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筆者認為，一切直接能增加效用的行為都可屬消費范疇。新的消費函數應體現如下特點：一是不僅要注重物質收入因素，也要注重精神因素對消費的影響。二是對一生的理解不僅要考慮現世情況，也要考慮有來世的情況。三是對個人消費偏好不僅要考慮其不變的情況，也要考慮其變化的情況。另外，筆者也認為，所謂的“庫茲涅茨反論”，根源就在于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在不同的時間區(qū)間對消費有不同的影響和作用。在短期內，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對消費函數有較大作用，但在長期內，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對消費函數的影響是有限的。所以，短期消費函數將反映出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的作用，平均消費傾向就有可能是遞減的；
但長期消費函數對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反映不明顯，所以平均消費傾向就有可能是穩(wěn)定的。

　　關鍵詞：
消費函數 消費 研究

　　消費函數是反映人們的消費支出與決定支出的各種因素之間的依存關系，是消費者行為數量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消費函數這一概念最先由英國經濟學家J.M.凱恩斯提出。他在《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一書中提出：總消費是總收入的函數。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西方經濟學家對消費函數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若干新的假說及相應的函數式。

　　消費函數主要應用于宏觀經濟分析之中。西方的宏觀經濟模型通常把消費函數作為其核心方程之一。中國學術界從80年代開始消費函數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已將消費函數納入中國宏觀經濟模型中。

　　一、有關消費函數的一些基本觀點

　�。ㄒ唬﹦P恩斯的消費函數

　　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第三篇中，專門討論了有關消費函數的理論。消費函數是指消費支出同收入的關系，用公式表示即：

　　C=f(Y)

　　式中，C為消費，Y為收入，f表示消費關系。

　　凱恩斯認為主要有八個主觀因素影響人們消費在收入中的比例：建立準備金，以防預料不到的變化；
為可以預料到的未來個人和家庭的需要作準備，如年老、子女教育等等；
出于一種本能，總希望未來的生活水平能比現在高，而需要存錢；
犧牲目前的消費，賺取投資收益；
即使心目中不一定有什么用途，也想存錢來維持個人的“獨立感”；
把存錢作為投資或進行企業(yè)經營之用；
把存錢作為遺產，留給后人；
純粹的吝嗇，以至節(jié)儉到不合理的程度。凱恩斯進一步認為，這些主觀因素在短期內變化緩慢，而可視為穩(wěn)定因素。

　　同時，凱恩斯還認為，影響人們消費行為的不僅有上述主觀因素，還有六個客觀因素：工資單位的變化；
收入與凈收入之間差距的變化；
財產的貨幣價值意想不到的變化；
利息率的變化；
政策的變化，主要指所得稅、資本利得稅、遺產稅、社會保障等政策的變化；
個人對未來收入預期的變化。

　　在凱恩斯看來，除了第一個因素以外，其余五個因素在短期內變化不大或對消費支出影響甚微。

　　由此凱恩斯得出的結論是：“無論從先驗的人性看，或從經驗之中具體事實看，有一個基本心理法則，我們可以確信不疑。一般而論，當收入增加時，人們將增加消費，但消費增加，不如收入增加之甚�！边@就是凱恩斯在1936年首先引如的絕對收入假說。該假說包括三個命題：實際消費與實際收入之間存在穩(wěn)定的函數關系；
邊際消費傾向在零到一之間；
平均消費傾向隨收入上升而下降。

　　通常，凱恩斯消費函數可簡化為：

　　C=a+bY

　　其中：b為邊際消費傾向，Y為收入；
總消費=自發(fā)消費+引致消費。

　　在早期的實證研究中，通過統(tǒng)計調查分析，有許多研究結論支持了凱恩斯的短期消費函數假說。另外，許多經濟學家也提出了許多新的消費函數。

　�。ǘ�）庫茲涅茨的長期消費函數

　　美國統(tǒng)計學家西蒙·庫茲涅茨1942年對美國1869---1938年的國民收入與個人消費資料進行了整理與分析。他發(fā)現，在1869---1938年長達70年的時間內，雖然美國的國民收入從1869年的93億元上升到1938年的720億元，國民收入大約增加了7倍，但人們的消費始終與收入維持于一個固定比率，平均消費傾向相當穩(wěn)定，一直在0。84與0。89之間徘徊。

　　庫茲涅茨的這些發(fā)現表明，在長期消費函數中，消費為收入的一個固定比率，平均消費傾向并不是呈遞減的趨勢，而是相當穩(wěn)定。若以常數K表示消費與收入的固定比率，則長期消費函數公式為：

　　C=KY

　　這便是著名的“庫茲涅茨反論”。因為它明顯否定了凱恩斯絕對收入假說的第三個命題：平均消費傾向隨收入上升而下降。

　　后來又有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在長期時間序列的分析中，得到的是具有穩(wěn)定的平均消費傾向的消費函數形式，亦即沒有截距項的線性消費函數；
但從截面數據分析中卻能得到凱恩斯的短期消費函數形式。

　�。ㄈ�）斯密塞斯的消費函數

　　斯密塞斯是最早調和短期消費函數與長期消費函數矛盾的經濟學家之一。他認為在短期內，消費者是根據現期收入水平來決定將其現有收入的多少用于消費，消費占收入的比例隨現期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減少，儲蓄則隨現期收入的提高而增加。

　　與凱恩斯不同，他認為雖然短期消費函數邊際消費傾向是遞減的，但在長期消費函數中，除了收入對消費的影響外，還有其它諸多因素會對消費產生影響。這些收入以外的因素會使消費曲線隨時間延長而逐漸上移，從而導致從長期來看，消費與收入具有比例關系。

　　斯密塞斯認為，收入以外影響消費的主要因素有：人類生產的發(fā)展，享受水平的提高，增加了消費支出；
人口向城市集中，助長了全社會消費傾向的提高；
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增加，使社會消費傾向增加；
新產品不斷出現，增加了必需品的范圍，從而使人們的消費支出增加。

　�。ㄈ�）杜森貝里的消費函數

　　杜森貝里從消費的示范效應和棘輪效應兩方面解釋了長期消費函數與短期消費函數的矛盾。他認為，在短期內消費函數受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而使消費與收入偏離長期固定比例，但在長期過程中，人們的消費函數要受示范效應和棘輪效應的影響，使收入與消費保持一個穩(wěn)定的關系。

　　杜森貝里通過研究認為，消費函數隨經濟周期的變化而變化，他把消費函數的這一特性歸因于相對收入效應，并依次為基礎在他所著的《收入、儲蓄和消費者行為理論》一書中提出了與絕對收入相對立的相對收入假說。其基本要點是：

　　1．在消費上人們相互影響，存在攀比傾向。一個人將其收入的多大部分用于消費，不取決于他的絕對收入水平，而取決于他同別人相比的相對收入水平。

　　2．消費具有習慣性，它不僅受當期收入的影響，而且還受過去所達到的最高收入的影響。如果目前收入低于過去的最高收入，人們寧愿減少儲蓄來維持已經習慣了的消費水平。

　�。ㄋ模└ダ锏侣�的消費函數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密爾頓·弗里德曼1957年在其《消費函數理論》一書中從否定絕對收入理論和相對收入理論的“現行收入”概念出發(fā)，以他的“持久收入”假說發(fā)展了消費函數理論，并從持久收入、持久消費、暫時收入、暫時消費的角度重新解釋了收入消費的長期均衡和短期波動的關系。

　　弗里德曼在《消費函數理論》一書中將可支配收入分為兩部分：持久收入和暫時收入，用公式表示就是：

　　持久收入是消費者總收入中可以預料到的較穩(wěn)定的、持續(xù)性的那部分收入。按照弗里德曼的解釋，持久收入是“有關的消費單位所認為是持久的平均收入，這個收入依賴于眼界和遠見”。因此，在任何一年里，一個消費單位的持久收入并不等于那一年的現行收入，而等于消費單位預計他一生中可以獲取收入的平均值或數學期望值。持久收入假定與相對收入假定的差別在于：它不是把消費支出同現在的收入或過去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聯(lián)系起來，也不是強調人們的消費支出同周圍人的消費支出之間的關系，而是用人們的長期收入作為解釋現期消費支出的主要變量。

　　在持久收入假定中，預期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認為，影響個人對未來預期收入的因素有：個人的年齡、職業(yè)、能力和非人力財富。

　　弗里德曼認為，暫時收入是因暫時因素的影響而使收入偏離預期的收入，因此，這種收入具有瞬間的、非連續(xù)的和帶有偶然的性質。這些暫時因素是指健康、氣候、生活方式等等。它們的年年變化，使一個家庭在任何一年里可觀察到的收入可以大于或小于其持久收入。

　　與持久收入和暫時收入相對應的消費，弗里德曼則分為持久消費與暫時消費，它們構成個人或家庭的實際消費。用公式表示就是：

　　持久收入與持久消費之間存在長期的穩(wěn)定關系是弗里德曼持久收入理論中的基礎。他認為，盡管暫時消費與暫時收入對這種穩(wěn)定關系有短期的影響，但長期看，這種影響會正負抵消，持久消費與持久收入之間的穩(wěn)定關系不受任何絕對經濟變量的影響。這是因為持久收入與現行收入不一樣，它本身是消費者預期一生中獲得收入的平均值，具有穩(wěn)定性。因此，人們的消費支出主要不是同他的現行收入有關，而是決定于持久收入。

　　（五）莫迪利安尼的消費函數（生命周期消費函數）

　　根據莫迪利安尼與布倫貝在《效用分析與消費函數------對橫截面資料的一個解釋》一文中的論述：消費者消費任何一件物品，是為了得到一定的效用。因此，消費者一生的總效用是他目前和未來總消費的函數。從實際觀察到的個人消費行為看，消費者總是想把他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費上做最佳的分配，使他在一生的消費中所獲得的總效用最大，從而得到一生的最大滿足。

　　生命周期假說的要點可以表述為：個人現期消費取決于個人現期收入、預期收入、開始時的資產和個人年齡大小。

　　根據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消費者要在一生中獲得總效用極大化，他應該選擇一個與過去平均消費水平接近而穩(wěn)定的消費率，即在他一生中按這個比率均勻地消費其總收入，將導致總效用最大化。個人在任何一個時期的消費只是他此后一生的整個消費計劃的一部分，而同期的收入也只是有助于形成這個計劃的一個因素。因此，在任何一個短期內，消費與收入之間并不一定有密切而單純的關系。所以，當現期收入超過或低于按穩(wěn)定的消費率計劃消費時，個人將進行儲蓄或負儲蓄。由于退休后斷了收入，消費者為了在退休后也能保持按退休前的消費率安度晚年，他需要在工作期間進行大量儲蓄。由此可見，消費者的儲蓄動機主要為了實現消費效用的極大化，從而實現一生的最大滿足，儲蓄便是他考慮了人生的全過程進行統(tǒng)籌規(guī)劃的結果。

　　根據莫迪利安尼的解釋，引起儲蓄率波動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消費習慣的反作用。收入的短期變動對消費影響甚微，但會造成儲蓄率的波動。其二是生命周期的作用。個人必須對一生的收入作出預期，以便按一個均等的比例進行消費。這樣當收入進行變動時，人們便進行儲蓄和負儲蓄，以便使暫時性收入的變動相互抵消。

　　如果收入的變動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這時，消費者就會調整收入的預期。所以，在收入長期增加時，由于有較高的預期收入，這時家庭將提高其消費水平。

　�。�六）理性預期消費函數

　　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定與莫迪利安尼生命周期假定的消費函數有一個內在矛盾，按他們的理論分析看，兩種消費函數本質上說是前瞻的，但其模型設立和計算方法卻是后顧的。霍爾為了克服這種矛盾，采用理性預期假說，用隨機方法修正持久收入和生命周期假定。他的基本思路是考察描述一個消費者最優(yōu)的歐拉方程，歐拉方程刻畫了兩期消費之間的邊際替代率等于兩者的相對價格的情形，這一相對價格實際上就是一單位未來消費的貼現成本。通過分析，霍爾的結論是：

　　這表明消費的變化是不可預見的。由此也可以推出，如果消費是預期可以改變的，那么個人可以采取更好的措施來拉平消費。例如，消費被預期提高，這表示現期消費邊際效用大于未來預期消費的邊際效用，因此，個人較好的做法是提高現期消費，即個人將消費調整到這一點，在這樣一點上消費不在被預期改變。

　　隨機漫步假說的一個重要結論是消費與滯后的收入變量無關。但弗萊文對隨機漫步假說進行了實證分析，發(fā)現消費與滯后的收入呈顯著正相關，她把上述發(fā)現稱為消費對收入具有“過度敏感性”。另外，其他一些經濟學家的研究也表明，消費對收入存在著明顯的“過度敏感性”。

　�。ㄆ撸┱`差修正機制消費函數

　　不論是消費函數的早期經驗發(fā)現，還是持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都假定收入線形地決定消費。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動蕩的經濟現實面前，持久收入生命周期模型的預測精度明顯下降，經濟學家們發(fā)現，導致模型失敗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傳統(tǒng)的消費函數理論建立在收入和消費變量是平穩(wěn)數據的基礎上，而人們通過對有關變量時間序列自相關圖的研究，發(fā)現它們的表現是非平穩(wěn)的，因此，以普通最小二乘法建立收入與消費的關系缺乏統(tǒng)計意義上的邏輯論證，容易產生“偽回歸”，導致預測失敗。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協(xié)整分析，為解決消費函數的“偽回歸”問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協(xié)整是指盡管兩個變量序列是非平穩(wěn)的，但二者之間的關系（即某個線性組合）卻可能是平穩(wěn)的。收入---消費這一對經濟變量的關系就如此，它們自身是非平穩(wěn)的，但它們均是隨時間的遞推而提高，長期走向大致相同，有著長期穩(wěn)定的關系。協(xié)整反映了序列之間的一種長期動態(tài)均衡，組合的結果就是這些序列與均衡之間的誤差，稱為均衡誤差。在模型中包含協(xié)整關系，即是用協(xié)整組合的均衡誤差對模型進行修正，這類模型稱為誤差修正模型（ECM）。誤差修正模型的優(yōu)點在于把解釋消費變量的長期與短期作用分離出來，并特別把長期作用的動態(tài)均衡機制顯示出來。

　　以誤差修正模型解釋收入消費關系，短期波動項以一階差分的形式出現，因而是平穩(wěn)的，而長期均衡項不僅是平穩(wěn)的，更重要的是這一項作為解釋變量出現，第一次確立了收入消費的長期趨勢對短期變化所產生的影響。由于建立在ECM基礎上的消費函數對解釋變量的選擇并不像持久收入、理性預期生命周期函數那樣有嚴格的限制或具體的要求，它主要強調變量間的協(xié)整性、與實際數據的吻合、提高模型的預測精度或模仿能力，因此，其應用比較廣泛。建立在ECM上的消費函數有多種形式，包含的解釋變量也不同，比較有影響的如：DHSY，HMT，LBS，HUS等消費函數。

　　（八）預防性儲蓄理論

　　預防性儲蓄理論是指風險厭惡的消費者為預防未來不確定性導致的消費水平的急劇下降而進行的儲蓄。預防性儲蓄理論是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模型的一個擴充，強調儲蓄不僅僅是為了在生命周期內培植其資源，同時也是為了對不確定性事件加以保險。

　　利蘭德（1968）在《儲蓄和不確定性》一文中，首次分析了產生預防性儲蓄達到必要條件。他認為在引入不確定性之后，消費者不再只是將財富平均分配于整個生命周期，他還有另一個防范不確定性事件發(fā)生的重要作用，其邊際效用函數不再為線性函數。由于存在不確定性因素，使得消費者選擇當期少消費而多儲蓄。

　　二、消費函數：我的觀點

　　（一）關于消費的定義

　　什么是消費？目前主要有兩種類型的定義：一種定義主要是指消費者對物品或勞務的消耗；
另一種定義主要是指消費者進行意義建構、趣味區(qū)分、文化分類和社會關系再生產的過程。對此，筆者認為，一切直接能增加效用的行為都可屬消費范疇。

　　首先，關于消費的上述兩種類型的定義落腳點實質都是效用的增加。這里前一種定義是以消費的絕對效用為基礎，落腳點是消費的自然意義；
后一種定義是以消費的相對效用為基礎，落腳點是消費的社會意義。消費的絕對效用是指絕對消費水平提高所產生的效用，消費的相對效用是指相對消費水平提高所產生的效用。這里絕對消費水平的增加是指一個人消費絕對量的增加；
相對消費水平的增加是指一個人與他人相比而言消費水平的相對提高。

　　其次，如一種行為不能直接增加效用，則肯定不是一種消費行為。因為消費的目的就是要增加效用，若一種行為不能增加效用，則理性的消費者肯定不會選擇這種消費行為。人在消費時，既面臨痛苦，也面臨快樂。如貨幣的支出，就是一種痛苦。但所購商品卻能為人帶來一種效用的滿足，這就是快樂。當快樂大于痛苦時，人們就會選擇消費；
當痛苦大于快樂時，人們就會選擇不消費。所以，人選擇消費，實質就是選擇快樂，就是要增加效用。另外，人對消費快樂要在時間和空間上進行配置。一個人選擇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忍受不消費的痛苦，目的是希望在另外的時間和地點能享受到更大的消費快樂。這里就有一個預期和替代偏好的問題。一般而言，由于人們的預期和偏好總是有所不同，所以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消費抉擇，從而也就有不同的消費行為。

　　再次，生產是增加效用的間接手段，不是直接手段。生產本身不是人生的直接目的，生產只是實現人生效用的間接手段，生產的最終落腳點是消費。亞當·斯密說：消費是所有生產的唯一歸宿和目的。由于生產能為將來的消費提供基礎，所以，生產也能產生間接效用，這里生產的效用實質是來自消費效用的副產品。生產的效用具有潛在性和預期性等特點，而消費的效用具有直接性和現期性等特點。當然，生產與消費有時并不是截然分開的。人在生產中，有時也體驗消費。因為在一定意義上，生產本身也可以看成是一件消費品。同樣，有些消費也具有一種生產功能。因為有些消費行為本身能為將來的消費提供更大的消費。

　　第四，消費應當是廣義的。消費不僅指對一般商品的消費，還應包括對諸如閑暇、社會交往、親情、友誼、道德等方面的時間花費。因為人在享受閑暇、友誼等時，也會增加效用。

　　第五，消費在增加效用方面的作用是多重的。一是消費是實現人生快樂的直接手段。我消費，我快樂。人是欲望的集合體。欲望得到滿足人就快樂，欲望沒有得到滿足人就不快樂。而滿足欲望的直接手段就是消費。在消費中，人生的手段與目的是統(tǒng)一的。二是人在消費中體現了更多的自主性和自由性。追求自主性和自由性是人的天然本質。生產與消費相比，消費所體現的自主性與自由性更大。自主性與自由性使人更感到“我”的意義。自主性使人具有一種成就感和權威感，自由性使人感到一種舒適和寬松。二者都是人的本性要求。三是消費體現了存在的意義。我消費，我存在。人在消費中才體驗到本我的存在。人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消費的代名詞。我生而消費，消費生而成就我。四是人通過消費消解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是人恐懼的根源之一，而恐懼使人不快樂和痛苦。人通過三種途徑來消解不確定性。一種途徑是通過增加科學知識，來提高認識世界的確定性。人消費科學知識，就是消費確定性。一種途徑是通過完善制度系統(tǒng)，來增加人類活動的確定性。對人類而言，制度本身既是一種產品，也是一種消費品，并且在消解不確定性方面具有較大功能。海納指出，制度起因于個人在面臨不確定性時所做的努力，通過限制人們的有效選擇并因此使行為可預測，從而減少不確定性。沒有制度就沒有秩序、沒有社會、沒有經濟、沒有國家組織。還有一種途徑是通過虛擬消費，為不確定性提供一條解決途徑。人在宗教方面的消費就是一種虛擬消費。對個人而言，宗教提供了一條緩解消費不確定性張力的虛擬路徑，從而有效緩解了內心無限的欲望世界與外部有限的資源世界的緊張關系。這里虛擬消費主要提供了三種緩解的方式：一種方式是轉化。轉化主要通過兩個方面：一是將人對物質世界的欲望轉化為對精神世界的追求；
二是將人在現世的執(zhí)著轉化為對來世的虔誠。另一種方式是交換。交換主要是實現人與神之間的交換。宗教活動實質就是人與神進行交換的一種活動，宗教場所也就有一種類似市場的功能。交換的方式主要是：一是人通過自覺遵守神的指示和約定，從而換取神的滿意和對自己所稀缺東西的恩賜；
二是通過祈禱和進貢，實現神對現實世界中不理想狀況的干預和拯救。宗教儀式實質就是一種交換溝通儀式。通過儀式，人類也就完成了自身對神的交待，同時也期待著神對人的交待。第三種方式是寄托。宗教就是寄托的結果。通過寄托，人將確定性留給自身，將不確定性寄托給一個虛擬的權威去解決，從而有效緩解了內心世界不確定性的壓力，提高了人生的快樂效應。

　�。ǘ�）關于消費函數

　　新的消費函數應體現如下特點：一是不僅要注重物質收入因素，也要注重精神文化因素對消費的影響。二是對一生的理解不僅要考慮現世情況，也要考慮有來世的情況。三是對個人消費偏好不僅要考慮其不變的情況，也要考慮其變化的情況。

　　個人消費的目標：一生消費總效用的最大化。其中一生分兩種情況：一種是無來世者，其一生僅指現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標是現世消費效用的最大化；
一種是有來世者，其一生不僅指現世，而且也包括來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標是來世和現世消費效用之和的最大化。

　　假定每個人消費效用偏好結構固定，這時，每一個人的人生消費目標就是：追求在特定效用偏好結構約束下一生消費效用的最大化。

　　可設每個人在t時的消費效用函數為：U＝U（SI，MI，SP，MP）

　　其中U代表每個人在t時的消費效用水平，SI代表一個人在t時的精神收益，MI代表一個人在t時的物質收益，SP代表一個人在t時的精神支出，MP代表一個人在t時的物質支出。精神收益表示一個人來自如安靜、孤獨、社會評價、社會榮譽、道德、社會成就感、社會地位等方面的收益。這種精神收益構成一個人消費效用函數的重要變量。物質收益表示一個人來自物質產品方面的收益。諸如衣服、食物、住房、汽車、貨幣等方面的增加，都有助于增加一個人的物質收益。物質收益也是消費效用函數的一個重要變量。一個人除了有物質和精神上的收益外，還實際存在著物質和精神方面的支出。物質上的支出與精神上的支出剛好表示與物質上的收益和精神上的收益相反的事實。這兩種支出也是影響一個人消費效用函數的兩個重要方面。

　　這里一個人是否有來世的觀念，對其現世的消費行為有重大影響。如果一個人認為有來世，他可能對現世的某些消費行為進行一些控制，以期求得來世的高額回報。這種控制行為對現世的其他人可能會產生一些好處，如有些人為什么節(jié)欲，其目的就是為了在來世升入天堂，同時，節(jié)欲這種行為對社會又具有一定的良性作用。當然，有些控制行為并非對社會中的其他人有好處，“人體炸彈”之類的就是一個例證。

　　每個人在一生中，由于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其效用偏好結構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時間t的一個函數，這時，一個人的消費效用函數可重新寫為：

　　U＝U（SI，MI，SP，MP，t）

　　U雖然隨時間t的變化而變化，但t本身并不是U改變結構的實際決定因素。改變一個人消費效用偏好結構的因素主要有：1、原有的效用偏好結構。效用偏好結構的改變具有路徑依賴性，新的效用偏好結構要受到原有效用偏好結構慣性沖擊力的影響。2、生理因素。一個人生理條件的改變將直接影響其效用偏好結構的改變，如有的人得了肝病，則原來飲酒的偏好將會隨之改變。3、職業(yè)改變。一個人在一生中，職業(yè)的改變是常有的事，有的人一生中可能會改變職業(yè)五、六次以上，不同的職業(yè)必然具有不同的激勵系統(tǒng)，相應一個人的效用偏好結構這時也會一定有所變化，以適應這種新情況。4、社會影響。社會影響主要是指一個人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及時尚對一個人效用偏好結構的改變所產生的作用。一個中國人，如果轉到美國定居，其效用偏好結構肯定會發(fā)生變化，因為出于生活的需要，他只有在生活方式上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才有可能更好地實現他的人生價值。同樣，由于社會潮流和時尚也在不斷變化，所以，即使一個人處在同一國家中，他也會為了適應形勢而不斷改變自己的效用偏好結構。從眾行為的普遍性為人們隨社會環(huán)境而改變效用偏好結構提供了一定的心理基礎。5、自然環(huán)境因素。人也是適應環(huán)境的產物。不同的自然環(huán)境，必然會為人們提供不同的消費選擇菜單。人們選擇的過程也就是一個適應和改變的過程，在這種人與自然環(huán)境的互動關系中，人自身的效用偏好結構必然會隨所處自然環(huán)境的改變而改變。

　　由于一個人一生中消費效用偏好結構是不斷改變的，這時，一個人一生的消費目標應為：

　　一個人在實現其消費均衡目標時，堅持的基本決策原則是：消費的邊際收益＝消費的邊際支出。具體講就是：消費的邊際物質收益＋消費的邊際精神收益＝消費的邊際物質支出＋消費的邊際精神支出。

　　一個人實現消費最優(yōu)化的主要約束有：一是物質資源的約束。在現實世界，物質資源總是稀缺的。二是精神資源的約束。由于人對精神世界的追求也是無止境的，所以可供消費的精神產品相對人的需求而言也是有限的。三是時間約束。人主要是在人的生命時間內實現對消費的配置，而人的生命時間總是有限的。

　　（三）消費函數的一些特性

　　第一，同消費物質產品一樣，人們對精神產品的消費也遵循邊際效用遞減法則。例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生活中“久病床前無孝子”的現象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靶ⅰ北旧硎且环N精神收益，是一種道德評價。當一個人在盡“孝”時，本身就是在消費“孝”這種產品，并享受“孝”所帶來的精神收益，如良心受到安慰，受到別人好的評價，并被社會給予較高的地位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消費“孝”這種產品所帶來的效用是遞減的，所以，必有“久病床前無孝子”。當然，一個人要想盡“孝”，肯定也有物質的支出，這種物質方面的支出也會進一步加速“孝”產品效用的遞減速度。再如，在現實生活中，有這樣一種現象：連續(xù)的精神褒獎會使人逐漸對這種獎勵產生一種心理厭倦情緒，相反，這時人們就會更看重物質獎勵。所以，雖然消費精神產品重點滿足了人的心理需求，消費物質產品重點滿足了人的生理需求，但二者對人產生的感覺規(guī)律是相同的。精神產品和物質產品對人產生的刺激效用都會隨著消費量的增加而減少。

　　第二，人們在選擇消費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時，二者存在替代現象。產生替代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產品的稀缺性，其次是邊際消費效用遞減規(guī)律。對物質產品而言，稀缺性是不言而語的。由于人的欲望是無窮的，所以不論是從絕對消費的角度看，還是從相對消費的角度看，物質產品對人而言都具有稀缺性。對精神產品而言，稀缺性命題也是成立的。從絕對消費的意義看，也許精神產品不存在稀缺性，但精神產品的最大特點之一是消費的相對性，即人對精神產品的消費主要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相對比較而體現的。有相對性就有稀缺性，所以，精神產品本質上也具有稀缺性。另外，物質產品滿足邊際消費效用遞減規(guī)律是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結論；
前面討論的結果也表明：精神產品也滿足邊際消費效用遞減規(guī)律。所以，從理論分析的角度看，物質產品與精神產品應當存在替代現象。從現實社會的實際情況看，物質產品與精神產品的替代現象也是客觀存在的。一個人在貧窮的狀態(tài)下，會更傾向于以消費精神產品的損失換取消費物質產品的收益�！叭烁F志短”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所以，窮是罪惡的根源之一。因為在物質匱乏的情況下，物質收益的邊際效用相對較高，而精神收益的邊際效用相對較少；
所以這時人們會傾向于以小的物質收益替代較大的精神損失。但隨著物質財富的增加，物質產品帶給人的效用就會減少，消費精神產品的效用就會相對較大，這時人們將會更看重精神產品的消費。人們常說“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譽”，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如有些人有了錢之后，會更傾向于做一些社會公益事業(yè)，這實質體現的是用精神產品的消費替代物質產品的消費。另外有這樣一種情況，雖然有些人非常偏好消費精神產品所產生的效用，但當物質收益巨大時，物質產品帶來的效用就會大于精神產品所產生的效用，這時他就會選擇用物質產品替代精神產品。有些腐敗分子就是這樣。當然，如果沒有稀缺性，也就不存在替代成本，這時，人們不管是消費物質產品，還是消費精神產品，都會追求“多多益善”。當然，“人窮志短”是一種社會現象，但同時“人窮”并非一定會必然出現“志短”現象，這也是客觀存在是一種事實。一般有這樣一種情況，人們?yōu)榱俗非笙�費效用的最大化，必然會盡可能多地消費各種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但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存在著不同的供給水平和供給難度，這種不同的供給水平和供給難度決定了人們對其消費的成本大小和難易程度。當“人窮”時，雖然消費物質產品帶來的邊際效用高，消費精神產品帶來的邊際效用相對較小，但很可能這時“人窮”者要增加消費物質產品數量的難度很大，這時，就有可能出現“人窮”未必“志短”，即“人窮”者轉而通過增加消費容易得到的精神產品來增加自己的效用總水平。同樣，當一個人很容易增加物質產品的消費量，但精神食糧供給相對貧乏時，這時，他會進一步通過增加物質產品的消費量來增加他的總效用水平。所以，在社會生活中，“人窮”未必“志短”與“人富”未必“志長”的現象都是客觀存在的。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與一個社會的總體制度有關。因為任何社會現象的產生都是總體性原因的結果，用單一原因去解釋社會現象往往會導致片面性。

　　第三，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在不同的時間區(qū)間對消費有不同的影響和作用。筆者認為，產生“庫茲涅茨反論”的根源在于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根據一般推理，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所以應當有平均消費傾向遞減，但問題是，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guī)律在短期和長期對消費函數的影響是不同的。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在短期內對消費函數有較大作用。一是替代成本較大。個人在短期內要不斷實現不同消費產品之間的消費替代，一般會產生較大的替代成本，這對一般收入群體而言，會是一個較大的負擔。二是偏好相對穩(wěn)定。個人的消費偏好固定不變是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成立的一個前提條件。在短期內，一個人的消費偏好一般變化不大，具有相對穩(wěn)定性。三是產品的種類和品種相對穩(wěn)定。在短期內，產品的種類和品種相對變化不大，從而限制了消費者在不同消費產品之間進行消費替代的可能性，強化了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的作用。四是從實證研究看，為什么截面數據得到的結論會較好符合凱恩斯短期消費函數的特征，這里與截面數據具有明顯的短期時間特征是不無關系的。但在長期內，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對消費函數影響不大。一是在長期內，消費者可對不同消費產品實現有效替代。二是在長期內，人們的消費偏好不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會產生較大變化。在長期內，一個人的生理條件、職業(yè)、社會環(huán)境、居住的自然環(huán)境等總會有所變化。不同的生存條件，必然會為人們提供不同的消費選擇菜單。人們選擇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適應和改變的過程，在這種人與生存條件的互動關系中，人自身的消費偏好結構必然會隨條件的改變而改變。三是隨收入的提高，人們對商品的相對效應會更為注重。四是在長期內，由于經濟發(fā)展和科技進步，人們消費選擇的商品種類和品種會越來越豐富，產品更新也會越來越快，這客觀增大了不同消費產品之間替代的可能性，減弱了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對消費函數的影響。五是從實證研究看，在長期時間序列的分析中，得到的是具有穩(wěn)定平均消費傾向的消費函數形式，亦即沒有截距項的線性消費函數，這也說明在長期內，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對消費函數的影響是有限的。所以，筆者認為，所謂的“庫茲涅茨反論”，根源就在于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在不同的時間區(qū)間對消費有不同的影響和作用。在短期內，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對消費函數有較大作用，但在長期內，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對消費函數的影響是有限的，所以短期消費函數與長期消費函數一般會呈不同的特征。

　　第四，收入增加，人們會更加注重消費的相對效用。一般而言，人們基本的生理需求是較容易滿足的，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會更加注重消費的相對性，這時人們對來自消費相對效應增加的快樂要大于來自消費絕對效應增加的快樂。凡勃倫在《有閑階級論》一書中提到的富人所進行的“炫耀性消費”，實質反映的就是在收入提高的情況下，人們會更傾向于增加消費的相對效應。

　　凡勃倫把商品分為兩大類：非炫耀性商品和炫耀性商品，其中非炫耀性商品只能給消費者帶來物質效用，炫耀性商品既能給消費者帶來物質效用又能給消費者帶來虛榮效用，所謂虛榮效用是指通過消費某種特殊的商品而受到其他人尊敬所帶來的滿足感。他認為：富裕的人常常消費一些炫耀性商品來顯示其擁有較多的財富或者較高社會地位（后來這種現象被稱為“凡勃倫效應”）。凡勃倫認為：為了持續(xù)得到別人的尊敬，個人必須顯示其財富。因為只有在明顯顯示財富時，個人才能受到別人的尊敬，相對價格具有較好的顯示功能，且相對價格越高就越能顯示購買者擁有較高財富，因而對具有較高相對價格商品的消費能夠得到較高虛榮效用。

　　這里筆者認為，將商品分為非炫耀性商品和炫耀性商品，這種劃分并不是絕對的。對于同一件商品，可能既具有炫耀性功能，也具有非炫耀性功能，只不過有些商品炫耀性功能大于非炫耀性功能，有些商品非炫耀性功能大于炫耀性功能。這里炫耀性功能主要體現的是消費的相對效應，非炫耀性功能主要體現的是消費的絕對效應。另外，所謂虛榮效用實質就是消費相對效應的具體體現，相對價格就是對這種消費相對效用的市場評價。

　　法國思想家鮑德里亞認為，在后工業(yè)消費社會，商品的實在性意義在趨于消失，商品的“仿像”文化消費占居了重要的本質。人們不在注重商品消費的實用性，人們消費的對象不是物而是其所代表的符號意義。在極大繁榮的豐盛社會，由于欲望和需求的不斷被生產、被制造，消費變得無止境。消費成為人類活動的主宰，它構成一個欲望滿足的對象系統(tǒng)，人們從消費中得到物質精神滿足，甚至是人生的幸福和意義，消費成為自我實現的全部過程。在《消費社會》一書中，鮑德里亞寫道：消費是個神話，也就是說它是當代社會關于自身的一種言說，是我們進行自我表達的方式。這里鮑德里亞提出的消費從物的實用意義向象征意義和符號意義的轉變，實質上也是反映了人們在收入水平提高后，人們對來自消費的相對效應的快樂要高于來自消費的絕對效應的快樂，人們會更加注重消費的相對效應，而不是消費的絕對效應。

　　人是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結合體。消費的絕對效應主要滿足了人的自然屬性，而消費的相對效應主要滿足人的社會屬性。人是社會的動物，在基本的自然屬性得到滿足后，人們會更加關注社會屬性的滿足。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把人的各種需要分成五個層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情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并且認為這五種不同層次的需要，在不同時期表現出來的各種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在低層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滿足以后，它對人的效用就會降低，這時，高層次的需要會取代它成為推動行為的主要原因。這里人的需要從低層次向高層次轉變，實質表現的就是人在基本的自然屬性得到滿足后，會更加關注社會屬性的滿足。

　　第五，在現實中，人們會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非炫耀性消費也是一種理性選擇。從深層次看，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會更加注重消費的相對性，這反映了人的本質性要求。但這種本質性要求并非在現實中就一定會實際表現出來。

　　唐歡慶 、劉飛等人在2005-2006年，進行了一項主題為“私營企業(yè)主（富裕階層）炫耀性消費”的田野調查，選取的調查對象是廣州市9個大型外貿批發(fā)市場的私營企業(yè)主，其經營范圍覆蓋了服裝、鞋類、箱包、精品、汽車配件、建筑材料等6個行業(yè)，被調查者的經營年限都在4-10年以上，部分人擁有自己的工廠，積累了一定的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出乎意料的是，“有錢人愛炫耀”的原始假設在調查中遭到了挑戰(zhàn)甚至直接的否定——相當部分的私營企業(yè)主對炫耀性消費具有明顯的戒備和拒絕心態(tài)，其經營和生活領域的消費行為具有明顯不同于、甚至是完全叛離炫耀性消費特征的性格。在消費過程中，他們并無“通過消費讓他人明了消費者的金錢力量、權力和身份(社會經濟地位)，從而博得榮譽，獲得自我滿足”[1]的強烈愿望，他們有意或無意的回避消費炫耀，顯示出一種與炫耀性消費相脫離、相對抗的傾向，不希望其身份、地位、財富受到外界關注。總之，他們擁有足夠的炫耀能力，但不愿裝扮成有錢人。

　　在當代美國社會中，有關研究表明，凡勃倫所描述的炫耀性消費已經不是美國人的喜好和性格。美國商業(yè)雜志《American Demographics》發(fā)表了一篇消費調查（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 CES），他們聲稱，對于消費，美國人的態(tài)度與其說是炫耀性的，勿寧說是實用性的�！懊绹�人不再是經濟學家在一個世紀之前所指稱的炫耀性消費者。1999年和2000年，比起服裝、珠寶等，我們大部分的預算都花在了住房、交通保健上面”。[2]羅伯特·弗蘭克也說，“我居住的大學城位置偏僻，人口稀少，但它具有一種強烈的、不成文的社會行為準則——充滿了反對夸耀性消費的社會氣氛，這里的人更樂意駕駛的汽車是經濟型的沃爾沃牌，而不是昂貴的美洲豹牌。”[3]

　　筆者認為，從現實出發(fā)，非炫耀性消費也是一種理性選擇，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替代效應。炫耀性消費會導致一個人交往關系的重新組合。消費本身具有一種身份和財富的識別效應，不同的消費模式將傳遞不同的身份和財富信息。人以群分，物以類聚。對一部分人而言，當原有交往成員的身份和財富發(fā)生變化時，其交往心理也會發(fā)生變化，交往的心理距離就有可能變大或變小。所以，不同的身份和財富信息將導致不同的交往關系。而交往關系本身也具有價值，它主要滿足人的社會屬性要求。這時，理性的消費者就會權衡利弊而行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當炫耀性消費帶來的收益大于社會交往變動的損失時，他就會選擇炫耀性消費；
當炫耀性消費帶來的收益小于社會交往變動的損失時，他就會選擇非炫耀性消費。

　　二是文化因素。不同的文化背景將導致不同的消費模式。具有節(jié)儉和收斂精神的文化系統(tǒng)將會導致更多的非炫耀性消費；
反之，則反之。從中國文化傳統(tǒng)看，面子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點。而愛面子必將導致更多的炫耀性消費，因為炫耀性消費本身就具有一種面子體現功能。另外，崇尚節(jié)儉也是中國文化的內涵之一，這種節(jié)儉意識對炫耀性消費又是一種抑制。同時，由于眾多因素的原因，國人的平均主義意識也是很濃的。平均主義的另一面就是嫉妒，而嫉妒對炫耀性消費又是一種威脅。所以，在面子、節(jié)儉、嫉妒等多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理性的消費選擇就是保持“中庸之道”。在中國文化的特點下，對個人而言，保持一種“中庸之道”應當是一種理性選擇。當然，文化環(huán)境不同，理性消費行為方式的選擇肯定會有所不同。當社會的主流文化是“以神為本”時，炫耀性消費的內容也會以神為核心。當社會的主流文化落實到“以人為本”時，這時炫耀性消費就會更多體現環(huán)保和人性等方面的要求。另外，在個人主義和整體主義不同的文化意識情況下，其炫耀性消費也會有不同的特點。個人主義的文化意識將導致炫耀性消費更多呈現個人色彩；
而整體主義的文化意識將會導致炫耀性消費更多呈現一種整體取向。

　　三是個人偏好不同。有些人不愛炫耀，有些人愛炫耀，除了上述影響因素外，也與個人偏好有關。偏好是影響一個人行為的重要變量。對炫耀性消費具有較大效用的人，其選擇炫耀性消費的可能性就大；
反之，則反之。如同樣是愛面子，但不同的人愛面子的程度是不同的。有些人特別愛面子，這種情況將會導致更多的炫耀性消費。

　　四是炫耀性消費的商品內容也是變化的。炫耀性消費的實質是個人通過消費進而實現對商品的社會屬性的追逐。商品有兩重性，一是自然屬性，二是社會屬性。自然屬性主要體現商品的物理化學性能，主要滿足人的生理要求。社會屬性主要體現商品的社會意義，滿足人的社會性要求。在一定時期內，對不同的商品，其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一般是不同的。在不同的時期內，同一件商品，雖然其自然屬性相同，但社會屬性就不一定相同，因為時尚是變遷的。這種炫耀性消費商品內容的變化對消費方面的研究就會產生一定影響，若不能有效識別，就有可能產生研究誤差，造成判斷失誤，將本屬炫耀性消費的行為判斷為非炫耀性消費行為。

　　五是安全因素。在社會經濟發(fā)展不均衡、貧富差距擴大、制度歧視存在、社會不公平表現較突出的情況下，這時部分人就會產生對富裕階層的不滿，富裕階層就會成為一些群體發(fā)泄不滿的對象。這時，炫耀性消費就會成為一種不安全的因素。由于社會的法律不可能絕對防止和控制搶劫、盜竊、勒索等社會暴力的侵犯。因此，富裕階層也就不愿意在風險較大的社會空間炫耀財富，不愿承擔威脅的風險來博取炫耀的滿足，因而會盡可能在公共場所消費低調化。

　　第六，消費也有痛苦。消費既充滿快樂，也伴隨痛苦。

　　一是消費的異化。異化的實質是目的與手段的錯位，手段成了目的，目的成了手段。對人與消費而言，消費是手段，人是目的，但人卻成了手段，消費卻成了目的，這就是消費的異化。異化的結果是，人在消費中迷失了自我，人成了消費的奴隸。

　　讓·波德里亞在《消費社會》的開篇就寫道：今天，在我們的周圍，存在一種由不斷增長的物、服務和物質財富所構成的驚人的消費和豐盛現象。它構成了人類自然環(huán)境中的一種根本變化。恰當地說，富裕的人們已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人的包圍，而是受到物的包圍。

　　弗洛姆所指出：“人本身越來越成為一個貪婪的被動的消費者。物品不是用來為人服務,相反,人卻成了物品的奴仆”。[4]

　　消費異化既破壞了人類精神世界的和諧與安寧，也加劇了對物質世界的摧殘和破壞。它既造成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緊張，也加劇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同時，消費異化也導致生產者對消費者進行操縱。時尚本身成了一件生產品，它不是以消費者為本，而是以生產者為主導。生產者不斷利用廣告等各種促銷手段，誘導消費者迷失在欲望的隧道中，從而實現對消費者的控制。

　　產生消費異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人對欲望無止境的追逐是產生消費異化的內在因素。其次，不合理的制度體系是產生消費異化的外在條件，如等級制度等等。再次，消費品的不斷增長是產生消費異化的誘導條件。所以，解決消費異化問題必須綜合治理。

　　二是消費的外部性。有些產品在消費時，總是會產生一定的外部性。外部性有正負之分。正的外部性是一種積極作用，負的外部性是一種消極作用。如吸煙，就具有極大的負外部性。再比如對電腦的消費，它既給人帶來了便利和快捷，也會對人產生一些不好的作用，如利用不當，就會對身體有一定損害，容易造成網癮等等。消費的積極作用帶給人的是快樂，而消費的消極作用帶給人的就是痛苦。伴隨著人類的消費活動，消費的消極作用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人類的消費，既是一種快樂，也是一種痛苦。

　　三是信息的不對稱。消費信息不對稱也是造成消費痛苦的一個重要因素。對消費者而言，信息不對稱加重了消費者進行選擇的時間和心理成本，這實質就是一種消費痛苦。對生產者而言，信息不對稱使生產者容易對消費者進行不利引導；
但當消費者明白情況后，又會產生一種被蒙騙的痛苦。

　　四是消費的付出。消費是交換的結果，而交換就需付出。人人都希望成為免費乘車者，但天下免費的事情畢竟是很少的。凡事有得必有失。對消費者而言，得就是快樂，失就是一種痛苦。

　　五是過度消費。在理論上，可以假定消費者按照完全理性進行決策；
但在現實世界，消費者的決策并不總是完全理性的。消費者并不是完全按照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的原則進行決策。這種情況導致人們在增加商品消費量的同時，有可能會導致總效用水平的減少，這時就出現過度消費。在商品豐裕時，人們常常存在著消費過度現象，導致總效用水平下降。豐裕社會中的“富貴病”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

　　注釋：

　　[1][美] 凡勃倫．有閑階級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77.

　　[2]Seema Naayar. In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merican Demographics[J]. April 2002: 5.

　　[3][美] 羅伯特·弗蘭克．奢侈病[M]．蔡曙光，張杰譯．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2:77.

　　[4][美]弗洛姆:《在幻想鎖鏈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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