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運動，我是親歷者。對于那場運動的專橫無理，對于運動中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對于運動擠壓下人性的扭曲，我是領教頗深的。不過，也有些情況我一直不甚了解。比如最高當局如何從誠意可掬地懇請各界“幫助整風”、“消除顧慮大膽鳴放”，驟然變臉，轉(zhuǎn)為聲色俱厲地“反擊右派”，把上百萬人的政治生命甚至自然生命置于死地，其中的過程一直不甚了了。又比如，當時各界頭面人物究竟說了些什么，也只從報上看到顯然經(jīng)過加工處理的片言只語，從未看到完整的發(fā)言稿。對于北京高校學生們的言論，尤其是北大學生熱烈討論國家時政（他們自稱為“五一九”運動）的種種見解，也未聞其詳，因為當時的報刊對此全無報道。這幾年看了一些材料，特別是讀了朱正先生所著《反右派斗爭始末》（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才有了較多的了解。不過，只要歷史檔案沒有解密，人們對于許多內(nèi)情總還是難以真正清楚的。

　　對于當年學生運動的頭面人物、后來被劃為“極右分子”的林希翎，我以前也很少了解。只知道在官方報刊報道中她是個頑固不化、反動透頂?shù)娜宋铩?979年開始，幾十萬“右派”陸續(xù)平反（官方的說法是“改正錯誤結(jié)論”），全國性的頭面人物只有五個“不予改正”；
而林希翎則是平民百姓中“碩果僅存”的不予改正的人物，可見其問題的“嚴重性”足以永遠在歷史上定格，讓子孫后代都視為“反面教員”。不過近來讀了一些有關(guān)她的原始材料，特別是她當時在北大的演說詞，才明白情況遠非如此。如果說她值得在共和國歷史上定格的話，那末，原因在于通過她這樣的典型事例，可以更加清楚地反證這場運動的荒唐和無理。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當年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的學生。有材料說她和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的一位秘書有較好的個人情誼，因此較早地了解到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的一些觀點分歧。1957年5月23日，北京大學法律系同學就“胡風反革命集團”問題舉行辯論會，林希翎到場并作了長篇發(fā)言。她一上臺就說，“我今天很激動，到北大吸到了新鮮空氣，而人大是教條主義的老窩，官僚氣太重，還是北大有民主傳統(tǒng)，繼承了五四的傳統(tǒng)�！苯又�她直入本題，旗幟鮮明地談了對胡風問題的看法：

　　“我過去也寫過文章批判胡風，現(xiàn)在想起來真是幼稚，很可恥�，F(xiàn)在看來加給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據(jù)是很荒謬的。

　　“胡風是對中央遞意見書，怎能說這個意見書就是反革命的綱領呢？為什么向黨中央提意見就是反革命呢？這是斯大林主義的方法。

　　“胡風的意見書基本上是正確的，例如，他批評庸俗社會學、機械論就是教條主義，他反對公式化概念化，現(xiàn)在的文藝作品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機械的單調(diào)的。他反對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主席說文藝要為工農(nóng)兵服務，這個講話是抗日時期發(fā)表的，現(xiàn)在情況變了，知識分子也成了工農(nóng)兵了，不適用了。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什么不能反對呢？胡風對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有不同意見，現(xiàn)在百家爭鳴，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見嗎？胡風反對宗派主義，黨內(nèi)是有宗派主義的，胡風觸犯了文藝界的首長周揚、何其芳，所以才整他。

　　“胡風分子中有個別人有歷史問題，但并不都是反革命分子，例如謝韜就是個很好的教員，很早就搞革命運動，從三批材料來看，不能說他是反革命。胡風的綱領若在今天提出來，就不會說他反革命，若是魯迅提出來，就更不是反革命了。

　　“說他們通信秘密，哪個人的信不是秘密的呢？說他們私人間的友誼是小集團，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說真話，難怪有人說共產(chǎn)黨六親不認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圖推翻政權(quán)的人才能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風顯然不是這樣的。

　　“今年四月，最高檢察院譚副檢察長到人大作報告時，有人問他胡風問題怎樣了，他說，現(xiàn)在偵查工作已經(jīng)結(jié)束，但胡風很不虛心接受意見！同志們，這說明什么呢？兩年還想不公布胡風案件的下文，我看共產(chǎn)黨是有些為難，沒法下臺，錯了也不肯認錯，估計毛主席可能有兩種心情：1、明知錯了，不承認；
2、毛主席自己明白了，但高級干部中很多人還想不通，現(xiàn)在若對胡風平反，是有困難的。”

　　繼而她談到對肅反運動本身的看法。聯(lián)系到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揭發(fā)斯大林肅反擴大化的秘密報告，以及美國記者斯特朗的著作《斯大林時代》，她認為：

　　“我國也是肅反擴大化，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的法制是不健全的。例如南京肅反時，一個晚上把逮捕證發(fā)給各單位，一下子就逮捕了二千多人。連某禮堂都住滿了犯人，后來又都放了出來。

　　“我曾經(jīng)在區(qū)法院實習過，最近人民代表要去檢查肅反工作，毛主席下了一道命令，要檢查過去所有的案件，現(xiàn)在從法院、檢察院到公安局都忙著修改案卷，起訴書錯了修改，沒有理由的補上理由，但是這還叫什么檢查呢？”

　　由肅反問題擴展開去，她談到了對現(xiàn)行社會政治制度的看法，她說：

　　“我有很多問題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鐵托演說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chǎn)物。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所有社會現(xiàn)象都有社會歷史根源，斯大林問題絕不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斯大林問題只會發(fā)生在蘇聯(lián)這種國家，因為蘇聯(lián)過去是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也是一樣，沒有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傳統(tǒng)。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認為我們現(xiàn)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是的話，也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產(chǎn)生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斗爭！”

　　最后，她提出要依靠人民群眾，從根本上改革不民主的社會制度。她說：

　　“我經(jīng)過研究，認為歷史上所有統(tǒng)治階級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產(chǎn)黨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風暴中和人民在一起，當革命勝利了就要鎮(zhèn)壓人民，采取愚民政策，這是最笨的辦法�，F(xiàn)在他們封鎖新聞，例如北大如此轟轟烈烈，為什么報紙就不報道！

　　“人民群眾不是阿斗，真正要解決問題，只有歷史創(chuàng)造者人民群眾行動起來。

　　“我們今天的斗爭不限于發(fā)發(fā)牢騷，對一切缺點不能用改良主義的辦法！我們要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讓每個人過真正的人一樣的生活�！�

　　幾天之后，5月27日林希翎第二次來到北大，在學生集會上發(fā)言，進一步闡述上次演說中的基本觀點。比如個人崇拜問題，她說：“我同意鐵托同志的意見，個人崇拜與社會制度有關(guān)”，“要克服錯誤，就要從根本上改革這一切制度，上次談到不要改良主義，也就是這個意思�！薄拔覍δ纤估�夫問題很感興趣，我認為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中比較民主的�！彼�毫不避諱地認為“個人崇拜在中國也有”，并且舉例說人家吹捧毛主席是偉大的詩人、字又寫得如何好，這些話太肉麻。關(guān)于胡風問題，她又從法律專業(yè)的角度指出：“這個案子這樣搞也是不合法的。哪有一個案子搞了這么久還不宣判，即使特務案件，也不能二三年不結(jié)案。如果將《訴訟法》公布了就不能這樣做了�！�

　　她的演說得到了不少人的贊同和喝彩，也受到一些人的反駁和指責。有些人給她扣帽子，她毫不示弱地指出：這些發(fā)言者心目中到處是反革命，這是神經(jīng)衰弱者的條件反射。她說：“（在）肅反擴大化的問題（上），我看到有一個公式，就是反領導→反組織→反黨→反人民，從這個邏輯得出一個反革命的結(jié)論。我的講話付出了不少的代價，說我是反革命（的人）極為卑鄙，我提出抗議！”

　　以上便是筆者（更不用說許多年輕人）以前沒有看到過的、當年的“極右分子”的兩次演說的基本內(nèi)容。從兩次演說來看，林希翎當年確有點年少氣盛、鋒芒畢露，但是她那種關(guān)心國事、敢想敢說的精神是可貴的。她的那些話是對現(xiàn)存社會秩序的大膽的挑戰(zhàn)，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被視為離經(jīng)叛道、犯上作亂這是必然的。但是，時光流過了半個多世紀以后，我們重新來審視一下，這一切真是“極端反動”的“反革命言論”嗎？就因為這些言詞，她就該永遠作為“反面教員”定格在共和國的歷史上嗎？其實，作為一種政治現(xiàn)象，所謂“右”和“左”、反動和進步，決不應該以是否符合某個人或某個集團的主張為標準的，它是要以歷史的發(fā)展作為坐標來衡量的。凡是符合歷史發(fā)展潮流、趨勢和方向的，便是“左”的、進步的，凡是不符合歷史潮流、趨勢，甚至逆歷史發(fā)展的方向而動的，便是“右”的、保守的甚至反動的。那末，林希翎的言論是違背、還是符合歷史發(fā)展潮流和方向的呢？我們不妨作點具體分析。

　　首先，關(guān)于胡風問題，這是她演說時集中談論的問題。1955年，以批判胡風給黨中央的意見書為由頭，文藝界開展了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隨后，《人民日報》分三次發(fā)表了胡風和他的友人之間的信件，毛澤東親自評點，總稱為“關(guān)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
不久匯集成書，毛澤東又親自作序，對事件作了十分嚴厲的結(jié)論。這件事牽涉面不小，在知識界影響極為廣泛、反響極為強烈。事隔二十多年后，中共中央才對這個案件，進行了重新審理，1980年對胡風本人進行了平反，以后又對相關(guān)人員一一甄別，對整個“反革命集團案”作了徹底否定，強加于人的種種罪名被一一推倒。歷史發(fā)展已經(jīng)證明，林希翎等人當年對此案的質(zhì)疑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正是一種政治敏銳性的表現(xiàn)�？上У氖沁@種質(zhì)疑馬上被一棍子打死，可惜的是胡風這樁冤案遷延數(shù)十年才得以昭雪，幾十年間因涉足這個雷區(qū)而派生的新冤案也就難以計數(shù)。

　　其次，她所批評的肅反擴大化問題，是當時“鳴放”中的熱點之一。根據(jù)當時官方公布的材料，在1955-1956年開展的肅反運動中，各界各業(yè)中作為嫌疑對象立案審查的人員有140多萬（全國知識分子總數(shù)才500萬），最后定案為反革命的81000名（不到立案數(shù)的6%），其中絕大部分是“歷史反革命”，夠得上稱為“現(xiàn)行反革命”的為3800名（不到立案數(shù)的0.03%）。在運動中，對于立案對象不僅化費大量人力內(nèi)查外調(diào)，而且大會小會批斗，逼迫交代，不少人被隔離軟禁，甚至逮捕關(guān)押，實在查不出罪證時才予以釋放。肅反運動在高等學校也搞得十分激烈，群眾意見很大，這都是客觀存在的問題。筆者當時剛參加工作，也目睹運動的種種景象，一位比我年長的室友因不堪逼迫，懸梁自盡，后來什么也沒查出來，就此不了了之。所以林希翎以及她的同伴們對肅反擴大化的批評顯然是有的放矢的。林希翎演講中提到的整人邏輯，即“反領導→反組織→反黨→反人民”公式，這也不是新鮮事，因為這不僅存在于肅反運動，實際上是歷次運動中的鐵定規(guī)則，就在她發(fā)言之后不久開展的“反右”運動，更把這一鐵定規(guī)則推上了新的高峰。許多人就是因為批評了領導、甚至只是批評了基層組織的個別領導，就被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當時有個十分流行的、強詞奪理的說法：黨的領導是具體的、是通過一個個具體的組織具體的人來實現(xiàn)的，所以誰要是反對（批評往往就等于反對）這些具體的組織、具體的人，實質(zhì)上就是反對黨的領導。誰要是一面表示擁護黨的領導，一面又反對（批評往往就等于反對）這些具體的領導者，那就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而這又是“反動派的慣用伎倆”。這種邏輯甚至進一步延伸擴展，在有些地方，誰要是反對某個黨員甚至某個“黨外積極分子”，就被視為“反黨”，而“反黨”就等于“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反革命”，不少人就是這樣被扣上“右派”、“反動派”的帽子的。這就是今天的年輕人不太懂得的“上綱上線”，這種“上綱上線”的邏輯，今天看來當然是十分荒謬的。

　　第三，關(guān)于當時社會政治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后已為黨內(nèi)外許多人所認識，有些還寫進了黨的決議、見諸于胡耀邦、鄧小平等黨的領導人的言論中。其中包括反對個人崇拜問題、發(fā)展黨和國家的民主問題、健全法制和建設法治國家的問題、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問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等等。當年林希翎等人從實際生活以及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爭論中，已經(jīng)敏銳地覺察到這方面的問題，并且勇敢地加以指出、要求重視和解決，可謂切中時弊，見人所未曾見、言人所未敢言。盡管由于客觀條件的局限，這方面的觀點表述得還不夠完善，但基本精神無疑是正確的，如果這些見解當時能得到認真的考慮，哪怕只是進入主政者考慮的視野、只是允許進入民間討論的平臺，那也會對國家發(fā)展大有益處。整個國家也許會在較為寬松的討論中（也就是名副其實的百家爭鳴的氣氛中），逐步調(diào)整航向、完善機制，不至于走那么大的彎路，也不至于發(fā)展到“文化大革命”這樣不可收拾的地步。

　　第四，她主張發(fā)動和依靠人民群眾，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制度的缺陷，這是一種比較激進的態(tài)度，也是毛澤東和黨的高層最為敏感的態(tài)度。因為這很容易被理解為試圖推翻共產(chǎn)黨的政權(quá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盡管林希翎完全否認這點、并且堅決抗議給她扣反革命的帽子。那末，她究竟是不是從事了顛覆現(xiàn)存政權(quán)的活動、觸犯了刑律呢？這是要以事實為依據(jù)來作判斷的，而不是摘取幾句話加以上綱上線就能認定的。此其一。其二，事實上，當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以“如何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為題所作的講話（這一講話在6月19日發(fā)表時作了許多重要的改動），就是在動員群眾打消顧慮、進行“鳴放”、以便改進黨和國家的領導方式的。這篇講話就曾說過要對肅反運動進行一次大檢查，總結(jié)經(jīng)驗，糾正錯誤，還提出由人大常委會和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主持這件事。在談到群眾鬧事時，他還十分明確地表示：“這些鬧事者不能說主要是反革命，主要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會教育，我們不會領導�！薄棒[起來就讓他鬧個夠，不要草率收兵。鬧夠了就不鬧了。應該把罷工、罷課、農(nóng)民打扁擔，看作是我們改善工作，教育工人學生的過程�！保ㄟ@些話在后來發(fā)表的文本中全都改了）。領導人既然在號召和動員群眾發(fā)表意見，甚至提倡要“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為什么人家就不能響應號召、真正行動起來呢？其三，從現(xiàn)代民主的理念來看，通過合法的途徑（包括正常的會議、合法的媒介、甚至公眾集會游行等方式，而不是非法的密謀活動和煽動暴力），批評甚至抨擊現(xiàn)存政權(quán)，要求改革現(xiàn)行的體制、方針、政策，這是完全正常的行為。既然執(zhí)政黨正在號召大家發(fā)表意見，她運用憲法賦予的公民權(quán)利，建議發(fā)動和依靠群眾來改革體制、克服缺陷，哪能作為治罪的依據(jù)呢？

　　這些便是筆者對五十年前林希翎演說詞的一點思考。眾所周知，林希翎為這些言詞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她的一生受盡磨難，度過了十五年鐵窗生涯，失去了全部青春年華，一個敢想敢說才華出眾的年輕人，一個本可以為國家和社會作出很大貢獻的女子，她的大半生就這樣損毀了。八十年代以后，她突破種種阻撓，來到了近代民主思潮的發(fā)源地法國，并在那里定居；
據(jù)說在年逾古稀之后，還曾向最高當局提出“改正右派結(jié)論”的要求，可是未能如愿。時耶？命耶？人們只有扼腕長嘆而已。

　　不過，作為一個有良知、有頭腦的中國人，總該對民族的歷史和歷史事件作些理性思考的。如果說五十年代看不清楚的是非，到八十年代就該看得清楚些了；
如果說八十年代看不清楚的是非，到了21世紀總該看得清楚些了。如果說，在人類現(xiàn)代化、民主化的潮流，已經(jīng)磅礴于全世界的今天，還去固守專制主義年代的價值觀，把一切民主自由的意識、把一切依法行使公民權(quán)利，都視為犯上作亂，這種思想上的僵化，恐怕已非毛澤東批評別人時愛說的“花崗巖腦袋”所能比擬的了。

　　這幾年間筆者總是在想，如果把1957年各路“右派”的種種言論的原件找出來，匯集成冊，細細研究，一定會有許多新的發(fā)現(xiàn)，而且會對正確地認識共和國的歷史、真正地以史為鑒大有裨益�，F(xiàn)在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當年在青年學生和知識界出現(xiàn)的決不是什么“右派進攻”，而是一場新的思想解放運動、一場社會主義的民主運動，可是這一運動剛興起就被官方的“反右”斗爭扼殺了。這就更需要對這段歷史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把一切顛倒了的是非重新顛倒過來，并且從中吸取思想營養(yǎng)，以推動當前的思想解放。為此就必須排除干擾，解除言禁，解密歷史資料，允許自由討論，允許發(fā)表和出版有關(guān)論著和史料。對歷史研究設置禁區(qū)，這決不是對國家民族負責的態(tài)度，也決不是唯物主義者應有的態(tài)度。

　�。�2006年5月初發(fā)，2008年3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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