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第一批判——《純粹理性批判》，是其三大批判著作，也是其全部哲學著述中意義最為特殊和重大的巨著。正是這部巨著開始了18世紀末至19世紀40年代的德國哲學革命，改變了整個西方哲學前進發(fā)展的方向和進程。正是這部巨著，奠定了整個批判哲學體系以及往后的全部哲學研究工作的認識論、方法論、邏輯學和形而上學的基礎。也正是這部巨著，成了康德哲學對后世直到當代西方哲學方方面面的經(jīng)久不衰的深刻影響的最本原的源泉。人們常說康德哲學是“現(xiàn)代哲學的源泉”①，是“認識論和形

　　而上學歷史上的轉(zhuǎn)折點”②，人們在這樣說時，心目中首先想到的和所指的毫無疑問就是康德的這部巨著。因此，英國的著名康德哲學專家、《純粹理性批判》第四個英譯本③的譯者、《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解義》一書的作者康蒲·斯密有充分的理由而且十分正確地宣稱：“《純粹理性批判》是哲學史中轉(zhuǎn)折點上的一部經(jīng)典著作”④

　　 《純粹理性批判》的完成不是一朝一夕，甚或三年五載之功。它是康德從1770年起長達11年之久的潛心研究、上下求索、反復嘗試、千錘百煉和嘔心瀝血的成果。它初版于1781年，再版于1787年，第二版對第一版的某些部分做了重大的修改，甚至重寫。后世研究康德哲學的學者，有的推崇和強調(diào)第一版，有的推崇和強調(diào)第二版，但無論持哪種觀點的人，都一致同意必須把兩個版本結(jié)合起來研究，不可有所偏廢。所以，后來出版的《純粹理性批判》單行本，無論是德文本或其他文字的譯本，一般都是把兩版的異文全部包含在內(nèi)的合刊本，并在欄外注明版次和頁次——以A代表第一版，以B代表第二版，A、B之后的數(shù)字則指該原版的頁碼。

　　《純粹理性批判》一書貫徹始終的根本指導思想或一條主線就是：通過對理性本身，即人類先天認識能力的批判考察，確定它有哪些先天的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以及這些要素的來源、功能、條件、范圍和界限，從而確定它能認識什么和不能認識什么，在這基礎上對形而上學的命運和前途作出最終的判決和規(guī)定。由此可見，《純粹理性批判》的使命是為真正的、作為科學的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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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賀麟：《現(xiàn)代西方哲學講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頁。② ②施太格謬勒：《當代哲學主流》上卷，王炳文等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6頁。

　　 ③迄今有五個《純粹理性批判》的英語全譯本，它們依次是：F．Hay-wood本(1838年)；
J．M．D．Meikle John本(1855年)；
Max Mtfller本(1881年)；
N．K．Smith本(1929年)；
W．S．Pluhar本(1996年)。

　�、� 康蒲·斯密：《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解義》，韋卓民譯，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序第2頁

　　上學提供堅實可靠的基礎，而這樣性質(zhì)的“純粹理性批判”雖然屬于一般形而上學，但本身并不就是形而上學，而只是形而上學的一種“入門”、“初階”或“導論”。由于康德把只涉及知識的先天要素即先天的知識形式而不涉及對象的一切知識都稱為先驗的知識，所以他認為“純粹理性批判”這樣一種研究應稱為“先驗的批判”。①這種先驗的批判屬于先驗哲學，“它是先驗哲學的完備的理念，但還不就是這種先驗哲學本身�！雹�

　　《純粹理性批判》全書除了序言和一個總的導言外，分為“先驗要素論”和“先驗方法論”，前者占全書約4／5的篇幅，是全書的主體部分，討論人類認識能力中的先天要素；
后者討論在這些先天要素基礎上建立形而上學體系的形式條件。人類認識能力由作為接受性的直觀能力的感性和作為自發(fā)性的思維能力的理性這樣兩類原則上不同而又彼此聯(lián)系的認識能力構成，因而“先驗要素論”就區(qū)分為討論感性的先天要素的“先驗感性論”和討論(廣義的)理性的先天要素的“先驗邏輯”。由于人類的思維能力有知性、判斷力和(狹義的)理性這樣三個彼此不同而又相互聯(lián)結(jié)的環(huán)節(jié)，因而“先驗邏輯”就區(qū)分為討論知性和判斷力的先天要素的“先驗分析論”(“真理的邏輯”)——其中討論知性的先天概念(范疇)的稱為“概念分析論”，討論判斷力的法規(guī)即知性的先天原理的稱為“原理分析論”——和討論理性的先驗理念和先驗幻相的“先驗辯證論”(“幻相的邏輯”)。

　　第一版序主要闡明對理性進行批判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確定一般形而上學是可能還是不可能和規(guī)定其源流、范圍和界限。第二版序主要闡明對理性進行批判所遵循的“不是知識依照對象，而是對象依照知識”這一“哥白尼式變革”原理的來源、內(nèi)容和意義。

　　導言提出了全書的總綱：純粹理性批判的總?cè)蝿帐且�解決“先天綜合判斷”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而又擴展了知識內(nèi)容的真正科學知識是“如何可能”的問題，并將這個總問題分解為如下四個依次回答的問題：數(shù)學知識如何可能?自然科學如何可能?形而上學作為自然的傾向如何可能?形而上學作為科學如何可能?

　　先驗感性論闡明，只有通過人的感性認識能力(接受能力)所先天具有的直觀形式即空間和時間去整理由自在之物刺激感官而引起的感覺材料，才能獲得確定的感性知識，空間和時間的先天直觀形式是數(shù)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的根據(jù)和條件。

　　先驗邏輯的導言闡明感性必須與知性結(jié)合，直觀必須與思維結(jié)合，才能產(chǎn)生關于對象的知識即自然科學知識，因而必須有一門不同于形式邏輯的先驗邏輯來探討知性的結(jié)構及其運用于經(jīng)驗對象時的各種原理，包括這種運用的限度。先驗邏輯立足于知識與對象的關系，即知識的內(nèi)容，而不是單純的思維形式，這標志著辯證邏輯在近代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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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貯12即B26

　�、� A14即B28。

　　先驗分析論(真理的邏輯)中闡明了知性的先天概念和先天原理是自然科學知識之所以可能的根據(jù)和條件。在概念分析論中，通過對知性在判斷中的邏輯機能(形式邏輯中一般判斷形式的分類)的分析，康德發(fā)現(xiàn)了知性的十二個(對)先天的純粹概念即范疇；
通過對范疇的“先驗演繹”則闡明了，知性從自我意識的先驗統(tǒng)一出發(fā)，運用范疇去綜合感性提供的經(jīng)驗材料，這是一切可’能的經(jīng)驗和經(jīng)驗對象之所以可能的條件，從而證明了范疇在經(jīng)驗即現(xiàn)象的范疇內(nèi)的普遍必然的有效性。原理分析論主要闡明了知性指導判斷力把范疇運用于現(xiàn)象的法規(guī)：判斷力是用普遍(規(guī)則)去統(tǒng)攝特殊(事例)的能力；
范疇運用于現(xiàn)象必須以時間圖型為中介；
通過時間圖型把先天感性要素統(tǒng)攝于范疇之下所產(chǎn)生的先天綜合判斷就是知性的先天原理，亦即判斷力的法規(guī)。依照范疇表，．知性先天原理的體系由“直觀的公理”、“知覺的預測”、“經(jīng)驗的類比”和“一般經(jīng)驗思維的公設”所構成，而經(jīng)驗的類比中的“實體的持存性原理”、“按照因果律的時間相繼的原理”和“按照交互作用律(在空間中)并存的原理”是作為自然科學的最根本的基礎的三條最普遍的原理，也就是自然界(作為現(xiàn)象)的三條最普遍的規(guī)律。知性的先天原理只是對現(xiàn)象有效，對超越現(xiàn)象的自在之物或本體則無效，嚴格劃分可知的現(xiàn)象和可思而不可知的本體的界限是“純粹理性批判”的最根本的要求。

　　先驗辯證論(幻相的邏輯)主要闡明了理性不可避免地要超越現(xiàn)象去認識超驗的本體，由此產(chǎn)生的作為自然傾向的形而上學只不過是一些先驗的幻相，而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學�？档略谶@部分的導言中指出，理性這種推理的能力由于要從有條件者出發(fā)通過推論去認識無條件者，這種自然傾向就成了先驗幻相的來源和所在地，即它把由于推論的主觀需要而產(chǎn)生的有關無條件者的概念看作了有客觀實在的對象與之相應的實體概念了。先驗的理念就是理性關于這類無條件者(如靈魂、世界整體和上帝)的概念，這樣三個先驗的理念起著一種為知識的經(jīng)驗認識提供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標以引導其不斷前進、并達到越來越大的統(tǒng)一的調(diào)節(jié)性(范導性)的作用。純粹理性的辯證推論就是理性力圖運用只對經(jīng)驗、現(xiàn)象有效的范疇來認識上述三個無條件者即超驗對象的推論，這樣的推論相應地有三種：關于靈魂作了含有“四名詞”錯誤的“謬誤推理”，關于世界整體陷人了由兩組截然相反的判斷彼此對立沖突的“二律背反”，關于上帝則推出了一些無客觀實在性的“先驗理想”。所有這些都只不過是一些屬于先驗幻相的假知識而已。

　　先驗方法論首先闡明，純粹理性的經(jīng)驗使用雖然有正確使用的法規(guī)(知性的先天原理)，但其理論的(思辨的、先驗的)使用卻投有法規(guī)可言，因而必須對其先驗使用的方法(從定義出發(fā)的獨斷論方法、從正反兩方爭辯并互相證偽的懷疑論方法、還有假設和讓明的方法等四個方面)加以“訓練”，確立一些“消極的”規(guī)則，以限制純粹理陛擴充到可能經(jīng)驗之外的傾向，從而為建立一種有關經(jīng)驗或現(xiàn)象的“內(nèi)在的’’自然形而上學準備了方法論的原則。其次闡明，與純粹理性的理論的使用相反，其實踐的使用則是有正確使用的法規(guī)的，這就是道德法則；
那些理論理性所不能認識的超驗的對象如自由意志、靈魂不朽和上帝，可以成為實踐理性所追求的對象，因而對它們有“實踐的知識”，即信念或信仰，這就為人類道德生活和幸福的和諧統(tǒng)一從而達到“至善”提供了前提，這就說明一種超驗的道德形而上學是可能的。此外，康德還從“純粹理性的建筑術”出發(fā)，說明了作為科學出現(xiàn)的未來形而上學的總體構成(以“批判”為導論，以自然形而上學和道德形而上學為主體)，特別是自然形而上學的總體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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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粹理性批判》在國內(nèi)已有四個譯本：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胡仁源本，1957年三聯(lián)書店出版(后由商務印書館續(xù)印)的藍公武本，1983年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牟宗三本，1991年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韋卓民本。胡譯本是康德著作在中國的第一個譯本，白有其意義和作用。但這個本子只包括1787年第二版的內(nèi)容，缺少第二版中刪去了的1781年第一版的內(nèi)容；
且由于對康德的哲學術語和概念缺乏深入切實的理解，譯文在不少地方欠準確；
譯文表述上雖然用的是當時的白話文，但也已陳舊而不合現(xiàn)代漢語的習慣。藍譯本譯于1933年一1935年，直到1957年才刊行，自那以后的三十多年里它是中國大陸惟一正式出版的《純粹理性批判》全譯本，流傳頗廣，不少對康德哲學有興趣的人都是通過這個譯本來了解這部著作的主要思想及其全貌的。但這個譯本的最重要的缺陷就是譯文用的是文言文，這是現(xiàn)代讀者一般難以接受的，使用起來也極為不便。牟譯本的譯者評注是一大特色，但譯文所使用的近乎半文半白的文字和對康德哲學術語的個人色彩較濃的譯法也偏離了一般讀者(特別是大陸讀者)的習慣。韋譯本的初稿于1962年譯出，直到1991年才經(jīng)曹方久教授等人校訂整理 出版。這個本子是用現(xiàn)代漢語譯出的，對康德的某些術語、概念雖有譯者異于通常的譯法，但仍明白易懂，所加注釋也有益于增進理解，從而使康德這部艱深難讀的著作對于中國讀者初次有了可讀性，這是我國康德譯事中明顯的進展。但是，包括韋譯本在內(nèi)的所有這些譯本的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它們都不是從德文原本而是從英譯本轉(zhuǎn)譯的，最多僅以德文版本作參考，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英譯本的限制，難以擺脫英譯本的種種缺陷，如行文與德文原本 出入較大，錯漏較多，譯意不明確和欠準確，甚或與德文的原意相 左之處也不鮮見。顯然，從英譯本轉(zhuǎn)譯而來的譯本很難令有志于 進一步學習和了解康德哲學的中國讀者們滿意，更不用說滿足對 康德這部巨著作深入研究的人的迫切需要了。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個譯本是《純粹理性批判》的第五個中譯本，它不同于前面四個譯本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在于它是從德文原本直接移譯過來的。這個譯本從最初的嘗試到最終的脫稿經(jīng)歷了差不多近十年的時間。

　　1993年到1995年，我和鄧曉芒教授計劃共同撰寫一部逐章逐節(jié)解說康德這部巨著的書——《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指要》①。這樣性質(zhì)的著作不可避免地要有大量的原文引述。鑒于《純粹理性批判》一書現(xiàn)有幾個中譯本的情況，我們達成了一個共識，就是“引文均須從德文原本重新譯出”。這個決定是有基礎的，因為負資提供《指要》初稿的鄧曉芒當時已經(jīng)翻譯出版了康德的《實用人類學》和《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兩部著作，具有這方面的翻譯經(jīng)驗。盡管這樣，重譯引文的決定仍然大大增加了我們撰寫《指要》一書的工作量。不過，這個最初的嘗試也使我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了從德文原本譯出《純粹理性批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更加真切地領會到了翻譯康德此書的那些冗長、復雜、晦澀難懂的文句的困難和艱辛，但同時也增強了我們有朝一日能夠把這部巨著較忠實地翻譯出來的信心和信念。

　　這樣的機會不久就降臨了。1997年初，人民出版社的張偉珍女士約請我們編寫一個“康德讀本”，在確定這個讀本的內(nèi)容為康德三大批判著作的選本后，我們決定所選部分全部從德文原本重新譯出。當時的想法是：“對于康德三大批判著作譯本的現(xiàn)狀，學術界和青年學子們都深感遺憾。如果這個選本仍1日利用現(xiàn)有的譯本，那是絕對不會有絲毫改善的。因此，我們決心走一條費力的、可以說是自找苦吃的道路，要求這本書的全部譯文都根據(jù)德文原著重新譯過來。”經(jīng)過差不多三年的時間，我們終于完成了這部直接從德文原本譯出的40萬字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②，其中《純粹理性批判》部分占了全書的約1／2篇幅。

　　《精粹》出版后，受到廣大讀者和學術界的熱烈歡迎，它立刻為一些高校指定為研究生的教材。許多青年研究者和學術界老專家都迫切希望我們能在《精粹》的基礎上譯出三大批判的全本，特別是《純粹理性批判》的全譯本。一位西方哲學專家在得到《精粹》后隨即在來信中向我們提出了“一點想法”，頗具代表性：“對于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這一極其重要的經(jīng)典著作，迄今我國尚無從德文原文翻譯過來的全譯本……現(xiàn)在二位先生既然已經(jīng)精譯了約一半多，何不乘勝前進，將它全譯出來，以填補此項空白而滿足我國學界之迫切需要! 這無疑將是一項里程碑意義的更偉大的歷史貢獻，此乃后學們衷心仰求于二位先生者�！绷硪晃粚＜乙苍凇蹲x書》上發(fā)表評論說：“兩位作者既已付出了巨大的勞動，完成了一部《精粹》選本，曷不再接再厲，提供給讀者三部完整的批判？”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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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佟犊档�<純粹理性批判>指要》，楊祖陶、鄧曉芒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初版，人民出版社2002年再版。

　　②《康德三大批判精粹》，楊祖陶、鄧曉芒編譯，人民出版社2001年

　　版。上述引文見“編譯者導言”第32頁。

　�、垡姟蹲x書》，2003年第3期，何兆武文：《重讀康德》

　　學術界同仁對于得到從德文原本直接譯出的《純粹理性批判》全譯本的這種渴望，對于我們的這種厚望和信賴，我們能夠無動于衷而淡然置之嗎?何況通譯康德三大批判著作實在也是我們長久以來的心愿，甚至是多年來我們視為不可推卸而應勉力承擔的一種職責。我們的想法得到了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這樣，我們就一不做二不休，不惜投入更大的精力和更多的時間，連續(xù)奮戰(zhàn)，力求盡快地完成這一巨大的系統(tǒng)工程。自《精粹》交稿后，又經(jīng)過三年的努力，現(xiàn)在終于勝利在望了。在這期間，我們先送出了第三批判即《判斷力批判》的譯稿①，目前《純粹理性批判》和《實踐理性批判》的譯稿也都脫稿，相信不久就可以全部與廣大讀者和學術界同仁見面了。此時此刻涌上我們心頭的，可以說是一種比《精粹》交稿時更為巨大更為深沉的“完成了應負的一項使命的愉悅感”!

　　三大批判著作的譯稿，無論是其選本(《精粹》)，還是三個全譯本，都來之不易。它們的完成首先要歸功于譯者鄧曉芒譯出的初稿和最后的訂正定稿。他是在電腦中譯出初稿的，要在電腦中以這樣的速度直接從德文原本譯出三大批判著作的初稿，沒有對康德哲學的深厚理解，沒有嫻熟地掌握德語，沒有精通現(xiàn)代漢語表達功能的功夫，沒有沉下心來為學術而學術的一往直前的精神，是無從談起的。每當我接到初譯稿的樣稿時，我都為能如此直白地譯出難懂難譯的康德式文句，仿佛是(借用一位評論者的話)康德在用現(xiàn)代漢語道白自己的哲學思想似的，而感到一種異常的驚喜和慰藉，贊嘆有加。但是，由于一種揮之不去的對康德、對學術、對讀者也對譯者負責的心態(tài)，我又不得不根據(jù)德文原本，參考不止一種英譯本(特別在校訂《純粹理性批判》譯稿時是如此)和中譯本，再三推敲，用鉛筆(這原是為了便于譯者對校者的意見作取舍或變通)對初稿進行了逐一仔細的校訂，以致(誠如譯者在《判斷力批判》的“中譯者序”中所言)“在初稿上用極小的字體校改得密密麻麻，幾乎要把原文都淹沒不見了”。每當我把校訂完的譯稿交給譯者時，我都感到有一種內(nèi)心的不安，我真不知道他在電腦中將如何根據(jù)校訂的樣稿進行最后的訂正和定稿，留給他的顯然不是一件輕松自如的工作，做起來也許比他直接翻譯起來還更加不易。這時我也出現(xiàn)過下次再不這么挑剔的念頭或決心�？墒钱斘覉�(zhí)筆校訂新的初譯稿時，卻又鬼使神差地一頭栽了進去，什么念頭和決心都忘記得干干凈凈，仍是“積習難返”，以致結(jié)果依然如故。在這么多年的合作過程中，我的這些彼此矛盾的心態(tài)就這樣周而復始地交替著�，F(xiàn)在，面對即將全部竣工的龐大工程，無論我怎樣高興、興奮乃至激動，我都無法去掉心里由于過分執(zhí)著而加給譯者以過分負擔的那份歉意。最后還要說明的是，為每一部批判著作編制詞匯譯名索引和人名索引的繁重工作，也是由譯者單獨一人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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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康德：《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楊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初

　　這部《純粹理性批判》的翻譯所依據(jù)的主要是德文《哲學叢書》第37a卷，Raymund Schmidt編，費利克斯·邁納出版社，漢堡1956年版，1976年重印(Kritik der reinen Vemunft。Hrsg．yon Ray—mund Schmidt，Verlag yon Felix Meiner，Hamburg 1956，Nachdmck1976)，這個本子所收錄的各家各派知名康德專家的大量校訂意見對研究和理解康德此書大有幫助。此外還參照了普魯士科學院版《康德著作集》第3、4卷，柏林1968年版，及《康德全集》著作部分，第3、4卷，柏林1911年版(Kants Werke，Akademie T,extausgabeⅢ．1V，Berlin，1968；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Hrsg．von derKoniglich Preuβ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Band Ⅲ．IV．Berlin，1911)；
《哲學叢書》第37卷，Theodor Valentiner編，費利克斯·邁納出版社，萊比錫1919年版(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Hrsg．von Theodor Valentiner，Verlag von Felix Meiner，Leipzig~1919)；
英譯本參考了康蒲·斯密本(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ns-1ated by Norman Kemp Smith，收入《西學經(jīng)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校譯所依據(jù)的主要是阿底克斯編注的《純粹理性批判》(Immanuel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munft—mit einer Einlei-tung und Anmerkungen，Hrsg．Dr．Erich Adickes，Mayer&Mulller,Berlin，1889) ；

還參考了米勒的英譯本修訂第2版 ( Immanuel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s．F．Max Maller．2d．revised ed．Macmillan，New York，1924)，和普魯哈爾的最新英譯本(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s．Werner S．Pluhar，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e ?Indianapolis／Cambridge，1996)。此外，在翻譯和校訂過程中還參考了藍公武和韋卓民兩位先生的中譯本，得益于這兩個譯本、尤其是韋譯本處甚多，這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

　　康德的著作，特別是《純粹理性批判》以文字晦澀、語句復雜、概念歧義繁多著稱，我們的譯文也受到我們的德語水平和對原著義理的理解水平的限制，疏漏、不當甚至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我們懇切地希望得到專家和讀者的一切方式的批評和指正，以便改進。

　　楊祖陶

　　2003年6月于珞珈山

　　原載（德）康德 著，鄧曉芒譯，楊祖陶校：《純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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