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在中國，“三十”是一個不尋常的數(shù)字。按照現(xiàn)時的標準，30年是一代人的時間跨度�？鬃佑小叭�十而立”的經(jīng)驗之談。老百姓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滄桑感慨�；厥赘母镩_放30年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正確總結經(jīng)驗得失，對于我們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堅持科學發(fā)展，促進社會和諧，意義重大。

　　1992年春，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指出：“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是從安徽開始的，萬里是立了功的�！睘榱嗽黾訉Π不辙r村改革進程的直觀感受，我于近日專程前往肥西縣小井莊和鳳陽縣小崗村參觀學習。通過參觀紀念館和農民新居，會見當年包產(chǎn)到戶和大包干的帶頭人，回來后又閱讀了有關安徽農村改革的圖書資料，深深地為改革進程的艱難而思緒難平，為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變化而興奮不已。同時，對改革也有了更深一層的思考和認識。

　　感想之一，對“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有了新的認識。

　　孔子在《論語 ．衛(wèi)靈公》中首先提出：“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可見，“無為而治”在孔子的心目中是治國理政的理想境界。使“無為而治”的政治原則系統(tǒng)化而成為理論的是老子，其名言有：“為無為，則無不治。”“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為也，是以不治�！痹诶献涌磥恚�治理國家一定要遵循自然的法則，切不可主觀妄為。我們從農村改革的發(fā)端可以發(fā)現(xiàn)，“無為而治”非常重要。小崗村和小井莊所處的地理位置，都是遠離縣城的偏遠之地，受政府的控制相對較松，開始分田的時候上面并不知道。待上面發(fā)現(xiàn)以后，又因為有關領導的默許而得以保持。當年的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曾對反對分田到戶的梨園公社書記說：“他們已經(jīng)窮‘灰’掉了，還能搞什么資本主義，最多也莫過于多收點糧食，解決吃飯問題，他們已經(jīng)分開過了，春莊稼都是各家各戶自己種的，并起來也不好打工分，就讓他們干著看看，上面不叫干再說，反正種的莊稼跑不到哪里去。”就這樣，陳庭元采用“不制止，不宣傳，不推廣”的方法，將小崗的包干到戶責任制保護了下來。后來，又得到了滁縣地委書記王郁昭，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的支持，最后由鄧小平一錘定音。試想，如果當時不尊重農民的意愿，強行收回承包田，就勢必將農村改革又一次扼殺在搖籃之中。此類教訓，我國自農業(yè)合作化以來實在是太多了。以小崗村為例，1951年到1956年期間，全村常年糧食產(chǎn)量都在18－19萬斤，好的年成在20萬斤以上。而1976年的糧食總產(chǎn)僅35000斤。本來，農民是土地的主人，他們最知道怎樣才能增產(chǎn)。而我們的政府和干部卻一味主觀主義瞎指揮，違背農民意愿，強行搞一大二公，甚至連地里種什么、怎么種，都要統(tǒng)一標準，為此不惜年年派工作隊，月月開批判會，結果卻是生產(chǎn)下降，人心渙散，不少人只得外出討飯。搞了大包干以后，1979年糧食總產(chǎn)即達到132370斤，相當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糧食產(chǎn)量的總和。實踐證明，“無為而治”的精髓就是順應民意。

　　感想之二，對服務型政府有了新的認識。

　　幾十年來，毛澤東手書的“為人民服務”刻寫在北京中南海正門照壁和很多地方政府的大門前。然而在實質上，政府一直是統(tǒng)治型、管制型的政府，并沒有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政府官員是人民的公仆。因此，政府的服務，就是要滿足人民的需要。與此相對照，我們的政府職能嚴重錯位。從農業(yè)合作化開始，我們按照改造農民的思路，無視大多數(shù)農民群眾的正當要求，采用高壓手段強迫農民走上集體化道路，并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旗號下，不準分田到戶，不準包產(chǎn)到戶，不準有自留地，不準有集貿市場，甚至不準養(yǎng)豬、養(yǎng)雞。凡此種種，看不到一絲一毫政府服務的影子。正是在這樣的高壓之下，小崗村、小井莊的包干、包產(chǎn)到戶，才需要不怕坐牢殺頭的大無畏的勇氣。小崗村18戶農民捺上手印的分田到戶秘密合約中，第三條就是“如果隊干部因為分田到戶而蹲班房，他家的農活由全隊社員包下來，還要把小孩養(yǎng)到18歲”。此時的農民，與政府實際上處在一種對立的狀態(tài)。值得慶幸的是，這一次的“秘密”雖然很快被公社干部發(fā)現(xiàn)，但是，分到各戶的土地并沒有被強行歸大堆，隊干部更沒有為此而蹲班房，反而得到了各級領導的支持，并成為正面典型名揚天下。與小崗村相比，小井莊所在的山南區(qū)則沒有那么幸運。盡管是省委直接抓的農村改革試點，還是受到來自各個方面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指責。省軍區(qū)一位副司令員來到山南，找到公社書記王立恒，指著他的鼻子斥責道：“毛主席帶領我們打江山，現(xiàn)在毛主席不在了，你們把江山統(tǒng)統(tǒng)丟掉了，家產(chǎn)都敗掉了，你就是敗家子。”說完，他驅車到肥西縣城，強令縣委書記李尚德立即下文件把包產(chǎn)到戶糾正過來。六安軍分區(qū)一位副司令員，在山南區(qū)委辦公室里拍著桌子對區(qū)委書記湯茂林下令道：“立即把分掉的田地統(tǒng)統(tǒng)收回來，不然的話，就把你抓起來，坐班房�！狈饰骺h委頂不住各方面的壓力，下發(fā)（79）46號文件，強行糾正包產(chǎn)到戶。最后在省委的干預下，又發(fā)文糾正46號文件。這一反一復，還是造成了一定的損失。在那些反對包產(chǎn)到戶者看來，農民缺吃少穿事小，而改變集體化的“社會主義道路”事大，這就從根本上違背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秶�際歌》中唱道：“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chuàng)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比嗣袢罕娛菤v史活動的主體，人民的幸福生活靠的是自己的創(chuàng)造。他們所需要的是真心服務的公仆，而不是什么“救世主”、“大救星”。因此，政府的服務，給錢給物固然重要，更為重要的是給政策，支持人民的正當訴求，真正使人民群眾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yī)，老有所養(yǎng)，住有所居。

　　感想之三，對什么是改革有了新的認識。

　　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對什么是改革有一系列精辟的論述。但是，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改革這一概念還沒有形成一個科學定義，很多爭議也由此而生。從哲學上講，所有的改革都是對現(xiàn)狀的改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改變都是改革。改革首先是一種非暴力的改變，其次是符合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改變，再次是能夠給大多數(shù)民眾帶來實惠的改變。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即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以小崗村為例，他們在分田到戶時，并沒有直接與政府對抗，而是約法三章，“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有效調動了農民的生產(chǎn)積極性，真正使生產(chǎn)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人，得到了解放，符合生產(chǎn)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chǎn)力性質這一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因而也符合歷史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大包干帶來大變化，正如鳳陽民謠所言：“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眾都想搞；
只要準干三五年，吃陳糧，燒陳草�！毙�崗村實行大包干的第一年（1979年），就創(chuàng)造了增產(chǎn)增收的奇跡。糧食總產(chǎn)132370斤，油料總產(chǎn)35200斤。全年的糧食征購任務2800斤，過去23年一粒未交還年年吃供應，這年向國家交售糧食24995斤，超額7倍多。油料統(tǒng)購任務300斤，過去從來未交過，這年賣給國家花生、芝麻共24933斤，超過任務80多倍。全隊還第一次歸還國家貸款800元。由于生產(chǎn)發(fā)展，社員收入大大增加。全隊農副業(yè)總收入47000元，平均每人400多元，人均收入比1976年的32元增長12.5倍。事實勝于雄辯。大包干帶來增產(chǎn)增收的鐵的事實，說服了更多的人，包括那些曾經(jīng)堅決反對包干到戶的人，因而使大包干不推自廣，在短時間內花開全國。到1983年末，全國農村實行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的生產(chǎn)隊達到99.5％，其中實行小崗大包干的占生產(chǎn)隊總數(shù)的97.8％。到1986年初，全國實行大包干的農戶占農戶總數(shù)的99.6％以上；
國營農場實行大包干的占職工總數(shù)的70％以上，國營林場實行大包干的占90％以上。安徽農村改革的成功實踐啟示我們：改革就是要通過政策的調整，滿足絕大多數(shù)民眾的愿望。民意是改革的基礎，改革的動力，也是改革的目的。經(jīng)濟體制改革如此，政治體制改革也是如此。如果沒有民意這個基礎，搞所謂的“強人政治”、“鐵腕手段”式的改革，其結果只能是禍國殃民。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今天，搞清楚改革的科學定義，對于我們更好地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本文參考書目：

　　1.《改革風云中的萬里》，張廣友著，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2.《起點――中國農村改革發(fā)端紀實》，竇永記主編，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3.《小崗村與大包干》，夏玉潤編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版。

　�。�2008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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