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里達雖然主要是一位哲學家，但他在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界的影響卻大于哲學界。盡管在許多方面，馬克思主義與德里達的解構理論之間的差異多于相同，但至少德里達在下面幾方面與東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持有相同或相近的觀點：真理的相對性和實踐性，這一點尤其接近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
馬克思主義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尤其在當今時代更是如此；
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人文社會科學中仍有著巨大的影響。尤其應當指出的是，在東歐發(fā)生劇變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之后，原先的一批左翼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暫時受挫感到失望，而德里達則和詹姆遜一樣，仍堅定地相信，馬克思主義并沒有終結，因為它已經(jīng)崩裂成碎片，滲透進包括文學理論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若從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的視角來考察德里達的學術思想，應該承認，德里達的思想更多地被美國的文學理論批評界所接納。隨著德里達的去世，當代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進入了一個"后德里達時代"或曰"后理論時代"。解構大潮雖然早已衰退，但解構的一些主要原則已經(jīng)滲透進人文科學的各相關領域，成為一種經(jīng)典的批評原則和研究方法。解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既相互抵牾同時又有不少共同之處，這一點尤其體現(xiàn)于德里達的專著《馬克思的幽靈》，在這本書中，德里達試圖在傳統(tǒng)和當代的以及東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與解構之間發(fā)現(xiàn)一些共通的東西。在德里達本人的認可和直接參與下，解構理論在美國批評界一度發(fā)展演變?yōu)樯鲜兰o70、80年代最具影響力的一大批評流派，一批解構批評家、新歷史主義批評家以及后殖民批評家卓有成效地將馬克思主義與解構理論揉為一體，在批評實踐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的幽靈 德里達 解構理論 解構批評

　　誠然，全面深入地考察馬克思主義與解構主義的關系也許需要專門撰文進行討論，因為這是兩個博大精深的哲學思想體系，它需要更為深入的研究和探討才能從這兩種既在某些方面有著共通之處同時又在更多方面截然相對立的思想體系中抽象出一些帶有普遍規(guī)律性的東西。本文打算從文學理論批評的視角來比較研究這兩種理論思想體系。也許人們會認為，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作為解構主義的鼻祖，其被人認定為"虛無主義"的解構理論天然就與馬克思主義的有著崇高理想和遠大革命目標的理論格格不入。確實，解構主義一經(jīng)問世，就遭到了來自馬克思主義等強調歷史觀念的當代理論家的激烈批評，其中伊格爾頓的批評最為激烈。后來，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也在不斷地與各種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理論思潮的論戰(zhàn)中使得自己的理論體系逐步完善。應該說，詹姆遜越是與包括解構主義在內的各種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進行論戰(zhàn)，就越是能夠在這些相互對峙的理論中找到一些共通的東西。德里達也是這樣，尤其進入晚年之后，他在不少問題上的思考已經(jīng)比較接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并且能夠提出自己對當代形勢的獨特看法。確實，德里達直到去世前都一直活躍在歐美兩大陸的思想界和高校課堂，不斷地宣傳他那以解構思維為定勢的文化批評理論。顯然，他對文學文本的細讀和在批評實踐中的獨到洞見已經(jīng)成為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的遺產(chǎn)，而且即使在當今這個"后德里達時代"或"后理論時代"，他的理論也仍將和馬克思主義一樣，對當代東西方文學的文化批評以及批評理論本身產(chǎn)生不可忽視的影響。本文打算從下面三個方面探討馬克思主義與解構理論的既相抵牾同時又有共通之處的復雜關系。

　　接近和探索馬克思主義

　　眾所周知，在各種后結構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中，德里達創(chuàng)立的解構主義占據(jù)中心地位，而且正是由于他的解構理論以及�？碌氖穼W理論進入國際性的后現(xiàn)代主義討論，才使得這場原先僅限于北美文學和文化批評界的理論爭鳴進入了形而上的哲學思辨層次，并在當代人文思想中產(chǎn)生了劃時代的影響。解構主義作為一種后哲學思潮，對傳統(tǒng)的哲學無疑是一個沖擊，它在客觀上加速了傳統(tǒng)哲學的終結和文學的解放。由于德里達的寫作風格更為接近文學批評的風格，因而它在文學理論批評界所產(chǎn)生的影響甚至超過了在哲學界的影響。解構一旦進入文學理論界，就得到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強烈反應和批評。在《文學理論導論》中，特里·伊格爾頓將包括德里達的解構理論在內的所有結構主義之后的理論思潮統(tǒng)統(tǒng)納入"后結構主義"的大旗下來考察，并將其與1968年5月風暴的夭折相關聯(lián)。他認為，"后結構主義是興奮與幻滅、解放與揮霍、狂歡與災難，也即1968年，的混合一體的產(chǎn)物。后結構主義既然不能打碎國家權力的結構，因此便發(fā)現(xiàn)有可能顛覆語言的結構。"1 這不禁使人聯(lián)想起當年英國的一些浪漫主義詩人對同樣發(fā)生在法國的資產(chǎn)階級大革命的態(tài)度：以拜倫為代表的革命浪漫主義者始終支持法國大革命，甚至在大革命失敗后，他們對建立一個資產(chǎn)階級共和國的信心也沒有全然泯滅；
而思想保守的華玆華斯則不然，當法國大革命處于高漲期時，這位充滿浪漫激情的青年詩人以滿腔的熱情不遠千里遠涉英吉利海峽來到革命的中心，給予法國大革命以由衷的支持。但曾幾何時，當革命過程中出現(xiàn)的殺戮無辜、血腥場面以及革命受挫等情景時，華玆華斯不禁倍感失望。在極度的痛苦之中，他來到孩提時代的崇山峻嶺，試圖通過與大自然的認同和溝通來達到心靈的解脫。毫無疑問，華玆華斯等被冠以"消極浪漫主義"詩人的這一行為遭到了左翼文學史家和研究者的激烈批評。顯然，在這里，伊格爾頓將德里達等人對語言結構的消解也比作是一種政治上的逃脫，這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是中肯的。

　　我們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不難發(fā)現(xiàn)，就在五月風暴受挫之際，一些原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崇尚毛澤東思想的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紛紛退出了共產(chǎn)主義和左派陣營，其中一部分人甚至搖身一變成了帶有機會主義傾向的后結構主義者。但應該承認的是，德里達在本質上是一位左翼知識分子，或者按照美國學者文森特·雷奇 (Vincent Leitch) 的說法，他是一位"有著自由主義傾向和世界主義傾向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他曾經(jīng)預示，當代的全球化，包括市場經(jīng)濟學、技術、傳媒、美國的霸權以及歐洲的統(tǒng)一等，將以多種方式改變世界，這些方式或好或壞地使得民主民族-國家的主權變得調和折衷了。"2 當然，德里達對上述種種現(xiàn)象始終持有一種批判的態(tài)度，而且越到后來他對當代社會現(xiàn)實的批判越是犀利和深刻。他對一切既定的體制和權威都抱有懷疑和批判的態(tài)度，這是他與馬克思主義者相通的地方。在德里達崛起的年代，正是存在主義和結構主義這兩股人文和科學主義思潮受挫的時候，他那時剛剛擺脫結構主義的束縛，仍沉溺于無端的"能指"與"所指"的文字游戲。因此什么人類的關懷、真理的追求和終極價值標準等，統(tǒng)統(tǒng)不為解構主義者所關心。因此將解構主義在當時的話語實踐描繪為一種"虛無主義"的游戲也不為過分。但這只是反映了早期的德里達及其理論的幼稚和不成熟，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他的整個學術和批評生涯的全貌。過去的解構主義批評者們往往只看到他的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的一面，并沒有看到這二者之間的相通之處。實際上，這種相通之處從一開始就存在著，而且隨著德里達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的愈益頻繁，這種相通之處就越是明顯地體現(xiàn)出來。

　　尤其應該指出的是，1989年東歐發(fā)生的巨變以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對德里達等有著正義感和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產(chǎn)生了較大的觸動。這種巨變并沒有像當年的五月風暴一樣促使他們的思想向"右"轉，倒是促使他們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向"左"轉了。正如道格拉斯·凱爾納所直率地承認的，"同那些宣稱馬克思主義在現(xiàn)時代已經(jīng)逐漸過時的人相反，我認為馬克思主義仍然在為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當代發(fā)展提供理論來源，并且包含著仍然能夠幫助我們爭取改造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來源。因此，我認為，馬克思主義仍然具有對現(xiàn)時代進行理論概括和批判的現(xiàn)時代的資源，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至少仍然是當代進步的或激進的政治學的一部分。"3 凱爾納的這番話確實反映了德里達等已經(jīng)成熟了的西方左翼思想家的思考。正是在那些反思的日子里，德里達和詹姆遜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不斷地去追問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是馬克思主義本身出了什么問題，還是后來的實踐者出了問題？馬克思主義在當代還有生命力嗎？經(jīng)過這樣的追問，他們得出了大體一致的答案：馬克思主義本身并沒有什么問題，它之所以在當代失去以往的魅力，是因為它在實踐中出了問題，因此有必要對此進行反思。在這段時間里，他和包括詹姆遜在內的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有著不少接觸，并通過閱讀馬克思的原著來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在受到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左翼知識分子影響的同時，德里達也試圖繼續(xù)解構的嘗試，并將其用于對馬克思主義的解構性闡釋。他從解構的立場出發(fā)，從不認同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闡釋者們所認定的那樣，只有一種形式的馬克思主義，他也反對那種"總體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他從后現(xiàn)代主義/后結構主義的觀點出發(fā)，認為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開放的和發(fā)展的體系，應該有不同的形式，因而對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闡釋。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當今時代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仍在不斷的發(fā)展之中。任何靜止的觀點和無所不為的做法都只能加速馬克思主義的消亡。這無疑是始于他對世界和事物的相對論看法：事物總是在發(fā)展的，真理是相對的，一旦對一種現(xiàn)象的解釋成了終極的真理，事物的發(fā)展也就停止了。在這一點上，他不僅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持相同的觀點，甚至與東方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比較接近。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始終認為：任何真理首先都是相對的，只有無數(shù)相對真理之和才能成為絕對真理。因此我認為，德里達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從不陷入教條和本本的泥淖，他始終主張將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完整的體系來加以理解，并結合當代的現(xiàn)實作出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闡釋。尤其是面對全球化時代理論的不斷更新和第三世界批評的崛起，德里達越來越遠離以文本為中心的結構主義以及其后的后結構主義思維模式，以積極的姿態(tài)介入對當代社會現(xiàn)實的思考和文化批評的理論論爭。這一點完全可以從他出版于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著述和演講中見出。

　　認識和解讀馬克思主義

　　1993年，德里達出版了專著《馬克思的幽靈》，從而開啟了他的新的思考和研究方向。他在這部專著中討論了這樣一種現(xiàn)象：社會主義運動在歐洲衰落之后馬克思主義依然有如一個幽靈一般四處飄蕩。但令人玩味的是，這個"幽靈"不只是單數(shù)，而是以復數(shù)形式表示的"幽靈們"，而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當代人文知識分子則都是這樣一些漂泊的"幽靈"。他認為，當代知識分子，不管贊成與否，或多或少地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因此在總體上說來，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影響在當今時代依然存在，無論是存在主義還是解構主義都無法擺脫這種影響。這些幽靈們在飄泊的過程中依然不時地向中心尋找認同，而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及其經(jīng)典著作則正是他們必須與之認同的"始源"和中心。值得我們欽佩的是，德里達并不像有些自我標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那樣，只是抓住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的一些只言片語而大做文章，也不滿足于閱讀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和發(fā)展。他認為必須從閱讀馬克思的原著做起。他在進行了艱苦的探索之后，終于從對馬克思的原著的仔細閱讀中找到了部分答案。他認為，"不去閱讀并反復閱讀和討論馬克思--當然也包括另一些人--而且要進行超越學者式的"閱讀"和"討論"，將永遠是個錯誤。而且這將越來越顯示出是一個錯誤，是一個理論上、哲學上和政治責任方面的失誤。即使當教條機器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機構（國家、政黨、支部、工會和作為理論教義之產(chǎn)物的其他方面）全都處在消失的過程中，我們也不應該有任何理由，其實只是借口，來為逃脫這種責任去辯解。沒有這種責任感，也就不會有將來。不能沒有馬克思，沒有馬克思、沒有對他的記憶、沒有馬克思的遺產(chǎn)，也就沒有未來：無論如何都應該有某個馬克思，得有他的天才，至少得有他的精神。因為這將是我們的假設或更確切地說是我們的偏見：有諸多種馬克思的精神，也必須有諸多種馬克思的精神。"4在這里，英文中的"精神"(spirit)一詞也具有幽靈的意思。顯然，德里達已經(jīng)清醒地意識到，包括解構在內的各種當代理論思潮都和馬克思主義有些干系，因而無法避免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他在這一點上也和詹姆遜一樣，認為馬克思主義在東歐巨變中的暫時失利并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本身的錯誤，更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就此趨于消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詹姆遜看來，訴諸革命實踐的馬克思主義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已經(jīng)成了一種可以賴以進行理論建構的烏托邦，5而在德里達看來，馬克思的幽靈則轉化為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已經(jīng)深入到當今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知識領域，對人們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發(fā)生了重大的影響。

　　雖然我們在今日中國已很難看到青年馬克思的肖像，而且談論馬克思主義幾乎被一些人看成是一種"過時的"話題，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在2004年4月和2006年10月兩次訪問杜克大學時，應邀在詹姆遜教授家做客。走進詹姆遜家的客廳和書房，我們首先看到的并不是他本人的照片，而是被我們久違了的馬克思在各個時期的肖像，書架上也放著一些德文版和英文版的馬克思的原著。當然，這對于以"馬克思主義者"著稱的詹姆遜也許并不足為奇，但對于素來被認為是"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和"反歷史"的解構主義的鼻祖的德里達，專門寫出一部專著來討論馬克思及其對當代的影響則足以令人深思。誠然，全面討論解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以及德里達后期的理論思想，需要另文專論。在這一部分，我主要通過細讀和分析《馬克思的幽靈》，并結合德里達去世后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對他的緬懷和研究，試圖指出，德里達在其學術生涯的后期確實花了很大的精力去閱讀馬克思的原著，并從解構的視角對之作出了不同于傳統(tǒng)解釋的新的理論闡釋。這對于我們在今天的全球化語境下反思馬克思主義的不同形式及其在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發(fā)展和多元實踐不無一定的啟發(fā)意義。

　　當然，即使德里達晚年對馬克思主義比較感興趣，但他也并不能算作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對于這一點他自己也從不否認。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他也和不少活躍在西方學術界和思想界的左翼知識分子一樣，對馬克思主義充滿了深厚的感情。他毫不隱諱地指出，"有一種誘惑就是記憶的誘惑，它誘使我們去敘述我以及我們這一代人在我們整個一生中所共享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歷，馬克思在我們心中的近乎慈父般的形象，以及我們用來和其他理論分支、其他的閱讀文本和闡釋世界方式做斗爭的方法。這一方法作為馬克思主義的遺產(chǎn)，過去曾經(jīng)是-而且現(xiàn)在仍然是，并將永遠是-絕對和全然確定的。為了接受這個明顯的事實，我們不一定非要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或共產(chǎn)主義者"6。在這一點上，德里達和詹姆遜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一樣，越來越對馬克思主義懷有深厚的感情：當以前蘇聯(lián)為首的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馬克思主義越來越在一些左翼知識分子心中失去往日的輝煌時，不少曾經(jīng)信仰過馬克思主義的左翼知識分子感到十分失落，他們或者遠離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和實踐，或者對馬克思主義是否繼續(xù)存在而感到疑惑和彷徨，但詹姆遜則始終認為，馬克思主義如果不能作為一種指引人們去進行不斷革命的理論的話，就應當作為一種促使人們去想象和追尋的"烏托邦"，它將始終給我們以理想和信念，盡管這一理想在我們生前也許無法實現(xiàn)；
德里達則認為，馬克思主義和解構主義一樣，如同幽靈一般已經(jīng)滲透進我們的思想和心靈，不時地激勵我們?yōu)榱藢崿F(xiàn)遠大的理想而奮斗，同時也不時地指導我們對時代和社會問題的思考和研究。作為一個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左翼知識分子，能在馬克思主義處于暫時的低潮時仍抱有這樣堅定的理想和信念，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這對于我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來說，尤其有著深刻的啟迪意義。

　　馬克思主義的一大功績在于發(fā)現(xiàn)了資本主義社會剩余價值的秘密。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認為，工業(yè)革命的大規(guī)模發(fā)展和工業(yè)無產(chǎn)階級隊伍的壯大，客觀上為資產(chǎn)階級培養(yǎng)了自己的掘墓人。當資本主義進入晚期階段后，不少知識分子為其暫時的繁榮所迷惑，但詹姆遜和德里達等左翼知識分子卻有著自己獨特的看法：在詹姆遜看來，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西方資本主義進入了其晚期，也即跨國資本主義的階段，因而出現(xiàn)在晚期資本主義階段的后現(xiàn)代主義恰恰就體現(xiàn)了這一歷史時期的文化邏輯；
對此德里達也有著相類似的看法，他認為，"盡管如此，在過去的革命中，當掘墓人還活著的時候，總之，言詞往往勝過內容。從那里產(chǎn)生的一種現(xiàn)時的革命的年代錯誤往往被它的古代模式所纏繞。但是在將來，以及在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仍然會到來的19世紀的社會革命中......年代錯誤或不合時宜卻不會因耶酥復活的某種完滿性或在場者面向自身的在場而被消除。時代仍然會發(fā)生"脫節(jié)""7。毫無疑問，當今時代的特征是"全球化"，這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就作過描述和探索。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就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全面描述了資本的向海外擴張和在各方面導致的后果，他們由此而總結道，"物質的生產(chǎn)是如此，精神的生產(chǎn)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chǎn)品成了公共的財產(chǎn)，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8 我認為這應該是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對全球化和文化問題的研究作出的最重要的貢獻。9 對此，德里達也有同感，具體體現(xiàn)在他在書中對《共產(chǎn)黨宣言》的細讀。

　　馬克思主義在經(jīng)歷了一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后依然沒有過時，它不僅對過去作了總結，對未來可能發(fā)生的事件也能夠作出一定的預測。德里達對馬恩預測未來的能力是十分欽佩的，他指出，"....盡管上個世紀的情況并不是這樣，它既運用了那三次打擊，但又超越了它們，好像它通過無限地超越馬克思的名字來擁有這一名字一樣。"馬克思主義"的世紀將是全球科技的世紀，是地緣政治有效的去中心化的世紀，是人類在其本體論暨神學的同一性或遺傳特性中真正去中心化的世紀，也是"我思故我在"以及作為其兩難的自戀概念本身去中心化的世紀。為了走得更快一些，為了省卻過多的參照物，我們不妨明確地表明解構的主題。這種創(chuàng)傷恰恰可以被這一無終結的解構運作所否定，人們力圖通過這種運作去緩和它，吸納它，使它內在化和被包容進來。"10 在這里，他試圖用解構的一些原則對馬克思主義作一些修正和補充，至于這樣的嘗試是否成功則有待于時間的檢驗。他也和馬恩一樣，晚年開始對全球化的現(xiàn)象十分關注，并提出了自己的獨特理解。他認為，全球化若用于描述文化領域的狀況，應作適當?shù)男揎椇拖薅ǎ?全球"(globe)這個術語并不準確，因為地球上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地方是人所不能生活的，因此用法文詞"世界"（monde）一詞來表達更為準確，而文化領域內的"全球化"實際上就是一種"世界化"(mondelisation)。11 這一點也表明了他和馬克思等人所抱有的世界主義視野是一脈相承的：兩人都是猶太人，都有著四海為家的思想；
在馬克思等人那里，無產(chǎn)階級只有首先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而在德里達等人那里，解構理論絕不止于在西方語境中產(chǎn)生功能，它應當成為消解一切整體的、中心的和霸權的意識；
在馬克思等人看來，要實現(xiàn)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勝利，就應當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而在德里達等后結構主義者看來，如果不能打碎國家機器的話，就應該首先動搖語言的結構，或至少首先把"大一統(tǒng)的"中心意識消解掉。

　　從上面所分析的德里達本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態(tài)度，我們大概不難看出，德里達雖然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至少也不是一個反馬克思主義者。也許他早期所熱衷的"能指"與"所指"的無端文字游戲有悖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批評原則，但處于成熟狀態(tài)的德里達則有意識地去接近和探索馬克思主義，并試圖從解構的視角并結合當代的現(xiàn)狀對馬克思主義作出自己的闡釋。他直到去世前都一直活躍在歐美兩大陸的思想界和高校課堂，不斷地宣傳他那以解構思維為定勢的文化批評理論。顯然，他對文學文本的細讀和在批評實踐中的獨到洞見已經(jīng)成為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的遺產(chǎn)，而且即使在他去世后，他的解構理論也仍將對當代東西方文學的文化批評以及批評理論本身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與解構批評：對話和共通

　　作為當代解構主義理論的創(chuàng)始人和最重要的代表，德里達的不少理論觀點最先被文學理論批評界所接納，而且如同他的一些歐陸同行思想家，如布爾迪厄、鮑德里亞、利奧塔等人一樣，德里達一開始崛起時并不為保守的法國哲學界所認可，甚至連他最終在劍橋大學獲得榮譽博士學位的動議也是文學系科的學者提出的，這項動議雖然在遭到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后，仍然以高票獲得通過。可以說，正是由于德里達本人和他的理論"旅行"到了世界學術的中心，美國，或更確切地說，"旅行"到了素來以文學理論批評上的銳意創(chuàng)新著稱的耶魯大學和康乃爾大學等美國的高校，并通過美國文學理論批評界的中介，他才迅速成為20世紀后半葉北美文學理論界的一顆學術明星，他的解構理論也隨即被保羅·德曼、希里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等耶魯批評家奉為文學批評的一大法寶。隨后，通過佳亞特里·斯皮瓦克的準確到位的翻譯和喬納森·卡勒的精細入微的闡釋，解構理論一度成為極具美國本土特色的主要批評流派。由于解構批評主要在美國風行一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德里達本人的參與下由耶魯大學的一些批評家具體實踐的，因此在這一部分我主要描述這些美國的批評家在解構的實踐中是如何將馬克思主義和解構理論揉為一體并形成具有獨特美國本土特色的解構批評的，從中我們既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與解構主義的抵牾，同時又不難窺見這二者之間形成的一種互動、互補和對話關系。

　　眾所周知，美國的解構主義批評"耶魯學派"早先都是從事浪漫主義詩歌或小說研究的重要批評家，因此他們對新批評的那套細讀和文本分析方法掌握得十分嫻熟，只有米勒受過現(xiàn)象學哲學的嚴格訓練。但是他們的批評傾向并不像一般人所認為的那樣是一致的：德曼和米勒是堅定的解構主義者，而布魯姆和哈特曼只是解構主義批評的同路人，而且有時還是其激烈的批評者。四位批評家后來都各奔東西：德曼于80年代初去世，米勒于80年代中去了加州任教，哈特曼于90年代后期退休，只有布魯姆仍執(zhí)教耶魯，但他早已與解構分道揚鑣。在這四位當年的耶魯批評家中，恰恰是德曼和米勒對馬克思主義頗有興趣，并在自己的著述中對后者的一些觀點作出過響應和討論。

　　德曼雖然早在80年代初就離開了人世，但是他留下的大量批評文字卻一直是后來的研究者仔細閱讀和研究的資料。米勒通過仔細的閱讀和比較德曼嗣后出版的《抵抗理論》(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1986) 和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竟然驚喜地發(fā)現(xiàn)：前者若從文學理論的角度來閱讀實際上可算作是一部政治經(jīng)濟學著作，而后者若從經(jīng)濟學的角度來閱讀則應當算作一部文學理論著作。經(jīng)過這番仔細的推論，米勒指出，無論解構承認與否，它都應該算作是"馬克思發(fā)展起來的一種分析模式的（不管忠實或不忠實）的繼承者。如果馬克思是一位解構主義者的話，那么解構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形式"。12 毫無疑問，他的這一發(fā)現(xiàn)使得解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原則更為接近了，同時也為另一些同時受到這兩種理論體系影響的文學批評家和研究者在實踐中融合這二者的嘗試提供了合法性依據(jù)。但是正如米勒本人所承認的，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就如同德里達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但馬克思主義的巨大生命力和魅力卻促使越來越多的非馬克思主義者不得不不去閱讀它并研究它，從而不知不覺地受到其影響和啟迪。尤其令我驚異的是，年近八十的米勒教授為了寫出那篇討論德曼和馬克思主義的論文，不辭辛苦地翻閱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并將其英文版和德文版進行比較閱讀，文章中出現(xiàn)的大量引文也同時出自這兩種版本。這不僅令我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汗顏：我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人不用說讀不懂馬克思的德文原文，就連英文版馬恩的原著都無法讀懂，僅僅依靠手頭現(xiàn)成的中文譯本就大做文章，或者相互攻擊對方對馬克思的原意任意歪曲和曲解。在此，我們應當像德里達和米勒一樣，仔細地而且要"超越學者式"地去閱讀馬克思的原著，以便在一個全球語境下和東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平等的對話。

　　雖然米勒早期曾迷戀于現(xiàn)象學批評，后來又深陷解構主義的論爭中，并曾一度對言語行為理論有所研究，但這些都使他得以從文學的角度來考察當代的社會現(xiàn)實，尤其是發(fā)生在我們身邊的全球化現(xiàn)象。在最近的一篇討論馬克思主義與全球化的論文中，米勒開宗明義地就引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對資本主義向海外擴張的一大段話，通過仔細的閱讀，他對全球化作了進一步的闡釋，"當今的全球化有三個基本的特征：1) 全球化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qū)發(fā)生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
2) 全球化是異質性的，而非單一的現(xiàn)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 3) 所有這些形式的全球化的共同名稱都是新的電信-技術-交流 (tele-techno-communication)。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已經(jīng)理解了當時的技術正在改變整個世界并且使全球化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事件，但是他們自然不可能預見到無線電、電視、手機的出現(xiàn)，甚至都沒有預見到電話和留聲機的出現(xiàn)....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看作既是災難又是機遇。它對于古老的歐洲民族-國家是災難，因為全球化將削弱它們的霸權。而對于這樣的削弱馬恩多少是抱歡迎的態(tài)度。他們也預見到，全球化同時也意味著作為一個世界范圍內單一的剝削、商品化和商品拜物教經(jīng)濟體系的資本主義的勝利。"13 但是，米勒卻對美國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扮演的不光彩的霸權角色感到厭惡，他在一系列演講中公開譴責布什政府對伊拉克的占領，并希望中國的崛起至少能夠對這種單邊的經(jīng)濟、政治和文化霸權有所制約。另一方面，米勒也公開號召美國高校的世界文學課程應講授中國文學，如不能直接閱讀中文原著的話，至少也得通過英文翻譯講授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我想這應該是米勒在嚴謹治學的同時仍十分關注當下的現(xiàn)實并有意識地扮演文學研究者和公眾知識分子之雙重角色的一個征兆。

　　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和后結構主義都同時影響了解構陣營以外的一些批評流派，在英語文學批評界把馬克思在主義和解構主義結合得比較好的一種批評方法當推崛起于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新歷史主義。當批評界指責早期的美國解構批評逃避社會責任、逃避文學批評的歷史性時，新歷史主義的挑戰(zhàn)開始了。但是與美國文學批評史上的老的歷史主義所不同的是，這種新歷史主義一方面強調文學批評的歷史性，另一方面又從解構中獲得啟迪和教益，對其歷史的"本真性"和"客觀性"進行了無情的消解。按照路易斯·蒙特羅斯所概括的，"對于現(xiàn)在文學研究中崛起的朝著歷史的后結構主義方向發(fā)展的批評，我將其描繪為是一種關涉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的互動。我這里所說的文本的歷史性，意指所有寫作模式中所蘊含的歷史具體性，以及社會和物質的成分，不僅包括批評家研究的那些文本，同時也包括我們據(jù)以研究這些成分的文本。因此我也意指所有閱讀模式中所蘊含的歷史的、社會的和物質的成分。我所說的歷史的文本性，意指這樣幾個東西：首先是我們無法回復到一個完整的、本真的過去，也無法回復到一種未經(jīng)社會的文本蹤跡中介的物質存在；
此外，那些蹤跡而非另一些蹤跡的留存并不能被假定僅僅是偶然發(fā)生的，它們必須被斷定至少是經(jīng)過了選擇和抹擦而保留下來的細微的歷史進程的部分結果，就如同那些產(chǎn)生了傳統(tǒng)的人文學科課程的歷史過程一樣。"14 在這里，歷史并不是以往的那種構成"宏大敘事"的歷史事件 (historical events) 本身，而是一種訴諸敘述的撰史 (historiography) 或歷史的敘述 (historical narrative)。它雖然來源于歷史的事件本身，但是歷史的事件是無法在當下再現(xiàn)的，只有那些支離破碎的歷史事件的斷片經(jīng)過后輩撰史者的想象、補充和敘述才成為我們今天讀到的寫在書本上的"歷史"�？梢哉f，本質上屬于后結構主義范疇的新歷史主義十分巧妙地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文本化"了，同時也將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對文本的強調"歷史化"了。正如德里達本人所一針見血地評述的，"馬克思主義和所謂的新歷史主義在近期的最有意義的發(fā)展...是對解構主義的后結構主義的反動，因為后者要么只是解構的一個符號或對解構的愈益穩(wěn)定的再次挪用，要么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和新歷史主義者出于自我利益或誤解而打造成的一個戲仿式的神話"。15 但是無論如何在結構主義和解構批評大行其道的年代里，適當?shù)貜娬{歷史的觀念應該是一種進步，它起到了使后結構主義批評擺脫批評的能指/所指的無端的文字游戲的積極作用。

　　對馬克思主義和解構主義的創(chuàng)造性結合運用也體現(xiàn)在后殖民理論家的批評文字中。應該承認，在當代英語文學批評界最具有爭議的后殖民理論家中，斯皮瓦克的思想最為敏銳，文字最為犀利，因此她的批評風格在三位后殖民理論家中獨樹一幟。她同時受到三種當代主要理論思潮的影響和啟迪：馬克思主義，解構主義和女權主義，將其揉為一體，并結合自己所來自的后殖民地的社會現(xiàn)實，形成了自己的后殖民批評風格。眾所周知，斯皮瓦克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她對德里達早期的重要著作《論文字學》的翻譯和闡釋，但是正如沃爾特·科恩所指出的，"斯皮瓦克常常與同時評論馬克思主義和解構主義的努力相聯(lián)系，她本人更強調她的批評中解構的中心地位。但是斯皮瓦克又是帶有范例性的，因為她的寫作不僅參考馬克思主義和解構理論，而且也參考精神分析學、女權主義和第三世界研究等多種方法。她和詹姆遜不一樣的是，她明確地抵制任何全球的和總體性的愿望"。16 確實，從斯皮瓦克的批評實踐中，我們不難看出其激進的批判性立場和有力的解構風格的結合。也正如她自己對這種"多重角色"的靈活性所作的陳述，"我并不想為后殖民地知識分子對西方模式的依賴性進行辯護：我所做的工作是要搞清楚我所屬的學科的困境。我本人的位置時活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我太代碼化了，女權主義者則嫌我太向男性認同了，本土理論家認為我太專注西方理論。我對此倒是心神不安，但卻感到高興。人們的警惕性由于她被人注意的方式而一下子提高了，但卻不必為自己進行辯護"。17 但是實際上，斯皮瓦克逐漸在自己的批評實踐中擺脫了解構的單一影響，越來越關注當下的社會現(xiàn)實和后殖民地人民的"屬下"和"無權"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她又能夠嫻熟地運用解構的"去中心化"和"反總體性"的原則，同時與德里達的理論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羅格斯中心"，尤其是詹姆遜的帶有總體性特征的馬克思主義闡釋學，進行商榷和對話，并質疑詹姆遜的第三世界批評的理論。18 和其他后殖民理論家一樣，斯皮瓦克的理論知識背景也體現(xiàn)在另一些方面，除了她所潛心研究的德里達的解構理論外，她也多少受惠于�？碌�"權力-知識"之概念；
她還從法國思想家德勒茲和佳塔里那里借鑒了"非領地化"的策略；
并且從馬克思那里提取了"價值"或"價值形式"等理論概念，經(jīng)過自己的帶有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的理解和基于第三世界經(jīng)驗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發(fā)展成為一種居于第一世界之內部的"他者"的話語，從而對帝國的權威話語形成了有力的挑戰(zhàn)和消解。這也就是為什么后殖民批評既活躍在"邊緣"同時又能在"中心"地帶自如地運作的原因之所在。斯皮瓦克認為，后殖民性不能與全球性的重新繪圖--即把當代世界劃分為南北兩部分--相隔絕。后殖民地國家或民族進入了一個并非它自己創(chuàng)造的世界，但它卻在與自身的非殖民化進行討價還價式的談判，當然這種談判的結果是爭取殖民地人民的更大的自主權和獨立性，以便最終實現(xiàn)從邊緣向中心的運動和新的中心的建立。19 應該說，她本人的批評實踐就在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當然，斯皮瓦克仍然處于著述的全盛時期，她認為她目前的學術批評視野已經(jīng)轉向了"屬下研究"(Subaltern studies)，在這一點上，她更接近年了馬克思主義的種族、階級和民族問題的研究課題。20

　　從本文以上的初步探討，我們大概已不難看出，在當今這個"后理論時代"，不僅是德里達的解構理論影響了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也已經(jīng)深入到了當今的各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分支領域，并對當下各種流行的理論思潮都或多或少地發(fā)生了一些影響。探討馬克思主義"旅行"的路徑進而寫出一部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發(fā)展史也許應該成為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化作出的綿薄貢獻。在這方面，本文的初略考察僅僅是一個開始。

　　注釋：

　　1 Cf.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123.

　　2 Cf. Vincent B. Leitch, "Late Derrida: The Politics of Sovereignty," Critical Inquiry, Vol. 33, No. 2 (Winter 2007), p. 240.

　　3 道格拉斯·凱爾納，《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的終結》，收入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

　　4 Jacques Derrida, Spectres of Marx，trans. Peggy Kamuf,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13. 參照合一的中譯文。

　　5 這些觀點均可以從詹姆遜近幾年來對烏托邦問題的思考和闡釋以及因此而發(fā)表的大量著述中見到。另外，關于詹姆遜的烏托邦思想的討論，參閱張偉，《詹姆遜的烏托邦思想及其理論建構》，載《文學理論前沿》第4輯（2007），第77-110頁。

　　6 Ibid., pp. 13-14.

　　7 Ibid., p.115.

　　8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chǎn)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頁。

　　9 關于馬克思主義對全球化研究的貢獻的詳細討論，參閱拙作《馬克思主義與全球化理論建構》，載《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實》，2003年第1期。

　　10 Jacques Derrida, Spectres of Marx，trans. Peggy Kamuf,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98.

　　11 德里達于2001年9月在中國訪問講學時，常常被人們問道他對全球化的看法，他立即作出自己的回答，這里是我根據(jù)和他的談話中表露出的看法作出的概括。

　　12 J.Hillis Miller, "Promises, Promises: Speech Act Theory, Literary Theory, and Politico-Economic Theory in Marx and de Man,"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33, No. 1(Winter 2002), p.16.

　　13 J. Hillis Miller, "A Defense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Study in a Time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Tele-Technologies," Neohelicon, XXXIV (2007) 2, forthcoming.

　　14 Louis Montrose, "New Historicism," in Stephen Greenblatt and Ciles Gunn eds.,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2, p.410.

　　15 Jacques Derrida, "Some Statements and Truisms about Neo-logisms, Newisms, Postisms, Parasitisms, and Other Small Seisisms." The States of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90.

　　16 Water Cohen, "Marxist Criticism," in Stephen Greenblatt and Ciles Gunn eds.,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2, p.340.

　　17 Cf. Gayatri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ed. Sarah Harasy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69-70.

　　18 Cf. Spivak, Gayatri C.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Mass.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especially Chapter 4 "Culture", pp. 312-421.

　　19 關于斯皮瓦克對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細讀和商榷，參閱拙作《全球化時代的后殖民批評及其對我們的啟示》，載《文學理論前沿》，第一輯（2004），第44-72頁。

　　20 斯皮瓦克于2007年3月6-8日應邀前來清華大學訪問講學，在回答聽眾問題時，她要人們不要稱她為"后殖民主義理論家"，她更樂意做一個"屬下研究"學者。

相關熱詞搜索：解構 馬克思主義 理論 王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