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世聯(lián)：詩人的煩與怕
發(fā)布時間:2020-06-10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如果編一份世界詩人排行榜，德語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1797一1856）肯定名列前茅。還在19世紀末，作曲家們就把他的詩譜成三千多首曲子在全世界廣為吟唱。在中國，海涅也是中讀者最喜愛的外國詩人之一，其詩選、文選之類的中譯本有好幾十種。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章國鋒、胡其鼎主編的《海涅全集》。中國讀者注意不夠的是，海涅還是一個思想家、一個文化批評家。無論一個多世紀以來圍繞著海涅發(fā)生過多少爭論，誰也不能否認他是個敏銳的觀察者和偉大的諷刺天才。盡管受時空之隔的中國讀者很少能理解海涅本人、海涅的時代以及海涅與他的時代之間的種種復雜糾纏，但我們也能從他的詩中體驗到怨恨、冷嘲、戲謔和憤怒之類與傳統(tǒng)詩歌不同的現(xiàn)代情緒。海涅一生遭遇了太多的煩與怕，比如那
可愛又可恨的錢
古訓有詩無達詁，這是指意義。如果把“詁”換成“估”也說得通，因為詩的價值也不可估測。如果像海涅那樣寫過無數(shù)好詩的人卻不能靠詩來生活，那么接受贊助似乎就是詩人的宿命。本來，海涅是那個時期最受人歡迎、讀者最多的作家，他的詩、游記、新聞稿、評論的發(fā)行量在全德是前所未有的。像歌德一樣，海涅不但善于寫詩也精于掙稿費，他是當時稿酬最高的作家之一。在拿到《羅曼采羅》的六千銀行馬克的稿費后，海涅狂呼：“偉大的經典的歌德一生一世賣掉他所有的詩也沒有得到過這么多錢！”[①]他喜歡把已經出版的書再度賣掉，還要求為他還沒有完成的書預付稿費，為此與他的出版商進行著曠日持久而又言而無信的談判。出生寒微的海涅，卻習慣于過體面生活，花錢如流水，奢侈，揮霍，賭錢，進行冒險的證券交易，與有問題的人交往，如此等等，像個紈绔子弟。巴黎后期，他雇有一個廚師、兩個護士、一個朗讀員、一個秘書，有時還有一個翻譯。而他留下的遺產，按現(xiàn)代標準算近100萬德國馬克。
這些錢多數(shù)是海涅想盡方法爭取來的。他的伯父、那位飛黃騰達的銀行家所羅門·海涅（Salomon Heine）是他的主要資助者：上大學時是全部學費，到巴黎后是每年四千法郎，海涅結婚后又提高到四千八百法郎。所羅門去世后，其繼承人也就是海涅的堂兄一度不想繼續(xù)支付，海涅威脅說他將出版一部對其家族不利的回憶錄，逼得這位堂兄為這部根本沒有寫作的回憶錄趕快交錢。陌生人的口袋從來不會使海涅感到尷尬，他樂于也善于解開他們口袋的鈕扣。德國傳記學者達拉茨（Fiitz J.Raddatz）說他厚著臉皮，訴苦與威脅并用，高傲地、主子似地、下命令似地向出版商，向各國政府，向他的伯父懇求與勒索貨款、年金與稿酬。
再好的詩也不能直接變成鈔票或抵押貸款，除非詩人有一筆遺產或像海涅之前那樣有固定的保護人，否則他永遠要為錢操心。天才的貧窮和庸人的富有，自古皆然，但畢竟令人感嘆命運的不公平。只是就海涅而言，他還是幸運的。雖然百萬富翁的伯父絲毫不理解海涅的志向和作為，贊助期間免不了磕磕碰碰，但大體上總算夠意思，而且他并不要求詩人寫什么和怎么寫。錢不是萬能的，尤其是對于像海涅這樣的詩人；
但其高標準的生活沒有錢又是萬萬不能的。“饞涎欲滴地鄙視”，費盡心機地爭取。為了錢，海涅耗費了無數(shù)精力和時間。達拉茨的發(fā)現(xiàn)，屈辱感被詩人夸大了。所羅門對海涅的一家確實很好地盡了責任，而且，海涅在接受資助時經常懷有的倒是優(yōu)越感�！八^多地擁有，他必須給予”，富有的伯父必須終生撫養(yǎng)寫詩的侄兒。詩人自認為是獨立的世界強國，他內心里從來沒有承認銀行家海涅也是真實的世界強國。錢不過是印刷成另一種樣子的紙，而他的詩行卻可以把紙張印得更好。海涅從來不會低三下四地向他的資助人謝恩，他的嘲弄也從來沒有放過他的資助者：“你身上最好的東西，是你姓我的姓�！钡覀兺耆梢蕴釂枺骸翱墒�，哪里有這樣的明文規(guī)定，富有的伯父必須終身撫養(yǎng)從事創(chuàng)作的侄子呢？”[②]海涅的卓越之處在于，在接受贊助的條件下依然保持創(chuàng)作自由，他基本上沒有放棄創(chuàng)作的自由，經濟上的卑躬屈膝反而被他轉化為對“一切偉大變得如此渺小，把英雄主義徹底消滅”的資產者和當時社會的痛切批判，其無情的諷刺精神恰恰是在與沉悶庸俗的時代潮流的對抗中張揚的。
拿錢的手不軟，拿了錢嘴也不軟，這是令我們羨慕而振奮的詩人精神。但畢竟不是所有的贊助者都像所羅門一樣寬容。1831年的七月革命后，海涅來到巴黎。當生活再一次無著時，他接受了基佐政府給德國政治流亡者每年4800法郎的津貼。如果他本人或同他結婚的巴黎姑娘多少有點持家之方的話，他本無需這筆錢。接受政府津貼使海涅為當世和后人所詬病，海涅生前即作了多次聲明自己沒有被法國政府收買。一般認為，接受政府資助雖然妨礙了海涅寫作有關法國政局的政論，但并不影響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他基本上沒有寫什么違心之論，沒有停止對歐洲反動勢力進行無情的斗爭，為自由和民主而抗爭的諷刺之劍從來在他手中脫落，就是在桎梏于病榻的巴黎歲月，海涅寫出了他一生中最勇敢、最辛辣、最光彩奪目的詩札�？傊�，他像一盞點燃的燈，盡管沒有油，卻依然在亮。但達拉茨的研究表明，海涅在面對金錢時并不總是堅持原則的。1840年，西歐諸國極端民族主義的浪潮導致了一種戰(zhàn)爭狀態(tài)，直接影響到猶太銀行家羅特希爾德（James Mayer Rothschild，1792—1868）的股票下跌。這位金融帝國的國王向海涅求助，請他抵制德意志新聞界的戰(zhàn)爭煽動。詩人在沉默37年之后又重新為《奧格斯堡總匯報》撰寫報道（1854年結集為《盧苔齊亞》出版），而銀行家對海涅的資助就此開始。另外，1844年海涅還阻止發(fā)表一篇針對這位男爵的詆毀文章。所有這些，說明我們對海涅的認識還需要有一種更為復雜的思維。
近代社會是分工的社會，一些沒有直接交換產品的精神生產部門需要國家、集團和個人的各種贊助。如果嚴格按交換規(guī)律辦事，那么受惠者自然要為贊助者服務，寫傳記、做廣告都無可非議。問題是，精神創(chuàng)造之所以需要贊助就因為它的產品不能在物質交換、商品流通的意義上帶來利潤，而它又是有價值的，為人類所必需的，有時比科技、物質的功能還要重大。比如海涅的詩，在悠久的人類史上，必然使其伯父的銀行相形見拙，因此對精神活動的贊助應當以尊重、承認精神創(chuàng)造的不同規(guī)律為前提，這就是自由。否則人類精神的某些領域將日漸萎縮直到徹底流失。其實，當精神產品的創(chuàng)造者為企業(yè)主做宣傳或接受他的限制、要求時，實際上已經在為商品生產服務，理應參與產品價值的分割，獲得應有的一分。這是報酬，而非贊助。真正的贊助應當是無條件的，接受贊助者可以像海涅那樣，既毫無愧色地接受伯父的贊助，同時又毫不手軟地揭發(fā)資產階級的勢利短視；
一方面接受法國政府的津貼，另一方面又基本不承擔對法國政府的任何義務。這里，除了從心眼里贊賞海涅的自由精神外，我們也不得不佩服他那位談不上高尚的伯父和法國政府的眼界。他們并未給海涅的自由設置柵欄，所以海涅才能寫道：
在自由戰(zhàn)爭的最前哨，
三十年來年我忠實地堅持。
我戰(zhàn)斗，并不希望勝利
我知道，決不會健康地回到家里。[③]
也許有些夸張，但在詩歌領域，海涅大體保持了憤怒情緒和自由立場。所以，一代又一代的文學史家才愿意為他辯護，淡化其接受政府津貼一事。
雖然“詩窮而后工”一再為文學史所證實，但畢竟“人間要好詩”，人間也應當為水晶般的詩句而給詩人提供方便。海涅寫出了好詩，他可以理直氣壯地再向人要錢。問題是，海涅只有一個，有多少詩人具有他那樣的自信和勇氣，敢于要錢善于要錢呢？也許世人勢利，在沒有證明你的寫詩才能和詩的價值之前，有錢人有理由懷疑你的行為是青春期的游戲甚至胡鬧，社會有理由把錢用在更為緊迫的事務中。我們有理由感謝所羅門在海涅成名之前就資助他。與此類似的還有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King Ludwig II，1845—1886），是他把音樂家瓦格納（Richard Wagner，1813-1883）從債主的追迫中解救出來，全力支持他的創(chuàng)作卻不要他承擔任何責任。西方歷史上有許多這樣的懂得文化藝術的贊助者，他們同樣為人類文明做出了貢獻。然而，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誰都不能指望所有的富翁和權貴都像所羅門和路德維希二世那樣。無論社會如何進步、經濟怎樣發(fā)展，都不可能把任何一個喜歡舞文弄墨的人養(yǎng)起來，盡管驚天動地的文章和不世出的天才就是從他們之中產生的。所以，詩人注定至少一度要忍受貧困，直到你的天才和價值得到承認，那很可能是一個慢長的無奈時光。不過，得到承認的詩人一般已不再缺錢，最困難、最需要幫助的恰恰又是那些有潛質的無名之輩，一個“錢”字，委屈了古今中外多潛在的詩人！“終古詩人太寂寞”，除社會資源的分配需要不斷地合理化，就詩人自身來說，海涅是一個榜樣：寫詩不含糊，要錢不臉紅。
當然，不缺錢的海涅其實也無法專心寫詩，因為他已經——
告別“藝術時期”
詩人不是戰(zhàn)士。此前的歌德、席勒和浪漫派都不是、也沒有想到要做戰(zhàn)士。早期的海涅也鐘情于夜鶯和玫瑰、花園與愛情，但他出世太晚了，少年的歌還未唱盡，滾滾紅塵即要將他拖進世俗政治�！吧袷ネ恕钡母邏簺]有遏止反而使法國革命所激動起來的民主自由思潮更加澎湃，終于在19世紀20年代風起云涌，舊歐洲在生死對抗中走向新時代�！拔覀儠r代的偉大使命是什么呢？那就是解放�！瓪W洲已經成長起來，今天正掙脫享有特權的階層即貴族的鐵鎖鏈。”[④]海涅抑制不住地用冷嘲和機智的詩向現(xiàn)行秩序挑釁。揭露和批判德意志反動的專利主義和民族主義。作為“最后一個浪漫派”，海涅在經驗著兩個世界：“這正是命運的捉弄�。何叶嗝丛敢饪吭趯庫o舒適、冥思遐想的心靈生活的枕頭上，卻偏偏指派我用鞭子把我的可憐的德意志同胞從他們舒適愉快的生活中轟出來，唆使他們投入運動！我最喜愛做的事情是，觀看浮云游移，挖空心思想出合韻律的文字魔力，竊聽原始精靈的秘密，沉浸在古老童話的奇跡世界里……我卻必須去編輯政治年鑒，闡述時代利益，煽起革命愿望……。”[⑤]對時代精神的如此敏感，肯定與海涅個人的處境和性格有關，比如他的猶太人身份，受到德國政府的高壓等等，但長期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底層民眾的聲音終于在歐洲民主革命的時代動搖著貴族和富豪們的主導的世界，也震撼著古典詩人艱難地建立起來的詩歌王國。這是無可回避的歷史潮流，海涅只是率先表達了這一切。
詩歌一旦與政治有關就不再是純粹的審美。德國反動的政治體制和嚴格的檢查制度一度使海涅心灰意冷。1830年的夏天，詩人在北海的黑爾戈蘭島枕著濤聲沉入夢鄉(xiāng)，決心不再過問政治與哲學，全力寫詩。但8月6日，當“七月革命”的消息傳來時，海涅立刻又被拉法耶特、三色旗、馬賽曲激動了：“我對安寧的眷戀又消失了。我現(xiàn)在又知道我想要什么，應該怎樣，必須怎樣……我是革命的兒子，……我要頭戴花冠去進行決死的戰(zhàn)斗。還有詩琴，遞給我詩琴，我彈起它唱一支戰(zhàn)歌……我就是歡樂和歌唱，利劍和火焰�！盵⑥]革命沒有帶來社會的徹底變革，而海涅也沒有真的拿起他的戰(zhàn)歌和詩琴。1830年12月，他在漢堡謀求法律所的職位，還向友人打聽在柏林謀職的可能性。在努力沒有成功后，海涅才于次年5月到達巴黎。巴黎人喜歡激動，動輒俯示威直至武裝起義，流行于全世界的各種社會思潮和政治觀念幾乎都發(fā)源于此�！捌咴赂锩逼茐牧似堁託埓膫鹘y(tǒng)等級秩序，民主政治的熱烈氣息和底層民眾權利要求一起，對似乎獨立自在的詩美世界形成巨大壓力。海涅發(fā)現(xiàn)，即使是平靜的日子，他也不可能對大街上的事漠不關心。海涅深深感到，在一個充滿社會分裂和爭斗的時代，詩的性質和處境都發(fā)生了深刻變化，要想心安理得地欣賞藝術，幾乎就只有像歌德一般地自私才行。
其實，不是歌德自私，而是因為他生活在一個不同的時代。在歌德時代，包括古典主義與浪漫派在內的藝術家可以把藝術看成一個獨立的第二世界，這個世界的地位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一切人間的活動、宗教和道德，全部在它之下變遷轉換。藝術本身就是至高無上之物，它可以對第一位的真實世界的要求置之不顧。比如歌德的詩光輝燦爛，寧靜安詳，像古代的雕像一樣可以點綴德意志花園。然而，在新時期的海涅看來，歌德不批判貴族政治，不動員社會變革，實際上與現(xiàn)實世界無關，與人民的需要無關。海涅把歌德描繪成“貴族的奴仆”、“虛偽的、垂朽的神”，其詩也 “不會生育的”�！案璧碌奈乃囎髌凡幌裣盏哪菢樱瑫て鹑藗兊男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行動是語言的產兒，但歌德那些優(yōu)美的語言是無子女的�！盵⑦]浪漫派畫家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d Friedrich，1774-1840）有一幅名畫《佇立于霧海之巔的漫游者》，開闊的畫面上，一個憂郁的青年孤獨地面向蒼茫的大海，沉思人生和宇宙。海涅卻把這樣的藝術青年稱為“傻瓜”：
荒無人跡夜色濃重的海邊
站著一個人，青春少年，
悲苦充滿了心胸，疑問充滿了頭腦，
他以憂郁的嘴唇問著滾滾波濤：
“啊，請你們解一解這人生之謎，
……
告訴我，人是什么含義？
他從哪兒來，又向哪兒去？
是誰住金色星星之上的高天里？”
海濤咕嚕著它那永不止息的私語喃喃，
海風吹來，烏云騰卷，
群星閃爍，漫不經心，神態(tài)冷淡，
只有一個傻瓜在翹首等待著答案。[⑧]
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無論是古典派苦心營造的寧靜的希臘風，還是浪漫派沉醉的中世紀“月華映照的魔力”，都不再合情合理。1828年，海涅提出了一個重要概念：“歌德時代的原則，藝術觀念逃走了，一個新的時代帶同它的一個新的原則登場了。”“也許歌德本人覺察到，他借助語言和范例而建立起來的美好客觀世界必然崩潰，如同藝術觀念一樣慢慢失去它的統(tǒng)治，一個由新時代賦予新觀念的新的、活潑的英才沖了出來……文明化的歌德被拋棄，代之是一個最粗野的主體性的王國的建立�！盵⑨]“藝術時期的結束”意味著詩再不是一個孤立的領域，藝術不再以藝術自身為目的。確實，世界上還有比得不到心愛的姑娘或者由于死亡而失去心愛的戀人而更加痛苦、更加復雜的感情，在人流滾滾、鼓聲隆隆的巴黎大街上的凝集的詩行，只能是火焰與劍而不是玫瑰與夜鶯，所以新時代的詩必須從靜觀走向行動，從浪漫仙境轉向人間現(xiàn)實。于是，為自由而戰(zhàn)的諷刺之劍從犧牲了的拜倫手中脫落下來不幾年，就被海涅高擎起來，他參與到充滿各種事件、風潮和洶涌澎湃的時代漩渦之中，用精美的德語和漂亮的詩句輸入法蘭西自由精神，批判德國政局。1832年，海涅給一位歌德的崇拜者寫了一首詩，期待他由詩歌而政治：
你竟然真的昂然起立
脫離閑散寒冷的煙霧？
魏瑪聰明的藝術老人
曾用這煙霧把你圍住。
認為他的克萊卿和甘淚卿
你已嫌不夠滋味？
你逃避賽爾格的貞潔少女們，
對阿蒂莉的親和力望而生畏？
你只愿意為日耳曼尼亞效勞，
如今和迷娘已斷了交游，
你追求更大的自由，
超過你在菲利娜身邊找到的自由？
為人民的主權
你進行呂納堡市民式的斗爭，
你用英勇大膽的言論
抵制暴君們聯(lián)合的暴行。
我在遠方愉快地聽到
人們對你交口稱贊，
如何把你稱作米拉波，
馳名于呂納堡荒原。[⑩]
本來，海涅預見和經驗的“新時代”仍然有詩的位置，雖然那是一種不同的詩：“現(xiàn)代文學的普遍的性質在于以個性和懷疑為主。權威已經坍塌……現(xiàn)代詩不再是客觀體的，敘事的和質樸的，而是主體的，抒情的和反思的�！薄爸挥形覀兠缹W化的、哲學化的藝術思想時代才對歌德的產生是有利的；
一個熱情的和行動的時代不需要他�！盵11]海涅后期的詩作自覺地參與了新時代的社會運動，當然也就承擔了時代的壓力和含混。歌德可以平靜而幸福地度過一生，古典派可以借古希臘羅馬的典雅形式表達普世的人類理想，浪漫派可以從幻想和神話中尋找寄托，海涅一生卻焦慮緊張充滿矛盾：他結束了浪漫派，自己卻還是一個浪漫派；
他承認“藝術時期”的終結，卻不贊同他在政治上的盟友伯爾納（Ludwig Börne，1786—1837）張。后者曾一再咒罵歌德是押韻的奴仆：“我尊敬你？為了什么？/難道你減輕了/每個受難者痛苦？/難道你止住了/每個受難者的淚水？”[12]
不同于政論家伯爾納，詩人就是詩人。受難者的痛苦需要減輕，詩歌的價值也不能否定。這兩種合理的需要之所以難以調和，在于現(xiàn)代社會的政治動力不只是自由精神，還有更緊迫的——
肚子的邏輯
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的消息傳到北海，黑爾戈蘭島的一位漁夫笑著告訴海涅：“窮人勝利了！”而馬克思則告訴我的另一種說法：“七月革命之后，自由派的銀行家拉菲特(Jacques Laffitte,1767—1844)陪他的教父奧爾良公爵（即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1773—1850）向市政廳凱旋行進時，失口說出了一句話：‘從今以后，銀行家要統(tǒng)治國家了’。拉菲特道出了這次革命的秘密�！盵13]
不但“七月革命”的勝利者不是窮人，多次革命的勝利者也不是窮人，以窮人標榜的革命建立的是“發(fā)財致富者”的政權。對于“七月革命”后的法國，巴爾札克（Honore de Balzac，1799—1850）在其《人間喜劇》中作過出色的描繪。然而，窮人確實在19世紀開始提出他們的政治、經濟要求。19世紀中葉，激進主義、共產主義流派眾多，以至于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花費許多時間批判那些直接回應群眾要求的庸俗狹隘的共產主義者以創(chuàng)立自己的主義。海涅清楚地看到，狹隘的功利考慮和平均化的要求反對一切直接需要之外的愛好和興趣，平民和無產者得勝之后，詩和美將不再存在。1848年5月中，陷于“褥墊墓穴”的海涅艱難地來到羅浮宮：“那一天我最后一次出門，告別我在幸福的歲月所崇拜的偶像�！盵14]他害怕革命勝利后：
他們將用他們粗暴的拳頭摧毀我親愛的藝術世界中的所有大理石雕像，他們打碎詩人所鐘愛、妙不可言的浮想聯(lián)翩式的奇思妙想；
他們將鋤掉我的月桂樹叢林而代之種上土豆；
既不織布又不勞動的百合花卻穿戴得像所羅門國王那樣華貴，倘若它仍不思抓起紡錘一類東西干活，將被連根從社會的土地上拔起；
玫瑰花——無所事事的夜鶯的新娘不會有更好的命運；
至于夜鶯，這種與事無補的歌手將被趕走，嗚呼！我的《詩歌集》將被小販用來做成紙袋，為將來的老嫗裝進咖啡或鼻煙——嗚呼！這一切我都事先料想到了。每當我想想共產主義將威脅我的詩歌、想起舊世界秩序的衰亡沒落之時，這種難以言喻的憂傷就向我襲來。[15]
如果只是基于詩和美的要求而反對暴力革命和平民政治，那么問題就會很簡單。問題是海涅深切地同情底層平民和無產者，且與共產主義一樣反對德意志虛假的愛國主義者、民族主義者，他們有共同的敵人。海涅不但承認共產主義者“是法國運動唯一值得尊重的黨派”，而且無法擺脫共產主義者那難以抗拒的魔力。這一個邏輯推論：只要無法反駁“凡人均有吃飯的權利”這一大前提，那么就要服從由此推出的所有的結論。無論如何，吃飽肚子比寫詩讀詩重要。既然很多人需要擺脫貧困和暴政，詩和美就排不上革命的日程，小販們就有權利把《詩歌集》當包裝紙。邏輯上的要求卻是普遍的，詩人也不能例外。自從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家圣茹斯特（Louis-Antoine-Léon de Saint-Just，1767—1794）提出“面包是人民的權利”后，近代社會運動無可辯駁的根據(jù)就是要解決“肚子問題”�！捌咴赂锩�、“二月革命”沒有使“窮人勝利”，但“肚子”問題是被推遲了而不是被取消了，總有一天要解決。肚子與詩歌，邏輯與美，海涅面臨著兩難選擇。
在海涅的文藝觀中，精神和物質是一組基本的分析范疇。“于我而言，‘猶太人’和‘基督徒’是與‘希臘人’相對立的兩個意義相近的詞，而‘希臘人’這個名詞我同樣不是用以表示任何特定的民族，而是表示一種既是天生的經訓練而形成的智力方向和直觀方式。與此有關的，我想說，所有的人不是猶太人就是希臘人，不是具有禁欲的、敵視形象的、嗜好理智化的本能的人，就是具有充滿生之歡樂的、因發(fā)展而自豪的、注重現(xiàn)實的人。”[16]海涅對浪漫派的全部批判都建立在這一基礎上：浪漫派不是別的，就是中世紀文藝的復活。而中世紀的全部使命就是消滅肉身，夸贊精神，并顯示精神克服物質的情形，把純潔無邪的感官享受變成一種罪孽。在海涅看來，唯靈主義、禁欲主義都是文藝的敵人，而文化史就是精神與物質、心靈與肉體之間的斗爭史：“唯靈主義的基督教是對羅馬帝國唯物主義的暴力統(tǒng)治的一種反動；
對于生氣勃勃的希臘藝術和科學的重新熱愛可以看做是對那種已經蛻變成最愚蠢的禁欲行為的基督教唯靈主義的一種反動；
中世紀浪漫主義的復蘇同樣也可以看做是對古希臘羅馬經典藝術的冷漠的模仿的一種反動�！盵17]歌德《浮士德》的主題之一，是精神不能滿足欲望。但在19世紀，人民群眾不再以基督徒的忍耐來承受他在塵世上的苦難，而是渴望生活上的幸福：“共產主義是這轉變了的世界觀的自然的結果，并且遍及全德國�！盵18]物質需要的上升會導致對精神生活的抑制。在1848年革命中，海涅仿佛看到了1789年大革命把路易十六皇后送上斷頭臺的恐怖：“是的，她是瑪麗亞·泰蕾西亞之女，/德意志愷撒們的后裔。/當年她頭戴高聳的假發(fā)，/頤指氣使，不可一世。//如今她的鬼魂顯形，/沒有頭顱，沒有發(fā)型，/她身邊的眾多貴婦，/也都是無頭的亡靈。[19]
海涅承認肚子的邏輯又要求心靈的權利，同情窮人又不愿放棄藝術，認同無產者的政治經濟要求又拒絕在文化上實行他們的平等原則，總之他堅決反對以文藝為代價而求得社會進步�！吧系圩髯C，我不是共和主義者。我知道，如果共和主義者勝利了，他們就會剪斷我的喉嚨……我愿意原諒他們的這種蠢事�！盵20]維護精神不可讓渡的權利、抗議文化的平庸化、物質化，是海涅文化思想的核心。在他看來，無論在革命時期，還是在上帝面前，詩人總該得到更多的優(yōu)待。在1844年《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中，他描繪了一幅理想藍圖：“我們要在地上幸福生活，/我們再也不要挨餓；
/絕不讓懶肚皮消耗，/雙手勤勞的成果。//為了世上的眾生/大地上有足夠的面包，/玫瑰，常春藤，美和歡樂，/甜豌豆也不缺少�！盵21]為此，他反對政治革命而主張社會革命，即以科技和社會進步來解決“吃飯問題”。
海涅之后，對詩與美的最大威脅其實不是“焚書坑儒”，而是已經成為社會主人的大多數(shù)公民，沒有真正的藝術需要，他們多是——
“平等的俗漢”
寫出無數(shù)情詩的海涅本是一個自由的戰(zhàn)土，在專制強暴的德意志，他被視為危險人物。“七月革命”、“三月革命”的一再失敗，使得海涅放棄了對未來的美好希望。1848年前后，海涅一直在沉思：“現(xiàn)在往哪里去?”故園東望，云慘霧愁；
英倫三島彌漫著嗆人的煤煙；
廣袤的俄羅斯無異是冬日的皮鞭；
有時也動過念頭，
向著美國揚起船帆，
向那龐大的自由棚圈，
里面住滿平等的俗漢——
這樣一個國家使我恐怖，
那里的人嘴里嚼煙葉，
他們打九柱沒有王柱，
他們吐痰沒有痰壺。[22]
這幾乎是海涅一貫的思想。1830年7月1日，在黑爾戈蘭島的海涅就比較過德意志、英國、法國和美國，德意志到處是警察，英格蘭沉悶無聊，法蘭西的統(tǒng)治者是50年前已被砍下腦袋的笨伯，“難道我應該去美利堅嗎？”不行，“去這個龐大的自由監(jiān)獄，在那里，無形的鎖鏈也許會比家鄉(xiāng)的有形的鎖鏈使我更加痛苦難忍，在那里，各類暴君中最令人厭惡的一類——群氓，行使著粗暴的統(tǒng)治權�！盵23]海涅悲觀地認為，這個時代沒有人需要詩。在盛行“你們發(fā)財吧”的巴黎，資產階級英雄時期的戰(zhàn)士已經被資本主義的污泥濁水吞沒，勝利了的資產階級把小店主的思想帶到生活的一切領域，他們每時每刻都在摧殘文化。與之對立的諸種共產主義把“肚子問題”的優(yōu)先性理解為唯一性，粗野地、拙劣而蠢笨地理解他們的理想。“繆斯女神們得到嚴厲的訓令，從今以后，再也不許疏懶而輕佻地游蕩，卻應該為祖國效勞，也許做一名販賣自由的隨軍女商販，或者做一個洗濯基督教日耳曼民族國民性的浣洗婦。”[24]空想共產主義者傅立葉（Charles Fourier，1772—1837）在設計思想社會時沒有給藝術家留下任何位置，一些革命者更是平均主義地而否定智力和精神的差異，認為自己不會寫作是一種特別的美德，用品格代替才智，把詩與美劃入資產階級、統(tǒng)治階級一國。他們的口頭禪是“他是一位貴族，是一個形式的人，是藝術的朋友，人民的仇敵�！焙Ｄ硭斎话堰@些人統(tǒng)稱為“陰暗的破壞圖像者”。
資產者，共產主義者，革命家，只是少數(shù)。海涅和馬克思共同批判過那些共產主義確實并未統(tǒng)治歐洲，但要求精神和智力上的平等，要求詩有直接的道德功能和政治功用，卻是由“平等的俗漢”所主導的民主時代的本能之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平等”有什么不好嗎？老大的歐洲等級森嚴，德國的公爵可以用幾千個青壯年的生命換取可博情婦一笑的塔勒，席勒為此呼喚強盜的出現(xiàn)。如此，平等的美利堅怎能不使德國人神往呢?與海涅同時代的音樂家如瓦格納，一遇到麻煩就想去美國；
哲學家如黑格爾，把美國視為歷史的未來，仿佛“絕對精神”在美國會比在普魯土有更全面的實現(xiàn)；
資本主義的掘墓人馬克思對美國也另眼相看，要把第一國際的總部遷往美國，以保證其政治的純潔性。一百多年來，美國吸引全世界的魅力，就是“平等”二字。但海涅就是不覺得平等美好，它使人舒服自在，卻決不能使人高貴神圣；
它可以減少罪惡，卻難以蘊蓄詩意�！靶膽鸭刀实臒o能者，經過幾千年的深思，終于找到他們強大的武器來反對天才的傲慢�！盵25]平等也許是社會理想，卻絕不是詩人的理想。因為在精神創(chuàng)造性方面，人與人之間是不平等的。李白斗酒詩百篇，曹雪芹10年辛苦不尋常，皆非常人所為。在海涅身處的浪漫派氛圍中，詩和藝術更是天才之作，他所推崇的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都是庸眾平原上猝然聳立的高峰。民主社會導致的藝術的世俗化、平民化乃至消失，是海涅后期耿耿于懷而又恐怖不已的，他提出了真正的現(xiàn)代性問題。
海涅終生不忘自由，也終生都是貴族。作為貴族，不是指他有富可敵國的伯父，也不是指他一貫喜歡揮霍奢華的生活，而是指他精神上的優(yōu)越和超常。當時的德國，他看得上眼的沒幾個，即使像瓦格納那樣的天才，當年之所以沒被他挖苦，只是因為此人當時還未顯赫，值不得海涅浪費筆墨。大講超人的尼采，與海涅心有靈犀，不是偶然的。海涅終生渴望自由，卻從不講平等，自由能使他充分揮灑，平等則把他拉向俗眾。“嚴格的平等！每一頭驢子/都有權擔任最高的官職，/可是獅子，卻要讓他/馱著谷物袋走向磨坊。”[26]海涅在《阿塔·特羅爾》中諷刺性地說明了平等的必要性和荒繆性，在充分表達其自由理想的同時堅決反對削平一切。把天才等于庸眾的平等，那樣，豈不是限制了、違反了、禁錮了天性的張揚嗎?海涅擔心藝術會在平等的社會中絕跡�？梢钥隙ǖ卣f，有教養(yǎng)的歐洲人鄙視美國，都出于與海涅同樣的對“平等的俗漢”的厭惡。
無論自由和平等在近代革命中結成了多么強有力的聯(lián)盟，它們畢竟是兩回事，而詩人的自由與又有別于政治的自由。海涅一度與馬克思頗為投合，但終于道分兩條即與此相關，正像瓦格納參加1848年德累斯頓的街壘戰(zhàn)斗并不是想建立工農蘇維埃—樣。詩人是天真的，但也是深刻的�！捌降鹊乃诐h”確實沒有寫出海涅那樣的詩。要海涅那樣的貴族詩人，還是要美國“平等的俗漢”，詩人們肯定要猶豫一下，但大多數(shù)人都不會面臨抉擇的困難。這就難怪一再有人重提海涅論題，鑒于“這邊是藝術的絕望，那邊是文化企業(yè)的墮落”的現(xiàn)狀，當代德國批評家邁耶爾（Hans Mayer，1907-2001）甚至認為“今日的文化生活是偽裝體面的騙子的樂園”，“我們已不再有文化”。[27]危言不是為了聳聽，因為海涅擔憂的現(xiàn)象至少部分已成為現(xiàn)代文化的基本性格。
金錢、政治、美，詩人不能拒絕其中的任何一個，但它們之間的關系卻絕不是相融無礙的，這種糾纏一直麻煩著現(xiàn)代詩和詩人。如果說以海涅的才智和意志都不得不為之付出代價，那么身處徹底世俗化的環(huán)境中當代詩人顯然就更難統(tǒng)一了，在種種有關詩和藝術論爭當中，我們看到了海涅幽靈的徘徊。
（2001年3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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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自弗里茨·約·拉達茨：《海因里�！ずＤ罚涠ψg，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年，第103頁。
[②]弗里茨·約·拉達茨：《海因里希·海涅》，第102頁
[③]海涅：“決死的哨兵”（1849），張玉書編選《海涅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第646頁。
[④]海涅：《從慕尼黑到熱那亞的旅行》（1828），章國鋒譯，《海涅全集》第6卷， 2003年，第81-82。
[⑤]海涅：《路德維�！げ疇柤{。一份備忘錄》，胡其鼎譯，《海涅全集》第12卷，第33頁
[⑥] 海涅：《路德維�！げ疇柤{。一份備忘錄》，《海涅全集》第12卷，第51-52頁。
[⑦] 海涅：《論浪漫派》（1833），孫坤榮譯，《海涅全集》第8卷，第53頁。
[⑧]張玉書編選：《海涅詩選》，第268頁。
[⑨]引自高中甫：《歌德接受史 1773—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80頁。
[⑩]海涅：《致一位往日的歌德崇拜者》（1832），張玉書編選《海涅詩選》，第304—305頁。
[11]自高中甫：《歌德接受史 1773—1945》，第80頁。
[12]引自高中甫：《歌德接受史 1773—1945》，第71—72頁。
[13]海涅：《路德維�！げ疇柤{。一份備忘錄》，《海涅全集》第12卷，第52頁；
馬克思：《1848年至1950年法蘭西階級階級斗爭》（1850），《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2頁。
[14]海涅：《羅曼采羅·后記》（1851），潘子立譯，《海涅全集》第3卷，第274頁。
[15]海涅：《盧苔齊亞》（1854），金海民譯，《海涅全集》第10卷，第11—12頁。
[16]海涅：《路德維�！げ疇柤{。一份備忘錄》，《海涅全集》第12卷，第13頁。
[17]海涅：《論浪漫派》（1833），孫坤榮譯，《海涅全集》第8卷，第37頁。
[18]海涅：《關于德國的通信》，引自張玉書編選：《海涅詩選》，第491頁。
[19] 海涅：《羅曼采羅·瑪麗·安托瓦內》（1851年），潘子立譯，《海涅全集》第3卷，第36頁。
[20]引自參見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青年德意志》，高中甫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第118—119頁。
[21]張玉書編選：《海涅詩選》，第489頁。
[22]海涅：“現(xiàn)在往哪里去——1848年革命后”，張玉書編選：《海涅詩選》，第638—639頁。
[23]海涅：《路德維�！げ疇柤{。一份備忘錄》（1840），《海涅全集》第12卷，第36頁。
[24]海涅：《阿塔·特羅爾“序”》（1846），張玉書編選：《海涅詩選》，第344頁。
[25]海涅：《阿塔·特羅爾“序”》，張玉書編選：《海涅詩選》，第344頁。
[26]海涅：《阿塔·特羅爾》，張玉書編選：《海涅詩選》，第373頁。
[27] 漢斯·邁耶爾“我們已不再有文化”，北京：《文藝報》1994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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