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從超出動物界之日起，就開始發(fā)展科學，搞社會改革不斷改善生活條件和生存環(huán)境，為的是什么?恐怕用意之一就是為了延年益壽。人們常常把長壽看作人類發(fā)展和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界尺，其理據(jù)想必也在于此。

　　不過，在人們的日常語言里，所謂長壽多指生理壽命而言，這自然是長壽的一項基本內(nèi)容。但是如果僅此而已，便未免失之狹隘、膚淺和偏頗。其實人在生理壽命之外還有一個精神壽命。我國古代哲學家老子在《道德經(jīng)》上就講過“死而不亡者壽”。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就生理生命而言，凡人都是要死的。一個人活上70歲、80歲、90歲、lOO歲，乃至150歲、200歲，到頭來還是要死；
而且不管他生前多么偉大，其尸體遲早要化為腐土或塵埃的。曹操《步出夏門行》中說“神龜雖壽，猶有競時；
騰蛇乘霧，終為土灰”，其喻指的也正是人的生理生命的有限性。如果把自己的眼光從自已極其有限的生理生命拉開，放眼“看看”永恒無限的物質(zhì)址界，自然就不難體驗到，一個人多活上20年、30年，是算不得真正的長壽的。那么一個人要怎樣才能算得上真正的長壽呢?也就是說，他怎樣才能超越自已生理生命的極限呢?這其間就有個精神壽命的問題。

　　從一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人有兩個大的“部分”：一是肉體，一是精神；
其中肉體部分關涉生理壽命，精神部分關涉的的便是精神壽命。這就是說，一個人不管活多久，就其生理壽命而言，相對于永恒無限的宇宙看，便都是“短壽”的，但是一個人只要精神境界高，精神生活充實，有一定的“精神刨造”，他就贏得了一種超越自己有限肉體軀殼的“無限性”和“永恒性”，他就有可能“死而不亡”，從而真正地獲得長壽�！叭f壽無疆”，如果從生理方面講，無論是誰，哪怕他是一個帝王，甚至是一個無產(chǎn)階級革命領袖，都是辦不到的；
但是，如果從精神方面講，則任何一個人，不管他的社會地位如何，則都是可能的。屈原活了66歲，生理壽命也不算太長，但他的義無反顧的愛國激情、“伏清白以死直”的凜然正氣，至今仍是我們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我國在公元前一世紀就有一個無名氏造出了紙，他名不見經(jīng)傳，足見其社會地位并不高，他的生理壽命雖無從稽查但他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恐怕很少能有人與他比配；
馬克思的生理壽命也不算太長，只活了65歲，但他創(chuàng)造的精神財富，他所開創(chuàng)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事業(yè)至今還在世界各地以這樣那樣的形式發(fā)揮作用，并將繼續(xù)鼓舞國際無產(chǎn)階級為實現(xiàn)人類最壯麗的事業(yè)——一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而努力奮斗。由此看來，“死而不亡者壽”從極深的層次上揭示了人生的奧秘和真諦，真可謂一句至理名言。

　　“死而不亡”既是死亡哲學的根本命題，也是人生哲學的根本命題，是每一個有自我意識的人“籌劃自己”的基本根據(jù)。它對于老年人自然也同樣適用。只不過老年人由于其生理年齡較大，大不同于中青年，在實踐這條基本命題方面有其特殊性而已。

　　筆者認為，老年人為要實踐這條基本命題，最重要的是要掃除面對日益逼近的死亡所產(chǎn)生的種種心理障礙。誠然，“老年人”是個十分抽象的范疇，由于人們的文化素質(zhì)、社會閱歷、生活環(huán)境乃至性格氣質(zhì)部不盡相同，因而對待老年生活、對待自己的日益逼近的死亡的態(tài)度，也會各有不同，但是恐怕有一點是共同的，這就是我們面臨自己的日益逼近的死亡：多多少少都會有那么一點心理障礙；
是啊，面對著自己創(chuàng)造的財富、丌創(chuàng)的業(yè)績，面對著自己熟悉的世界，面對著自已朝夕相伴、患難與共的老伴，面對著自己生養(yǎng)的子女，面對著自己多年共事的戰(zhàn)友，作為一個將要“走開”的老人，有誰會完全無動于衷呢?也正因為如此，掃除“心理障礙”才成為老年人普遍需要解決的問題。

　　18世紀有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盧梭，他晚年寫了一本書叫《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夢想》，系統(tǒng)地討論了老年人與死亡問題，深有感觸地提出了“一個老年人如果還應該學習的活，那就只該學習怎樣去死”這樣一個觀點。至于老年人如何學習去死，他認為最要緊的就是要掃除面對自已日益逼近的死亡所產(chǎn)生的種種心理障礙。在盧梭看來，老年人學習死亡的秘訣就在于充分認識死亡的絕對必然性，從而做到“一切聽天由命，不再跟這必然性對抗”。世界萬物都有生有滅，蕓蕓眾生都有生有死，人自然也不會例外。所以黑格爾說，死亡是自然對人所執(zhí)行的、必然的、無法逃避的“絕對的法律”。黑格爾的活乍一聽很難懂，其實個中的道理倒也十分簡單，我們每一個人對他說的這種“法律”的“絕對性”都是不難體認的。有個羅馬皇帝叫馬可·奧勒留，他把這一點說得很生動。他說，只要我們坐到飯桌旁，看看桌上擺著的魚呀肉呀什么的，都會立刻悟出人的死亡的絕對必然性的。再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周恩來這樣一些偉大人物都一一謝世了，何況我乎?這么一想，就容易想開了。

　　從理淪上講，只要懂得了人的死亡的絕對必然性，就能夠做得到坦然待死。但是恐怕只是從理淪上講才是如此，我們要從感情上和情緒上坦然待死，絕對不是認識一下或想一下就能解決問題的。這是因為死亡這東西很怪，它明顯地具有兩重性：確定性和不確定性。所謂死亡的確定性就是指死亡的絕對必然性，也就是說，不管一個人能夠再多活10年20年，或灶59年60年，他還是要死的，一個人可以闖過人生激流中的無數(shù)重艱難險阻，但是有一條是肯定的，那就是無論如何他的人生航船都是要觸死亡這個躲不開繞不過暗礁的。所謂死亡的不確定性就是指每個人死亡的具體時間是不確定的，誰也說不準(至少在死亡前兒年是如此)自已究竟要在哪年哪月哪時哪分哪秒去世。德國有個大哲學家叫康德，他57歲的時候心情就很緊張，生怕自已有生之年極其有限完不成自己的“批判哲學”，所以在4、5個月里就倉促脫稿了自己的主要著作，致使《純粹理性批判》文字十分艱澀，殊不知他來后竟又活了23年。1814年4月，一心想成為“全世界主人”的法國皇帝拿破侖第一次退位后飲鴆自殺未遂，連他自己也沒想到，他要一直活到1821年5月5日下午6時，在位于大西洋南部的面積僅有122平方公里的圣赫勒島去世。

　　既然死亡既確定又不確定，那么如果我們不能正確地理解和對待自己的死亡，在老年生活中我們就勢必不能保持一種健康樂觀的心態(tài)，不能以一種超然達觀的態(tài)度對待自己已的日益逼近的死亡。這是因為既確定又不確定的事往往是最令人煩惱的。譬如，我們到車站去接客人，如果火車的正點率是100%，那我們在接客過程中就不會有太多的煩惱；
但是如果火車晚點了，而且對火車究究竟什時間到站自己心中完全無數(shù)，在這種情況下，心里就免不了煩躁。因此，老年人面對著自己日益逼近的死亡有點煩躁情緒是很自然的，其本身一點也不可怕，怕的是自己不能正確地對待它，及時地化解它。而化解煩躁情緒的有效辦法之一，就是前面所說的對死亡的絕對必然性的深刻體悟。

　　化解“煩躁”情緒的另一個根本方法，就是要繼續(xù)把自己同家庭、集體、社會、民族、國家、人類有機地聯(lián)系起來；
這也是克服老年人特有的孤獨感、振奮革命精神、保持昂揚樂觀情緒的有效方法。馬克思生命的最后19年，健康狀況一直不佳，到最后5年，更是每況愈下，近乎喪失全部工作能力；
但他由于把自己的生命同國際無產(chǎn)階級事業(yè)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因而能夠以極其樂觀的態(tài)度看待自已的生命，至死都沒有完全放棄“重新獲得全部工作能力”的念頭。1881年底，德國資產(chǎn)階級報刊刊載關于馬克思逝的“消息”，對此，馬克思回答道：德國資產(chǎn)階級迫不及待地宣布“我死了”，“有的說我在最近的將來必定要死”，這使我“很開心”；
為了它們，我“這個與世界失去聯(lián)系的人”也“一定要重新成為有活動能力的人”。由此可見，開闊的胸懷實在是化解“煩躁”情緒、保持樂觀情緒的一個至關緊要的條件。

　　化解“煩躁”情緒的再一個重要方法就是要“老有所為”，每個人根據(jù)社會需要和自己的興趣，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這是因為勞動誠然辛苦，然而它的成果卻能引起我們的欣賞和快感，離開了勞動簡直就沒有生命享受可言。相反，無聊這種在人心里所知覺到的“感覺的空虛”，往往會激發(fā)起一種恐怖，一種空虛的恐怖，使人仿佛預感到一種“緩慢的死亡”，從而十分煩躁不安，這甚至比由命運女神剪斷生命之線還使人痛苦。所以康德說：“勞動是享受生命的最好方式，無聊則是人生最可怕的負擔”，“想得越多，做得越多，你就活得越長久”。

　　如何過好晚年生活，站好人生最后一班崗，真正做到“長壽”或“死而不亡”，實在是門大學問，決不是一兩篇短文就能夠說清楚的。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等無產(chǎn)階級革命領袖的晚年生活方式是值得我們認真借鑒的。筆者在拙著《死亡哲學》(湖北人民出版社i991年出版)里曾對此作過扼要的介紹，有興趣的老人不妨翻閱一下。

　�。ㄔ�載《老年問題研究》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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