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緒貽:我所知道的吳宓教授
發(fā)布時間:2020-06-10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1936-1940年我在清華大學、西南聯(lián)合大學讀書期間,曾選讀吳宓教授的《歐洲文學史》課程,是他的及門弟子。1947-1949年我在武漢大學教書期間,吳宓教授是我的同事和鄰居。我們雖無私交,但他的傳奇經(jīng)歷不斷引起我的注意和興趣,增加我對他的了解。
吳宓教授1894年8月20日出生于陜西省涇陽縣安吳堡望族,原名陀曼,字雨僧(雨生)。幼時除在家隨繼母讀書外,1906至1910年就讀于陜西三原縣宏道學堂,與張奚若同班。年幼敏悟,能詩善文,學習成績突出,有才子之稱。1910年底,由陜西省保送報考清華學校,1911年被錄取。在清華學校期間,因成績優(yōu)秀,曾任《清華周刊》總編,并頗有詩名。其所作詩302首,詞6首,后收入《吳宓詩集》。1917年赴美留學,就讀于弗吉尼亞大學,翌年轉入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師從于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Irving Babbitt)。1919年春,他在哈佛大學中國學生會作題為“《紅樓夢》新談”的演講,初步用比較文學的觀點與方法,作研究中國文學作品的嘗試,一鳴驚人。當時,陳寅恪也在哈佛學習,聽后賦詩表示贊賞。詩曰:等是閻浮夢里身,夢中談夢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更有人。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吳、陳訂交自此始。當時湯用彤也在哈佛。他們3人因學問超群,被人稱為哈佛三杰。1921年,吳宓獲碩士學位后回國,受聘為東南大學教授,講授《英國文學史》、《中西詩之比較》、《修詞學原理》等課程,開我國比較文學教研之先河。1922年初,為對抗《新青年》,與友人梅光迪、柳詒征、劉伯明等創(chuàng)辦《學衡》雜志,堅持到1933年,共出版79期。1924年調任東北大學教授。1925年,清華學校校長原擬聘其為清華國學研究院院長,他自認為學識資望不足,只同意接受主任名義,并力聘當時國學界最負盛名的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無任4人為導師,為國家培養(yǎng)了王力、陸侃如、劉盼遂、高亨、劉節(jié)、謝國楨、吳其昌、姜亮夫、徐中舒、姚名達、朱芬圃等數(shù)十名優(yōu)秀的國學人才。1926年3月,他辭去國學研究院主任職,改任清華學校大學部西洋文學系教授。1928年,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改為外國語言文學系(簡稱外文系)。吳宓任該系專職教授直至1937年上半年,并3次代理系主任。這期間,他還兼任過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平女子文理學院教授。作為清華外文系代理系主任,他參考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經(jīng)驗,制訂了適合我國情況的該系的培養(yǎng)目標:博雅之士。他開設的課程有《西洋文學史》、《中西詩之比較》、《文學與人生》、《英國浪漫文學》、《翻譯課》以及大學一、二年級的《英文讀本與作文》等。經(jīng)過他的辛勤耕耘,他的授業(yè)弟子中后來不少人成為著名的學者、文學家、翻譯家、外交家,比如錢鐘書、季羨林、賀麟、張蔭麟、沈有鼎、浦江清、田德望、吳達元、楊業(yè)治、盛澄華、萬家寶(曹禺)、張駿祥、楊絳、李健吾、曹寶華、莊塏泰、王佐良、胡鼎聲(胡喬木)、謝啟泰(章漢夫)、喬冠華、章文晉等。1928年,吳宓還受聘主編《大公報》文學副刊,直到1934年初,共出313期。1930-1931年,吳宓游學歐洲,取道蘇聯(lián),遍歷英、法、德、意、比、瑞士諸國,并在牛津大學、巴黎大學從事研究工作。1935年,他的《吳宓詩集》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1936年,寫出了《文學與人生》講稿。
“七•七事變”后,直到1944年,吳宓任國立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lián)合大學教授,還兼任過云南大學教授。據(jù)其學生李賦寧回憶,期間他講授《世界文學史》、《歐洲文學史》、《古代希臘羅馬文學史》、《中西詩之比較》、《新人文主義》、《文學與人生》、《翻譯課》等課程。
其研究工作,則除繼續(xù)進行比較文學、歐洲文學研究外,還開展了世界文學史和《紅樓夢》的研究。由于其教學和科研成績顯著,1942年,當時的國家教育部授予他以西洋文學門(或英國文學門)的“部聘教授”稱號。除正常教研工作外,他還常常應邀在校內外作學術講演,講題大都與《紅樓夢》有關。這種講演場場爆滿,掌聲不斷,因此之故,他甚至以“紅學家”之名譽滿西南。1944年,吳宓曾接到哈佛大學邀請其前往講學函件,他推薦金岳霖教授代往。同年9月,他因故離開西南聯(lián)大,到成都四川大學、燕京大學(成都)任教,兩年后又轉到武漢大學,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兼私立華中大學教授和《武漢日報》文學副刊主編。1949年武漢解放前夕,他拒絕了友人勸告,不去美國講學,不去香港大學教中國史,也不去臺灣,而是去了重慶,在北碚私立相輝學院任教,并兼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文學院以及重慶大學教授。在這6年間,他又培養(yǎng)出一大批優(yōu)秀人才;
而且所到之處,都被邀請去作有關《紅樓夢》的演講,處處都受到熱烈歡迎,并發(fā)表了“《紅樓夢》之學術價值”、“《紅樓夢》之人物典型”、“《紅樓夢》之教訓”、“賈寶玉之性格”、“王熙鳳之性格”、“論紫鵑”等紅學論文,羸得了大量的讀者。
新中國成立后,吳宓任四川省立教育學院教授,旋因該校并入西南師范學院(現(xiàn)為西南師范大學),自此以后,一直在西南師范學院外語系、歷史系、中文系任教授,并兼任該院院務委員、四川省政治協(xié)商委員會委員、重慶市文聯(lián)常務委員和古典文學研究會副主任。在西南師院教授的課程有:《歐洲文學史》、《英國小說》、《世界文學》、《世界古代史》、《外國文學》、《中國古典文學》等。1961-1964年間,他結合教研工作,編寫過《世界通史》、《外國文學名著選讀》、《中國漢字字形、字音沿革簡表》、《中國文學史大綱》、《法文文法》、《拉丁文文法》、《簡明英文文法》等講義。勤勤懇懇,誨人不倦。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吳宓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和現(xiàn)行反革命,錢物被詐騙殆盡,連最低生活水平都難維持,還受盡誹謗性批判和殘酷迫害。有一次被紅衛(wèi)兵裹挾著因行走較慢,被推倒在地,折斷左腿,后又幾雙目失明。1976年冬因生活不能自理,由其妹吳須曼接回涇陽縣養(yǎng)病,1978年1月17日逝世,終年84歲。1979年7月,西南師院召開全院教職工大會,為其平反,恢復名譽。
在我的印象中,吳宓先生是一個有學問、責任心強、教學效果很好的教授。他也很有名氣,被人稱為詩人、西洋文學史家、中國比較文學的奠基人。1936年秋我進清華園后便熟悉他的大名,他也的確為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yè)作出過重要貢獻,“文化大革命”中受那種無理批判和殘酷迫害,實在不應當,是極其不公平而理應為其平反昭雪的。但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為先生平反昭雪的某些文章和發(fā)言中,有的也對先生未免過譽,而對其缺點則一字不提,這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不利于世道人心。比如,1997年9月23日上!段膮R報》所載“錢鐘書與吳宓”一文中,作者李洪巖說:“吳宓先生是偉大的。是現(xiàn)代中國的一位英雄,他的正直、剛強以及牢固的氣節(jié)等等,值得我們后人深深敬仰。當我贊美他的時候,語言變得貧乏無力了”;
吳先生“是自由獨立型,從而為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了榜樣!庇直热纾2004年9月9日在西南師范大學紀念吳宓誕辰110周年會上,吳先生的幾位學生作了發(fā)言。粟多貴教授說:吳先生不愧是治學、教學和做人的一代宗師,一個錚錚傲骨的學者,一個真正的人,一代真、善、美知識分子的楷模。蘇光文教授說:吳先生作為已經(jīng)取得國際國內學術界公認的20世紀中國人文科學大師,有三大突出成就:中國比較文學奠基人;
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培養(yǎng)了一大批學貫中西的大師級學者;
主編《學衡》雜志,形成了一個學衡派。1989年11月30日,《回憶吳宓先生》一書編者黃世坦甚至不顧人所共認的吳宓思想保守的事實,在該書的“后記”中,贊揚他“與時代俱進的不懈求索精神”,這就未免矯枉過正了。
我認為,吳先生一生的成就中,內容最豐富扎實、最有說服力、最能得到學術界公認的,是作為一個誨人不倦的大學教授的業(yè)跡。從他的教學工作來看,比如備課,溫源寧教授說他備課像奴隸船上劃船苦工那樣辛苦。他在西南聯(lián)大蒙自分校備課情況,據(jù)錢穆記述:“當時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長桌。入夜雨僧則為預備明日上課抄筆記,寫提要,逐條書之,有合并,有增加,寫成則于逐條下,加以紅筆勾勒。雨僧在清華教書,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課,其嚴謹不茍有如此!畛,雨僧先起,一人獨自出門,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寫各條,反復循誦,俟諸人盡起,始重返室中。” 比如講課情況,贊揚的人很多,F(xiàn)根據(jù)我自己親身體會,并參考這些贊揚之詞,作一簡要敘述。我選讀是吳先生教授的《歐洲文學史》。為教授此課程,他不獨自編講義《歐洲文學史綱》,還指定原清華大學教授翟孟生(R.D.Jameson)的《歐洲文學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作為必讀參考書。此書1500余頁,從古代希伯萊和希臘文學一直寫到20世紀20年代歐洲文學(包括美國文學),內容十分豐富。吳先生自編講義中,除歐美文學史外,也涉及到印度、日本、埃及、中東國家文學史。吳先生非常熟悉他所講內容,許多文學史上大事,比如重要作家的生卒年代、著述情況、生平事跡(例如歌德一生6個戀人名字和生卒年代),重要作品的出版時間、地點、出版機構,他都能脫口而出,不出差錯。還有一個特別能耐,就是將西方文學的演變和中國古典文學作適當比較,或者指出外國作家創(chuàng)作活動時間與某個中國作家的相當,比如但丁與元代作家,莎士比亞與湯顯祖等。除資料豐富詳實外,他上課不獨從來不遲到,而是提前到教室寫黑板。講課時十分投入,比如講但丁《神曲》時,用手勢比劃著天堂與地獄,時而拊掌仰首望天,時而低頭蹲下。當講到但丁對貝亞特里切那段戀情時,竟情不自禁地大呼Beatrice!因此,他把課講得很生動,同學們特別喜歡聽。不過,他對同學要求卻很嚴,除督促同學認真讀參考書外,還規(guī)定同學寫讀書報告(我記得我寫的是“柏拉圖《理想國》讀后”),而且批改作業(yè)極其仔細認真。即使你的英文字漏掉一個字母,或者你的標點符號不正確,他都要幫你糾正過來。看到學生作業(yè)中精彩的地方,他就加上圈點,并寫出贊揚評語。他的考試題涉及面廣,內容多,答起來很費時間。有幾個同學用了5個小時,誤了晚餐,他請他們上了飯館。
課堂外,吳先生和學生關系也不同一般。你可以和他平等地討論問題,詩歌唱和;
你請他答疑解惑時,他是有求必應,盡心盡力;
他也和學生一同散步、談天,請學生上餐館。特別是對女同學,他尤其照顧。女同學茅于美記述道:“我們師生數(shù)人走在狹窄的鋪著石板的街道上。那街道兩邊是店鋪,沒有人行道。車馬熙來攘往,擠擠搡搡,先生總是盡量照顧我們。遇有車馬疾馳而來,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橫著一攔,喚著[張]蘇生和我,叫我們走在街道里邊,自己卻紳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邊不動,等車馬走過才繼續(xù)行走。他這種行為不禁令人想起[歐洲]中世紀的騎士行徑!
總之,吳先生不獨關心學生的學習、生活,也關心學生的事業(yè)、婚姻、家庭等問題;
他還資助過許多窮學生。他一生對教師這個職業(yè)情有獨衷。辭世前一年在故鄉(xiāng)涇陽縣養(yǎng)病期間,身體剛能走動,便積極幫助在家待業(yè)的外甥女補習功課,使她翌年考上了重點大學;
當他聽說當?shù)赜械闹袑W因缺師資開不出英語課時便問:“他們?yōu)槭裁床粊碚埼?我還可以講課呀”;
當他彌留之際,口里還在不斷地喊:“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飯吃,給我水喝!”
綜上所述,吳先生真不愧是20世紀中國一位做出卓越貢獻的、值得青史留名的大學教授。
關于吳先生的為人處世,凡與他相識的人,一般都認為他正直、誠實、善良、天真,特重友誼,樂于助人。特別是他與清華同學吳芳吉和亦師亦友的陳寅恪的忠實、真摯而堅貞的情誼,更是廣為人所樂道。但是,由于他一方面信仰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一方面又深受西方浪漫文學、特別是19世紀英國浪漫詩人的影響,他的一生又充滿了奇特和矛盾。季羨林先生在為《回憶吳宓先生》一書寫的“序”中說:“雨僧先生是一個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別人寫白話文,寫新詩;
他偏寫古文,寫舊詩,所以奇特。他反對白話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話寫戰(zhàn)的《紅樓夢》,所以矛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看似嚴肅、古板,但又頗有一些戀愛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學生來往,但又凜然、儼然,所以矛盾!逼鋵,吳宓一生的奇特和矛盾,還不只季先生說的這些。比如他非常反對說謊,但他投考清華學校時年已17,超過了規(guī)定的最高年齡15歲,他就瞞了兩歲。比如他有時很謙虛,認為自己不夠資格任清華國學研究院院長,只能作個相當于“執(zhí)行秘書”的主任,但在籌辦及出版《學衡》雜志時,卻不顧同仁的反對,硬是自任總編輯,并大言不慚地稱《學衡》非社員之私物,“乃天下中國之公器”,“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雜志”。比如他一生不知戀愛多少次;
朋友、學生訪談時,約定除學問愛情外,其他一切免談,但又寫詩云:“奉勸世人莫戀愛,此事無利有百害”。比如他平時外表嚴肅,彬彬有禮,但在昆明時看到有家牛肉店取名“瀟湘館”,他卻認為褻瀆了林黛玉,提著手杖去亂砸該店招牌,像蠻橫的國民黨傷兵一樣。比如他力主真誠坦率,曾當著胡適的面說想殺他,當著他苦戀的毛彥文的面談他與其他女子的戀情,但在報復友人勸他促使他與已離婚妻子陳心一復婚時,卻像《紅樓夢》里趙姨娘一樣,偷偷地搞巫術,“于靜夜在室中焚香禱神,咒詛其人速死!彼钠嫣匦袨,也真教人長見識。比如一般人宣傳自己的著作,即使不夸張,也不會自損。1935年他在《大公報》上為《吳宓詩集》作廣告時卻稱:“作者自謂其詩極庸劣,無價值,但為個人數(shù)十年生活之寫照,身世經(jīng)歷及思想感情之變遷,……所作之詩極少刪汰,亦未修改!币话闳苏剳賽郏钕M芙Y婚。吳宓苦戀毛彥文多年,但在毛哭著要求嫁給他時,他卻狠心拒絕。吳宓一生這樣的例子還很多,我們這里不再一一列舉了。他的學生錢鐘書對他的評論入骨三分,說“像他這種人,是偉人,也是傻瓜。……最終,他只是一個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錯位’的悲劇英雄。在他的內心世界中,兩個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敵手,沖撞著,撕扯著”;
“吳宓先生的心靈似乎又處在一種缺乏秩序的混沌狀態(tài)-----每一種差異在他腦海里都成為對立。他不能享受道德與植物般平靜的樂趣,而這些是自然賜予傻瓜、笨伯與孩子的禮物。……隱藏于他心理之后的是一種新舊之間的文化沖突!
我其所以認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有些評論吳先生的文章對他過譽,或矯枉過正;
我其所以不能全心全意地恭維他、頌揚他,主要是因為他在兩個問題上具有嚴重的缺點,犯有嚴重的錯誤。他吹噓自己的一生是“殉道”、“殉情”。實際上他殉的是“過時之道”,是對國計民生、匡時救世無益而有害之道,是使中華民族難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道。他不是“殉情”,他是不懂愛情、玩弄愛情,甚至是“負情”。試分別申論如下。唐振常先生說:吳“先生所守與所樂之道,何道?簡言之,儒道也。如先生自己所說:‘但在我輩個人如寅恪者,則仍確信中國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純正。我輩本此信仰,故雖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動,絕不從時俗為轉移。’(1961年8月30日日記)” 的確如此。吳宓出生于晚清儒臣之家,17歲以前,飽讀儒家經(jīng)典。進清華學校之初,適逢辛亥革命,開始時他思想很不通,后因時代潮流和廣大同學裹挾,才暫時改而擁護革命。不過,儒學在他思想中已深深扎根,而且愛屋及烏,皂白不分地珍視深受儒學影響的幾乎一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因此,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號發(fā)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新文化運動揭幕后,他就很反感;
留美期間,對“五四”時期的“打倒孔家店”運動尤其恨之入骨,并與少數(shù)友人梅光迪、柳詒征等計劃回國來唱對臺戲。他不獨反對當時的學生運動,連男女同校這一新鮮事物也不能容忍,1920年4月28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乃吾國今日之喪心病狂者流,竟力主男女同校!蓖6月21日又記道:“人方依古制,履行舊典,著重于道德宗教。而我國中學生,則只知叫囂破壞,‘革命’也,‘解放’也,‘新潮’也。相形之下,吾之傷感為何如乎?”1921年6月回國時,他為了到東南大學與梅光迪等人籌辦《學衡》雜志與《新青年》對抗,竟拒絕了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月薪300元的主任教授職務,就任東南大學月薪160元教授。他無視儒學中精華與糟粕并存的事實,一味尊崇孔子及其學說,欲將孔子作為道德理想之寄托與人格理想之體現(xiàn),以孔子的道德人格改造世道人心。1927年6月,他在王國維靈前行跪拜禮,自誓曰:他年或為中國文化道德禮教之敵所逼迫,義無茍全者,則必當效王先生之行事,從容就死。同年9月22日,他在《大公報》發(fā)表的“孔子之價值及孔教的精義”一文中說:孔子“常為吾國人之儀型師表,尊若神明,自天子以至庶人,立言行事,悉以遵依孔子、模仿孔子為職志。又借隆盛之禮節(jié),以著其敬仰之誠心。廟宇遍于全國,祭祀綿及百代,加贈封號,比于王者;
入塾跪拜,與祖同尊!彼@樣說,當然是勸誡人們要這樣尊崇孔子,從而也崇拜天子、王者。但是,他卻不知道,或是不承認這一鐵的事實: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儒學在與西方現(xiàn)代文化的斗爭中,屢戰(zhàn)屢敗,致使中華民族幾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儒學立國的滿清王朝崩潰了,提倡讀經(jīng)、讀曾國藩家書的蔣介石政權擔負不起救亡圖存的責任,然而他還是執(zhí)迷不悟。解放前我們在武漢大學是同僚,他對我這個以前學生參加進步活動是心存不滿的。雖是鄰居,從來不和我打招呼;
我雖然偶而默默地幫助他開門(他真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因獨居一室,往往回家來不會開鎖,進不了屋),但心里也有些嫌這位以前的老師大頑固、保守和落后。武漢解放前夕他離開武漢大學,顯然是不愿留在解放區(qū)。解放后他雖被迫進行思想改造,但不能脫胎換骨。
1958年全國大倡厚今薄古之時,他卻抗言“漢字文言斷不可廢,經(jīng)史舊籍必須頌讀!1974年,他冒著被打成“現(xiàn)行反革命”的危險,堅決反對批孔。1958年毛澤東提倡厚今薄古作派,1974年“四人幫”發(fā)起批孔運動,固然俱非良策,不足為訓,但吳宓這樣死心塌地地殉一種過時的對國計民生無益而有害之道,我是很難尊敬他的。我也很難理解,直到今天,還有人對他一生尊孔崇儒大唱贊歌,這不是和贊揚一個屢犯錯誤而且堅持不改的青少年一樣嗎?也有人說,吳宓之極力維護國粹,與舊國粹派不同;
他是“會通中西,融鑄新舊”以創(chuàng)“新文化”。這里,讓我們來看看他是怎樣創(chuàng)造新文化的。他是要把“吾國道德學術之根本”的孔、孟人文主義,與柏拉圖以下之學說“融合貫通,擷精取粹”。他對培根、洛克、孟德斯鳩等絲毫不感興趣,他也不屑于和陳獨秀、胡適等人一起提倡“德先生”和“賽先生”,魯迅更不用說了?傊,他只醉心于孔子、孟子、蘇格拉底、柏拉圖、耶穌基督、釋迦牟尼以至安諾德(Matthew Arnold)、白璧德(Irving Babbit)等這些侈談道德理想,無意于民主科學的厚古薄今的新舊人文主義者。這樣創(chuàng)造的新文化,我看新不到那里去。
關于吳先生的婚戀故事,評說的人很多。一知半解的人,往往予以同情;
了解詳情的人,則認為他自詡“殉情”乃是往自己臉上貼金。對他和毛彥文的苦戀,我在清華、西南聯(lián)大讀書時是同情他的,認為是毛彥文愛虛榮,背叛了他,嫁給一個年長自已33歲的前北洋政府總理熊希齡。當了解到吳宓的全部婚戀史后,我的同情卻轉向了毛彥文。吳宓在美留學時(1917-1921)年23至28歲,正是欲念旺盛之期。1919年3月,他曾在日記中寫道:“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大丈夫生而愿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為之有家。夫情欲如河水,無所宣泄,則必泛濫潰決。如以不婚為教,則其結果,普通人趨于逾閑蕩檢,肆無忌憚。即高明之人,亦流于乖僻郁愁,宓更掬誠以告我國中之少年男女,……毋采邪說,及時婚嫁,用情于正道!换榕c遲婚,……更不可慕名強效!边@段日記,實際是吳宓的夫子自道。比如,當時有朋友寄照片給他,托他在同學中尋找佳婿,他竟然毛遂自薦。這說明他當時并無戀愛至上思想,只是急于想結婚,解決“人之大欲”問題。所以,1918年11月,當他同在美國留學的清華同學陳烈勛向他介紹其姐(或妹)陳心一時,他雖與陳不相識,也答應下來,并托其清華好友朱君毅的表妹亦即未婚妻毛彥文了解陳心一情況(因她倆是浙江女子師范學校同學)。毛彥文寫信報告自己考察意見時說:陳女士系一舊式女子,皮膚稍黑,但不難看,中文清通,西文從未學過,性情似很溫柔;
倘若吳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賢內助,陳女士很適合,如果想娶善交際、會英語的時髦女子,則應另行選擇。吳宓接到朱君毅轉來的毛彥文考察報告后,即同意與陳心一訂婚。根據(jù)吳宓日記記載,1921年8月5日,吳宓回國到上海,住在旅館內,次日回家看父母。8日,便匆匆趕往杭州會見陳心一,當天日記寫道:“最后心一出,與宓一見如故,一若久已識面者然。宓殊欣慰,坐談久之。……四時,岳丈命心一至西湖游覽,并肩坐小艇中,蕩漾湖中。景至清幽,殊快適!钡诙,兩人又一同游了西湖,吳宓日記云:“是日之游,較昨日之游尤樂。家國身世友朋之事,隨意所傾,無所不談。……此日之清福,為十余年來所未數(shù)得者矣!庇捎谙嗷M意,兩人第一次見面后第13天便舉行了婚禮。從以上這些情況看,吳宓與陳心一結合,是相當草率的,并非基于雙方的深入了解與真摯愛情,而是基于本能,是為了找一位賢內助。所以婚后,盡管吳宓的“人之大欲”得到滿足,而陳心一也完美地扮演著“賢內助”的角色,并在7年間為他生養(yǎng)了3個女兒,但對于富有浪漫情調的名教授吳宓來說,他是不會長期滿足于這種婚姻的。
時機來了。在清華讀書時,吳宓與朱君毅是至交。毛彥文寫給朱的情書,朱是讓吳共享的。當時,吳宓便很傾慕毛的才情,不過因為毛是自己至交的未婚妻,他尚無異念。吳、陳婚后,毛是吳家?停3人成為好友。但1924年朱君毅留學回國后愛上了另一女子,借口表兄妹結婚不利于后代,盡管毛一再抗爭,還是堅持解除了婚約。這以后,長期潛伏在吳宓潛意識中的對毛彥文的戀情,便逐漸洶涌而出,并公開表白了。此時,吳宓已完全忘卻了他以前主張的結婚是解決“人之大欲”的“用情于正道”,是為了找個賢內助;
而記起了從西方文化中學來的婚姻戀愛觀,認為結婚應以愛情為基礎。為此,他于1928年8月前往杭州會見毛彥文。據(jù)他日記所載,兩人相見甚歡,共游西湖,長談抵夜。8月21日,朱君毅結婚,毛將整箱朱寫給她的情書贈吳,供他將來寫小說之用。翌日吳宓北返,兩人“話別依依未忍離”。不過當吳宓坦言他愛毛彥文時,毛卻明確表示兩人只能做好朋友。1929年2月和7月,吳宓又兩次南游,結果都只得到毛的友誼,沒有得到她的愛情。
1929年秋,毛彥文赴美留學。同年9月15日,盡管陳、毛兩人堅持反對,吳宓為追求毛彥文,還是置3個幼女的心理健康和諸親友的勸阻譴責于不顧,和“辛勤安恬”、“謙卑恭順”的陳心一離了婚,并不斷寫情書向毛進攻。他的至友姚文青在“摯友吳宓先生軼事”一文(載《回紀吳宓先生》一書)中說,吳宓說他和陳心一離婚,是由于他真正愛的是毛彥文,對陳心一則“于婚前婚后,均不能愛之!蔽艺J為這是吳宓的自我坦白。他婚前不愛陳心一而與之結婚,主要是為了解決“人之大欲”問題;
婚后不愛陳心一,是因為他對為他解決“人之大欲”問題的這個工具久而生厭。所以,他承認和陳心一離婚是不道德的。
在陳心一堅決不同意離婚時,吳宓曾毋視她堅守一夫一妻制的思想感情,異想天開地暗示她可否效法娥皇、女英的故事。陳雖柔順,但這種無理要求超越了她的道德感情底線,理直氣壯地拒絕了他。離婚后,吳宓以自由之身開始了他7年苦追毛彥文的經(jīng)歷,為她創(chuàng)作了數(shù)百首情詩,5本日記,并在《空軒詩話》中坦白:“余生平所遇之女子,理想中最完善、最崇拜者,為異國仙姝(美國格布士女士),而實際上,余愛之既深且久者,則為海倫(毛彥文英文名)!泵珡┪拈_始是干脆、堅決地拒絕他,而且反對他和陳心一離婚。他竟又不知自量地(也可說是傻里傻氣地)向思想志趣遠新于、高于陳心一的毛提出了同樣的無理要求,難怪他遭到毛的氣憤和斥責。不過,吳宓此時已墜入愛河而不能自救,他仍然一面死死糾纏著毛彥文,并以其學生張蔭麟等人名義暗中資助她留學費用;
一面又追求另一女子,并多次在日記中分析、比較她們的長短。后來,經(jīng)過吳宓長期的追求(或者說蠻纏),隨著毛的年齡漸近30,感情之事幾經(jīng)蹉跎,而吳的名望、地位日高,他的熱誠、善良、正義感等優(yōu)點有時也打動了毛,使毛的思想感情慢慢起了微妙的變化,逐漸接受了他。以常情而論,這正是高唱“婚姻應以愛情為基礎”的吳宓,(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抓緊機會和毛彥文結婚的良辰吉日了。但事情卻又出人意外,吳宓當時并沒有珍視這種長期苦苦追求到的愛情。1930年9月12日,他赴歐洲訪學、進修。1931年1月,他會見了英國當時已負盛名、后來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并成為當代世界最偉大詩人同時也是劇作家和文學批評家的艾略特(Thomas S.Eliot),兩人一同散步、會餐,并大談共同敬愛的美國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艾略特還為他介紹了一批英、法文化名人,提高了他的身價。此后,他先在英國牛津大學,后在法國巴黎大學進修,婚姻戀愛觀日益歐化,心猿意馬;
而且自抬身價,認為自己戀愛本錢更足。加之,他當時與身邊兩位留法美國女學生H(Harriet Gibbs)和M(Mering)打得火熱,并攜H游覽意大利各地,日記中記載:“宓斜仰,而Harriet依宓身,首枕宓右胸,宓以兩臂擁Harriet肩頭,覺死于此亦樂!彼麄z還一同計劃赴美,后因H與前男友重逢才未能如愿。另外,他又和遠在北平的泰國華僑留學生陳仰賢女士通信示愛。在此情景下,他對毛彥文態(tài)度產(chǎn)生了劇變。首先,他可能是想到毛是個有追求,有個性,交游頗廣,熱心于政治和社會公益事業(yè),并且擁護新文化運動的新潮女性,而自己則拘謹守舊,并且堅決反對新文化運動,擔心婚后是否能和諧相處。于是,1930-1931年間,他連續(xù)寫信、拍電報給毛,威逼她放棄美國學業(yè),趕往歐洲結婚,否則分手。在毛未按他要求行動時,有一天他在日記中甚至寫道:“我不愛彥,決不與彥結婚,且彥來歐有妨我對H(注:即格布士)之愛之進行;
回國后,既可與[陳仰]賢晤談,亦可廣為物色選擇合意之女子,故尤不欲此時將我自由之身為彥拘束!
1931年夏,毛彥文獲得密歇根大學碩士學位后趕往歐洲,在巴黎與吳宓相會,準備和他結婚。但是,吳宓卻將結婚改為訂婚。毛彥文受此委屈,不禁淚下。吳在日記中寫道:“是晚彥雖哭泣,毫不足以動我心,徒使宓對彥憎厭,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據(jù)說,那晚因大雨之故,兩人不得不留在旅館中同臥一床。孤男單女,戀愛中人,吳宓卻聲稱自己要恪守禮義,不欺暗室,決不做始亂終棄的張君瑞,而要做坐懷不亂的柳下惠。兩人和衣而眠,直至天亮。我真不知道這時吳宓究竟是迂呆,還是真不愛毛彥文,還是更愛著其他女子!
吳宓拒與毛彥文結婚后,一人繼續(xù)在歐洲旅游,途中又愛過一個德國女子諾伊伯(Neuber)。9月回國前,兩人達成諒解,4個月后在青島結婚,但留有尾巴:屆時如別有所愛,或寧愿獨身,那就取消婚禮;貒螅瑓清祷厍迦A,毛彥文任教于上海復旦大學。兩年間,毛彥文一方面有所矜持,使吳宓煩惱,“奉勸世人莫戀愛,此事無利有百害”;
另一方面又總在在等著吳宓娶她。但是,吳宓卻不斷地愛別的女子,往住同時愛好幾位,并將愛的感受寫進日記,甚至說給毛彥文聽。1933年8月,吳宓再次南下,首先到杭州向盧葆華女士求愛,有詩唱和。但因盧只同意結為兄妹,乃轉赴上海晤毛彥文。8月22日晚,吳宓有“蝶戀花”詞記其事:“世事不隨人意逗,五載能遲,一夕翻嫌驟。佳會濃歡天所授,碧窗繡枕涼初透。君障面紗吾拂袖,劃地為溝,去去休回首。寂寞余生長自疚,水流花謝機難又。”婚姻的事,仍無結果。毛覺吳太花心,也唱起高調來,說是自己準備做老姑娘,抱養(yǎng)個女兒以承歡。吳宓不理解毛的潛臺詞,以為毛仍在等他,還是以瀟灑的新派作家和風流的舊派文人難以比擬的瘋狂,制造著多角戀愛的故事。毛彥文實在是忍無可忍了,于是在1935年2月9日在上海和66歲的前國務總理熊希齡結了婚,時年33歲。天真的(或傻瓜)吳宓從來沒想到毛彥文會走這步棋,在接到毛邀請他參加婚禮電報后,他既感到被遺棄,又深覺自疚,長時間弄不清自己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
是負心漢呢,還是被負情的癡心漢?不過無論如何,他不能無動于衷,乃賦詩二首以自解。一曰:“漸能至理窺人天,離合悲歡各有緣。侍女吹笙引鳳去,花開花落自年年!绷硪辉唬骸把车姥城閷Φ厶欤钚奈⑿α藟m緣。閉門我自編詩話,梅蕊空軒似去年。”
自解詩是寫了,但吳宓并不能“花開花落自年年”,“深心微笑了塵緣”。他畢竟長期真心愛過毛彥文,一旦失去,更覺珍貴。毛婚后,特別是1937年12月熊希齡逝世后,他又死死地糾纏著毛彥文,千方百計地乞求毛和他重歸于好,但毛深知他花心難改,堅決不予理會。我認為毛彥文的這種決斷是正確的,因為他在糾纏毛的同時,仍在積極地進行多角戀愛。人們看他當時的日記,常常發(fā)現(xiàn)他在一天之內和幾個戀愛對象周旋。所以,即使毛答應和他重歸于好,結果也很可能是不歡而散。
吳宓一生總在追求女性,幾乎可以說是隨時隨地用情,并且為此不知耗費了多少時間、精力和金錢。但是,直到1953年6月他近60歲時才第二次結婚。他的繼室名叫鄒蘭芳,是他兼任教授的重慶大學法律系的學生。她因父親被劃為地主,家境困苦,身受歧視,吳宓同情她、追求她,她崇拜、投靠吳宓。兩相需要,也是人之常情。但天不假年,1956年她即病逝。吳宓對她還是很懷念的。他在她住過、睡過的一間空房的單人床靠著的墻上,貼了一張淡綠色土紙,恭恭正正地寫上“蘭室”二字。他每每散步時,總要久久凝望著遠方她的墓地。他用餐時,總為她留一空位,擺設著碗筷。甚至看電影時,也多買一張票,為她在身旁留一空位。然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他在和好友姚文青談到鄒蘭芳時卻又說:“非宓負初衷(注:他曾為追不到毛彥文說過決不再結婚),實此女強我,不得已而為之。以論此女學識,則英文不懂,中文不通;
以論容貌(即探懷出半身小照示余曰),不過如此! 你看這個吳宓,既然你這樣懷念鄒蘭芳,為什么在好友前又這樣損她、誹謗她呢?你和她結婚,究竟是基于愛情,還僅僅是由于老年孤獨要找個性伴侶呢?
從以上我們簡述的吳宓一生婚戀史看,我們有理由認為,吳宓決不是一個好戀人、好丈夫,而是一個不合格的戀人、不合格的丈夫。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吳宓教授。
。钣袷グ矗焊兄x劉緒貽先生惠寄。劉先生乃中國社會學、美國史、世界現(xiàn)代史領域的元老,今年已96歲高齡,但筆耕不綴,可謂“學界不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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