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國家產生以來，就有了國與國的關系問題。國與國的關系，自然也就從雙邊關系擴大到 三角、四方以至多邊關系。這樣，就會不斷形成某種國際關系的格局或體系。

　　近代以前，古代世界中也曾在不少地區(qū)產生過古代類型的國際關系格局。出現(xiàn)于東亞地 區(qū)、自漢代直至晚清的“華夷秩序”，就是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國際關系格局中發(fā)展得最為完 整的一個。下面，我們就對這一以昔日中華帝國為核心的古代類型的國際關系體系進行一番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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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華夷”秩序的形成與發(fā)展

　　“華夷”秩序的形成、發(fā)展、興盛與衰亡，乃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正本清源，所謂華夷之說，緣起于我國上古華夏族體的形成時期。它所界定的，主要是黃河流域、特別是黃河中下游地區(qū)的華夏族體同今日中國境內的其他族體之間的差異，以及由此所帶來的一切問題。

　　上古時期“華夷”分野的觀念，主要還是為了維持我國中原地區(qū)正在形成中的華夏族體血統(tǒng) 純 凈的需要。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華夏對夷狄，自然難免有一些由于文明比較先進而帶來的 優(yōu)越感與偏見，卻絕未發(fā)展到近代資本主義那種系統(tǒng)的種族歧視。

　　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建立了空前規(guī)模的秦帝國。然而，不旋踵間，二世而亡，秦帝國僅僅 為日后的“華夷”秩序建立了一個前提框架。

　　漢承秦制，建立了前后延續(xù)四百年的兩漢帝國。在漢帝國的北方，是廣袤無垠的草原地 區(qū)。這一草原地帶的游牧民族，受到自然條件與社會條件的制約與驅動，不斷周期性地南下 壓迫，入侵中原，造成中國歷代漢族王朝所謂“外侮”的永恒主題。從漢初開始，除衛(wèi)青、 霍去病、竇憲、竇固等極少數(shù)情況外，大漢帝國對北方匈奴基本上處于被動的守勢，根本無法建立什么秩序。

　　故而漢代中國的對外關系，只能向東、西、南三個方向發(fā)展。這也是自漢唐以至明清中 國發(fā)展對外關系的先天性取向。

　　向東，中國人面對著浩瀚無際的太平洋。太平洋東西的超長跨度以及氣象、洋流等風險 條件，加之美洲印第安文明的遲晚發(fā)展，使古代中國在這個方向上的對外交往，僅限于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及琉球群島。

　　向西，經河西走廊、天山與昆侖兩山之間越過蔥嶺，數(shù)條古老的商路蜿蜒西去，與中亞 、西亞、地中海世界相連。在這一方向上，有與漢帝國并駕齊驅、處于同一古典文明梯次的 羅馬帝國，它同漢代中華文明，各踞東西，交相輝映。兩者互相吸引，造成古代絲綢之路的 繁榮。但由于各種錯綜復雜的因素，兩千年絲綢古道常因變亂而被遮斷，故而在這一方向上 ，中華帝國的對外交往也難以有什么營建國際關系體系方面的作為。

　　南方，成了自漢代以來中華帝國在對外關系方面可以暢行其志的地方。東南亞廣大地區(qū) 自然資源豐富，利于人類發(fā)展。海上絲綢之路，將東南亞、南亞廣大地區(qū)星羅棋布的邦國織 在一起，形成了以中國為核心的海上貿易網。所以在這個方向上，中華帝國的對外活動有著 較大的主動性和制約性。不過，中華帝國對南方的交往活動，在漢代尚屬初級階段。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發(fā)軔于上古時代的“華夷”觀念，在漢帝國時期開始引入中華帝 國的對外關系中去，并逐步發(fā)展起一種古代類型的國際關系體系，即所謂“華夷”秩序。

　　兩漢時期，“華夷”秩序作為一種古代國家關系體系，尚處于形成階段。其表現(xiàn)為：第 一，納入這一秩序的國家還很少，只有東方的日本、朝鮮，以及南方的都元國、邑盧沒國、 堪離國、夫甘都盧和黃支國等。第二，這一秩序尚未成形，格局尚不穩(wěn)定。第三，雙邊交往 還處在較低層次，不過是你來“獻見”，我賜印綬，再做點生意而已。

　　從國祚短長的角度看，隋唐帝國頗有些秦漢帝國翻版的意味。大唐帝國，雄強一世，氣宇恢宏，貞觀大治，開元全盛，高度發(fā)達的文明，對周邊以及遠方的國家和民族，有著強大的影響和吸引力。從某種意義上講，“華夷”秩序正是在這一時期，在比較正規(guī)意義上形成 了。

　　唐帝國建都長安，國勢強大時，仍首重對西方的關系。此時，昔日的羅馬帝國、波斯帝 國早已煙云過眼。蔥嶺以西的中亞乃至南亞諸國欣羨大唐文明，紛紛向“華夷”秩序靠攏。

首先是在漢代“數(shù)剽殺漢使”的鋥賓國，在貞觀年間兩度遣使來朝；

此外 ，還有位于今克什米爾地區(qū)的勃律國。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盛唐之時也曾進入“華夷”秩序圈。

　　正當大唐帝國將“華夷”秋序圈向中亞以至南亞地區(qū)推進之時，繼羅馬、波斯帝國之后 ，西方崛起了一個新的大帝國和一種新的文明——阿拉伯帝國與穆斯林文明。阿拉伯人在圣戰(zhàn)的大旗下東征西討，建立了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也經營著自己的穆斯林國際關系體 系。伴隨著穆斯林秩序的東擴，它與西向推進的“華夷”秩序之間，不可避免地會有一場碰 撞與摩檫。

　　阿拉伯帝國勢力的東擴，一路征戰(zhàn)，順之者猶可，逆之者亡。據(jù)記載，當時大食(即阿拉伯帝國)的勢力已伸張到吐火羅、波斯、安國、曹國、石騾國、米國、康國、胡密等處。

另據(jù)研究，677年，阿拉伯人到達了喀布爾，并首次攻入次大陸。于是，次大陸的非穆斯林 地區(qū)的統(tǒng)治者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宗主國地位。這一時期，了解到西方這一國際情勢的唐帝國也加強了在這一方向上的外交乃至軍事活動。

　　阿拉伯帝國勢力向東向北方向推進的行動，壓迫著大批中亞地區(qū)大小王公貴族紛紛向唐帝國尋求支援與庇護，連印度王公也“乞師討大食”。一時間，中亞的諸國也不斷上表長安求援。這就導致唐與阿拉伯關系的緊張。

　　751年，阿拔斯王朝的呼羅珊總督阿卡 穆斯林和唐朝的安西四鎮(zhèn)節(jié)度使高仙芝分別應中 亞地方王公的請求而出兵，雙方在稰邏私開戰(zhàn)，唐軍被阿拉伯軍擊潰。

　　稰邏私之役后確立了阿拉伯人在中亞乃至南亞地區(qū)的優(yōu)勢。大唐帝國向這一 地區(qū)推行“華夷”秩序終因穆斯林秩序的東擴而受阻。此后中華帝國的歷代王朝(除元朝外) 基本上對西方采取守勢或攻勢防御戰(zhàn)�！叭A夷”秩序之經營重心則進一步轉向海路，轉向東方。

　　660年和668年，唐與新羅先后滅百濟和高句麗，強盛的新羅王國基本上統(tǒng)一了朝鮮半島 ，并與唐帝國建立了十分密切的關系�？梢哉f，從唐代比較正規(guī)意義上營建“華夷”秩序時 開始，朝鮮就是“華夷”秩序中的基本成員。

　　同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在漢代曾最早進入雛形時期的“華夷”秩序。南北朝時代，“ 倭國”、“倭人”“萬里修貢”，“遣使獻方物”、“恭修貢職”的活動，有增無減。中國方面亦一貫待之以懷柔籠絡之道。然而，日本天皇很早就懷有一種強烈的、與中國對等的意識。公元608年，日本“遣使朝拜”，國書中出現(xiàn)了“日出處天子(即日本天皇自稱)致日沒 處天子(即隋煬帝)”的字句，隋煬帝“覽之不悅”，斥之“蠻夷書有無禮者”，次年即遣使 赴日責難。在會見隋使時，日本天皇自承“我夷人避在海隅，不聞禮義…… 今故清道飾館 ，以待大使，冀聞大國維新之化”，又派人隨中國使臣來華“請貢萬物”，事情才算平息。

唐代中國成為亞洲文明的中心。此時處在以氏族制與部民制為基本形態(tài)的奴隸制社會末期的 日本，急于尋求國家出路，因而，不斷派遣使團訪華，密切兩國關系，全方位吸收中華文明 的先進成果。遣唐使的派遣，對日本大化改新的成功，起了突出的作用。大化改新的過程， 也就是日本介入“華夷”秩序圈的過程。

　　大唐帝國的強盛與阿拉伯帝國的崛起，在中亞地區(qū)雖然由于極為錯綜復雜的地緣政治原因雙方發(fā)生了武裝沖突，但穆斯林文明與中華文明之間的互相吸引畢竟是歷史的主流。據(jù)說 先知穆罕默德有一條圣訓，稱“學問即便遠在中國，亦當求得之”。正是在隋唐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獲得了空前的巨大發(fā)展。中國造船業(yè)有了長足進步，不僅可以建造能載600—700人的 海船，還早于歐洲人900多年掌握了密隔艙的技術，并從根本上改變了漢代“蠻夷賈艙， 轉送致之”的狀況。海上絲路的開辟，使東南亞地區(qū)諸多國家與民族和中國關系大大密切， 也使中華帝國營造的“華夷”秩序不斷向南方推進。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在陸上失去的對南亞的影響，從海上卻又收了回來。

　　宋代，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時期。一方面，它一直積弱，在北方遼、金、西夏政權壓迫、 封鎖下始終處于守勢。另一方面，它的社會經濟發(fā)展得異常繁榮，對外關系尤其活躍，中華 古代四大發(fā)明多在此時外傳。唐代比較完備地建立起來的華夷秩序，只是到了宋朝方得到認 真的充實。

　　有宋一代，伴隨著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的不斷南侵，疆土日蹙。尤其是南渡以后，“一切倚辦海舶”，促進了海上絲路的繁榮。海上商路的發(fā)展與繁榮，刺激了沿海 許多港口的興旺以及此前名不見經傳的邦國的涌現(xiàn)與崛起。“華夷”秩序因而也就在這個方 向上大大擴展了。

　　同朝鮮一樣，越南民族經過長期的發(fā)展、奮斗，終于在公元968年由丁部領統(tǒng)一，建立 “大瞿越南國”。975年，宋朝封丁部領為“安南都護檢校太師交趾郡王”，l174年，宋朝正式冊封李英宗（天佐）為“安南國王”。自此，越南作為一個國家，加入了“華夷”秩序 。

　　宋代，中國與馬來半島諸國關系相當密切。1001年丹眉流國王多須機遣使打吉馬等九人來華朝貢，雙方互賜珍貴禮品，就是一例。

　　公元977年和1082年，位于文萊的渤泥國，也曾兩次遣使來北宋修貢。

　　菲律賓群島原在海上絲路主航道之外，但群島人民早已跨越南中國海同中國有所交往。

不過，直到宋代，我國正史上才出現(xiàn)關于中菲關系的明確記載。從此，菲律賓也進入“華夷 ”秩序圈。

　　“華夷”秩序圈隨海上絲路推進，一直到達南亞地區(qū)。公元9世紀至13世紀興起的南印 度科羅曼德海岸的注輦國，就曾主動介入這個古代國際關系體系。

　　甚至遠在非洲東岸的層檀國，也在宋代遣使入貢，成為“華夷”秩序大潮澎湃中得自印 度洋絕遠西岸的回聲。

　　位于東北亞的朝鮮，在宋代更加鞏固了它在“華夷”秩序中基本成員的地位。公元993 年至1019年，高麗王朝同我國北方的契丹進行了三次戰(zhàn)爭。高麗與契丹人的敵對，自然加深 了高麗王朝與宋王朝的盟友關系。由于有牽制北方強敵之作用，高麗在大宋王朝經略的“華 夷”秩序中的地位，更為突出。

　　唯一例外的是日本。?

　　公元894年，日本決定停止派遣遣唐使，結束了唐代兩百年間中日官方使節(jié)往返的局面 。此后，直到明初，中日之間一直沒有官方往來。就日本而言，遣唐使之停罷，外部原因是 唐帝國已跌入衰頹階段，而內部原因則是財力窘迫，平安時代的統(tǒng)治者們思想消極、自我閉鎖。故而北宋立國后，雖主動要求恢復官方往來，希望將日本重新拉回“華夷”秩序之中， 但并無結果。直至南宋時期，日本鐮倉幕府興起，才有興趣同中國交往。可惜進入13世紀中 葉以后，南宋王朝時刻面臨亡國之危，哪里還有心思和精力去營造什么“華夷”秩序呢??

　　蒙古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元朝。元帝國幅員遼闊，亦曾盛極一時，海陸交通，暢達 無阻。元帝國統(tǒng)治者雖繼承了“華夷”秩序的框架，但從忽必烈起，就沒有真正吸納這一秩 序的內涵真諦。他們所要建立的，實際上還是一種“蒙古式的和平”。這種“蒙元”秩序之 運作與“華夷”秩序相較，就大異其趣了。

　　明清兩代，迎來了“華夷”秩序的全盛與頂峰時期。在這一時期，這一古代東方國際關 系體系終于具備了自己清晰的外緣與日臻完善的內涵。

　　大明帝國，以鄭和遠航事業(yè)為代表，終于在前代的基礎上織成了一張古代世界空前規(guī)模 的“華夷”秩序的國際關系網絡。

　　鄭和七次下南海、入印度洋的遠航壯舉，將幾乎全部海上絲路商道上的邦國，即亞非大 陸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濱海而居的民族和國家，一齊吸納到“華夷”秩序中來，令這一國際關 系網絡具有空前之規(guī)模。特別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前來中國修好朝貢的，不僅國家數(shù)目 多、使團規(guī)模大、次數(shù)更加頻繁，而且檔次高，常有一國之君親自率團來朝，明確、自覺地 吸納中華文明。

　　在東北亞方面，明代所建“華夷”秩序曾一度達到其最高點。在朝鮮半島，李成桂于13 92年奪取了高麗王朝的天下，建立了李朝。李朝時期的朝鮮和明朝時期的中國之間，建立了 “華夷”秩序中從觀念到體制上都堪稱楷模的關系。從大明帝國方面看，是“東國年年修職 貢”的局面；
而從李王朝方面想，則是“禮儀成邦慕圣朝”的境界。

　　同時，琉球(今日沖繩)同中國的關系，在明代有了飛躍。據(jù)記載，這個長期以來“不通 中華”、“未嘗朝貢”的琉球王國，卻后來居上，在明朝時期不僅進入“華夷”秩序圈，而 且與中國交往頻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體制詳備，幾乎同朝鮮、越南并駕齊驅。計有明一代267年(1368—1644 年)里，琉球對中國修貢凡182次。

　　最值得重視的是，日本在明初曾一度、恐怕也是日本歷史上唯一的一次主動、明確地加盟“華夷”秩序。我們知道，自唐朝末年停罷遣唐使以來，數(shù)百年間，日本一直游離于 “華夷”秩序圈之外。如果說日本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也對“華夷”秩序采取一種游離的態(tài) 度，那不是由于它距中華“絕遠”，而恰恰是它與中國僅僅“一衣帶水”的接近；
不是由于 它的社會諸系統(tǒng)同中國差異極大，而恰恰是它相當飽和地吸納了中華文明，創(chuàng)造出一種幾與 中華文明同步的高水平的大和文明。由于地處島國，它成功地抵御了元帝國兩次粗暴的征伐 ；
由于主動、創(chuàng)造性地吸納了中華文明，日本在吸納“華夷”秩序時也將自己放在主動的地 位上，不是被動地接受它、承認自己“夷”的地位，而是主動地采取“拿來主義”，為我所用，將自己置換為“華”的地位。直到明洪武年間，對于朱元璋要日本稱臣入貢的要求，日本懷良親王仍進行了尖銳的抨擊，指出：“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
宇宙寬洪，作諸邦以 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日本的上述態(tài)度，到了明成祖時期發(fā)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1403年，朱棣篡位成功， 改元永樂，日本幕府足利義滿即以“日本國王源道義”的名義，遣使來賀，稱臣入貢，以屬國自居，還接受“大統(tǒng)歷”，表示愿意奉明“正朔”。自此，日本重入“華夷”’秩序圈。

嘉靖年間，倭患大起，日本才又一次游離于“華夷”秩序之外，直到近代“華夷”秩序崩塌 。

　　二、“華夷秩序”的理念與原則

　　“華夷”秩序是在古代世界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的一個有理念、有原則和有著自身一套比較完 備體制的國家關系體系。中國在其中自然起了某種主導作用。

　　中華民族的主體漢民族及其前身——華夏族體，本身就是許許多多部落、部落聯(lián)盟匯聚的結 果。至于漢民族，千百年間吸納、匯聚的遠近各方的族體則更為眾多。不過，無論是自愿匯 聚也好，沖突融合也好，華夏族體到漢民族的形成與發(fā)展，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古代文明 的輝煌進步，其所賴以生存的基礎，仍是中國中原地區(qū)，即黃河乃至長江流域的農業(yè)。

　　中華帝國始終是一個以農業(yè)文明為基礎的國家。因此，古代農業(yè)文明自然給它打上深深的印 記。從總體講，農業(yè)文明缺乏游牧民族那種遷播流動、尚勇好武的基因，也缺乏海洋民族 那種搏擊風浪、冒險交易的風格。在達到一定水平之后，特別是建立了擴疆萬里的大帝國之 后，農業(yè)社會所需求的穩(wěn)定、安定，就立刻在中華帝國的立國理念、原則、體制中凸現(xiàn)出來 。中華帝國的生存、發(fā)展需要儒學，而儒學也要為適應中華帝國發(fā)展的需求不斷演進。然 而，萬變不離其宗，帝國向儒學所索，儒學供帝國所需，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如何保持、深 化帝國社會的穩(wěn)定。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框架，修、齊、治、平的框架，孝悌 力田的框架，等等，將古代中華帝國、古代中國社會框架在穩(wěn)定、直至超級穩(wěn)定之中 。皇帝、大臣以至各級官吏，自社會頂端以降，用這一套套框架治理國家、約束民眾，得其 所哉。至于階級社會所固有的剝削、壓迫乃至“吃人”的本質，則是這些忠、孝、仁、義、 禮框架的陰暗面。一旦帝國晚期社會下層民眾不堪其苦，挺而暴起，突破了這些框架，那么 中華帝國就會周期性地發(fā)生“禮崩樂壞”的狀況而有待一個新的王朝來重新收拾局面了。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這一理念原則下，古代中華帝國各王朝 的統(tǒng)治者開疆拓土的努力，可以說達到了極致。到了大清帝國，其疆土本已大于今日我國。

漢、唐、明、清帝國的規(guī)模，可以講是古代社會生產力條件下中華帝國規(guī)�？蛇_的極致。而 這個極致以外的地區(qū)、民族與國家同中華帝國之間，自然就有一個古代國家之間的關系問題。

　　于是，農業(yè)文明對穩(wěn)定、和平的基本需求的特征，以及為了這種穩(wěn)定、和平需求應運而生的 儒學思想，也自然延伸到帝國對外關系的基本理念與原則之中。質而言之，就是要求帝國周 邊及遠近各國，在“君臣父子”等儒學學說框架原則下，同中華帝國建立和平、穩(wěn)定的關系 。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屬內以制夷狄，夷狄屬外以奉中國”，這就是歷代中國封建帝王 的世界觀、宇宙觀，也是中國封建主義皇權所追求的國際關系體系——“華夷”秩序的根本 理念與原則。這一秩序的基本內涵就是：以中華帝國為中心，在中國封建皇權的約束和保 護下，建立國際和平局面；
在中華封建文明的影響與制約下，促進各國的進步與繁榮。

　　我們今天已無法讀到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時讓其帶往各國的“國書”，但其中那些“ 儒術”之 內容，應該是不難想見的。況且，我們從后代君王、特別是大明皇帝的言論中，無疑可以清 楚地看到這些千百年間一以貫之的理念與原則。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遣使赴各國“宣諭” ，就講得很明確：“朕既為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宇如一” ；
“自古為天下主者，視天地所覆載，日月所昭臨，若遠若近 ，生人之類，無爾欲其安土而樂遷；
然必以中國治安而后四方外國來附” ；
“夷狄奉中國 ，禮之常經，以小事大，古今一體” 。

　　明成祖朱棣講得更清楚：“朕君臨天下，撫治華夷，一視同仁，無間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遠邦異域，咸使各得其所；
聞風向化者，爭先恐后也!”

　　“華夷”秩序所倡導的，是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輻射關系，也是以中華帝國君臨天下的垂 直型國際關系體系。在這一秩序中，所有所謂“夷狄”國家對中國的關系，應是一種以臣事 君和以小事大的關系，一種對高度發(fā)達的中華文明懷有“向化”之心、“慕圣德而率來”， 以至終于被“導以禮義、變其夷習”的關系；
中華帝國對各國則是撫馭萬邦，一視同仁，導 以禮義、變其“夷”習。無疑，這是儒家學說在處理中華帝國對外關系所能構建的理念原則 和理想框架。

　　這個框架所要達到的境界是：域外諸“藩國”，如群星參斗、葵花向陽一般，圍繞著中華帝國運轉、進步。在這一向心、垂直體系之下，“庶幾共享太平之�！�，維持一種“中華和平 ”模式的國際和平局面。這種“中華和平”式的局面，顯然是一種古代農業(yè)文明基礎上的國 際和平局面。

　　至于“華夷”秩序下的各國之間，則應在中華帝國的監(jiān)督和保護、保證下，彼此相安無事， 即所謂“天地之間，帝王酋長，因地立國，不可悉數(shù)，雄山大川，天造地設，各不相犯”以 及共享“中華和平”的“太平之�！�。尤其不能允許那種無視中華帝國的威德，以強凌弱、 以眾暴寡的情況發(fā)生。

　　為了落實“華夷”秩序上的上述理念和原則，中華帝國的歷代統(tǒng)治者，不遺余力地構建、豐 富并逐漸完備了一整套體制。以保證那些理念、原則的具體實施。當然，這一整套體制的發(fā) 展與完備，也程度不同地得到了“華夷”秩序中各國的支持與配合。

　　“華夷”秩序在體制上最根本的保證，是中華帝國與諸邦國之間，形成并建立了一套“朝貢 ”制度。而且，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和各國與中華帝國關系之日益密切，朝貢制度漸漸有了其體 制方面的內容。

　　首先各國貢使的規(guī)模、人數(shù)、級別日益擴大與提高。許多使臣在本國地位很高，如早在南朝 時期，位于尼泊爾境內之天竺伽毗黎國國王月愛在其國書中就鄭重其事地推薦其使臣，說“ 使主父名天摩悉達，使主名尼陀達，此人由來良善忠信”云云。看來，使臣尼陀達出身名門 ，以至國王還要介紹他的父親。到了明代，索性國君們親自率團訪華朝貢，足見海外諸邦將 同中華交往看作一件大事。由于來使太多，令中國應接不暇，遂定有制度，如明太祖朱元璋 就于1375年對中書省和禮部下了一道圣諭，對各國來朝的周期、人數(shù)，乃至船數(shù)均作了明確 規(guī)定。

　　制度如此，但能否遵守實行，則是另一回事。在各種因素的輻湊之下，貢使十分密集，令中華帝國統(tǒng)治者又歡喜，又煩惱；
有時，貢使們又久不至，令中華天子頗為失落。

　　在朝貢制度下，又有一套嚴格的禮儀。諸“蕃”貢使來朝一般須備國書，即所謂“奉表”�！氨怼敝幸�求明確稱頌中華帝王為“明 月所照、天地所交”之地的最高圣明君主，表示自己奉大以誠和一心向化——向往中華文 明的追求。朝見中華天子本身，又是一番極為煩瑣的禮儀過程。洪武時期，各國來朝的君王，朝見前先 要“于天界寺習儀三日，擇日朝見”。朝見時：“設蕃王及從官次于午門外，蕃王拜位于丹墀中道，稍西，從官在其后。設 方物案于丹墀道東西……鼓三嚴，百官入侍。執(zhí)事舉方物案，蕃王隨案由西 門入，至殿前丹墀西，佇立�；实鄯�通天冠、絳紗袍御殿。蕃王及從官各就 拜位，以方物案置位前。贊四拜訖，引班導 方物升殿。宣方物官以方物狀由西陛升，入殿西門，內贊引至神前，賀拜，蕃王再拜，跪， 稱賀致詞。宣方物官宣狀、承訓官宣訓訖，蕃王俯伏，興，再拜，出殿西門，復位。贊拜， 蕃王及其從官皆四拜，禮畢，皇帝興，蕃王以下出。樂作樂止皆如常�！�?

　　蕃王朝見，繁文縟節(jié)尚且如此，—般朝貢使“禮儀”則更是一路叩拜，拜得天昏地黑。不過 ，這一套煩瑣禮儀，絕對不能將其僅僅看作是貢使們對中華帝國的一番敬服的表示，從根本上講，這一套禮儀是中華封建文明的結晶，透過對它的學習，各國貢使能了解到中華帝國 不僅是一個國土遼闊、雄強一世的大國，而且具有高深的文明。禮儀的煩瑣要表現(xiàn)的正是中 華文明內涵之深邃。

　　朝貢制度的另一面，是天朝大國遣使赴各國之冊封。冊封天使到各國，首先也須備有國書， 即“敕書”。書中除了重申中華天朝大國的自我定位之外，對諸“藩”國的朝貢、向化 之心 與實際行動表示嘉獎；
同時對諸“蕃”王提出要求，要他們“常奉正朔”，“寧人保國”。

所謂“常奉正朔”，就是中華帝王向各朝貢國“頒正朔”�！罢�朔”，即中國歷法�！罢�朔 “內涵極為豐富，集中了中國人民千百年實踐對季節(jié)、氣候的規(guī)律性認識，歷書內容還涉及 許多倫理道德、禮儀習俗，是中華農業(yè)文明的集中體現(xiàn)。古代中華帝國就是企圖透過頒正朔 的活動，將中華文明流播四方。

　　冊封天使到達各邦國，也逐漸形成一套禮儀制度。朝鮮就有一套與來華朝貢同樣煩瑣的接待天使的禮儀。當執(zhí)行冊封世子任務的明使到達時， “上(朝鮮李朝世宗國王)以便服，朝臣以朝服出迎于慕華樓。使臣將至，上于帳殿之西率群 臣躬身迎……至景福宮，上王(退位之太宗國王)迎命于宮門之外，使臣奉節(jié)誥，至勤政殿。

上王先拜節(jié)誥于上殿庭。入幄次，上率群臣四拜，訖，開殿。使臣親授誥命于上，上受訖， 下庭與群臣四拜。畢，入幄次，服冕服，出，與群臣謝，四拜，焚香，又四拜。山呼舞蹈， 四拜，入幄次，釋服。”這一套迎接中國使臣的禮儀，其他各國皆有，禮數(shù)也頗隆重。

　　所有這些國家，在禮儀上都會多多少少受到中華文明的影響。以馬來半島為例，馬來半島 各王國對中國大明朝廷贈送的蟒服、傘蓋等禮品極為重視、妥為保存，并世代沿用。

18世 紀初，華漢(Vaughan)等四名英國人遇海難被救，到達柔佛王國首府，看到柔佛國王甚至擁 有由600名華人組成的王家衛(wèi)隊。正因為如此，當明朝官員初次接觸到東來的葡萄牙人時，比較之下，“以其人不知禮，令于 光孝寺習儀三日，而后引見”。由此可見，中華帝國對于朝貢體制中的禮儀部分，是高度重 視、絕不馬虎的。

　　三、“華夷”秩序的實質

　　和平、友好、積極，是“華夷”秩序的主流.古代中華帝國各王朝，除卻它們處于末世、十分衰敗，或遇北方游牧民族大軍壓境、朝不保夕，都在努力經略“華夷”秩序。它們經略“華夷”秩序的理念與原則，是千年一以貫之的 ，即產生于東亞大陸中原地區(qū)的中華農業(yè)文明的最高代表——儒學的有關理念。

　　“一”與“和”，是所有“華夷”秩序有關理念與原則最本質的東西。這個“一”，就是“ 天生圣人”——中華帝國皇帝。在他之下，“萬國來朝進貢，仰賀圣明主，一統(tǒng)華夷”；
“ 四夷率土歸王命”，“萬邦千國皆歸正，現(xiàn)帝庭”，“萬方仰圣君，大一統(tǒng)，撫萬民”�？� 之，要“大一統(tǒng)”，“一統(tǒng)華夷”，中心只有一個，就是中華帝國和它的皇帝。

　　只要承認這個“一”，那么在“一”之下，什么事都好辦。因為這個“一”，即被承認為“ 大一統(tǒng)”、“一統(tǒng)華夷”的中華帝國及其“圣明主”——皇帝所追求的，是給萬國千邦帶來“和”�！帮L調雨順遍乾坤，齊慶承平時節(jié)；
玉燭調和甘露降，遠近桑麻相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偃武修文，報功崇德 ，率土皆臣妾。”你看，“風調雨順”、“承平”、“調和”、“偃武修文”、“桑麻相接 ”和“率土皆臣妾”，多么鮮明的一幅大中華農業(yè)文明所追求的理想圖畫啊!?

　　又有一首《太情歌》，更是這種理念的典型，詞曰：“萬國來朝貢，仰賀圣明主，一統(tǒng)華夷 。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東西。托圣德，勝堯王，保護家國太平，天下都歸一。將兵器銷為 農器，旌旗不動酒旗招，仰荷天地�！�?只要“天下都歸一”，“萬國來朝貢”，就一定可以在勝似堯舜那么英明的中華圣明主庇護 下，“保護家國太平”。中國帝王對諸“蕃”的敕諭中不是經常描繪一幅“庶幾共享太平 之�！泵�，那太平，具體講還是農業(yè)文明的太平，“將兵器銷為農器，旌旗不動酒旗招”是也。

　　歷史證明，在中華帝國處理對外關系方面，確實做到了有“一”就有“和”。在歷史上凡是 承認并進入“華夷”秩序圈的國家，中華帝國均以“和為貴”的態(tài)度對待之。給予很高的封贈賞賜，并與它們保持和平、親善的關系。早在漢代，對于來貢之日本，漢朝皇帝即冊封其 為“漢倭奴國王”，并賜印綬，直到南北朝時代，偏安一隅的宋、梁君主，仍冊封其為“東安將軍”、“征東大將軍”。此后，凡來貢之國，一般均有冊封，無論地之遠近。如唐全盛時，自太宗以至玄宗，均被尊為“天可汗”。唐代之冊封，遠至中亞、南亞、東南亞各地。

封贈不限于國君，也澤及貢使。即使是那些亡國之君，只要承認中國“一統(tǒng)華夷”地位的， 逃到中國，仍有封贈。這一點，充分體現(xiàn)了中華帝國絕不勢利、一視同仁、始終待之以禮的 態(tài)度。

　　在“華夷”秩序中，只有在否認“一”的情況下，才有不“和”。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 鄭和遠航時(永樂14年)與錫蘭(今斯里蘭卡)發(fā)生的武裝沖突。鄭和出使錫蘭，最初完全是一 次和平、親善之訪問。只因錫蘭國王“亞烈苦奈爾負固不恭，謀害舟師”，直至“潛發(fā)兵五 萬”，有所不軌，對“一”的理念大有不敬，鄭和才下決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生擒 其王”，將其帶回中國，“歸獻闕 下”。即使是這樣，明帝國對他寬大為懷，將他釋放 回國， 達到“四海悉欽”的良好國際影響。最終結果仍是“共享太平之�！�。就中華帝國于“華夷”秩序下各邦國之間的關系而言，“和”的內容有三，即：中國不干預 各國內部事務；
中國對各國交往實施“厚往薄來”原則；
中國負責維護各國的國家安全。?

　　在一般情況下，各國統(tǒng)治者處理其內政問題，中國是從不予以干涉的。即使是如朝鮮、琉球 這樣關系密切的國家，在王位的承襲這樣的大問題上，也歷來是自己作主，從不需看中華 帝 國的眼色行事。中華帝國對各邦國新君的“冊封”，僅僅是一種對既成事實的承認，毫不意 味著中國對該國王位繼承有什么決定權。作為“華夷”秩序中的盟主，中華帝國在與各“藩邦”的具體交往之中，總不忘應有的泱泱 大國風度。這種泱泱大國風度的體現(xiàn)，就是厚往薄來的原則。這個原則，在明成祖那里發(fā)揮 到了極致。永樂年間，禮部就明廷對前來朝貢各國的國王、妃、世子、陪臣的賞賜的標準， 擬了一單子，進呈明成祖。對于這個已經十分優(yōu)厚的賞賜標準，朱棣仍意猶未足，批示曰：
“且加厚不為過也!”?

　　“共享太平之�！�，其終極目標是建立“華夷”秩序下國家間的持久和平。首先，是中國同 各邦國之間的持久和平。1369年，明太祖制定了《皇明祖訓》，明確指出：“四方諸夷，皆 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 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 時戰(zhàn)功，而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敝煸�璋開列了朝鮮、日本等“不征諸夷國” 的名單，將除了西北方向以外的幾乎所有周邊國家與地區(qū)都包含在內，表明了中國對外關系 中堅持和平國策的重大決心。洪武四年，太祖又諭群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中國者， 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輕自興兵……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 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边@一訓諭，勾勒出中國對外和平國策大框架下自衛(wèi)反擊的原則 。

　　除了自己堅持和平國策外，中華帝國還要求“華夷”秩序內所有國家，都要在處理彼此關系 上實行和平的政策。這一點，在朱棣派遣鄭和出使的敕諭中表示得非常明白：“今遣鄭和赍敕普諭朕意，爾等只順天道，恪守朕言語，循理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 庶 幾共享太平之福。”這“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就是諸國“勿得違越”的原則，只有共同 堅持這一原則，才能“共享太平之福”。如果有誰違越了這一原則，威脅到“華夷”秩序的 和平局面，那么，中華帝國則自認為有權力、也有義務通外交途徑、直至采用軍事手段進行 干預，以維護“華夷”秩序的穩(wěn)定與和平。

　　在和平、友好的“華夷”秩序下，從東北亞到東南亞、南亞地區(qū)，最遠至非洲東岸，各國之 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得以積極、活躍的開展。這種經濟、文化交流有力地促進了各國的經濟 關系與文化的進步。這是“華夷”秩序在歷史上的一大積極貢獻。

　　然而，“華夷”秩序并非完美無缺。我們在看到它的和平、友好的積極方面的同時，不應忽 視它同時存在的負面，即這個秩序同樣有著它的歷史的與社會的局限性。歸根結底，作為古 代階級社會的對外關系產物，它深深打著古代中華封建帝國對外職能中不平等的階級烙印。

?

　　誠然，“華夷”秩序是和平的，但它的“和”，是有先決條件的。這就是所謂“一”，即由 中華帝國及其統(tǒng)治者——皇帝來“大一統(tǒng)”，“一統(tǒng)華夷”。因此，從出發(fā)點上講，中華帝 國就將自己擺在與其他一切邦國不平等的基礎上，即“自古中國居內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 奉中國”。彼此之間，是“治”與“奉”的關系，是“撫馭”與“事大”的關系。中華帝國 及其統(tǒng)治者，始終居于“華夷”秩序中居高臨下、凌駕一切的地位。因此，在處理自己的對 外關系時，一有機會，中華帝國那種傲然自大的大國主義的意識，就會在它的各種運作上打 下深深的烙印。

　　當“華夷”秩序內的邦國有了違反上述“一”的原則，哪怕只是中華帝國主觀上認為它們違 反了這個“一”的原則時，也會將“共享太平之�！钡脑S諾丟到一邊，露出猙獰的面目來。

這一點，在它處理同自已近鄰如朝鮮和越南的關系時，尤為如此。

　　?

　　四、“華夷”秩序的解體及其意義?

　　“資本主義時代是從16世紀才開始的�！苯�代資本主義以西歐為中心而崛起。以哥倫布和瓦斯科·達·伽馬為先導，資本主義的歷史 大潮，洶涌澎湃，奔流向地球的每一個角落。同以往古代不同，負有建立世界市場更大任務 的近代資本主義所要建立的國際秩序、國際關系體系，不再是地區(qū)的，而是世界的、全球 的。因此，它勢必將伴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取代世界上任何地區(qū)前資本主義的國際秩序�！叭A 夷”秩序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由于“華夷”秩序是古代世界歷史最悠久、水平最高、內在生命力最強的國際秩序， 特別是由于這一秩序的核心——中華帝國在明清兩代曾發(fā)展到十分強盛的地步，而它的腐敗 、衰頹乃至落后，尚需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因而資本主義對這一秩序的破壞與取代，也 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這一破壞與取代本身，也同樣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波浪式發(fā)展歷程。大 致而言，與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殖民主義東來的歷程相吻合。“華夷”秩序的崩潰，大致經 歷了四百年，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前產業(yè)革命階段，時間是16世紀到18世紀。這一階段中，先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 人的到來，后為荷蘭人占有上風。

1511年，葡萄牙人武力侵占馬六甲，從此中國丟失了地 扼西去印度洋通道的一個最忠實的友好“藩”邦。據(jù)記載，葡萄牙人占據(jù)馬六甲之前，每年 到達馬六甲的中國商船有8—10艘；
而到了1513年，即葡人占據(jù)馬六甲的第三個年頭，到達 該地區(qū)的中國商船僅有4艘。再據(jù)荷蘭人17世紀初的報道，從西亞到亞齊已見不到中國的船 蹤帆影。葡萄牙人在將中國商船擠出印度洋的同時，也把“華夷”秩序的影響擠出了印度洋 。1517年，葡人到達廣州，自稱佛郎機。本想將這個新來的佛郎機納入萬邦來朝隊列的中國 人很快地就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錯誤，因為“佛郎機夷最兇狡，兵械較諸藩獨特”。他們“炮聲殷 地”，“留驛者違制交通，入都者桀驁爭長”，這樣下去，“南方之禍，殆無紀極”。

　　西班牙人也不甘落后，1565年入侵菲律賓群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殖民統(tǒng)治。這樣，就 將菲律賓群島也劃出“華夷”秩序。16世紀以后，盡管每年仍有30—40艘中國商船南下馬尼 拉，將船貨轉上西班牙殖民者經營的馬尼拉大商帆，運往美洲，然而從實際上看，馬尼拉大 商帆貿易已不再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量的延伸，而是在這一量的延伸的表面現(xiàn)象之下，發(fā) 生了質的變化。作為經濟手段，馬尼拉大商帆已不再由中華帝國所控制，而是由西方殖民者 所控制；
它也不再為中華帝國的政治利益服務，而是為西班牙殖民帝國服務。而且，即使從 純經濟意義上講，它也不再起 集結西太平洋半環(huán)貿易網的作用和古代印度洋貿易網的后援作用，而是被納入了近代殖民主 義、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經濟體系，納入了正在準備和形成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體系。

　　17世紀是荷蘭人活躍的時期。荷蘭殖民者全面排擠葡人勢力，取而代之。1629年，荷蘭人擊 敗了爪哇島上馬塔蘭王國的大軍，鞏固了自己在巴達維亞的殖民統(tǒng)治。此后，荷蘭人經過不斷蠶食，建立了自己在整個印度尼西亞群島的殖民統(tǒng)治�！叭A夷”秩序在印度尼西亞群島逐次崩塌。

　　18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中葉，產業(yè)革命的洪流掀起了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對外擴張的第二次大 潮。1757年進行的普拉賽戰(zhàn)役，標志著英國在南亞次大陸實施統(tǒng)治的開始。東印度公司統(tǒng)治 下的印度次大陸不僅再也找不到“華夷”秩序的一絲痕跡，反而成為西方殖民主義者摧毀這 一秩序的前進基地。以英國法國為代表的新興殖民主義者，在這一時期將自己的殖民勢力更 加迫近中華帝國。英國于1819年發(fā)動戰(zhàn)爭，侵占了馬來半島與新加坡；
1824年和1852年又先后挑起兩次英緬戰(zhàn)爭，用武力占領了整個下緬甸地區(qū)。與此同時，法國也開始將其觸角伸入印度支那半島。1862年，法國用武力入侵迫使越南阮朝簽訂了《西貢條約》，占領了南圻地 區(qū)。不僅如此，西方殖民主義者還發(fā)動了兩次鴉片戰(zhàn)爭，直接打擊了“華夷”秩序的核心— —大清帝國。通過《南京條約》與《北京條約》這兩大條約體系，使中央王國開始淪為西方 列強的半殖民地。“華夷”秩序開始從根本上瓦解。

　　19世紀下半葉，第三次殖民統(tǒng)治大潮伴隨著資本主義向早期帝國主義的過渡而展開。這個大 潮的一個特征，就是帝國主義要將世界瓜分完畢，讓世界上所有前資本主義民族都淪為它的 附庸。中華帝國在19世紀末，亦受此浪潮沖擊，被列強視為瓜分勢力范圍。此時，“華夷” 秩序 早就只剩下少許外殼殘存，列強連這個殘存也不放過，必欲徹底摧毀而后快。1883—1885年 ，中法戰(zhàn)爭的結果，法國正式吞并了整個印度支那半島；
1885年英國發(fā)動第三次英緬戰(zhàn)爭， 將緬甸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日本在明治維新后，迅速走上對外擴張之路。1871年吞并琉球；

1874年入侵我國臺灣；
經過長期準備，在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戰(zhàn)爭，次年在《馬關條約》中 迫使 清廷承認朝鮮“獨立”，中朝藩屬關系告終�！叭A夷”秩序中最后一名成員被劃出。不久 ，隨著八國聯(lián)軍侵華戰(zhàn)爭與《辛丑條約》的簽訂，中華帝國完全淪為列強半殖民地。歷經近 兩千年的“華夷”秩序終于壽終正寢。?

　　今天，人類在即將跨入2l世紀的時候，建立冷戰(zhàn)后的世界新秩序，成了生活在這座星球上所有國家和民族的共同要求。但是，我們究竟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新秩序”，卻人言言殊， 其內涵大相徑庭。今天的人類社會，是從歷史中走過來的，因此，當我們致力于建立新的 世界秩序即新的國際關系體系時，不能不回顧歷史，總結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那些“世界 秩序”、那些國際關系體系。

　　自從人類邁入文明社會以來，出現(xiàn)過大大小小的許多個“世界秋序”。當然，除卻近代資本 主義的世界秩序之外，其余的那些“世界秩序”，其“世界”只是古代意義上的世界，如古 代地中海世界、古代穆斯林世界，等等，其實，只是某種地區(qū)性秩序而已。

　　在往昔一切國際秩序或國際關系體系之中，誕生于東亞農業(yè)文明土壤中的“華夷”秩序，確 是給人以鶴立雞群的感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它的卓然獨立、它的不同凡響，歸結到一點，就是它的“和”字 ：? “和為貴”；
“八方四海慶太平”；
“共享太平之�！保�
“旌旗不動酒旗招”；
“天地之間，帝王酋長，田地立國，不可悉數(shù)。雄山大川，天造地設，各不相犯”。政治上和平親善，經濟上、文化上和平往來、友好交流，這種理想、理念和體制運作，無論 是“羅馬式和平”、“阿拉伯帝國式和平”，還是“大英帝國式和平”、“天定命運式和平 ”，都不能望其項背。至于臭名昭著的“大東亞共榮圈”，與之相比，“華夷”秩序就“可 上九天攬月”了！要言之，我們今天要建立的世界秩序也好，亞太地區(qū)的新秩序也好，吸取 古代“華夷”秩序中的“和”的精髓與真諦，承襲其“和”的基因，是十分值得重視的。

　　不過，如前所說，“華夷”秩序也絕非盡善盡美，相反，它打著古代階級社會深深的印記， 帶有中華帝國與生俱來的歷史和階級局限性。這個歷史和階級的局限性，歸結到一點，就是它的“一”：?

　　“萬國來朝進貢仰賀圣明主，一統(tǒng)華夷”；
?

　　“千邦萬國敬依從”；
?

　　“四夷率土歸王命”。?

　　政治上君君臣臣，經濟上“厚往薄來”，文化上賜予，這種理想、理念、禮儀、體制運作， 浸透著古代封建帝國居高臨下、凌駕一切的大國主義精神。這當然是不可取的。其實，放眼 觀去，自古至今，這種以一元論為宗旨的世界秩序的國際關系體系，又何止“華夷”秩序 。羅馬式和平、阿拉伯帝國式和平、大英帝國式和平、天定命運式和平和臭名昭著的“大東 亞共榮圈”，卻又哪一個不是浸透著“一”?!哪一個不是以一個古代帝國或近現(xiàn)代殖民主義 、帝國主義國家居于凌駕一切的統(tǒng)治地位呢?!就在今天，一些國家在制定自己的對外經濟、 政治戰(zhàn)略時，我們不是仍然依稀可見“一”的影子么?!?

　　誠然，近代以來，在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之間，在處理國際關系時，有一種“均勢”理論 。這種“均勢”理論所追求的，似乎是有別于“一”與“和”，即以幾個西方列強之間的均 勢來維持和平，即“均勢和平”。其實，這種均勢和平，不過是幾個企圖主宰一切的列強之間打來打去，打得彼此都精疲力竭而想出的一種權宜之計。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均”而不能久，因而“和”亦不能久。為何均而不能久，說到底，還是“一”字作怪。那些列強，個個口念圣經，心懷拳經，一旦時機成熟，就要打破均勢，企圖戰(zhàn)而勝之，再建由它主宰的“ 一統(tǒng)”秩序。

　　我們今天要建立的“新秩序”，應該是徹底拋棄這個“一”的理想、理念，由全世界所有國 家、民族共同組建的多元的國際秩序。它應超越人類歷史上包括“華夷”秩序在內的一切國 際秩序，性質是和平的、平等的，構架是多元的，即真正和平、平等的秩序。

　　作為世界和亞太地區(qū)的主要國家之一，我們中國曾建立過古代最先進、最高水平的“華夷” 秩序，今天也理應在建設這種全新的和平、平等、多元的新國際秩序中，做出應有的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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