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讀書報》的陳香希望我寫一個今年年度的閱讀總結，我很汗顏，因為今年我看的書少的可憐，連自己都不好意思進行“總結”。但是卻不過她的美意，認真挖掘了一番，總算發(fā)現(xiàn)自己零零星星也看了一些書或者文章，其中一類涉及文學的反極權性質。現(xiàn)總結如下。

　　哈維爾曾經(jīng)說：“極權主義之前的世界，是一個文學的世界。”他有一篇文章就叫《故事與極權主義》中，哈維爾提出了一個似乎很費解的觀點：極權社會沒有“故事”。

　　哈維爾說的“故事”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價值內涵：故事的存在是真正的生命存在的標志，是千差萬別的個體存在的標志，是一個社會、一個人擁有夢想的標志。在有活生生的生活的地方、在人們擁有個性和夢想的地方，就有故事。故事像生活一樣豐富，故事和生活的同源性在于它們都是多元化的，充滿了可能性和不可預測性（也就是阿倫特反復強調的開新的能力）。有故事存在的社會必然不斷有新事物出現(xiàn)，有非預定的事物發(fā)生。在這個意義上，“神秘是每個故事的尺度”。

　　我以為沒有什么比這段話更加深刻地表達了人的本質、故事的本質以及文學的本質——文學本質上就是故事。

　　極權社會之所以沒有故事，是因為極權主義敵視生活、敵視個性，沒有夢想的容身之地的。它消滅了生命的“神秘”，因為它消滅了生活的多樣性、開放性、豐富性，消滅了人的行動的不可預測性和不可控制性，一句話，消滅了自由。

　　故事的死亡是與赤裸裸的屠殺不同的“另一種死亡”，是慢性的、不流血的死亡，是集體的死亡，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麻木不仁的、社會和歷史虛無化的過程。沒有行動、沒有故事生命生不如死。

　　哈維爾的這個思想使我想起同樣深受存在主義影響的阿倫特。阿倫特的《人的條件》《過去與未來之間》也是我今年重點閱讀的書籍。阿倫特在這些著作中反復強調的是同樣的主題：人的本質在于自由，在于其生生不息的開新能力，在于投身到不可預測、充滿無限可能性的公共領域，并通過行動展示人的自由本質。故事的本質就是紀錄這種行動，使其克服自己的易逝性而被人記憶，變得永恒。只要這個世界、只要我們的生活中還存在著偶然和奇異的事件，那就會有故事。阿倫特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一書中有一節(jié)是寫丹麥女作家伊薩克·迪內森的。阿倫特寫道：“她（迪內森）開始講故事時，所需要的一切僅僅是生活和世界，幾乎任何一種世界或環(huán)境都行，因為世界充滿了故事、事件、偶然和奇異的發(fā)生，這一切都等待著被人講述�！睙釔凵�活和熱愛故事是一回事：對故事的忠誠就是對生活的忠誠，“它不去虛構而是接收生活的贈予，通過回憶、思索，然后在想像中重復它們來表明你自己配得上接受它們，而這是保存生活的方式�！�

　　在價值的意義上說，消滅人的多元本質，消滅生活中的無窮可能性和不可預測性，一切按部就班，就等于消滅了意義。這就是極權主義虛無化的本質。哈維爾說：“當難以預料的事情消失時，意義的感覺也隨之消失�！惫�維爾認為，極權主義的這種虛無化完全無形的，比起艾滋病病毒和切爾諾貝利核輻射它更看不見，也更危險。它比艾滋病或核輻射更內在，更緊迫地觸及我們每個人，因為我們每天經(jīng)驗著它。故事的消失和道德－意義世界的虛無化是對人的內在毒害，這是比肉體的毒害更加可怕的毒害，但是卻由于其慢性的、悄悄的、不流血的特點而不被人覺察。作為一個深受存在主義影響的作家和思想家，哈維爾的政治思考的特點是對于人的內在道德狀況（而不是政治體制）的關注，這也使得他（斷然也包括阿倫特）的政治思考與文學表現(xiàn)出極大的親緣性。

　　故事的消失同時也是歷史和時間的消失，因為“人類的時間只能通過故事和歷史來體驗，所以，當故事遭到毀滅時，對于時間本身的體驗也開始消失：時間像停止不動或者原地循環(huán)，好像崩潰成可以互相替換的碎片”（哈維爾）。故事和歷史的同源性在于真正的歷史和真正的故事一樣，充滿了可能性、復雜性、神秘性和內在沖突，在于歷史和故事的使命是一樣的：紀錄行動并使之永恒。當這種可能性被“歷史理性”扼殺的時候，歷史也就消失了：“歷史被偽歷史所取代，被依次發(fā)生的周年紀念、代表大會、慶�；顒印⑷罕娦泽w育活動所取代，被某種人為的活動所取代——并不是一些不同的角色互相遭遇、有著一個開放性結局的戲劇，而是一個真理和權力的核心代理人其單向度的、明白的、可預見的自我諭示（和自我慶祝）�！�

　　在哈維爾看來，歷史和故事都是我們分享的公共世界，都是賦予行動和公共生活以意義和秩序的力量，故事的消失意味著時間變成了無意義的碎片，意味著公共生活失去了自己的結構，意味著公共性的消失：“公眾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結構，它的沖擊力，它的方向，它的張力，它的節(jié)奏和神秘，我不能記得當時發(fā)生了什么，或者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么區(qū)別，而且我覺得這已無關緊要，因為當難以預料的事情消失時，意義的感覺也隨之消失�！�

　　意義的枯萎、時間和歷史的虛無化，源于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這個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是關于歷史發(fā)展的所謂“必然規(guī)律”的假設，它從某個單一的、絕對的方面去解釋歷史，并最終將所有歷史縮減成這個方面。這樣，它消滅了歷史的令人激動的多樣性，用“歷史法則”來扼殺行動的多重可能性和神秘性。哈維爾深刻指出：一個故事的神秘源于人類歷史的神秘，失去故事就意味著歷史開始失去它的人類內容�！叭祟惿�命的獨一無二變成僅僅是歷史法則的裝飾，真實事件中的張力和激動被排除而視為偶然，因此對學者來說，它們就沒有被值得注意的價值。歷史變得令人厭倦。”這樣，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反故事本質集中表現(xiàn)在用所謂的“歷史的必然性”扼殺了歷史的開放性：“當‘歷史法則’被投射至未來時，將要怎樣和必須怎樣突然變得一目了然。這種必然性的眩目的照射焚毀了未來的本質：它的開放性。規(guī)劃建立世間天堂是歷史的最后結局，為了擺脫社會矛盾、人類的不良品質甚至貧窮，于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破壞。社會僵化成永久和諧的謊言，人被弄成紀念碑，象征著幸福的永久持有者——這些是無聲地完成的對歷史精神的殺害�！卑讶祟悮v史的發(fā)展定于“一”，把豐富多樣的歷史納入自己編造的單一框架，就是消滅歷史的多種可能性和人類的開新能力，就是扼殺自由，也扼殺了故事。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主張：“通過意識形態(tài)，歷史最終理解了自身，理解了它將要去的地方和怎樣進行，這些都是在意識形態(tài)的引導之下。意識形態(tài)展示了必將發(fā)生的歷史必然性，從而也證實了意識形態(tài)自身的歷史必然性，它的使命便在于實現(xiàn)這種必然性。換句話說，歷史終于發(fā)現(xiàn)了它的最終意義。然而，問題是，發(fā)現(xiàn)了自己意義的歷史是否還有什么別的意義？甚至是否還是歷史？”這樣，意識形態(tài)通過把自己的權威強加于歷史而變成了歷史的最大敵人。當然，如果意識形態(tài)還沒有與絕對的權力結合，那么，意識形態(tài)毀滅歷史僅僅是“意識形態(tài)式的”，但是，在極權主義國家，“建立在這種意識形態(tài)之上的權力卻以現(xiàn)實的方式壓抑歷史。”意識形態(tài)對于歷史的扼殺是必須的，“別無選擇的”，因為“如果歷史以其不可預見的方式呈現(xiàn)，來顯示這種意識形態(tài)是錯誤，這將令權力喪失其合法性。”

　　哈維爾對歷史的這種理解同樣和阿倫特甚為契合。在阿倫特看來，歷史就是人的行動的紀錄，而任何行動都是一種創(chuàng)新行為，是不可重復的、獨特的事件，它不能還原為某種“科學的”“歷史法則”的一個變數(shù)，也不能是證明某種“歷史哲學”的例證，不能把所謂的“普遍意義”強加于它，因為“任何已經(jīng)做出的或已經(jīng)發(fā)生的行為或事件，都在它們的個別形式中包含與彰顯其對于‘普遍’意義的分享，并不需要一種不斷進行的、吞沒一切的過程，才能變得有意義�！卑�倫特認為，歷史之父希羅多德要紀錄人物和行動，是因為“說”和“寫”（敘述）把短暫的東西永恒化，為它“制作一段記憶”，但是他從來不懷疑每一個事件自身都帶有自己的意義，需要的只是用語詞來表達，即“通過語詞展示”“公開地展示偉大的行動”。他從來不認為是一般把意義賦予特殊。歷史的最初意義就是對于這種獨一無二的故事的敘述，它和詩歌和小說本質上并無不同。實際上，阿倫特經(jīng)常把它們同等看待。歷史和故事一樣都是對于行動（政治實踐）的紀錄，沒有這樣的紀錄，行動（政治實踐）由于其內在的易逝性而無法留存下來，無法成為可以被記憶的永存之物。

　　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這種“精神上的狂妄自大”的結果，就是消滅了故事，消滅了歷史，最終也消滅了生活本身。“對多元化，對故事，對公眾領域的侵害，不僅是侵害生活的某一個方面，而是全部生活。”生活是整體的，對生活的一方面的侵害必然也是對生活整體的侵害。哈維爾反復強調的正是極權主義的反生活的本質：“直接的和非直接的操縱之網(wǎng)像一件緊身衣，它捆綁生活因而必然限制生活自身呈現(xiàn)和結構的方式。所以生活從此萎縮、衰弱、耗盡，它變得廉價和平板，它變成偽生活。”

　　哈維爾曾明確認為，“極權主義之前的世界，是一個文學的世界�！边@個觀點值得充分注意：極權主義一定是反文學的，因為它反生活，生活的原則就是文學的原則，比如自由、個性、多元化，因此，真正的文學天然地就是反極權主義的。故事的精神實質與文學的精神實質是相同的，因此，不消滅極權主義，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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