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的新作《慢》（La Lenteur）不久前譯成英文時，書剛剛上市，已經(jīng)被文壇刀斧手送上了斷頭臺。哈佛大學(xué)東歐文學(xué)專家巴冉扎克（Stanislaw Baranczak）在一篇毀滅性的書評中尤其將這部小說罵得狗血噴頭，其用語之刻薄惡毒幾乎令人瞠目結(jié)舌。例如說今日小說能寫得既深刻又娛人的誠然已不可多得，但大多數(shù)作家總還希望勉強做到兩者居一：或者寫得沉悶乏味但多少有點深刻，或是雖然膚淺透頂?shù)�尚能逗人一樂，惟有昆德拉這部小說偏偏寫得既乏味到不能再乏味，又膚淺得不能再膚淺，總之是味同嚼蠟，一錢不值，只能再次證明昆德拉的小說寫得一部比一部差。

　　但書評常常誤人，而專家更常常欺人。就小說而言，《慢》至多是把昆德拉以往小說中早就存在的種種毛病都加以放大而已。例如他那種“作者—敘述者—評論者三位一體”的寫作方式日益讓讀者覺得難受，而他那過多的“警句”也不再讓人覺得好笑，反有喋喋不休的說教之嫌。但巴冉扎克的主要攻擊點卻幾乎完全不能成立，因為他認為昆德拉這部第一次用法語寫作的小說實際表明他在自覺地告別自己的中東歐背景，從而選擇了注定只能成為二流作家的寫作方式，即不是法國人卻偏偏“用法語為法國人寫法國人”（writing in French for the French about the French）。但事實上只要瀏覽一下《慢》就不難發(fā)現(xiàn)，昆德拉的關(guān)切仍然是從中東歐的生存處境所生發(fā)。真正的問題毋寧是，今日中東歐的生存處境只怕已經(jīng)既不再是西方的主要關(guān)切亦非西方人所能體會，而昆德拉這類東歐知識分子今日的切膚性感受和思考更已未必能再符合西方的口味。《慢》這部短短150余頁售價21美元的小說由兩個愛情故事交織組成，一個發(fā)生在18世紀，另一個則發(fā)生在冷戰(zhàn)結(jié)束后的現(xiàn)在，兩者的交點是它們都發(fā)生在同一個城堡中。在前者中，一切都是“慢”的，戀愛者處在充分自我把握的狀態(tài)中；
而在后者即現(xiàn)代故事中，則一切都“快”得發(fā)瘋，每個人都像一部大機器上的齒輪身不由己地跟著快速旋轉(zhuǎn)。昆德拉的寓意其實不難明白：東歐在走出共產(chǎn)主義后，再沒有功夫停下來想一想自己的歷史、自己的傳統(tǒng)，就被一頭甩進了西方國際資本主義的運轉(zhuǎn)中，以致像小說中人物那樣，最后連做愛都不能收放自如。小說因此對西方的一切，從政治、媒體、科學(xué)以致援助非洲等都極盡嘲弄挖苦之詞。巴冉扎克等的憤怒其實正是在這里，但他們似乎沒有看出昆德拉這里用“快”所襯托的正是他的一貫主題即“遺忘”。

　　出版商的廣告將《慢》稱為昆德拉“最輕的小說”，作者自己更說“里面沒有一個嚴肅的詞”。巴冉扎克等則說它沉重沉悶，這倒或許不無道理。事實上昆德拉一向沉重，因為他總是把一個偌大的“中歐”扛在自己肩上。不幸的是他想用“小說”來擔(dān)當?shù)倪@個“中歐”實在已經(jīng)面目模糊，以致人們認為他不過是又一個“用法語為法國人寫法國人”的二流作家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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