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不是沒有貧富差別的社會，更不是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但和諧社會的一個基本前提是要有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結構。在最低水平上，這個比較合理的社會結構至少包含這樣幾層意思：中產階層占有一個相當?shù)谋壤��?br>社會的下層有 一個過得去的生活空間；
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個相對暢通的社會流動渠道。

　　中產階層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會穩(wěn)定的基礎，在經濟上被看作是促進消費和內需的重要群體，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載現(xiàn)代文化的主體，這在國內外學術界已經成為一種基本共識。在近幾年調整貧富差距過大的利益格局時，我們又看到，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也是緩解貧富差距過分懸殊的重要措施。在一個社會中，如果 中等收入者不能占一個較大的比重，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將會是不可避免的，貧富懸殊的問題也是很難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的。

　　但客觀地說，中國的中產階層發(fā)育得還相當緩慢。除了在經濟發(fā)達地區(qū)，特別是大城市之外，中產階層還是蹤影難覓，中等收入者在整個社會中所占比例還很小。社會學家陸學藝先生認為，如果按照目前中國社會中產階層每年1%的增長速度，20年內中國的中產階層可以達到總就業(yè)人員的40%。但在目前中國社 會階層結構的形態(tài)中，農業(yè)勞動者階層仍占總就業(yè)人員的42.9%，社會中間階層僅占20%。中國還未形成社會中間階層占多數(shù)的“橄欖型”，而是各中下級階 層偏大的“洋蔥頭”型。而最近發(fā)改委經濟研究所的一項研究則提出了一個有關中等收入者的標準，即將家庭年收入5.37-16萬元、個人年收入3.4-10萬元作為中等收入者的 標準。這項研究認為，以這個標準來衡量，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國總人口的7%左右，大約有1億人口符合這個標準。還要看到，即使是在比重很小的中產階層中，公務員在其中還占有相當?shù)谋壤�。一份《中國中產階層調查》將公務員排在中產階層三甲的位置，而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報告則將“黨政官員”列在中產階層的首位。

　　從根本上說，中產階層的發(fā)育與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水平有關，比如產業(yè)結構、受教育水平等。我認為，一種現(xiàn)實的可能性是，可以考慮將技術熟練工人，作為支撐一個以中等收入者為主的社會結構的重要因素，這是一個有著巨大潛力的結構空間。有資料顯示，我國現(xiàn)有技術工人7000萬人，其中高級工只占 3.5%，即使是全國最大工業(yè)基地的上海，高級工的比例也不足7%，與發(fā)達國家高級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遠。因此，如果在技術熟練工人數(shù)量不斷增加的同 時，使其收入水平能有一個較大幅度的增長，將會對我國社會結構的優(yōu)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時，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要防止社會上層過多地占有資源，從而限制中產階層發(fā)展的空間。在當前，尤其需要防止中產階層成為調整貧富差距的犧牲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幾年中，一些關于中產階層生存狀況的負面評價不斷見諸報端。“掠奪式經濟使中國中產階層迅速消失”、“中產階級的無產化”、“中產階層不堪重負”、“中產階級成為仇富心理的替罪羊”等都是經常出現(xiàn)的字眼。其原因不排除中產階層能夠更易在媒體上發(fā)出聲音，但其生活狀況在最近幾年中發(fā)生的一些變化，無疑是值得關注的。首先，隨著前些年大學擴招期間入學的大學生陸續(xù)以低薪進入職場，這不僅會拉低中產階層的收入水平，而且會對原 有白領階層的工作穩(wěn)定性形成沖擊，使他們提高薪酬的難度加大。近兩年，大學生就業(yè)難已成為一個社會性問題。當大量低薪大學生進入職場時，特別是再過幾年，當這些低薪大學生積累了一定工作經驗之后，這個問題將會更為突出；
其次，生活負擔的加重。過去幾年中，這個社會階層正日益面臨著巨大的就業(yè)壓力，同時背負著房價飛漲、醫(yī)藥費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人們通常所說的“房奴”也主要指這個群體。

　　在近年來出臺的調節(jié)貧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中產階層有可能成為調節(jié)貧富差距的犧牲品。調節(jié)貧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規(guī)范收入分配、強化稅收調節(jié)。而中產階層的收入往往是規(guī)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現(xiàn)一種可能性，即富人群體因為收入高度非規(guī)范化而脫避調控時，中產階層卻成為稅收調節(jié)的主要對 象。此外，在諸如不久的將來可能開征的物業(yè)稅、燃油稅等調控措施中，中產階層都可能會首當其沖。高書生先生最近就指出，社會保險繳費率偏高，以個人為單位且未考慮購房貸款利息支出等因素的納稅政策，都有可能對中等收入者產生很大壓力。

　　從國際上看，在過去的幾年中，中產階層生存狀況的惡化已經開始引起人們的重視甚至憂慮。“中產階層的消失”、“中產階層的蒸發(fā)”等字眼，甚至成 為文章的標題。倫敦經濟學院社會學教授塞尼特指出，在美國，處于五等分中間20%的中層收入比15年前幾乎好不了多少。有資料顯示，在美國，年收入2.5 -7.5萬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減少，2.5萬美元以下和7.5萬美元以上的兩個群體人數(shù)都在增加，形成中間凹陷的“M”型結構。塞尼特還指出，為了拉 動消費，美國和英國中等收入家庭一直在堆積債務，而歐洲的中產階級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人說，在英國出現(xiàn)了“IPOD代”，即沒有安全感 (insecure)、壓力大(pressured)、過重的稅負(overtaxed)和高筑的債務(debt-ridden)。日本的一些學者則發(fā) 現(xiàn)，盡管近幾年日本的經濟在復蘇，“有工作的人多了，但是低收入的非正規(guī)員工占了1/3”，相反，可以帶來較好收入的中產階層的職業(yè)卻沒有得到相應增加。

根據(jù)一項日本官方調查，在20-34歲的人群中，認為自己在社會上居于中間階層的人，10年來降低了將近10個百分點，而認為自己屬于下層階級的卻增加了 13.3%。

一位日本經濟評論家尖銳地指出：“所謂經濟復蘇，是大企業(yè)和富有者階層的盛宴。大多數(shù)工薪階層不僅沒有享受到加薪，反而增加了社會保障費和稅金的負擔，他 們不可能感受到經濟的好轉。”

　　這一切是怎樣發(fā)生的？有人這樣描述：學歷不再保證工作機會，薪資成長被上升的物價侵蝕成負數(shù)，象征穩(wěn)定的自有住宅成為奢望的空中樓閣，中產階級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開始覺得向下流動，成為許多社會共同的痛苦。于是很多人在問：“我還是中產階級嗎？這個社會還有中產階級嗎？”

　　在目前情況下，還需要防止中產階層成為所謂仇富心理的替罪羊。周曉虹教授認為，中產階級，是一個直接和社會底層接觸的群體，比如律師、醫(yī)生、公務員等，底層的人要打官司、看病、辦事，要接觸這些人，如果一個律師打官司獲益5萬，或一個醫(yī)生收了3000元紅包，那么在草根階層看來，這些都是直接造 成他們對中產階層不滿、抱怨的原因，這些顯然要比富豪的一個商業(yè)行為賺百萬千萬更易被草根所覺察。而真正的精英寡頭化現(xiàn)象，草根未必能夠迅速了解。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產階層是仇富心理的替罪羔羊。以上的這種傾向無疑是值得警惕的。但其中我們也可以體會到，中產階層要成為安身立命的一個階層，也需要以整個社 會結構的優(yōu)化作為條件。

　　來源：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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