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12日，劉小楓教授在中山大學珠海校區(qū)為哲學系本科一、二年級學生作了題為“古典詩學與現(xiàn)代教育”的講座，錄音整理稿（整理者：莫有勇、李玫、胡相花、吳少敏）經劉小楓教授修訂、補充；
這里刊發(fā)的是其中一部分�！�—編者

　　今天，我奉哲學系系領導之命來給大家介紹美學專業(yè)，我想了想“美學”這“專業(yè)”是怎么來的，連帶想到“哲學專業(yè)”是怎么來的，最后就想到我們當今的整個教育處境上去了。今天，我就不妨把自己所想到的這些事情給大家說說。

　　在傳統(tǒng)的學問里是沒有“美學”這一“科”的�？档码m然沒有創(chuàng)立“美學”這門學科，但“美學”作為一門學科在當今得以成立，端賴于他的知識學說——但“美學”在一開始就是一個引起爭議的概念，直到二十世紀，大名鼎鼎的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還說，“美學”根本是個不知所謂的東西。

　　康德所討論的“美學”（＝感覺認知學）問題是在十七—十八世紀的形而上學認識論的知識框架中出現(xiàn)的，因而首先是個屬于形而上學的問題（而非如今所謂的文藝鑒賞問題）。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狄德羅寫過一篇對話作品——對話開始有這樣一段對白：

　　狄德羅：為什么石頭就沒有感覺呢？

　　達朗貝：這是難以置信的。

　　狄德羅：是的，在劈它、刻它、磨它而又聽不見它哭喊的人看來，是難以置信的。

　　達朗貝：我很希望你告訴我，你認為人和雕像、大理石和肉的差別是什么？

　　這里討論的“感覺”問題涉及的是所謂“物質的屬性”以及人認識如此物性的條件。誰對這些問題感興趣？這個提問不容易回答，可以肯定的是：關心或感興趣這些問題的人很少——即便喜歡讀書的人好多（或大多）也對這些問題沒有興趣�？墒牵�如今我們在高中課本里就要學習這樣的道理：人的知識從感性認識開始，經過一個飛躍達到理性認識。這樣的道理是哪里來的？嚴格來講，來源于十七—十八世紀的形而上學。于是，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令人驚嘆的歷史變化：從前僅有極少數(shù)人會感興趣的事情，如今成了普通教育中人人必須學習的東西。

　　這個令人驚嘆的歷史事件被史書稱為“啟蒙運動”——從這種意義上講，所謂“啟蒙運動”就是把形而上學的知識普及或通俗化。于是，一種新的教育形態(tài)就出現(xiàn)了。我們現(xiàn)在把學術或者高等教育分成三個大塊：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在我們哲學系所處的人文科學這個大的學科范圍內，又再劃分出歷史學、文學、哲學這三大塊。我們可能會以為，這樣的學科劃分是天經地義的，其實這樣的學科劃分是在19世紀才開始慢慢出現(xiàn)的，換句話說，如此劃分是近代形而上學知識論的結果——我們的大學教育建制就以此為基礎。

　　在這里講這些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說的是，我們當明白自己所置身其中的處境——明白我們是在受什么樣的知識教育、是在施行什么樣的知識教育。

　　今天，我們從高中開始就得關注“專業(yè)”——文、理要分科，考大學時選擇“專業(yè)”更讓人傷腦筋。我國古代教育有所謂“六藝”、西方古代教育有所謂“七藝”，但“六藝”、“七藝”中的各藝不是“專業(yè)”，而是“科目”，統(tǒng)統(tǒng)要學，不能分而專治之。什么叫做專業(yè)？所謂“專業(yè)”基于知識的分化和分工，指一個非常細致的知識門類，不僅如此，它還與一個相應的職業(yè)行當對應——學什么專業(yè)就找什么工作，“專業(yè)不對口”叫做“浪費人才”或“浪費國家資源”。由此我們可以明白，所謂“專業(yè)”指具有實效或實利性的知識。

　　可是，“美學”能與什么職業(yè)“對口”？甚至可以問：哲學與什么職業(yè)“對口”？——倘若你是學“會計專業(yè)”的，你至少心里清楚，畢業(yè)后可以當會計；
但倘若你是學“美學專業(yè)”或“倫理學專業(yè)”的，你能現(xiàn)在就清楚，畢業(yè)后可以當個什么“伙計”哩？ 如果我們說，知識的分化或分工是現(xiàn)在才有的事情（因為知識積累得太多了，一個人學不過來），恐怕會言過其實。即便在古代，做鞋（鞋匠）當具備的知識與造船（船匠）當具備的知識顯然不一樣，也得分而學習之。因此值得問的是，什么樣的知識才會出現(xiàn)分化或分工呢？嚴格來講，只有實利性的知識需要分化或分工——“實”者“實用”也，“利”者“利益”也。

　　盡管非實利性知識的學科分化的原因不是實利性的，但我們人文科學的“專業(yè)”如今已經處在一個實利化的處境——市場之中。在這個處境中，無論談論什么“專業(yè)”，都是在市場化的意義上來談“專業(yè)”。我們現(xiàn)在的大學是一個市場，這不是比喻性說法。怎樣講呢？誰都可以看到，現(xiàn)在的大學無不以市場為向導——市場需要什么“專業(yè)”的人才，我們的大學馬上就要創(chuàng)辦一個專業(yè)出來。一些名牌大學的歷史系改名為“歷史旅游學院”，中文系改名為“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英語系改名為“商貿英語系”（還收研究生哩，不知道研究生研究些什么）——這些發(fā)展顯然都是為了適應市場需要。不想則已，想起來也確實覺得納悶：誰在主導我們的大學如此“發(fā)展”？

　　面對大學這個市場，不僅學生進校前就面臨市場就業(yè)的考慮，大學的發(fā)展要適應市場需要，甚至主導大學中的教和學的觀念也是市場——教書和讀書都是為了學子今后能夠在市場上更好地出賣自己的知識。于是，我們不斷聽到這樣的呼吁：教（或學）的知識必須要實用，否則就沒有價值。人文科學（文、史、哲）如何實用？越來越專業(yè)化么？更不實用！越來越實用化么？已經不成其為自身。所以，在如今的大學市場中，人文科學變成了低等（不走翹）的“專業(yè)”，因為這些“專業(yè)”所傳授的知識沒有“交換”能力。

　　不僅如此，大學市場化也侵入到文、史、哲各學科的內在肌理——尼采的《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卷一里有一節(jié)的標題叫做《市場的蒼蠅》，說的是在現(xiàn)代民主社會中，人文學科中的好些學問變成了市場上的蒼蠅，哪里有腥味就跑去哪里。這里所謂的市場蒼蠅指的是各式各樣時髦的知識和流行的“主義”說——這就是“后現(xiàn)代主義”所表達出來的東西，后面有很多主義，什么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后女權主義，諸如此類的“主義”此起彼伏、層出不窮，學生進校后馬上受市場這些聲譽和市場意見（各種“主義”說）熏陶。

　　大學為什么會成為這個樣子？大學本來不是這個樣子，不應該是這個樣子��？——不少人焦急地如是說。我倒覺得：大學就是這個樣子——確切點講，現(xiàn)代的大學就是這個樣子。倘若以為“大學市場化”是被現(xiàn)代化搞壞的，大學本來不是這個樣子，我們首先就得有一個關于大學應該是個什么樣子的觀念，不然怎么比較？我們的大學過去（比如說五、六十年代）不管市場需求嗎？的確如此，但這并非意味著我們的大學不是“實利取向”的，毋寧說，當時的體制為計劃經濟，因而大學的“實利取向”為計劃經濟性而已。

　　如果回過頭來看看我們的大學形成的歷史過程，就會發(fā)現(xiàn)大學，大學現(xiàn)在的這個樣子差不多就是大學本來要成為的那個樣子。實際上，古代沒有現(xiàn)代意義上的“大”學，如今的大學之為“大”，首先體現(xiàn)在人數(shù)上。在古時候，無論中國還是西方，讀書人都很少。現(xiàn)在的大學動輒上萬人。為什么以前讀書人少？——這問題很不容易回答，但可以肯定一個否定性的回答：絕非因為所謂“封建主義的蒙昧”所致。有人會說，大學擴招是近十年來的事情，以前并非如此。我想說，其實這并非真正的原因。如今的社會風氣是逼著許多人上大學，根本原因在大學與現(xiàn)代化的原生性關系——現(xiàn)代的大學基于大眾化的教育理念，換言之，教育的大眾化促使現(xiàn)代“大”學產生的第一個理念。現(xiàn)代的大學起初人數(shù)不多，是由于經濟條件的限制，而非大學理念本身的限制。一旦經濟條件許可，讓所有人都能上大學，就是一個可欲的理想目標——我們并沒有想過，讓所有人接受“哲學理性”的教育究竟意味著什么，沒有想過一個在古希臘哲學中就已然出現(xiàn)的問題：美德可教嗎？

　　現(xiàn)代大學產生的原因除了啟蒙觀念外，還有一個原因——想想為什么現(xiàn)代的大學是在19世紀突然如雨后春筍地生長起來？那個時候，民族國家爭先恐后地形成。某種意義上來說，現(xiàn)代化就是一個政治共同體脫離自身傳統(tǒng)的文明秩序，成為民族國家的過程，這個事件當然也支配了中國現(xiàn)代教育的走向，這就是：教育要為民族國家的崛起服務。可以理解的是，任何一個傳統(tǒng)的政治共同體若要成為現(xiàn)代的民族國家，都需要為自己民族的新生和國家的形成培養(yǎng)專才。所以，當有人說我們的大學現(xiàn)在敗壞了，我說沒有——毋寧說，我們的現(xiàn)代化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形態(tài)，大學因應了這一形態(tài)——什么形態(tài)？全面市場化、技術化的形態(tài)。倘若要質疑現(xiàn)在的大學，必然質疑現(xiàn)代化。

　　如果我們不跳出“現(xiàn)代”這個視野，找到一個參照物來看現(xiàn)代的大學，我們沒有辦法把自身的處境這個問題弄清楚。古代的和現(xiàn)代的教育根本差別在什么地方？根本性的差別不容易說清楚，明顯的差別首先就是前面提到過的，在傳統(tǒng)時代，讀書人很少。第二個差別是，傳統(tǒng)教育不是實利性的知識教育。柏拉圖的《普羅塔戈拉》是一篇關于教育的古代經典文獻，在這部作品中，蘇格拉底給知識分了類型：一是實利性的、涉及實用和利益的知識，再就是涉及人的德性的知識，或者說關于道德的知識。這兩種知識有什么差別呢？道德的知識不“實用”，俗話說，不能當飯吃。但道德的知識也不是那么的不“實用”，因為，所謂道德的知識是實踐的知識——是關于人的行為自身的知識。如今的實利性知識在古代的學堂里是不講的。為什么不講？原因不僅僅是，這類知識不需要成為一種理論，還有別的原因：實利—技術性的知識是人在一定年齡之后就不大會有興趣再去學習的東西，因為這類知識并不關涉靈魂幸福的事情。

　　德性的知識并不提供一個人獲得生計能力的知識（用今天的話來說是不“實用”的），而是懂得什么叫做“幸福生活”，從而成為自由的人�，F(xiàn)代的大學，至少就我們目前所處的狀況來看，恰恰是實利—技術性的知識成了大學的主要教授的知識——這不僅指學習這類知識的在校學生最多，而且，好些本來（傳統(tǒng)上）是實踐的（道德—政治）知識（如今的人文學科），也變成了實利—技術性知識。

　　不同的人對幸福的理解是不同的、甚至是有爭議的。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理士多德說到：多數(shù)人把快樂等同于善或幸福，所以他們喜歡過享樂的生活，第二種是有德性的生活，第三種是沉思的生活。一般人顯然是奴性的，他們寧愿過動物式的生活。不過他們也不是全無道理……（1095b14—21）這段話在今天看來，我以為最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因為，當今的大學教育恰恰基于這種“多數(shù)人或一般人”的幸福觀——所謂民主的時代。由此我們也許可以明白，為什么在古代讀書人會很少——這不僅因為，學習實利—技術性的知識并不需要“書本”，而且因為，多數(shù)人并不欲求德性的（惶論沉思的）生活。聯(lián)想到前面對現(xiàn)代大學形成的兩個基本成因的分析，也許可以說，在現(xiàn)代民主時代，教育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不僅實利—技術性的知識這些在古代不進學堂的東西成了如今大學教育的主體，政治的（實踐的）知識變成了普遍的理性知識，而沉思的生活則被要求取消。這樣一來，少數(shù)人與多數(shù)人的區(qū)分就消失了——確切點說，少數(shù)人被要求與多數(shù)人看齊。

　　這樣子講，豈不是說，在古代多數(shù)人就沒有受到道德—政治教育了嗎？

　　當然不是的。在古代，多數(shù)人所受到的道德—政治教育可能比我們現(xiàn)代人還要多，只不過這些人所受的道德—政治教育的方式在古代并不稱為“教育”，而是稱為“宗法”制度（在西方則是宗教制度）。在古代，法律與道德—宗教、乃至習俗并沒有分離，因而，宗法、宗教制度本身就起著如今所謂的“教育作用”。宗法—宗教“教育”是通過制度來實施的，不是一種學堂—學園式的教育。中國古代沒讀過書的人也有教養(yǎng)，因為通過家教獲得了教養(yǎng)——家教與宗法制度聯(lián)系在一起，這種“教育”就要從小教你“必須做好人！”啟蒙運動來了以后，傳統(tǒng)的宗教—宗法被“打倒”（被視為“封建迷信”），無異于抽掉了多數(shù)人受道德—政治教育的機制。這樣一來，就要求推行普及啟蒙理性的教育�？墒�，倘若現(xiàn)代的大學仍然不足以能讓“多數(shù)人”上大學，或者說，即便許多人上了大學，但學的卻是實利—技術性知識，那么，“多數(shù)人”無異于沒有機會受到道德、政治教育。

　　我們已經看到現(xiàn)代大學的一些顯而易見的困難——主要見于兩個要點：不能代替以前的宗法—宗教式“教育”對“多數(shù)人”施行道德—政治教育，因為在如今的大學中，“多數(shù)人”學的是實利—技術性學科，并沒有多少“道德—政治教育”；
另一方面，由于“大”學的普及化、擴大化趨勢，文科這類本來是“少數(shù)人”學的“專業(yè)”也變成了“多數(shù)人”學的專業(yè)，為了適應這些“多數(shù)人”的“趣味”，傳統(tǒng)上“少數(shù)人”應當且能夠受到的“對內的”教育也變味、甚至乎取消了。

　　在這樣的處境中，美學可能會有自身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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