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讀書那天起，就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名言。很給舞文弄墨者提氣長精神。其實看看五千年文人遭遇皇帝的歷史，純粹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之談了。亂臣賊子會懼你一個耍筆桿的嗎？笑話！他要是有一絲懼心的話，也就不會猖狂地為非作歹了。但是，人，就是一種有記憶力的生物，一旦出了名，有了名，不僅在乎生前的名，還要關注身后的名。于是，你看吧，墓志銘，紀念碑，功德榜，行善錄，簡直到了絡繹不絕，滿坑滿谷的地步。

　　最奇怪的，不光中國，甚至世界范圍內(nèi)，那些暴君，那些獨裁者，那些惡貫滿盈的獨夫民賊者，都不承認自己是亂臣賊子，都在諱莫如深地不愿觸及所做下的惡行，丑行；
所犯下的罪行，獸行。無不拼命地往作惡多端的臉上涂脂抹粉，無不努力地使大家忘卻他們喪心病狂的史實，這種壞事做盡，卻不愿留下壞名的文化心理，大概以東方民族尤為熱衷。

　　東晉時期，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大司馬桓溫發(fā)徐兗州民筑廣陵城，徙鎮(zhèn)之。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jiān)孫盛作《晉陽秋》，直書時事。”孫盛（302—373），著《魏氏春秋》二十卷，《魏氏春秋異同》八卷，《晉陽秋》三十二卷，是一位“詞直而理正”的右史學家。用今天的眼光看，他的職務，為秘書監(jiān)，領著作，是朝廷的寫作班子，記史是一項工作任務，孫盛不過是如實地報導了筑城拆遷的一些陰暗面罷了。但他觸怒的是軍方首腦桓溫，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煩。

　　凡統(tǒng)治者，失敗后能認輸者少，而變本加厲繼續(xù)其錯誤政策者多，地位愈高，理性愈低，也就愈不肯認錯，非弄到�？莺痈�，實在混不下去為止。孫盛是位史家，他堅信“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以直書桓溫獨斷專行，造成傾全國之力的北伐，以失敗告終的事實，更批評他為挽回面子，不顧國力民心，又搞這種勞民傷財?shù)慕ㄖ�工程，制造假繁榮的虛浮現(xiàn)象。

　　由于孔夫子作了《春秋》的榜樣力量，使得歷代有良知的史家，像孫盛先生都以此期勉，哪怕以身殉史，也以撰寫真實的歷史為己任。但手里握有刀槍棍棒，擁有生殺大權的亂臣賊子，一點也不傻，知道他們尚能耀武揚威的時候，可以給所有不滿者的嘴巴貼上封條，但他們一旦失勢，一旦沒落，或最終被上帝清算，進了太平間，那就無法制止后人評說。所以，正因為有桓溫這樣的人物，想要封住后代人的嘴，中國數(shù)千年來史書之被篡改，史家之被問罪，才會層出不窮的。

　　桓溫見到了孫盛的《晉陽秋》，可以想象他是如何的火冒三丈。把孫盛的兒子找來兵戟林立的大司馬府，當面威脅說：“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然后拂袖而去。這是再明白不過的警告，不過，倒是沒有立刻付諸行動。畢竟還有幾分貴族作派，只是阻嚇一番：你們要是不怕遭到滅門之禍的話，你就讓你那糟老頭子去出版他的《晉陽秋》吧！他沒有馬上派去刀斧手，來一個滿門抄斬，表現(xiàn)出一種不愧為世家子弟，貴族出身的度量。盡管如此，孫盛先生的大少爺，當時已嚇得三魂出竅，七魄悠悠，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門，一頭栽在孫盛面前，老爺子，您就高抬貴手，救救我們?nèi)�家百十口子的身家性命吧�?/p>

　　“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斑白，待之愈峻。”但消息傳來，全家上下，沒有一個不膽破心驚的。那時的株連，可比現(xiàn)代人搞運動，打擊面要寬泛得多，常常是成百上千的親屬，跟著掉腦袋。于是，孫男弟女，姻親婦眷，面前黑鴉鴉地跪了一片，“號泣稽嗓”，要求他修改《晉陽秋》，如不能為桓大司馬歌功頌德，至少也要將這一頁掩飾過去，只當歷史上沒發(fā)生過這回事。

　　老爺子呀！他們開導這位歷史學家：諸如此類的瞪著眼睛說瞎話，昧著良心捧臭腳，將壞蛋美化為天使，把罪犯鼓吹成圣徒的文化流氓，難道還少嗎；
至于那些動不動就宣布某部作品成為經(jīng)典，永傳后世，來不來就把某位作家捧為大師，從此不朽的文學騙子，不也比比皆是嘛！您老人家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后一個，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盛大怒，不許�！睌嗳痪芙^，這就透出史家的錚錚風骨了。

　　他的幾個兒子，一看老爺子如此頑固倔強，毫無商量余地，又不能等著桓大司馬的刀落在頭上，便私下里將《晉陽秋》大大地涂抹更改，梳理潤飾。中國文字的彈性，也著實是刀筆吏足以表現(xiàn)才華的所在。假如放在二十世紀，他兒子們準會這樣改動：明明是桓溫大軍，倉皇敗北，會說成是“戰(zhàn)略撤退”而心安理得；
明明是將舟船輜重，統(tǒng)統(tǒng)拋棄，會說成是“繳了學費”而自我安慰；
失敗以后，不思悔過，更加浪費民力國帑，去建造廣陵城，會說是“不吃一塹，不長一智”而更加英明；
這和如今不論怎樣的狗屎作品，都會有人天花亂墜地叫好一樣，溢美之詞，過譽之言，廉價的吹捧，不值錢的桂冠，已經(jīng)和垃圾一樣成災了。

　　于是，總算將改定本送到大司馬府，請桓溫定奪，免去了一場天大的災難。

　　但哪里知道孫老先生早有預見，一是料定桓溫畏懼歷史的譴責，必然要動用強力手段毀史；
二是擔心那些嚴重缺鈣的人，骨頭很軟，迫于壓力，必然要按統(tǒng)治者的口味改史。老先生未雨綢繆，“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于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即使東晉那時的孫盛，未能將桓溫這位亂臣賊子，書之以史，未能“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可以相信，天長日久，時間總是會回復歷史的本來面目。我們常說“拭目以待”，其意即是，等著吧，時間是真理的試金石，這一刻會來到的。假惡丑，無論怎么涂抹偽裝，終會暴露原形；
真善美，無論怎么埋沒撇棄，總有重現(xiàn)光彩的時候。

　　記得早些年前，在電視新聞里，曾經(jīng)報導過一條海外消息，當時并未引起太多的人注意，如今相隔多載，更是被人們遺忘得干干凈凈。但歷史會記住這一真理戰(zhàn)勝邪說的鏡頭：畫面上，是一位當年已經(jīng)八十高齡的日本歷史學家，由他的子女攙扶著，向日本最高法院走去的情景。那是個很高很長的臺階，老人走得有些吃力，腳步顯得遲緩。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日本歷史學家，專門研究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所犯下滔天罪行的家永三郎先生。他為了日本政府的文部省官員，刪去他編的歷史教科書里有關臭名昭著的731細菌部隊的章節(jié)，而打了三十二年官司，終于等到最后宣判的這一天。

　　法院判這位歷史學家獲得勝訴，那是1997年8月29日下午2時30分的事情。這次日本文部省敗訴，說明了一個真理，歷史是不容篡改的。即使歷史被那支想掩蓋真相的手，扭曲了過去，最終也會回復到真實的面貌。

　　有良知的歷史學家，從古至今，都是如此堅持真理，不畏強勢，不看著誰的臉色來寫作的。同樣，有良知的文學家，也不應在嚴峻的現(xiàn)實面前，閉上眼睛，躲進象牙之塔，玩弄風花雪月；
而是應該不懈追求真知，始終關注現(xiàn)實。因為今天的現(xiàn)實，即是明天的歷史，所有那些傳之于世而不朽的小說名著、戲劇經(jīng)典、詩歌杰作，無不具有歷史價值，道理就在這里。文學家，說到底，也是歷史家。不過作家、戲劇家、詩人，是以文學的形式，形象的手段，藝術地再現(xiàn)歷史和現(xiàn)實罷了。

　　所以，文學家在創(chuàng)作一部作品的時候，章懷太子那句“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的箴言，是要謹記在心的。說真話，講真理，寫真實的品德，在這幾位歷史學家身上所體現(xiàn)出的文人風骨，也是我們?yōu)槿撕蜑槲臅r最需要秉持的寶貴精神。（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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