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唐人模勒元白詩非雕版印刷說
發(fā)布時間:2020-06-10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內(nèi)容摘要】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中記述說，唐人曾“模勒”他和白居易的流行詩篇，用以鬻賣，明人胡震亨和清人趙翼始將其視作有關(guān)中國書籍施行雕版印刷的最早記載；
這一觀點，經(jīng)島田翰、葉德輝、王國維等人闡釋，現(xiàn)在已經(jīng)得到絕大多數(shù)中國學(xué)者的認同。本文研究則指出，所謂“模勒”，應(yīng)當如同向達、伯希和過去所理解的那樣，實際是指勾勒，亦即影摹書寫，與雕版印刷，本來毫無關(guān)系。由此進一步探究，還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早期書籍雕版印刷技術(shù)在世俗社會的傳播擴散過程中，由字書、韻書等基礎(chǔ)教育用小學(xué)書籍，到科舉試賦的范本，再到儒家經(jīng)書，是一條相互連貫的遞進序列；
社會教育，特別是科舉考試，是促使印刷術(shù)由宗教及其鄰接領(lǐng)域向世俗社會全面?zhèn)鞑U散之最重要的驅(qū)動力。
【關(guān)鍵詞】 模勒 雕版印刷 唐代
一、視唐人“模勒”元白詩為雕版印刷說的由來
目前，在中國書籍雕版印刷史研究領(lǐng)域，將唐人“模勒”元白詩一事，看作是有關(guān)中國實施雕版印刷的最早文獻記載，已得到絕大多數(shù)中國學(xué)者的認同，成為一種普遍通行的說法。
有關(guān)這一事件的記載，見于元稹撰《白氏長慶集序》：
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后數(shù)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復(fù)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謂“元和詩”；
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喻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于繕寫模勒，衒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于市肆之中也〕。
元稹自署此序作于“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1，值公元825年年初。明朝末年人胡震亨，在《讀書雜錄》一書中，最早將上述“模勒”元、白詩事，視作唐朝已盛行雕版印刷的例證2。不過，由于胡氏此書過去一向相對比較冷僻，除了在清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有四庫館臣曾注意到這一見解，并贊許其“語有根據(jù)”之外3，似乎很少有人能夠看到；
而四庫館臣雖然留意到胡震亨這一考述，《四庫全書》中卻是列此書于存目，依然難以引起讀者的注意。因此，胡震亨的這一見解，并沒有對后世產(chǎn)生太大影響4。清乾隆年間知名的史學(xué)家和詩人趙翼，在引述元稹這篇序文時，將“模勒”寫作“摹勒”，這或?qū)匐S意改動，或是所據(jù)版本有別，惟“�！薄ⅰ澳 痹诖吮究上嗷ネㄓ�，不必細究二者孰是。趙氏具體闡釋此“模勒”之語義，謂“即刊刻也”；
并由此推論，當時或許已經(jīng)行用雕版印刷5。后世盛行之唐人“模勒”元、白詩為雕版印刷說，實際上就是由此引發(fā)其端緒。
趙翼在闡釋“模勒”一詞時，雖然對書籍雕版印刷的緣起有所論述，但他畢竟沒有系統(tǒng)研究雕版印刷史問題，所說自然還缺乏足夠的權(quán)威性影響。不過，日本學(xué)者島田翰在眀治年間撰著《古文舊書考》，已經(jīng)完全承用趙翼的說法，將其引入專門的版刻研究領(lǐng)域6。至清末葉德輝撰《書林清話》，全面論述版刻史各方面問題，踵島田氏之后，亦舉述唐人模勒元、白詩事，作為書籍雕版肇始于唐代的文獻記載7。稍后到民國前期，王國維撰著《五代兩宋監(jiān)本考》、《兩浙古刊本考》諸文，開啟深入、系統(tǒng)的版刻史研究時，復(fù)承用這一觀點，謂此“模勒”，“自非鏤板不可”8。基于葉、王兩氏在中國版刻史研究領(lǐng)域的奠基者地位，后世
1 唐元稹《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五一，頁554～555。
2 明胡震亨《讀書雜錄》（濟南，齊魯書社，199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十八年刻本）卷上，頁711（子部第109冊）。
3 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影印清乾隆浙江刻本）卷一二八“讀書雜記”條，頁1104。
4 案在今人研究中，大陸學(xué)者似乎只有曹之注意到《四庫提要》中的相關(guān)記述，說見曹氏所著《中國印刷術(shù)的起源》（武漢，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94）第一章第五節(jié)《唐中說》，頁23；
海外學(xué)者當中則有翁同文，稍早于曹氏，也注意到了四庫館臣所評述的胡震亨這一說法，但翁氏坦承他本人尚且“未見”胡震亨說原文，見翁氏《與印刷史夾纏之元稹筆下“模勒”一詞確詁》，原刊《東吳文史學(xué)報》第七期（1989年3月），此據(jù)作者文集《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史論叢》（臺北，稻鄉(xiāng)出版社，2004，頁2，頁5～6）。不過，這些都已是遲至20世紀80年代末以后的事情了。
5 清趙翼《陔馀叢考》（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57）卷三三“刻書書冊”條，頁695。
6 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影印日本明治三十七年排印本）卷二《雕版淵源考》，頁251（此影印本出版者竟效法明人刻書而改換名目之惡習(xí)，妄自將書名改作“漢籍善本考”，荒唐殊甚）。案島田翰雖然沒有言明其承用趙翼的見解，但文中所稱述的“先儒”說法，明顯是出自趙氏的《陔馀叢考》。
7 葉德輝《書林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57）卷一“書有刻板之始”條，頁20。
8 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影印《王國維遺書》第七冊）序，頁353。案此序撰寫于1922年。案劉聲木在清末至民國初年纂述的《萇楚齋續(xù)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九“劉墉讀書法”條中（頁438），用“摹勒甚精”來描述寫刻本劉墉詩集，說明在這一時期已經(jīng)比較普遍地使用“模勒”（摹勒）一詞來表述雕版印刷，這樣的用法，對葉德輝、王國維這些版本研究者也會有潛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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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這一問題，遂遞相遵用其說，罕有異辭1。
不過，學(xué)術(shù)界對于這樣的解讀，也并不是完全沒有不同的看法。1925年，美國學(xué)者卡特（T. F. Carter）出版《中國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和它的西傳》一書，書中在論述有關(guān)唐代雕版印刷的文獻記載時，就沒有提及元稹的《白氏長慶集序》，而是說：“中國文獻中第一次明白提到雕版印刷為唐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柳玭在四川所看到的雕版書。”2《中國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和它的西傳》一書甫一面世，日本學(xué)者桑原陟藏，即在評議文章中特地指出，對于元稹提到的“模勒”元白詩篇一事，還需要進一步探究，實際上是委婉地批評卡特回避或是忽略了這一重要記載3�？ㄌ卦诖藭霭娴耐荒陜�(nèi)，即不幸逝世，沒有來得及看到桑原陟藏的文章，但是，美國學(xué)者善富（L. C. Goodrich，一作“富路特”）在卡特身后修訂增補再版此書時（1955年出版），針對桑原陟藏這一批評，特地說明道，伯希和曾嚴厲斥責(zé)中日兩國一些學(xué)者視“模勒”為雕版印刷的看法，認為這是對元稹序文的誤解；
因此，在獲取考古學(xué)上的證據(jù)之前，還不宜將其理解為雕版印刷4�？ㄌ卦跀⑹霾：蛯λ藭膸椭鷷r講道：“（伯希和）曾經(jīng)細心逐章讀過著者的初稿，……對稿件的每一頁，幾乎都提出了意見和修正，經(jīng)著者推敲以后接受。”5據(jù)此，有理由推測，卡特在書中沒有提及元稹這篇書序，決不是無意的疏忽或有意的回避，而是他信從伯希和的看法，根本不贊同將唐人“模勒”元白詩視作雕版印刷，
1 其最有代表性的著述，如胡適《白話文學(xué)史》（臺北，遠流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86，《胡適作品集》本。案此書初版于1928年）上卷第二編第十六章《元稹、白居易》，頁201；
又胡適（HU SHIH），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原刊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15.3 (Spring,1954)，此據(jù)《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39卷，英文著作，頁468；
鄧嗣禹《中國印刷術(shù)之發(fā)明及其西傳》，原刊《圖書評論》第2卷第11期，1934年7月，此據(jù)作者文集《鄧嗣禹先生學(xué)術(shù)論文選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80），頁30；
傅斯年《北宋刊南宋補刊十行本史記集解跋》，刊《國立中央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1948年9月，頁193；
周一良《紙與印刷——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此文撰寫于1951年，刊載于李光璧、錢君曄編《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發(fā)明和科學(xué)技術(shù)人物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55），頁12；
趙萬里《中國印本書籍發(fā)展簡史》，原刊《文物參考資料》第4期，1952年12月，此據(jù)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分會編《中國印刷史料選輯》之一《雕版印刷源流》（北京，印刷工業(yè)出版社，1990），頁217；
張秀民《中國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及其影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一章第二節(jié)《雕版的發(fā)明》，頁38～39；
李書華《中國印刷術(shù)起源》（香港，新亞研究所，1962）第四章《印刷術(shù)發(fā)明的時期問題》九《<白氏長慶集>序》，頁90～100。劉國鈞著、鄭如斯訂補《中國書史簡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第四章第一節(jié)《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頁56；
屈萬里與昌彼得合著、潘美月訂補《圖書版本學(xué)要略》（臺北，中國文化大學(xué)出版部，1986）卷二《源流篇》一《刻書之始》，頁25；
史梅岑《中國印刷發(fā)展史》（臺北，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86）第三章第一節(jié)《隋唐碑書與雕刻》，頁41；
鄧廣銘《隋唐五代史講義》（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鄧廣銘全集》第六卷本）第六章第三節(jié)《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及其普遍應(yīng)用》，頁179；
王欣夫《文獻學(xué)講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三章第一節(jié)《版本的起源和發(fā)展》，頁65；
黃永年《古籍版本學(xué)》（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第三章《雕版印刷的出現(xiàn)》之“雕版印刷的早期文獻”，頁52。
2 卡特《中國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和它的西傳》（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57，吳澤炎中譯本）第二編第八章《最早的雕版書——咸通九年金剛經(jīng)》，頁53～61。
3 桑原陟藏《カ－タ－氏著<支那に於ける印刷の起源>》，原刊《史林》第11卷第1號，大正十五年（1926年）1月，此據(jù)《桑原陟藏全集》（東京，巖波書店，1968）第二卷，頁99。
4 Carter,Thomas francis,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estward. Revised by L.Carrington Goodrich.New York,1955.p65. 參據(jù)藪內(nèi)清等譯注日文本《中國の印刷術(shù)——その發(fā)明と西伝》（東京，平凡社，1977）第二部第八章《現(xiàn)存する最古の印刷書，868年の『金剛經(jīng)』》，第1冊，頁114。
5 卡特《中國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和它的西傳》之“序論”，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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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奈中國學(xué)者，似乎從來沒有人留意過卡特的用意。
中國學(xué)者向達，稍后也獨立提出了與伯希和、卡特相同的看法，謂釋“模勒”為雕版，其“文字詮釋，似有未晰。故在未得第二種文獻及年代清晰之實物證據(jù)以前，不得據(jù)此即謂唐代在大歷時即已有雕版印書也”1。向達此說，雖然沒有得到學(xué)術(shù)界的普遍響應(yīng)，但后來也有一些人，對此持有基本相同的看法。如蔣元卿撰《中國雕版印刷術(shù)發(fā)軔考》一文，亦謂：“欲以元氏之言，定刻書之始，在理論上雖大致可能，但在未有實物及旁證之前，不無可疑也。”陳登原在1960年寫定的《國史舊聞》中，謂王國維以“模勒”元、白詩為雕版印刷，“此恐不衷于是”。又錢穆在1962年也曾談到，元稹所云“繕寫”，“僅是傳抄其文字”，而“模勒是依仿各處題字而模勒其字體”2。另如毛春翔撰《古書版本常談》在講述雕版印刷肇始問題時，謂“有唐一代，據(jù)我所知，刻書掌故，最早見的，是在中唐之世，有例可舉的，是馮宿《請禁印時憲書疏》”，而沒有提及較此更早的元稹《白氏長慶集序》，顯然，毛氏也不認同“模勒”為雕版印刷的看法。宿白《唐五代時期雕版印刷手工業(yè)的發(fā)展》一文所持態(tài)度，亦與毛氏相同3。又不知是否為受到卡特著述的影響所致，在《中國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和它的西傳》一書出版之后，日本有許多學(xué)者在述及這一問題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大體上都采用了與卡特相同的態(tài)度4；
類似的情況，還有美國學(xué)者錢存訓(xùn)（Tsien Tsuen-Hsuin）等1。
1 向達《唐代刊書考》，原刊《中央大學(xué)國學(xué)圖書館第一年刊》，1928年11月，此據(jù)作者文集《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57），頁123～124。
2 見李書華著《中國印刷術(shù)起源》卷首之《錢賓四先生序》。
3 蔣元卿文原刊《安大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36年4月，此據(jù)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分會編《雕版印刷源流》，頁60。陳登原《國史舊聞》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四○“唐人印刷”條，頁539～543。毛春翔《古書版本常談》（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5年重印本）之“我國雕版印書始于何時”一節(jié)，頁16。宿白文據(jù)宿氏印刷史文集《唐宋時代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1～11。案繼向達之后，明確否定唐人“模勒”元、白詩為雕版印刷，并對此做出較大篇幅專門論述的學(xué)者，應(yīng)屬曹之。惟曹氏所論，角度與本文有別，似多未能切中其核心問題，恐怕尚不足以觸動視“模勒”為雕印的說法。曹說見所著《中國印刷術(shù)的起源》第八章第八節(jié)《“模勒”考辨及其它》，頁321～332，讀者可參看。
4 如中山久四郎《世界印刷史》（東京，三秀舍，1930）第二卷《支那篇·朝鮮篇》第二篇《支那印刷史本紀》二《唐時代の雕版印刷諸說》（頁497～498），即明確闡釋說“模勒”二字應(yīng)當解作“模寫”，不能用作雕版印刷起源的證據(jù)；
1930年11月內(nèi)藤虎次郎在日本“大藏書會”上講演中國古代版本問題，談到唐代早期印刷品時，亦回避不提時人“模勒”元白詩事（內(nèi)藤氏講演稿題為《宋元板の話》，見所著《東洋文化史研究》，東京，弘文堂書房，1958年，頁113～114）；
石田幹之助《長安の春》（東京，平凡社，1967，《東洋文庫》叢書本）之《唐代圖書雜記》一節(jié)（頁181～191），雖明確述及市肆中普遍售賣元、白詩的情況，卻仍然講述說：“當時的讀物幾乎全部都是寫本。”顯然是將當時售賣的元、白詩篇，統(tǒng)統(tǒng)視作寫本案石田氏此書初版于1941年）。又如禿氏祐祥《東洋印刷史序說》（京都，平樂寺書店，1941）第四章《唐代の印刷術(shù)》（頁28～40）、大內(nèi)白月《支那典籍史談》（東京，昭森社，1944）前編《周より唐まで》一節(jié)（頁15～17）、長澤規(guī)矩也《書誌學(xué)序說》（東京，吉川弘文館，1972。案此書初版于1960年）第四篇第一章《初期の印刷》之“文獻による唐代の出版”（頁137～138）、同人著《古書のはなし——書誌學(xué)入門》（東京，富山房，1979）第五章之“唐代の印刷に關(guān)する各種の文獻”一節(jié)（頁83～84），米山寅太郎《圖說中國印刷史》（東京，汲古書院，2005）第一章第二節(jié)《唐代的印刷》（頁12～21），等等，在論述中國早期雕版印刷事例時，也都刻意避而不提元稹這篇序文；
長澤氏在所著《圖解和漢印刷史》（東京，汲古書院，1976）一書《解說篇》的“序說”中（頁2），甚至明確談道，《冊府元龜》所記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5年）東川節(jié)度使馮宿請求禁止民間印行歷日的奏疏，是歷史文獻中提到雕版印刷最早的記載。特別是妹尾達彥所著《唐代長安東市の印刷業(yè)》一文（刊唐代史研究會編著《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國家と地域》，東京，刀水書房，1999，頁200～238），文中所列《唐代印刷品一覽》表，開列了見于文獻記載和發(fā)現(xiàn)有實際遺物的所有唐代印刷品和印刷事項，卻依然沒有提及唐人“模勒”元、白詩一事，而此文開篇即已經(jīng)明確提到卡特與伯希和等人的相關(guān)研究論述，顯然應(yīng)該是遵從了卡特、伯希和等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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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遺憾的是，向達等對“模勒”屬雕版說持否定或懷疑態(tài)度的中國學(xué)者，大多并沒有
做出特別深入的論證。
伯希和對元稹《白氏長慶集序》所說“模勒”元白詩的看法，后來寫入《中國印刷術(shù)的發(fā)端》一書，刊布在其身后整理出版的《伯希和遺著》第四卷中2。伯希和雖然對“模勒”一詞的解讀，提出了至關(guān)重要的解析路徑和證據(jù)，但他只是簡單陳述了自己的傾向性看法，沒有詳細展開論述，以致如上所述，就連采用其說的善富，也和向達一樣，認為在取得考古學(xué)上的新證據(jù)之前，對“模勒”與雕版印刷的關(guān)系，還不宜做出最終的定論，這也就意味著連善富都不能完全肯定伯希和觀點之正確無誤；
而在20世紀60年代韓國發(fā)現(xiàn)《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jīng)咒》之后，善富以為其刊印年代應(yīng)在公元704年至公元751年之間3，這顯然已經(jīng)充分具備了向達和善富等人所要尋求的考古學(xué)上的新證據(jù)，從而也就意味著其過去所持的觀點，已經(jīng)失去立論的前提，需要徹底加以重新探討：即是不是有了這樣的實物證據(jù)，視唐人“模勒”元、白詩為雕版印刷的看法，就能夠成立了呢？
在秉持這一派觀點的學(xué)者當中，目前所知，只有臺灣學(xué)者翁同文，對“模勒”與雕版印刷的關(guān)系，做過比較深入的闡釋。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翁氏連續(xù)發(fā)表《與印刷史夾纏之元稹筆下“模勒”一詞確詁》和《從印刷史論考唐人“模勒”一詞絕不指印刷》兩篇論文，辨析“模勒”的語義應(yīng)與雕版印刷無關(guān)4。翁同文撰述這兩篇文章，花費功力殊深，對于證成和推進伯希和、向達的看法，具有很大貢獻，惟所做論證，大體上還是囿于孤立闡釋石刻、版刻當中的語詞用法，而且在這方面尚遺漏一些至關(guān)重要的例證；
對元稹《白氏長慶集序》這一原始記載的剖析，則頗欠細密通達，特別是沒有能夠更多地著眼于早期印刷術(shù)的發(fā)生和傳播領(lǐng)域問題，所論述的范圍，實質(zhì)上仍未能超逸于伯希和舊有的框架之外，因此，文章發(fā)表后并沒有能夠得到學(xué)術(shù)界的普遍重視。而且，與向達、善富諸人相似，翁氏亦嘗論述說：“（唐）文宗太和九年（835）馮宿奏準禁斷民間版印歷日之文，明白確切可信。元稹筆下出現(xiàn)“模勒”一詞的穆宗長慶四年（824），相去不過十年，若據(jù)以推斷當時已有小
1 錢說見所著Paper and printing，即李約瑟（Joseph Needham）編著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之第五卷第一分冊，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146-159.
2 Pelliot, Paul, Les débu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 （“Oeuvres Posthumes de Paul Pelliot ,”IV.） Edited by Robert des Rotours , with additional notes and appendix by Paul Demiéville. Paris, 1953.pp.31-33.
3 見胡道靜《世界上現(xiàn)存最早印刷品的新發(fā)現(xiàn)》，原刊《書林》1979年第2期，此據(jù)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分會編《雕版印刷源流》，頁283。
4 翁同文《與印刷史夾纏之元稹筆下“模勒”一詞確詁》，又同人撰《從印刷史論考唐人“模勒”一詞絕不指印刷》（初見《晚唐的社會與生活》，臺北，臺灣學(xué)生書局，1990年9月），據(jù)作者文集《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史論叢》，頁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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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印刷品，自有可能�！薄罢`以模勒白居易詩為印刷，就時間言，雖可能已有印刷品，與印刷起源時代相符，但嚴格而論，究非事實�！�1同樣是孤立地看待唐人“模勒”元白詩一事，沒有明確區(qū)別看待不同性質(zhì)印刷品的時間發(fā)生次序2，因而也就未能從根本上澄清前人的錯誤認識。
另一方面，在中國大陸，不知是不是由于文獻查閱困難所致，更根本無人提及伯希和的這一重要研究3。不過，令人費解的是，對立一方的觀點，其實同樣缺乏深入論證，卻得到了廣泛的認同。這在很大程度上，應(yīng)是先入為主的結(jié)果。
基于這種狀況，有必要在伯希和、向達和翁同文等人論述的基礎(chǔ)上，重新審辨相關(guān)文獻，進一步探究中國印刷史上這一重要問題。
二、“模勒”一詞的真實語義
趙翼、葉德輝、王國維等諸家釋“模勒”為雕版，大多并沒有講述其具體依據(jù)，我推想，首先應(yīng)當與對這兩個字字義的理解有關(guān)�！澳！弊值幕咀至x不外模型、模范和模仿、模擬兩重，如前所述，作后一義時，可與“摹”字相通。顯而易見，不論將“�！弊纸庾髂Ｐ突蚴悄７�，都與雕版印刷這種復(fù)制文字作品的方式，具有一定聯(lián)系。至于“勒”字，其與雕版印刷的聯(lián)系，要比“�！弊指鼮榫o密，因為《禮記》中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的說法，東漢鄭玄注謂：“勒，刻也�？坦ば彰谄淦�，以察其信�！�4東漢時班固為竇憲在燕然山上“刻石勒功，紀漢威德”5，更是將“勒”字用作“鐫刻”之義最為昭彰的例證。趙翼、葉德輝、王國維輩，自然熟知《禮記》和班固的事跡，胡適還曾引據(jù)諸多東漢以來“勒石”、“勒銘”的具體例證，來印證鄭玄對“勒”字詞義的解釋6，再加上元稹序文提到“模勒”時，是與“繕寫”對舉，這樣，很容易就會將“模勒”與雕刻書版聯(lián)系到一起。對此，日本學(xué)者島田翰和依從趙翼、葉德輝、王國維諸人的鄧嗣禹、張秀民，曾做有不同程度的表述，
1 翁同文《從印刷史論考唐人“模勒”一詞絕不指印刷》，據(jù)作者文集《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史論叢》，頁31～32。
2 案翁氏對中國早期印刷術(shù)的發(fā)生與傳播次序，本來提出過很好的見解，謂在元稹撰寫《白氏長慶集序》的“唐穆宗長慶四年以前，唐朝境內(nèi)，除長安曾間歇地有佛教徒以非常格的版式偶印佛像佛咒以外，任何地方都無印制的痕跡”（見翁氏《從印刷史論考唐人“模勒”一詞絕不指印刷》，據(jù)作者文集《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史論叢》，頁44），并曾計劃撰寫《唐代長安僧侶印施佛像佛咒開“常格印刷”先河》一文（見翁氏文集《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史論叢》卷首宋德熹撰《翁同文先生的生平與為學(xué)——<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史論叢> 出版前言》，頁Ⅸ），可是，但在論述唐人“模勒”元白詩與雕版印刷的關(guān)系時，卻沒有從這一角度做出具體的分析。
3 案雖然張秀民在《中國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及其影響》一書附錄三《參考書刊目錄》當中（頁208），開列有伯希和著Les débu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但張氏在本書正文當中并沒有對伯希和有關(guān)“模勒”的看法做出任何說明，因而，其是否閱真的讀過伯希和這一著述，似乎很值得懷疑。
4 《禮記·月令》并鄭玄注，據(jù)《禮記鄭注》（清嘉慶張敦仁影宋刻本）卷五，頁22b。
5 《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二三《竇憲傳》，頁814～815。
6 李書華《中國印刷術(shù)起源》第四章《印刷術(shù)發(fā)明的時期問題》九《<白氏長慶集>序》引述胡適致李書華信函，頁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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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尤以鄧嗣禹所說，最為明晰1。
向達則并不認同這樣的推論，他明確提出質(zhì)疑說：
此序（案指元稹《白氏長慶集序》）所恃以為刻書之證者，僅模勒二字及模勒與繕寫二字對舉而已�！缚槍憺閭鞒�，模勒為刊刻，則其曲解，與見書本即謂與墨板對舉者無以異也。2
這與趙翼諸人所說，直如針鋒相對。不過，釋“模勒”為刊刻，是曲解抑或正解，僅僅像這樣各執(zhí)一詞，終究令人無所適從，需要核諸具體的用例，方始得以判明。
如上所述，釋“模勒”為雕刻，應(yīng)與“勒”字單獨使用時之“鐫刻”語義具有最直接的聯(lián)系，而“模勒”作為一個固定組合起來的詞語，其最常見的用例，則是與刻制碑帖有關(guān)，其中“模勒上石”一語，便足以清楚說明這種關(guān)聯(lián)。如宋太宗時刊刻的淳化閣帖，卷尾便有“奉圣旨模勒上石”的題記3；
又如同在宋太宗朝的端拱元年十月，李至也曾經(jīng)想要“以御書《千字文》于御制秘閣贊碑陰模勒上石”4。因此，正確理解“模勒”二字的涵義，首先需要將其與東漢鄭玄所釋單獨使用的“勒”字區(qū)分開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弄清它究竟是指碑帖刊刻過程中的哪一道工序。博學(xué)如王國維者，自然不會沒有注意到“模勒”與碑帖刊刻之間的這種關(guān)聯(lián)，但或許是受到趙翼、葉德輝諸人已有成說的影響所致，王氏對此并沒有多加理會，只是很隨意地推論說：“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將元、白詩）作書鬻賣，自非鏤板不可。”5于是，便在這個極為關(guān)鍵的環(huán)節(jié)上，背離事實真相，走入一條錯誤的認識路徑。
王國維和胡適諸人顯然是將元稹所說的“模勒”，等同于《禮記》“物勒工名”之“勒”，也就是鐫刻；
而按照后世的情況看，“作書鬻賣”者，一般是用雕版印刷，而不是刻石傳拓，
1 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卷二《雕版淵源考》（頁251）謂：“夫已之曰繕寫，又云摸（模）勒，摸（模）勒之為刊刻，可知矣�！庇謴埿忝裨凇吨袊∷⑿g(shù)的發(fā)明及其對亞洲各國的影響》一文中，說明其釋“模勒”為雕版印刷的依據(jù)云：“因為勒碑、勒石，就是把文字刻在石碑上，模勒與繕寫對舉，可見模勒就是模刻為印本�！睆埼脑豆饷魅請蟆�1952年9月30日，此據(jù)《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北京，印刷工業(yè)出版社，1988），頁2。鄧嗣禹則在《中國印刷術(shù)之發(fā)明及其西傳》一文中闡釋說：“此處‘繕寫’與‘模勒’對舉，足證‘模勒’之議，等于‘模刻’（按勒、刻古通，例證甚多，如《禮記·月令篇》等皆是）�！闭f見鄧氏文集《鄧嗣禹先生學(xué)術(shù)論文選集》，頁30。
2 向達《唐代刊書考》，據(jù)作者文集《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123～124。
3 宋曹士冕《法帖譜系》（北京，中國書店，1990，《海王村古籍叢刊》影印民國初年陶湘覆宋刻《百川學(xué)海》本）卷上“淳化法帖”條，頁175；
又“淳熙修內(nèi)司本”條，頁175；
又“大觀太清樓帖”條，頁175～176。
4 宋孫逢吉《職官分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四庫類書叢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五“秘閣校理”條，頁386。
5 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序，頁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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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鄧嗣禹所說：“因其為模刻之物，故能衒賣于市井也�！�1這樣一來，所謂“模勒”元、白詩一事，便“自非鏤板不可”。然而，這樣來解釋“模勒”一詞的語義，實際很難經(jīng)得住推敲。
首先，從字面上看，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正文中雖是將“模勒”與“繕寫”對舉，容易給人以“模勒”與書寫無關(guān)的印象，但需要注意的是，元稹在自注中的提法，卻是“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這里所謂“作書”，伯希和解作書寫文字2，這似乎要更加允當一些，而未必如王國維所理解的那樣，是制作“書本”或是“書卷”。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張秀民等曾解釋元稹所說“繕寫模勒”白居易詩，是刊刻白樂天的“詩集”3，所說很不妥當；
實則應(yīng)如黃永年所指出的那樣，當時市井間所流布者，只是一些流行的詩篇，“并不是整部的詩文集” 4。徐俊對迄至唐朝的“寫本時代”里詩文作品的傳布形式，曾做有精辟的總結(jié)，揭示出它與宋代以來的“刻本時代”根本不同，“除了部分詩文集定本外，流傳更多更廣的是規(guī)模相對短小、從形式到內(nèi)容均無定式的傳抄本。……一般讀者也總是以部分作品甚至單篇為單位來接觸作家的創(chuàng)作，而根本不可能像刻本時代的讀者那樣，可以通過‘別集’、‘全集’的形式去了解作家的作品” 5。白居易以及元稹流行詩篇的傳布形式，也不應(yīng)當違逆這一時代通行特征。因而，將“作書”視同制作書籍，恐怕難以成立。這樣，“作書模勒”則可以解作用書寫的形式來“模勒”元稹和白居易的詩篇6。
下面讓我們再回到碑帖當中，來看一看是否可以這樣來理解“作書模勒”。針對趙翼諸人的觀點，向達曾提出“模勒”二字本可以另行做出解釋：“顧模可釋為摹寫，勒亦可詮為
1 鄧嗣禹《中國印刷術(shù)之發(fā)明及其西傳》，據(jù)鄧氏文集《鄧嗣禹先生學(xué)術(shù)論文選集》，頁30。
2 Pelliot, Paul, Les débu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 pp.31-33.
3 張秀民《中國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及其對亞洲各國的影響》，據(jù)《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頁2。又昌彼得《中國的印刷術(shù)》，見所著《版本目錄學(xué)論叢》（一）（臺北，學(xué)海出版社，1977），頁141～142。程千帆等纂《校讎廣義·版本篇》（濟南，齊魯書社，1991）第四章《雕印本的品類》（頁106），亦謂元稹所說“繕寫模勒”之元、白詩為“詩集”。
4 黃永年《古籍版本學(xué)》第三章《雕版印刷的出現(xiàn)》之“雕版印刷的早期文獻”，頁52。
5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之《前言》，頁10。
6 案宋官修《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集配宋眀諸本影印本）卷七○五所錄唐元稹《白氏長慶集序》（頁3637），此元稹自注之“作書模勒”乃作“作碑模勒”（此集配影印本《文苑英華》本卷所據(jù)底本為明隆慶刻本）。對此，伯希和在《中國印刷術(shù)的發(fā)端》一書中曾有辨析說：“如果是‘碑’字，則所有有可能被視作雕版印刷的假象都將不復(fù)存在，即謂由一些書法好的抄手來抄寫白居易和元稹的詩稿，將他們的手跡按照原樣刻在碑上（模勒），人們制作碑石的拓片，到市場上去販賣。自唐代以來，這一習(xí)慣已經(jīng)被證明。但坦白地說，我認為‘書’是更好的版本，因為早期文獻中都是‘書’字，‘碑’字是明代出于對‘模勒’一詞的誤解而做的改動�！保ㄒ奓es débu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 pp.31-33.）案元稹文中
“揚越間多作書（或碑）模勒”的說法，表明“作書（或作碑）模勒”元白詩者，應(yīng)當同時有很多地方，而假若一旦在某處刻制石碑傳拓，一方石碑，即可以大量拓印，在很大范圍內(nèi)傳布，似不必處處重刻碑版。又據(jù)《文苑英華》卷九三七白居易撰《相國武昌君（軍）節(jié)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銘并序》（頁4928～4929），知元白二人的流行詩篇，應(yīng)是“每一章一句出”，即“無脛而走”，新詩疊出不窮，刻碑量太大，也不如書寫更為及時。所以，我認為還是以“書寫”的形式來“模勒”的可能性更大，應(yīng)當依從從伯希和的意見；
不過，也不能完全排除刻碑拓印元白詩篇的可能，但這同樣與雕版印刷毫無關(guān)系。徐俊在所著《敦煌詩集殘卷輯考》的《前言》當中（頁54～55），對此即曾明確談到：“即使‘模勒’意即刊刻，也難以確定為刊刻書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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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從原跡摹寫勾勒若今之影寫本然，似亦可通�！�1清末時葉昌熾曾搜集大量有關(guān)“模勒”的例證，歸納總結(jié)“模勒”在碑帖刊刻過程中所承負的具體工序，恰好可以證實向達的揣測：
按古碑，凡書模勒，與鐫刻為二事。何以證之？如唐懷仁《圣教序》，既書諸葛神力勒石矣，又曰武騎尉朱靜藏鐫字。《紀信碑》，既書勒碑人史缶勒矣，又曰石工張敬鐫字�！肚喑巧匠５烙^敕》，既書觀主甘遺榮勒字矣，又曰晉原吳光□刻。宋《上清太平宮記》，既書副宮楊志振模矣，又曰長安忠善居士黃德用刊。此蓋勒字為一人，鐫字為一人。若鐫、勒出于一手者，如唐之《張延賞碑》，將作官馬瞻刻字并模勒�！读菏刂t功德銘》，天水強瓊模勒并刻字�！冻纬强h令鄭公碑》，姜濬模勒并刻字�！对俳▓A覺大師塔誌》，韓師復(fù)模勒并刻�；蛳葧獭⒑髸�，或先書勒、后書刻�！w古人刻碑，或書丹于石，或別書丹，而雙鉤其文以上石。模勒即勾勒，今人以勒字為刻字，失之矣。2
宋人歐陽修，嘗謂“唐世碑碣，顏、柳二家書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于臨時，而模勒鐫刻，亦有工拙”3，歐陽氏在這里是將“模勒”與“鐫刻”對舉，其云因“模勒”工拙不同而致使碑碣筆法出現(xiàn)明顯差異，講的只能是這種“別書丹而雙鉤其文以上石”的做法4，這也是前人“模勒上石”一語的真實含義。又宋代宮廷畫院，設(shè)有待詔官六種，“模勒”亦預(yù)名其間5，與書丹、裝背、界作諸待詔并列，顯然也是職在臨摹畫作，與雕印書籍或是鐫刻碑版都絲毫沒有關(guān)聯(lián)。元人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一書中，曾“取宋薛尚功所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碑本》第十八卷內(nèi)璽文，模勒于后，以備博古之一覽”6，其所謂“模勒”，實際上就是依樣描摹璽文。
由此可以確證，古人所云“模勒”，講的就是向達所說的勾勒，既可用于臨摹畫作，也可用于描摹文字。在這樣的社會語言環(huán)境當中，元稹若是別出心裁，用“模勒”來指稱雕版印刷，必定會產(chǎn)生嚴重誤解，因此，很難想象會有這樣的可能。
事實上，伯希和在他的遺著當中，正是依據(jù)上述葉昌熾對“模勒”與鐫字的區(qū)分，得出
1 向達《唐代刊書考》，據(jù)作者文集《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123～124。
2 清葉昌熾《語石》（北京，上海書店，1986）卷六，頁121。案翁同文《與印刷史夾纏之元稹筆下“模勒”一詞確詁》（見作者文集《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史論叢》頁1～27））一文，對此做有更為詳細的考述。
3 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北京，中國書店，1986，《歐陽修全集》本）卷九，頁1199。
4 案雙鉤模勒法的具體工藝要求，可參見宋姜夔《續(xù)書譜》（北京，中國書店，1990，《海王村古籍叢刊》影印民國初年陶湘覆宋刻《百川學(xué)�！繁荆┲芭R”條（頁374）：“雙鉤之法，須得墨暈不出字外，或郭填其內(nèi)，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蛟齐p鉤時須倒置之，則亦無容私意于其間。誠使下本眀、上紙薄，倒鉤何害；
若下本晦、上紙厚，卻須能書者為之發(fā)其筆意可也�！�
5 宋鄧椿《畫繼》（北京，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63）卷一○《雜說·論近》，頁124。
6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二六“傳國璽”條，頁32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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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模勒”應(yīng)是復(fù)制手跡而非雕版印刷的正確看法1。傳世宋福州東禪寺版《大藏經(jīng)》當中的《楞伽經(jīng)》，最初本是由蘇軾在元豐八年手書上版，因其書法字體獨特，與當時通行的普通版刻字體有明顯區(qū)別，故時人記述元祐三年在福州按照蘇軾原來的字體覆刻此經(jīng)的雕版技法時，乃是謂之曰“命工摹勒鏤板”。案前文已經(jīng)陳述，“摹勒”亦即“模勒”之異寫，二者語義完全相同，而“鏤板”無疑是指鐫刻印版，宋人在這里既然明確將“摹勒”與“鏤板”相對舉，“摹勒”亦即“模勒”一詞便絕不可能是指雕版印刷，只能如同刻石一樣，是指按照原樣來移寫蘇軾的書法，此宋版《楞伽經(jīng)》飄逸瀟灑的蘇東坡字跡，足以清楚印證這一點2。北宋時人在雕版印刷過程當中既然仍是以“模勒”（摹勒）表述模仿原作書寫，那么，從語言的繼承性角度向前逆推，唐人似乎也不應(yīng)該用這一詞語來指稱雕版印刷。
雖然在制作碑帖時，往往需要先行“模勒”，再付諸鐫刻，但“模勒”二字本身，并不具有雕刻碑版的語義，與雕版印刷更是毫無關(guān)系�！袄铡弊衷谶@里，應(yīng)是取自其作為馬籠頭之“絡(luò)其頭而引之”的本義（模勒筆跡的雙鉤法，狀如馬勒籠絡(luò)于馬頭）3，亦即得其輪廓仿佛而已。
如此一來，“模勒”的語義，也就完全等同于“模寫”或是“摹寫”了。傅增湘曾經(jīng)指出，元稹《白氏長慶集序》自注中的“作書模勒”，宋蜀刻本正是鐫印為“作書模寫”，并以為應(yīng)當以此宋時蜀地槧本之“模寫”為是4。向達、蔣元卿援依其說，作為將“模勒”釋作勾勒或是影寫的證據(jù)5。對此，張秀民有辯駁說：“（元稹《白氏長慶集序》）正文仍作‘繕寫模勒’，若改為‘繕寫模寫’，便不成辭�！�6案若將“繕寫模勒”改寫為“繕寫模寫”，自然不成其辭，但元稹自注之文辭，本來就與正文有別，從修辭角度看，這正是為了避忌與正文重復(fù)，用“模寫”來替換正文中剛剛用過的“模勒”，恰恰是出于文辭修飾的需要，何以竟會“不成文辭”？可見，張秀民的說法，恐怕似是而實非，元稹自注中的“模勒”，或許還是寫作“模寫”要更為合理一些。
1 Pelliot, Paul, Les débu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pp.31-33.
2 日本每日新聞社《重要文化財》委員會事務(wù)局編集《重要文化財》（東京，每日新聞社，1977年）21《書跡·典籍·古文書》Ⅳ之図版《版本∕中國》“宋版楞伽經(jīng)”，頁119。
3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革部，頁61。又東漢劉熙《釋名》（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6,《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眀嘉靖翻宋本）卷七《釋車》，頁31。
4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一二《校宋蜀本新刊元微之文集殘卷跋》（1929年），頁618～621。又中華書局點校本《元稹集》，點校者冀勤亦以為元稹自注“作書模勒”之“勒”，“疑當作‘寫’”（頁556）。
5 向達《中國雕版史上之又一段古文獻》，原刊《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4號，1930年7月，此據(jù)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分會編《雕版印刷源流》，頁282（案此文署名“眀”。向達字覺眀，此應(yīng)為其省文）。蔣元卿《中國雕版印刷術(shù)發(fā)軔考》，據(jù)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分會編《雕版印刷源流》，頁60。
6 張秀民《中國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及其影響》第一章第二節(jié)《雕版的發(fā)明》，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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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按照上面的理解，將元稹所說“模勒”替換為“勾勒”或是“模寫”（摹寫），那么，唐人“作書勾勒”或是“作書模寫”元、白詩，意即在書寫時模仿作者筆跡，這與普通的繕寫，當然有很大差別，所以，元稹才會有將“模勒”與“繕寫”對舉的用法。
至于除了繕寫之外，那些售賣元、白詩的人還要特地費力“模勒”的原因，則可以在元稹的《白氏長慶集》序文中找到解答。這就是當時已有人“盜竊名姓，茍求自售，雜亂間廁”，以致東鄰的新羅國宰相以百金購置一篇，其間尚孱有“甚偽者”，簡直令人“無可奈何”1。
元稹另外還談到，他在會稽時曾經(jīng)遇到，“有人寫宮詞百篇及雜詩兩卷，皆云是予所撰”，而
經(jīng)元氏本人勘驗，其中竟“無一篇是者”2。偽制贗作，既然已經(jīng)盛行到如此程度，“模勒”作者手跡，自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真的效用，從而招攬到更多的生意。除了這一層因素之外，還要考慮到，元稹和白居易二人，雖然不是顏真卿那樣的一代書法宗師，但其字跡，亦“不失書家法度”，自非尋常文士可比，宋時便被視為名家法帖收藏。文獻記載云宋人稱譽元稹之正楷，“自有風(fēng)流蘊藉，挾才子之氣而動人眉睫”，因而便有人以石碑摹刻其真跡3；
而白居易之行書，亦“過人數(shù)等”，“其妙處與時名流相后先”4，蘇洵甚至以“筆勢奇逸”這樣的言辭，來推崇白氏的墨跡5。因之，欣賞玩味詩人的手跡，也應(yīng)是元、白二氏迷戀者很自然的意愿。若此，即使這類詩文已然施行雕版印刷，恐怕也不能完全替代勾勒的真跡流布，更何況是在手錄傳抄的時代。
不過，與普通的“繕寫”相比，“模勒”字跡顯然需要耗費較多工時，難以應(yīng)付較大數(shù)量的需求。所以，當時市場上售賣的元、白詩篇，應(yīng)當是以“繕寫”者為主。根據(jù)唐代文獻記載以及敦煌出土文書所見隋唐時期職業(yè)經(jīng)生大量寫經(jīng)的情況來推測6，由專門的書手來成批書寫復(fù)制一些單篇詩歌，用以販賣，應(yīng)當不會存在什么困難7。其實，元稹所述“繕寫”
1 唐元稹《元稹集》卷五一《白氏長慶集序》，頁555。
2 唐元稹《元稹集》卷二二《酬樂天馀思不盡加為六韻之作》自注，頁247～248。
3 宋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之五筆卷二“元微之詩”條，頁829。
4 宋佚名《宣和書譜》（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4）卷三《正書》一“唐元稹”條，頁26～27；
又卷九《行書》三“唐白居易”條，頁75。又宋黃伯思《東觀馀論》（北京，中華書局，1991，《叢書集成》初編排印《學(xué)津討原》本）卷下“跋白傅書后”條（頁53），亦有評述云：“樂天書不名世，然投筆皆契繩矩，時有佳趣�！�
5 宋蘇軾《東坡后集》（上海，中華書局，民國《四部備要》排印《東坡七集》紙皮洋裝本）卷四《天竺寺并引》，頁301。
6 如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北京，中華書局，2003，周叔迦等《法苑珠林校注》本）卷九四《酒肉篇·感應(yīng)緣》引唐初人唐臨撰《冥報記》佚文，頁2714。案唐臨《冥報記》復(fù)有記述云唐初已有人販鬻手寫的經(jīng)卷，見宋官修《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一一六“僧義孚”條引佚文，頁814。到開元年間，諸州縣“坊巷之內(nèi)”其以“開鋪寫經(jīng)”為業(yè)者數(shù)量之眾，甚至致使唐玄宗公然頒布詔敕加以禁止。事見宋宋敏求纂《唐大詔令集》（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59）卷一一三《政事·道釋》開元二年七月《斷書經(jīng)及鑄佛像敕》，頁588。
7 英國學(xué)者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在所著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 （New York，1977）之Early Publishing and Bookselling一節(jié)中（頁17），談到唐人“繕寫模勒”元、白詩在市場上鬻賣這一記載時，應(yīng)是依從了伯希和的意見，認為元稹和白居易的這些詩篇，以及當時書肆上出售的其他讀物，均應(yīng)屬于寫本；
杜希德氏并且由此進一步推斷，這些寫本的制作，很可能都是雇傭?qū)ｉT的書手來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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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模勒”并行的情況，正反映出所謂“模勒”不大可能是雕版印刷，因為后世的情況表明，雕版印刷與人工用普通形式書寫的同一讀物，不可能同時據(jù)有一個足夠繁榮的市場，雕版印刷品一旦立足，必然斥逐普通手工抄寫讀物出局1。
“模勒”本身，雖然不是指鐫刻碑帖，但由于它是刻制石碑前幾乎必不可少（除非書寫者直接書丹于石）的一道重要工序，高明的石工，往往能夠兼具“模勒”的技藝，所以，在碑刻中，也有碑文“模勒”者與刻工為一人的情況，而這種合二而一的情況，通常是用“摹鐫”或是“�？獭眮肀硎�。對此，清人葉昌熾亦即曾總結(jié)說：“如宋《祭狄青文》，書任貺摹鐫。鄭仲賢《緱山詩》，書張溫其�？�，約以兩字。郭忠恕書《陰符經(jīng)》，但書安祚勒字，而無刻工名，此即為祚所刻。宋初刻字人皆安姓，可證言勒可以賅刻也�！�2雖說“言勒可以賅刻”，但這是由于安氏為當時知名的刻石世家，既已著眀是由其勒字，鐫刻便不言而喻，至于“勒”字本身，在這里依然沒有用作“鐫刻”之義。
與碑刻中“摹鐫”或是“�？獭钡挠梅ㄏ嗨�，由于在先書寫（即“模勒”）后鐫字這一點上，雕版印刷的工藝程序，與刻制碑帖完全相同，因而，五代以來，往往使用“模印”（或是“摹印”）一詞，來指稱雕版印刷。如和凝“有集百卷，自篆于板，模印數(shù)百帙，分惠于人焉”3；
又如宋太祖開國之初，“判大理寺事竇儀等上《重定刑統(tǒng)》三十卷，《編敕》四卷，詔刊板模印頒天下”；
稍后，“知制誥王祜等上《重定神農(nóng)本草》，二十卷，上制序，摹印以頒天下”4；
宋徽宗時，亦曾“以前后所降御筆手詔，模印成冊，班之中外”5；
等等。宋人葉夢得更徑稱雕版印書為“模印之法”，以與唐以前之寫本相對應(yīng)6。顯然，“模印”在這里都是泛指雕版印刷，而不是某一具體的印刷工藝環(huán)節(jié)，而若尋其語源，“�！奔础澳＠铡敝s省，“印”則義為刻印，“模印”一詞，顯然是由石刻之“模刻”或“摹鐫”蛻變而來。詞語的使用，理應(yīng)具有一定延續(xù)性，五代宋初，俱去唐未遠，由此可以反證，唐人也不應(yīng)當使用“模勒”二字來稱謂雕版印刷。
1 明胡應(yīng)麟《經(jīng)籍會通》（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卷四（頁51），記述明代書肆售賣書籍之情形云：“凡書市之中，無刻本則抄本價十倍；
刻本一出，則抄本咸廢不售矣。”再向前追溯到宋代，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一○二仁宗天圣二年十月辛巳日下（頁2368）記載有當時書寫與雕版印刷費用之差價：“王子融云：寇萊公嘗議模印歷書以頒四方，眾不可而止。其后四方覆奏赦書字誤，王沂公始用寇議，令刑部鎖宿雕字人模印宣布。因之日官亦乞模印歷日。舊制歲募書寫費三百千，今模印止三十千。”參見翁同文《印刷術(shù)使書籍成本減低十分之九》，據(jù)作者文集《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史論叢》，頁139～150。
2 清葉昌熾《語石》卷六，頁121。
3 《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一二七《和凝傳》，頁1673。
4 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太祖乾德元年七月己卯，頁99；
卷一四太祖開寶六年四月戊申，頁300。
5 《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二○《徽宗紀》二，頁376。
6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八，頁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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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趙萬里在1952年發(fā)表的《中國印本書籍發(fā)展簡史》一文中，最早提出這一觀點時，意識形態(tài)色彩，過于濃烈，謂：“初期的雕版印刷術(shù)，是屬于人民大眾的，而為人民大眾利益服務(wù)的新興技術(shù)。它是人民大眾普及文化的有效武器。凡屬人民大眾迫切需要的書籍，就首先刊印流通。白居易的詩歌，‘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那時社會各階層，都喜歡讀他的詩。元微之在八二四年為白詩作序，便說有人拿白詩印本來換取茶酒�！�
�。〒�(jù)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分會編《雕版印刷源流》，頁217。）稍后，在1960年出版的《中國版刻圖錄》的序言中，趙氏已經(jīng)對上述說法做了調(diào)整，將“人民大眾”改為“市民階層”：“早期的刻版印刷術(shù)，是廣大市民階層傳播文化的有效工具。民間需要的歌曲……就首先出版流通。唐時白居易的詩，人民大眾都喜歡歌唱它，元微之為白詩作序，曾說有人拿白詩印本來換取茗酒�！币姳本﹫D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第一冊，頁1。案此文當時署名為“北京圖書館”，但翌年趙氏便署用自己的姓名，在《人民日報》（1961年5月4日第7版）上以《中國版刻的發(fā)展過程》為題，另行發(fā)表了這篇序文，已披露其為序言作者的身份。又約略與趙萬里同時，周一良在1951年寫就的《紙與印刷——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一文中，也是舉述唐人“模勒”元、白詩事作例證，論述說：“中國印刷術(shù)最先和人民大眾關(guān)系密切，是為大眾服務(wù)的技術(shù)�！闭f見李光璧、錢君曄編《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發(fā)明和科學(xué)技術(shù)人物論集》，頁12。后來沿承此說者甚眾，如張舜徽《中國文獻學(xué)》（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三編第四章《刻本書的源流》，頁67。案在趙萬里、周一良之前，有陳竺同撰《馮道以前文化讀物的雕刻版本》一文（原刊《教與學(xué)》月刊第二卷第三期，1936年9月，此據(jù)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分會編《雕版印刷源流》，頁254～262），稱所謂雕印元、白詩，“是唐代民間的偉大產(chǎn)物”，所以，趙、周兩氏的說法，除了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之外，在學(xué)術(shù)上，也可能受到過陳文的影響。
2 向達《唐代刊書考》，據(jù)作者文集《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124。
三、書籍雕版印刷技術(shù)在世俗社會的傳播擴散過程與元白流行詩篇的復(fù)制方式
辨明元稹所述唐人“模勒”元、白詩一事與雕版印刷無關(guān)，將有助于準確認識雕版印刷產(chǎn)生的社會原因，以及中國早期書籍雕版印刷技術(shù)在不同文化領(lǐng)域內(nèi)的傳播擴散過程。若是依據(jù)早期所刊刻印刷品的性質(zhì)，來追尋中國書籍雕版印刷術(shù)產(chǎn)生的直接原因，則不外乎道教、佛教信徒的宗教活動與世俗的科舉考試這三大類需求，對此，我擬另行撰文，專門進行討論；
在這里只是想要說明，在元稹和白居易所生活的時代，社會上還沒有如此強大的需求，足以促成雕版印刷其詩篇進行販賣。
以趙萬里為代表的一些學(xué)者，在論述書籍雕版印刷術(shù)的產(chǎn)生原因時，往往首舉市民階層傳播文化的需要，唐人“模勒”元、白詩一事，則是其最為有力的證據(jù)1。有意思的是，在是否具備雕印元、白詩的社會條件這一點上，對“模勒”為雕版印刷說持否定看法的向達，倒是得出了與趙萬里略有幾分相近的認識，謂：“元氏所云，揆之刊書蛻演之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及日本《陀羅尼經(jīng)》，理實可能�！币嗉串敃r社會上完全有可能梓行元、白詩篇以事鬻賣，所以，向氏并沒有徹底否定唐人“模勒”元、白詩為雕版印刷的說法，只是說在“未得第二種文獻及年代清晰之實物證據(jù)以前，不得據(jù)此即謂唐代在大歷時即已有雕版印書也”2。透過前文第一節(jié)所引美國學(xué)者善富的話，可以看到，在這一點上，善富是與向達秉持相同的態(tài)度。作為伯希和一派對以唐人“模勒”元、白詩為雕版印刷持否定意見的代表性學(xué)者，善富的這種說法，也就意味著這一派人并沒有從根本原因也就是社會條件方面完全排除“模勒”仍有可能為雕版印刷，只是需要等待考古學(xué)者發(fā)現(xiàn)同時代或更早的印刷品實物來證明當時雕版印刷已經(jīng)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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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存在而已。然而，關(guān)于這一點，認同“模勒”元白詩為雕版印刷的臺灣學(xué)者李書華早已談到，依據(jù)“日本百萬塔陀羅尼的刊印”，原本即“可以推測出來”在元稹“作《白氏長慶集序》的時代，中國早已有雕版印刷術(shù)”1；
尤其是面對后來在韓國慶州發(fā)現(xiàn)的《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jīng)》等早期印刷品，印刷史研究者就不能再一昧回避不談，而是必需回答：當時社會上究竟是否已經(jīng)具備雕印元、白詩篇用以販賣的條件呢？現(xiàn)在看起來，答案應(yīng)該是否定的。
趙萬里的說法，過分強調(diào)了書籍雕版印刷產(chǎn)生的社會下層因素，顯然帶有那個特定時代扭曲的痕跡；
而向達的看法，則與其截然相反，是完全沒有區(qū)分不同性質(zhì)讀物對雕版印刷的不同需求，單純思考社會上是否已經(jīng)產(chǎn)生印刷技術(shù)。
唐代是書籍雕版印刷技術(shù)的肇始時期，印刷技術(shù)應(yīng)用的范圍，從出現(xiàn)到擴展，應(yīng)當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就目前所知，反映唐代雕版印刷書籍最早年代其比較可靠的證據(jù)，是在前面第一節(jié)中已經(jīng)提到過的一卷雕版印刷的《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jīng)》。這卷佛經(jīng)由唐朝傳入新羅，并一直被保存在今韓國慶州佛國寺的釋迦石塔中，綜觀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數(shù)學(xué)者認為，其刊印年代，應(yīng)當在武周長安四年（新羅圣德王三年，公元704年）至唐玄宗天寶十載（新羅景德王十年，公元751年）之間2。以往的研究表明，終有唐一代，在釋、老兩教之外，傳世文獻中有確切記載和在出土文獻中得以證明的世俗讀物印刷品，只有歷日（即歷書）、常用針灸方術(shù)（敦煌所見《新集備急灸經(jīng)》）、民間儀式應(yīng)用程文（敦煌所見《崔氏夫人訓(xùn)女文》）以及韻書和字書等小學(xué)書籍。
1930年，向達在提出“模勒”并非雕版印刷說兩年之后重又論述唐代雕版印刷時，對雕版印刷發(fā)明初期其應(yīng)用范圍的傳播擴展過程，做過很好的論述，即謂“中國印刷的萌芽，自然也同各國一樣，發(fā)源于寺院。至于由宗教轉(zhuǎn)入世俗方面，過渡的東西如歷本之類，大約就是其中的一種”3。這實際上已經(jīng)找到一條梳理早期書籍雕版印刷發(fā)展脈絡(luò)的正確思路�？�
1 李書華《印刷發(fā)明的時期問題（下）》，刊臺灣《大陸雜志》，第17卷第6期，1958年9月，頁182。
2 長安四年（公元704年）為此《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jīng)》漢譯初就之年，天寶十載（公元751年）是這卷佛經(jīng)所存放的釋迦塔落成的年份。案關(guān)于這卷陀羅尼經(jīng)的刊印年代，目前似乎還不能完全排除其印制于較此更晚時期的可能，這主要是由于這卷陀羅尼經(jīng)入藏于釋迦塔中的年代，好像還無法最終確定其必定是在佛國寺這座釋迦塔落成之時，也有可能是在此之后；
另外，其是否有可能為鈐蓋捺印，也還值得斟酌。不過，不管怎樣，印刷宗教類讀物要先于世俗讀物，這一點應(yīng)當不會存在多大問題。
3 向達《中國印刷術(shù)的起源》（署名“覺眀”），原刊《中學(xué)生》第五號，1930年5月1日，此據(jù)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分會編《雕版印刷源流》，頁12。向達這一看法，應(yīng)當受到卡特的直接影響�？ㄌ卦凇吨袊∷⑿g(shù)的發(fā)明和它的西傳》第一編第四章《佛教的發(fā)展——促成印刷需要的推動力》當中（頁33～35）指出：“在印刷術(shù)進步的悠久歷史中，無論何種語文或在任何國家，其最初的印刷，幾乎無不和神圣經(jīng)典或和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神圣藝術(shù)有關(guān)。中國最早的印刷，即為佛經(jīng)和佛教圖像。”卡特認為，雖然佛教、道教和儒教，都對中國印刷技術(shù)的發(fā)展有直接影響，但在印刷術(shù)發(fā)明的初期，應(yīng)首推佛教�？ㄌ厥现髟�1925年出版之后，翌年，向達即在《圖書館學(xué)季刊》上，陸續(xù)連載其譯文，前后共刊出七章，而且在1928年刊布的《唐代刊書考》一文中，已經(jīng)引及卡特氏此書。另外，幾乎與向達同時，錢基博在1930年5月初寫定的《版本通義》（臺北，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85，《人人文庫》本）一書之《原始》一節(jié)中（頁5），亦同樣指出：“夫唐書版刻，始于佛典，而其漸推及儒書�！卑副b人胡應(yīng)麟本最早提出過類似的看法，謂中國雕版印刷，發(fā)端于隋朝，惟“所雕特浮屠經(jīng)像，未及概雕他籍也。唐至中葉以后，始漸以其法雕刻諸書”，說見《經(jīng)籍會通》卷四（頁51～52）。不過胡氏據(jù)以立論的雕印史事，存在很大問題，完全不足信據(jù)，因而不能不大大減低其所提出這一見解的學(xué)術(shù)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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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周一良在二十多年以后重又論述這一問題時，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居然根本沒有參考向達的相關(guān)研究成果，而是依然承用趙翼以來的成說，視唐人“模勒”元、白詩為雕版印刷，并從中總結(jié)出了中國早期印刷術(shù)是“從印刷詩歌漸漸又推廣到歷日”的傳播路徑1。元、白流行詩篇既然如前所述在當時未曾雕印，向、周兩位學(xué)者孰是孰非，也就顯而易見了。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向達并沒有依循他的這一思路，從中國早期印刷術(shù)的傳播擴散過程這一角度，來估價將唐人“模勒”元、白詩一事視作雕版印刷的不合理性。
歷本涉及到吉兇時日的選擇問題（特別是今于敦煌文書中所見雕印本“歷書”，實際上應(yīng)屬于后世“玉匣記”一類的“通書”，亦即所謂“具注歷”，與朝廷頒布的普通歷書性質(zhì)有明顯區(qū)別，更是專用于趨吉避兇2），確是純屬道教刊印陰陽雜術(shù)書籍的自然延伸，日常通用的針灸方術(shù)和民間婚喪禮儀儀式中的應(yīng)用文字，因與世俗應(yīng)用的道教方術(shù)儀軌密切相關(guān)，所以，也應(yīng)同樣是緣此衍生而來；
而韻書與字書等小學(xué)書籍，則是世俗文化教育所必需的最基本讀物，除了先行出現(xiàn)之佛、道兩教印刷品的影響以外，傳統(tǒng)儒家教育特別是科舉考試的需求，也是其得以刊刻印行直接的動力。只是這類小學(xué)書籍，層次依然很低，并沒有脫出民間日用的范疇。后來循此脈絡(luò)，繼續(xù)發(fā)展，才在后唐時大規(guī)模開雕《九經(jīng)》3。
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有關(guān)小學(xué)書籍印本的記載，都出現(xiàn)在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862年）之后，這已經(jīng)是元稹撰寫《白氏長慶集序》一文接近四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若是很早就出現(xiàn)雕印鬻賣元、白詩作的情況，其性質(zhì)與同時期其他宗教讀物差別甚大，將顯得非常突兀，恐怕不夠合乎情理。鄧嗣禹當年雖然已經(jīng)注意到需要特別關(guān)注“其內(nèi)容為非宗教之詩”這一點，但卻是泛泛地對此給予肯定，而沒有去思考當時社會上是否已經(jīng)具備雕版印制這類非宗教內(nèi)容的文化環(huán)境4。
張秀民曾提到徐夤的《自詠十韻》一詩，作為五代刻書的事例5。徐夤此詩相關(guān)部分內(nèi)容為：
1 周一良《紙與印刷——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刊李光璧、錢君曄編《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發(fā)明和科學(xué)技術(shù)人物論集》，頁12。
2 參見Smith, Richard. J,Chinese Almana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此據(jù)三浦國雄監(jiān)譯、加藤千惠日譯本《通書の世界》（東京，凱風(fēng)社，1998）一《曆と通書の関係》，頁28～48；
又此日譯本后附三浦國雄為Smith氏書所撰《解說》，頁132～138。
3 卡特《中國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和它的西傳》第二編第八章《最早的雕版書——咸通九年<金剛經(jīng)>》（頁58），謂：“正是這些字書小學(xué)，為下一世紀的偉大進步——刻印五經(jīng)開了先路�！卑缚ㄌ厮^“五經(jīng)”，即指后唐雕印《九經(jīng)》。
4 鄧嗣禹《中國印刷術(shù)之發(fā)明及其西傳》，據(jù)鄧氏文集《鄧嗣禹先生學(xué)術(shù)論文選集》，頁30。
5 張秀民《中國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及其影響》第一章第二節(jié)《雕版的發(fā)明》，頁67。又張秀民編制之《中國印刷史大事年表》（見《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頁298），系此事于后梁隆德元年（公元921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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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合滄州釣與耕，忽依螢燭愧功成。未游宦路叨卑宦，才到名場得大名。梁苑二年陪眾客，溫陵十載佐雙旌。錢財盡是侯王惠，骨肉偕承里巷榮。拙賦偏聞鐫印賣，惡詩親見畫圖呈〔使宅行夤回文八體詩圖兩面，庚午秋使樓赴宴親見，每一倒翻讀八韻也〕。……僧俗共鄰棲隱樂，妻奴同愛水云清。1
徐夤（案“夤”又作“寅”）為福建莆田人，唐昭宗乾寧元年（公元894年）進士2，登第后授秘書省正字，同年途經(jīng)大梁返歸閩中，依王審知為宦3。詩中“才到名場得大名”，應(yīng)是指其科舉考試中第并受到賞識事�！傲涸贰奔戳簣@，為大梁自漢以來的名園4，故“梁苑二年陪眾客”，是指徐夤歸鄉(xiāng)途中在大梁朱溫處滯留的事情。唐代節(jié)度使辭闕赴任，朝廷依例“賜雙旌雙節(jié)”5；
“溫陵”是福建泉州別稱6。徐夤自大梁返閩，初居王審知幕下，但未幾即因王氏禮待簡慢，拂衣歸隱于鄉(xiāng)間，及“王延彬刺泉州，每同游賞，及陳郯、倪曙等賦詩酣酒為樂，凡十馀年，求還所居”7�！肮省皽亓晔d佐雙旌”一句，應(yīng)當是指徐夤在福建泉州從節(jié)度使王延彬游樂事。徐詩自注提到的“使宅”、“使樓”，宋人所見傳本作“溫陵使宅”8，自然是指王延彬的宅邸。徐夤《自詠十韻》詩自注謂“庚午秋使樓赴宴”親見自己所作回文詩圖，此庚午年為后梁太祖朱溫開平四年（公元910年），由此可知徐夤自王延彬幕下退隱鄉(xiāng)里并撰寫此詩，都應(yīng)在這一年之后。但不管怎樣，李唐王朝都是剛剛覆滅未久，如下文所述，詩中提到的鐫印鬻賣其賦的事情，更有可能是發(fā)生在唐代，所以不妨將其視作唐代雕版印刷的例證。因此，或許有人會引據(jù)此事，來印證唐人雕版印制元、白詩的合理性。
元稹、白居易的詩，與徐夤的賦，看起來性質(zhì)似乎非常相近，實際上卻存在著很大的差別。
1 清官修《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七一一《徐夤》四，頁8186。
2 清徐松《登科記考》（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二四乾寧元年陳乘名下引《永樂大典》所錄《莆陽志》，頁903。明何喬遠《閩書》（濟南，齊魯書社，199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崇禎二年刻本）卷一○五《英舊志》“興化府莆田縣”一，頁631（史部第206冊）。又徐夤族孫師仁建炎三年為夤文集所撰序文引宋路振《九國志》佚文，謂徐夤乃“乾寧初舉進士”，見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清刻本）卷二九“唐秘書省正字先輩徐公釣磯文集”條，頁522～523。參據(jù)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一集部別集類四“徐正字詩賦”條。案徐松《登科記考》同卷（頁899），依從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的記載，定徐夤科第為景福元年，疑誤。
3 宋陶岳《五代史補》（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卷二“徐寅擯棄”條，頁8。
4 清官修《嘉慶重修一統(tǒng)志》（北京，中華書局，1986，影印清進呈寫本）卷一八七《開封府》二“古跡”，頁9218。
5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頁1309。
6 宋祝穆《方輿勝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印宋咸淳刻本）卷一二《泉州》，頁5b～6a。
7 徐夤族孫師仁建炎三年為夤文集所撰序文引宋路振《九國志》佚文，見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九“唐秘書省正字先輩徐公釣磯文集”條，頁522～523。
8 見徐夤族孫師仁建炎三年為夤文集所撰序文，據(jù)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九“唐秘書省正字先輩徐公釣磯文集”條錄文，頁52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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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白二人播諸四方的“元和體”詩歌，雖然受到比較廣泛的歡迎，但畢竟與功利沒有直接關(guān)聯(lián)，求索者只是出于一種喜好，從而也就未必過分迫切；
同時，僅僅作為一種欣賞，傳統(tǒng)的閱讀習(xí)慣，也更容易阻礙其接受新生的雕印讀物。觀元稹《白氏長慶集序》，可見其借序白文而自相夸耀的意愿，躍然紙上1，所說是否會有言過其實的地方，似乎還可以悉心體會。如元稹謂白詩當時“繕寫模勒，衒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而在自注中說明其所謂“處處皆是”時，實際的范圍卻被限定為“揚、越間”這一很有限的地域之內(nèi)；
逮至五十多年之后，隨從僖宗鑾輿入蜀的柳玭，在成都販賣流行書籍的書肆上，卻不僅沒有見到元、白詩，也沒有見到任何一種同類讀物2，說明這類讀物的流行范圍，還應(yīng)當限制在一個特定的群體之內(nèi)，即一部分鐘愛其詩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恐怕不會像元稹所描述的那樣普遍。
陳寅恪研究指出，元、白二人在社會上廣泛流行的“元和體詩”，實際包括兩類詩作，一是“次韻相酬之長篇排律”，一是“杯酒光景間小碎篇章” 3。前者歷代所無，系元、白始創(chuàng)4，新奇且易于仿效，適于儒生雅士相互酬唱；
后者固然本是“杯酒光景間”抒情遣懷之作5，為文人聚會恒所必需，亦為世俗所喜聞樂道。這些詩固然風(fēng)行一時，但是它所傳布的人群，似乎可以劃分為兩大不同類別。一類人乃如元稹所說“遞相仿效，競作新詞”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這些人不僅普遍需要閱讀元、白的詩作，而且其中某些人還會冒名贗作，以“茍求自售”，即不但要買市場上“繕寫模勒”的元、白詩，并且還要將自己的一些作品“雜亂間廁”其中以事售賣。另一類人是元稹所說“王公妾婦、牛童馬走”等諸色所謂“市民階層”人物，這類人大多應(yīng)是目不識丁的文盲，只能是循聲吟誦而已，根本沒有能力閱讀，即如眾所熟知白居易本人講到過的那位以“賦得白學(xué)士《長恨歌》”而身價大增于儕輩的長安妓女6，就應(yīng)屬于此類人物，因為假若其識得文字，念唱或是背誦一番《長恨歌》本應(yīng)是很平常的事情，何以竟值得如此夸耀？這樣一些人自然也不會有購置元、白詩作的需求。
明人胡震亨在論述元、白詩的流行程度時，曾經(jīng)提到下面這樣一條史料：
1 案：清人趙翼在所著《甌北詩話》（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卷四《白香山》當中（頁55），曾評議白居易深切渴望詩文名望的心態(tài)說：“才人未有不愛名者，然莫有如香山之甚者�！�
2 宋佚名《愛日齋叢抄》（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6，《叢書集成》初編影印《守山閣叢書》本）卷一引唐柳玭《柳氏家訓(xùn)》序，頁5～6。
3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附論丁《元和體詩》，頁331～339。
4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四《白香山》，頁38～39。
5 《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一六六《元稹傳》，頁4332。
6 宋官修《文苑英華》卷六八一唐白居易《與元九書》，頁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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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胡氏所見《豐年錄》，為唐人著述，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在引述同一內(nèi)容時明確標示有這部書的撰著年代2。這一記載清楚反映出，對于“俗人”與“士大夫”這兩類完全不同的人群來說，形諸文字的元、白詩篇，其意義和價值也是完全不同的，即普通市井間人手中并不持有熱賣的白居易流行詩篇，而賣魚肉者所收下的樂天詩作，自然還只能轉(zhuǎn)賣給識文斷字的“士大夫”，而不會賣給絕然不通文墨的“村路俗人”。
除了那些追慕時尚的新近少年之外，在知識階層的主體特別是入仕官員當中，元、白詩的際遇就不那么顯赫了。白居易本人在元和十年寫給元稹的信中，就清楚談到，其所作諷時感事之詩，聞?wù)咄氨娍诩�，已謂非宜”、“眾面脈脈，盡不悅矣”，甚者乃至使“執(zhí)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真正能夠領(lǐng)會并賞識樂天作詩旨意，“其不非我者，舉世不過三兩人”而已3；
元稹亦自言其詩作中“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風(fēng)者”，因“辭直氣粗，罪尤是懼，固不敢陳露于人”4。當時更有一些文人，將他們二人撰寫的那些“纖艷不呈”之詩，視同“淫言媟語”，直欲“用法以治之”5；
而這種厭惡嫉恨情緒已不僅僅限止在某些衛(wèi)道士的私下言談議論范圍之內(nèi)，事實上，白居易被貶謫為江州司馬的罪狀之一，便是所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 6。因而，對促動制作流行詩篇售賣牟利的社會需求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商業(yè)動力，也不宜估價過高。
其實，仔細斟酌分析前面胡震亨引述的《豐年錄》的記載，還可以看出，這些元、白詩卷既然被士大夫用作交易魚肉酒茗的貨幣，就絕對不可能是成批復(fù)制的雕版印刷品；
假若確是那樣，雕印詩篇豈不成了印制鈔票？官府又豈能聽任不管？即使是以筆書寫的元、白詩篇，其實際用以交易流通的數(shù)量，也不宜估計過高。正因為時人以手工所繕寫者數(shù)量亦很有限，供少于求，到手后很容易變換成錢，售賣魚肉酒茗者才會樂于收取這些詩卷。元稹辭世后，白居易為其撰寫墓志，在敘述元氏生前其詩作在社會上廣受歡迎并普遍流行的程度時，曾明確寫到這些熱門詩篇的流布方式：
1 明胡震亨《唐音癸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二五《談叢》一，頁270。
2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臺北，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83，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八七《幣帛》“胡綃買肉”條引“唐《豐年錄》”，頁977－714。案《宣和書譜》卷九（頁75）載宋時“御府所藏”白居易行書法帖，有所謂“豐年貼”，未詳與此《豐年錄》是否亦具有某種關(guān)聯(lián)。
3 宋官修《文苑英華》卷六八一唐白居易《與元九書》，頁3512。
4 《舊唐書》卷一六六《元稹傳》，頁4332。
5 唐杜牧《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九《唐故平廬軍節(jié)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頁137。
6 《舊唐書》卷一六六《白居易傳》，頁4344。
初疑元相《白集序》所載未盡實，復(fù)閱《豐年錄》：“開成中，物價至廉，村路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綃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眲t所云交酒茗者，信有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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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后索詩數(shù)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為‘元才子’；
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于珠玉。1
文中“皆寫傳之”四字清楚表明，元氏某些流行詩篇能夠以“疾于珠玉”的速度風(fēng)行世間，傳布范圍上自皇宮內(nèi)廷，下至八方士庶，乃至周邊鄰國，實際完全都是依賴手寫抄錄，并沒有采用過其他效率更高的復(fù)制方式。白詩與元詩一道相并流行，元詩如此，白詩自然也不會另有雕版刷印的傳布途徑。今敦煌所見唐代流行的元、白詩作俱屬寫本，也可以為此提供佐證2。
唐代進士考試之偏重詩賦，始自玄宗天寶末年3，而至德宗貞元中葉以后，試賦尤顯隆盛4。這一時期的試賦，不僅在形式上已經(jīng)顯現(xiàn)出后世八股制義的端倪5，而且在進士考試中的重要性，也與明清時期的四書文制義差相仿佛6。在這樣的情形下，未第士子，自然需要著力揣摩模擬那些名進士所作的賦。在這一方面，白居易本人的經(jīng)歷，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證。據(jù)白居易自述，他在為考取進士而“苦節(jié)讀書”之時，時間的分配，乃是“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7，習(xí)練作賦，顯然最為耗費神力。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中，開篇即謂白居易在中第后，名聲大噪，其所作《性習(xí)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諸賦，隨即為
1 宋官修《文苑英華》卷九三七唐白居易《相國武昌君（軍）節(jié)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銘并序》，頁4928～4929。
2 參見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頁21～40，頁287。另外，美國威廉大學(xué)（Williams College）教授倪�。–histopher M.B.Nugent），在所著The Circulation of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ang’an（《唐代詩歌在長安的流傳》）一文中，也論述了唐人詩篇在當時主要是以口頭傳誦、公共場所題寫、以及手寫這幾種形式在社會上流傳。倪健文見《“西安：歷史記憶與城市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提要集》（該會議系2006年10月2－3日間由美國哈佛大學(xué)、哥倫比亞大學(xué)和陜西師范大學(xué)等單位聯(lián)合舉辦，計劃正式出版會議論文集。在此引述此文，已征得作者同意），頁40～59。
3 宋王铚《四六話》（北京，中國書店，1990，《海王村古籍叢刊》影印民國初年陶湘覆宋刻《百川學(xué)�！繁荆┳孕颍�621），謂：“唐天寶十二載，始詔舉人策問外試詩賦各一首，自此，八韻律賦始盛。其后作者，如陸宣公、裴晉公、呂溫、李程，猶未能極工；
逮至晚唐，薛逢、宋言及吳融出于場屋，然后曲盡其妙�！鼻逍焖伞兜强朴浛肌肪矶咦谟缆《辏�70），亦謂：“（進士試）雜文之專用詩賦，當在天寶之季。”
4 鈴木虎雄《賦史大要》（上海，正中書局，1947，殷石臞中譯本）第三章《試賦隆昌時期》，頁178。
5 清李調(diào)元《賦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重印《叢書集成》初編本）卷二（頁15），謂白居易《動靜交相養(yǎng)賦》：“通篇局陣整齊，兩兩相比。此調(diào)自樂天創(chuàng)為之，后來制義分股之法，實濫觴于此。”
6 案宋初纂集《文苑英華》，一千卷書中，收入賦一百五十卷，且以“唐賦居十之七八”，清人李慈銘由考據(jù)家之史料價值角度出發(fā)，斥之曰：“陳陳相因，最無足觀�！闭f見李氏《越縵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頁1183）集部總集類“文苑英華”條。實則應(yīng)如中華書局影印《文苑英華》之《出版說明》所云，宋人這樣編錄，正是為給讀書人科舉考試提供參照的范本，宋人歐陽修《六一詩話》（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62，頁16），謂“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fù)留意于詩”，所述即當時科場尤為偏重試賦的情形。
7 宋官修《文苑英華》卷六八一唐白居易《與元九書》，頁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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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士競相傳于京師”1，“為時楷式”2。只是當時雕版印刷，施行未久，還沒有輻射到這一世俗領(lǐng)域，人們只能傳抄閱覽3。白居易撰有《賦賦》，敘唐人所試之律賦，其中有“增紙價于京師”之句4，就是形容人們競相寫錄名家試賦的情形。
顯而易見，這種功利性需求的普遍性、強烈性和迫切性，都要大大高于閑適間吟詠元、白詩歌的喜好（唐人進士考試中的“詩”，是有特定形式和內(nèi)容的應(yīng)制詩，與明清時期的試帖詩相類似，而與元、白流行的“元和體”詩毫不相干），宋人歐陽修嘗謂“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fù)留意于詩”5，就很清楚地反映出當時在世俗功利面前詩與賦的輕重對比關(guān)系，而這種強烈的功利性需求，正足以逾越傳統(tǒng)閱讀習(xí)慣造成的障礙。所以，當書籍雕版印刷技術(shù)向世俗社會擴展時，除了民間日用工具性書籍，理應(yīng)率先施用于印制這類讀物。徐夤在詩中講述到的他的賦被鐫印販賣這件事情，正是為此留下一份極為珍貴的記錄。
徐夤在進士考試時，即因所試《止戈為武賦》中“破山加點”、“擬戍無人”諸句為主考者激賞而中第，成為一時“知名進士”，后“嘗作《人生幾何賦》，四方傳寫，長安紙價為高者三日”6；
其在大梁客居朱溫幕府，亦因所獻《過梁郊賦》，深得朱氏賞識，相傳：“梁祖覽而器重之，且曰：‘古人酬文士，有一字千金之語，軍府費用多，且一字奉絹一匹�！�7徐夤在閩中依從王審知時，還遇到渤海國來訪的前輩，告以渤海人得其《斬蛇劍》、《御溝水》、
《人生幾何》諸賦，“皆以金書，列為屏障”8，可見其在作賦方面聲名遠播的程度。對此，徐夤本人，也是自負不已。他在晚年隱居時，憶及這一風(fēng)光事件，曾賦詩自我表暴云：“賦就神都振大名，《斬蛇》工與樂天爭�！�9夤族孫師仁，亦夸耀徐夤所撰《人生幾何賦》，直到
1 唐元稹《元稹集》卷五一《白氏長慶集序》，頁554。
2 宋官修《太平廣記》卷一七五“白居易”條錄唐元稹《白氏長慶集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頁1303。案此“為時楷式”四字，今傳諸本《白氏長慶集序》并闕，或為今本所佚，或為《太平廣記》纂集者所添加，惟白居易本人在寫給元稹的信中（宋官修《文苑英華》卷六八一唐白居易《與元九書》，頁3513）也講到：“禮、吏部舉選人，多以仆私試賦判，傳為準的�！庇纱丝芍恕盀闀r楷式”四字，其尤能體現(xiàn)當時白氏之賦得以競相傳播的實質(zhì)性原因，即被用作試賦的范本。
3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三“慈恩寺題名游賞賦詠雜紀”條（頁43），記有白居易試賦之傳抄流布事例云：“白樂天一舉及第，……省試《性習(xí)相近遠》賦、《玉水記方流》詩，攜之謁李涼公逢吉。公時為校書郎，于時將他適，白遽造之，逢吉行攜行看，初不以為意，及覽賦頭，曰：‘噫，下自人上，達由君成；
德以慎立，而性由習(xí)分�！昙笃嬷�，遂寫二十馀本，其日十七本都出�！�
4 宋官修《文苑英華》卷六三，頁286。
5 宋歐陽修《六一詩話》（文化十三年日本京都書林葛西市郎兵衛(wèi)等刻《宋三家詩話》本），頁12a。
6 《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六八《閩世家·王審知》，頁846。眀何喬遠《閩書》卷一○五《英舊志》“興化府莆田縣”一之徐夤小傳，頁63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06冊）。
7 宋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北京，中華書局，1999，影印清乾隆、嘉慶間刊《知不足齋叢書》本）卷一“梁太祖優(yōu)待文士”條，頁73。
8 清官修《全唐詩》卷七○九《徐夤》二《渤海賓貢高元固先輩閩中相訪，云本國人寫得夤<斬蛇劍>、<御溝水>、<人生幾何>賦家，皆以金書，列為屏障，因而有贈》，頁8162。
9 明何喬遠《閩書》卷二四《方輿志》“興化府莆田縣”下之“延壽溪”條，頁45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0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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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依然“膾炙人口”1。
徐氏既是這樣一位作賦的名家高手，世人自然要競相賞析揣摩其作品。這時，書籍雕版印刷技術(shù)已在佛、道兩教和民間生活領(lǐng)域，應(yīng)用很長一段時間，引入儒家上層文化領(lǐng)域的條件，基本醞釀成熟，于是，便有商人因應(yīng)時勢，雕印販賣徐夤的賦作2。依據(jù)這樣的緣由來推斷，徐夤上述諸賦被鐫印販賣，似乎更有可能是在其乾寧元年進士及第之后未久的時候。因為科舉考試中考官取士對文章風(fēng)格的好尚隨時而嬗變，新科進士的名賦，顯然更值得應(yīng)考士子模仿，前述徐寅自我夸詡“賦就神都振大名”，正是表述其中舉后所作詩賦在京師播諸人口的情形3。宋人高文虎在《蓼花洲閑錄》中謂時人有著述提到，北宋大中祥符年間，科考唱名后即有印賣狀元賦者4，此時趙宋王朝立國也不過剛剛50年上下時間，雕版印書，在世俗社會還遠遠沒有達到廣泛普及的程度，可見雕印販賣這類應(yīng)試用賦名篇范本，確實很早就有十分迫切的社會需要，徐夤賦作之被雕印鬻賣，正是為其開啟先河的行為；
同時，它也是書籍雕版印刷在世俗社會中，由韻書、字書等小學(xué)類基礎(chǔ)教育書籍，向《九經(jīng)》這樣的儒家經(jīng)典擴展過程當中的一個中間環(huán)節(jié)。在這一鏈條當中，科舉考試的功利需求，是連接各個環(huán)節(jié)的核心神髓5。不過，這還只能說是書籍雕版印刷術(shù)進入世俗社會儒家上層文化的初步過渡。鐫印名家試賦，其性質(zhì)與后世書坊刊刻的制義文范本基本相同，而這類制義文范本的文化層次，顯然并不很高。
1 見徐夤族孫師仁建炎三年為夤文集所撰序文，據(jù)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九“唐秘書省正字先輩徐公釣磯文集”條錄文，頁522～523。
2 宋官修《太平廣記》卷四八四錄唐德宗貞元年間白行簡撰《李娃傳》（頁3990），記述李娃在長安“鬻墳典之肆”，費百金為所慕公子購置舉業(yè)所需各類書籍，并陪侍此公子讀書肄業(yè)，“伺其疲倦，即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yè)大就，海內(nèi)文籍，莫不該覽”。這則故事反映出，習(xí)練詩賦所需讀物等科舉用書，本是唐代書肆上的主要商品種類。又英人杜希德推斷說，前文所述白居易那些為“新進士競相傳于京師”的試賦范本，也應(yīng)是售賣于長安城內(nèi)的書肆之中。說見所著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 之Early Publishing and Bookselling一節(jié)，頁17。
3 當然，這只是一種可能性較大的推測，徐寅的賦被印刷販賣的時間，也可能比這要稍晚一些，以至晚到徐氏入閩之后。不過，即使是這樣，最遲也只能遲至徐寅在王延彬的宅邸見到自己所作回文詩的后梁朱溫開平四年（公元910年）前后，上距徐氏中舉的唐昭宗乾寧元年（公元894年），也不過十幾年時間，他所作的賦在社會上依然持續(xù)發(fā)生影響，仍屬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并不影響本文所要論述的問題；
而且雕版印刷徐寅賦一事發(fā)生的時間愈晚，愈加說明在元稹和白居易所生活的時代，社會上還不大可能出現(xiàn)雕印其詩篇販賣的情況。又即使此事發(fā)生在徐氏回到家鄉(xiāng)福建之后，鐫印販賣徐寅詩賦的地點，也更有可能是在中原或是揚越地帶、益州蜀地這樣一些文化比較發(fā)達的地區(qū)，徐氏《自詠十韻》詩中“拙賦偏聞鐫印賣”之“聞”字，即已透露出這件事未必發(fā)生在他的身邊。
4 宋高文虎《蓼花洲閑錄》（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6，《叢書集成》初編排印《古今說�！繁荆┮峨h永錄》，頁3～4。
5 黃永年在《古籍版本學(xué)》第三章《雕版印刷的出現(xiàn)》之“五代的刻書事業(yè)”一節(jié)中（頁54～55），舉述充分依據(jù)明確揭示說，后唐之刊印《九經(jīng)》，“和唐代以來推行的科舉制有很大關(guān)系”。另外，美國學(xué)者錢存訓(xùn)（Tsuen-hsuin Tsien）和Evelyn S. Rawski，在討論中國的早期印刷問題時，也都曾經(jīng)很浮泛地談到過，科舉考試的需求，應(yīng)是中國古代印刷術(shù)的應(yīng)用范圍賴以擴展之主要動力或是重要基礎(chǔ)之一。不過，上述這些學(xué)者的著眼點，似乎更多地是在五代后唐刊印《九經(jīng)》以后，沒有涉及在此之前的情況。錢說見Why Paper and Printing were Invented First in China and Used Later in Europe，刊李國豪（Li Guohao）等主編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中國科技史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467；
Evelyn S. Rawski說見其為英人杜希德著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等書所撰評議，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4, No.1. (Nov. ,1984), pp.18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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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這樣的思路，來分析書籍雕版印刷技術(shù)的傳播擴散過程，可以看到，唐末刊印販賣徐夤賦作一事，不僅不能用作唐人“模勒”元、白詩系雕版印刷的佐證，而是恰恰說明，在徐夤之前的元、白時代，還不大可能去雕版印制這類閑適讀物。退一步講，即使不考慮“模勒”元、白詩與鐫印徐夤賦的性質(zhì)差異，后者較前者至少已遲晚近八十年（徐夤中第后其賦才有鬻賣的價值和市場），在這期間，雕版印刷技術(shù)若是有所傳播擴散，也自在情理之中。所以，同樣不能用來印證唐人之“模勒”元、白詩有可能為雕版印刷。
2006年5月6日初稿
2007年7月29日改定
【附記】本文從擬議撰述時起，即得到業(yè)師黃永年先生的贊許，并告以過去在撰述《古籍版本學(xué)》一書時，先生的主要著眼點，是放在揭示雕版印刷盛行之后的版刻發(fā)展體系，對于唐人“模勒”元、白詩一事，并未顧及深加考究，只是姑且沿用前人成說而已；
文章草成后，送呈指教，復(fù)得到業(yè)師初步認可。我能對古籍版本粗有所知，全系仰賴先生口傳手授，而先生不僅不以我發(fā)此異議為忤，且真誠予以鼓勵，這將激勵我更加努力問學(xué)求知。惟未及本文正式發(fā)表，先生遽然遐歸道山，這竟成為我蒙受先生指教的最后一篇論文。又本文撰寫過程中，曾屢屢就教于同門學(xué)長賈二強先生，雖學(xué)長治學(xué)謹飭，本多聞闕疑之旨，對我好為新奇之論，頗持保留意見，但相與切磋，為最終形成此文，助益殊多；
另外，臺灣學(xué)者宋德熹先生幫助提供翁同文著《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史論叢》一書，友人侯旭東先生幫助提供部分美國學(xué)者相關(guān)論述訊息，程龍先生幫助查閱并翻譯伯希和法文著述，趙玉蕙同學(xué)幫助查找部分英文刊物，也都為寫就本文，提供了很大便利；
本文初稿撰成后，曾就教于日本中央大學(xué)教授妹尾達彥先生，復(fù)得到妹尾達彥先生諸多指教；
2006年7月，在日本東京東洋文庫公開演講這一內(nèi)容，亦蒙日本國學(xué)院大學(xué)名譽教授土肥義和先生垂教。投寄《歷史研究》編輯部后，又承蒙審稿專家?guī)椭岢鲋匾男薷囊庖姟Ｔ诖酥斚蛏鲜鲋T位師友和專家，一并致以真摯的謝意。
刊《歷史研究》2007年第6期，文字略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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