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來，與經(jīng)濟、政治、社會各層面都發(fā)生了既深且廣的變化一樣，“觀念”層面也發(fā)生了許多深刻的變化。而且，往往是一些觀念變化在先，體制性變化在后。若無觀念變化，某些體制則很難改變�！巴怀稣�治”，就是最早、最重要的觀念變化之一。

　　政治工作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重要傳統(tǒng)，是其能夠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最終成功奪取政權的一個重要因素，故從來就強調、重視“突出政治”。不過，1962年后，隨著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左”的傾向越來越嚴重，在如何突出政治、怎樣才是突出政治、政治與業(yè)務的關系究竟如何處理等方面，卻漸趨極端，終于“畸形”。這種“畸變”原發(fā)于部隊，然后推向社會。這種畸形的“突出政治”影響深遠，今天在強調“突出政治”“講政治”時，一定要警惕這種畸形的“突出政治”。

　　　　　　　　　　　　　　　　林、羅之爭

　　早在1961年，國防部長、負責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和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就因如何“學毛著”產(chǎn)生分歧。羅榮桓不同意林彪提出的學毛著要“帶著問題學”、“立竿見影”的提法，在審定戰(zhàn)術條令時把條令中“帶著問題學”、“立竿見影”等詞句刪去。1964年，在總參謀長羅瑞卿的推動下，全軍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比武”活動。但林彪認為部隊“大比武”與他在1960年提出部隊的部隊建設“四個第一”不一致，所謂“四個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因此，從1964年11月底，林彪在全軍組織工作會議上再次提出了“突出政治”。他說：“各級黨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12月29日，林彪又緊急召見總政治部領導人，批評說：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不好的苗頭，軍事訓練搞的太突出，時間占的太多，軍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調，沖擊了政治。“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沖垮了。明年要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反對單純技術觀點，反對單純生產(chǎn)觀點。比武擠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復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他強調軍事訓練等“要給政治工作讓路”，“時間上誰讓誰的問題，基本上要確定一個原則：讓給政治。軍事訓練、生產(chǎn)等可占用一定時間，但不應沖擊政治。相反，政治可以沖擊其他�！彼�要求1965年應當著重抓政治，突出政治。1965年1月初，羅瑞卿召開軍委辦公會議和由各軍兵種及各大軍區(qū)領導人參加的擴大的軍委 辦公會議，討論如何貫徹林彪關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林彪要羅瑞卿將他的有關指示修改后發(fā)出，經(jīng)過整理后，林的有關講話、指示作為正式文件下發(fā)全軍貫徹執(zhí)行。11月18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同時給毛澤東送去蘭州軍區(qū)《關于五十五師緊急備戰(zhàn)中突出政治情況的報告》。12月2日，毛澤東對林彪11月18日的信和所附蘭州軍區(qū)的報告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于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薄斑@里與指的，就是羅瑞卿。一個多月后他又說：‘現(xiàn)在折中主義思想實在不少。四平八穩(wěn)、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義。’‘政治和經(jīng)濟的關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統(tǒng)率經(jīng)濟�！�”（《毛澤東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0頁）

　　這時“文革”狂瀾初起，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已于11月10日發(fā)表。12月8日至16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內容就是批判羅瑞卿。羅的“罪狀”之一是他對林的有關指示修改了78處。最主要的修改是三處，一是在“政治可以沖擊其他”后面加了一句：“當然，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亂沖擊一氣。”二是在提出1965年任務時，加了“氣可鼓，不可泄”。三是在軍訓時間上把林彪提出的“要切實控制軍事訓練的時間”改為“一定要給軍事訓練必要的時間，但是，又要切實加以控制�！痹谶@種情勢下，林彪在1966年2月進一步提出政治教育和軍事教育的時間比例現(xiàn)在是三七開,可考慮改為四六開, 對半開,甚至倒三七開。8月16日,中央軍委根據(jù)林彪此議作出《關于改革部隊軍政教育時間比例的決定(草案)》,規(guī)定政治教育時間一律占部隊工作時間的50%；
軍事訓練時間,全訓部隊為40%,半訓部隊半生產(chǎn)部隊為20%,生產(chǎn)部隊為10%。其他工作如果與政治教育發(fā)生矛盾,都要給政治教育讓路。“政治可以沖擊其他”，“順理成章”地發(fā)展成“政治可以沖擊一切”。

　　　　　　　　　　　　　　　　走向極端

　　于是，凡是不贊成“政治可以沖擊一切”、不贊成部隊政治教育時間要占部隊工作時間50%而軍事訓練時間只有40%的人，都被扣上“單純軍事觀點”、“反對政治掛帥”、“反對突出政治”等各種罪名�！俺侵泻酶喵�，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鄙嫌兴�好，下必甚焉。結果是干部不敢抓軍事訓練、戰(zhàn)士不敢學軍事技術，一些部隊的軍事訓練時間甚至連40%都未達到。在“全國學解放軍”運動中，部隊這一套“突出政治”的模式被迅速推行到全國各行各業(yè)，業(yè)務學習、研究和生產(chǎn)時間被大大壓縮，不獲基本保證，而政治學習、政治教育和政治運動卻富富有余，并隨時可以沖擊“業(yè)務”，擠占原本不多的業(yè)務和生產(chǎn)時間。最典型的表現(xiàn)是“停課鬧革命”、“停產(chǎn)鬧革命”。

　　“突出政治”在時間上占“絕對優(yōu)勢”的同時，還不斷花樣翻新，推出種種顯其“突出”的新“形式”。當時的經(jīng)典話語之一是：“形式主義要不得，但必要的形式還是需要的”。為了表示“突出政治”，各種“必要的形式”五花八門。一時間，全國各行各業(yè)工農商學兵，每天一早一晚必須是面對“紅寶像”“早請示”、“晚匯報”，每天上學上班的頭幾十分鐘必須是“雷打不動”的學毛著“天天讀”，每天大量的時間不是政治學習、“講用”就是批判、“斗私批修”……《人民日報》著名記者金鳳，甚至因反對這種突出政治的荒誕“形式”而入獄五年！金鳳的丈夫趙寶桐是“抗美援朝”時的飛行員、戰(zhàn)斗英雄，此時是航空兵某部隊領導，因此，她對這種“荒誕”將造成嚴重危害的認識更加清楚。她回憶說，自己1967年秋天到上海采訪時，“駐上海的空四軍宣傳處長來看我，請我參加空四軍召開的學習《毛著》積極分子會。當時，這樣的會很多，很難見報，我不想去。不料，那位處長出語驚人，說他們學習主席著作有新發(fā)展：‘要用毛澤東思想占領天空。’我問：‘什么意思？’回答是：‘我們要用主席語錄指揮飛行（即指揮飛行和飛行員回答時，必須先講一句語錄）�！�我聽了大吃一驚。當時打電話，有人先念一句語錄，如‘為人民服務’、‘斗私批修’等，然后再講電話內容。這已經(jīng)耽誤時間，如果指揮飛行，指揮員和飛行員都先念語錄，再說飛行術語，飛機飛行速度極高，指揮術語一句很短，如加上語錄，飛行員反應不過來，非出飛行事故不可，弄不好機毀人亡。我內心非常反感這種‘極左’的做法，可又不能公開反對。只派了一名年輕記者去參加會議，也沒寫什么報道�！彼�知道“不能公開反對”，但作為“內參”記者，本可“參他一本”，不過她深知此中利害，也未敢“內參”。然而，她終有忍不住的時候�！�1968年1月，軍委空軍召開空軍學習毛著積極分子會議，請《人民日報》記者參加。說參加者每人將發(fā)一套精裝毛選和100個毛主席紀念章。我聽了很生氣。我知道當時有句話：‘全國人民學解放軍，解放軍學空軍’。其實，空軍一直‘很左’。他們動用大批國防器材鋁甚至黃金、白銀制作紀念章，有的紀念章比銀元還大，有的人甚至把紀念章別在胸前的肉里……江青送幾個芒果給空軍，說是毛主席送的，有的政委頭頂芒果，站在火車里幾小時送到基層供起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苯瘌P終于“忍不住”寫了“內參”，“向中央反映空軍學習主席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語錄指揮飛行，弄不好將發(fā)生重大事故；
空軍動用大量國防器材制作紀念章，不合勤儉建軍原則；
空軍有驕、嬌二氣�！� 這個“內參”轉到了當時的“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手中，因此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金鳳由于當年是在上海、北平從事“地下工作”的地下黨員被說成是“中統(tǒng)”特務。1968年，她被押解到北京衛(wèi)戍區(qū)，關在單身牢房，與世隔絕，身心受到嚴重摧殘。直到1973年6月，關了五年一個月后，在周恩來總理過問下才被釋放，回到《人民日報》社，恢復工作。（金鳳：《我在〈人民日報〉寫內參的經(jīng)歷》，《炎黃春秋》2005年第10期）。不是過來人，很難想象“突出政治”能發(fā)展到如此荒誕地步。

　　　　　　　　　　　　　　　　兩次較量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來主導“批極左”，去掉了一些“突出政治”的荒誕“形式”，1972年4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志發(fā)表了根據(jù)周恩來意見撰寫的《正確理解和處理政治和業(yè)務的關系》一文，尤應一提。此文提出，“對業(yè)務工作中的客觀規(guī)律認識越多，鉆研技術越深就對人民的貢獻越大，就更有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
強調沖擊社會主義生產(chǎn)和業(yè)務的“政治”決不是無產(chǎn)階級政治，對“政治可以沖擊一切”提出了婉轉卻又明確的批評。鉆研業(yè)務、搞好生產(chǎn)原本“天經(jīng)地義”，在“那個年代”卻不能不用這種“政治”話語論述，足見當年力圖將荒誕已極的“突出政治”往正常方向稍稍回調之難。今人多會認為此文“卑之無甚高論”，難以理解、體會這篇“文革”時期最早、最深刻公開論述政治與業(yè)務、生產(chǎn)和經(jīng)濟的關系文章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重要意義。

　　然而，隨后又有“林彪的實質是極右”的“最高指示”。“批極左”不僅戛然而止，反而被批為“回潮”、“復舊”。略微注重、強調業(yè)務，再次被批為“只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白�！�、“業(yè)務掛帥”、“資產(chǎn)階級路線”……1975年鄧小平主導的“整頓”，主要內容也是力圖擺正“政治”與“其他”的關系。《關于加快工業(yè)發(fā)展的若干問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和《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這三個文件是“全面整頓”的綱領性文件，都不同程度闡述了政治與經(jīng)濟、政治與業(yè)務的關系�！蛾P于加快工業(yè)發(fā)展的若干問題》論述說：“沒有社會生產(chǎn)力的強大發(fā)展，社會主義制度是不能充分鞏固的，決不能把革命統(tǒng)帥下搞好生產(chǎn)，當作‘唯生產(chǎn)力論’和‘業(yè)務掛帥’來批判�！薄犊茖W院工作匯報提綱》要求科技部門一定要做到既有堅強的政治領導，又有切實具體的業(yè)務領導。黨政領導干部，應當朝又紅又專的方向努力。明確提出：“科學技術也是生產(chǎn)力�？蒲幸�走在前面，推動生產(chǎn)向前發(fā)展�！薄墩撊�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則全面闡述說：“我們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導，辯證地理解政治和經(jīng)濟的對立統(tǒng)一關系，既要認識政治的統(tǒng)帥作用，又要認識政治工作是完成經(jīng)濟工作的保證，是為經(jīng)濟基礎服務的�？墒俏覀円恍┩�志至今還是用形而上學來對待政治和經(jīng)濟、革命和生產(chǎn)的關系，總是把政治和經(jīng)濟互相割裂開來，把革命和生產(chǎn)互相割裂開來，只講政治，不講經(jīng)濟，只講革命，不講生產(chǎn)，一聽到要抓生產(chǎn)，搞好經(jīng)濟建設，就給人戴上‘唯生產(chǎn)力論’的帽子，說人家搞修正主義。這種觀點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這篇文章還以“導師語錄”作為自己的辯護策略，引用列寧的“政治教育的結果，只有用經(jīng)濟狀況的改善來衡量”，又引用毛澤東《論聯(lián)合政府》的“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xiàn)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chǎn)力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chǎn)力的，還是解放生產(chǎn)力的”，然后論述說：“區(qū)別真馬克思主義和假馬克思主義，區(qū)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區(qū)別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區(qū)別真干社會主義和假干社會主義，區(qū)別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績是壞是好，是大是小，歸根到底，只能也只應按照列寧和毛主席所提出的這個標準來衡量。” 文章還批判了長期以來把革命與生產(chǎn)對立起來論點：“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的生產(chǎn)搞得很壞，而硬說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騙人的鬼話。那種認為抓好革命，生產(chǎn)自然會上去，用不著花氣力抓生產(chǎn)的看法，只有沉醉在點石成金一類童話中的人才會相信�！� 不過，這三個文件當時都還未定稿下發(fā)，在后來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作為“三株大毒草”、作為供批判的反面材料下發(fā)才公之于眾的。這次全面“整頓”最終被定為“翻文革的案”而全盤否定�！皩幰�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還是政治與生產(chǎn)、業(yè)務關系的“金科玉律”。實質仍是“政治可以沖擊一切”，人們依舊不敢抓生產(chǎn)，不敢抓業(yè)務，不敢抓技術，否則就是“破壞革命”。

　　“文革”中這兩次較量，均以“務實派”失敗告終。

　　　　　“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歸根到底要表現(xiàn)在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粉碎“四人幫”，“文革”結束，“實現(xiàn)四化”成為主導性話語，使長期處于“政治”高圧下的“業(yè)務”、“生產(chǎn)”開始贏得一定的話語權。例如，“文革”中對“學大寨”強調的是大寨“階級斗爭”這一面，此時則強調“大寨”的“生產(chǎn)斗爭”這一面。

　　1977年8月初鄧小平提議召開并主持的全國科教座談會，是“政治”與“業(yè)務”關系撥亂反正的關鍵一步。會上，有科學家提出每周應保證六分之五的時間搞科研，鄧小平插話說，前邊要加上“至少”兩個字。鄧小平提出：“要保證科研時間，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會上提出一周要有六分之五的時間搞科研，我加了“至少”兩個字，你們又加上“必須”兩個字。好！科學院文件下發(fā)時就加上這四個字。我看，有人一頭鉆到科研里面，應當允許。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為什么不可以？”（“關于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鄧選》，第二卷）這一點不僅寫進了中共中央9月18日發(fā)出的《關于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也寫進了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在科學大會開幕式的講話中。保證六分之五的時間搞研究、搞生產(chǎn)和業(yè)務，本是“常識”，所謂“反正”即回到“正�！盃顟B(tài)。

　　鄧小平這個講話總共只講了兩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即政治和業(yè)務的關系問題。他強調“對又紅又專要有正確的理解，合理的要求”，“‘四人幫’胡說‘知識越多越反動’，鼓吹‘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把既無知又反動的交白卷的小丑捧為‘紅�！�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鉆研，為祖國的科學技術事業(yè)作出貢獻的好同志誣蔑為‘白�！�典型。這種是非關系、敵我關系的顛倒，一度在人們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亂�！币酝鶑娬{“政治”、強調“紅”的主旨是“改造世界觀”，而大量的“政治學習”是“改造世界觀”的重要方式。但是，鄧小平對“改造世界觀”作出了重要的新闡釋：“世界觀的重要表現(xiàn)是為誰服務。一個人，如果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自覺自愿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應該說這表示他初步確立了無產(chǎn)階級世界觀，按政治標準來說，就不能說他是白，而應該說是紅了。我們的科學事業(yè)是社會主義事業(yè)的一個重要方面。致力于社會主義的科學事業(yè)，作出貢獻，這固然是專的表現(xiàn)，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紅的表現(xiàn)�！边@樣，“科學技術人員應當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學技術工作上去”就理所當然了。他進一步說：“我們說至少必須保證六分之五的時間搞業(yè)務，也就是說這是最低的限度，能有更多的時間更好。如果為了科學上和生產(chǎn)上的需要，有人連續(xù)奮戰(zhàn)七天七晚，那正是他們熱愛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忘我精神的崇高表現(xiàn)，我們對于他們只能夠學習、表揚和鼓勵。無數(shù)的事實說明，只有把全副身心投入進去，專心致志，精益求精，不畏勞苦，百折不回，才有可能攀登科學高峰。我們不能要求科學技術工作者，至少是絕大多數(shù)科學技術工作者，讀很多政治理論書籍，參加很多社會活動，開很多與業(yè)務無關的會議。林彪、‘四人幫’動不動就用‘脫離政治’的罪名來打擊科學技術人員，誰要是努力鉆研業(yè)務，就會被扣上‘白�！�帽子。白是一個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才能說是白。怎么能把努力鉆研業(yè)務和白扯到一起呢！即使是思想上作風上有這樣那樣毛病的科學技術人員，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就不能稱為白。我們的科學技術人員，為社會主義的科學事業(yè)辛勤勞動，怎么是脫離政治呢？社會主義事業(yè)是有分工的。各行各業(yè)的同志在堅持社會主義的政治立場的條件下，努力做好自己的崗位工作，這不但不是脫離政治，而且正是有社會主義覺悟的表現(xiàn)。前幾年，林彪、“四人幫”搞得工人不能做工，農民不能種地，解放軍不能練兵，學生不能學習，科學技術人員不能鉆研業(yè)務，給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yè)造成多么重大的損失！這個教訓難道還不深刻嗎？” “衡量一個科學研究機構黨委的工作好壞的主要標準，也應當是看它能不能很好地完成這個基本任務。只有很好地完成這個基本任務，才是為鞏固無產(chǎn)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真正盡了自己的責任。” （“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鄧選》，第二卷）在以后的一系列講話中，鄧小平關于“政治”與“業(yè)務”的關系都一以貫之，在1978年9月的一次談話中，他說：“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到底要表現(xiàn)在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鄧選》，第二卷) 在同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明確認為生產(chǎn)的發(fā)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離開這個主要的內容，政治就變成空頭政治，就離開了黨和人民的最大利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選》，第二卷）

　　循此觀點，學生認真學習，工人農民搞好生產(chǎn)鉆研技術，科研人員多出研究成果，各級官員守法盡責，公檢法部門嚴肅依法辦事、稟公斷案而不是徇私枉法，就是“突出政治”，就是“講政治”。不過，三十年風雨歷程表明，那種將“政治”與“業(yè)務”割裂、對立起來的觀念依然大有影響，時時以種種名目、形式出現(xiàn)，因此回顧梳理“突出政治”觀念史，當不無現(xiàn)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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