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起林同濟這個名字，人們依稀能想到的是他的《戰(zhàn)國策》，其余大約就語焉不詳了。無論如何，林同濟畢竟是屬于二十世紀的，他的學術思想、成就、人生的無奈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特有的紛繁。“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在恍然近一百年后的今天，我們再回望這樣一位“長一顆標準的知識分子‘蛋頭’（egghead）”1的教授時，不僅看到了其深邃的學識和波折的經(jīng)歷，同時也看到了在那個動蕩時代一個個性鮮明的知識分子的命運。

　　少年時光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年，公元1906年）三月三日，一個新的小生命呱呱墜地于福建省福州的一個封建士大夫家庭。他就是林同濟。林家當時是福州的望族世家，十代以來，都是科舉入仕。高祖舉人，為府學教諭。曾祖起先教書，后中進士，做知縣。祖父林皡農(nóng)，前清進士。父親林西智前清舉人，后學法律，由前清至民國做司法官與教授�？赡苁羌易宓倪z風，林同濟的身上始終煥發(fā)著某種貴族風范。

　　既是“世代為師”，林同濟和他另十個姊弟妹們一樣，童年的啟蒙教育都來自于祖父、父親以及叔叔們的教授。熟讀背誦四書五經(jīng)是他主要的“課程”。

這種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的教育在他幼小的心靈上打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深厚扎實的基礎教育對他日后的思想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之后他對中國儒家文化的批判也是建立在對此深刻感悟的基礎上。受父親的影響，年少的同濟喜讀《莊子》及左丘明的《左傳》。浪漫主義情懷的種子在此時已播灑在林同濟的內心�！拔膶W之士”的祖父和父親對古詩詞頗具喜愛，還教授林同濟不少經(jīng)典詩詞和文章。同濟小時讀書即特別聰穎，為親友所贊羨，他沒有和他弟妹們一樣貪玩而不愿完成每天的背誦及謄抄作業(yè)，祖父的房間里每天都能傳來爺孫倆朗朗念誦唐詩的聲音。這為林同濟日后對中國詩學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自己也曾感慨說“對詩詞的所有‘敏感’很大程度上都緣自于祖父的訓練”2——盡管林同濟被認為對詩詞有著不尋常的天賦。祖父時常對他談的“三不朽”之說，在他年幼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飽含著爺爺對長孫的全部期盼和疼愛。

　　1905年，延續(xù)了千年“選拔賢人”的科舉制度終于壽終正寢。仕途之道被堵，死抱著經(jīng)史子集不再是潮流。林同濟的父親是個有學識的開明之人，他把剛滿十四周歲的同濟送入新學堂進一步學習。因為他們認為教會學校的教育條件比公立學校要好些，即使家中拮據(jù)，林家也讓十一個孩子全部在教會學校念書。這種既非書院、又非學校，同時又似書院、又似學校的洋學堂往往都是“半邊西，半天中”——“中西合璧”式的。開設的課程是古今中外，無所不包。同濟就讀的是始建于1911年的著名教會學校——北京崇德中學（現(xiàn)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學）。他日后的清華校友梁思成、“戰(zhàn)國策”派的志同道合者雷海宗以及摯友孫道臨都曾在該校就讀。洋學堂的教育背景使林同濟在接受更多傳統(tǒng)文化熏陶的同時，也受到了一定的西學啟蒙，為他日后留美生涯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1922年，聰慧的同濟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入了清華學校高等科。這年，雷海宗恰好從清華學校畢業(yè)，公費留美。雖然林同濟無緣與這位日后的摯友相見，但再次成為校友的經(jīng)歷為兩人建立起非比尋常的紐帶�！皯�(zhàn)國策派”的其他代表人物賀麟與林同濟同年進入清華，陳銓在兩年之后相繼考入。在清華的校園中，林同濟接受了更多的“新”學，除國文、修身、通史、上古史、中古史外，還要學修地文、生理、物理、化學、平面幾何、手工、音樂、體操、英文學、德法文、高等算學、美史、經(jīng)濟、政治等課程。梁實秋、梁思成、王照時等在林同濟入校后次年從清華畢業(yè)，梁啟超一度被清華聘任。在如此眾多良師益友的相伴下，離開清華時的林同濟無愧于四年的勤奮苦讀，內心也受到不少了“洗禮”。

　　盡管林同濟曾用“世外桃源”式的生活來描述四年的清華生活3，事實上是沒有那樣安逸的。尤其是北京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各大高校師生的參與熱情都異常澎湃。進入清華這樣的學府，更是沒有可能“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雖是預備留美學校，清華學生的愛國熱情絲毫不遜，反是聞名遐邇。1925年為聲援上海五卅慘案的受害者，清華全體學生為孫中山送靈。1926年 3月18日，清華的全體學生參加北京各界五千余人在天安門前召開的要求執(zhí)政府拒絕日英美等八國提出的拆除大沽口國防設備的最后通牒，抗議日艦十二日對大沽口炮擊的國民大會，遭到執(zhí)政府衛(wèi)隊的槍擊，成為“三·一八”慘案。清華學生有20多名受傷，大一學生韋杰三中彈犧牲。同月22日，清華的全體同學進城迎韋杰三烈士靈柩回校。面對鮮血的淋漓，象牙塔中的安然生活不復存在，林同濟怎能在書齋中靜坐？怎能獨自走開，無動于衷？置身于那樣的氛圍，“良知”驅使他一同走上街頭，手持“烈士不死，英靈猶在，殺盡國賊”的旗幟，體悟著五四學生的激情。這段學生運動的經(jīng)歷想來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十五年后他感觸于今昔五四之大區(qū)別，寫下《學生運動的末路》一文。清華的這些傳統(tǒng)深入其骨髓。林同濟一生摯愛祖國，除受儒家經(jīng)典的影響外，清華精神也是一個極大的因素。

　　林同濟這代人，隨著留學潮，大多吃過洋面包，有過留學經(jīng)歷。轉瞬林同濟從清華畢業(yè)，1926年官費赴美。二十歲剛過的他開始了八年全新的留美生活。是年，入安阿伯密西根大學留學。林同濟去美前，在法律界已有相當成就的父親希望這位長子能“繼承”其事業(yè)，修學法律，可惜林同濟對“觸嗅他人事務”毫無興趣，政治、哲學顯然更能激發(fā)其興致4，他一頭扎入其中。在密西根大學讀書時，他專修國際關系與西方文學史，側重社會政治思想。1928年，順利獲得該大學學士學位，轉入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究院攻讀政治系。

　　雖然身處美國，林同濟的目光卻始終聚焦于國內。1927年，日本田中內閣召開“東方會議”，討論所謂“滿蒙政策”。而美國政府及其輿論因日本的“宣傳”態(tài)度多有姑息�！坝|嗅”國際事務林同濟似乎十分敏銳，他極早地意識到日本潛藏著的巨大政治野心，開始撰寫“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Japanese railway enterprises in Manchuria"5。序言第一句話林同濟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自華盛頓會議以來，日本對華政策愈集中于滿蒙�！�6書中他提醒青年要警惕國土被侵。

　　1929年，獲得政治學碩士學位后，林同濟繼續(xù)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并擔任該校東方語言系講師。同時期兼任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市米爾斯學院中國歷史與文明講師，由此，林同濟認識了他后來的妻子黛南·格雷（Adeline Gray）。這位年僅二十四歲的來自中國的講師，說著一口流利而純正的英語，具有文人的儒雅氣質，散發(fā)著東方人獨具的魅力，自然受到不少女學生的仰慕。黛南·格雷更為林同濟的才識和個人魅力所傾倒，對他崇拜有加。因黛南的父親曾在中國當過傳教士，促使她對中國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可能是這一層因素增進了黛南與同濟的感情。黛南一直期望并堅信同濟林如果能專注于某一點，一定會有了不起的成就，兩人頓時墜入愛河。

　　當林同濟還沉浸于愛情的初始甜蜜時，發(fā)生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1931年，這是林同濟一生中重要的轉折年。九·一八東三省的淪亡，對他產(chǎn)生不小的沖擊，更深深震動了他的心靈。從任何方面看去這都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它把整個民族推向一個新的境地，每一個靈魂都深入在一個主題上——民族生存。面對亡國滅種的嚴重危險，如何挽救中華民族成為全民族的中心任務，也迫使每個知識分子陷入深深的省思�！叭毡驹陂_始全面并吞中國，誰能制止他？”7對東北問題有過深入研究的林同濟較早的意識到了這一點。還是學生的他如同當年在清華時身體力行，到處講公理，求制裁，然一切落空。與之最有來往的兩位美國教授，幾次告訴他說：“日本有組織，有力量；
我們美國人同情中國，卻是佩服日本的�！边@話打著了林同濟的心坎。林同濟意識到：這是一個講求“力”的時代，“力”是一切。于是在他心里開始盤旋著這樣一個強烈而堅定的認識：（1）西方人的人生觀是力的人生觀；
（2）西方文化是力的文化；
（3）而力的組織，自文藝復興以來，就愈演愈顯著地以民族為單位，國家為單位；
（4）到了廿世紀，國與國間的“力的大拼”已成為時代的中心現(xiàn)實；
（5）在日本全面侵略急轉直下的關頭，中國唯一的出路是“組織國力，搶救自己”。8以“力”為母題的思想逐漸產(chǎn)生，這是林同濟后來提出的“戰(zhàn)國時代”、“尚力政治”說的基礎。

　　此時的西方，尼采正風靡思想界，也是被納粹大加曲解利用之時，正求學于美國的林同濟，攻讀的學科又是政治、哲學，“置身于這樣一種‘尼采熱’的浪潮下，西方思想界的這一重大變化和尼采的思想觀念，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9尼采，這一發(fā)現(xiàn)不免讓意識還有些模糊的林同濟激動萬分，他終于找到了自己思想基礎的根據(jù)。無怪乎他說生平愛讀尼采的作品，甚至認為尼采的作品“最攪動心魄”。林同濟認為，“尼采確實嗅到現(xiàn)代歐西文化的中心病象”——頹萎；
于是應當尋求一種“超過人類”的努力——超人。在林同濟心中，尼采的“超人”是一種“把宗教家‘超于人’的高度認合于道德家‘入于世’的熱力，再透過蘇格拉底以前希臘異教的自衛(wèi)精神，唯美精神，而燒烤出他心目中所獨有的理想人格型”。10這種理想人格可以在儒家思想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找到共契之處，也更適合在發(fā)蒙時期即熟讀四書五經(jīng)的林同濟骨子里的思想。

　　1934年，林同濟獲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政治學博士學位，時年28歲。他的博士論文《日本在東北的擴張》答辯十分成功，在近五十年后他的追悼會上，加州大學在悼念詞中提到，他在伯克利榮獲博士學位的榮譽“使他一生臻于圓滿。”11

　　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往往有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出國留學，學成后為國效力是他們的主導精神。正是這種愛國主義情感，使他們往往在歷史轉折的關頭做出很多常人無法理解的選擇。清華的出國留學生學成后大都回國。林同濟也不例外。1934年，當日本侵華戰(zhàn)爭的烽火即將全面燃起之際，林同濟帶著滿腔的愛國熱情，回國。

　　輝煌年代

　　1934年，林同濟把它稱為之自己的“定計之年”。無論事業(yè)還是婚姻都在這年有了起步。林同濟開始了他人生旅程的輝煌。

　　從美國回來后，可能得雷海宗的推薦，林同濟到天津南開大學教書。顯然林同濟極受南開的器重，即刻擔任了政治系兼經(jīng)濟研究所教授。除教書外，他還被聘任為《南開社會經(jīng)濟季刊》（英文）的主編。

　　這年，二十八歲的林同濟與黛南·格雷結婚。當林同濟回國后，對遠在美國的“學生”依舊無法釋懷，每每寄去長信以述衷腸。在那樣一個年代，娶一位美國洋媳婦回家仍是鮮見的。林同濟擔心家人會不同意，或是因彼此生活習慣的差異而不能與父母融洽相處，故而一直隱瞞。倒是開明的父親看出了同濟的“心思”，促成了這樁婚事。之后，同濟與黛南在東京相聚成婚。這位美國媳婦堅持要體驗一回中國風俗，所以婚禮的慶典是按傳統(tǒng)儀式在中國舉行的。隨后，黛南也到南開大學教授英文。

　　林同濟是不甘“寂寞”的，回國后他便要向人們證明他的一套思想學說。祖父從小就教育他的“立言”最高，“立言”最可傳久，影響最大的教誨始終觸動著林同濟的內心，而一心認為“思想家是最有為的政治家，因為他控制著人們的靈魂”的想法更激發(fā)起他的“壯志”，立志“做個思想家”的信念由此打定12。林同濟追效費希特（Fichte）《告德意志人民書》的風格，開始寫一本批判中國文人性格的著作，以貫徹“做個思想家”的夙愿。擬就了大綱，最終因抗戰(zhàn)發(fā)生而中止。

　　日本蓄意挑起七七盧溝橋事變，面對日本的咄咄相逼，蔣介石政府不得不進行抗戰(zhàn)。1937年盛夏，蔣介石為了取得更多的支持，將全國有影響的知識分子邀請到他的避暑勝地廬山召開各界人士座談會，由蔣親自主持共同商討國家大事。林同濟也在受邀行列。會議結束后，每個與會者被邀請加入國民黨，林同濟回絕了。一直在法院任職的父親，深知其中的復雜，不僅自身努力地要遠離政治，也一再建議他的孩子不要介入政治。林同濟顯然也沒有想走“學而優(yōu)則仕”的道路的意愿，他一生都沒有接受過一官半職，始終以學術的姿態(tài)參與政治，以學者的身份為大眾說話，向當權者提出批評與建議。但與當時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林同濟把抗日救國的希望寄予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

　　不久，日本攻打上海。上海即將落入日本的手中，距離它不遠的南京岌岌可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南京政府頒令規(guī)定所有在職官員都必須堅守崗位，不得離城，但其家屬不受限制，在國內第二法庭擔任主法官的父親決定把家人送往四川重慶。于是身為長子的林同濟代父護送。他們搭乘的前往重慶的英國輪船擁擠萬分，飲用水一度被中斷，許多乘客處于缺水狀態(tài)。林同濟被這種漠視中國乘客的行徑激怒，與船長進行交涉。英國船長作勢要推擠他，試圖給他一個下馬威時，被同濟大喝一身聲：“Don"t touch me！”（別碰我�。┐�長被震懾了。一番談判之后，被迫同意提供飲用水。林同濟在洋人的威勢面前捍衛(wèi)了中國人的尊嚴。

　　逃難到四川后，林同濟到昆明云南大學擔任政經(jīng)系教授。在1938年4月16日昆明市各界在省黨部舉行的民眾討逆大會上，林同濟發(fā)表了關于中國文化的演講。談到中國“孝為百行先”的流弊，主張此后應當以“忠為百行先”；
談到中國“獵取功名”觀念的流弊，主張以“創(chuàng)造事業(yè)”觀念；
談到中國“容忍茍安”的習氣，主張此后應當特別注重“勇”的提倡13。這一演講遭到了一些的反對聲音，這或許是林同濟向大眾發(fā)出的第一個呼聲。林同濟于6月15日《今論衡》第一卷第五期發(fā)表《大政治時代的倫理——一個關于忠孝問題的討論》，進一步論述了這一問題。在這個國難逼來，山河破碎的時代，林同濟終于義憤填膺的走向社會，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投身其中。

　　平津淪陷后，北方三大名校紛紛遷往昆明。1937年11月1日，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在長沙組成臨時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簡稱西南聯(lián)大。昆明成為后方第一文化城，在此，林同濟遇到了更多志趣相投的朋友。這個時期的大學教授往往都擁有較大的自由，喜將自己的學術思想訴諸于筆墨，先后創(chuàng)辦了《當代評論》、《今日評論》、《戰(zhàn)國策》等等�！督袢赵u論》的主編就是林同濟的昔日校友雷海宗，時為西南聯(lián)大歷史系主任。1938年《今日評論》在昆明創(chuàng)刊。林同濟受雷海宗的邀請一并參與編輯。朱光潛也有加入。慢慢地，圍繞著《今日評論》雜志云集了相當一批共志者，他們是后來的“戰(zhàn)國策”派的雛形。

　　受西南聯(lián)大氛圍的影響，在抗戰(zhàn)激動之下，林同濟原來的著書立說想法有了一些變化，他考慮辦刊物，想要在中國的學術界掀起一場文化學術思想運動。1940年，林同濟與云南大學、西南聯(lián)大的一些教授陳銓（西南聯(lián)大外文系教授）、雷海宗（西南聯(lián)大歷史系兼師院史地系主任）、賀麟（西南聯(lián)大哲學系心理系教授）為核心人物及何永佶、朱光潛、費孝通、沈從文、郭岱西、吉人、二水、丁澤、陳碧生、沈來秋、尹及、王訊中、洪思齊、唐密、洪紱、童嶲、疾風、曾昭倫、曹卣、星客、上官碧、仃口等26位“特約執(zhí)筆人”（其中唐密為陳銓的筆名、尹及為在何永佶的筆名），為了表示對中國文化發(fā)展的態(tài)度及積極的入世精神，以古代的謀臣或策士自詡，共同在昆明創(chuàng)辦《戰(zhàn)國策》半月刊。他們因此被稱為“戰(zhàn)國策”派。

　　1940年4月1日，《戰(zhàn)國策》半月刊正式創(chuàng)刊�！皯�(zhàn)國策”派以重建中國文化為宗旨發(fā)表大量文章，主張文化形態(tài)史觀，提出文化重建構想，大談“大政治”學說，抨擊官僚傳統(tǒng)，檢討國民性，提倡民族文學運動，在學術思想界掀起了不小的風波。一時間，“戰(zhàn)國策”派名聲大噪。

　　事實上，“戰(zhàn)國策”派主要以雷海宗、林同濟、陳銓三架馬車齊驅的。他們常以論著呼應彼此的觀點。雷海宗（1902-1962）年歲最長、最資深。1922年從清華畢業(yè)后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1927年獲得該校博士學位，隨即歸國�；貒�后曾擔任西南聯(lián)大、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文學院代理院長等職。編著有《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中國通史選讀》、《西洋文化史綱要》等等。“戰(zhàn)國策”派時期，諳熟歷史的雷海宗往往從歷史學的角度尋求中國文化的發(fā)展，他提出的“中國文化獨具‘兩周’”14論是其獨特的中國史觀。陳銓（1905-1969），1928年從清華大學畢業(yè)后赴美奧柏林大學留學，獲得碩士學位后，轉赴德國攻讀博士學位。與林同濟同年回國，曾擔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西南聯(lián)大外國語言文學系教授等職。著有《中德文學研究》、《中國純文學對德國文學的影響》、《從叔本華到尼采》等，并創(chuàng)作有《野玫瑰》、《金指環(huán)》、《無情女》等，顯然，以文學見長的陳銓更多的是從文學角度來提出文化重建構想，他借用尼采的思想提出“英雄崇拜”，提倡“民族文學運動”15，以民族文學增強民族意識。與雷海宗、陳銓相比，用“通才”來形容林同濟似乎更恰當些，文、史、哲各方面他都有涉獵。這與他的啟蒙教育以及八年留美生涯的諸多興趣是分不開的。林同濟進入了他一生著作最豐的顛峰期，及一生中最放光彩的時刻。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中留下了他的篇章，然而時代給予他的磨難重重的命運之輪也許也由此打開了。

　　林同濟從文化形態(tài)史觀出發(fā)，提出“戰(zhàn)國時代重演”論�！皯�(zhàn)國時代的重演”是林同濟的文化命題，他對文化、對民族性格的論述都是從這一點出發(fā)展開的。林同濟將文化發(fā)展的一般形態(tài)分為封建階段，列國階段，大一統(tǒng)帝國階段三個階段。他把現(xiàn)實世界比作中國古代的戰(zhàn)國時代，這個時代的意義即是“一切為戰(zhàn)，一切皆戰(zhàn)”。并有三個獨特的地方：“戰(zhàn)為中心”、“戰(zhàn)成全體”、“戰(zhàn)在殲滅”。

他強調中國要在這個時代生存必須建立起“戰(zhàn)國七雄”時代的意識與立場，重新策定內在外在的各種方針、仔細評量二千多年的祖?zhèn)魑幕?6。

　　林同濟“力”的學說則回答了如何建立起“戰(zhàn)國”精神。在他看來，面對近代中國的民族危機與抗戰(zhàn)現(xiàn)實，喚起民族的活力關鍵在于“力”。有了“力”，才能“戰(zhàn)”，才能“斗”，民族也才能“生”。因而他鼓勵人們建立“戰(zhàn)士式的人生觀”，勇敢地去“戰(zhàn)”17。他希望以力來改變國民膽小懦弱、明哲保身、息事寧人的性格。

　　林同濟還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中國傳統(tǒng)儒家文化，他精辟指出中國政治的關鍵就在于“官僚傳統(tǒng)”，這個具有皇權毒、文人毒、宗法毒、錢神毒的漸已轉為內向型，逐漸腐敗、落后的毒瘤必須徹底根除。18林同濟認為“士”是改造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關鍵點。對士大夫文化的批判顯示出林同濟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深刻體悟。他指出三千年中國社會政治史一言以蔽之“由大夫士到士大夫”，即由貴族武士型轉到文人官僚型。大夫士的核心價值觀念“義”蛻變?yōu)槊孀樱�“禮”退化為應酬，“忠、敬、勇、死”的四位一體觀，巧變?yōu)椤靶�、愛、智、生”的四德中心論，湊成一種“柔道的人格型”。理應擔負文化傳承的“士”已由技術蛻變到宦術，即由做事蛻變到做官，這是國家的孽運19�，F(xiàn)有的士如何成為配當社會改造的動力與先鋒是這個民族急待解決的問題。

　　林同濟的“戰(zhàn)”與“力”的學說都是緣于抗戰(zhàn)這個大時代下提出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是挽救危亡的唯一途徑。但在人們廣泛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侵略戰(zhàn)爭的聲音中，他獨樹一幟，一鳴驚人地說“戰(zhàn)國時代的重演”，在學術界不免引起強烈的震動。胡繩、茅盾、潘梓年、漢夫都撰文提出自己的不同觀點；
更有甚者，認為林同濟等人的思想是法西斯毒素在中國蔓延。林同濟的《第三期的中國學術思潮——新階段的展望》一文發(fā)表后，郭沫若在重慶文化界第七次座談會上“點名批評”，從而掀起了一場不小的爭論，林同濟因此成為學術界的關注，遭到不少“謾罵”。雖然此時基本上仍限于學術上的爭鳴，但從某種意義上說林同濟已與左翼知識分子結下了某些“恩怨”。

　　在林同濟的學術成就走向輝煌的時候，婚姻生活出現(xiàn)了難以名狀的痛楚。與黛南結婚后，美好的生活只持續(xù)了三年。1937年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林同濟適時在廬山參加蔣介石主持的座談會，之后為了躲避戰(zhàn)亂，林同濟護送家人至四川。仍在南開教書的黛南因為是美國公民得以暫避上海。1940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fā)后，美國對日正式宣戰(zhàn)，所謂的避難所也就不復存在。為了能與在昆明的同濟相聚，黛南經(jīng)過萬難來到昆明�？上�相聚后的幸福時光維持不久，因為黛南完全不能適應昆明的環(huán)境，很快健康出了嚴重問題，患上了慢性腹瀉、急性瘧疾等許多病癥，只見身體日益拖垮。處于戰(zhàn)亂中的中國沒有很好的醫(yī)治設備及療養(yǎng)環(huán)境，回到美國是唯一拯救黛南的辦法�？紤]到以后兩人相見的機會十分渺茫，林同濟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決定：與黛南離婚。經(jīng)過一番苦痛掙扎之后，黛南最終與這位一生深愛的“老師”分離。意外的是，1948年黛南以聯(lián)合國官員的身份來到中國，依舊是單身的兩人一度論及復婚，可能林同濟還是考慮到照顧父母，終究未果。但是林同濟一生都沒能遺忘黛南，他一直獨身一人，直到57歲母親去世后才再婚。在他1980年去美國講學時，甚至還打算為黛南樹墓碑，可惜這個心愿未能實現(xiàn)。

　　1941年7月，《戰(zhàn)國策》半月刊在出版了十七期后，因“空襲頻仍，印刷遲緩，物價高漲”20而宣告停刊。當時設在重慶的發(fā)行量最大、頗具影響力的《大公報》同意自12月3日起每周三在《大公報》上開辟《戰(zhàn)國副刊》。林同濟被邀請擔任《大公報》每周副刊的編輯。由此可以看出，《戰(zhàn)國策》雜志和“戰(zhàn)國策“派在后方已有巨大的影響。

　　這一階段，林同濟的代表作主要有《從戰(zhàn)國重演到形態(tài)史觀》、《寄語中國藝術人——恐怖·狂歡·虔恪》等等�！稄膽�(zhàn)國重演到形態(tài)史觀》是林同濟文化形態(tài)史觀的進一步闡述，他把各種文化發(fā)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一）封建階段，是“原始人群”與“文化人群”的分界，就是貴族中心或貴士中心階段。類似于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代；
（二）列國階段，具有“個性煥發(fā)”和“國命的整合”兩大潮流，是任何文化體系最活躍，最燦爛，最緊張而最富創(chuàng)作的階段。類似于中國歷史上的戰(zhàn)國時代；
（三）大一統(tǒng)階段，此時一心一意要“太平”，只求“天下無事”，結果導致“頹萎”21。而《寄語》一文則是林同濟倡導“民族文學運動”的代表作。林同濟模仿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風格，展現(xiàn)了“恐怖、狂歡、虔恪”三種美學境界。文如其人，文章中那種奔放、摯熱之情是林同濟個人氣質的體現(xiàn)。

　　黛南回到美國后，林同濟孤身一人得了胃病肺病，輾轉與已遷居四川北碚的家人團聚。適時，上海復旦大學已搬遷到北碚，這個重慶旁的小鎮(zhèn)因而繁榮起來。林同濟的父親已在復旦教授民法，同濟到那里擔任比較政治學教授。由于林同濟身體狀況不太良好，而昆明方面教授的稿子又不繼，他一個人難以支撐，1942年7月《戰(zhàn)國副刊》在出版了三十一期后也停刊了。

　　1943年末始，國內外形勢發(fā)生重大變化，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發(fā)展，人們更多關注考慮戰(zhàn)后建立怎樣的國際新秩序，建立一個民主的世界，再度成為時代最響亮的呼聲。林同濟受這種思潮的影響，對“戰(zhàn)”與“力”逐漸“退熱”。另一方面，婚姻的悲劇收場，使林同濟深切感受到人生的百變。他的思想開始由“力”的學說轉到“價值論（道德論）”的強調，由戰(zhàn)國主義轉到人文主義，對一些基本哲學問題有了更多的關注。同時，幾乎停止了雜文的寫作，回到了原來著書立說的想法，潛心攻讀，希望有一天可以寫出一、二本“傳世之作”。

　　1944年，林同濟在重慶主辦“在創(chuàng)書林”書社，編在創(chuàng)叢書。這是他探求一種他稱之為“中國人心靈的尋求”22的工作的開端。林同濟開始將改造民族性，重建中國文化視為一項長期的任務。5月，雷海宗《從叔本華到尼采》一書由重慶在創(chuàng)出版社出版，林同濟為之作序《我看尼采——〈從叔本華到尼采〉序言》；
6月，林同濟主編的《時代之波》由重慶在創(chuàng)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了林同濟、陳銓、賀麟等23篇論文。

　　1945年，林同濟開始著手另一份“雄心勃勃”的計劃，創(chuàng)建一座最大規(guī)模的西方思想圖書館。正當林同濟為籌措圖書館資金犯難之際，命運的曙光再次照射到他身上。他在重慶結識了上海銀行的創(chuàng)始人陳光甫，兩人一見如故，成為好友。陳光甫承諾對于創(chuàng)建圖書館給予經(jīng)濟上的全力支持。不久，林同濟應美國國務院文化處的邀請，赴美進行學術交流，同時受邀的還有曹禺、老舍。林同濟先在奧克蘭市的米爾斯學院執(zhí)教。之后在斯坦福大學做了秋季學期的客座教授，講授“中國：心靈高于政治”，這或許是他興趣轉向后的內心思考所得，美國《觀念史雜志》（第八卷第八期）后來還發(fā)表了他的《中國心靈：道家的潛在層》一文。然而林同濟此行主要目的還是為圖書館爭取學術和經(jīng)濟方面的支持。而后，林同濟又游歷歐洲，廣泛訪問了英、法、德、意文史哲學者與作家。如與意大利的克羅齊、法國的薩特、英國的拉斯基等討論中西文化問題，并邀請每位被訪者提供一份100名最重要的西方思想家的名單，以他們的著作作為圖書館的第一批藏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林同濟沒有留居國外，在國內戰(zhàn)火紛飛時回國。很快，“海光西方思想圖書館”在當時上海的哥倫比亞路正式創(chuàng)建成立。林同濟最小的弟弟林同奇、復旦大學的蔣孔陽以及另兩位編目專家一起研究管理。圖書館還定期舉行各類學術講座，一度發(fā)展興盛。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圖書館被關閉，藏書歸入上海圖書館。

　　1948年，郭沫若寫《斥反動文藝》，將文藝界分為紅黃藍白黑五類分子。其中“戰(zhàn)國策”派被歸為藍色�！八{衣社”曾是國民黨的文化特務組織，因此所謂“藍色”，即是指責“戰(zhàn)國策”派是國民黨文化特務，替國民黨服務。“戰(zhàn)國策”思潮至此被定性為“宣揚法西斯主義”和“為國民黨統(tǒng)治提供學理依據(jù)”的“反動思潮”。這一定性注定了林同濟后來多難的命運，“反動思潮”的帽子更是持久難摘。

　　沉寂歲月

　　1949年2月，北平解放。蔣介石大勢已去，敗退臺灣，臨走之際運走了黃金、白銀、外幣和中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的文物精品，同時還制定“搶運學人”的計劃。父親考慮到林同濟的“歷史記錄”，建議他離開去臺灣。然而林同濟回答說：“中國若亡，吾與汝皆亡。”他真實流露出的情感讓父親無可辯駁，最終林同濟留在了大陸。林同濟這輩知識分子在思想感情上大多傾向偉大的祖國，文化認同感很強，往往有著強烈的愛國情感和深厚的“根”的情懷。且不說林同濟在抗戰(zhàn)時如何一再號召要勇敢地投身到戰(zhàn)爭中去，要捍衛(wèi)國家的尊嚴，民族的對立，就是在他受到嚴重批斗后仍然講：“母親越是窮，才越不能離開她�！眹�外的弟妹勸他退休去美度晚年，他屢屢謝絕說：“祖國不富強，我無心悠閑度日�！盨tanly Wells和Cyril Birch等幾位不�？湟�他人的英美著名學者，談到林同濟，都稱他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

　　誠然，林同濟有著崇高的愛國情操，但促使他留下的另一重要原因還是為了父母。作為長子的林同濟把照顧父母作為理應之責，“父母在，不遠行”，這種傳統(tǒng)“士大夫”習氣深深指導著他的行為。盡管林同濟曾專文批判“孝為百行先”，但“孝”僅作為“敬愛父母”之解23時他并不反對。同濟對父母的愛是深沉而發(fā)字內心的。與黛南離婚后他一直獨身，擔心一旦多了一人闖入他們的生活會讓父母感到不自在。1958年，父親去世后，林同濟對母親更是照顧備致，昏晨不怠。1957年，林同濟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生怕對母親照顧不周，已降職在低年級授課工資不太高的他仍為母親請了一保姆。母親生病時，復旦大學第2宿舍樓里經(jīng)常能看到林同濟奔波忙碌的身影。1962年12月30日，林同濟照顧了十六個春秋的母親因心臟病突發(fā)不幸去世，這給他以很大的打擊。他邀請復旦的一些同事為母親開追悼大會，并特寫一詩悼念。父母去世后，同濟每年都紀念他們的生日，可見其孝心。誠然，在后來連綿不絕的政治運動，“孝”與才華能否得到舒展的兩難選擇中，林同濟的心中不乏矛盾，難免會產(chǎn)生“夢尋海上三山藥，誤撿人間萬卷書”的情緒。”他尤其鐘愛于莎士比亞的《科利奧蘭納斯》，并在授課時一再講述，可能就是因為與科利奧蘭納斯產(chǎn)生某種心理共鳴。其中的酸苦與無奈是常人無法體會理解的。

　　新政權給“一窮二白”的中國帶來了生的曙光，開創(chuàng)了一番驚天動地的新局面，同時也掀起了一場革命性的改造運動。事態(tài)的發(fā)展是林同濟始料未及的。1950年6月，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10月，中國參戰(zhàn)。為了動員群眾，聲勢浩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在全國展開，進行了仇視、蔑視、鄙視美帝國主義的“三視”教育。這一運動波及了有美國教育背景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留美八年長期受美國文化影響的高級知識分子，林同濟在此時不得不厲聲控訴美國的文化教育。所幸他一向認為美國學術思想較為淺薄，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使他部分能認同“三視”的作用，內心沒有太多的掙扎與矛盾。1951年9月，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全面開始。翌年1月，中共中央發(fā)布《關于宣傳文教部門應無例外地進行“三反”運動的指示》，提出人人檢討過關的要求。既為“反動思潮”“領導階層”人物，林同濟不免要對他的前半生做一次“深刻的思想檢討”，于7月20日遞交了一份數(shù)萬字的長篇《思想檢討報告》。在這份自我上綱上線的報告中，林同濟對自己的出身、思想、言論做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檢討”�？梢韵胍�，當林同濟在大會上全盤否定自己的思想體系及一切言行時，心理忍受著多大的痛苦。但他并沒有因此變得“乖巧”，失去他的真性情，據(jù)他的老朋友賈植芳先生回憶，他對許多事情有自己的看法，認為“肅反時講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理解實際上是坦白從嚴，抗拒從寬�！贬槍�解放后人口流動的限制，他又說：“人本來是動物，現(xiàn)在卻成了植物，不能動了�！�24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了。一開始他并不是右派，后來因系里右派人數(shù)不足，而他平時比較直率，因此最后被拉去充數(shù)，成為“右派分子”。從此被打入另冊，受盡苦難。但他內心并不認為自己有錯，他打電話給他的好友、同時也被打成右派復旦歷史系教授王造時，說：“吃虧的不是我們，而是他們自己�！�

　　1952年的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把林同濟調入復旦大學外文系教書。雖然不能繼續(xù)政治史、文化史的研究，總算還能發(fā)揮他英文的特長。錢鐘書曾大力贊揚林同濟的parliamentary English（議會式雄辯英語），稱泱泱中國真正精通英文的僅一人半，他本人算一人，剩下的半個就是長江以南的林同濟。1942年，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曾邀請國內最頂尖的幾位英語大師翻譯此書，林同濟亦被當時的行政院長王寵惠邀請，因不可完全回絕，林同濟最后對書進行了部分潤色。他后來翻譯的唐詩宋詞在國外頗具影響。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出色的英語大師卻“淪落”去低年級教授簡單的英語。幸而當時被打為右派時，林同濟是湊數(shù)的，不是改造的“重點對象”，僅戴帽子，沒有批斗，不久就被允許回到講臺恢復擔任高年級英語課及研究生專題講座。據(jù)林同濟當時的學生、現(xiàn)在的復旦大學外文系名教授陸谷孫先生回憶：“林先生走上講臺，‘金口’一開，立即贏得學生一片叫好；
非他任教的小班還上書系領導，還要‘爭奪’林同濟�！�25

　　1963年，在孤寂走完大半生后，林同濟與為其母親做過長時間按摩護理的護士王大珍女士結婚。然而沒過上幾年稍許安逸的生活，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文革時期，新老帳一并算，林同濟再次受到了嚴重的批斗，“徹底”被“束”。過去的“反動歷史記錄”大帽未摘除，新的罪名又以強烈之勢涌來，林同濟因曾經(jīng)教授過《哈姆雷特》和《科利奧蘭納斯》被揪斗了十幾次，關了兩年多，每天被要求打八瓶水，來回需走不少路�？吹搅�十多歲的先生還要招此磨難，已成為同事的學生陸谷孫�！巴低怠睅椭�。即使是自己的先生，見了面也不能打招呼，只能微微點頭。

　　林同濟看不慣那些令人作嘔的人與人之間的利害關系（盡管這是一個時代的逼迫）決定退休，“待雪梅花意自閑”。然而林同濟從來不是一個甘于孤寂，虛度光陰的人。事實上，他根本沒有停筆養(yǎng)心，而是以十幾年的日日夜夜為李賀詩正字辯疑，期間閱讀了李賀詩歌古今版二十余種，從二百三四十首詩中，發(fā)現(xiàn)錯字、疑字五百多條。同濟認為李賀詩空靈幽邃，或許他想在李賀將意識升華到極高的境界中找到某種失落的意境。

　　林同濟心靈的另一種釋放是與與名畫家劉海粟、朱屺瞻、張大壯、謝之光、黃幻吾及周鏈霞女士等多有往還，自稱是“蜷縮一角，茍延殘喘�！斌w內道家思想中的自由精神多少排遣了心中的苦悶。其中，朱屺瞻的畫作尤得他的喜愛，可能是朱翁畫作中特有的“放”體現(xiàn)了“力”的韻味。兩人時常歡晤暢敘，縱談繪畫藝術、戲劇、哲學。一次杯茶對坐間，談及中國畫一向“意境第一”，未有畫家將對宇宙、對人生的看法反映于畫。朱翁得此啟發(fā)，創(chuàng)作了畫壇里程碑式的《浮想小寫冊》（十二圖）。暮色之年，林同濟又將朱屺瞻日常與親朋友人的談藝整理潤色為《癖斯居畫譚》一書，1981年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所謂“無為”其實還是“無不為”。林同濟雖不善畫卻能書善詩。他的書法秀麗雋雅，如今上�！皣�際飯店”四字即為他的墨寶；
還以“耕青”自稱，為這些畫家作有不少詩句。林同濟尤愛中國傳統(tǒng)詩歌的七言絕句，他的詩詞工夫在此時發(fā)揮極至，可惜兩百多首詩詞大半散失，少有留存，實為中國文學界一大憾事。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有如霧散天青，林同濟寫下了“十年流去天河水，洗出人間一點真”的詩句以寄托感奮。肉體上的摧殘，精神上的折磨，都未能把他整垮，他頑強地挨過來了。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隆重召開，會議糾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傾錯誤。林同濟被平反。年至古稀，苦盡甘來。

　　夕陽瞬間

　　建國之后連綿不絕的政治運動，林同濟逐漸中止了政治學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轉而研究莎士比亞戲劇，并嘗試以五拍素韻詩體的方法翻譯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及《麥克白》。研究莎學不能說就是完全“屈服”。盡管林同濟的一生充滿挫折，屢遭迫害，內心浸透著苦痛——抱負始終不得志，但他從未放棄過自己的理想與追求。即使后來幾乎完全致力于莎劇的研究，也依舊寄托著他當年的執(zhí)著——為促進中國學術文化的發(fā)展而努力。研究莎學是形式的改變，深層中對民族文化的憂慮與使命感依舊。為了實現(xiàn)這一宏圖，“四人幫”粉碎后，他以“烈火燼中再起鳳”的樂觀精神，活躍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活動中。如果說抗戰(zhàn)時是他的“第一春”，那么這時則開始了他人生的“第二個春天”�？上�來臨的有些晚且過于短暫了。

　　被打為右派時，在身心受到雙重重創(chuàng)的困難條件下，以數(shù)年工夫完成的“ "Sullied" Is the Word: a Note on Hamlet Criticism”終于于1980年1月《外國語》發(fā)表。26盡管當時這一爭論已達成一致，但林的文章仍引起了國內外莎學界人士的普遍關注。因此，1980年8月林同濟臨時得到莎士比亞年會的邀請赴英參加“第十九國際莎士比亞討論會”。林同濟成為建國后第一個參加國際討論會的學者。三十多個國家的兩百多位學者參加了這次盛會，會議討論的主題為“莎士比亞關于人物塑造的方法”。由于赴會倉促，來不及在會上提出論文，林同濟僅在閉幕會上賦詩贈給大會：

　　　　獨握靈光鏡，攝來萬像真。

　　　　自然無礙趣，四海一家親。

　　　　尚友群賢集，遄飛壯思新。

　　　　蘭亭今古意，中座撫頻頻。

　　前四句寫莎翁真實地反映現(xiàn)實的奇才，后四句寫莎學討論會的盛況，以蘭亭修楔事為襯托，回到中國文化方面來。同濟把題詩用毛筆、宣紙書寫，成了具有特色的贈品。他書寫的這首詩被配裝鏡框，懸掛在莎士比亞學院的大廳里，其作品為國際學術界所重視可見一斑。

　　赴會前林同濟接受了不少采訪。在接受新華社的采訪時，記者為了表達他的敬意，彬彬有禮地稱林同濟為“著名的莎士比亞專家”，可能是林同濟想起了《sullied之辯》一文不允許發(fā)表之事，他激動地回答說：“你聽說過有哪位莎士比亞專家連一篇關于莎士比亞的文章都沒有發(fā)表過？算了吧。叫我老學者就行了�！笔聦嵣�，林同濟常謙虛說“專家”一詞聞之“汗雨濕背”，愛“老學者”這個稱謂。此時他已少了年輕時的“狂”，更平添了一份“真”。

在一生最后幾個月，他似乎在作最后的沖刺。力主要在國內建立莎士比亞圖書館，逐步形成莎學研究的中心，以推動莎學研究進一步發(fā)展。在英國的一個月里，他為籌建莎士比亞圖書館到處奔走，做了大量工作。他單槍匹馬，去演講介紹中國莎學情況，英國莎士比亞學院捐贈了部分莎士比亞書籍。林同濟又用節(jié)余的錢，為籌建中的圖書館買了兩大捆書，興致勃勃回國，而其它什么東西都沒買。

　　經(jīng)歷這么多磨難后，已七十多歲的高齡，林同濟已無所畏懼，更敢于直言。文革后的人常心急如燎，已至古稀的他更有一種強烈的緊迫感，急切地想表達對國家未來的看法。在一次接受新華社記者的采訪中，林同濟就直述了自己對“民主集中制”看法，認為終身制早就過時了，沒有權力交接就是不民主。他是少數(shù)幾個最早指出終身制弊端的先見者之一。可能就是他這些“異論”，在他動身赴英之前， 8月14日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見了林同濟，林的好友新華社記者章仁鑑是此事重要的穿針引線之人。兩人交談了兩個多小時，林同濟直抒己見，首先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發(fā)展的構想，強調批判選擇的汲取西方文化中先進的思想。他還表示自由民主、人權等字眼不能放棄，要擴大，又指出大字報是落后的東西，建議讓民主黨派自己辦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成立一個研究中心，作為書記處的助手，在《人民日報》開辟星期論文和專欄，讓各種人發(fā)表意見，以體現(xiàn)民主的意義，還可針對時弊進行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的教育。胡耀邦對林同濟的建議表示了贊同，表達了共產(chǎn)黨對二十年來走的彎路的反思，鼓勵林同濟結合自己的體會大膽講，有什么不對的地方也不要緊，回來不會“算帳”。

　　林同濟以其深厚的學術底蘊和直言的個性贏得了盛譽。英倫返國后，林同濟即接到自己的母校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及哈佛大學等赴美作學術演講的邀請函。未作休頓，輾轉赴美。在甚多的邀請會、聚會應酬之余，林同濟勤勉于演講的準備，同時還為畫家朱屺瞻、關良、劉旦宅、程十發(fā)等與美國朋友洽商為其在美舉行畫展，致力于中美文化的交流。年逾七旬的林同濟常常忽視自己的年齡與身體狀況，過分緊張地工作。在伯克利成功的第一講《莎士比亞在中國：魅力與挑戰(zhàn)》使得第二回演講吸引了更多的聽眾，座無虛席，許多人還從頭站到尾。在最后提問回答中，林同濟主張要溫和的改革，中國再也歷經(jīng)不起疾風暴雨式的革命，他認為暴力革命必導致另一種暴力，如此循環(huán)，必傷國家元氣。他希望能夠允許民眾辦報紙及刊物，以活潑文化氣氛，更好地溝通民意。在《中國思想的精髓》一講的掌聲中，在哥倫比亞、哈佛、耶魯?shù)却髮W還在熱烈期盼他的演講時，林同濟的身體終于經(jīng)受不住如此的操勞，因心臟病土突發(fā)，于1980年10月20日與世長辭，終年七十四歲。

　　林同濟原計劃在美國停留半年，在美國各大學進行七講。除在加州大學的三講外，還將在講學，論及莎學研究外，還涉及舊中國三千年和新中國三十年來思想文化的發(fā)展。如此漫長的等待后，終究可以釋放自己了，卻突然離去。他是帶著怎樣的遺憾離開這個人世的！

　　林同濟畢竟還是“一位純粹的中國傳統(tǒng)文人，一介本色書生”27 縱然他超越了傳統(tǒng)表層的意象，卻依然受到深層的內心支配，仍是年幼時時常朗誦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靈魂的雙重性，使他深陷焦慮、苦痛，使他一生都不甘“孤寂”，走在時代的前列。

　　林同濟的身上一直散發(fā)著貴族的氣質，他的這種獨立人格支配其行為，曾使他“榮”，卻也讓他“俱”。他的一生似乎總是與時代“不合節(jié)拍”，與風行時論相背，某種程度上好似他的崇拜偶像尼采一樣，終其一生都與孤獨為伴，像很多不幸的天才一樣不為時人理解。不免讓人有生不逢時的感嘆。由于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定論，使這樣一位有識之士長期存封在歷史的塵埃中。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必將重新看待這位學人。

　　【注釋】

　　　　1 陸谷孫：《秋風行戒悲落葉--憶師長》，《萬象》第三卷第十一期，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2 林同奇：“The Lin"s Legacy”，未刊稿。

　　　　3 參見林同濟：《思想檢討報告》，1952年7月20日，原藏復旦大學檔案館林同濟卷宗。

　　　　4 參見林同奇：“The Lin"s Legacy”，未刊稿。

　　　　5 此書中文版以《日本對東三省之鐵路侵略：東北之死機》為名由上海華通書局1930年10月出版。

　　　　6 林同濟：《日本對東三省的鐵路侵略：東北之死機》，上海華通書局1930年10月10日版。

　　　　7 林同濟：《思想檢討報告》，1952年7月20日，原藏復旦大學檔案館林同濟卷宗。

　　　　8 林同濟：《思想檢討報告》，1952年7月20日，原藏復旦大學檔案館林同濟卷宗。

　　　　9 江沛：《戰(zhàn)國策思潮研究》，第68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0 林同濟：《我看尼采——〈從叔本華到尼采〉序言》，栽雷海宗《從叔本華到尼采》，重慶：在創(chuàng)出版社1944年5月初版。

　　　　11 加州大學為林同濟作的悼念詞，英文未刊稿。

　　　　12 參見林同濟：《思想檢討報告》，1952年7月20日，原藏復旦大學檔案館林同濟卷宗。

　　　　13 參見林同濟：《大政治時代的倫理——一個關于忠孝問題的討論》，《今論衡》第1卷第5期，1938年6月15日。

　　　　14 見雷海宗：《中國文化的兩周》，《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第1184-185頁，重慶：商務印書館1940年2月版。

　　　　15 見陳銓：《論英雄崇拜》，昆明：《戰(zhàn)國策》第4期，1940年5月15日；
《再論英雄崇拜》，重慶：《大公報·戰(zhàn)國副刊》，1942年4月21日。

　　　　16 參見林同濟：《戰(zhàn)國時代的重演》，昆明：《戰(zhàn)國策》半月刊創(chuàng)刊號，1940年4月1日。

　　　　17 參見林同濟：《力！》，昆明：《戰(zhàn)國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
《疾惡如仇——戰(zhàn)士式的人生觀》，重慶：《大公報·戰(zhàn)國副刊》第19期，1942年4月8日。

　　　　18 參見林同濟：《官僚傳統(tǒng)——皇權之花》，重慶：《大公報》，1943年1月17日；
《中飽與中國社會》，昆明：《戰(zhàn)國策》第12期，1940年9月15日。

　　　　19 參見林同濟：《士的蛻變——文化再造中的核心問題》、《士大夫和大夫士——國史上的兩種人格型》；
重慶：《大公報·戰(zhàn)國副刊》第4期、第17期，1941年12月24日、1942年3月25日。

　　　　20《〈戰(zhàn)國策〉�？瘑⑹隆�，貴陽：《中央日報》，1942年4月4日。

　　　　21 參見林同濟：《從戰(zhàn)國重演到形態(tài)史觀》，重慶：《大公報·戰(zhàn)國副刊》第1期，1941年12月3日。

　　　　22 參見林同奇：《我家才子，一生命苦�？蓢@！——與同濟一起的日子》。

　　　　23 參見林同濟：《大政治時代的倫理——一個關于忠孝問題的討論》，《今論衡》第1卷第5卷，1938年6月15日。林同濟主張以“忠為百行先”，但如果“孝”只作為“敬愛父母”之意，是贊成的。

　　　　24 賈植芳：《憶林同濟先生和楊必女士》，《不能忘卻的紀念——我的朋友們》，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25 陸谷孫：《秋風行戒悲落葉--憶師長》，《萬象》第三卷，第十一期，2001年11月。

　　　　26 《Sullied之辯——〈哈姆雷特〉一詞管窺》，文章環(huán)繞哈姆雷特獨白中涉及的Solid flesh抑或是sullied flesh之爭，運用大量莎劇以及其他文學著作資料，從莎士比亞對道德觀念的理解、用詞習慣、劇本鋪敘的情勢以及劇本的思想深度和廣度等各方面進行論證剖析。林同濟想將此文寄給《莎士比亞季刊》的主編多弗·威爾遜，但因是右派分子，不能寄往國外發(fā)表。

　　　　27 賈植芳：《憶林同濟先生和楊必女士》，《不能忘卻的紀念——我的朋友們》，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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