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掉下來一點餡餅屑

　　年輕時家境清貧，很少敢做留學夢。1944年，天上卻掉下了一點餡餅屑。當時，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西方戰(zhàn)線勝利在望，而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形勢則仍然吃緊。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政治上專橫腐敗，經(jīng)濟上通貨膨脹日益嚴重。外匯市場上，官價20元法幣兌換1美元，黑市則要200元法幣。許多國民黨上層人物及其親朋的子女，紛紛開后門買官價外匯去美國鍍金。由于太猖狂，一時輿論嘩然。國民黨為平民憤，舉辦自費留學考試。我于是年4月應(yīng)試成功，可以買官價外匯赴美留學。但是，雖然官價外匯較黑市價只有1／10，要我一次拿88000元法幣買4400美元(這是當時政府規(guī)定的第一次購買外匯數(shù)量，其中2000美元為置裝費及旅

　　費等，2400美元為第一年學習、生活費)，我也拿不出來，幸虧同時考取的湖北同鄉(xiāng)中有人開動腦筋，找到當時住在重慶的幾位國民黨在野元老說項，得到湖北省政府資助，成為湖北省公費生，條件是回國后必須在湖北省服務(wù)。這樣，我就從國民黨四大家族那些龐大無比的餡餅上獲得一點碎屑，在硝煙仍然彌漫的日子里，意外地獲得一次闖蕩花旗國的機會。

　　掘我記憶，檢查身體、打預(yù)防針(美方要求)、辦簽證，這些手續(xù)并不太困難。但是，國民黨機關(guān)算盡，它的權(quán)勢集團子女可以不經(jīng)考試，輕易買到官價外匯，而對我們這些通過考試的人，卻規(guī)定要到國民黨的中央訓練團去受訓一個月，洗洗腦筋。其實，這也是“機關(guān)算盡太聰明”。試想，對我們這批大多數(shù)長期受自由主義思想教育、無意于當黨棍、有的還是參與過反政府學生運動的青年人，靠一個月那套毫無深度、毫無思想價值的膚淺說教，就能讓我們那怕是半心半意地為貪污腐朽的國民黨的利益服務(wù)嗎?真是天真!不過看起來，中央訓練團有的人也不那么糊涂。我們留學生訓練班的班主任是國民黨陸軍的一個師長，名叫王

　　鐵漢，他對我們的管理非常溫和、寬松。上軍訓課時總是喊“請立正”、“請稍息”；
上“學術(shù)課”時從來不檢查我們是否認真，讓我們很輕易地就混得了一張可以買官價外匯的中央訓練團結(jié)業(yè)證書。

　　1944年11月的一個凌晨，我離開了年輕妻子和一對小兒女，趕赴機場。原來是和妻子說好，她不到機場去送我的。但后來我了解到，她還是禁不住趕去了機場。但是，當她趕到機場時，我們的飛機早已起飛了。

　　滿街神牛 8雙牙筷

　　我和一批同榜留學生離開重慶時，坐的是一架僅能容納約20人的小型軍用飛機。在昆明停留了幾個小時，然后直飛印度的加爾各答。機上沒有正式座椅，很不舒服，在加爾各答降落時有的人嘔吐。辦完過境簽證手續(xù)后，我們在加爾各答逗留了幾天。作為一個來自半殖民地的旅客，我對印度這個英國老殖民地所受長期剝削和壓迫，是十分同情的，心理上不大想看到它的缺點。但在加爾各答遇見的兩件事，一直使我心頭不快。一是大街上雖然滿是現(xiàn)代化建筑和交通工具，但也游蕩著許多怡然自得、旁若無人的牛群。印度人認為它們是“神�！�。不僅給它們讓路，還讓它們自由自在地當街大、小便，污染環(huán)境。英國人統(tǒng)治印度那

　　么多年，不知干涉了印度的多少事務(wù)，而這種尊牛為神、有損于人的生活質(zhì)量的迷信，卻仍讓它原樣保存著。作為宗主國統(tǒng)治者的英國人不關(guān)心殖民地人民生活質(zhì)量是好理解的，而印度人自己也沒有隨著時代的進步覺醒到廢棄這些迷信，倒令人心有不安。另外是一件小事，我準備請所居旅館服務(wù)員代我發(fā)一封家信報平安，同行友人告訴我，加爾各答小偷特別多，旅館服務(wù)員不一定都規(guī)矩，最好是自己去寄。我心里認為，不應(yīng)當這樣看待一般的印度服務(wù)人員，還是將買郵票的錢和信交給了一位服務(wù)員。但可惜的是，后來我家里的確沒有收到這封信。是否有其他原因我不敢肯定，但我也不能否定這位服務(wù)員辜負了我的信任。

　　由于戰(zhàn)爭原因，我們不能從加爾各答直接乘船，于是坐火車去孟買。這個城市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3件事。一件事是，我記不清孟買華僑是怎樣知道我們過境的。他們?yōu)槲覀兣e行了一次盛宴，誠摯親切，并對我們寄以深深的希望，期待我們將來能為祖國的富強作出貢獻，十分感人。同樣感人、甚至更感人的是第二件事。因為印度象牙制品比較便宜，我在孟買買了8雙象牙筷。那位老售貨員知道我的身份后，坦率地批評我道：“你們國家現(xiàn)在處境艱難，人民生活困苦，你們首先應(yīng)該想的是到美國后好好學習，而不應(yīng)該先買這種奢侈晶。”乍聽此言，有點逆耳，但仔細一想，卻令我汗顏。作為營業(yè)員，這位異國老人不是吹噓其商

　　品物美價廉，勸誘我多買，卻批評我買他的商品。大概因為我們同是殖民者的受害人，愛其同類之故。直到如今，我仍然感激、敬重他。第三件事是，有一天去參觀天葬場(當?shù)氐牧曀祝喝怂篮笏屯�天葬場，讓老鷹啄食而盡)，臨到附近，只見天空禿鷲盤旋，我再也不忍心前進一步，怵然而返，心里久久難安。

　　見證了下流、偏見、惡意的并不愉快的航程

　　我們在孟買乘的是一艘5000噸美國運輸艦，票價似是150美元(最多不超過200美元)。為躲避水雷，該艦不得不繞道而行，曾兩次過赤道。艦上極悶熱，加之風浪大，艦體顛簸，不少人嘔吐不止。艦上乘客多為美軍官兵，此外有避難的猶太人。中國人除我們留學生外，還有一批赴美受訓的空軍駕駛員和華僑、僑眷。艦上伙食單調(diào)，生活枯燥。一間軍官休息室有較多娛樂設(shè)備，雖不禁止中國留學生進入，但那些軍官們并不友好的、似乎帶有優(yōu)越感的面孔，使我并無多少參與的興致。即使是過圣誕節(jié)，也未引起我這個在大學里學過英、美文學課程的人的好心情。有幾次經(jīng)歷，還讓我揪心不已。

　　我的下鋪是—個曾在中國作戰(zhàn)的美國大兵。他為人隨和，態(tài)度也不算不友好，但我沒想到他的趣味那樣低級，對婦女那樣不尊重。他幾次向我談他在云南排隊等侯嫖妓的經(jīng)歷，并請我看他保留的大批下流照片，其中有一張妓女生殖器是橫的(不知他是怎樣拍的)，并恬不知恥地笑著說：“你們中國婦女有的人長橫陰戶。我感到一陣惡心，除為我國被侮辱、被欺凌的女性抱不平外，也可憐他在戰(zhàn)爭煽起的瘋狂中失去了人性，希望他回國后能洗心革面，和家人一起過正常生活。有一次在艦艙中排隊辦什么事，幾位猶太難民排在前面，后面是中國留學生。等了很久，那幾個猶太人辦別的事去了，中國留學生挪到了前面。后來猶太人回來了，要求中國留學生退后，—個中國學生說這是新秩序。那幾位猶太人仗著身強力壯，兇相畢露地吼道：什么新秩序?到后面去!。我當時在旁邊看著心里真不好受。既為這幾位同胞抱不平，也為這幾個因法西斯主義的“新秩序”被趕往美國的猶太人難過。我想，作為人，猶太人被人欺侮的日子不短了，特別是在二戰(zhàn)時的德國；
猶太人是應(yīng)該知道如何對待人的，特別是對待在開封、上海公平對待過猶太人的中國人。但這幾個猶太難民現(xiàn)在卻滿懷惡意，用“身強力壯”來對待我們中國人！人哪，往往失去理性，用禽獸的辦法對待人！

　　還有兩件牽涉到中國同胞的事：一是我曾看到兩個美國大兵押著一個據(jù)說患精神病的赴美受訓中國飛行員回禁閉室；
二是一位在船上去世的中國人尸體被拋人海中。前者使我一再思索那位精神病人患病的原因，有時不禁想起在小說中讀過的偽造精神病歷虐待不聽話或持異見的人的故事；
后者使我油然憶起明代學者王守仁著名的“瘞旅文”，為那位據(jù)人們猜測是個赴美淘金的死者興起一番不小的傷感。

　　由于繞道，這艘運輸艦航行40余日，才于1945年1月初到達美國的洛杉磯。途中曾在大洋洲的法屬新喀里多尼亞島和澳大利亞停留，我都沒有上岸。在洛杉磯上岸后，美國海關(guān)檢查我十分簡單的行李，硬要我為那8雙象牙筷繳納10美元的進口稅，使我不禁又憶起那位孟買老營業(yè)員的忠言。

　　晚上，我躺在旅館的床上，回想起這次漫長、乏味、有時心情很沉重的旅程，渾不似此前某些留美先行者描繪的那種充滿憧憬、希望、浪漫情調(diào)的經(jīng)歷。是戰(zhàn)爭的原因嗎？也許是！

　　既是天堂，也是地獄

　　我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烽火中離開祖國，到地球的另一面人稱“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的美國來闖蕩。在這敏感的時代，耳聞目及的，乃是與我一向習以為常的大異其趣的社會、經(jīng)濟、政治和文化，新的生活必然促使我產(chǎn)生新的思考。

　　我在洛杉磯大約逗留了兩天。雖然當時美軍和美國軍需品正在為反法西斯戰(zhàn)爭作出重大貢獻，但市面上看不出戰(zhàn)爭的影子。大街上來往的人群，不像重慶多數(shù)人那樣穿得寒酸，在街上閑蕩；
美國人都是行色匆匆，穿著整齊鮮艷，好像重慶的新郎新娘。有一次，我和一位友人坐在旅館門內(nèi)暫時休息，卻見一位衣履整潔、身材挺拔的老年男子，手持銅盤伸到我面前。我正詫異時，友人說他是在向我乞討。我給了他5美分，同時興起一種美國乞丐也比我穿得好的感慨。我想著，美國的富裕真是名不虛傳呀！但是，到晚上看了一場脫衣舞后，我又接觸到美國的另一面。那舞臺上一幕幕下流的表演，那滿面迷惘、衣冠不整、可能由于長期失業(yè)而來尋求刺激的可憐觀眾，那觀眾廳上空的烏煙瘴氣，卻使我想起了獸洞魔窟。從此以后，我再也不敢進這種令人惡心的場所。我初步的印象是：美國，既是天堂，也是地獄。

　　離開洛杉礬后，我要到的下一個城市是芝加哥，因為我要在那里進芝加哥大學攻讀社會學。早年讀過林紓譯的{黑奴吁天錄》，我很想見識一下種植園奴隸主統(tǒng)治過的美國南方，于是和一兩位友人乘汽車到達圣路易斯，然后北上芝城。有一次停車晚餐，乘客們紛紛擁向路旁一個便餐店的柜臺。我見店角有一餐桌空著，便坐在那里等，但久久沒有侍者來服務(wù)。我抬頭一看，上面懸著一塊牌子，寫著“For Coloured”(為有色人種而設(shè))字樣。我立即感到這是自尋屈辱，匆忙站起來走到柜臺前空出的位子坐下。然而，女侍者仍然不理我，幸虧旁座一位同車紐約人對她說：“請快給這位先生供應(yīng)食物，我們的車不久就要開了�！蔽也艣]

　　有挨餓。這樣，我就親身體驗了種植園奴隸主統(tǒng)治殘余的苦味：當然，我也嘗到了那位開明的紐約朋友的友誼。

　　既強加種族歧視，又提供友誼，我又一次領(lǐng)教了既是天堂、又是地獄的美國。

　　戰(zhàn)勝美國一位頗有點名氣的漢學家獲得碩士學位

　　芝加哥大學不像中國大學，將每年分為兩個學期，而是分為4個學季：1月至3月為冬學季，4月至6月中為春學季，6月第4周至8月底為夏學季，10月至12月為秋學季。作為研究生，每個學季選修3門課程(可有條件地增減)。如果成功地學好3個學季所有規(guī)定課程，便可獲得足夠?qū)W分，申請碩土生綜合考試，及格后便具有候補碩土資格，俟學位論文通過后，即可獲得碩士學位。所以一般說來，只要你努力，大約一年半便可獲得碩士學位。由于幾種原因，我獲得碩士學位卻花了兩年半的時間。首先，我想多選修些課程，并利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多看些課外書，因為我對約翰·杜威(John Dewey)的哲學、索爾斯坦·維布倫

　　(Thorstein B.Veblen)的經(jīng)濟學、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學很感興趣，也很喜歡閱讀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心理學的書籍和美國著名小說。其次，我寫學位論文《中國的儒學統(tǒng)治》(The Reign of Confucianism in China)花的時間比較長。大約用了一年時間坐在圖書館里收集資料、寫卡片。我的碩士論文譯成中文約17萬字，比一般碩士論文長一些。第三，我的學位論文獲得認可經(jīng)過一番曲折。當時我的好朋友、美國進步學生馬爾科姆·柏森(Malcolm Berson)曾經(jīng)仔細讀了這篇論文，十分贊同論文的主題思想。芝加哥大學著名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rld)教授夫婦是我清華大學老師費孝通教授好友，由于這層關(guān)

　　系，雷德菲爾德夫人也仔細閱讀了這篇論文。她因熱愛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論文中某些對儒家思想和文物制度的尖銳批評不太同意，但她認為這篇論文很有分量，經(jīng)過一定加工便可作為博士論文�？墒�，當論文交到我的第二位導師(我的第一位導師當時被聯(lián)邦政府借調(diào)到首都工作)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教授以后，他說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特別是文獻不熟悉，把論文轉(zhuǎn)交給芝加哥大學遠東研究所副教授、頗有點名氣的漢學家赫利·克里爾(Herlee G.Creel)夫婦評審。我當時就感到這是一種不祥之兆，因為我知道，克里爾夫婦在學術(shù)思想上是十分傾向儒學、反對進步思想的�？死餇柶綍r對我借閱中國共產(chǎn)黨學者呂振羽的著作，就表現(xiàn)出

　　一種不屑和不高興的神態(tài)，我也不大理他。在政治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是站在中國國民黨一邊反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他和當時美國眾議員、美國院外援華集團(實際上是援助蔣介石獨裁政權(quán)的集團)積極分子沃爾特·賈德(Walter Judd，中文名字為周以德)是好朋友，曾請賈德到芝加哥來向中國留學生宣傳他們的觀點。所以，我感到克里爾夫婦很可能受他們意識形態(tài)的制約，對中國社會史、文化史又只是一知半解，對我的論文不能作出公正的學術(shù)評價。事實也正是這樣，他們否定了我的論文。但是，一方面我對自己的論文懷有信心，另一方面，我也相信美國大學講究學術(shù)民主和思想自由，我的導師能聽進我的申辯。我對沃思說：“我不是選讀過你教

　　授的‘知識社會學’課程嗎?該學科認為，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真理都是相對的；
個人和社會集團所認為的真理，都和其所處社會地位、思想志趣、既得利益等等密切相關(guān)。克里爾夫婦是美國社會中的保守派，他們沉迷于儒學，深深同情提倡讀儒家經(jīng)典的蔣介石獨裁政權(quán)：我的論文則徹底揭露儒家學說的保守性和反動性，認為儒學統(tǒng)治是阻礙中國社會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的極其重要原因，并認為提倡讀經(jīng)的蔣介石獨裁政權(quán)是儒學統(tǒng)治的余孽猶存。在這種情況下，克里爾夫婦能對我的論文作出公正評價嗎?”沃思教授聽了我的申辯后笑了笑，點頭認可了。他把我的論文寄給了康奈爾大學的另一位漢學家(可惜我忘了他的姓名)，這位漢

　　學家不獨同意我的論文的論點，而且頗有贊美之詞。因此之故，我不獨獲得了碩士學位，沃思教授還認為耽誤了我計劃回國的時間，幫助我獲得了一筆小小獎學金�？死餇柗驄D只好徹底認輸了。

　　師友情

　　在我留美期間，美國的頭等大學中，芝加哥大學是比較開明的，種族歧視的痕跡不能說沒有，但并不很明顯。我所接觸的一些教授和同學，大都是自由主義者。他們相信科學、民主和學術(shù)自由；
反對貧富懸殊、種族歧視、男女不平等；
提倡國際合作、世界和平；
痛惡法西斯主義，并不一定反對共產(chǎn)主義。由于我在中學、大學特別是清華大學所受教育，對于這類思想，我是很容易接受并受其影響的。因此之故，我在芝加哥大學有了一些來往比較親密、建立了一定感情的師長和朋友，大約10人。在師長中，前面提到的芝加哥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蜚聲國際的文化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教授，是美國社會學奠基人之一、曾任

　　芝大社會學系主任的羅伯特·E·帕克(Robert E．Park)教授的女婿。帕克30年代曾來燕京大學講學，費孝通先生是其高足，他的女兒也在燕大住過，夫婦二人都喜愛中國傳統(tǒng)文化，特別欣賞中國家庭制度。我赴美時帶有費先生的介紹信。因此，我雖未選修雷德菲爾德教授課程，但他們夫婦對我非常友好，有時請我到他們家喝咖啡，還請我到芝城郊區(qū)他家農(nóng)場，和他們一家共度周末。我仍然清楚記得雷德菲爾德教授欣賞刊有頤和園畫廊的畫報時那種喜悅的樣子，我更感激他的夫人仔細閱讀我的長篇碩土論文，并提出中肯意見，還勸我取得碩土學位后繼續(xù)念博士學位。解放前夕，雷德菲爾德教授應(yīng)費先生邀請來清華講學，并有信給我。我因當時正在中共領(lǐng)導下緊張地從事地下工作，未便去北京看他，也不好請他來武漢大學講學，只是回了他一封信，并且告訴他，他所熱愛的中國舊文化，恐怕是難以完好無缺地保存下來了。從此以后，再未互通消息�，F(xiàn)在每每想來，我是有負于這對善良的美國學者夫婦的。另一位對我友好的教授是威廉·奧格朋(William F．Ogburn)。他是我碩士學位綜合考試主持人，也是指導我碩士論文的第一位導師。他主要研究社會變遷，其名著《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已有中譯本，他提出的“文化脫節(jié)”(cultural lag)概念至今仍為各國社會學者所引用。雖然前蘇聯(lián)社會學界狠批他的學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死敵，但他只是不相信

　　共產(chǎn)主義，并不反蘇。有一次講課，他在論證“宣傳必須符合事實”的論點時，曾舉例說，美國有的媒體把所有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人都說成是青面獠牙的魔鬼，因與事實不符，所以人們難以相信。我清華老師陳達教授也曾是他的學生。由于我選修他講授的高等代數(shù)和高級統(tǒng)計學兩課成績冠全班，他在陳達教授訪問芝加哥大學時，特向他提及此事，致使陳先生叮囑我重點攻讀社會統(tǒng)計學，將來回清華任教。我到他家喝過午茶，離美前和他有過一次較長談話，他誠懇地關(guān)注著中國形勢。當時，他的兒子在上海美國駐軍中工作，他讓我?guī)б环饧倚�，囑咐我�?jīng)過上海時找他兒子聊聊，并囑我回國后經(jīng)常給他去信。我經(jīng)過上海時未找到他的兒子，只將信托人轉(zhuǎn)；
當時國內(nèi)形勢動蕩，我也未曾給他寫信。后來我參加地下工作，更不能給他寫信。這兩件事，至今想起仍覺不安。

　　除美國師長外，還有兩位關(guān)心過我的師長也應(yīng)提一提。一位是當時在芝加哥大學講授《中國古文字學》的清華教授陳夢家。由于他夫人趙蘿蕤當時也在芝大進修，他們有個家。他雖是個著名詩人和考古學家，但為人熱情，不時邀請我們在芝大的清華同學到他家聚會，因而相識。1947年上半年，他了解到我因未按照陳達教授要求重點攻讀社會統(tǒng)計學因而未被清華聘請時，主動地多次為我向國內(nèi)著名大學聯(lián)系工作。另一位是南京中央大學教授兼社會學系主任孫本文教授。他當時是中國社會學學會主要負責人，雖然我們素不相識，但他接到我要求介紹工作的信后，十分信任和關(guān)注，致使廣州中山大學和昆明的云南大學都愿意聘我

　　去任教并兼任社會學系主任。不過后來我因家在武漢，而且作為湖北省公費留學生，我有義務(wù)留在湖北工作，所以選擇了武漢大學。

　　在同學中，最使我懷念的是前面提到的馬爾科姆·柏森。他在芝加哥大學本科學俄文，到過中國的解放區(qū)，說一口標準的中國普通話。他了解到我當時思想狀況(對國民黨絕望，對中共懷疑)后，主動接近我，用各種方法向我暗示中共是為中國人民謀利益的。由于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對他作了較詳細介紹，這里就不多談了。另一位好友是來自加拿大的女同學弗洛倫絲。愛德華茲(Florence Edwards)。初相識時，因為她身材高挑，容貌端秀，衣著華麗，舉止穩(wěn)重，我以為她是大家閨秀，不易接近。實際上，她來自中產(chǎn)階級家庭，思想開明，心境豁達，容易相處。我們之間交往，開始時大都是她采取主動。后來，因為我初到美國上課時筆記記不全，總是借她的筆記抄，共同研討課程內(nèi)容，關(guān)系日益親近，逐漸發(fā)展到一同聊天，一同就餐；
至于一同游公園、上中餐館，則是她暗示的結(jié)果。比如1946年春夏之交的一個周末，陽光明媚，景色撩人，我們共進午餐后，她對我說：“天氣惱人，今天下午我真不想坐在宿舍看書，想到公園里去曬太陽�！痹瓉�，當時芝加哥人、特別是青年男女有個習慣，一到這種時侯，只要天氣好，便相約到密歇根湖畔的公園草地上去曬太陽，許多人都脫得只剩褲衩，女的加上奶罩，擁抱接吻，旁若無人。我聽了她的暗示后，回宿舍取一毛毯，和她一起到公園里去曬太陽。但是我不像美國人那樣開放，沒有脫掉背心長褲，她也就沒脫去連衣裙，更談不上擁抱接吻。我不知她是否感到失望，因為她說過她很喜歡我，我們已經(jīng)到了互訴一般隱私的程度。

　　她早我一年獲得碩士學位，1946年秋到紐約市附近的一所小大學任教。我們魚雁常通，互訴別情。1947年上半年我到美國東部游覽，過紐約時，她曾請我共進晚餐。回校后接到她的信，她問我那天晚餐后為什么不請她去同游紐約的中央公園。要知道，紐約的中央公園正是美國戀人們的夜游圣地呵1

　　1947年一別，韶華荏苒，忽忽37年未通音信。1984年，我應(yīng)“美國與中國學術(shù)交流委員會”邀請赴美講學，12月路過芝加哥大學時，住在我和她當年一同住過的國際大廈(International House)里。大廈經(jīng)理問我是否還記得當時的一些同學，我提到她，這位經(jīng)理很熱心，立即從大廈保存的有關(guān)名冊中找到了她的通訊處和電話。當我們在電話里互訴近40年來離情別緒時，那股高興勁真是難以形容。此后，我逐漸了解到，她后來嫁給了一位美國學者，作為家庭婦女養(yǎng)育了5個孩子后，又回到學校念了一個博士學位。1984年時，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社會學系的副教授�；貒�以后，我設(shè)法邀請了她到武漢大學來講學。1988年9月她來時，我已75歲，她65歲。她熱烈地擁抱我、吻我，我卻未敢作出同樣熱烈的反應(yīng)。她在我校時，我們見面一般是交流學術(shù)思想。除向她了解當時美國社會學研究動態(tài)和她的研究工作外，我還將她的一篇論文“親職社會學”譯成中文，發(fā)表在武漢市《社科信息》1988年第5期上。她很關(guān)心我的學術(shù)思想和著作，但她不懂中文，只好由我介紹，不過她大都是同意的。有幾次我請她來家作客。一次她告訴我，她已和丈夫分居，并且流了眼淚；
又一次她問我，1947年我是否有意向她求婚，我當時的確不曾有那種思想感情，也坦率地告訴了她。她說那樣也好，兩個人只要有很深友誼，有了感情，也不一定要結(jié)婚。講學期滿后，她一再邀請我陪她到中國各名勝地區(qū)游覽，而且因為知道中國教授工資菲薄，愿意獨自承擔費用。我因當時寫作任務(wù)緊張，只答應(yīng)陪她游覽黃山和杭州。到了杭州，我大兒子劉南家請她作客，招待殷勤，她很感動。1988年11月4日，臨別(她準備一人前往北京、西安等地旅游，我準備回校)前夕，她顯得有點悵然，但我們的感情仍在，她回國后頻頻來信，情意綿綿地回憶這一段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的愉快經(jīng)歷，并在署名前加了3個英文縮寫字母：Y.A.W. 我百思不得其解，經(jīng)一再詢問，她才答全文是：Your American wive(你的美國妻子)。后來，當她了解到我的大兒子是個既有天賦又有抱負學人時，還真的扮演了他的媽媽的角色。不獨積極幫助他獲得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進修的獎學金，還借給他赴美旅費，在家里殷勤地招待了他。

　　1990年，她升任為正教授。1992年5月退休，不久獲得終身教授榮譽稱號，并和學校有約，每年5月，只要她愿意，還可以開一門課。她利用此機會進行了一種新的嘗試，即開展電視教學，大大擴展了她的桃李門墻。2004年以后，再未聽到她的消息，我衷心地祝她健康長壽。

　　有兩個中國同學也是必須提到的。一個是清華同學葉篤正。我們是1944年同一期考取自費留美的，原不相識，但到芝加哥大學后，同住在國際大廈的同一層樓。有一天清晨，我們在該樓的公共浴室相遇，攀談起來，才知道是清華同學。雖然他學氣象學，我學社會學，專業(yè)不同，但兩人的思想、性格、愛好、生活態(tài)度和習慣頗相似，共同語言多，很談得來，不久就成為很好的朋友，彼此之間幾無隱私。為了節(jié)約以便將配偶接往美國，我們搬出國際大廈，在校外同租一房，自理炊事�；锸迟M節(jié)省2／3，還吃得很好；
臥室雖然差些，但房租減少一半以上。由于我能做菜，分工時我主烹調(diào)，他負責洗碗等善后事宜。日子一久，他對洗碗、做清潔感到煩膩，要求輪換，但第一次他就將飯煮糊了，雞蛋炒得又咸又焦，難以下咽。自此以后，他就只好安于洗碗的工作了。后來，我們兩人都給配偶辦成了赴美手續(xù)，但我的妻子因故未能成行，我只好獲得碩士學位后先回國，他繼續(xù)攻讀了博士學位。自此以后，我們雖然長期分居武漢、北京兩地，而且因為工作緊張，通信無多，但彼此總是相互懷念、相互關(guān)心的。我只要出差北京，他只要出差武漢，就決不會放棄見面暢談的機會。而今，我倆都已年過九旬，仍然耕耘未輟。非�？上驳氖牵�2006年1月他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shù)獎(獎金500萬元)。接到我的祝賀信后他回信說：“好多年不見面了，今(真)想見面談?wù)�。我現(xiàn)在……夜間便頻，已不便離北京。你……如有機會來北京，請一定通知我，見面談?wù)剶?/p>

　　敘舊，何其樂也。”

　　另一位是原西南聯(lián)大同學鄒讜。我到校時，他和夫人已是芝加哥大學學生。他在政治學系，他的夫人盧懿莊在社會服務(wù)系。每逢周末下午，他們就請我和其他相識同學到家打橋牌，喝茶或咖啡，一般還留晚餐。由于我和鄒讜在西南聯(lián)大共同選讀過潘光旦教授課程，而且我在班上成績很優(yōu)秀，他也好學，兩人已有往來，如今海外重逢，自然感到有些親切，建立了友誼。不過，雖然我們都喜歡讀書，但由于思想、志趣、生活習性頗有差別，我們間的友誼，比起我和葉篤正的友誼來，就不是那么真誠和親切。1947年我回國后，也未互通音信。后來，聽說他留在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任教，1968年因發(fā)表《美國在中國的失�。�194l-1950》(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一1950)一書而聲名大噪，逐漸成為北美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學者。1984年我去美國講學路過芝加哥大學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只在唐人街宴請了我，卻未請我去他家，也沒讓我見他夫人。這種情況，我當時已感到有違人情之常，也和1945年我們那種親密往來不合拍，未免心存疑惑。我回國后，又曾邀請他們夫婦來我校講學，他們卻分別回信婉謝，這更使我如墮五里霧中。后來葉篤正告訴我，他們夫婦那時已離婚了，這才使我明白過來。1999年，鄒讜在芝加哥大學醫(yī)院逝世，享年80�，F(xiàn)在，作為我們友誼見證的，只是我書柜中他贈給我的幾本研究美國史很有用的書。

　　發(fā)乎情，止乎禮義

　　初到美國時，二次世界大戰(zhàn)尚未結(jié)束，大批美國男青年在軍隊中服役，美國男女青年比例失調(diào)，男青年找異性朋友較女青年容易。加之，美國男女青年之間的關(guān)系比較寬松，不像中國的那樣保守。甚至在大學里，當時中國互不相識的男女同學之間開展談話都很難，擔心對方或旁人看成心術(shù)不正；
男青年怕碰釘子，女青年十分矜持。美國則不然，比如在國際大廈餐廳或芝大學生食堂就餐時，男青年如果喜歡某位女同學，就可以走上前去問：May l join you(我可以和你在一起嗎)?按照美國習俗，不管這位女同學心里怎么想，一般都會笑著答道：Sure(當然)!又比如，在國際大廈或?qū)W校舞廳跳舞時，男青年邀請任何不相識女青年跳舞，一般都是不會被拒絕的；
即使偶而被拒，女方也會是很委婉、很有禮貌的。因為美國社會有一種風氣，人們稱那些坐在舞廳墻邊、無舞伴而又長時間沒有男子邀請的女子為wall flower(墻花)，一般女子是很害怕和反感這種帶諷刺性稱呼的。這種時代和社會背景，使我這個青年時代交女友愿望受過嚴重壓抑的人，似乎得到一種解脫。加之當時是我平生手頭最寬裕的日子，有可能在一周緊張學習之余，利用周末請女同學看看電影、話劇，上上館子，游游公園。而且在美國，女同學只要答應(yīng)和你約會，她們和你在一起時，決不會像中國初相識女子那樣嚴若冰霜，卻會想法讓你感到高興和愉快。舉例說吧。美國高等教育界有一種很好的借讀制度，這種制度使一些小大學的學生可以選讀名校名師的課程。1946年夏學季，麻薩諸塞州斯普林菲爾德市國際大學的本科女生吉娜維芙·哈格曼(Genevieve Hageman)到芝加哥大學借讀，和我選讀了同一課程，因而相識。我覺得她的形象酷似當時美國青年紅女星狄亞娜·杜賓(Diana Durbin)，下課后常找她閑聊。當聽到我贊揚她像杜賓時，她喜上眉梢地笑問道：。我有那么甜嗎?。我說：“你至少像她一樣甜。”此后，我請她看過兩次話劇，去劇院前先到燈光幽暗、充滿浪漫情調(diào)的餐廳晚餐，出劇院后又送她回到很是溫馨的臨時住處，小坐片刻，共談劇情。由于有了這種友誼基礎(chǔ)，她回斯普林菲爾德后，我們鴻雁傳書，互訴懷念之情。1947年春夏間我到美國東部旅游途中，她曾邀請我去斯普林菲爾德市訪問。第一天去她家赴晚宴時，我?guī)Я艘皇�玫瑰花，一盒巧克力糖。她家是個中產(chǎn)階級家庭，她是家中最受寵的小女兒。她媽媽接過我的禮物后，她撒嬌地倒在媽媽懷中，接過玫瑰花，打開糖盒吃起巧力來，眉目傳情地望著我說：“這花真香呵，糖真甜呵！”她的這番表演看來是有意的，既是向我這個遠道來訪的朋友傳情，讓我高興，也是逗逗她的父母。第二天上午，她陪我游覽了市容，下午陪我看了一場電影，然后又約我去她家晚餐。餐前，她和我并肩而坐，讓我看她的相冊，簡單地向我介紹了她青少年時代的美好生活。餐后，當她媽媽催她清洗餐具時，她微漏委屈情緒。我表示同情地說：“我也不喜歡清洗餐具，不過當我工作緊張實在忙不過來時，我就請個保姆代勞�！苯又�她又向她媽媽撒嬌道：媽媽，我要到中國去，可以請個保姆代洗餐具。。她這樣逗她媽媽時，那一對美麗的藍色眼睛是斜視著我的。等到我們坐在客廳里喝咖啡、閑談時，她媽媽找機會問我還將在該市逗留多久。我體會她的用意，沉吟半響，便對她們母女說：“我真不愿意匆匆辭別這個美麗的城市和熱情友好的主人，但我必須離開，明天就將前往哈佛大學訪問�！甭犃诉@話，她媽媽似乎感到輕松了，并且留我多坐一些時，多談?wù)�。她沒有答話，靜靜地坐在一旁，如有所失，眼神里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逗人憐愛。午夜將臨，她們母女送我到門口，她把頭擱在媽媽的肩上，緊緊地、深情地望著我離開。她的爸爸一直送我到回旅館的汽車站。我回芝加哥后，因為了解到她家人喜歡吃糖，而當時美國對白糖等少數(shù)物資仍實行定額配給制，她家深感供應(yīng)緊張，于是我將儲存的全部白糖都寄給了她。她來信說，她不僅感謝我寄去的白糖，更感謝我的這份情意；
她將永遠是我親愛的好朋友。可惜的是，1947年我回國以后，再也未能和她取得聯(lián)系，永遠的好友永遠只能在夢中互傾情愫了。

　　露絲(Ruth，惜忘其姓)是住在國際大廈的本科生，她美麗、清純、溫柔、大方，我是在國際大廈舞廳里認識她的。她的舞技比我的好，但她和我跳舞時，充分關(guān)注我的自尊心，決不流露半點優(yōu)越感或不快的情緒；
有的時候，她干脆自然而然地把跟著我跳變成領(lǐng)著我跳，而且顯得輕松愉快，所以我覺得和她一同翩翩起舞是一種很美好的享受。由于國際大廈舞廳里熟人多，而她又是男同學喜歡邀請的舞伴，每次和她共舞總感到未能盡性。后來，我就請她到營業(yè)性舞廳去跳舞，這樣整個晚上她便成為我的專門舞伴，我們可以親切地、盡情地共同享受一個美好的周末。

　　露絲主要是我的舞伴，但我也請她看過電影，共進晚餐。在這些場合，她讓我享受到在當時中國不可能享受到的生活情趣。有一次看電影，她把我們相互握著的手重握了一下，結(jié)合電影中的情節(jié)，笑向我說：“我不會烹飪，不能成為一個賢良的中國妻子�！蔽矣谑菧惾ふf：“我會烹飪，我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丈夫�！彼�笑得更甜，我們的手握得更緊。有一次，我請她到我們租居的地方共進晚餐，餐后喝咖啡，我給她加糖時，她溫柔地笑問我：“你不覺得我已經(jīng)夠甜嗎?”這種逗趣的話，我在當時中國是很難甚至不可能聽到的，所以驚喜不置。

　　我請露絲到營業(yè)性舞廳跳舞一共3次。第3次回到國際大廈門口時，夜已深沉，我握著她的手問能否吻她一下。她溫存地說：“我們還只約會3次哩！”她這種拒絕顯然是留有余地的：我們還可繼續(xù)約會，約會多了我就可以吻她�？上У氖牵�直到這個學季結(jié)束，因為功課忙，我們就再也沒有到校外舞廳去同度周末。下一個學季她休了學，再下一個學季遇見她時，她告訴我她已結(jié)婚。有一次偶見她和一位相當英俊的男青年在一起，她向我介紹說是她的丈夫。由于她丈夫態(tài)度不太熱情，我就再沒和她約會，當然也沒機會吻她了。不過，我直到現(xiàn)在仍然記得這個甜甜的可愛的舞伴。

　　卡羅琳(Carolyn)是個法裔美國女學生，卡羅琳是她的姓，她的名字我已記憶模糊，好像是熱娜維耶芙(Genevieve)。不過自從我們相識后，我就總是親切地稱她為卡羅琳。她稍后于我住進國際大廈，我們是在餐廳里認識的。她是芝加哥大學心理學系碩士研究生，父親是個制鞋工人。她不像弗洛倫絲那樣有富貴氣，也不像吉娜維芙和露絲那樣年輕美麗；
她是個小家碧玉，但她很善良，對我很友好，使我感到和她的距離更近。我們雖不同系，但我們經(jīng)常一同進餐，晚餐后一同在國際大廈門前草坪或附近公園散步、游覽。為表示我對她的感情，我還陪她打過工、做過課外作業(yè)，并于深夜到車站接她的姨媽。我好幾次請她看話劇，多

　　次請她上中餐館和具有浪漫情調(diào)的美式餐廳。對此，她一面心存感激，一面又批評我不應(yīng)該這樣大手大腳地花錢。她總是默許我逢場作戲式的談情說愛，但好長一段時間她只讓我握她的手和手臂，卻不讓我吻她。有一次黃昏時候，我們并肩坐在公園里的一個條椅上玩笑，我要求吻她，她向我飛了一個媚眼，然后笑對我說：“我們只能眉目傳情�！钡�是，我們的逢場作戲有時也深入角色。有一次游公園，我們倚在鐵欄桿上共賞密歇根湖面景色，她手上拿著宿舍鑰匙玩。我挑逗她說：“如果你把鑰匙掉在湖里了，我會立即跳進湖里給你摸回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剛把話說完，她就把鑰匙丟在湖里了。我們對面站著，我有些驚駭?shù)赝��?/p>

　　她，她嗔怪地說：“這就是你的愛呀！你連跳的樣子都沒有做！”這時我感到很難為情，特別擔心她回到國際大廈后進不了宿舍。過了好一陣，她看到我實在太尷尬了，才安慰我說，她可以向國際大廈經(jīng)理再買一把鑰匙，因為她知道有的同學已經(jīng)這樣做過。

　　上面這個插曲并沒有沖淡我們的情誼。經(jīng)過長期交往，我們的關(guān)系日益親密，簡直像要弄假成真的樣子。我有點忌妒與她來往的男青年，她也很忌妒與我來往的女同學。比如，一次，一個回國度假的美國青年軍官來看她，并約她一同外出，我感到很不舒服。又有一次，看到她和一個來自南非的白人留學生在國際大廈的交誼室內(nèi)下棋，我不高興，硬是把她請出來和我一同到大廈外散步。她說那個南非青年并不壞，我說我更好。又比如，她在了解到我和吉娜維芙的交往后，曾頗帶醋意地問我：“你的狄亞娜·杜賓很甜吧?”又有一次，我們住在國際大廈的一群男女同學相約乘船游密歇根湖，下船后同往一咖啡廳小吃。其中有一位

　　我新認識的本科女同學，比她年輕漂亮，她對她表現(xiàn)出強烈的忌妒，不讓我和這位同學接近。她異乎尋常地用大玻璃杯喝葡萄酒，使我和弗洛倫絲感到她像瘋了一樣。出咖啡廳后，她緊緊地拉著我在人行道上邊走邊舞，直到回到國際大廈大家散伙時才罷休。

　　我曾戲稱她為“我的皇后”，并且半真半假地問她是否愿意嫁給我。她說：“不行，因為美國是最適宜于生活的國度，我不愿意離開美國；
而且我的姨媽對我說過，她曾有一位同學嫁給中國留學生，婚后生活很不幸，終于分手。既然如此，她就認為，為了雙方未來的幸福，有必要狠心地終止我們這種可能弄假成真的關(guān)系。有一次晚游回來分手時，她對我說：“你要有思想準備，你的皇后很快就將離你而去(Your queen will fly away from you)�！边^了幾天，她答應(yīng)讓我吻她，于是相約周末黃昏同游公園。我們并肩坐在湖邊的草地上，一面逢場作戲式地談情說愛，一面相互緊緊地擁抱著盡情親吻，在草地上滾來滾去。

　　 這以后，她大約是看到我一時仍然不能放棄甚至減輕對她的依戀，不更下狠心便不能熄滅這種難了之情，于是既不接我的電話，見到我也不理，轉(zhuǎn)眼之間，親密朋友頓成陌路人。這一著倒相當起作用，特別是喚醒了我的自尊心，使之能逐漸擊潰我對她的熱情，在不太長的時間內(nèi)適應(yīng)了沒有她在一起的生活習慣。后來我了解到，她下這種狠心也是痛苦的。當看到我冷靜下來以后，她又逐漸和我恢復了往來，但這種往來不過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此后不久，她獲得了學位，經(jīng)弗洛倫絲的推薦，成為她的同僚。1947年那次弗洛倫絲在紐約請我共進晚餐時，她也在座。餐后，她很有興致地邀請我往游中央公園，我因擔心冷落了弗洛倫絲，委婉地謝絕了她的美意，這一次的離別也成了我們的永訣。

　　震駭世界的學生殺人犯

　　除女同學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外，兩個芝加哥大學男同學給我留下更深刻印象，使我驚

　　奇不已。但年深日久，兩個人的名字我都已忘記。一個碩士研究生是美籍猶太人，住在國際大廈，與我相識。他生活瀟灑，思想開明，頗愿與外國同學交往。我們雖無深交，但相處和諧，見面總打招呼，有時還交談幾句。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個很正常的、友好的、善良的美國同學。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一次忽然在報紙上看到一個持槍搶劫銀行的兇犯與他同名，開始我不相信是他，以為是一個與他同名的青年。但繼續(xù)的報道中刊發(fā)了他的照片，而且說這是他第二次作案。我雖然不得不相信這個可怕的事實，但始終難把一個持槍搶劫銀行的兇犯和我平日交往的一個開明、友好而善良的美國同學等同起來。

　　比起芝加哥大學一個二年級本科生來，這個碩士研究生的犯罪事實簡直算不了什么。這個本科生住在學校的學生宿舍，我們不相識。他是德國移民的第二代，家庭處于中產(chǎn)階級的下層。他雖上了大學，但手頭很緊張。他本是許多默默無聞的芝加哥大學本科生中的一個，但當他極其殘忍兇惡的犯罪事實被媒體曝光后，立即引起全世界的震驚和關(guān)注。在他案發(fā)前，芝加哥媒體報道過兩起駭人聽聞的兇殺懸案。一起是：一位住在公寓里的單身美麗的女職員，被人殺死在她居室的浴盆內(nèi)。據(jù)法醫(yī)鑒定，她未被奸污。在她浴室的墻上，兇犯用她的口紅寫道：Catch me before I kill more!(在我再殺人前抓住我吧!)

　　這件可怕的兇殺案尚未破獲，芝加哥又出現(xiàn)一個震驚世界的撕票案。一個猶太富豪的獨生愛女，年4歲或8歲我已記憶模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被人綁票，綁匪索贖金甚巨，但在討價還價過程中，綁匪不耐煩，把這個十分逗人喜愛的幼女殺害了，并非常內(nèi)行地用解剖刀將女孩尸體解剖成8塊，分別投放在街道上的下水道里。這個駭人撕票案經(jīng)媒體報道后，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媒體紛紛譴責這個兇殘的綁匪，并呼吁美國政府迅速破案。但是，這個綁匪非常狡猾，非常善于保護自己，美國的司法部門連他的影子都找不到。又過了一些時，芝加哥一個80歲的獨居老太太被人殺害了，但她的財產(chǎn)并無損失。不過這一次，兇手的運氣不佳。當他從防火梯

　　下來逃跑時，被一個路過的下班警察用花盆擊中了他的后腦，因而被捕。這個兇犯，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芝加哥大學二年級本科生。在審訊中，他不僅承認了上述3件兇殺案是他所為，而且還坦白了他一共作案72次，他都有記錄，供認犯罪事實相當清楚。當法院通過精神分析學專家、運用測謊器考察他的犯罪動機時，他說：“你們這一套對我是起不了作用的，用不著，我可以自己向你們解釋�！笔聦嵰彩侨绱恕Ｒ驗樗麨榱俗靼负碗[埋案情，曾經(jīng)仔細研究過解剖學、美國刑法、偵探術(shù)、精神分析學、犯罪心理學等等。他自己的解釋是：他家移民美國，是為了實現(xiàn)美國夢：定居美國后，是嚴格按照美國社會的行為準則，辛辛苦苦、一步一步向上爬的，但是，根據(jù)他家兩代人的品德、聰明才智以及付出的辛勤勞動，是不應(yīng)該長期處于中產(chǎn)階級最下層、生活捉襟見肘的，這十分不公平。他經(jīng)常為此感到困惑、憤慨，逐漸對美國社會產(chǎn)生一種嚴重的報復思想，這就是他殺人動機；
他殺人不是為財、為色，也不是為個人恩怨，而是為了狠狠地懲罰美國這個太不公平的社會。他有時也為受害人的無辜被殺及其家屬痛苦而深有悔意，所以用口紅寫下了那句話。但是，他為了報復美國社會，卻又忍不住再殺人。

　　他的案發(fā)后，不僅中國學生，美國學生也感到驚愕。但是，凡是與他相識、和他有過交往的美國師生，都認為他是個正常的、有禮貌的、用功的好學生。特別是那些在周末舞會上和他跳過舞、或和他約會過的女同學，都覺得他是個衣履整潔、彬彬有禮的謙謙君子。犯罪心理學家們認為他是個典型的、具有兩重人格的人。

　　對于這樣一個罪行深重的殺人犯，我現(xiàn)已忘記，當時不知什么原因，美國有關(guān)司法部門并未判他死刑；
判的是無期徒刑還是長期徒刑，我也記不清。我記得的是，在他服刑期間，竟有美國青年投書媒體，對他表示同情，還有個中學女生，甚至寫信向他求愛。這些美國青年人真是讓我見了世面。作為一個社會學研究者，我也深深體會到中、美文化的不同。

　　思想斗爭最激烈的日子

　　我出生于一個薄有田產(chǎn)的知識分子家庭，祖父曾有一副春聯(lián)：

　　教子讀詩書，雖未成名且脫俗；

　　呼兒耕隴畝，縱非大富不求人。

　　父親劉伯秋家庭觀念重，很想光宗耀祖，考過一次秀才未中，思想比較清高，而又朝中無人，所以直到逝世，主要教私墊、作小學教師。我在讀私墊、中小學時，成績優(yōu)秀，常冠群倫，他和親戚族人都對我期望甚殷。但我知道，我要想爬到社會上層，光宗耀祖，因為無龍鱗驥尾可攀，只有靠發(fā)奮為學，或有所成。我在高中時，特別羨慕胡適，很希望自己將來有一天也能成為一個受社會尊敬的大學教授。到1946年，根據(jù)我在芝加哥大學讀書的成績，和當時我國高等教育界的習俗和風氣，我覺得我這個長期魂牽夢縈的美好愿望，是完全可以實現(xiàn)的。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陳達教授不是托人轉(zhuǎn)告我，只要我同意專攻社會統(tǒng)計學，將

　　來就聘我到清華任教嗎?但我清楚認識到，要想安穩(wěn)地、具有成就感地在大學長期從事教研工作，沒有一個國泰民安的中國，是不可能，至少是非常困難的。然而，要中國國泰民安，中國就必須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經(jīng)濟上不斷發(fā)展，政治上實行民主法治，使中國國強民富，中華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時我也清楚意識到，在當時國民黨政府專制腐朽的統(tǒng)治下，中國是不可能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
而除國民黨外，當時唯一能與國民黨抗衡、有可能推翻國民黨統(tǒng)治中國的，只有中國共產(chǎn)黨，但當時我不了解中國共產(chǎn)黨，認為它也不過是個爭權(quán)奪利的政治組織。在此情況下，如果我回國到大學當教授，不過是為國民黨政府專制腐朽的統(tǒng)治作裝

　　飾品，既不能為國家、為人民做出有益的貢獻，也不能實現(xiàn)自我價值。我長期盼望的、為之努力奮斗的安身立命的美夢，在其即將實現(xiàn)之時破滅了。這種痛苦和失望之深重，可想而知。我感到前路茫茫，精神無主；
我不知怎樣作為才能既實現(xiàn)自我價值，又能對得住自己良心，對得住培育我的祖國和中國人民。后來，我雖然有機會了解到當時在野的中國共產(chǎn)黨是為中國、為中國人民謀利益的，不是爭權(quán)奪利的；
中國共產(chǎn)黨有可能領(lǐng)導中國人民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但這還只是一種耳聞，不是目見。我逐漸形成的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傾向，其中含蘊著大量的希望成分。所以有的時候我曾考慮繼續(xù)留在美國讀博士學位。這種想法之所以旋生旋滅，一方

　　面是由于我留在國內(nèi)的妻子一個人輔養(yǎng)兩個孩子確實困難，我不能推卸責任；
一方面是由于我一再和當時在哈佛大學進修、與我思想傾向相同的老友史國衡商量結(jié)果；
我們認為，根據(jù)當時形勢，為了國家前途，我們有義務(wù)回國去盡我們一份力量，并且有些天真地談到，必要時可以去跟著共產(chǎn)黨打游擊。

　　這樣，1947年6月獲得學位后，我便動身回國了。

　　2000年3月25日初稿，2007年8月3日修改于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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