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洛·卡爾維諾在《為什么讀經(jīng)典》（譯林出版社，2006年）中，曾這么說：“一部經(jīng)典作品不一定教導我們一些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有時我們在一部經(jīng)典作品中發(fā)現(xiàn)我們已經(jīng)知道或總以為我們已經(jīng)知道的東西，卻沒有料到我們所知道的東西是那個經(jīng)典文本首先說出來的（或那個想法與那個文本有一種特殊的聯(lián)系）�！薄案瘮　边@個詞在今天中國可以說，舉世矚目，倘若你想研究“腐敗”的話，總得預先讀點先行研究中的經(jīng)典，免得自大地以為自己又首創(chuàng)提出什么最新的見解——這種坐井觀天的自負現(xiàn)象在大陸學者中時常出現(xiàn)。雖然C.J.弗爾德里�！墩�治的病理學》（Carl.J.Friedrich,The Pathology of Politic: Violence，Betrayal，Corruption，Secrecy，and Propaganda,1972）是一部35年前問世的政治學著作，在我眼里算得上是上一世紀研究“腐敗”的經(jīng)典，每隔2、3年有空總要從圖書館借來翻翻，也就是卡爾維諾所說的“重讀經(jīng)典”。

　　中國學術界對C.J.弗爾德里希（1901—1984年）這個名字恐怕還相當陌生，大多數(shù)只知道他曾與布熱津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合著過《極權主義獨裁統(tǒng)治和專政》（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t,1965）一書，或者僅僅讀過他的《超驗正義》（Transcendent Justice：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Constitutionalism）的中文版，后者也是大陸出版的C.J.弗爾德里希唯一的著作。其實，他不愧是個橫跨大西洋的歐美學術界重鎮(zhèn)人物，1925年在海德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即赴美一直在哈佛大學任教，戰(zhàn)后在母校海德堡大學兼職，60年代先后擔任過美國政治學會和世界政治學會會長。他與比稍后的30年代因納粹迫害政治避難來美國那批德國學者，不屬同一個德裔社交、學術圈子。

　　《政治的病理學》那個副標題中，腐敗有四個親密伙伴：暴力、背叛、秘密主義和宣傳。C.J.弗爾德里希把在政治學領域研究人類社會歷史中的這五種“疾患的病理”稱為“政治的病理學”的研究。他書序言的一開頭提出的問題�？赡芫秃芪�引中國讀者：腐敗這一疾患為大眾深惡痛絕，無論在民主主義（監(jiān)督嚴密），還是威權主義（即使處罰嚴厲）體制下也不能消除，特別在威權主義體制下，即使就數(shù)量而言，腐敗還是在發(fā)展。那么人類社會有根除腐敗可能嗎？像腐敗、暴力等這些明顯的“病理”對政治體制的維持和延續(xù)，是不是發(fā)揮著明確而重要的功能？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全書對這五種典型病理分門別類地進行歷史考察和分析，都是圍繞它們對政體維持、延續(xù)的功能（促進、鞏固政體）與反功能（阻礙、破壞政體）來討論的：不僅站在被統(tǒng)治者的角度，也站在統(tǒng)治者的立場（所謂國家理性）來分析病理之功能。C.J.弗爾德里希說，普通市民對腐敗、暴力等病理的痛恨是僅僅是出于道德判斷，依據(jù)的是“價值的合理性（wertrationalität）”；
進行學理的歷史考察、分析的時候，還要考慮到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另一個“目的的合理性（zweckrationalität）”——“國家理性”，后者是不顧及倫理、宗教等價值，把能否達到目的作為一切的評判標準的行為準則。大陸學者高全喜讀了C.J.弗爾德里希另一著作《立憲政府與民主》寫的讀書筆記中也注意到這個論題。然而，《政治的病理學》一書并不是不涉及倫理、宗教等價值，而是另外專門就一個角度，通過這五種病態(tài)的政治手段對實現(xiàn)目的達到的效果——功能與反功能的正反兩方面歷史事例，來分析非合理的國家理性那一部分所以能延續(xù)下去的各種原因的探索。在更早的著作《超驗正義》中，他也表現(xiàn)出對憲法的功能研究的熱情，這反映了派森斯（T.Parsons）的社會功能學派在60、70年代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的巨大影響力。最近出現(xiàn)中譯本《弱者的武器》作者詹姆斯·斯科特的（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1985）在他的《比較政治腐敗》一書中也論及英國歷史上與現(xiàn)代發(fā)展中國家的腐敗根源及其對政體的功能與反功能問題，說明這個議題的生命力。

　　霍布斯鮑姆（E.J.Hobsbawm）曾批評阿倫特的《論革命》等政治學著述缺點在于：對事實本身沒有興趣；
與現(xiàn)實相比，刻意追求優(yōu)先形而上學的概念和詩意的感覺。C.J.弗爾德里希也不滿意阿倫特這種形而上學傾向，比如在《傳統(tǒng)與權威》（Tradition and Authority，1972）一書中也曾批評、糾正阿倫特在反歷史主義時對希臘、羅馬史的史實認定的錯誤。和C.J.弗爾德里希的其他著述一樣，體現(xiàn)出C.J.弗爾德里希功力的，還是他擅長的歷史敘述與分析，他60、70年代在政治學研究夾雜思想史的敘述同時，成熟地使用社會史、制度史的研究方法，可以說是以后80年代社科、人文研究領域這種方法盛行的先驅。比如，他在論述腐敗時，在單辟一章敘述腐敗實例之前，也從馬基雅維利、孟德斯鳩、盧梭3人的學說展開，輔以歷史上的實例。馬基雅維利認為政治腐敗是腐蝕、敗壞市民道德的一個過程，所以當重建政治秩序的時候就需要、也會出現(xiàn)一個把自己的倫理觀灌輸給市民的英雄領袖，但是這時特別危險的是愷撒那樣的人物出現(xiàn)。C.J.弗爾德里說，馬基雅維利為何把愷撒看作羅馬史上最惡的惡人，因為和希特勒一樣，貌似以救世主英雄出現(xiàn)，以自己的所謂道德徹底取代、毀滅德意志傳統(tǒng)的信仰和倫理，所以愷撒是羅馬歷史上最大的腐敗者。接著他有以弗朗西斯·培根為自己當法官受賄辯護為例，引用蒙德斯鳩對腐敗的見解進行分析。即培根自我辯解的理由：自己的受賄只是社會上很普遍的事情——當時英國和羅馬帝國一樣，民眾道德已經(jīng)普遍腐敗，與傳統(tǒng)道德相比，腐敗成了普通市民的日常行為、習慣，所以西塞羅等想挽回羅馬這樣社會趨勢已經(jīng)無能為力了。而孟德斯鳩在《羅馬人的盛衰》中把羅馬道德墮落歸結其企圖實現(xiàn)征服地中海諸國的霸權主義強國理想，結果付出的代價破壞了立憲制度，所以根本上對與帝國來說，也是反功能的。盧梭的觀點進一步發(fā)展到政治制度使得民眾腐敗的“制度決定論”，相信對防止腐敗的有效手段是正確的政治宣傳，從這點出發(fā)，知識分子既是腐敗制度的犧牲者，又是這種制度推動者。于是，立憲被人們認為是防止腐敗的最好手段。而根據(jù)納米爾（Sir Lewis Bernstein Namier）的研究，沃爾波爾（Robert Walpole）的占議會絕對多數(shù)席位、首創(chuàng)內閣制度的執(zhí)政的輝格黨的惡行滿貫：直接收買選民和議員、取得對外貿(mào)易特權等等。盡管表面上似乎它是變革舊制度的產(chǎn)物，根本上還是反功能的，因此西方學者有想出要在憲政基礎上建立保持廉潔的、公共服務的合理官僚行政制度。腐敗，普遍的、本質上是反功能的，只有迎合執(zhí)政權力的意圖的時候，才有其局部的功能，腐敗程度取決于權力對腐敗滿意的程度。極權主義政權之所以腐敗盛行、普遍化，根本原因是現(xiàn)有的法規(guī)必須由意識形態(tài)來加以修正，普遍法規(guī)被修正后都成為例外，包括民眾在內整個社會失去倫理約束。

　　C.J.弗爾德里希雖然分別、逐一詳細敘述、分析這五種病理，但是，在最后的歸結中，他指出，這些政治C.J.弗爾德里希雖然分別、逐一詳細敘述、分析這五種病理，但是，在最后的歸結中，他指出，這些政治病理的所有的形態(tài)和功能都源自社會體制的基礎結構或外界環(huán)境，都很容易適應變化的基礎和環(huán)境與時俱進；
這些病理相互依存，互為因果，相互強化的傾向。他描述了這樣一個具有生命力的循環(huán)圈：暴力一蔓延，就容易引發(fā)造反、背叛，因為人們出于恐懼或其他原因，背叛了原先的忠誠。造反、背叛、起義一增加，反過來又強化暴力，因為要對背叛者進行打擊和報復。要避免暴力和造反，于是往往采用金錢收買的腐敗手段，因為往往奏效；
相反，腐敗也往往產(chǎn)生背叛、引起暴力。不用說，前面幾個病理都需要秘密主義來掩護，做壞事的人要在道德領域遮蔽公眾的眼睛。但是遮蓋這種秘密活動、或者為病理現(xiàn)象尋找“正當理由”，就需要宣傳活動這塊基石。

　　他雖然肯定有些病理在一定社會狀態(tài)下，具有維持體制的功能，但是，又強調，這種功能即使在當時也只能限定程度之內，超過限度，物極必反。比如，他否定喬治·索雷爾（Georges Sorel）鼓吹的建立在意識形態(tài)基礎上的暴力論，指出無產(chǎn)階級反抗的暴力增強，來制體制鎮(zhèn)壓的暴力也相應增強，所以暴力的功能（軍隊、警察、市民的反抗）都只能限定在一定范圍內，至少人類社會今天還沒有根除暴力的特效藥。可是，有時候小規(guī)模的暴力，還是需要的，當要鏟除人類共同認為的邪惡的東西的時候，這樣的戰(zhàn)爭，是對人類共同體發(fā)揮它的功能。又如，人類都認識到腐敗反功能，即使民主國家盡力建立反腐敗的制度，腐敗依然難以根絕；
可是倘若企圖根絕腐敗的話，那是烏托邦幻想，只會產(chǎn)生一個極權體制，那么，帶來結果是政治秩序陷于危機之中，只能是阿克頓的結論“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在極權主義體制內，這五個孿生毒物，都無功能可言，只存在反功能，因為病理想象所謂的功能遠遠超過限度。所以只會相互強化和進一部惡化。

　　值得注意的，C.J.弗爾德里希認為在當今民主社會中，都是要操縱大眾的秘密主義與宣傳活動，要停留在一定限度內發(fā)揮功能確實越來越困難了。雖然如此，這兩個病理依然還是現(xiàn)代社會最重大的病理現(xiàn)象。因為在出版、言論自由的社會里，這兩種病理作為暴力和腐敗的一種代用品繼續(xù)能夠發(fā)揮其功能，暴力往往通過宣傳法規(guī)來行使、秘密主義往往通過一種庸俗的游戲來掩護收買者。

　　該書對近年來大陸學人熱心參與討論的，諸如腐敗對經(jīng)濟發(fā)展有否有點促進功能、美國攻打伊拉克行使軍事暴力是否正義、國家機密以及私人隱私的保護與政治真相公開有否矛盾、革命與改良孰優(yōu)孰劣等問題，都有啟發(fā)性論述，我在這里不掠人之美、不越俎代庖地一一列舉了，希望大家不借助我的二手的轉述，去讀經(jīng)典、讀原著。

　　最后順便說一下，和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一樣，母語是德語的C.J.弗爾德里希用英語寫作的書稿，也是經(jīng)過他人修改和潤色的。這一方面說明美國學術界的普遍的睿智：共同的學術倫理和標準的存在、尊重人才的寬容和重內容、輕形式的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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