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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際可:介紹朱照宣《牛頓原理三百年祭》一文

發(fā)布時間:2020-06-06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我從事力學教學與研究近半個世紀,而且對力學史有特別的興趣,曾經(jīng)花了許多精力尋求與力學史有關的文獻。

經(jīng)過許多年的探索和比較,我認為對理解近代中國的力學發(fā)展來說,有兩篇經(jīng)典文章。

  第一篇是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Fryer,1939-1928)在大約1890年前后寫的《格致須知》《重學》一卷的序言。他說:“至于重學(早期對力學的譯名),不但今人無講求者,即古書亦不論及,且無其名目。可知華人本無此學也。自中西互通,有西人之通中西兩文者,翻譯重學一書,兼明格致算學二理。”傅蘭雅作為一個外國人,看法是客觀的。他的話說明,第一,中國古代沒有力學,第二,中國的力學是外國人送上門來的。后來的歷史發(fā)展進一步說明的是,第三,即使是外國人送上門來,中國人接受也不痛快,甚至有時采取排斥的態(tài)度,接受的過程是緩慢和曲折的。不過傅蘭雅只是描述了實際狀況,而沒有涉及問題的原因。

  第二篇文章就是朱照宣發(fā)表在1987年第5期《力學與實踐》上,為紀念牛頓《自然哲學的數(shù)學原理》發(fā)表300周年的短文《牛頓原理300年祭》。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第一次從內(nèi)部解剖力學學科發(fā)展所需要的條件討論問題。作者在簡述牛頓《原理》的影響及對牛頓簡要評述的同時令人信服地指出,牛頓總結的運動定律加速度的概念與圓錐曲線的性質,而中國沒有,從而近代力學不可能產(chǎn)生在中國。

  在此以前的許多學者,都是從哲學、社會學和政治等方面討論問題。雖然也不乏精辟見解,但總給人說服力不強的感覺。更有人從庸俗的唯生產(chǎn)力論的角度討論問題,簡單地認為力學是從生產(chǎn)中來的,中國的生產(chǎn)力不夠發(fā)達,所以力學就落后了。

  朱照宣的文章也告訴我們,討論科學發(fā)展的問題,不可機械地套用唯生產(chǎn)力論的教條。極限與圓錐曲線完全是思維的創(chuàng)造,并不是起源于生產(chǎn)。它啟發(fā)我們?nèi)ニ伎迹袊鴽]有推理數(shù)學的原因,是因為沒有邏輯學。而邏輯學發(fā)展來源于辯論,中國的專制統(tǒng)治下不可能有辯論,所以邏輯學也就不可能發(fā)育。這使我們更深刻地認識民主與科學的內(nèi)在關系。

  力學是近代科學的領頭羊,朱照宣的文章,在令人信服地說明中國不可能產(chǎn)生近代力學的同時,也間接地回答了所謂的李約瑟難題,即中國在近代為什么科學和技術落后了。

  朱照宣的這篇文章最早被編入紀念牛頓《原理》發(fā)表300周年文集,原篇名為《牛頓的原理與力學》〔1〕,那時我正好擔任《力學與實踐》的主編,一看到這篇文章,就意識到它的重要性,請作者補充修改后把它放在該期的第一篇顯著位置刊登。2003年7月在北京召開第一屆力學史與方法論學術討論會的會議文集中〔2〕又收入了這篇文章。以后我又在涉及中國近代力學的文章中,多次引用朱照宣的文章。特別是在2005年出版的《近代力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fā)展》〔3〕一書,它基本上就是闡述以上說的兩篇經(jīng)典文獻所提供觀點的一本專著。

  

  參考文獻

  〔1〕《原理》--時代的巨著,戴念祖、周嘉華編,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88年4月,第54-57頁

  〔2〕力學史與方法論文集,武際可、隋允康主編,中國林業(yè)出版社,2003,第44-47頁

  〔3〕近代力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fā)展,武際可編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8頁

  

  附:

  牛頓《原理》三百年祭

  朱照宣(北京大學)

  

  牛頓(I.Newton,1642-1727)在1686年5月8日為他的《自然哲學的數(shù)學原理》(Philoso-Phia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寫了序言,在哈雷(E.Halley,1656-1742)的推動下,1687年《原理》正式發(fā)表。三百年來,人們對《原理》見仁見智,無可爭辯的是,它對自然科學的發(fā)展,乃至整個人類文明,起著重大的歷史作用。正是:

  Nature and Nature’s law lay hid in night;

  God said,“Let Newton be”,and all was light。

  ——波普(A.Pope,1688-1744)

  意思是說,道法自然,久藏玄冥;
天生牛頓,萬物生明。

  中國的力學科學是從西方引進的。阮元(1764-1849)編的科學家傳記《疇人傳》中列進了奈端(即牛頓)的名字,但只字未提其貢獻。1859年,李善蘭(1811-1882)翻譯了《原理》的一部分,未能出版(現(xiàn)在《原理》的中譯本是鄭太樸譯,1931年出版),而《原理》中的基本結果,則在李善蘭所譯《重學》(即力學)和《談天》(天文學)中有所闡明,逐漸在中國得到傳播。

  《原理》給出的運動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不可能在中國固有的科學技術傳統(tǒng)中得出。中國的歷史文獻中,始終沒有加速度這種概念。中國的傳統(tǒng)數(shù)學,也還沒有為產(chǎn)生加速度和萬有引力概念提供必要的工具——圓錐曲線理論。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從自由落體運動規(guī)律中歸納出加速度的概念時,用到了拋物線的性質。牛頓從行星運動規(guī)律導出萬有引力定律,需要用橢圓的性質。在歐洲,圓錐曲線理論這一工具是現(xiàn)成的,早在古希臘,阿波羅尼(Apollonius,約公元前260-190)在他的《圓錐曲線》專著中列出了400個命題。在中國,橢圓的“橢”字(古文是提手旁)只是“拉長”的意思(如見《史記·平淮書》)“橢圓”一詞最早可能見于《測量全義》(1631年)和愛新覺羅·玄燁(康熙,1662-1722)主編《數(shù)理精蘊》中《幾何原本》的節(jié)譯本,而“拋物線”一詞則在李善蘭時期才有。以《原理》為代表的西方科學,促進了中國科學的發(fā)展,也沖擊著中國的傳統(tǒng)科學思維方法。

  紀念偉大人物、偉大成就,通常以頌詞為主,這里卻想從另外的角度提出問題。

  《原理》發(fā)表以來的三百年,牛頓力學經(jīng)歷了兩個階段。

  前280年是一個階段。那時認為由微分方程所確定的動態(tài)總是確定性的。發(fā)展的“頂峰”就是拉普拉斯(P.S.Laplace,1749-1827)的決定論。從此“機械論”成為“力學觀”的代名詞。玻爾茲曼(L.E.Boltzmann,1844-1906)看到了它的缺點,在大量粒子運動的問題中提出統(tǒng)計力學的思想。但他得不到當時權威們的支持而感到抑郁以至自殺。隨機論打進了物理科學王國,這對傳統(tǒng)思想是個巨大的沖擊。這種沖擊連偉大的愛因斯坦(A.Einstein,1879-1955)也受不住,他深信上帝(指自然規(guī)律)不是在擲骰子。以后,人們認為“決定論”和“隨機論”非此即彼,牛頓力學和統(tǒng)計力學之間是界線分明的。

  后20多年則是另一個階段。以卡姆定理(KAM是A.N.Kolmogorov,1903- ,V.I.Arnol’d,1937-和J.Moser,1928-三人姓氏合成為代表混沌理論揭示了決定論和隨機論之間、牛頓力學和統(tǒng)計力學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界線;煦缋碚撔媪瞬柶澛谶@方面比愛因斯坦高明些。它還對玻爾茲曼的論證作了補充。不僅大量粒子的系統(tǒng)要用統(tǒng)計力學,兩個自由度的保守系統(tǒng)也得用統(tǒng)計力學,連擲骰子本身也既是決定論的又是概率論的。它從根本上為牛頓力學摘除了“機械論”的帽子。

  牛頓和萊布尼茲(G.W.Leibniz,1646-1716)發(fā)明了微積分。在前280年中,微積分和它的后繼者(微分方程、變分方法、泛函分析等等)成為研究力學問題有力的、不可缺少的數(shù)學工具。然而,在最近20多年來,由于電子計算機的發(fā)展,人們開始感覺到在離散型的數(shù)學方面,在有限數(shù)學方面,理論儲備遠遠不夠。也許這是280年太偏重于連續(xù)的數(shù)學(力學中以連續(xù)統(tǒng)假設為前提)、無限小的數(shù)學,而計算機所能認識的則是離散的、有限的數(shù)學,同時又具有統(tǒng)觀全局,不限于局部的能力。這個問題,也只是在新型的動力模型(如映射、點格自動機等)得到發(fā)展后才逐漸認識到的。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感到在物理科學中“還原論”(reductionism)方法的缺陷,主張在用分析方法(這從《原理》以來占統(tǒng)治地位)的同時,要附加綜合的方法。他們甚至想到了中國的傳統(tǒng)。例如普利高津(I.Prigogine,1917-)提出要把西方科學方法和中國科學傳統(tǒng)結合起來。西方有些學者卻“病急亂投醫(yī)”,有的想從“本體論”(ontology)中尋找出路;
更有的認為即使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也要讓熱力學第二定律把牛頓力學排擠出去。

  我們對待牛頓的《原理》,對待《原理》以來的牛頓力學,是和對待牛頓其人一樣,既不肯定一切,也不否定一切。太陽也有黑點。牛頓曾設想,按平方反比引力規(guī)律物體接近地球時將以螺旋線方式趨近地心(假設地球可以穿透)。1679年,比他年長的胡克(R.Hooke,1635-1703)向他提出,應是橢圓而不是螺旋線。牛頓接受了這個意見,并作出了數(shù)學證明。在《原理》發(fā)表時,胡克要求牛頓在序言中“提一下”此事,大牛頓斷然拒絕,甚至給哈雷寫信說不惜犧牲《原理》中的一卷,以致后來胡克控告牛頓剽竊他的成果。在和萊布尼茲在爭微積分發(fā)明權時,牛頓曾在背后做了些小動作,此事在他身后200多年才被發(fā)現(xiàn)。這些事,使愛因斯坦十分震驚,他批評牛頓“愛虛榮”。(見《愛因斯坦文集》商務版第一卷620頁)。一眚不能掩大德。牛頓晚年終于聲稱,他是站在巨人的肩上才看得遠些,他只是揀石頭的一個孩子。也許這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然而這終究是正確的認識論。我們正是以這樣的認識論來看待牛頓力學、看待中國的科學方法傳統(tǒng)。近20多年的科學揭露了牛頓力學中的一些新問題,我們不會因而拋棄《原理》以來的成果,正如相對論并非否定牛頓定律一樣。我國科學傳統(tǒng)方法中整體的觀點、系統(tǒng)的觀點遠比西方的多些。但我們也不會忽視固有傳統(tǒng)中的弱點。不然的話,為什么連橢圓也得從西方引進呢?我們還是采取分析批判的態(tài)度,揚棄(Aufheben)的態(tài)度。

  《原理》其書、牛頓其人,千秋功罪,可以評說,我們的信念是:世界是可以認識的,沒有不可認識的東西;
認識世界的過程又是沒有窮盡的,決不會有哪一天我們認識了宇宙的終極本體。真理總是以相對真理形式出現(xiàn)的,相對真理中又包含著絕對真理。無數(shù)相對真理的總和,就是絕對真理。

  原載《力學與實踐》1987年9(5):pp.1-2

  

  一 點 后 話

  朱照宣

  北京大學

  

  1987年是牛頓《自然哲學的數(shù)學原理》出版三百周年。那年《力學與實踐》編輯部(主編武際可)要我寫篇紀念文章。同時,相關的紀念大會(工作組組長戴念祖)要我從力學角度在會上發(fā)言。這就是〔1,2〕的來由。我在〔1,2〕中說明中國的傳統(tǒng)不可能產(chǎn)生牛頓力學,其根據(jù)有二:1)中國沒有瞬時加速度,即沒有精確意義的加速度。2)中國沒有導出萬有引力的必要數(shù)學工具——圓錐曲線。

  關于加速度,戴念祖查遍中國古書,能找到的說明加速度思想最好的記載是《九章算術》卷七“良馬駑馬問題”。為讀者方便,引《九章算術》的原文于下:

  今有良馬與駑馬,發(fā)長安至齊。齊去長安三千里。良馬初日行一百九十三里,日增十三里。駑馬初日行九十七里,日減半里。良馬先至齊,復還迎駑馬。文幾何日相逢及各行幾何?

  答曰:十五日一百九十一分里之四十六,駑馬行一千四百六十五里一百九十一分里之一百四十五。

  由于有答案,可以驗證,題中認為馬(良馬或駑馬)在同一天之內(nèi),是以均勻速度行駛的。如果用v-t坐標表示,速度v隨時間t的變化是臺階式的,而不是代表勻加速的一條直線。詳細計算見文獻〔5〕。因此,中國沒有(瞬時)加速度。其實,中國連速度的概念也是停留在平均的意義上,中國沒有瞬時速度。說“瞬時”,就涉及數(shù)學上的極限的概念!肚f子·天下》中惠施的“一尺之椎,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固然為人稱頌,說有“極限”的思想,但未見其進一步的發(fā)展和實際的應用。相應中國戰(zhàn)國(惠施,公元前約370-310)時代的古希臘,卻可輕易地用極限的思想算出矩形和內(nèi)接拋物線圖形面積之比是3:2。在西方,加速度概念創(chuàng)自伽利略(相應于明末),并為牛頓所發(fā)展。在勻加速直線運動(如自由落體運動)中,表明路程和時間的關系就得用拋物線。從Kepler面積定律導出萬有引力公式,要用橢圓的性質。拋物線和橢圓都是圓錐曲線(conic sections)。

  關于圓錐曲線,中國也是從西方引進的,時間已在明末。在西方,它產(chǎn)生于古希臘。Hilbert等在《直觀幾何學》〔4〕中有一段文字說明古希臘名3種圓錐曲線時是很清楚它們之間內(nèi)在聯(lián)系的: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圓錐曲線的希臘名詞是根據(jù)曲線對于準線的關系而來的。這是說,對于橢圓ν(按指圓錐曲線的離心率eccentricity)不足1(ελλειπειν),對于雙曲線超過1(νπερβαλλειν),對于拋物線正好是1(παραβαλλειν)。

  可見,在希臘名稱中,三種圓錐曲線的字頭分別是“虧”“超”和“齊”。今天,從英文字頭還可看到其遺跡:hyperbola的hyper和parabola的para(希臘字母παρα)。而在中國,明末從西方引進時(1631年)用的譯名是按象形:陶丘形(雙曲線)、圭竇形(拋物線)、橢圓,其中的橢圓沿用至今!皺E”,原來的寫法是提手旁或者沒有偏旁的隋,是拉長的意思!犊脊び洝分袆t用“椑”(讀pi,〔2〕中誤為“稗”)來說明這種拉長的圓。這些都不是數(shù)學上的橢圓,古希臘的橢圓則由平面和圓錐面相截而得。今天我們所用3種圓錐曲線的漢子名詞,也反映不出它們之間的內(nèi)在關系。關于虧曲線、超曲線和齊曲線的意義,更詳細可見〔5〕。

  古希臘對圓錐曲線和極限的嫻熟運用,可以從阿基米德(公元前287-212)解出的下面兩個命題(載其全集)看出。(1)一拋物線和兩平行線(不必垂直于拋物線的軸)圍成一曲邊“梯形”阿基米德給出這個梯形重心的位置。(2)回轉拋物面和垂直于其軸的平面圍一“拋物體”,如果這個拋物體是均勻的且輕于水,阿基米德給出了浮體穩(wěn)定(不會傾斜或翻身)的條件,即解決了它的重心低于浮心的條件。這在同時代的中國(戰(zhàn)國或秦),當然是望塵莫及的。

  沒有加速度,沒有圓錐曲線,中國不會產(chǎn)生牛頓力學,自在意中。

   QED(即欲所證)

  參考文獻

  1.朱照宣,牛頓《原理》三百年祭,力學與實踐,1987,9(5):1-2(后登于力學史與方法論文集)

  2.朱照宣,牛頓的《原理》與力學,《原理》——時代的巨著,紀念牛頓《原理》出版三百年文集,戴念祖、周家華編,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88,54-57

  3.戴念祖,中國力學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102-105

  4.D.希爾伯特、S.康福森著,王聯(lián)芳譯,直觀幾何學,上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原文為德文,D.Hilbert u. S.Cohn-Vossen,Anschauliche Geometrie,Springer 1932)

  5.克萊因著,張理京、張錦炎譯,古今數(shù)學思想,上?萍汲霭嫔纾1979,(I)102-104頁(原文為英文,M.Kline,Mathematical Thought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Oxford Univ. Press,New York,1972)

  

  以上刊登在《中國力學文摘》2007年21卷第3期,p.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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