體系，系統(tǒng)而周密地暗中運作著，操縱著我們的意識與意志，但我們并沒有意識，這正是現(xiàn)代極權(quán)統(tǒng)治所要達到的效果。錢理群先生說，現(xiàn)代極權(quán)主義政治，已經(jīng)不再依靠暴力統(tǒng)治，而是依靠欺騙，這真是入木三分。是的，現(xiàn)代政治，早已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我們”早已拋棄了那套陳舊的兇神惡煞式的統(tǒng)治術，而采納一種更加溫文爾雅、溫情脈脈的統(tǒng)治手段。這種統(tǒng)治手段便是思想控制與意識操縱。按意共領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的說法，那就是爭奪并控制領導權(quán)。我們早已對人類的身軀不感興趣，而更關注人類的大腦。信息誘捕、思想改造、品德教育、意識操縱、語言陷阱等等現(xiàn)代技術的運用，已經(jīng)可以通過對人類意識的控制，讓人類自己奉獻出自己的身體，那又何苦費心去理睬那僵硬的皮囊呢？

　　近段時間翻閱過幾本論極權(quán)主義的著作，小說家奧威爾先知般的思想給我巨大的沖擊。他那強大得令人發(fā)抖的洞察力穿越半個世紀的時空，直入中國今天的現(xiàn)實。他對極權(quán)主義本質(zhì)的揭示，將是整個人類思想界的起點，一個無法忽視的臺階。在《文學和極權(quán)主義》中，奧威爾寫道：

　　極權(quán)主義廢除了思想自由，其徹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時代聞所未聞的。而且認識到下面這一點很重要：它的思想控制不僅是負面的，而且是正面的，它不僅不許你表達——甚至具有——一定的思想，而且它規(guī)定你應該怎樣思想，它為你創(chuàng)造一種意識形態(tài)，它除了為你規(guī)定行為準則以外，還想管制你的感情生活。它盡可能把你與外面世界隔離起來，它把你關在一個人造的宇宙里，你沒有比較的標準。反正，極權(quán)主義國家企圖控制它的臣民的思想和感情，至少像它控制他們的行動一樣完全徹底。

　　奧威爾最具震撼性的名言，是《一九八四》中的一段話：“誰能控制歷史，就控制了未來，誰能控制現(xiàn)實，誰就控制了歷史”。記憶的控制，刪除、改造與編織，是現(xiàn)代政治的一大發(fā)明，早已成為了極權(quán)統(tǒng)治手段的核心之一。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歷史會在現(xiàn)時中國淪為政治思想教育課程的根源。篡改記憶，刪節(jié)、遮蔽、偽造歷史，以謊言、讕言、流言替代歷史，操縱人類的思想，在極權(quán)主義實踐中源遠流長�；蛟S，可以說，極權(quán)主義的成功，根本上就是意識操縱的成功，這從世界版圖中的紅色板塊布局可以證實——越是具有愚民傳統(tǒng)、國民文化水平低下的國家，也越是殷紅如血。

　　但統(tǒng)治階級在鞏固自己特權(quán)地位的同時，也培養(yǎng)了自己的反抗者。歷史的控制可以成為統(tǒng)治工具，歷史真相的揭示也便成為崩解極權(quán)的手段。盡管我們生活在一個絕望的時代與國度，但我們并不放棄，因為不管是水幕、竹幕還是鐵幕，無論怎樣嚴密的控制，都將在人類本性面前土崩瓦解——因為人類的好奇心，因為人類從本性上仇恨控制，因為人類是猴子的子孫，它天然反抗一切枷鎖，后面這句話是智者林語堂先生在世界筆會演講中說過的一句名言。一切的極權(quán)統(tǒng)治，在人類的好奇與反抗中，都必然以失敗告終，除了在人類歷史中留下一筆罪證外，它無法改變這個世界的最終進程。

　　法大的楊玉圣教授應約做點評，雖語帶詼諧，但令人感奮：是的，我們像豬一樣活著，但是我們畢竟不是豬，就算是豬，也還有王小波這樣特立獨行的豬。北大精神沒有死，在北大的本科生身上，在錢理群這樣的思想家身上流傳。

　　玉圣教授表達的是對錢老的尊重，這一點與我或同。但卻混淆了錢理群先生曾經(jīng)澄清過的一個事實：一直以來就有兩個北大，作為體制、作為現(xiàn)代大學精神載體的那個蔡元培時代的北大，早已終結(jié)，完全死亡；
現(xiàn)時在舊北大地盤上的北大，不過極權(quán)體制中的一個零件；
但作為一種精神傳承，北大的殘影保存在那些自由精神的靈魂之中，保存在錢理群等先生的記憶里，香火不斷，余脈尚存。但那早已經(jīng)不是北大的北大，而是錢理群等先生的北大；
不是現(xiàn)實的北大，而是歷史中的北大；
不是活著的北大，而是需要復校的北大；
不是那百年講堂前的旗幟招搖、未名湖水上倒影迷離的北大，而是地下暗流的北大。從某種程度上講，北大的精神，只是一團地火熊熊。它存在于魂兮歸來的默禱與呼喊之中，存在與錢理群等先生的思考之中。

　　未死的，是錢理群的北大。

　　其余的，無非僵尸還魂而已。

　　2008年11月8日補記

　　居庸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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