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世界歷史上，短期是利益博弈，中長期是價值博弈。符合潮流的價值，在中長期一定是勝利的。當今中國，社會遭遇了信用危機，發(fā)展遭遇了若干危機。30年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社會結構多元化，這是推動中國尤其是中國政府更廣更深改革的動力。十七大奠定了契合普世價值傳承中華傳統(tǒng)的中長期社會價值觀，推進了各方的建設性溝通和互動，創(chuàng)造了政府公共服務化轉型的良機。

　　一、必須盡快建立信用體系

　　現代社會與傳統(tǒng)社會諸多差異中，信用體系的建立以及良好運轉是很重要的一點。后發(fā)趕超型現代化國家中的成功者，尤其是德國、日本，均是信用體系發(fā)達的國家。至于現代化第一波國家的英國和美國，當然也如此。

　　中國社會，雖然已經走過30年的改革開放，但全社會的信用體系一直姍姍未至，現在正遭遇著整體信用危機之痛。能否盡快建立信用體系，于國于民，事關重大。

　　信用簡單講可分為兩個：一個是政府信用；
一個是商業(yè)信用，即民事信用。政府信用在很大程度上與政府自身的行為聯系在一起，如果貪官多了，政府信用就會下降。像前段時間出現群體腐敗現象的國家藥監(jiān)局，只要給錢、給回扣就給批藥，這就把該機構的信用給敗掉了。因此，腐敗是破壞公共信用的最大原因之一。

　　至于民事信用，因涉及人群廣、涉及事務雜多，因此能否擁有一個比較完備配套的基礎設施至為關鍵。在電子網絡技術引領下，人類進入了信息化時代，一般國家的公民信用都有一個記錄網，即一個公民號碼管理體系，在美國就是社會保障號，現在我們國內的社會保險也正在把身份證號變?yōu)樯鐣Ｕ咸�。社會保障號是個很奇妙的事，像美國，一個公民從一出生就給一個號碼，這個號碼會跟著他一生，與他生命周期的最長的行為聯系起來，而社會保險就是生命周期最長的部分，因此一個人必須珍惜這個號碼。更重要的是，一個人的收入情況也與這個號碼相聯，只是前綴后綴不一樣。一般來說，在美國，一個人的納稅號、銀行賬戶號與身份證號、社會保障號是聯在一起的，重要的作用是將一個人的收入狀況、存款狀況與他應享受的公共服務相連帶。比如說，你不是窮人，如果你想享受窮人的保障，因為在號碼上有顯示，當然你就得不到這種保障。再比如，你納稅有污點，你的過失一定會被記錄在案，而這將對你的一生都有影響：你生活的成本就會提高，你想競爭很高的社會職務就不大可能；
你要是欠銀行貸款到期不還，那以后你借款的利息成本就很高，甚至你可能再也難以借到錢。

　　要說我們的身份證也已經搞了20來年，但現狀卻是存在著大量的作假，而且身份證號碼只與社會治安方面聯系在一起，跟公共服務系統(tǒng)不關聯。如果這個信用體系不建立起來，怎么能管理好國家呢？城市要給窮人建經濟適用房、廉租房，還得在街上貼“大字報”，到底這個人是不是可以買經濟適用房的“窮人”，還要大家評議一番。這種方式太笨了吧？！另外，都是街里街坊的，誰會為政府要給他點補貼，就去說壞話？由于信用管理低效甚至無效，使得目前經濟適用房中出現那么多開高檔轎車的居民，而且許多經濟適用房被建成150平米的大房子甚至復式，這還叫經濟適用房嗎？這叫什么事呀？

　　如果一個政府連它管轄的居民是窮人還是富人都分不清楚，那政府做什么去了？這不是嚴重失職嗎？沒有信用系統(tǒng)，政府怎么去了解哪些人該享受什么樣的社會保障？為什么身份證號碼在中國搞了20來年，卻連一個可靠的號碼管理體系也建立不起來呢？

　　人口越多、規(guī)模越大的國家，信用體系的效能就越強。現在，誰在反對建這個體系呢？推測起來：一個是犯罪分子反對建這個體系；
還有一個就是潛在的犯罪分子反對，當然，貪污腐敗官員也會反對建這個體系。

　　可以設想，一旦我們的社會信用體系建立了起來，那么，好多信息就可以查了，而現在，我們好多體系都派不上用場。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盡快建立信用體系。建立這個信用系統(tǒng)，就得要教育政府，政府得轉型為服務型政府，政府得主動去做一些事情。但現實卻是，政府在讓商業(yè)銀行搞信用體系，這哪成呀，商業(yè)銀行的信息屬于商業(yè)秘密。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中國政府應承擔起責任，建立覆蓋全社會的號碼管理信用體系，將任何信用置于其中。理念再好，沒有翅膀，沒用，且可能會起反作用。

　　二、十七大奠定了中長期價值觀

　　在世界歷史上，短期是利益博弈，中長期是價值博弈。符合潮流的價值，中長期一定是勝利的。中國的改革步伐不一，就像黃河，走得最快的領域已經到了入�？冢鷩H接軌了；
走得最慢的地方還像是剛越過壺口瀑布，還沒拐過彎來，但是最終還是要大河東去，融入世界的�，F在變化出現了，這就是中共十七大，它奠定了一種中長期的價值觀——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社會和諧、科學發(fā)展觀——這將為整個改革匯集力量、帶來新的氣象。比如，“逐步實行城鄉(xiāng)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這句話在所有特殊利益集團看起來都非常遙遠，一點也沒有切膚之痛，但實際上大有關系。這句話可以被解讀成：人大代表要更有代表性，上層建筑要適應經濟基礎。那么，可以用這個原則來逐漸完善改進人大代表制度。這當然是政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將給很多人想象的空間。

　　現在，城鄉(xiāng)選舉人大代表的人口比例是1:4——城里人每選出1位代表，需要4倍的農民才能同樣選出1位農民代表——也就是說，農民跑到城里還不算城里人，這樣的政策對農民當然是歧視。這些年為什么農村那么窮那么落后，跟人代會中農民的代表太少、跟代議制機構缺乏很有關系。也正是在這些年，城市大踏步地向前走，農村越來越衰敗，城鄉(xiāng)巨大的反差迫使領導人高度關注，遂開始采取許多措施緩解農村的狀況。2007年，《物權法》通過就是一個例子。但在《物權法》最難處理的是“四地”問題——農村承包地、農民宅基地、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城市私宅用地——最后惟一通過的一條是城市私宅用地，即70年期滿后自然延續(xù)。其實，改革開放不到30年，城市私宅還有40年，相比其他三地并不著急，但反而率先解決了問題。這是為什么？這至少說明擁有城市私宅最多的群體在立法上的呼聲與力量都遠比農民強大。倘若人大代表更有代表性，農民在政治上的力量得到加強，則他們的訴求必然也將進一步得到重視，其利益也更有實現的可能。

　　中長期的價值觀為什么會在十七大前后這樣的時段得到奠定呢？首先也是十分重要的就是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經發(fā)生了若干重大的變化：

　　一是，龐大的大學生群體。我1982年畢業(yè)時，整個社會的大學生（包括老先生）也就是六百萬左右，現在則是七八千萬，每年還有五六百萬大學生畢業(yè)。這個群體不僅是社會最活躍的——最有能力閱讀、理解、參與、表達——而且這個群體連續(xù)的大規(guī)模擴充刷新了整個社會基礎。盡管他們可能在學校里只關心自我，可是只要一進入社會，就發(fā)現不得不關心別人。隨著他們的成長，一些表達能力強、思考能力強的人，就慢慢成為意見領袖。他們的出現，提升了整個社會對時代的理解和思考能力，提高了社會參與的熱情與積極性。

　　其次，新媒體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互聯網等新媒體給了整個中國一個非常巨大的機會。

　　最后，社會運轉的規(guī)律也到了這樣一個時候。有一種規(guī)律叫做物極必反。假冒偽劣、貪污受賄也是這樣，把官場、商場都弄污了，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解決起來也就眾望所歸了，容易了。上世紀80年代曾經大張旗鼓搞政治改革，但那時候的社會條件還不足，邁不開步子。而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甚至自由、平等，中國人的理念，正在跟全球的普世價值融合。加入WTO是這一過程中的關鍵，入世后我們從引進技術、引進管理、引進市場延伸為成套引進規(guī)則——包括人權規(guī)則、環(huán)保規(guī)則等——而這些規(guī)則的背后深植著普世的價值體系，當然這個價值體系也因為中國的加入而得到了豐富和完善，像中國傳統(tǒng)的真正的好東西正是在這種融入中得到挖掘，這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不僅被忽略而且被摧殘。

　　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有著鮮明的個性：沒人像中國這么艱難，經歷過這么多代人的痛苦，從領導者到普通民眾，很多人都為此做出了犧牲。即使到現在發(fā)展這么快，還有很多人感到很痛苦。十七大奠定了中長期價值觀的基本框架，但能否在全社會扎根，必然會經歷漫長的潛移默化的過程。具體到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堅持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斷地探索和豐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至于以前馬克思說過什么話跟我們不一樣，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大多數人的意愿通過一種機制反映出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就是一個不斷摸索的進程，所謂的“中國特色”就集中體現在這種不斷摸索中。

　　三、中國下一步改革的中心是政府的自身改革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變革的中心已經轉為政府的自身改革和轉型，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改革主線是企業(yè)改革。當今中國，表象巨變，深層難撼。經濟一馬當先，其余諸多滯后。整體現代化是趨勢必然，杠桿在哪里，牽引在何方？政府的現代化是中心，它將波及教育、科技、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

　　當我們有一種理念，有一種激情的時候，我們常常能自己轉變，去進行變革。但是當轉變之后，當越來越多的牟利格局涌現之時，能不能自己改變自己：削自己的特權和利益？政府難免困惑。那么，政府轉型的動力在哪里？

　　30年以經濟為中心的改革與發(fā)展，實際上也在相當程度上培育了中國繼續(xù)變革而且是更廣范圍更深層次變革的動力。尤其是進入21世紀前后這些年，經濟改革有了非常大的變化：帶有各式各樣新鮮氣息、理念的雨露被接受。從規(guī)則上是WTO的規(guī)則，和老百姓最近的還有一個足球規(guī)則。從執(zhí)政黨來說，也有了與時俱進的跡象：比如，與國際社會更加積極合作的跡象，不但在WTO、反恐、人權這些問題上都取得了積極的進步，而且執(zhí)政黨的理念也越來越強調執(zhí)政為民、以法治國。在政府治理方面，也在慢慢地接受法制國家、公民社會、責任政府。

　　中國有大道理，也有中道理，還有小道理，還有微道理。理念和規(guī)則在中國30年的變革中都是大道理，它的轉變會發(fā)生持久性、廣泛性的影響。每次重大變革的推進，都是大道理發(fā)生變化，帶動中道理、小道理、微道理，這或許與中國由上而下的文化或社會結構相關。像鄧小平的南巡，提出不要問姓資還是姓社，所以有了狂飆突進的市場化躍進。改革開放，是我國30年進程中的大道理，它引領和推動了我國社會結構利益多元化的大變遷。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大道理的內涵和外延并非靜止而是持續(xù)變化著的，它的作用之一是為多元力量的培養(yǎng)和創(chuàng)造提供了多方面的條件。

　　當然，我們也看到，30年來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比如在經濟、外貿、消費等方面——但是同時也有一種憂慮，覺得存在著多方面的問題，有的已經形成了危機。中國因為太大，也是太不平衡，所以對有些比較大的問題常常不是在萌芽狀態(tài)，而是積累到一定的程度且到了物極必反非解決不可的時候才開始解決。比如說，打倒“四人幫”，才轉為改革開放，那時左傾已經搞了多年，再也沒有人留戀那樣的錯誤和道路了。農村問題、弱勢群體問題也是，這幾年最高領導在解決農民的問題、弱勢群體的問題上有了比較大的突破，得到方方面面的認可，因為農村的問題已經積累了十年以上——農村不穩(wěn)定日益凸顯，農產品供給出現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時機成熟了。那么，對于中國存在的一些重大問題，怎么能夠解決得更好一點？我覺得有一點是可以關注的，就是既然社會已經出現前文所提到的新的結構、新的理念，各方可以通過建設性的溝通，來促進決策，來促進政府轉型。

　　說到各方建設性的溝通，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來官產學媒的合作有了強大的生命力——政界、媒體界、學術界之間尤其是后兩者之間有了越來越多的更深刻的討論，增強了共識和良性合作——常常是促進我國發(fā)生變革的重要力量。在一個多元社會，對重大問題的共識，是特別寶貴的建設性因素，共識之下推動決策、推動轉型將更積極更有效。因此，政府如果對決策、對社會的表達和參與能給予更多的空間和彈性，必將促進各方的良性互動，從而也促使政府下決心推進自身改革，去解決一些問題。

　　石小敏，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來源：《綠葉》2008.2，本文在本刊編輯張潤東對作者訪談的基礎上整理而成，未經作者審閱。天益網受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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