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深秋的早晨，金門料羅灣，鄭芝龍指揮的大明水師，突然包圍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艦隊。那是公元1633年10月22日。鄭芝龍的戰(zhàn)船、火船乘東北風向九艘荷艦沖擊，炮火硝煙將寧靜的港灣燒成沸騰的地獄�？植啦豢上胂螅瑩�(jù)一位荷蘭目擊者描述：“有三艘戰(zhàn)船包圍了（Brouckerhaven）號，其中有一條船的戰(zhàn)士不顧一切把自己的船點火焚燒向荷艦撞擊。他們的行為正如狂悍而決死之人那樣……完全不理會我們的槍炮和火焰。荷艦尾部起火，火藥庫爆炸，立即下沉。又一艘荷艦Sioterdijck號正在近岸處，被四艘兵船迫近，雖然在接舷戰(zhàn)中兩度打退了敵人，但終被俘獲。其余荷艦狼狽逃入大海，借大炮和東北風之助，逃到臺灣。普特曼斯在戰(zhàn)斗和臺風中喪失了四艘大兵船，還有其他三艘兵艦不知去向�！� 對于那些一個多世紀以來橫行海上的西方擴張主義者來說，有恃無恐的日子突然結束了。在這個早晨，一切都變了。

　　1633年，料羅灣海戰(zhàn)大捷，距離1433年鄭和遠航結束，已整整200年。很少有人知道、更不必說紀念這場海戰(zhàn)。在帝國朝代更迭、治亂興衰的歷史上，它的確沒有什么特殊意義。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在世界現(xiàn)代化歷史、中西交流與沖突歷史上，這卻是不可忘記、不得不紀念的大事。

　　1433年，鄭和在古里病逝，皇帝下詔，下洋悉令停止。大明帝國皇家船隊消失之后，西方冒險家的艦隊乘虛而入，15世紀西方向東方海域擴張，不是因為西方強大，而是因為東方海域的權力真空。西方擴張長驅直入，浪潮般地一浪壓過一浪。從西非海岸到好望角、從南印度海岸到馬六甲、跨越大西洋到美洲大陸，穿越太平洋占領菲律賓，最后，從馬六甲、呂宋島、巴達維亞到中國海岸。鄭和遠航停止后兩個世紀，明朝厲行海禁，西方持續(xù)擴張。鄭芝龍降生的時候，世界已經(jīng)完全不一樣了，東方各大港口，西方炮臺、教堂取代了鄭和時代的“官廠”，各主要航線上，已經(jīng)不見了當年宣諭天下、示中國富強的寶船，取而代之的是西方重炮滿帆的商用軍艦。

　　從鄭和到鄭芝龍，200年間，中國已經(jīng)失去了世界現(xiàn)代化進程中競逐富強的第一輪機會。西方艦隊販運貨物、劫掠商船，重炮輕帆、橫行海上，不論是中國民間海商還是皇家水師，都無法抵御西方的海上力量；
葡萄牙人占領澳門、西班牙人占領菲律賓、荷蘭東印度公司占領巴達維亞，無不對中國大陸虎視眈眈。歷史的教訓是，出不了外洋就守不住海岸，失去海洋也最終失去家鄉(xiāng)。西方“地理大發(fā)現(xiàn)”與資本主義擴張的第一波已經(jīng)完成，中國是否還有抵御擴張、挑戰(zhàn)外洋、競逐富強的機會？

　　西方擴張已經(jīng)迫壓到中國海岸。16世紀是伊比利亞人的世紀，葡萄牙擴張建立了從西非海岸到印度洋的貿易、殖民體系，將海上帝國的邊際伸展到中國海岸。西班牙征服了中南美洲與菲律賓，其地跨歐、美、亞三大洲的殖民帝國的勢力同樣進逼中國。17世紀是荷蘭人的世紀。荷屬東印度公司占領巴達維亞，不僅將葡萄牙人趕出東印度群島、在馬六甲截擊葡萄牙商船，而且還將荷蘭殖民地建立到臺灣島，取代葡萄牙部分地控制了中國、日本、東南亞之間的貿易。他們的船更大，炮火更猛，人也更精明殘暴。他們劫掠商船，綁架、販賣人口，占領臺灣，修筑要塞與居住點。1633年夏天，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臺灣長官蒲陀曼率領8艘軍艦偷襲廈門港，發(fā)瘋般燒毀了當時停泊在港內的30艘中國船。鄭芝龍?zhí)柫铋}粵水師150艘兵船追剿荷艦。

　　1633年的料羅灣海戰(zhàn)爆發(fā)，鄭芝龍指揮的民間海商-海盜集團與皇家水師組成的中國艦隊，第一次與西方擴張者的艦隊大規(guī)模地遭遇海上。用今天的話說，這是一場爭奪制海權的戰(zhàn)役。海戰(zhàn)大捷，徹底摧毀了荷蘭人在南中國海建立的航海貿易霸權。福建巡撫的捷報引民間說法：“閩粵自有紅夷以來，數(shù)十年來，此捷創(chuàng)聞�！焙商m人屈服了，他們放棄了壟斷中國海上貿易網(wǎng)的企圖，轉而承認鄭芝龍的海上霸權秩序。1640年，荷屬東印度公司與這位中國海上國王達成航海與貿易的若干協(xié)定，并開始向鄭芝龍朝貢。所有在澳門、馬尼拉、廈門、臺灣、日本各港口間行駛的商船，都必須接受鄭氏集團的管理，穿航在南中國海與東南亞各港口的商船，絕大多數(shù)都是懸掛鄭氏令旗的中國帆船。帕拉�？怂埂俄^靼征服中國史》記述：“這個海盜（指鄭芝龍）燒毀了八艘他們（指荷蘭人）最好的海船，一次三艘，另一次五艘。他們最后被迫向鄭芝龍納稅，每年三萬埃庫斯（相當于十至十二法郎）。因此，彼此相安無事，荷蘭人得到了從臺灣進入中國的完全自由，并成為鄭芝龍的朋友。荷蘭人向鄭芝龍，而不是向北京派遣使節(jié)，給他種種榮譽，向他貢獻各種禮物。有一次甚至貢獻了王杖一枝，金冠一頂，企圖引起他自立為王的欲望�！�

　　二

　　從1433年鄭和船隊停止下洋，到1633年料羅灣海戰(zhàn)大捷，是中國航海貿易暗淡的200年。我們曾經(jīng)祭奠鄭和下西洋，其中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不是鄭和下西洋如何突然開始，而是這樣輝煌的遠航何以永遠結束。它在政治上揮霍理想，在經(jīng)濟上揮霍財富，不但沒有持續(xù)發(fā)揚中國千年航海貿易傳統(tǒng)，反而斷送了民間航海、貿易與拓疆的生機。輝煌的遠航是在殘暴的海禁背景下進行的，省略這個背景就無法理解鄭和遠航發(fā)生的歷史困境。

　　明朝禁海，“瀕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通蕃”，泉州、明州等處的市舶司相繼關閉，斷送了中國民間航海貿易優(yōu)勢傳統(tǒng)。12-14世紀間中國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最大的港口城市（泉州）、最優(yōu)秀的水手與最有勢力的海商。朱元璋先后四次詔令“片板不許下�！保�朱棣一邊派遣官方船隊下洋，一邊頒令將原有民間海船全部改造成無法遠洋航行的平頭船，并野蠻焚毀違禁的雙桅海船。禁海開始，鄭和下西洋具有雙重使命，一方面是政治擴張，建立朝貢體系，另一方面是厲行海禁，打擊中國潛通外洋的海商與私下住蕃的移民。明朝禁海200年（1370到1567年），恰好是西方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時代。海禁政策殘酷，不僅破壞了民間海外貿易，也遏制了民間海外移民拓殖。西方擴張有兩種意義，一是貿易擴張，二是殖民擴張。西方將國家力量與民間力量統(tǒng)一起來向世界擴張，中國的這兩種力量卻相互矛盾，前者遏制與消滅后者。海禁扼殺了中國民間航海貿易與拓疆的生機，這是中國的災難，海禁對中國民間航海貿易與拓疆事業(yè)的破壞是致命的。雷海宗先生認為，明代是一個“整個民族與整個文化已發(fā)展到絕望的階段”，“在這種普遍的黑暗之中，只有一線的光明，就是漢族閩粵系的向外發(fā)展，證明四千年來唯一雄立東亞的民族尚未真正的走到絕境，內在的潛力與生氣仍能打開新的出路�！� 遺憾的是，這最后的一線光明也將被撲滅。中國海禁，也是西方的機會。從非洲沿岸、美洲沿岸、印度次大陸與東南亞的重要港口，一直到中國的澳門與臺灣，都在西方人的控制中，西方船只在世界所有大洋中暢通無阻。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經(jīng)濟體系在一浪一浪的野蠻擴張中逐步建立。1433年的世界仍是東方化的世界，而1633年，世界已經(jīng)不可避免地開始西方化了。

　　紀念鄭芝龍，是因為我們曾經(jīng)用過多的熱情與想象、過少的理性與反思地紀念鄭和，是因為我們需要更進一步的反思，在紀念鄭和代表的皇家遠航的背景下，回憶歷史上中國民間航海貿易拓殖力量的遭遇。紀念鄭芝龍的意義是，追問朝廷厲行海禁政策后，中國民間航海貿易傳統(tǒng)是否還有機會與能力恢復，重出外洋？帝國官方的船隊停止下洋后，中國是否還有機會與能力挑戰(zhàn)西方的擴張？這種力量是否可以持續(xù)發(fā)展、這種機會是否可以重新再來？中國在世界現(xiàn)代化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的競逐富強的力量與機會，究竟蘊藏在何處又失落在何處？

　　大明皇朝厲行海禁，對外給西方擴張勢力讓出外洋，西方擴張勢力乘虛而入；
對內摧毀了中國自身近千年來發(fā)展起來的強大的航海貿易與移民拓殖傳統(tǒng)，同時也給自身制造了敵人。海禁出海盜。朝廷禁海，沿海百姓討海為生，犯禁放洋，海商也就成為海盜。海禁愈嚴，盜氛愈熾；
盜氛愈熾，則海禁愈嚴。如果法律是殘暴不合理的，犯法者就可能是合理的。對朝廷海禁政策制造出的海盜，我們今天應該有準確公正的理解。海禁開啟的沖突不斷加劇，厲禁而盜興、盜興而寇入。無可奈何時，只得重新開海。隆慶元年，朝廷迫于壓力，終于開放海禁，“準販東西洋”，指定“發(fā)舶地”為月港（福建海澄），每年約150艘中國帆船從這里領“引票”放洋。

　　禁海嚴，開海難。一是重出外洋的海商必須面對武裝組織的西方擴張勢力，二是必須忍受朝廷的多方限制與防范。海禁200年，中國海商與移民的世界環(huán)境，已與當年完全不一樣了。過去中國人面對的世界大洋是一個無組織性的自由世界，中國海上勢力在技術與規(guī)模上，都享有絕對的優(yōu)勢。如今中國已在西方擴張浪潮的邊緣，他們面臨的西方擴張主義者，既是從事貿易航運的企業(yè)，又是從事征服與殖民的軍隊與政府。面前是強大的西方擴張勢力，身后是嚴酷的內陸朝廷，中國海商重出外洋的處境是進退維艱的。從禁海到開海，中國內陸政權面對海洋的政策有所變化，但根本立場與理念卻沒有變化，朝廷既不鼓勵海外貿易又不鼓勵海外移民。開放海禁只是朝廷迫不得已的政策，開海是有限度的，必須加以限制、防范：一是限定發(fā)舶地；
二是限定每年發(fā)舶數(shù)量；
三是限定過番時間；
四是限定海船式樣與軍器裝備。

　　重出海洋的中國海商，一開始就陷入一種二難困境中：沒有政治組織軍事武裝，就無法挑戰(zhàn)海外西方擴張勢力；
有政治組織軍事武裝，又無法見容于中國內陸政權。陷入困境的中國海商，再次面臨著艱難的選擇：面對西方擴張的海上，是作為挑戰(zhàn)者還是犧牲者，面對中國保守的內陸，是作為海商還是海盜。開海已使海盜歸位為海商。限制性開海又使海商重出海盜。暴虐的政府害怕百姓船上的炮口指向自己，卻不擔心這些毫無抵御能力的商船會被異族的炮火摧毀。面對西方擴張的強大對手，個體自發(fā)結構松散的中國海商，或者組織武裝起來，生存發(fā)展下去，或者被消滅。海禁復開，海盜歸位為海商。迫于西方擴張的競爭和中國當局的限制、壓迫，再次陷入困境的中國海商又重歸海盜。西方王室與教會支持海外政治經(jīng)濟與宗教文化擴張，中國朝廷則限制、扼殺民間自發(fā)的海外擴張沖動。海禁復開半個世紀，個體海商在艱難殘酷的環(huán)境下整合為武裝海盜集團，只有以西方的形式才能抗爭西方的擴張。中國海商海盜組織自己的船隊，在甲板上裝上從葡萄牙人賣來或荷蘭船上搶來的大炮，出沒在西方人的航線與港口，東南亞各島各港的華族移民與土著，都是他們天然的統(tǒng)一陣線，到1615年左右，大海商-海盜頭目李旦，已經(jīng)以平戶為基地，基本上壟斷了福建、臺灣、日本、菲律賓間的海上貿易。此時的中國海商海盜集團已經(jīng)成為一個具有政治組織、軍事武裝的重商主義勢力。

　　三

　　紀念鄭芝龍是紀念中國民間海上英雄，是紀念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段海上盛世，鄭芝龍以海商-海盜的身份整合了中國民間力量，“雄踞海上”，又以受招撫的“海防游擊”的身份，整合了中國內陸皇權軍事力量與民間海商海盜勢力，結束了內部陸地與海洋、官方與民間勢力的沖突，重出外洋。

　　鄭和是沒有后人的，與其祭奠鄭和，不如祭奠鄭芝龍。1624年福建巡撫南居益請大海盜李旦從中勸說據(jù)守澎湖的荷蘭艦隊退走臺灣時，鄭芝龍還是李旦手下的一員干將。鄭芝龍出生在福建南安的石井，曾在澳門經(jīng)商，為葡萄牙人與荷蘭人做過商務通事，能說流利的葡萄牙語，可能還是受過洗的天主教徒。他在遼闊的遠東水域從事貿易，劫掠商船，去過馬尼拉，在日本九州平戶島娶了當?shù)氐囊晃蝗毡竟媚铩?625年大海盜李旦、顏思齊死后，鄭芝龍接替他們成為海盜集團的寨主。

　　鄭芝龍的歷史意義不在于他成為最大的海商海盜集團的頭目，而在于他設法取得朝廷的招撫，使海商海盜集團合法化，統(tǒng)合內陸政權與海上民間勢力遏制西方擴張，重建遠東水域的中國霸權。只有在中國海三方勢力沖突的格局中，才能理解鄭芝龍的業(yè)績。西方擴張勢力進入中國海域后，海上沖突就有三種力量，西方擴張主義者、代表中國內陸朝廷的水師與中國民間海商海盜。這三種力量相互攻擊也時而聯(lián)合，朝廷可以聯(lián)合西方勢力“以夷破賊”，民間海盜也可以聯(lián)合西方勢力騷擾中國海岸打擊官軍，但在官民沖突中內耗的總是中國力量，西方擴張主義者不管聯(lián)合哪一方，都是得利者。

　　鄭芝龍繼李旦、顏思齊后統(tǒng)領海上眾寨，首先整飭內部，加強海商海盜集團的軍事戰(zhàn)斗力。海上貿易與移殖擴張，不能沒有陸上基地。顏思齊、楊天生、鄭芝龍等曾圖謀占據(jù)日本，舉事失敗后撤走臺灣，臺灣雖已有大陸移民墾殖，但仍不足供給，既不可作為軍事基地，亦不可作為貿易基地。只有占領大陸口岸根據(jù)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有物資人員供應，才能擴張海上。1625至1628年間，鄭芝龍有計劃地侵擾閩粵海岸官軍，搶劫富戶助餉，招募饑民當兵。人們普遍注意到鄭芝龍的海盜集團軍力強大而紀律嚴整。他們不但“不許擄婦女、屠人民、縱火焚燒、榨艾稻谷”。而且“有徹貧者，且以錢米與之”。

當朝廷知道鄭芝龍已聚集起上千條艦船、數(shù)萬名勇士，強大到不可剿滅、只可招撫時，鄭芝龍的機會來了。

　　鄭芝龍的機會來了。1627年，一代名將、抗倭英雄俞大猷的兒子，福建總兵俞咨皋，聯(lián)合荷蘭艦隊在福建銅山圍剿鄭芝龍，幾乎全軍覆沒。福建巡撫熊文燦命戚繼光舊部、曾被鄭芝龍俘虜?shù)谋R毓英下海招撫，鄭芝龍欣然接受，要求“通行各處，庶使將士便于采買糧食”后，便入泉州接受招撫。熊文燦委任鄭芝龍“海防游擊”，條件是“所有福建以及浙、粵海上諸盜，一力擔當平靖”。中國海商的機會來了。鄭芝龍受撫，使鄭氏海商集團合法化，海上擴張獲得了內陸支持。下一步將是通過集權化過程統(tǒng)一中國海商力量，壟斷整個遠東水域的貿易，與西方擴張勢力競爭。鄭芝龍逐一消滅了李魁奇、楊六、楊七、劉香老海盜集團，創(chuàng)造了有明一朝從末出現(xiàn)過的海靖奇跡。對明朝政府，這是平靖海疆，對鄭氏海商集團，重要的意義是“雄踞海上”。如今，南中國海已基本實現(xiàn)了“鄭氏和平”， “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舶稅三千金，歲入千萬計”。競爭對手只剩下荷蘭東印度公司。

　　鄭芝龍與荷蘭人的沖突是貿易競爭與貿易壟斷。荷蘭東印度公司早已察覺到鄭氏海商集團的威脅。1627年，福建總兵俞咨皋邀臺灣的荷蘭艦隊共討鄭氏海盜集團，并許諾事成之后將恩準開放荷蘭與中國的貿易。荷蘭艦隊大敗，此后鄭芝龍開始公開在海上截獲荷蘭商船，荷蘭駐臺灣的總督納茨沮喪到極點，寫信向巴達維亞求援：“（我們）沒有船舶能出現(xiàn)于中國大陸沿海區(qū)域。一官（鄭芝龍）完全控制了這些地區(qū)……我們只有區(qū)區(qū)350人在此等待。如果我們不能得到救援，我懷疑尊敬的閣下無法從我們這里獲得任何東西，或許只有一條急需修復的船……�！�

　　中國重出大洋、海外擴張的機會來了。帝國衰落，民間力量興起。鄭芝龍在鄭和之后，創(chuàng)造了中國的另一種海上傳奇。1633年前后的鄭氏海商集團，已完全不同于1433年鄭和率領的船隊。鄭氏海商集團以海外貿易移殖力量統(tǒng)合政治組織、軍事武裝，是純粹市場動員下的海外擴張，其海上貿易與海上武裝的形式，與西方擴張者完全相同。他們已經(jīng)學到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航海、貿易與私掠的技術，并可能通過貿易與截獲的形式獲得歐洲海上最先進的裝備，帆船與大炮。盡管海戰(zhàn)的裝備與戰(zhàn)術仍略遜于荷蘭人，但鄭氏集團更近于祖國的陸地補給，在整個東南亞的商港都有華族移民作為他們的民族同盟，具有西方擴張主義者沒有的優(yōu)勢。中國海商具備了西方擴張的一些條件，唯一不同的是沒有明確的、與海外擴張相應的政治理念與宗教信仰。從某種意義上說，鄭氏集團就是中國的東印度公司，享有貿易、征收舶稅、調兵宣戰(zhàn)的權利。鄭氏集團已經(jīng)有能力有條件在南中國海建立一個統(tǒng)一的貿易王國。

　　與其紀念鄭和，不如紀念鄭芝龍。在世界格局與西方擴張的歷史過程中理解鄭芝龍的成敗功過，將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意義。傳統(tǒng)觀點確定在中國本土皇權中心主義視野內，評述歷史人物，總在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的二元對立范疇中，離不開官與盜、忠與奸、賢良與不肖。鄭芝龍或者是與朝廷對立的海盜元兇，或者是被朝廷招撫的海防將領，或者在南明朝廷擁兵自重，或者投降滿清朝廷被軟禁，一生功過，從盜賊到降臣，以皇權政治為尺度，一目了然。但是，如果換一種視野，將鄭芝龍的活動放到世界歷史中，放到西方擴張與世界的西方一體化進程中，放到中國近代的衰落與東西方?jīng)_突的歷史選擇的焦點上，鄭芝龍也許從本土皇權中心主義視野中的盜賊降臣變成世界歷史中創(chuàng)造時勢的英雄。

　　從中原朝廷看，鄭芝龍是逞兇斗狠、殺人掠貨的大海盜，從世界格局看，鄭芝龍是中華民族競逐富強的真大英雄。17世紀遠東水域，是國際競逐、東西方?jīng)_突的焦點。鄭芝龍創(chuàng)造性地整合了一直處于對立內耗狀態(tài)中的中國內陸政權與民間海商，使中國海上純經(jīng)濟性的貿易移殖活動獲得了政治組織與軍事武裝，以統(tǒng)合強大的中國力量與西方海上擴張勢力抗衡，并重新贏得遠東水域的中國霸權。如果說鄭和遠航是以內陸皇權強制利用民間航海貿易力量，不僅扼殺了民間海上擴張的生機，而且消耗性的官方航海也不得不終止，朝貢貿易難以為繼，最終使中國勢力淡出海洋。鄭芝龍則以民間武裝海商集團的力量統(tǒng)合內陸政治軍事權威，將中國傳統(tǒng)上分裂內損的兩種力量統(tǒng)一起來，一致挑戰(zhàn)外洋的西方擴張。于中國歷史，他在經(jīng)濟上發(fā)展了海外貿易與移殖，在政治上平靖了海疆；
于世界歷史，他創(chuàng)造了一次改寫西方擴張歷史與中西關系史的機會。此時中國還有可能遏制西方在中國海的擴張，重建中國海上權威，使內陸帝國面向海洋發(fā)展貿易、移民拓疆。

　　1633年料羅灣海戰(zhàn)大捷，為一個多世紀中西海上沖突做出歷史階段性的勝負評判。西方擴張被有效地遏止了，南中國�；�本實現(xiàn)了“鄭氏和平”，“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 中國勢力自鄭和之后200年，重建了遠東水域的中國霸權，贏得了一次抵御西方擴張、挑戰(zhàn)外洋、在世界現(xiàn)代化歷史上競逐富強的機會。

　　四

　　紀念鄭芝龍，既是紀念中國民間海上英雄的不可重復的成功，又是紀念他不可挽回的失敗，反思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段海上盛世失落的原因及其深遠影響。國家與民族的生機與創(chuàng)造力，在民間不在朝廷；
在成熟的、和諧的國內政治秩序與充滿對立與挑戰(zhàn)的國際政治格局中；
在世界歷史上一系列的野蠻殘酷而又生機勃勃的民族與國家之間的沖突與競爭中，在關于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關系的清醒的區(qū)分性意識中：國內政治在和諧的基點上寬容對立，國際政治在對立的基點上追求和諧。任何時候任何場合將這中關系倒反過來或意識不清，都是一種災難。鄭和下洋停止后中國失去的海上優(yōu)勢，曾被鄭芝龍開創(chuàng)的“海上武裝貿易王國”挽回，此時中國還有機會參與西方擴張大潮中世界海洋的競逐。當這種勢力被葬送在皇權中心主義的內戰(zhàn)中，中國就徹底喪失了對抗西方擴張的力量與機會。

　　失而復得、得而復失的機會，其中有驕傲也有遺憾，需要紀念更需要反思。1633年料羅灣戰(zhàn)役確立了鄭氏集團的海上霸權，中國海幾乎成為鄭氏家族的內湖。1640年，朝廷又任命鄭芝龍為福建總兵，鄭氏集團更進一步地將中國的政治軍事力量用于發(fā)展海外貿易與拓殖。他用商船運幾萬饑民到臺灣墾荒，從此確立了臺灣的華夏文明基礎，20年后鄭成功驅荷入臺，又過20年后施瑯收復臺灣，不過是文明同化的過程中的進一步的政治同化。在“鄭氏和平”中，中國已經(jīng)開始5個世紀之久的東南海外貿易與移殖，出現(xiàn)了歷史上最光明的一刻。海氛平靖，商舶出入都懸掛著鄭氏的令旗，荷蘭人也開始向他納稅。在西方人眼里，明朝崩潰，滿清入主的背景下，富可敵國的鄭芝龍“已矚目到帝位了�！�

　　中國內陸政權被迫與民間海商海盜勢力結合，這種結合不是因為朝廷愿意，而是因為朝廷無能為力。明朝政府禁海、剿海、開海，民間海商變成海盜、海盜歸位海商，海商又成為海盜，最后海商海盜一體化。明朝內陸政權對民間海商的關系經(jīng)歷了嚴厲禁止、限制開放兩個階段后，在最后的日子里開始了最有希望改變世界格局的合作。中國面向海洋擴張的歷史沖動在歷經(jīng)兩個多世紀的磨難后，迎來光明的一幕。此時出現(xiàn)在遠東水域與西方擴張主義者爭強的中國勢力，已經(jīng)將國家政治軍事力量與民間海外貿易移殖力量統(tǒng)一起來，以閩粵沿海和臺灣為基地，面向整個東南亞擴張。在資本主義擴張的大潮中，中國是否可以贏下一局？

　　從中國歷史的大視野中看，鄭氏集團的海上霸權與鄭和船隊的海上霸權一樣，都不是歷史發(fā)展大勢，而是特殊時勢機緣下曇花一現(xiàn)的現(xiàn)象，無法持續(xù)、不可挽回、難以重現(xiàn)。中國內陸政權與民間海商的聯(lián)合，并不是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歷史必然，而是某種暫時的機緣。滿清入關，明室南渡，鄭芝龍清醒地認識到，疲弱無能的殘明皇室，已不可能挽天下狂瀾。站在內陸皇權中心主義立場上，他在選擇對朱明皇朝的忠奸；
站在海外貿易與移民擴張立場上，他在選擇鄭氏海商集團的存亡。再次入海為寇，失去陸地根據(jù)地，不可能競爭海上；
明朝難免覆亡，他也難免新興內陸皇權的追剿。局勢又回到從前，中國海商勢力將在中國內陸追剿與西方擴張的夾擊中消亡。鄭芝龍選擇了招降。1646年，清兵進逼安平，鄭芝龍派人給博洛貝勒送去降表，前往福州受招。博洛先以最盛大的禮儀歡迎他投誠，然后又突然夜間拔營，將其挾持北上。鄭芝龍明白，一直讓他忐忑不安的事終于發(fā)生，他密書鄭成功：“眾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許龍，北有名振，汝必圖之�！痹诒本┑某�廷里，鄭芝龍“終日戰(zhàn)兢危懼”，康熙皇帝登基那年，鄭芝龍全家11人被殺。

　　歷史真正的悲劇不在于有所選擇而選擇錯誤，而在于根本就無從選擇。招降不能維持鄭氏集團的海上擴張，抵抗事實上也無法挽救，即使像他那出色的兒子鄭成功那樣：“大開海道，興販各港，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鄭氏集團的結局也不可能是另外一個樣。鄭成功以反清復明大業(yè)，動員民間海上力量對抗陸上政權，使中國大陸政治軍事勢力與民間航海貿易力量再次對立起來。反清復明動員鄭氏海上力量對抗?jié)M清內陸皇權，一方面將民間海商力量與內陸政權不可調和地對立起來，另一方面又在與內陸不斷的戰(zhàn)事中牽制與消耗了本來可以進行海外擴張的中國海上力量。鄭成功是內陸滿清皇朝的敵人，也是外洋西方擴張者的敵人。中國海三方勢力對峙沖突恢復到從前，格局與明朝時沒有什么改變。西方人依舊借朝廷之勢消滅海上競爭者，中國內陸政權依舊借夷人之力剿滅民間“賊寇”。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清朝結盟，1655年，荷蘭使團從巴達維亞啟程，前往北京，向朝廷表示，荷蘭艦隊愿意協(xié)助清朝水師攻剿鄭成功，并“保證肅清從廣東到天津衛(wèi)所有的海盜”。清朝則再行海禁。禁海使桅桿林立的港灣空空蕩蕩，遷界使千里海岸無復人煙。鄭成功窮鄭氏“海上王國”力量反清復明，17年轉戰(zhàn)，進退無據(jù)，恢復無期，最后的日子里，鄭成功強撐病體，登高臺，持千里鏡，望大陸方向，搜尋海上帆影。殘酷的戰(zhàn)爭已使昔日帆影如云的大海變成荒漠。

　　歷史的真實在于不可選擇的必然。鄭氏父子或鄭氏四世的或降或叛兩種選擇，都無法避免中國武裝海商集團最終的滅亡，都無法拯救中國海上力量，挑戰(zhàn)外洋西方的擴張。這是中國現(xiàn)代的悲劇所在。鄭氏四世海上王國的興衰，也應該在世界歷史與西方擴張東方衰落的大視野中解釋。它所揭示的殘酷的、令人痛心的歷史必然意義在于，中國帝制政權在制度與理念的本質上，是與民間海上擴張相矛盾的，天下中原政權衰落的時候，東南海商勢力興盛，皇權再度強盛時，中國民間海上擴張即被遏制扼殺。中國內陸政權將再一次消滅了具有政治組織與軍事武裝民間海外力量，再次為西方擴張讓出了整個中國海。鄭氏海上王國反清復明，是中國海外擴張事業(yè)的悲劇。當時或事后，人們沒有想過或假設，鄭氏海上王國幾十萬將士幾萬艘戰(zhàn)船商船，如果在收復臺灣后利用時機與中國大陸政權議和合作，將征伐大旗指向面前的東南亞，而不是身后的大陸，世界近代歷史或西方擴張歷史將會是另一種寫法，大國興衰，東西消長，世界近代歷史與今日世界格局，都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實際上，還有一種假設，并不更荒唐：如果鄭氏海上王國放棄反清復明的大業(yè)，放棄因皇權中心主義理念造成的與大陸朝廷的對立，選擇和平合作，集結起中國海商與移民的力量，向海洋擴張……

　　歷史上錯過的機會就永遠錯過了。堅船利炮才能稱霸海上、稱霸海上才能稱霸世界，這番道理，中國皇帝要到200年后，從一系列喪權辱國的可悲教訓中，才能懂得。如果500年前中國皇帝不開始禁海限船，中國仍能打造世界上最大的海舶稱雄遠東水域，也不至于500年后花巨額銀兩買西洋“夷狄”的鐵甲艦又被東洋“倭寇”擊沉，把臺灣再次割讓掉。如果200年前中國不在皇權中心主義的沖突中消滅自己的海上力量，或者鄭清合作，或者大清水師收復臺灣后在鄭氏武裝海上集團的基礎上發(fā)展帝國海軍力量，開拓海外貿易與殖民，中國就不可能以陸地簡陋笨拙的炮臺面對英國海軍艦艇的攻擊，輸?shù)艨蓯u的鴉片戰(zhàn)爭。如果中國歷史上整合朝廷與民間的力量向外洋擴張，擁有競逐富強的優(yōu)勢，今天的臺灣問題也不致于陷入一種國際化的困境中，將中國內部的沖突置于中國與美日的國際沖突中。可悲的是，歷史不能重新開始；
更可悲的是，如果歷史重新開始，將所有的教訓與災難重演一遍。

相關熱詞搜索：祭奠 鄭和 海上 中國民間 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