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普遍意義來看，公共資源有限性、行動一致性和正義普適性構成人類政治生活的基本處境，而對自身處境改善之可能性的探討，成為政治學的“天職”。放寬到這樣一個認知框架下來看政治動員，目的在于將現(xiàn)代社會中一種重要的政治現(xiàn)象置于一個恰當?shù)奈恢眠M行討論。政治動員作為社會治理的一種傳統(tǒng)方式，需要給予知識學的關注，而不是偏狹地將其嵌套在威權主義政體下從價值角度做出否定判斷，并以此作為研究的終結。

　　政治動員（Political Mobilize）涉及現(xiàn)代社會集體行動這一難題，呈現(xiàn)出的是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國家對公民行為的管制邊界、公共治理的憲政維度等政治學知識之維度的兩難問題。從研究現(xiàn)狀來看，應該說政治學的相關知識遠不夠規(guī)范[1]。所以這里試圖以政治動員中現(xiàn)代大眾集體行動形成的制度機制為核心題域，在政治學知識維度對政治動員進行新視角的分析。當然，政治動員研究的學術關懷和方法多種多樣，這里的研究是對已有研究合理價值的吸納和可能空間的拓展。

　　概念界定與研究視角

　　在現(xiàn)代漢語中，“動員”一詞常常被解釋為：“把國家的武裝力量由和平狀態(tài)轉入戰(zhàn)時狀態(tài)，以及把所有的經濟部門（工業(yè)、農業(yè)、運輸業(yè)等）轉入供應戰(zhàn)爭需要的工作。” [2]在這一意義上，“動員”僅指一種與現(xiàn)代民族國家國防事務有關的政府行為。這種最狹義的解釋雖然源于歷史社會的經驗事實，但還算不上嚴格意義的政治學分析。事實上，現(xiàn)代社會在使用“動員”一詞時，其應用界線已不局限在軍事領域內，而是被看作現(xiàn)代政治組織尤其是統(tǒng)治集團的一種普遍行為。

　　作為一個政治學范疇，“政治動員”主要用于描述政治權威對公眾行為的某種誘導或操縱。之所以實施這種誘導或操縱，通常是為了達成某一特定的政治目標。政治動員與政治參與都是典型的政治行為，但政治動員的行動路線是自上而下的，而政治參與的行為方式則是自下而上的。[3] 按照比較政治學家的看法，政治動員乃是“統(tǒng)治精英獲取資源尤其是人力資源為政治權威服務的過程�！盵4] 如果采納這一界定，那幺，怎樣詮釋政治動員的發(fā)生機理，就成了問題的關鍵所在。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政治動員是威權政體下的特殊政治現(xiàn)象，還是廣泛存在于現(xiàn)代社會的一般政治現(xiàn)象？雖然政治動員的相關研究通常只是涉及一些具體的個案，但如果據(jù)此將其還原為特殊主義的問題，卻顯得有些偏狹。在一定意義上，對現(xiàn)代社會中政治動員現(xiàn)象作特殊主義的理解，與西方中心主義取向存在著某種關聯(lián)。擺脫對政治動員所做的特殊主義的闡釋，意味著政治動員并非極權政體獨有的政治運作模式，而是普遍地存在于各主要政體之中，只是運作模式有所差異。

　　政治動員雖則是現(xiàn)代社會中一種廣泛存在的政治現(xiàn)象，但并非沒有具體類型上的差異。現(xiàn)代科學研究視“類型譜系”為學術研究的前提，因為“社會科學知識是一種反思性的知識，它建構了它的對象”，[5]只有首先將社會現(xiàn)象區(qū)分為一定類型，作為以求知為終極價值的學術分析才有前提。顯然，對政治動員進行分類研究也是形成相關知識的基本路徑，當然這里對政治動員類型的概念化描述僅僅是一個初步探索。

　　（1）“競選動員”與“群眾運動”[6]。這是以政治動員的政治生態(tài)為標準的一組類型確認。自由民主政體中政治動員的概念化是“競選動員”，極權政體中政治動員的概念化則是“群眾運動”。競選動員是自由民主代議政體下政黨競選過程中的政治動員，其目標是贏取政治選票，政治精英和選民之間完成政治互惠交易，這類政治動員無論目標還是運作都相當成熟，并且?guī)�來現(xiàn)代民主政治過程和技術知識的增長。群眾運動是按照“先進階級”代表制的政治理論[7]確定的威權政體下政治動員的形式，在這樣的政體下，群眾被看成是缺乏主見和欠缺掌握自己命運能力的“烏合之眾”，政治動員的目的在于動員群眾服從獨裁領袖為拯救大眾而預設的社會變革圖景。

　�。�2）“常規(guī)動員”與“逆境動員”。如果按照政策形成和執(zhí)行的情景來劃分，則有常規(guī)狀態(tài)下的政治動員和應急狀態(tài)下的政治動員。政策科學家葉�？āさ铝_爾曾建構政策制定的三種情境模型：繁榮時期的政策制定，困境下的政策制定和嚴重危機下的政策制定。處于不確定性增加的現(xiàn)代社會，德羅爾進一步把普遍存在的社會緊張狀態(tài)抽象為“逆境”，以強烈的介入性判斷說道，逆境下的政策制定正是政策科學研究的主要對象，因為逆境最容易暴露統(tǒng)治方式和政策制定的缺陷。[8]逆境中政府治理危機的動員易于達成行動一致性，不僅可以超越常規(guī)程序，而且直接縮短執(zhí)行動員的距離。

　�。�3）“政府動員”與“組織動員”。如果按照動員主體來劃分，可以分為國家權威的政治動員以及社會組織的政治動員。在現(xiàn)代政治社會學研究中，政治動員也用來分析政府當局的治理公共事務的行為。地方治理中涉及小區(qū)安全、公共交通、環(huán)境保護計劃和廢棄物處理等公共問題解決過程，需要借助政府動員的方式向公民群體表達政府政策意圖和選擇的執(zhí)行方式，引起公民群體響應和積極介入。而由社團為實現(xiàn)特定公共價值而發(fā)動的動員，則構成組織動員，組織動員具有明顯的公益追求，甚至比政府動員形式更豐富、響應效能更顯著。隨著現(xiàn)代社會交往技術的進步尤其是互聯(lián)網(wǎng)的出現(xiàn)，網(wǎng)民的“個人動員”及其產生的聚合效應正成為一種新的政治動員形式，值得政治學對其給予知識的響應。

　　由此可見，政治動員的類型不同，動員的方式、程度以及價值衡量標準也都有所區(qū)別。當然，不同類型的政治動員總有某些共同之處，諸如爭取足夠多數(shù)散布的公眾群體的支持、改變某些事件的狀態(tài)。因此，對政治動員的研究應該選擇更能描述和解釋其功能形成的概念途徑，避免將政治動員嵌套在革命運動、社會運動諸問題中而做出空乏的理解。這里我們選擇一種釋義模型研究政治動員，以便盡可能近距離地對政治動員運作機制進行觀察并給予相應的解釋。

　　一般而言，政治動員研究的核心旨趣體現(xiàn)為對動員中集體行動形成機制的解釋。這里嘗試建立一個簡要的解釋集體行動形成機制的模型，該模型通過設立動員議題和認同聚合兩個變量，對不同類型政治動員的差異進行解釋，所以這一模型主要是釋義模型。

　　                   ——>議題建構——崇高幻想的建構

　　政治動員（集體行動）

　　                   ——>認同聚合——組織行為與大眾行為

　　在該模型中，第一個變量動員議題被認為是政治動員的靈魂，政治精英建構動員議題的能力決定動員的績效。動員議題的建構離不開對“質料”和“形式”兩個次變量的運用，一個效度高的動員議題是這兩個次變數(shù)完美的結合。成功的動員議題無疑是一件“公共品”，可以降低大眾完成認同聚合的成本，提高動員收益。模型中的第二個變數(shù)大眾認同聚合是對動員議題的回應；
權威、說服和交易三個次變量的不同權重和排序，在一般邏輯層面解釋了認同聚合的動因�！皠訂T議題——認同聚合”的釋義模型可以說是對政治社會活動中政治動員經驗的抽象，但不同的政治體制下這一模型解釋的重點需要調整。因此，本文對該模型的應用選取了現(xiàn)代政體譜系的兩極——自由民主政體和威權政體這兩個典型，而這些調整并非是任意的，而是選擇了不同政體下都存在的公民權利—義務關系。根據(jù)這一研究設計，對政治動員的討論便轉化為對不同政體中動員議題建構和認同聚合的研究。

　　從政治動員概念分析到研究模型的設定，目的并不僅在于能夠高精確度地解釋不同政治動員中大眾一致性行為形成的經驗個案，同時也是為了求取有關政治動員的知識譜系；
或者按照科學哲學所言更注重對政治動員的“純粹形式”展開研究，以為進一步研究人類政治社會中一致性獲得的永恒難題積累智識。

　　政治動員中的議題建構

　　政治動員的類型多種多樣，具體目的也各不相同。但是，每一次政治動員卻總是緊密圍繞某一特定公共政策而進行的，盡管并不是所有的公共政策過程都要以政治動員的方式完成。假如國家公共政策需要依賴政治動員才能運作展開，那幺，始終位于政治動員運作起點的則是政策議題（Policy Agendas）的建構。在政治動員的議題建構中，議題的“質料”和“形式”影響政治動員的操作方式和實現(xiàn)程度。

　　質料一般涉及共同體某個真實的公共問題，從傳統(tǒng)的勞資關系到女權主義、環(huán)保運動，從發(fā)展中國家的民族沖突到公共福利工程，每一個重大的影響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社會問題，都有可能成為政治動員中問題建構的質料。在公共政策的議題建構中，人們通常認為“官僚帶來的是事實和知識，而政客帶來的則是權力和價值觀”。[9]但是，無論政治動員中官僚和政客的立場有著怎樣的不同，如果缺乏與動員議題有關的“事實”、“知識”以及“價值”這些質料，政治動員的運作便失去了合法性。

　　然而，僅有質料也只能局限于理性的表白，對獲得公眾積極有效支持而言，這最多只是必要條件。因此，除“質料”之外，“形式”在動員式政策過程中自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著名社會學家涂爾干曾斷言，“倘若沒有象征符號，社會觀的存在只能是不穩(wěn)定的。”[10]將涂爾干面對現(xiàn)代社會所表達的看法應用到動員議題建構中，也是十分恰當?shù)�，即沒有必要的“形式”，政治動員便難于進行運作。一個成熟的政治共同體，總是有著明確穩(wěn)定的政體和作為政體延伸的權力文化網(wǎng)絡，政治動員議題建構中的“形式”主要依賴共同體的權力文化網(wǎng)絡。政治精英在動員議題建構時，往往利用權力文化網(wǎng)絡中的資源，將動員議題象征化、儀軌化、符號化，以隱喻方式對動員進行表達。在各種類型的政治動員中，都可以看到政治精英對動員議題“形式”的追求。這些精英猶如表現(xiàn)力十足的藝術家，善于憑借“符號編碼”“施魅”于公眾的注意力、操控公眾的想象力，令公眾情緒高昂、熱血沸騰。這些巧妙建構的“形式”，

　　無疑增添了政治動員的的感召值，往往成為政治動員中一道亮麗的風景。因此，如果忽視對權力文化網(wǎng)絡中諸如象征、儀軌這些政治資源利用的話，也就不可能成功提升政治動員的能力和擴展其效應；
沒有強大勢能的政治動員不僅無法獲得公眾積極支持，也危及當局的威信。

　　總之，政治動員中議題的建構，最終通過政治精英“運用法律手段來確認、修改，或者替換公眾價值、道德規(guī)范和人際行為準則，”[11] 確保動員的合法性和運作的有效性。

　　在自由民主政體下，政治動員議題建構中“質料”與“形式”的契合，較為典型地體現(xiàn)在政黨競選動員中。按照民主治理理論的解釋，由于政黨執(zhí)政競爭中多數(shù)票制的“選舉鐵律”的存在，競爭性政黨制度獲得了對國家與社會關系進行漸進調整、維持其持續(xù)均衡的功能。因此，政黨執(zhí)政競爭中各自公共政策的訴求，不僅需要針對潛在選民提出一個利益傾向明確的政策問題，還要在競選中“象征化”各自提出的政策問題，達到動員選民、完成投票的最終目的。

　　政治精英之所以要象征化競選議題建構，是理性的競選制度設計與選民集體行動理性困境這一現(xiàn)實處境的要求。在自由民主政體國家的現(xiàn)實政治生活中，一般公眾的理性化與民主化程度其實是有限的，選民具有充分的積極性和慎思明辨的政策議題選擇能力仍舊是一個假設。有些政治學者分析說，“要在缺乏戰(zhàn)爭和革命危機的情況下，想象大多數(shù)人對小區(qū)事務的興趣會大于對自己事務的興趣是困難的�！盵12]例如，美國有一半的選民對“民主”和“保守”一詞缺乏認識或沒有認識，雖然有50%的選民能正確地使用民主黨和保守黨的標徽，但只有10—15%的選民能描述自由黨和保守黨的差異。此外，禁止將議題強加給選舉人也是現(xiàn)代政治競選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所以，當政治候選人面對競選動員中這些“沉默的大多數(shù)”的選民時，常常碰到的“一個戰(zhàn)術上的問題就是要選擇那些能夠產生希望中的共同行為的各種象征和方法�！盵13]

　　一般而言，競選動員中的議題具有相對確定的功能[14]，議題選擇受到利益性和聚合性雙重原則的制約。所謂利益性，是說動員議題總是涉及某些現(xiàn)群體的現(xiàn)實利益，要幺與資源配置有關，要幺與財富分配有關；
所謂聚合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則是議題也要有凝聚作用，易于被公眾理解、接受和支持。政治候選人的競爭，實質上轉換為動員宣傳的較量，其核心“硬件”則是議題的象征化，這正如拉斯韋爾所言，“宣傳是通過一些被精英和反對派精英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的象征來進行的�！盵15]一次競選動員較量后，確定是某個候選人而不是另外一位候選人當選的關鍵，往往取決于候選人在議題動員中的“政治技巧、風格和魅力”。獲勝的競選者一定更能“理解選民的情緒，評估他們內心想法，找到觸及他們心靈深處的方法”，而失敗的競選者也多半是在競選動員的議題運作上效度太低，或者是公眾對其建構的議題漠不關心，或者“候選人未能以吸引選民的方式包裝議題�！盵16]所以“在任何時候的任何選舉中，總有某位候選人比另一位候選人更能抓住公眾的注意力和想象力。”[17]

　　如果說上述自由民主政體下競選動員議題主要圍繞世俗性的具體利益進行建構，那幺，追求宏大歷史目標或民族主義戰(zhàn)略，則成為威權政體下政治動員議題建構的總體特征。

　　在現(xiàn)代政治發(fā)展進程中，威權政體的出現(xiàn)是一種復雜的歷史社會現(xiàn)象。簡要地說，威權政體最根本的制度屬性，在于這一制度“必須不斷地運動并把周圍的一切都卷入到運動中來，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維持下去�！盵18]這種永無止境的運動觀，不僅成為威權主義政體的本質特征，而且也決定了持續(xù)頻繁的政治動員成為政治體系運作的一般模式。

　　威權政體的公共政策大多具有激進的民族主義色彩和“發(fā)展崇拜”的追求，通常選擇取消競爭性公民參政的“獨裁—技術—動員”[19]的發(fā)展戰(zhàn)略。這種“國家性格”的形成與其在世界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邊緣位置有關。從建構動員議題的“質料”角度來看，威權國家的在這方面有兩個顯著特點。首先，動員議題選擇往往放在提高政黨維持政權秩序和促進經濟增長的能力上。以中國為例，在1950年之后的約30年時期中，政治動員的議題先后選擇了新解放區(qū)的土地改革運動；
貫徹婚姻法運動；
抗美援朝運動；
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
“三反”、“五反”運動；
反右派斗爭；
經濟大躍進運動；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四清”運動；
文化大革命運動。其次，建構議題時往往并不考慮合法性問題，而由國家單方面強硬設定后動員群眾參與。因為在“獨裁—技術—動員”發(fā)展戰(zhàn)略制約下，“人民是被動員來執(zhí)行黨的精英人物已經制訂好了的政策，而不是參與制訂政策�！盵20]

　　概言之，威權政體政治動員的議題建構，聚焦在民族解放、社會解放和經濟解放領域；
具體的動員議題不過是在“獨裁—技術—動員”發(fā)展戰(zhàn)略下的適時挑揀而已。

　　盡管動員議題的選擇并不需要照顧到合法性原則，但議題目標的實現(xiàn)卻離不開群眾參加。美國學者在研究中國個案時分析到：“完成這一任務的首要途徑是一系列的群眾運動，每一次運動都含有雙重目的，即針對一個特定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同時在中共領導下動員群眾資源�！盵21]一般來說，當議題的合法性比較低時，議題“形式”的建構會得到加倍重視；
否則執(zhí)政黨無法在動員中取得優(yōu)勢地位，政治領袖掌控群眾資源為遠大目標做出奉獻。

　　拉斯韋爾認為，依靠某些重要的象征來處理關于人的問題，這是政治精英的一種技能。這種技能包括使用像演說、辯論文章、新聞故事、帶有目的的小說以及哲學體系等各種傳播媒介。[22]威權政體下，政治動員中議題的形式建構常常包括：宣傳鼓動、受訓控制、典型示范、組織控制、蒙蔽性誘導等，但這些形式往往以獨創(chuàng)性的象征符號提供給群眾。

　　就動員中象征符號資源的利用而言，威權政體下執(zhí)政黨的精英群體形成了一些慣常的行為。

　　1、“圣化”動員議題。威權政治國家受環(huán)境壓力，不得不被迫主要依靠各種象征回應挑戰(zhàn)。通常使用的辦法是奪取神圣象征的控制權，并用于達到控制的目的，執(zhí)政黨一條強有力的原則就是決心要發(fā)展一個強大的純粹的神圣象征系統(tǒng)。這樣的占統(tǒng)治地位的象征體系，大多是統(tǒng)治集團創(chuàng)造的意識形態(tài)。不管具體的政治動員試圖達到什幺目的，但動員議題一定從神化般的意識形態(tài)中套取象征資源，從而將動員議題神圣化。

　　2、制造偶像崇拜。缺乏充分的合法性是威權政治體系中的政治動員的致命弱點，政治運動首先給群眾帶來的是諸多的不確定性和恐懼。但即使在一個不能穩(wěn)定運行的政治制度下，這個國家里出生的人們會把他們的一些愛和希望投向某種共同的象征：共同的使命、共同的英雄、共同的名稱。[23]為了使群眾斷絕怯弱，消除顧慮，縮短認同的心理距離，執(zhí)政黨的精英總是通過樹立“英雄模范”人物，制造滿足心理投射需要的偶像，達到蒙蔽性說服、引誘普通群眾的結果。

　　3、強化輿論管制。垂直維度和水平維度是政治體系交流的兩個基本途徑，如果說組織機構是前者的媒介，那幺水平維度交流的媒介則是大眾輿論。威權政體掌控象征資源的最基本方式，就是禁錮、限制對核心象征存在潛在破壞的大眾輿論。壓制表達自由和操縱輿論的結果，就是要保護對象征的壟斷權。通過長期的輿論禁錮，執(zhí)政黨的精英們看到的是“知識分子的輿論傾向于僵化和教條，而來自社會底層的輿論則更順從于政治經驗作出修正，以及政治領袖的指示。”[24]對輿論的操縱，不僅使得大眾只能接受核心象征并轉化為集體記憶，而且對象征的深刻記憶也能降低政治動員的成本。

　　總體看來，威權政體的政治動員議題的建構十分重視借助象征資源的運用，并具有兩個顯著規(guī)律性運作手法——

　　命題1：執(zhí)政黨的精英們制造一個“烏托邦”的革命圖景，并塞進群眾的“生活世界”，使“生活世界”成為政治動員的“殖民地”。

　　命題2：議題的象征符號最終體現(xiàn)為一種崇高的道德標榜，道德想象作為動員議題建構的經典形式，“政治領導人可以通過給政策增加上一個道德范疇而使政策變得激進”；
[25]只是伴隨這樣的道德想象的反而是公共倫理道德中怨恨的積累。

　　政治動員中的認同聚合

　　政治動員中的議題選擇和議題建構，還只是動員主體自上而下單方意志的體現(xiàn)；
只有最后自下而上形成公眾的認同聚合，政治動員中符合政治精英預期目標的集體行動才算形成。

　　這里所說的集體行動，主要是指動員中公民群體認同動員議題、服從權威和改變自己意志和意思的行為。盡管很多政治社會學家都試圖對集體行動的邏輯給予理性的解釋，然而集體行動往往在事實上總是理性認同與大眾情緒的混合物，所以“認同聚合”反而是集體行動更常見的形態(tài)。

　　“認同聚合”指許多不同組織的人們集結在一起所發(fā)生的共同行為；
聚合行為的形成過程一般有五個階段：聚焦；
第一次沖動；
社會助長；
循環(huán)感染；
群體激動。按照理性制度主義的解釋，動員中認同聚合行為受權威、說服和交易三種機制的影響。權威機制實質上作用于大眾的社會態(tài)度，每一種正常運行的政體的權威秩序都是最重要的政策執(zhí)行資源，服從權威是大眾的基本社會態(tài)度。說服機制側重說理，但并不等同于對“理性無知”的大眾給予啟蒙。說服體現(xiàn)出雙方的互惠性，這是一般政治交流的特征。正如阿倫特所說，“只要使用辯論，權威就暫時中止。與說服的平等主義秩序相對立的總是有等級的權威主義秩序�！盵26]交易機制既是潛在的，又是僅限于某些自由民主制度。當然，動員中公眾拒絕認同聚合，或對權威的動員議題進行抵抗，也是交易失敗的結果。交易機制并不一定作用于有形的物質利益，有時是指權威在設定公眾額外義務時要給以明確的補償；
往往更多是指公眾為了避免受到權威的懲罰，與其拒絕不如按照動員意圖形成認同聚合。認同聚合的復雜性決定這三種實現(xiàn)機制常常需要合理排序，共同發(fā)生作用，越是大規(guī)模的政治動員，認同聚合的不同機制之間的交織越緊密。值得強調的是，不同政體下公眾的認同聚合也具有各自的獨特性，下面將對競選動員和群眾運動中的認同聚合做出比較。

　　自由民主體制中，公眾與政治精英之間的政治關系總體上趨于對等，公共政治生活中的“民意必須大體上被看作一種潛在的權威”[27]。競選動員中公眾對候選人的認同支持，已經無須順從權威的號召。認同聚合行動一方面出自選民的偏好，比如，“在一定程度上，決定選民對候選人的態(tài)度的是感性的東西（如信任感），而非任何關于經驗或政策的判斷”；
選民“青睞正直、誠實的候選人�！盵28]另一方面，選民認同競選動員議題的最終依據(jù)，是根據(jù)自身的經濟福利狀況做出的合作博弈行為，選民“所持有的政治行為，都是他們的財產利益的情緒反映�！盵29]政治認同作為對競選議題合法性的確認，既是公民群體通過代議政府滿足公共需求的價值溝通，也是表明議題公共性程度的信號。因此，競選動員中對議題的認同聚合往往變成“議題性投票”的政治交易，美國總統(tǒng)選舉中就是典型的“議題性投票”。[30]

　　隨著社會從現(xiàn)代向后現(xiàn)代的變遷，自由民主政體下公共政治生活開始逐步轉型，非競選性政治動員令人矚目。以美國為例，傳統(tǒng)的政治參與的主要動機是為了獲得物質利益，但以種族問題和60年代學生暴動為象征的新社會運動出現(xiàn)，則揭示了新的政治參與的可能性和新政治的可能性——共和主義政治觀的復活。在共和主義政治觀影響下，各種公民社群組織發(fā)動的社會動員日益增多。

　　這些非政府的政治動員運動，建構了追求“公共幸福生活”、抵抗官僚國家壓制等新的動員議題，并且“反對將意義束縛在總體化、中心化的理論和系統(tǒng)之中。”[31]社群組織發(fā)動的政治動員，不僅改變了政治動員長期局限于政黨競選的格局，而且具有鮮明的公益色彩——生態(tài)政治、女權政治、參與小區(qū)治理等。動員中認同聚合受社群意識形態(tài)影響，盡管這些動員只涉及社會部分公眾，但聚合方式有時更靈活、更先進；
在全球化背景下，這些動員聚合甚至跨越若干主權國家。因此，社群組織發(fā)動的政治動員，拓寬了傳統(tǒng)研究視野，值得給予關注。

　　如果說自由民主政體下，公眾對動員議題的認同聚合具有較高的自主性和利益的討價還價色彩；
那幺，威權政體中大眾認同聚合則要復雜得多。任何對其進行較合理闡釋的嘗試，可能都要以回到威權政體本身開始。

　　威權國家政體是奠基在“政黨—群眾關系”之中的一套運動模式，法律、紀律變異為運動中的組織工具。盡管大多數(shù)動員議題的合法性很低，但政治領袖照樣可以啟動認為值得開展的那些群眾運動。政治領袖對動員效能的自信，在一定意義上，來自威權體系擁有一套高效的壓力體制。這套體制使得動員中官員群體和一般大眾盡管不是自覺自愿，但還是以最有效方式完成對動員的認同聚合。

　　先看壓力體制下官員群體的認同聚合。

　　政治動員中，官員群體既是組織、發(fā)動大眾的主力，同時也是被執(zhí)政黨的領袖說服進入運動的首要對象。官員群體尤其是地方官員的價值和利益，并非總是與執(zhí)政黨領袖相一致。例如，在中國政治運動發(fā)動中，往往繞開體制內的官員而由中央直接派出工作組到各地領導運動。[32]因此，就一定意義而言，壓力型體制首先針對的就是官員群體。

　　從理論角度來看，官員群體的壓力承受度與動員大眾的有效性之間關系密切。因此，壓力制度的預先安排，成為政治領袖獲得理想動員效果的依賴。這里，借用規(guī)訓理論，初步確立分析壓力體制運作的框架，并給予簡要闡釋。

　　1、主義—思想的規(guī)訓。思想是自由的、競爭性的，無論其優(yōu)其劣；
但主義則一定是排它的，并力圖借助統(tǒng)治權力將自身上升為真理——極權化意識形態(tài)。威權國家“主義化”的意識形態(tài)，有別與19世紀“世界觀”的意識形態(tài)，其獨創(chuàng)性并不在于意識形態(tài)的內容本身，而是無視現(xiàn)實貫徹演繹邏輯的強制力。作為演繹前提的，真是永不停息的歷史升級運動。當這種意識形態(tài)成為排它的主義，便開始規(guī)訓其它各種思想。實際上，威權政體就是這樣一個主義化了的單一意識形態(tài)體制；
一旦它充當了集體規(guī)訓話語后，便緊緊鉗束住官員的意志和思想。后現(xiàn)代政治理論認為，“話語的作用就是使人實際上不能在話語之外進行思想。”[33]這句話可能是對政治動員中主義對思想進行規(guī)訓的本質的最簡明闡釋。

　　2、組織—身體的規(guī)訓。威權政治組織形成了從其中心逐漸向邊緣擴張的二重結構，阿倫特比喻其為一種具有類似洋蔥一般的特征結構。在這種組織結構中，身體的空間活動范圍受到了限制，被規(guī)訓的身體只能在組織結構內感受教義。越是靠近組織中心，就越是不能直接接觸到外界的現(xiàn)實感覺，因此，他們的教義就不會直接遭到現(xiàn)實的反證。以至于當教義同現(xiàn)實發(fā)生沖突時，仍然否定身體感受而幻想通過改變身體適合教義。此外，組織的紀律網(wǎng)絡成也形塑著官員的身體。忠誠權力核心的指令和來自晉升競爭的相互監(jiān)視，迫使科層網(wǎng)絡中的官員在政治動員中賣力完成動員的落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黨集權的權力體制對大小官員形成的全景式科層監(jiān)控，最終十分有效預防了官員在動員中背離其承擔的任務。

　　3、指標—行動的規(guī)訓。執(zhí)政集團落實動員議題的手段不僅在于毫無約束地投入行政資源，而且通過量化的指標管理為各層級官員預設動員任務。在不允許政治反對派存在的一黨集權政體下，一旦官員由于抵觸情緒或動員執(zhí)行不力，來自權力核心的懲罰足于使其處于政治生活的邊緣。相反，如果民眾不能被真實動員起來實現(xiàn)動員議題規(guī)劃的目標，而又要規(guī)避紀律嚴懲，制造虛假動員成效也就成為動員壓力下官員慣用的策略。動員中官員完成指標的狀況總是評價其政績的依據(jù)，也是經常被用來作為考驗其政治信仰的依據(jù)。動員中官員的行為表現(xiàn)往往將其政治前途殘酷地推向充滿張力的兩極：對某些官員“運動帶來了向上升遷和參與政治活動的新意識；
對另外一些人，運動帶來了個人的損失、不安和恐懼。”[34]

　　官員群體實際上是作為執(zhí)政黨領袖的代理人，從事與大眾的交涉。但最終大眾感受是無關緊要的，由規(guī)訓構成的壓力體系的存在和對自身政治命運的擔憂，使得官員群體降格為政治動員的工具。

　　再看壓力體制下大眾的認同聚合。

　　嚴格來看，這里所說的大眾并非是一個社會學的描述性概念，而是現(xiàn)代性進程中獨有的政治現(xiàn)象。在這一意義上，大眾具有一些顯著特征，比如，大眾被一切社會結構和社會歸屬拒之門外，被迫陷入在政治上完全沒有代表的境地；
大眾徹底喪失自我，對于自己的死亡和他人的滅亡表現(xiàn)出來的是冷漠；
現(xiàn)代性社會的大眾從意義到組織，都是名副其實的“無根草”。然而，“大眾的某種想象力及其發(fā)達，只要看似具有宇宙意義和徹底性的事物，都能打動他們�！盵35]這恰恰是大眾在政治精英操縱下完成認同聚合的秘密。

　　威權政體下政治動員的最終目標就是動員大眾，而大眾的認同聚合之所以產生，雖然是多種因素尤其是執(zhí)政精英高超“動員術”作用的結果，但根本上仍舊是由大眾自身特征決定的。綜合來看，威權政治中的政治社會化、政治管制和諸如隱蔽性誘惑的策略這些因素的作用，使得動員中大眾形成了認同聚合的集體行動。

　　1、政治社會化。威權政體下的政治教化，是一次在政治文化中剔除世俗性、多樣性，進而謀求“劃一化”的同質社會的規(guī)訓活動。這一政治教化提倡道德化的意識形態(tài)，其核心是一種“軍事型的道德準則——熱情、英雄主義、犧牲和集體努力。”[36]實質上，政治教化“經營”的是抽象的觀念，以便能夠“把文化變成宣傳，把文化價值變成可以銷售的計劃產品，強迫人人接受�！盵37]大眾為了逃避因對教化持消極態(tài)度而遭到的麻煩和受到懲罰，不惜把自己交給最高權力的說教——那些無視現(xiàn)實而貫徹演繹邏輯的抽象概念，也不惜把自己交給運動。以政治運動為宗旨的政治教化，造成了大眾對政治運動不正常的依賴和感恩：大眾漸漸忘卻自我并養(yǎng)成對日常問題的漠不關心；
政治精神狀態(tài)陷入對夸大、幻想的“世界觀問題”和歷史使命的輕信；
對投入到無限運動之中的渴望。因此，可以說這樣一句話，能夠使大眾政治化的，不是“政黨”，而是“運動”。[38]

　　2、政治管制。威權主義治動員作為一種治理方式，目的在于提取人力資源為領袖設定的政治議題服務，但是提取和管制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39]極權政治的目標并不只是滿足于掌握權力和國家，而是實現(xiàn)永不停息的運動，即對所有人在所有方面不斷進行支配。[40]最終使得群眾完成認同聚合、達到政治動員議題目標的，恰恰是作為能夠“對所有人在所有方面不斷進行支配”的政治管制。政治管制是威權政體最經典、最有特色的治理方式，一個有效的政治管制總是造成最有利于政治運動的政治生態(tài)：對政治組織的絕對壟斷和迫使群眾原子化。在這樣一個全面嵌入政治管制的政治社會中，留給大眾唯一的政治參與信道，就是政治權威提供的動員運動。對于原子化和被孤立的大眾來說，“他們之所以存在于這個世界并占有一席之地，完成是受惠于自己所加入的運動和在運動中完成組織交給的任務�！盵41]威權主義運動在激發(fā)出群眾未曾有過的獻身精神和忠誠感的同時，社會的認同聚合也順利形成。

　　因此，與其說大眾理性地聚合在動員議題的大旗下，不如說身份管制制度代替了大眾的自由選擇；
聚合效果越高大眾越喪失頭腦和行動能力。

　　3、隱蔽性誘惑。在政治動員中，總有種種針對大眾社會心理的隱蔽性誘惑——政治領袖提供給大眾的“想象性公共品”。在一定意義上，大眾尤其是其邊緣群體，往往具有明顯的保守性和順從性。這些群體操心的是自己和家人活下去，而對去參加政治運動敬而遠之。[42]對于現(xiàn)代社會中的大眾來說，他們真正的政治歸宿在于自己所出生的那個階級。但如果沒有政治精英充分的引誘，身份政治最多在大眾社會心理中積累下怨恨，而不會形成組織化的政治抵抗。下層大眾社會心理中所隱含的怨恨，需要釋放和投射，以修復深度失衡的心理。因此，大眾極為容易被隱藏在議題中的怨恨誘惑所觸動，加上政治精英的操縱，時常被卷入政治動員之中。大眾群體視運動為怨恨釋放和投射快感獲得的劇場，卻并不見得對動員議題背后的大道理有多少認同。對大眾群體怨恨心理的操縱，是威權政體下最典型的蒙蔽性引誘策略。

　　綜合對官員群體和大眾的在政治動員中認同聚合行為的闡釋，可以從認為威權政體下動員的認同性聚合具有雙重效應。對執(zhí)政集團而言，政治動員獲得了后革命或激進發(fā)展所需要的政治資源；
對被動員群體而言，在歷次運動中，為免于身份剝奪帶來的邊緣化、異質化的恐懼，極不情愿地接受了政府的發(fā)展戰(zhàn)略和政策；
高壓力體制下的政治動員，往往發(fā)生諸多違心的政治參與。對于威權政體而言，政治運動是其宿命，但政治動員導致的“政治冷漠可能是阻止這種制度完全成功的主要障礙”；
此外，由于這種政治動員中缺乏真正體現(xiàn)公民權的參與和代表，因而也缺乏對整個制度的忠誠[43]。政治動員最后越來越多的是獲得集體行動的幻象，而威權政體的政治運作也陷入悖論：政治運動成為自己的宿命，停止意味著政體的坍塌。所以，極權政體的本質就是運動循環(huán)，這正如伯恩斯坦所言：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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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即使在國際政治學界流行的權威工具書《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譯本）中，也查閱不到“政治動員”及其相關詞條，這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事實。

　　[2] 本詞典編寫組：《現(xiàn)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303頁。

　　[3] 政治學界對政治動員與政治參與作出互涉性釋義，視“高度動員”為政治參與的一種模式，與自由主義參與模式、平民主義參與模式和技術主義參與模式并舉。盡管政治參與需要政治精英的謀劃組織，但政治參與所展示的大抵是自主自由精神，“高度動員”可以催生出政治參與，但壓力和強制下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非但是自由權利的展示，而是在服從權威指定的利益規(guī)劃藍圖中承擔了超額的義務。阿爾蒙德在分析發(fā)展中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運作問題時特別強調了這樣的差異：“專制—技術—動員型政治體系中的參政形式強調控制下的動員而不是公民參與利益表達和利益綜合，也有公民參加——但是參加的方式有質的不同�！� 參見[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頁。

　　[4] 詹姆斯·R.湯森、布蘭特利·沃馬克：《中國政治》，顧速、董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頁。

　　[5] 吉爾德·德蘭狄：《社會科學——超越建構論和實在論》，張茂元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頁。

　　[6] 在政治學研究中，“政治動員”、“動員群眾”、“群眾運動”這幾個概念往往交叉使用，但不同概念各自含義有所區(qū)別�！皠訂T群眾”作為政治動員的一個階段，目的是發(fā)動政治動員的對象，“群眾運動”則是政治動員的主要階段，分散而有各自利益偏好的共同體成員形成集體行動響應某一特定的公共問題。

　　[7] 近來政治學的討論認為，人民主權的實現(xiàn)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代議政體，另一種是“先進階級”代表政體。參見：“思想與社會”編委會主編：《施米特：政治的剩余價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

　　[8] 葉海卡·德羅爾：《逆境中的政策制定》，王滿傳等譯，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4頁。

　　[9] 喬爾·阿伯巴奇、羅伯特·普特南等：《兩種人：政客與官僚》，陶遠華等譯，求實出版社1990年版，第7頁。

　　[10] 愛彌爾·涂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東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頁。

　　[11] 雷蒙德·塔塔洛維奇、拜倫·W．戴恩斯：《美國政治中的道德爭論》，吳念等譯，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2頁。

　　[12] 威廉·F．斯通：《政治心理學》，胡杰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頁。

　　[13] 哈樂德·D．拉斯韋爾：《政治學：誰得到什么？何時和如何得到？》，楊昌裕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5頁。

　　[14] 在現(xiàn)代民主國家，競選動員中的議題具有比較確定的功能，議題“可以決定候選人的角色個性；
可以確定對手；
可以作為贏得選舉勝利的聯(lián)合體的基礎；
另外，越來越多的按照公民普遍投票方式進行的選舉活動是圍繞議題來進行的�！盵14]參見：[美]理查·K．斯克爾：《現(xiàn)代美國政治競選活動》，張榮建譯，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頁。

　　[15] 哈樂德·D．拉斯韋爾：《政治學：誰得到什么？何時和如何得到？》，楊昌裕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32頁。

　　[16] 理查·K．斯克爾：《現(xiàn)代美國政治競選活動》，張榮建譯，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頁。

　　[17] 同上，第98頁。

　　[18] 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轉引自川崎修《阿倫特——公共性的復權》，斯日譯，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頁。

　　[19] 對這一發(fā)展戰(zhàn)略的詳細解釋，可參見：[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頁。

　　[20] 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46頁。

　　[21] 詹姆斯·R.湯森、布蘭特利·沃馬克：《中國政治》，顧速、董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頁。

　　[22] 哈樂德·D．拉斯韋爾：《政治學：誰得到什么？何時和如何得到？》，楊昌裕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6頁。

　　[23] 同上，第138頁。

　　[24] 詹姆斯·W．西瑟：《自由民主與政治學》，竺干威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頁。

　　[25] 雷蒙德·塔塔洛維奇、拜倫·W．戴恩斯：《美國政治中的道德爭論》，吳念等譯，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6頁。

　　[26] 轉引自鄧尼斯·朗：《權力論》，陸震綸、鄭明哲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頁

　　[27] 梅里亞姆：《美國政治思想》，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40頁。

　　[28] 施密特、謝利、巴迪斯：《美國政府與政治》，梅然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頁。

　　[29] 查理斯·A．比爾德：《美國憲法的經濟觀》，何希奇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111頁。

　　[30] 施密特、謝利、巴迪斯：《美國政府與政治》，梅然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頁。

　　[31] 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后現(xiàn)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張志斌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頁。

　　[32] 參見張鳴《動員結構與運動模式》，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天則雙周(總第234次)。引自天則經濟研究所網(wǎng)頁。

　　[33] 徐賁：《走向后現(xiàn)代與后殖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頁。

　　[34] 詹姆斯·R．.湯森、布蘭特利·沃馬克：《中國政治》，顧速、董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頁。

　　[35] 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轉引自川崎修《阿倫特——公共性的復權》，斯日譯，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頁。

　　[36] 詹姆斯·R.湯森、布蘭特利·沃馬克：《中國政治》，顧速、董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頁。

　　[37] 孫哲：《權威政治：國際獨裁現(xiàn)象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頁。

　　[38] 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轉引自川崎修：《阿倫特——公共性的復權》，斯日譯，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頁。

　　[39] 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
《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60頁。

　　[40] 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轉引自川崎修《阿倫特——公共性的復權》，斯日譯，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頁。

　　[41] 同上，第133頁。

　　[42] 撒母耳·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三聯(lián)書店1989年版，第256頁。

　　[43] 西摩·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張紹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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