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媒體熱炒的廈門Px項目事件中，新媒體所起的作用引人注目。新媒體指被稱為第四媒體的互聯網和第五媒體的手機。廈門Px事件只是比較典型，但并非新媒體起作用的特例。從山西“黑磚窯”、貴州兩個教師脅迫13歲至17歲女生“出賣處女”、太湖藍藻事件，到早前重慶發(fā)生的“史上最牛釘子戶”、彭水詩案、稷山舉報案，再到更早前的劉涌案、孫志剛案等等，都能看到新媒體在信息傳遞方面的巨大作用。

　　發(fā)展到現在，類似事件幾乎形成了一個套路——最先由知情者在網上發(fā)帖，事件迅速在互聯網上廣為流傳，隨后被主流媒體關注報道，這些報道又迅速在網上被廣泛轉載，網上民意涌動，網下短信滿天飛，段子以幾何速度在手機間傳播，最終引起政府重視，影響政府決策，事情得到回應或解決。

　　綜觀近年的重要事件和熱點話題，幾乎沒有一個能完全繞過新媒體。在很多事件中，新媒體都起著推波助瀾甚至舉足輕重的作用。

　　新媒體的力量

　　近年，新媒體的政治影響力日漸巨大。新媒體似乎成了傳統(tǒng)媒體尋找新聞線索的重要工具，一件有新聞價值的事情，總會從新媒體流向傳統(tǒng)媒體，然后輿論監(jiān)督開始起作用。在傳統(tǒng)媒體和新媒體的“合謀”之下，輿論監(jiān)督的力度日益強大，已經幾乎沒有可以捂得住的惡性事件。

　　一件能引發(fā)民憤的事情，即使只在網上掛了5分鐘即被迫刪除，也已經被多家網站轉載，并被個人下載通過郵件轉發(fā)。一些在報紙雜志上很難見到的對官員個人問題和政府“惡政”、“亂政”的質疑和抨擊在新媒體上都會呈現。新媒體成了民意的聚集地，中國下情上達的渠道一向不夠暢通，擁有話語權的也是少數人，新媒體成了沉默的大多數發(fā)出聲音的重要甚至唯一渠道，人們通過新媒體盡情地表達自己的看法。

　　不僅僅是普通老百姓，北大、人大的教授也選擇在網上公開和校方的矛盾。近年的“兩會”期間，總有代表和委員開實名博客，及時向民眾傳遞信息并接受意見和建議，各大網站也會開通民眾和政府的互動板塊。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網站也早已開通。新媒體促進了民意與政策的互動。

　　對新媒體，亞馬遜前首席科學家韋思岸如是評價，“過去掌握話語權的專家將蛻變?yōu)槠渲邪l(fā)言的一分子，相較以往會形成一個更公平的社會價值格局，它將盡可能地改變人類社會原本信息不對稱的現狀�！毙旅襟w使每個人順暢地表達意見成為可能，新媒體時代，是一個民意勃發(fā)的時代，民意作為一股力量，不僅表現為它已經變得不可忽視，更重要的是它事實上已經在影響政府的決策。在村民自治、全民選舉之外，普通百姓有了新的政治參與方式。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很關注新媒體。他們以積極開放的心態(tài)面對網絡輿論，在今年“兩會”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就談到了自己如何瀏覽網頁聽取民眾意見的問題。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最新發(fā)布的《第2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fā)展狀況統(tǒng)計報告》顯示，截至6月底，我國網民數達到1．62億人，半年來平均每分鐘就新增近100個網民。手機用戶更是已經超過4億。如此龐大的用戶群，加上互聯網和手機短信的即時交流互動功能，新媒體不僅改變了信息的傳播方式、速度和內容，更已經并且還在改變著中國的政治生態(tài)環(huán)境。新媒體的發(fā)展如此迅猛，以至美國《時代》周刊將新媒體的使用者“全體網民”評為2006年的年度人物。新媒體作為一個時代的標點，意味深長。

　　網絡暴民與民主政治

　　新媒體對政治生態(tài)的影響，—種最樂觀的觀點認為，通過新媒體，人們有了充分表達的自由和能力，新媒體把人類帶入“電子民主”的新時代，加速人類的民主化進程。社會越不發(fā)達，政治權力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

　　新媒體改變了每一個人的政治能力。

　　根據托夫勒的觀點，工業(yè)社會后，非群體化社會開始增多，動員多數人變得越來越困難，民主將越來越難以實現。新媒體在民主參與、直接性、公開性等方面達到了現代政治所要求的最高程度。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認為，民眾通過網絡參政議政，實際上是行使民主權利。所謂互聯網政治，其性質就是民主政治。網絡成為“民意直達高層直通車”，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fā)展的新景象。互聯網成為傳遞原生態(tài)的群眾情緒和民意的重要渠道。

　　另—方面，也無法否認，充分表達的自由可能產生網絡暴民，更可能被操縱。在政治信皂傳遞中，存在著一種類似于“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一條造謠信息可能會比一條真實信息更具有吸引力。資深時事評論員蔣兆勇認為，如果沒有一個充分發(fā)育的社會組織和法制，通過新媒體進行的公民行動并非全然是社會之福。網絡往往是偏極端的，網絡表達的是趨同除異的。網上的民意是碎片化的，零散的，集合起一個權威的意見，形成具有公信力的東西需要傳統(tǒng)媒體或大型網站的引導。網上的民意也是：有漏洞的。一個人一天可以發(fā)出幾百條帖子，很容易做假，如果網管本身有趨向性，論壇很容易被操縱。因為表達意見的其它渠道不暢通，在網上調動起來的民意是比較危險的。當西方社會進入危機的時候，西方學者都在說制度化。社會變遷導致了生活方式的變化，如果很多社會變化能夠制度化，把社會矛盾用制度化的方式處理，就能避免進入動亂高發(fā)區(qū)。美國罷工已經被合法化了，甚至不再像是社會運動，而是利益集團政治。這些都發(fā)生在新媒體興起之前。

　　樂觀和擔憂其實并不矛盾，只是點出了新媒體發(fā)展的兩種可能方向：一種是重于監(jiān)督，利用即時交流互動的技術特點隨時監(jiān)督政府部門、官員的一舉一動；
一種是凝聚民意。從目前的發(fā)展看，后一種方向所起的更多的是參考作用，而監(jiān)督方向值得給予足夠期待。不管新媒體對民意的聚集作用是好是壞，有一種趨勢已確定無疑，那就是新媒體的發(fā)展勢不可擋，如何引導和界定新媒體對政治的參與，是個重要課題。

　　對互聯網公司的新聞審查已經越來越難，百度公司公開發(fā)誓他們保守任何一個該公司用戶的秘密。早在2005年，雅虎公司一宗涉嫌泄露用戶郵箱的事件，遭到了全球輿論的譴責，這迫使網絡公司更加恪守開放和中立立場。哈貝瑪斯提出了“公共空間”的概念。他認為公共領域是介于國家與社會之間進行調節(jié)的—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形成了作為公共意見載體的公眾。新媒體就是這樣一個公共空間。這個空間的管理需要政府的智慧，在社會矛盾日益激烈的今天，這種智慧格外重要。

　　新媒體時代的政府智慧

　　PX事件之后，有報道稱，廈門市政府正在醞釀一項地方法規(guī)，名為《廈門市互聯網有害信息和不良信息管理和處置辦法》，要求廈門的網站取消匿名發(fā)帖，論壇貼文將先審后發(fā)。這實質上是實行嚴格意義上的網絡實名制。廈門政府的舉措，有網友嘲弄：“這個辦法還是不太理想，最好是給每個人都安上大腦芯片，實時監(jiān)控每個人的思想�！睋�悉，迫于各種壓力。這—動議也“暫緩”了。

　　和新科技作對的成本極其高昂。如果采取壓制的手段，當權利意識和民主訴求不斷積聚。在—定時間內突然進發(fā)，其所產生的巨大沖擊力可能會超過一個社會的承受能力，從而使一個國家陷入政治不穩(wěn)定。中國現在同時處于“黃金發(fā)展期”和“矛盾凸顯期”，這已是共識，在這樣一個特殊階段，維持穩(wěn)定確保發(fā)展是重中之重。

　　如何將激涌的民意，控制在目前國家可以接受的程度上，在實現民意充分表達的同時，又避免因民意的過度表達而沖擊政府權威、引發(fā)政治沖突，將考驗政府在新媒體時代的執(zhí)政智慧。北京學界已有聲音，呼吁官員們學習“互聯網政治”。這其實是要官員學習在新媒體時代如何執(zhí)政。

　　“記者通過即時通訊、郵件、手機等工具，能第一時間獲知事態(tài)走向，而官方層層過濾層層報告層層掩飾難知真相。千篇一律的應急方案實在無用�！边@是重慶釘子戶事件中在媒體和學界人士中流傳的短信。

　　新媒體時代，是全民提供線索的時代，民眾關心并調查政府在做什么，官員遭遇全面監(jiān)督和直接批評成為一種常態(tài)。新媒體的政治參與，使現行的政府運作方式受到巨大的沖擊。沖擊是革命性的，政府必須用最快的速度應對。舊有的管控方式和思維模式已經無法適應現代化需求。

　　另外，短信的快捷和網絡的普及使隱藏真相變得越來越難。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王國慶曾公開表示，官員在互聯網時代還試圖“捂”住真相，無異掩耳盜鈴，“是比較天真的一種愿望”。中紀委監(jiān)察部和15個省級紀檢監(jiān)察機關相繼開通舉報網站。很多地方紀委也建立和開通了網上舉報，一些地方還開通了手機短信舉報。

　　一些新聞管理手段也正在發(fā)生變化。有地方部門提出，“堵了一個記者的口，堵不了所有記者的口；
堵了所有記者的口，堵不了互聯網上網民的口”，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消除出現“負面報道”的源頭，是唯一和最重要的。有些地方宣傳部門開始松動對媒體長期沿襲的堵、蓋、封等手段，嘗試建立一套新的信息發(fā)布機制，重大突發(fā)信息改由自己說、主動說、專人說、及時說。蔣兆勇認為，控制型社會官僚體制調整起來非常困難，這是一種體制性遲鈍。新媒體的發(fā)展，將迫使政府部門不得不日益透明化并改變行政方式。這一趨勢幾難逆轉。因為公民社會的某些特征已經在新興媒體上體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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