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逸先生和吳茵女士編的這本《漢語文化讀本》，我覺得編得非常好。

　　首先我覺得“漢語文化”這個提法就很好。老實說，在“文化”這個話題下，我們這里有太多莫名其妙的議論，比如說，有人提出個命題叫做“要現代化，但不是西化”。但什么叫“西化”？我認為現代化當然不是英語化，也不是西餐化，更不是過圣誕節(jié)化，這些都沒有問題的。但是這些人講的“不要西化”有一個特別的含義，就是中國人不配或不準享有西方現代公民享有的那些基本權利，也就是自由、民主、法治、憲政、人權，這些現代制度都不能要。而對于英語、西餐西裝什么的這些人倒是覺得無所謂，可以接受，甚至不妨洋酒洋裝奉為時髦，洋車洋房趨之若鶩。這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顧名思義，“西化”應該指西方無論現代與否從古至今一直就有的東西，如英語圣誕西餐西裝之類。而“現代化”則是指那些在現代以前(例如在中世紀)即便西方也沒有的、而西方以外的其他民族若要進入現代也必須有的那些東西，如憲政民主法治人權之類不就是這樣嗎？這些東西在西方也不是從來就有的，以前他們也沒有，中世紀西方就沒有自由、民主、人權這類東西，他們也是在(近)現代化過程中才有了的。沒有這些，西方人還是西方人(中世紀的西方人)。而我們如拒絕這些，即便學得滿口英語、滿腹西餐、一身西裝，亦不過魯迅所謂的假洋鬼子而已，焉得稱現代人哉？

　　因此真要講“要中國的現代化，不要西化”，那就應該建立憲政民主這類作為“現代”特有物的東西，而西餐西裝英語這類“西方”特有物倒未必要看得那么重。然而今天一些號稱“要現代化不要西化”的人其實完全相反，他們拒絕民主憲政之類，卻愛好西餐西裝洋車洋房，以講英語為榮，甚至不喜歡民主自由卻很喜歡西方中世紀那一套。比如有人說，我們不能允許把“西方的”人權標準加之于中國。其實他指的是我們不能適用西方現代的人權標準，但講這話的人卻非常喜歡用西方中世紀的人權標準來強加于我們。這不是最典型的“只要西化不要現代化”嗎？

　　我覺得這里頭的確有一個怎么看“文化”的問題，現在很多人一講中國文化就講儒家，老實說我覺得儒家確實不像過去一些人說的那么壞，但實際上現在被認為“中國文化”的許多東西，其實也不是儒家的。比如說許多是秦始皇傳到現在的那些東西。即使是儒家，它也僅僅是我們中國文化中“諸子百家”中的一家�！拔幕�”應該是一個民族過去、現在和未來他都一直有的，而其他民族卻沒有的東西，如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這本書的前言就講，所謂文化就是一個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東西。那么對我們中國人來講它是什么呢？我認為別的且不論，漢語肯定就是！各種各樣的中國人，有主張帝制的，有主張民主的，有馬克思主義者，有自由主義者，有基督徒，也有儒家，但是我們都講漢語！如果真要講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東西，尤其是其他民族沒有而我們卻古往今來一直擁有的東西，那不就是漢語嗎？因此，與其拿某一思想流派，尤其是拿某一主張?zhí)囟ā爸贫取?我論證過“制度”與“文化”不能混為一談)而且有爭議的思想流派，來作為我們民族“文化”的代表，不如拿一個更超越的東西，這就是漢語。

　　因此編寫《漢語文化讀本》意義重大。的確，真要講“國學”，當然不能只講儒學。國學顯然不等于儒學，儒就是諸子之一家嘛。雖然中國許多統(tǒng)治者都比較喜歡講儒學，至少他們皇家自己的規(guī)則就一點也不儒學，歷代宮廷政治中，骨肉相殘，流血丹陛，燭影斧聲，兄弟鬩墻，弒父屠子，上?下報，墻茨之丑，這種事不知道有多少。如果大家做一個統(tǒng)計的話，我相信中國歷代皇室中發(fā)生的違背儒家義理的這類事情絕對超過中國的平民，也絕對超過西方的平民。所以真要講文化的話，我覺得很難用這些東西作為民族性的代表。作為一種思想流派，我不認為儒家就等于中國文化。但是把中國的許多壞事，例如上面說的九重宮禁之內的齷齪事歸罪于儒家，也是不對的。以前我們意識形態(tài)對儒家的徹底否定態(tài)度當然也有大問題。我注意到，唐先生在本書中對儒家的評價不低，當然對它主張專制的成分，也給予了強烈的批評。

　　相對于儒家，讀本的編者對《管子》與《老子》給予了更高評價，認為老子有“自然人權思想”，是中國現代化可以開發(fā)的“本土資源”。而《管子》重商，主張“自由貿易”。我以為這些解釋也許過于理想化。單就詞句而言，所謂“詩無達詁”，子亦無達詁，解釋本來與言者心中的“問題情結”相關，編著者出于為中國現代化開發(fā)傳統(tǒng)資源，朝這個方向解釋也是可貴的努力。但如果還原到當時的“問題”，則《管子》是為那時的“霸主”出謀劃策的，其所謂重商是重視管制商業(yè)，而非倡導自由貿易。正如歐洲歷史上的“重商主義”強調國家管制、反而是“重農主義”傾向于自由貿易一樣，《管子》的“重商”適為后世桑弘羊的“鹽鐵官營”張本，留給“自由貿易”的空間反不如“賢良文學”那幫儒生的主張。

　　至于老子的“自然無為”，本可以作兩種相反的解釋：強權對弱眾“無為”可以理解為寬容與自由，弱眾對強權“無為”則意味著茍且與犬儒而已。老子之世，其“無為”本是對當時霸者雄者汲汲于窮兵黷武之“進取”不以為然，而以小國寡民的“周制”為“自然”也。其與孔子積極入世地鼓吹“興滅國，繼絕世”以“從周”為理想，雖有積極消極、有為無為、入世出世之別，寄情于周制、不滿于強橫、傾向于溫情的貴族政治而厭惡苛暴的官僚帝國則一也。當年的意識形態(tài)以老、孔并為抵制法家暴秦“進步”的“倒退論者”，其褒貶固不足取，就事實判定而言則不為無因。至于現代自由人權思想，本難以苛求于古人，中國古代沒有，歐洲中世紀也未必就有。但現代化并非忽從天墜，其基本的人性根源，當然在中在西都源遠流長。而貴族政治對君主獨裁的抵制，實為西方近代憲政共和的源頭之一。今人多稱道之英國大憲章，其基礎即為貴族制而非民主制，以后乃演貴族憲政而進為民主憲政耳。而在現代化的新背景下，又安知拒斥暴秦的我國古代貴族思想不能為今天的政治現代化提供資源乎？

　　惟所謂道家者，自老及莊而后有所謂“黃老之學”，其“自然”的模板由周而秦，其“無為”之含義亦由自由而演為犬儒，由灑脫之貴族而演為“因是因非”、“無物不可”之“鄉(xiāng)愿”。觀漢景帝時黃生以“自然”之道駁轅固生之“革命”理論，則“法道互補”共為秦制立言之勢已成，所謂“上好申韓，下必佛老”，在上指鹿為馬，在下難得糊涂。而儒雖經董仲舒以后之閹割，古貴族精神之不絕如縷者猶差勝于他，至晚清乃有“反法之儒”以承接現代之西學也。故于漢語文化之資源分析，吾有少異于《讀本》二位方家者，亦望引玉之賜焉。

　　漢語歷史悠久，有奇特的表達能力。作為一種表達方式，如果以音節(jié)作為單位，以同樣數量的音節(jié)，比所表達的意思，漢語應當是表達效率最高的一種語言。我有一個感觸，我們現在看嚴復的西學譯著，他翻譯密爾的名著On　Liberty，沒有直譯《論自由》，而是造了個漢語詞組來概括近代自由理念，就是“群己權界論”，作為書名。我覺得這個意譯非常好，什么是“群己權界”呢？他認為近代的自由主義其實不像有些人講的那樣是只講個人的，或者說是只講集體的，所謂自由主義強調的是群域與己域之間的區(qū)分，是兩者的界線。換句話說，屬于個人領域的事兒就是要自由，公權力不能亂干預。而屬于公共領域的事情就是要民主，個人不能專斷。群域要民主，己域要自由，群己之間應該有確切的界線。不能群己不分，更不能群己顛倒：個人專斷公共生活，破壞民主；
國家侵犯個人領域，破壞自由。至于群己之間界線中有些模糊的領域，怎么辦呢？讓大家自由表達意見后民主劃定，但并非永遠定死，過幾年大家可以對這些模糊領域重新考慮，是群是己再劃一次。

　　像這樣豐富的內容，漢語可以用“群己權界”四個音節(jié)來概括。如果用英語表達這個意思就要復雜得多，恐怕40個音節(jié)能不能表達都是問題。所以我覺得漢語的確是非常奇妙的。如今最大的問題在于，很多人把“制度”和“文化”混為一談，往往用堅持民族“文化”為理由來為一些早該變革的制度弊端做掩護，似乎見了皇帝不下跪就不是中國人。而在這個現象的反面，另一些人又以制度之弊來證明我們的“文化”不行，似乎不講英語不吃西餐就不能“現代化”，造成對我們文化的虛無主義態(tài)度。在這種背景下，現在有了這樣一部很好的《漢語文化讀本》，相信我們大家、尤其是年輕人都會從中受益匪淺。

　　《漢語文化讀本》吳茵、唐逸編著　

　　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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