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來，筆者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了十分奇怪的事情：至少兩種最時髦的自由市場經濟學理論到了中國，都被其最狂熱的迷信者用來證明，中國現(xiàn)在的市場已經是超級自由了。

　　我說的是兩種經濟學：第一種是新制度經濟學或者交易費用經濟學，在大陸，這一理論因為張五常教授的人格魅力而獲得一批擁躉。第二種經濟學的代表性論證就是弗里德曼的兩本政治經濟學著作。這兩種經濟學的核心政策意見倒是大體相同的，主張自由市場，反對凱恩斯主義、反對社會福利、反對工會壟斷、反對政府管制。

　　用大師們的批評性話語來比照中國的現(xiàn)實，張五常教授及一班自由市場的信徒們異常興奮：這里沒有系統(tǒng)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系，也沒有根深蒂固的福利體系，政府對私人企業(yè)也是放任不管，至于民主，當然更付之闕如。

　　于是，張五常教授對蘿絲•弗里德曼匯報說：中國的市場比美國的還要自由。然后，在其七十生日會上，更自信地斷言：我認為現(xiàn)在中國正在浮現(xiàn)的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我知道的最好的制度。

　　這話算是為復旦大學教授謝百三的“盛世論”作了一個最精彩的注腳。由此，我也聯(lián)想到了林毅夫教授與楊小凱先生當年圍繞中國漸進轉軌模式與蘇聯(lián)東歐休克療法之得失利弊而展開的爭論，林教授當時就已相信，中國模式已是轉軌的最優(yōu)模式，并且似乎依據(jù)這種經驗搞出一套中國經濟學體系了。

　　我還聯(lián)想到李稻葵教授在考察印度之后得出的高論：印度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自居，但是在經濟水平非常低的情況下,她的民主并沒有帶來自由，它的法制也不應神化。在這個議論背后，同樣包含著中國當下的制度對企業(yè)更自由、更有利于經濟增長、因而比較好、甚至更好這樣的判斷。

　　于是，信奉自由市場，以弗里德曼信徒自居的經濟學人，不經意間，與狂熱的民族主義者成了同路人。確實，他們是最激烈的反民族主義者，他們痛恨任何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但是，他們確實在為民族主義提供情緒發(fā)酵劑。民族主義者只是膚淺地看到了中國物質性力量的增強，這些經濟學人卻在旁邊提醒他們，其實，我們的強大不僅表現(xiàn)在物質上，更表現(xiàn)在制度上。

　　歷史主義的陷阱

　　當然，網友加西亞也補充說，假如在此之外再加上一點點法治、加上一點點憲政，那中國的制度就完美得無以復加了——這是我讀過的本年度最為黑色幽默的一句話。而正是這句話，也漏出了自命的制度經濟學家嚴重的跛腳。

　　1980年代以來全球自由市場知識界的共識是：優(yōu)良的制度，比如法治之下確獲保障的私人產權，有限政府框架下的政府較少管制，如此等等，可以帶來較快的經濟增長。而我上面提到的那群經濟學人則把這個結論顛倒過來，較快增長必然意味著該經濟體有一套優(yōu)良的制度。如此顛倒之后，還是否成立，值得懷疑。計劃經濟在其建立之初實現(xiàn)了短期內的經濟快速增長，但計劃經濟顯然不是優(yōu)良的體制，至少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有如是共識。因此，中國目前的制度是否十分完美，十分自由，需要對制度本身進行縝密的分析。

　　但是，這群經濟學人沒有這樣做。張五常教授口口聲聲說自己是研究制度的，那些宣稱中國企業(yè)已經享有比美國更多自由的經濟學人們也自稱十分重視制度。但是，他們并沒有因此而去仔細地分析制度本身。相反，他們的注意力基本上被耀眼的增長績效所吸引。過去若干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十分強勁，既超過俄羅斯、東歐，也超過印度，更超過日本、美國，幾乎是天下無敵。他們根據(jù)上面那個被不假思索顛倒過來的命題，作出結論：既然中國的經濟增長績效天下第一，那么，中國當下的制度就是最優(yōu)秀的。

　　當然，有些好學的經濟學人也進行了一些分析。但是，新制度的思路讓他們誤入歧途。說來也許有點奇怪，新制度學派的研究方法帶有強烈的歷史研究色彩。諾斯反覆地研究英國、歐洲、美國的自由市場起源問題，甚至科斯也更像歷史學家，他所從事的工作，在我看來，大體上是對普通法法官解決產權問題的思路進行分析，從而闡述了隱含在普通法中的法律準則�？傊�，新制度學派試圖解釋過去的成功者為什么會獲得成功。

　　這種歷史主義的經驗分析方法內在地隱含著一個危險的陷阱。歷史是高度復雜的，在某一時間上必然存在著多個現(xiàn)象，人們注意到在此后一個時間點上有了另一個現(xiàn)象，即學者所要分析的演進結果。那么，回頭來看，上一時間點上的每個現(xiàn)象、尤其是那些最顯著的現(xiàn)象，都有助于后面那個結果之形成嗎？有一位演化經濟學家埃里克•S•賴特納就將資本主義在英格蘭的興起歸功于重商主義，因為，很顯然，在那個時代，確實存在著嚴重的重商主義，于是，重商主義就成了自由市場的催生婆。

　　我們那群經濟學人中之好學者似乎也是依據(jù)類似的邏輯進行推論的。在過去一二十年中，他們看到的顯著現(xiàn)象是，威權主義對民主的排斥，福利體系的瓦解，勞工權利的匱乏，以及大多數(shù)私人企業(yè)家被放任不管，有些跨國公司或權貴企業(yè)甚至享有特權。他們在印度則看到了強大的工會、討價還價的民主，在美國看到了福利制度和工會，而他們的經濟表現(xiàn)均不如中國。于是，他們就得出結論：民主尚在完善、福利制度尚在改革、沒有權利、沒有任何監(jiān)管，就是中國經濟奇跡的成因。

　　物質主義綜合癥

　　更進一步，他們斷言，經濟增長奇跡就證明了這是一套最好的制度。

　　此時，他們的意思不僅僅是說這套體制是一套優(yōu)良的增長體制，而是說它是一種優(yōu)良的憲制，涵蓋社會方方面面的體制。他們也許只是無意識地把增長體制轉換成了憲制，因為他們是經濟學家。理發(fā)師的眼里只有頭發(fā)，經濟學家的眼里當然只有經濟增長績效，其他東西都是無關緊要的。他們是不可救藥的物質主義者，評價憲制良瓠的惟一標準就是增長績效。

　　這種物質主義在經濟學知識傳統(tǒng)中已經根深蒂固。經濟學之誕生，就是自然秩序物質化的產物。近代哲學顛覆了古典以迄中世紀的世界，至少從霍布斯起，人就從一種趨向于某個外在永恒目的——自然或者上帝——的存在，化約為一種激情、欲望的載體。休謨、斯密道德哲學的預設就是：人乃是被自利激情所支配的動物。斯密的經濟學反覆論證，個人自利的動機完全可以利他。斯密把這種真理變成了應然：社會應當允許個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這樣的社會是文明的，政治道德制度也應當服務于這一目標。一個好社會就是一個工商文明社會，就是一個人人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的社會。而這種利益，至少從培根那里開始，就已經完全是滿足肉體欲望的物質性利益。

　　現(xiàn)代民族國家本身也是物質主義精神的產物，并強化了國家的物質面相。古典及中世紀的國家盡管也汲取財政收入，但國家哲學反覆強調，君主或共和國的正當責任是供應與分配正義。現(xiàn)代民族國家則顛覆了這種國家哲學，處于叢林狀態(tài)的個人關注的是如何保障自己的財產與生命，處于國家間叢林狀態(tài)中的民族國家最關注的是國家的生存，因而，國家的物質力量具有了至高無上的重要性，“經濟”成為一個需要大臣、學者討論的最重要的公共事務。國家積極投入到財富的創(chuàng)造中，介入貿易、工業(yè)，重商主義伴隨著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這不是偶然的。

　　誕生于這種精神氣氛中，經濟學家自一出現(xiàn)就關注著物質，GDP被發(fā)明出來，整個世界也已經習慣于用物質性的經濟增長來衡量一個國家的表現(xiàn)。在缺乏超驗精神背景、尤其是缺乏建制化教會之教化的東亞國家，物質主義傾向尤其明顯，這也是形成發(fā)展型國家的精神基礎：國民同意國家集中力量發(fā)展經濟，為此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威權統(tǒng)治。

　　正是經濟學傳統(tǒng)中這種根深蒂固的物質主義，讓我上面提到的那群經濟學人本能地排斥法治、民主、工會結社、勞工維權等事務在一個健全的、正常的社會秩序中所具有的獨立價值。在他們看來，所有這些事務毫無意義，甚至是應當予以反對的東西，假如它們妨礙了經濟增長。

　　于是，在這些經濟學人眼里，增長體制自然地就是自由體制。主流經濟學人在過去一兩年的改革反思中反覆告訴公眾就是這么一種看法：現(xiàn)有體制既然已經實現(xiàn)了增長，那么，任何人就沒有理由再去批評這個體制，尤其是批評能夠導致增長——不管因此而讓某些民眾付出了多大權利與利益上的代價——的那部分機制。他們最初可能只是相信，增長體制可以導向自由體制，為自由體制之發(fā)育創(chuàng)造某種條件。不過，通過長期的自我暗示，他們的信念似乎已變成：增長體制=自由體制。任何對于這種增長體制的批評，都被他們視為對改革的否定。他們甚至比官方的改革視野更為狹隘，在他們眼里，經濟改革就是改革的全部，除此之外不應進行任何改革，因為，比如說，推進政治民主、增進勞工權利，很可能妨礙他們所中意的增長體制。政府惟一的缺點是，仍在不明智地用壟斷、管制妨礙增長。他們認為，這僅僅是個審慎的問題，而與更大范圍內的體制問題無關。因此，在若干知名的經濟學家那里，反壟斷、反管制就成為他們所理解的改革的全部內容，至于法治、憲政這些根本性制度，反倒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添附性物品。

　　回到中國語境　

　　在科斯或弗里德曼等大師那里，經濟學的邏輯是簡單的，結論也是簡明易懂的，但是，這僅僅是一種思考的儉省策略而已。在簡單的背后，總是有一個復雜的背景，或者說前提、預設。生活于他們自己的制度與觀念環(huán)境中，他們不需要再去討論那些前提、預設——不過，哈耶克卻在中年之后深刻地認識到，要解決那些看似簡單的問題，必須回到基本的前提和預設，因而，他從專業(yè)經濟學進入法學領域，最后從事憲政設計。與這種知識探索精神相比，我不能不說，弗里德曼或者科斯也不過也是技術經濟學家而已。

　　到了大師們的中國信徒那里，經濟學曾經的帝國主義賦予他們以知識上的傲慢，他們把經濟學中的“制度”理解為政治法律意義上的憲制，把基于單純經濟學邏輯的政策主張當成了制度轉軌的全部內容。

　　在我看來，生活于不具備這種制度與觀念前提、預設之社會中的學者，更需要關注大師們隱而未談之前提、預設；
在引用他們的結論的時候，注意大師們的語境，除了看到他們在批評什么之外，更應分析他們贊成什么。

　　大師們反對福利國家，但他們永遠不會反對政府向不能維持自己生活的人提供某種基本福利。在中國，現(xiàn)在的問題恰恰是，連溫飽都不能解決的人享受不到任何福利，一旦進行福利改革，首先失去福利的正是最貧困的人口。可是，那群經濟學人卻在擔心福利損害效率。

　　大師們也反對工會壟斷，但他們永遠不會反對工人自由組織工會的努力本身；
在中國，現(xiàn)在的問題恰恰是，工人缺乏這種基本的結社自由，一旦他們試圖自由結社，就會遭到相關限制�？墒牵�那群經濟學家已經在恐懼根本就不存在的工會了，他們也把一切呼吁保護勞工基本人身、結社、言論自由的行為，視同反對自由市場。

　　大師們反對不受節(jié)制的民主對于自由的負面影響，但他們永遠不會反對民主制度本身。在中國，現(xiàn)在的問題恰恰是，我們的基本民主架構尚在成型之中�？墒�，那群經濟學人卻已經事先擔心起民主的弊病了。而且，他們不是考慮用憲政的手段矯正民主可能的弊病，而是干脆拒絕民主，輕易地斷言，無民主是一個美好社會的前提。

　　大師們也反對政府對私人企業(yè)的干預，但他們永遠不會反對法律保障私人產權。在中國，問題恰恰在于，私人企業(yè)得不到這樣的法律保障�？墒�，那群經濟學人卻把政府恩典下的放任、甚至放縱當成了自由，而全然不考慮在政治氣候變化的時候，產權能否免于政府的侵害。他們以為政府提供基本的法治保障也是不正當?shù)母深A。

　　容我大膽地說一句，這群號稱研究制度的經濟學人是一群教條主義者，他們既沒有分析大師們的語境，也沒有思考如何在中國語境中運用大師的思想。他們沒有分析大師所處的社會與當下中國社會根本性的制度差異。他們不大明白中國當下的制度是什么，也不清楚中國應當有一個什么樣的制度。正是他們和一些同樣固執(zhí)的、以經濟學為業(yè)、甚至以經濟學自傲的人，嚴重地損害了、并且正在損害自由市場在中國的聲譽。因為他們以為市場就是一切，試圖用市場化替代政治民主、法治、個人的表達與結社自由進程；
因為他們錯誤地把種種反自由的制度，如工會、產權的法律保護及政治民主之匱乏，當成了自由市場的構成性要素或前提性條件。

　　回到中國語境，就是要弄清，我們所面臨的問題究竟是什么。而種種事實已經表明，認知這一問題，顯然超出了經濟學的能力。從根本上說，經濟學是一種技術層面上的治國術，它的視野是有限的，它思考的對象僅僅是社會的一個方面；
它甚至是保守的——這就是主流經濟學家在今天的態(tài)度。而對于中國來說，根本的問題是探究這個“國”的基本框架，是重造社會的基本架構及其規(guī)則。也就是說，需要探究憲制問題，需要追求那個比增長高一個層面的價值：自由。

　　這不是說不需要經濟學。但經濟學中的“制度“概念遠不足以涵蓋憲制性制度的豐富內容。假如談論憲制問題，那就暫時忘掉經濟學吧。今天的經濟學人錯把增長體制當成了憲制，從而說出種種非�？晒种�論。這揭示了經濟學自其誕生起就內在固有的局限性：物質主義的心靈是無力思考憲制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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