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衛(wèi)書記，尊敬的羅省長，各位領導，大家好！非常高興能到海南參加這個理論研討會，也是我一個學習的過程。我這兩天到下面看了一下，我聽到下面對省的領導反映還是非常好的。我是一個學者，有什么問題我肯定會很真實地講。我這幾年來海南還是比較多的。海南的中改院是很重要的平臺，積聚了很多專家，國家一些重大政策的制訂，和海南這個平臺提出很多建議是息息相關的。據我所知中央是非常關注海南的。特別昨天看了你們全委會通過的三個決定，包括市管縣的，包括公共服務均等化，包括加快海南又好又快發(fā)展的，這三個決定對未來海南會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下面我想圍繞改革開放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談一點看法。完全是和大家交流。

　　一、思想解放為改革開放開辟道路

　　中國的改革發(fā)展到了現(xiàn)在，三十年了，我認為是一個坎。我在前兩年寫的文章和我們學院的省部長班上講課中,多次講到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了一個戰(zhàn)略轉折期，這個戰(zhàn)略轉折的重要標志之一，就是改革的重心正在悄悄發(fā)生轉移。如果說過去20多年中國改革一直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導的話，到后來，大家看到政府越來越成為社會矛盾的中心，成為社會矛盾的聚焦點。所以我領會，從2005年中央制訂“十一五規(guī)劃”開始，改革的重心正在發(fā)生某些變化。

　　2005年中央在制訂“十一五規(guī)劃”的時候做這樣的判斷，指出“未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將成為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的關鍵”。按照我的理解，這個判斷就意味著，以政府自身為中心的行政改革，將要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這是我們改革面臨戰(zhàn)略轉折期的一個重要標志。從十七大召開之前總書記在中央黨校講話開始，一直講“四個堅定不移”，就是“堅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堅定不移地堅持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落實科學發(fā)展觀，堅定不移地為小康目標而奮斗�！蔽艺J為這“四個堅定不移”就是中央的大局，而第一個就是強調解放思想。如果說這次思想解放是從廣東發(fā)動的話，那么我們可以認為，海南現(xiàn)在也加入其中，這是我的整體判斷。我下面講三個觀點，我也會解讀汪洋在廣東搞這場思想解放最終的方向。

　　解放思想為改革開放開辟道路�，F(xiàn)在我們注意到，從改革開放開始，中國就通過思想解放為改革開放開辟道路。我記得非常清楚，1978年當時我在一個宣傳部門工作，看到《光明日報》發(fā)表這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感到非常振奮。那個時候，這篇文章雖然是以哲學命題的，但實際上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一帶革命家發(fā)動的�，F(xiàn)在看來，這場思想解放的方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要針對十年文革，針對階級斗爭為綱，針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來否定這三個東西，實現(xiàn)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變。正是通過這場討論，否定了這些脫離中國實際的理論，我們才順利實現(xiàn)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最終找到了改革開放這條道路。據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如果沒有這場思想解放，中國不一定會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

　　從中國近代歷史的發(fā)展來看，五四新文化運動所代表的思想解放就來之不易。有人說近代先進的中國人是“頭朝地看西方的”。在西方，以意大利的文藝復興為標志的思想解放，不僅沖破了中世紀的黑暗，催生了資本主義，同時直接成為1640年英國革命的先導，在此基礎上才產生了英國的工業(yè)革命，一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資產階級整體登上了政治舞臺。而近代科學技術的結構沒有出現(xiàn)在科技長期領先的中國，而出現(xiàn)在地中海周邊——歐洲，這是一個非常值得人們深思的現(xiàn)象。但是當資產階級走上政治舞臺，用物化了的科學技術造出來的先進武器征服中國的時候，當時的中國人是看不清楚的，魏源、龔自珍這些最早睜眼看世界的人，看到的是先進的武器，說我們什么都好，就是武器不行。我們是大刀長矛，所以打不過人家的船堅炮利，我們學人家造武器就行了。“洋務運動”搞了幾十年，在后中日甲午海戰(zhàn)中中國人一敗涂地。這時候先進的中國人才逐步明白了起來：認為西方的武器先進是因為人家后面有先進的制度，有先進的科技。學習人家先進的制度更重要，這才有康、梁的變法，改良派的改良。改良派借助一個沒有實際權力的皇帝，最終也失敗了。這時候孫中山看到光靠改良是不行的，要靠武力來推翻這個政權才有出路。然而，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政權，但是并沒有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直到1919年，先進的中國人才認識到思想解放的重要性，通過新文化運動，開始補思想解放這一課。所以我們說，近代先進的中國人是“頭朝地看西方”的，一直想學西方，師夷技長以治夷，但是一直沒有學到真經。到1919年“五四運動”才出現(xiàn)中國第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而西方是先有思想解放，有政體革命，有產業(yè)革命，再有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他們的發(fā)展是一種常態(tài)，而中國的思想解放直到最后才出現(xiàn)。從近代中國思想解放刪刪來遲，我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思想解放的極端重要性，從這個意義上我覺得，1978年這次思想解放對后來中國所產生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1989年中國發(fā)生了政治風波。我們基本判斷是，這場政治風波被平息后，中國的改革也進入低潮了。中國三十年平均經濟增長9.7%，但是1991年卻出現(xiàn)了負增長。與此同時，當蘇東劇變以后，中國國內產生另外一種思潮，說中國不能光堅持經濟建設一個中心，還應該堅持反和平演變另外一個中心。以我的親身經歷講一個例子。就在1991年7月1日紀念黨的7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這個討論會在人民大會堂的小禮堂召開的，下面坐了大約500多人。開幕式上有一個老干部發(fā)言，基本是公開在挑戰(zhàn)鄧小平。他說，現(xiàn)在我們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在蘇聯(lián)解體、東歐劇變的情況下，中國是堅持“一個中心”好呢，還是堅持“兩個中心”或者“多中心”好呢？他認為至少應該堅持“雙中心”，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反和平演變?yōu)橹行倪@樣兩個中心。他認為，如果我們只堅持經濟建設一個中心，不堅持反和平演變另一個中心，那么，現(xiàn)在的東歐、蘇聯(lián)就可能是明天的中國。這個觀點出來后，當時沒有人敢反駁。后來，應該說是鄧小平反駁了這種觀點，反駁了這種思潮。1992年，當小平看到他提出的“一個中心“的思想有可能被動搖的時候，一個87歲的老人，沒有任何領導職位，1992年到南方轉了一圈，說了一些話，最后形成大家都很熟悉的南方談話。在中國改革最關鍵的時候，又把改革的航船拉回到了一個正確的方向。在我看來，南方談話最核心就兩句話：第一句話，“基本路線動搖不得，一百年不能動搖”，第二句話“計劃和市場同是發(fā)展經濟的手段，不決定于國家的政治制度，資本主義可以有計劃，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就是后面這句話，奠定了后來我們走市場經濟道路的基礎。

　　歷史不能假設，如果我們要假設的話，我以為，如果沒有鄧小平1992年的南方談話這次思想解放，我們后來會不會選擇市場經濟道路，也可能會打個問號。所以我說，這場思想解放確立了中國走市場經濟道路的地位。如果過去我們可以叫摸著石頭過河的話，通過1992年南巡談話這場思想解放，這個石頭終于摸到了，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仍然可以走市場經濟道路，市場經濟是一個發(fā)展經濟的工具和手段，不決定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大家想一想，這些重大的判斷，如果說沒有思想解放，幾乎是很難突破的。

　　通過這場思想解放，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啟示：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關鍵時刻，似乎都必須借助思想解放，通過思想解放，我們邁出了關鍵步伐，沖破了傳統(tǒng)的桎梏。舉一個例子，當年大家都很清楚，馬克思曾經講，一個企業(yè)雇工如果超過8個人，就算剝削了，8個人以內還不算剝削。當時中國人就算這個數(shù)，你超過8個人沒有，沒有超過是可以的，超過8個人就是剝削了。中國人當時就是這種思維，你很難從一個東西跳出來。所以說思想解放在最關鍵的時候能夠發(fā)揮重大作用，產生深遠影響。

　　二、新的改革開放形態(tài)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第二個觀點，新的改革開放形態(tài)需要新的思想解放。我一開始就做了判斷，我們的改革進入了戰(zhàn)略轉折期。進入戰(zhàn)略轉折期的標志除了改革的重點正在發(fā)生微妙的變化之外，我認為就是我們政府、國家面臨的外部環(huán)境已經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這個變化我想用四句話來概括。

　　第一，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人們對改革的認同度在下降。換句話說，有人不支持改革，甚至公開反對改革。也就是說，不管大眾層面還是精英層面，都對改革產生了一些爭議。第二，中國經濟持續(xù)快速地發(fā)展，但是我們付出過多的資源代價、環(huán)境代價。第三，中國的社會轉型、體制轉軌在快速推進，我們由傳統(tǒng)社會走向現(xiàn)代社會，由農業(yè)社會走向工業(yè)乃至信息社會，我們的體制由計劃體制轉向市場體制，這叫社會轉型、體制轉軌在快速推進。但是我們積聚了大量的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第四，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但是中國不斷被西方發(fā)達國家所誤解，所誤讀，以至于大家看到在奧運會前夕，特別是在今年四月份那段，中國和西方國家在很短的時間內在情緒上形成一種對立，這是我們始料不及的。這四個特點我不想展開多講，我就以大家關心的第四個特點為例，談我的一點看法。

　　中國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走向了世界，融入了世界。中國快速崛起，但是為什么中國頻頻地被西方國家所誤讀所誤解呢？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胡錦濤總書記就在你們海南參加4月11日那個博鰲論壇講演，在這個前后在海南接見了幾個外國的領導人。那時候我們的奧運火炬受到最嚴重的干擾。總書記講過一次“這是一種陰謀”，但是總書記沒有解釋“陰謀”是什么，而且后來沒有重復過，就在海南講過這一次。我認為這后面多種解讀。

　　第一種，中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當中國走向改革開放道路的時候，包括西方發(fā)達國家也是持一種非常歡迎態(tài)度的，因為他們潛在的邏輯是，中國這個共產黨執(zhí)政的社會主義大國，只要選擇了市場經濟，走市場經濟道路，政治上向西方靠攏是遲早的事。結果這些年來，中國在市場經濟方面一直在快速推進，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貿以后，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但是中國在政治上依然是我行我素，獨行獨立，沒有向西方靠攏的跡象。這在某種意義上激怒了西方發(fā)達國家。過去說你的制度是要崩潰的，現(xiàn)在說你的制度是非常危險的。所以前些年中中央一直使用一個概念“和平崛起”，但是中國這種態(tài)度沒有得到西方國家的理解，而是反過來招致一片“中國威脅論”是聲浪。比如，說你經濟的發(fā)展消耗大量的能源，對世界能源安全造成危險；
你的經濟發(fā)展嚴重地污染了環(huán)境，對世界環(huán)境安全造成威脅。如果大家注意的話，你會發(fā)現(xiàn)，從2007年3月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報告開始，中央文件上幾乎很少再出現(xiàn)“和平崛起”這個概念了，又回到了鄧小平當年“和平與發(fā)展”的基本判斷。包括總理的政府報告到總書記政治報告都用的是“和平與發(fā)展”的國際戰(zhàn)略。所以有人說，這后面不排除少數(shù)國家想利用中國舉辦奧運會，在中國發(fā)動顏色革命，就像烏克蘭的橙色革命一樣。

第二種解讀，這是一種殘酷的經濟戰(zhàn)、貨幣戰(zhàn)。他們質疑中國，干擾中國的奧運火炬?zhèn)鬟f，歪曲報道西藏暴亂，說到底醉翁之意不在酒。包括西方發(fā)達國家也很清楚，西藏本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再支持達賴，西藏也不可能從中國獨立出去，再干擾奧運火炬，西方領袖一個不出席奧運會開幕式，中國也能辦這個奧運會，真正的原因是一種經濟戰(zhàn)，貨幣戰(zhàn)。大家看，美元大幅度貶值，我們的外匯儲備受到嚴重的損失。我國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1.76萬億美元，70%買的都是美元的資產，美元貶值以后我們的外匯儲備自動縮水，美國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受惠國。同時，在美國的壓力下，中國的人民幣快速升值，人民幣對美元已經破了6.9，(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從2005年到現(xiàn)在，人民幣升值大約達到20%多，而人民幣對內部是貶值的。我們的通貨膨脹率上個月還是7.7%。人民幣升值直接打擊了中國的經濟出口。還有高油價，我們在非常痛苦的兩難選擇中最后果斷的選擇了漲油價。如果不漲油價，有人說中國用公共財政補貼全世界，亞洲周邊國家的航空公司都在我們這兒加油。在香港加一升油20多港幣，深圳是5塊多人民幣，你補得起嗎？油價一調高直接影響到我們宏觀調控的成效，影響到很多產業(yè)的成本上升，甚至影響到我們的經濟發(fā)展速度。高油價，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直接打擊了中國的經濟出口。西方發(fā)達國家有很多的石油儲備，參與期貨交易。這方面我們是弱勢，我們參與期貨交易影響不了國際油價。有人說當中國的企業(yè)不能承受高油價和人民幣升值的雙重壓力、一些企業(yè)紛紛倒閉，有可能給西方國家的企業(yè)提供了機會。這是一種非常殘酷的經濟戰(zhàn)、貨幣戰(zhàn)。我前不久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給他們處級以上干部講過一次課，他們問了一些金融問題。我說你們這個單位是我們國家最具權威的金融政策制定機構，我是搞公共管理的，你們問的這個問題，我看了一篇文章我感到很吃驚，你們應該認真研究。這篇長篇文章的標題是《防止美元掏空中國的財富》，是質疑中國人民銀行的金融政策的，說我們在某些方面確實受制于美國，中國應該挺起腰桿向美國說不。我們這次王岐山副總理帶隊進行中美經濟對話，有人說是中國第一次和美國對話中掌握了話語的主導權。我們對美元快速貶值和壓迫人民幣快速升值都提出了我們的意見，我認為，我們的高層對這個問題看得是非常清楚的。

　　第三種解讀，中國在這十多年快速崛起以后，作為發(fā)達國家難以從心理上接受這個事實。過去西方七國主宰世界，現(xiàn)在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西方也難以接受。我的看法是，我們自己也要調整心態(tài)問題，中國快速崛起不可阻擋，但是我們崛起以后，你也不要希望全世界都為你唱贊歌，不可能的。你主觀上不會威脅別人，客觀上不可能一點不影響到別人。正像習近平副主席講的一句話，“我們要以平常心來辦這次奧運”。我認為這是中央重要的理智的判斷。

　　以上的種種現(xiàn)象足以說明，我們面臨的外部環(huán)境已經發(fā)生重大變化，這個外部環(huán)境變化對我們領導，對我們的政府，應該說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對我們的政治智慧的一種挑戰(zhàn)，叫斗智斗勇。

　　改革環(huán)境發(fā)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我們能不能繼續(xù)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對未來中國的發(fā)展影響深遠。這種影響至少表現(xiàn)在四個方面。第一，直接影響到我們能不能化解對改革的爭議，重新喚起對改革的熱情；
第二，直接影響到中國能不能抓住未來發(fā)展的機遇；
第三，直接影響到我們能不能順利實現(xiàn)經濟發(fā)展方式的轉型；
第四，直接影響到我們的政府轉型。

　　以政府轉型為例，大家看到十七大以后，中央明確把行政體制改革的目標定位在構建服務型政府。我們學界前幾年一直在探討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我當時講了三個趨勢：我說中國政府正在由一個管制型、管理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
由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治理型政府；
由手工作業(yè)的政府轉向由電子網絡、信息網絡主導的政府。我以第二個轉型的趨勢為例，我們?yōu)槭裁匆獜娬{說中國要由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治理型政府呢？這絕不是說中國政府不需要抓經濟，中國的經濟整個過程中就是政府主導的，毫無疑問。但是我們的意思是說政府不能一門子心思全部抓經濟，你還有更重要的責任，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前不久廣東省在汪洋的倡導下召開過一次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專家座談會，我也參加了。廣東省準備搞了一個全省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中長期規(guī)劃。我昨天來到這兒一看，你們的會議已經做這個決定了，我覺得你們走到廣東的前面去了。其實，廣東的三個地方如粵東、粵北、粵西都有一些是欠發(fā)達地區(qū)，他們想通過公共服務均等化中長期規(guī)劃，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我昨天看你們已經做了決定了，我感到很興奮。

　　有人說過三句話，說沒有2003年的“非典”，我們后來提不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fā)展觀。“非典”之前，我們各級黨委政府鉚足勁抓經濟建設。有的地方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變成以GDP為中心�！胺堑洹逼陂g很多人死于“非典”，人們轉過來看說，當一個人生命都不存在的時候，GDP還有意義嗎？沒有任何意義了。所以，2003年胡錦濤總書記第一次提出“以人為本”科學發(fā)展。第二句是說，沒有2003年的“非典”，我們不會在全國自上而下地構建應對各種危急事件的應急管理預案。我前不久在中央電視臺做節(jié)目談地震的事情，在總書記在人民網上網以后，后來我還到人民網和網民對話，談總書記上網。我在這兩次做節(jié)目的過程中都談到這個事例。為什么中國在這次地震中會這樣的震撼世界，我認為有三個重要原因。

　　第一，中國政府以他實際行動高度關注人的生命，關注人權，第一時間在地震中做出了反應。據說溫家寶總理那天上午還在河南考察。在南陽，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把溫總理送上飛機回北京，徐書記自己回鄭州。到了鄭州以后，發(fā)現(xiàn)鄭州人心惶惶，議論紛紛，才知道有地震了。他馬上驅車到了地震局。這時候總理正從家里頭往國務院去�？偫碇�道發(fā)生地震以后，半個小時就決定要到地震災區(qū)去。我們可以想想，有哪個國家的政府能夠在短短幾個小時之內把地震指揮中心搬到了地震中心？總理和總書記在地震災區(qū)穿梭指揮，不顧余震，他們的言行全世界都歷歷在目，震撼了世界。第二，信息高度透明，我們這次有關地震災害的各類信息全部是公開的，據說包括總參調動軍隊，第一時間向全世界宣布。資訊高度透明，讓外國記者也可以去采訪，這樣不僅沒有了謠言，而且保持了社會的穩(wěn)定。第三，政府組織非常有效。大家想，沒有我們過去這五年中構建這130多萬項應急管理預案，我想組織工作很難做到這樣的水平。據英國報章報道，四川地震中倒倒塌的學校，相當與全英國學校的一半，我們調入災區(qū)的3.7萬的醫(yī)護人員，相當于英國全國的家庭保健醫(yī)生，我們派進去的13萬軍隊，再加上全國各地赴災區(qū)的救援人員、外國救援機構、民間志愿者等，這么大的組織調動過程，如果說沒有政府強有力的組織協(xié)調是不可想象的。同樣，全國民眾在地震中表現(xiàn)出的空前民族凝聚力和愛心，也極大地震撼了全世界。后來我在人民網做節(jié)目的時候說，總書記在人民網“強國論壇”和網民直接交流、對話，不僅說明高層對新興媒體的重視，更重要的是，在今年多次大的公共事件中，網民的表現(xiàn)，網絡上反映出來的主流民意，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些公共事件的發(fā)展進程。這些東西最高領導層看得非常清楚，所以總書記直接到網上和網民進行交流，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標志性事件。

　　第三句話說，沒有“非典”我們不會把政府職能的側重點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轉移�！胺堑洹敝�前我們更多地是關注經濟調節(jié)和市場監(jiān)管，“非典”以后我們才發(fā)現(xiàn)我們的社會管理不到位，公共服務嚴重缺位，所以從2003年后，我們感到政府管理很明顯地更加注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

　　第二點，在外部環(huán)境發(fā)生重大變化、我們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zhàn)的情況下，我認為我們更需要解放思想，也就是說通過大膽地解放思想，開拓進取，迎接挑戰(zhàn)。有人說胡總書記正在通過汪洋在廣東發(fā)動改革開放以后第三次思想解放，海內外是非常關注這次思想解放的，我也是很關注的。我的看法是，這場思想解放從表面上看，它是從落實科學發(fā)展觀切入的，比如，最近廣東省對廣東提出三個定位，很多媒體說這三個定位標志著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路徑已清。這三個定位是：第一，廣東要成為提升國家在國際社會競爭力中的主力��；
第二，廣東要變成落實科學發(fā)展觀的試驗田；
第三，廣東要成為促進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的先行地。這是最近廣東透露出來的信息，把廣東省未來的發(fā)展定位為三個層面。但是我的看法，就廣東的思想解放而言，最終不可能簡單的定格在經濟層面。在我看來，中國的市場經濟是一個完善的問題，不存在一個被顛覆的問題，中國不可能走回頭路。而我們這種體制我真正受到內外擠壓的、質疑的，恐怕更多的表現(xiàn)在我們政治層面以及政府管理層面。對于這一點，我想用我親身經歷的一個例子來說明。我去過很多次歐洲，但沒有去過當年的社會主義國家。前年我隨我們學院的代表去匈牙利考察交流，接觸了很多政府官員和學者。我發(fā)現(xiàn)他們在和我們交流時，似乎都在重復一句話，即沒有1990年的政治變革，匈牙利不會加入歐盟，也不會有現(xiàn)在的經濟發(fā)展成果。交流中，他們對中國的經濟發(fā)展還是很羨慕的，但是言下之意，對中國的政治卻不屑一顧，有一種“你們還能堅持多久”的意思。我說前蘇聯(lián)、東歐和中國好像兩個巨人在笑，誰笑到最后，誰笑得好，在我看來這兩個巨人現(xiàn)在都沒有笑到最后，至少目前中國在經濟層面的影響超過了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所有東歐國家。如果中國這個巨人在政治上也能笑到最后的話，可能對人類的貢獻也許會更大。因為，它說明一個有效的國家治理結構不一定只有西方一種模式，可能還有中國這種模式。問題在于我們這種體制能不能笑到最后。我后來寫了一篇文章，我說我們的體制不是不能笑到最后，中國的體制包括政治層面的體制有很大的張力，有很大的彈性，笑到最后的前提條件是必須解放思想、大刀闊斧的進行變革�；貒�后我用這個例子，寫了一篇文章，我在文章中說，我們這樣的體制不是笑不到最后，而是要對現(xiàn)行的政治、行政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而要進行這樣的改革，就必須要解放思想。我同時認為，我們在進行政治體制變革時，只要把握住三條底線即堅持共產黨執(zhí)政地位，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不引進西方的三權分立，我們有很大的發(fā)展空間。

　　所以，這場思想解放最終定格有可能從落實科學發(fā)展觀切入，最終延伸到政治層面，政府治理層面。我這個判斷的依據，就是深圳市最近出臺的《體制改革綱要》。我記得今年4月份我來海南建省20周年高層論壇的時候，我就曾提出海南要成為政治改革的示范區(qū)的觀點了，當時，深圳還沒有這方面的舉動。但前不久，深圳出臺了一個體制改革綱要，并在全國產生了一定影響。因為這個改革綱要出了很多具體改革目標。比如，未來幾年深圳市所有的局長，各個單位的行政一把手都要差額選舉產生；
深圳市各個區(qū)的人大代表都要直接選舉產生；
深圳市的市長也要差額競爭產生。我認為，這些舉措已經明顯出深圳正在由以往的經濟特區(qū)開始轉向政治特區(qū)，這個信號盡管剛剛開始，但還是很強烈的。實際上，深圳市這個體制改革綱要，我認為與落實汪洋在深圳考察后的一些想法是分不開的。這也是我為什么要將這場思想解放最后有可能延伸到政府、政治層面的重要原因。前不久中央黨校在紀念《中國黨政干部論壇》創(chuàng)刊20周年的高峰論壇上，有很多老專家和知名學者出席，中央黨校好幾位校長都與會了，我發(fā)現(xiàn)，這些老專家和學者都是很關注廣東這場思想解放的。我同時也認為，海南省委這次理論研討會后，各方面也會同時關注海南的這場思想解放的。

　　我們如何通過思想解放來突破，我這里講四句話。我認為要從觀念問題、民主政治發(fā)展、政府改革以及執(zhí)政黨自身的改革這四發(fā)方面進行深入和突破。

　　從觀念層面上，我認為溫家寶總理講的一些觀點值得我們高度關注。溫總理在去年三月份的兩會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講，民主、法制、自由、平等、人權、博愛這些東西帶有普世價值，也應該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追求的目標。我們今天在座的這些領導人，是主宰未來海南的，海南未來發(fā)展如何首先取決于我們這些人，取決于我們的價值和理念。我們只有承認這個普世價值以后，才能在實際工作中打開我們的思路，拓寬我們的視野。

　　在民主政治的發(fā)展方面，我覺得我們應該從三方面切入，即張揚民權、廢除特權、約束公權。

張揚民權，就是要按照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的“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和“三個四”的要求，認真加以落實。第一個四：“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jiān)督”。這個民主選舉究竟在什么范圍內可以民主選舉，如何民主選舉，選舉程序是什么是需要示范的，需要操作的。如果我們沒有具體示范，沒有操作，沒有程序，這個民主選舉永遠就是一個口號。第二個四：落實人民群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jiān)督權”。第一個四是四個民主，第二個四是四種權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第三個四：在基層要實現(xiàn)“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約束”，這些話都是十七大報告中的原話，這些概括目標明確，意向非常高遠，內涵深刻。要看到中央把人民民主作為社會主義的生命，從這樣一個角度來張揚民權。公民社會發(fā)展這個趨勢是不可阻擋的。

　　廢除特權，我覺得中央現(xiàn)在已經開始關注這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如新疆出現(xiàn)了民選的官員，在一定范圍內公布個人財產；
國資委正在關注和解決央企高管的天價薪酬問題；
還有中央進一步加大反腐敗力度，嚴格黨政領導干部的待遇等。

　　約束公權，在我看來，也許是我們至今仍然沒有完全解決好的核心問題之一。某種意義上說，中國這種制度有多大的張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能不能在這樣一個架構下找到一種有效的對公共權力的約束機制和制度設計。大家看到在奧運會前夕，中央最強調穩(wěn)定的時候，國內不斷地出現(xiàn)一些突發(fā)性的公共事件，包括貴州的甕安一萬多人打砸搶，還有上海的襲警案等，應該說都與我們政府的公共治理行為有一定關系。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的講話，包括撤銷了甕安縣的縣委書記和縣長，影響還是很大的。人們不僅關注打砸搶，還關注在打砸搶的后面的深層次原因。因為在礦山開發(fā)，房屋拆遷等方面，政府管理確實存在一些問題，粗暴管理，動不動出警力，這必然會引發(fā)一系列的嚴重的后果。在這方面如何有突破，是我們面臨的難題，也是社會廣泛關注的。

　　從政府自身改革來看，大家看到十七大以后的行政體制改革，是通過大部制改革的思維來調整政府組織結構。國務院機構改革已經邁出了很關鍵的一步。盡管還有很多阻力，但是改革的思路還是很清楚的：一是完善宏觀管理部門的職能，對發(fā)改委的權力做了比較大的調整，把發(fā)改委的四個司局調整出去，把微觀管理，審批等一些職能剝離出來。二是通過組建兩個大部，即工業(yè)與信息化部和交通運輸部，完善行業(yè)管理職能。三是通過組建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住房與城鄉(xiāng)建設部和環(huán)境保護部三個新部，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

　　關于執(zhí)政黨的改革，無疑是所有政治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我認為，不管解放思想也好，還是政治、行政層面的改革也好，最終能不能有所突破，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執(zhí)政黨自身的改革。我在多個場合下講過，中國這種體制架構，決定了黨不僅是一個執(zhí)政黨，而且處在領導地位。所以，我們國家的好壞都與執(zhí)政黨以及黨的領導息息相關。正像平常人們經常說的，擴大社會主義民主首先應該先從擴大黨內民主開始，真正體現(xiàn)科學執(zhí)政、民主執(zhí)政和依法執(zhí)政，我認為是非常有道理的。實際上，在執(zhí)政黨的自身改革來看，這幾年已經有一些重要舉措，包括黨內差額選舉，減少副職的數(shù)量，黨代表的常任制等等。盡管已經有了明顯的進展，但是我認為還有非常大的空間。在當前的實際狀況看，共產黨自身改革的步伐，可能會直接影響和決定政府改革的推進。

　　三、海南應該成為思想解放的前沿陣地

　　第三個問題，我想圍繞海南目前的發(fā)展談一點個人的理解。我來了以后研讀了你們會議形成的三個文件，我覺得非常振奮。又好又快發(fā)展海南的決定，還有省直管市縣的意見和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意見。對海南的問題我沒有更多的研究，但是我根據總書記對海南的一些講話和海南過去取得的成就，我認為海南確實是完全有可能成為中國思想解放的前沿陣地，也完全有可能在中國下一步改革中發(fā)揮更大的作用。我大體講這么幾點意思。

　　第一，在經濟層面上。我看到海南對未來的發(fā)展有很多定位，特別提出經濟自由貿易區(qū)和建設國際旅游島這樣兩個大目標，我是很振奮的。我上次在高峰論壇上曾講了一些看法。我建議海南應該公開打出一個“雙島戰(zhàn)略”發(fā)展目標，即國際旅游島、自由貿易島。你們提出的是自由貿易區(qū)。一般來說，簡約的提法容易引起關注，我覺得海南提出“雙島戰(zhàn)略”可能更容易在全國乃至全世界引起關注。我為什么要提這樣一個“雙島戰(zhàn)略”呢？我談三點理由。首先，你們提出叫“兩大一高”，即大項目帶動，大企業(yè)進入，高科技支撐，我認為它是整體上實現(xiàn)“雙島戰(zhàn)略”的策略和推動手段。“兩大一高”本身不應該是一個大的戰(zhàn)略目標，是實現(xiàn)“雙島戰(zhàn)略”的重要手段和推進的策略，通過大項目帶動，大企業(yè)進入，高科技支撐。

　　其次，我認為整個海南省的產業(yè)形態(tài)就應該圍繞“雙島戰(zhàn)略”來構建。已有的沒有問題，像高效熱帶農業(yè)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我認為大的推動思路應該圍繞“雙島戰(zhàn)略”來構建和完善海南的產業(yè)形態(tài)。就我個人的體會，海南是非常有條件發(fā)展信息產業(yè)的。高科技產業(yè)可以把重點放在信息產業(yè)、海洋產業(yè)和現(xiàn)代服務業(yè)這三個方面。我總體要表達的意思是，海南應該圍繞“雙島戰(zhàn)略”構建你們的產業(yè)形態(tài)，除了發(fā)揮已有的優(yōu)勢，比如熱帶優(yōu)勢農業(yè)，天然氣、石油等方面的資源和優(yōu)勢之外，整體上我認為要圍繞“雙島戰(zhàn)略”做大文章。我是國家信息化產業(yè)專家委員會委員，也很關注這方面的問題。比如珠海當年沒有發(fā)展信息產業(yè)就有點失策，它那里的環(huán)境是非常好的，當時只定位為休閑旅游居住的城市，現(xiàn)在沒有產業(yè)的支撐，它現(xiàn)在很后悔。我認為像海南這么好的環(huán)境，發(fā)展信息產業(yè)是非常有條件的。

　　再次，打出自由貿易島這個“雙島戰(zhàn)略”的時候，我認為更應該強調瓊臺合作。我前不久到福建去講過一次課，福建也認為他們的機會來了，他們和臺灣有天然的聯(lián)系。但我的看法是，臺灣目前走到這個地步，完全按照我們預想的選舉結果到來以后，確實給我們打開了非常大的空間，也為海南未來的發(fā)展打開了很大的空間。如果說四月份海南高峰論壇時，臺灣的選舉還不明朗，我們還不好做這樣的判斷，現(xiàn)在已經完全明朗了，反過來給海南提供了非常大的發(fā)展機遇。因為這兩個島，它就比你大一點。去年臺灣的產值4190億美元，海南只有180億美元，連他的零頭都不到，人口是他的三分之一。我認為海南確實有非常大的發(fā)展空間。臺灣的信息產業(yè)是非常發(fā)達的，信息產業(yè)也不可能在國內全面開花，有可能像新加坡那樣搞園區(qū)。因為新加坡是個小國家，不可能把新加坡的一些做法遍地開花，干脆在蘇州搞一個新加坡工業(yè)園區(qū)，集中把你們的經驗往這兒擺，也可以形成拳頭，可能更能產生影響。后來證明當初的這個決策還是很有遠見的。出于這種思路，我覺得海南完全有可能，有能力對接臺灣的信息產業(yè)。你們的高科技一定要突出和臺灣的合作，將來有可能形成一種雙贏的局面。

　　第二，在政治層面我就不多講了，既然是海南是國內最大的經濟特區(qū)，又是一個省級經濟特區(qū)，我覺得我們的特區(qū)不要簡單的定位到經濟層面，可以在政治方面選擇那么幾個突破口帶動全國。因為現(xiàn)在已經有相當?shù)臈l件。首先，建省初期就是“小政府，大社會”，目前依然保持這個模式，特別省直管市縣的做法逐步將成為全國的模式。我看了你們下放權力的種種規(guī)定以后，覺得很有價值�，F(xiàn)在內地的市管縣還是非常艱難的。比如河北和浙江搞試點，浙江基本上是財政上，行政上還沒有市管縣。但這是一個大趨勢。我認為海南在這方面已經邁出非常重要的步伐，有很多重要經驗可以總結。這兩個方面，一個“小政府，大社會”，一個是“省直管市縣”，這兩個方面我認為有很多經驗可以總結，而且可以進一步往前看。

　　除了這兩個之外，我建議衛(wèi)書記和羅省長，一定要在政治層面選兩三個突破口。我認為在政治層面，敢做本身就要有勇氣，要解放思想，我認為中央肯定會批準。我的看法是中央很希望在十七大提出的一些目標后，能在一些地方有試點、有總結、有示范，這樣給全國提供一些經驗。

　　我最后講一句話，那就是既要關注經濟層面和行政層面，還要特別關注政治層面。從中國目前發(fā)展的前景來看，如果我們在政治層面上能有一些突破的話，可能在全國的影響，對中國的貢獻可能更大。

　　這完全是我個人的看法。謝謝各位。

　　該文乃作者在2008年7月9日海南省委理論研討會上的發(fā)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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