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召開在即，其中有關于稅的議題。近年來，各種稅收密集出臺，無需經(jīng)過任何民意的審議和公眾的討論，從來都是一路綠燈。財政收入年年瘋長，新稅謠言滿天，本分的草民稅賦日重。吐溫同志說：美國國會休會時，納稅人的財產(chǎn)才是最安全的。聯(lián)想到即將召開的人大，我真心希望，只有在人大開會時，納稅人的財產(chǎn)才是不安全的。可是，又：

　　憑什么不繳稅？——“稅”的憲政解讀

　　劉軍寧

　　著名作家馬克·吐溫曾經(jīng)揶揄說，“只有在（美國）國會休會期間，納稅人的財產(chǎn)才是最安全的�！彼�說的是，在美國國會休會期間不會有任何增稅法案通過，這樣納稅人的財產(chǎn)就不會因為新的增稅而縮水。這句話暗諷的是政府任意加稅的做法。因為征稅所造成的財產(chǎn)減少在規(guī)模和數(shù)量上都是任何私人犯罪（如盜竊、搶劫）所不能比擬的。有人開玩笑聲說，奴隸是把自己的收入百分之百用來繳稅的人。可見，納稅的比例關系到公民的身份與地位。前不久，對私有財產(chǎn)權的承認被正式納入中國憲法。納稅人也已經(jīng)成為目前社會中廣泛而真實的存在。這就需要重新厘定財產(chǎn)權、納稅人與政府三者之間的關系，需要對“稅” 有更深入的理解。

　　稅是什么？稅僅僅是納稅人從自己的財產(chǎn)中拿出來支付給政府的那一部分嗎？公民為什么要納稅？“稅”是一個有特殊政治意涵的概念：“稅”是建立在充分承認私有財產(chǎn)權基礎之上的。不承認私有財產(chǎn)權，就沒有“稅”概念。否則，怎么能把不屬于自己的東西交給他者呢?在沒有私有財產(chǎn)權的地方，是不存在“稅”的。文革期間就沒有人繳稅，因為那個時候沒有私有財產(chǎn)權。因此，“稅”的概念所反映的是個體的人（自然人或法人）與政府之間的一種交易關系。納稅人支付出去的是稅，“買”回來的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產(chǎn)品與服務，如國防、外交、維持法律和秩序等�？梢�，“稅”是公民拿自己財產(chǎn)中的一部分為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付出的“傭金”，其所反映的是個人與政府（國家）之間的自愿等價交換關系，而且交易雙方是平起平坐的。因此，征稅的權力不過是一種“索取”（傭金）的權力。既然納稅人與政府之間是一種交易關系，那么雙方就都沒有單方面定價權（如稅額問題）。而且公平的交易應該是有權選擇交易對象，有權退出、有權討價的交易。議會的產(chǎn)生和定期的選舉也正是出自這個“議價”的需要。沒有有效的財政約束，政府就會變成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巨無霸怪獸。

　　納稅與私有財產(chǎn)權分不開。既然“稅”是一個建立在私人財產(chǎn)權之上的概念，那么，財產(chǎn)權的邏輯也適用于稅的邏輯。財產(chǎn)權的邏輯意味著，對特定財產(chǎn)所擁有的諸項權利專屬于財產(chǎn)所有者。別人的錢不能隨便花，別人的財產(chǎn)不能隨便拿。花誰的錢需得到他本人的同意，同時必須對他負責。如果可以無償?shù)厥褂盟�人的金錢與財物，私有財產(chǎn)將遭到侵犯，市場經(jīng)濟秩序乃至整個文明社會就不能持續(xù)，經(jīng)濟就要凋敝，民眾就要遭受苦難。納稅意味著政府是納稅人養(yǎng)活的，需對納稅人負責。政府的建立與運轉，包括所有的經(jīng)費支出都需得到納稅人的同意，對納稅人公開，接受納稅人的問責與監(jiān)督。

　　如果與“貢”的涵義相對照，“稅”的特有政治意涵就更加突出。納稅者與征稅者（政府）之間是平等的；
上貢者與索貢者之間是不平等的，前者臣服于后者。納出去的稅和換回來的服務應該是等價的；
而獻上出去的貢卻是無償?shù)�。納稅人是公民；
上貢者是臣民。

　　現(xiàn)在，財產(chǎn)權得到承認，稅的正當性問題便隨之出現(xiàn)。于是就需要由公民設計一套被稱之為憲政的制度結構來規(guī)范個人與政府之間的交易。納稅是公民用自己擁有的財產(chǎn)中的一部分來支付政府為公民所提供的服務，就像主人用自己的錢財中的一部分支付給其雇傭的保姆的工資一樣。不論支付給政府的稅收，還是支付給保姆的工資，本來都是納稅人的財產(chǎn)，后來被用來購買政府（保姆）對自己的服務，因此，在這種關系下的政府必然應該受到民意的制約。就像業(yè)主們有權聯(lián)合起來自主選擇物業(yè)管理公司一樣，公民個人也有權選擇由誰來向他們提供公共服務，并有權定期加以更換。

　　在政治生活中，個人若要想得到政治家的優(yōu)質服務，就須有權利在公共服務的不同潛在提供者（公共職務的候選個人或組織）中進行必要的選擇。正是這條邏輯要求真正的選舉必須是差額的和競爭性的。沒有個人的利益，就沒有集體的利益，也就沒有政治。因為沒有個人之間的利益差別，也就沒有（政治）選擇與交換的必要。政治的選擇與交換比經(jīng)濟的選擇與交換更為復雜。在政治交換中，憲法性契約和制度安排先于憲政下的日常政治活動。私人物品之間的有序貿易只能發(fā)生在一個得到明確界定的法律架構之中，這一架構確立個人正當占有和控制資源的權利，履行私人契約的義務，并對政府權力的應用加以限制。私有財產(chǎn)權承認每個人有權支配自己的財產(chǎn)權，因此，國家稅收權必須歸屬于納稅人代表會議，即立法機關。故納稅人須有代表參與制定稅制確定稅率與稅額。立法機關的基本功能就是審議政府要花費納稅人稅款的請求、規(guī)定其支出額度、核查其明細帳目、監(jiān)督支出的效果。否則，立法機關就違背了其設置的初衷。

　　政治中的強制性往往掩蓋了政治中的交換。稅收的確反映了一種供求關系。納稅人是供應方，政府是需求方。在這樣的買賣中，求永遠大于供。只是在納稅人握有主權的國度，國家強制權的行使需得到公民的自愿同意，并通過確認其使用條件來對這種強制權加以限制。正當?shù)恼�治交換和相應的制度安排正是為了確保國家對自由的保障作用。沒有基于自愿的合理的（政治）交換關系的存在，國家對個人的強制就違背了自由社會所賴以建立的價值基礎。政治的最終目的，不是追求與個人利益無關的“公益”，更不是把每個人帶進人間天堂，而是確保個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最大限度的個人自由，為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豐富和個人間的和平合作創(chuàng)造充分的政治條件。

　　財產(chǎn)權一旦得到憲法的承認，征稅的合法性和征稅權的行使就變成一個迫切而重大的議題。有關征稅的規(guī)則問題也凸現(xiàn)出來。在私有財產(chǎn)權入憲之后，稅收由真正的代議機關來法定，就應該盡早提上議事日程。從這個意義講，納稅人是政府真正的衣食父母，政府官員對作為納稅人的老百姓應當有一種自覺的“感恩”意識。公務員是民眾的公仆也正是在此意義上而言。納稅與憲政的邏輯，是私有財產(chǎn)權邏輯的政治延伸。納稅與代表關系的定理、憲政與有限政府的定理，都是私有財產(chǎn)權原理之下的系定理。公民履行納稅的義務是有前提條件的，而不是無條件的。這就是，“沒有代表就不納稅”，否則就是專制：“未經(jīng)同意就不能征稅”，否則是劫掠。

　　在人類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里，征稅權一直政府單方面強制行使的。只是在憲政出現(xiàn)之后，對統(tǒng)治權的控制，才通過對政府的征稅權的約束來實現(xiàn)。在文明社會中，任何人的行動和權力都必須受到法律的限制，尤其是政府的行動和征稅權。這是由人類的第一個憲政國家英國用劃時代的《大憲章》確立下來的憲政原則，并在幾百年內逐步向全世界擴展開來的。財產(chǎn)權與政體的高度相關性，在“納稅”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也意味著財產(chǎn)權與納稅人將成為憲政的巨大推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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