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從貴州到北京，在XX部工作，有半年吧，我沒有敢講話。耀邦同志問過我：來后有什么反映？我說：聽到的就是：（這個人）不見動靜。他說：是嗎？逐步放開一點嘛。

　　那半年，我到處與學術界、文化界、新聞界的同志們接觸，認識人，交朋友，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也聽到一些尖銳的爭論和一些反復多年的爭吵……

　　這樣，在我的頭腦中逐步形成了一個看法，就是：要樹立一種比較寬容的文化精神，建構一種協調融洽的人際關系，形成一種寬松和諧的文化氛圍和社會政治環(huán)境。不然，人們相互之間，或怒目相視，圓眼睜睛，或疑慮重重，坐臥不寧，或左顧右盼，不知所云……那日子怎么辦？怎么能互相對話，切磋琢磨，相互理解，互相信賴……那就更不要去談什么社會的“長治久安”了。

　　到1986年了，我開始講了點話。就像我們今天這種小座談會樣，即席發(fā)言，隨便講點，交換意見。在上海看望電影創(chuàng)作會的朋友，講一點；
在天津約見幾位作家，主要請他們談，也講一點。大概是3月8號，聽說中國音樂家協會的全國理事會在萬壽路開會，我約了文聯、團中央和文化部的同志一起去看望他們，在中組部的餐廳里見面，他們讓我說，我也講了一點。后來見出版界、發(fā)行界，什么報紙的記者會，……也都講一點。因為都是即席發(fā)言，個人隨便講，屬于征求意見的性質，我都不叫大報發(fā)表，連地方新華分社的內參稿我也扣下了沒有讓發(fā)。只有全國文聯的《文藝報》和三聯的《讀書》登過兩篇要點。

　　在各省市委宣傳部長座談會時，參會同志們的講話與材料，我們只作為參閱材料，而不發(fā)會議文件，把摘要記錄發(fā)給省市委的宣傳部長們，繼續(xù)征求意見嘛。

　　但是不久就聽說有一位領導人在地方批評指責。那時領導人到地方視察工作，地方都有記錄上報。我們收到記錄看，又沒有指責內容。而且我們還是幾乎每周都見面的，也從沒有向我說過�？墒且院笤絺髟蕉啵�越傳越神，不知是怎么回事。

　　以后，文化部開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約我去聽座談發(fā)言。高占祥同志讓我講點意見，我就聯系文化廳局長們座談中提的問題，正面重申并進一步闡述了我上半年講過的對文化問題的那些意見。

　　當時我說：

　　今年（1986年）是“雙百”方針提出三十周年；
“五一六”通知發(fā)布二十周年；
“文革”結束十周年。把這三者疊加在一起，好像有點荒唐，但實際生活確實是這樣的，我們的路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這使我們看到，生活不像長安街一樣筆直，它是曲折的。而這個曲折道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信心，就是真理終究會戰(zhàn)勝謬誤，人們終究會從具有某種盲目性的狀態(tài)中解放出來，即經過實踐和反思，走向自覺，達到更加成熟。

　　我著重地說：

　　文化要發(fā)展，各行各業(yè)要發(fā)展，推而廣之，要使一個社會充滿生機、充滿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們注意，就是：對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看法，與傳統的東西有差異的觀點，不要急急慌慌做結論；
同時，對積極的探索、開拓和創(chuàng)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不注意，恐怕不僅是思想文化的發(fā)展，其他方面要發(fā)展也是難以想象的。

　　有篇文章，講到寬厚、寬容和寬松。三個“寬”字，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對于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采取寬容一點的態(tài)度；
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
整個空氣、環(huán)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松、有彈性一點。

　　完全剛性的東西是比較容易斷裂的，它不能抗沖擊。而社會生活中的沖擊隨時都會有，會從各個方面來。介質一點彈性、柔性，不但有利于發(fā)展，也有利抗“沖擊”。多少帶一點彈性、柔性，這對于處理我們的思想文化問題，經濟政治問題，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國家大事、民族關系，都會好一點。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這些話說了以后，發(fā)生過一些什么事情，許多人都清楚，我今天不說了。

　　從說這些話到現在，又是二十二年過去，我早已經年老離休了。

　　今天，年輕同志們又在這里開會，討論創(chuàng)建中國新文化。你們再讓我說，我說什么呢？

　　如果允許用簡單的語言表達，我仍然感到：

　　我們的古老民族，我們的現實社會，我們的當今時代，需要建設一種寬容的精神文化。或者說需要一種寬容的文化精神。

　　只有寬容的文化精神，才能容許并激勵文化藝術的繁榮、思想學術的探索、科學的發(fā)現、技術的革新、經濟的發(fā)展、制度的創(chuàng)新。并使人權得到尊重，人性得到發(fā)揚，人格得到提升。從而在人類祖先長期進化的基礎上脫離野蠻，一步又一步地穿越蒙昧，朝向永無止境的文明。

　　（2007-11-03即席發(fā)言錄音稿，摘錄重整）

相關熱詞搜索：中國 提倡 寬容 精神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