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上海文革時期的報刊分為四類。“一月革命”以后，有關部門采取種種措施，對其中的群眾報刊進行整頓、整肅和查處（包括巴金家的客廳曾被某“地下報刊”的編輯所占據(jù)）。本文既是對上海文革報刊史的梳理，也可通過展示其狀況和過程，觀察當時人們的社會行為和社會心態(tài)。

　　「關鍵詞」四類報刊/整頓/整肅/查處

　　一、四類報刊

　　本命題的研究對象主要指認上海文革時期的群眾報刊，即在緣起上屬群眾組織或群眾創(chuàng)辦的報紙，以區(qū)別于黨報系列的《文匯報》、《解放日報》等。

　　1966年9月，上海市紅衛(wèi)兵總部（簡稱“上紅總部”）、上海市紅衛(wèi)兵大專院�？偛浚ê喎Q“上紅大專總部”）成立后，隨即出版了4開鉛印報紙《紅衛(wèi)兵》。這是上海文革運動中第一張由群眾組織主辦發(fā)行的報紙（注：1966年12月，“上紅總部”、“上紅大專總部”被紅革會等造反組織查封，《紅衛(wèi)兵》報�？＃�。接著，由紅革會、紅上司主辦的《紅衛(wèi)戰(zhàn)報》，上三司（紅三司）主辦的《革命造反報》、工總司主辦的《工人造反報》，以及由南下的北京紅衛(wèi)兵創(chuàng)辦的《首都紅衛(wèi)兵》（上海版）、《新北大》、《紅旗》（北航紅旗駐滬聯(lián)絡站主辦）等紛紛出籠。表面上看，這些報紙均屬某一組織的出版物，宣傳上也多留有“聲明”、“通告”之類的組織印記。其實，這些報紙多是所屬組織通過造反行動，獲得有關部門的批示后，由《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及出版局下屬工廠代印的，所以有套紅、有照片，字跡清晰，版式正規(guī)，有的甚至納入了郵發(fā)的渠道。根據(jù)上海出版系統(tǒng)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市出版局的報告，因大量印制革命傳單和報紙，出版局于1966年12月供應紙張162噸，1967年1月增加到272噸，所用經(jīng)費已達38.6萬元。（注：上海出版系統(tǒng)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市出版局：《給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的建議》。）

　　與此同時，各大專院校的紅衛(wèi)兵組織或者利用己建立的權威，或者利用已搶占的校內資源，迅速編輯出版了所屬的報紙和刊物。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間，創(chuàng)辦的主要報刊有同濟東方紅兵團的《東方紅》、交大反到底兵團的《反到底》、復旦紅革會的《新復旦》以及《新師大》、《新科大》、《二醫(yī)戰(zhàn)報》等。因大學的資源比較豐厚和齊備，這些報刊多是鉛印的，且排版等也都很有模樣。只是它們一般不通過郵局訂閱，多在校內散發(fā)和進行大范圍的校際交流，有時也上街外賣。

　　如果說《紅衛(wèi)戰(zhàn)報》、《工人造反報》等市級群眾組織的報刊，以及《東方紅》、《反到底》、《新復旦》等高校紅衛(wèi)兵組織的報刊，確因其組織地位的顯要，產(chǎn)生著很大的社會影響，而成為了高懸著的輿論風向標。那么，作為文革中群眾報刊之基礎而存在著的，是上百份由區(qū)，局系統(tǒng)的造反組織和一般市級組織編發(fā)的報刊，例如，由工總司海運局聯(lián)絡站主辦的《海運戰(zhàn)報》、工總司南市總指揮部主辦的《火炬報》，以及由上海革命學徒總司令部主辦的《造反軍戰(zhàn)報》、上海聾人文化革命聯(lián)絡委員會主辦的《紅色聾人》等。這些報刊因主辦方能掌管或調度一定資源，也都是鉛印發(fā)行的。同時，這些報紙因主辦方規(guī)模、能力等諸因素的局限，以及政治形勢的錯綜變化，除少量的報刊品質尚佳外，一般均質量平平，發(fā)行不正常，有的甚至只發(fā)行了幾期就夭折了。至于各基層單位的群眾組織所編發(fā)的油印小報，在全市估計有數(shù)百份，有的相當精致，有的則不堪入目。但它們確實在底層共同構筑起了上海文革群眾報刊的基礎。

　　綜上所述，上海文革運動中存在著三大類報刊：第一類為《解放日報》、《文匯報》、《支部生活》等公開發(fā)行的官方報刊，以及后來由市革委會批準出版的《紅小兵報》、《學習與批判》、《朝霞》等；
第二類為工總司、紅代會等市級群眾組織和主要高校的群眾組織主辦的報刊；
第三類為各區(qū)、局系統(tǒng)和廣大基層單位的群眾組織編發(fā)的報刊。然而，這種格局在1967年“一月革命”以后，尤其是全國大武斗和全國大批判牽動整個輿論關注起“首長講話”、“各地消息”、“幕前幕后”的時候，便悄悄地異變出了第四類報刊——由某些人群自發(fā)組織編印的“地下報刊”。

　　固然，這與整個形勢的演變相關。據(jù)1967年4月14日市革委會政宣組簡報稱：自4月1日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官秘史〉》發(fā)表后，各單位“到市革委會印刷接待站要求印刷批判資料的人日益增多，4月3日一12日，共用紙5114.5令印刷各種小報和宣傳、批判資料�！保ㄗⅲ�1967年4月14日，市革委會政宣組《簡報》第17期稱：“特別是10日-12日三天內，前來要求印刷的人絡繹不斷。印刷資料有959批，品種有《劉鄧一百例》、《炮打劉少奇》1-3集、《砸爛劉家王朝》1－6集、《劉少奇檔案處理》、批判《論修養(yǎng)》、《陶鑄罪行錄》等40多種，共547863份，用紙1706令。印刷小報和大會專刊9種，共38萬份，用紙277.5令�！保┱且驗檫@種大批判的氣焰甚囂塵上，再加上各地大武斗的消息駭人聽聞，上海部分第二類報刊和絕大部分的第三類報刊（包括不斷面世的新報刊），均以極大的熱情和較大的篇幅搜尋、刊登此類來自四面八方的“小道新聞”。復旦、華師大、上外、鐵道學院、體院等院校的“簡訊”幾乎一天一期，四個版面也大致固定為“首長講話”、“中央文件”、“各地消息”、“上海見聞”等。應該承認，這類報刊的消息因為假借了“權威”，通達了“四方”，揭示了“幕后”，而贏得了廣泛的市場。然而，恰恰又因為這種“市場”的形成和存在，終于催生出了第四類報刊，即“地下報刊”這一怪胎。

　　二、第一類報刊與第二類報刊的溝通

　　1967年3月16日，由于“各省市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奪權斗爭的情況錯綜復雜”，中共中央對報紙宣傳問題作出了有關規(guī)定。例如地方報紙應接受臨時權力機構（或軍管會）的領導；
不能成為一個革命組織攻擊另一個革命組織的工具；
嚴格遵守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參照《人民日報》等中央報刊的社論和評論進行宣傳；
不許刊載戴高帽子、罰跪的圖片和使用“砸爛狗頭”、油炸“的詞語等。（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宣組編《文件匯集》，第1頁。）其實，上海是”一月革命“的策源地，且《文匯報》、《解放日報》均是上�！眾Z權“的急先鋒，所以上海兩報非但不是告誡的對象，還是各地的樣板。當時，上海兩報的許多社論被中央轉載。例如為配合前面所提及的戚本禹的文章，4月2日《文匯報》即發(fā)表社論《徹底挖掉修正主義的總根子》，《人民日報》隨即轉載，并將題目改為《徹底批判中國的赫魯曉夫》。（注：文新報業(yè)集團新聞研究所編《文匯報六十年大事記》，第394頁。）

　　確實，從全國范圍看，上海的文革運動不僅是趨前的，而且是獨特的。具體表現(xiàn)在新聞管理方面，在全國按照中央意見開展整肅群眾報刊的時候，上海卻同時指示《文匯報》、《解放日報》要重視向紅衛(wèi)兵小報學習。1967年8月14日，姚文元還專程從北京寫信，再次強調上海兩報“要重視廣大群眾中的新事物，要看紅衛(wèi)兵的報紙”。（注：1967年9月12日，市革委會政宣組《簡報》，第106期。）于是，報社制定計劃，開展了“搜集、閱讀、運用革命群眾組織和紅衛(wèi)兵小報的工作”�！督夥湃請蟆分付▽Ｈ伺c上海的群眾報刊聯(lián)系，并指派2人赴京，與北京的群眾報刊掛鉤；
《文匯報》除了對全體采編人員進行動員外，還邀請部分紅衛(wèi)兵報負責人座談，了解各報的宣傳計劃，并于9月7日起增辟了“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報刊文摘”的專欄。（注：1967年9月12日，市革委會政宣組《簡報》，第106期。）

　　看來，上海方面在某個時段中，是有目的地維護紅衛(wèi)兵類群眾報刊的獨立位置和發(fā)展空間的。因為正是此類報刊代表著某些群眾組織的利益和觀點，才能時時表現(xiàn)出“革命性”和“造反性”，才能不斷地與《解放日報》、《文匯報》形成互動和互補。這即是說，一方面群眾報刊可以顯露造反派的鋒芒，并給予官方報刊以造反派的鞭策和補苴；
另一方面官方報刊不便聲張的消息（例如查封滬辦“12.7、12.8”行動等），則可通過群眾報刊進行宣傳和報道。這種一石二鳥的辦法，不僅證實當時的第一類報刊和第二類報刊是相互溝通的，確實也是上海文革期間新聞管理的重要特色。

　　三、對第二類報刊的整頓

　　據(jù)1967年4月20日市革委會政宣組《關于壓縮小報出版的請示報告》稱，當時全市群眾組織出版的報紙有34種，已登記未出刊的有26種。中央分配給上海的全年紙張總量為25930噸。由于文革運動需要印制大量的批判資料和傳單，《文匯報》、《解放日報》奪權以后發(fā)行量增加，估計5月份印制《毛選》的紙張將供應不上，9、10月份出版《文匯報》、《解放日報》的新聞紙將斷檔。為此，政宣組曾召集各群眾報刊負責人會議，在強調“辦好造反報”的前提下，提出聯(lián)合辦報的思路：1、工人方面辦一張《工人造反報》，其它司令部和單位的報紙均取消；
2、中學、大學紅代會（籌）各辦一張報紙，中學系統(tǒng)各組織的報紙均取消，各大學的報紙作為�？嬖�，紙張自己解決；
3、由版司、上藝司、上體司等合辦一張文化類的報紙；
4《海運戰(zhàn)報》、《鐵路工人造反報》因工作特殊，同意在系統(tǒng)內發(fā)行。（注：1967年4月20日，市革委會政宣組：《關于壓縮小報出版的請示報告》。）

　　5月9日，市革委會政宣組再次提出《意見》，明確指出工總司所屬《工人造反報》（每周二期，大報四版，15萬份）、大學紅代會（籌）所屬《上海紅衛(wèi)兵》（每周一期，大報四版，15萬份）、中學紅代會（籌）所屬報紙（5天一期，小報四版，10萬份）、版司等籌辦的文化類報紙（每周一期，小報四版，8至10萬份）、各大中小學校教師造反組織籌辦的一份報紙（每周一期，小報四版，8萬份）以及內部發(fā)行的《海運戰(zhàn)報》、《鐵路工人造反報》等共7份報紙經(jīng)批準外，其它群眾報刊“一定要出版，我們均不負擔紙張和安排印刷”。（注：1967年5月9日，市革委會政宣組：《目前印刷小報和批判資料情況的意見》。）應該承認，這兩份文件針對膨脹的群眾報刊與緊縮的紙張供應，既強調“辦好造反報”的原則，又提出縮減造反報的對策，擺事實講道理，確實有理有節(jié)，煞費苦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政宣組的指令并不通暢，以至常常發(fā)出無奈的嘆息。例如，政宣組在4月20日的《報告》中抱怨：關于聯(lián)合辦報的建議，“由于認識不統(tǒng)一，至今還沒有一張報紙聯(lián)合起來”；
（注：1967年4月20日，市革委會政宣組：《關于壓縮小報出版的請示報告》。）在5月9日的《意見》中坦言：除批準的群眾報刊外，一律“由各革命群眾組織自己負責”解決出版事宜。（注：1967年5月9日，市革委會政宣組：《目前印刷小報和批判資料情況的意見》。）在此，是政宣組的權威失缺呢？還是遭遇到群眾組織的挑戰(zhàn)？事實上是奪權以后的局勢決定了政宣組站在了社會管理者的立場上，所以它要發(fā)出清理和整頓的指令；
而各群眾組織則站在了小團體的立場上，所以它要在形式上繼續(xù)保持革命造反的姿態(tài)，在內質里卻堅決維護革命造反的陣地和利益。這種出于不同位置、不同需求的僵持，是需要整個形勢發(fā)生格局性的轉變才能解脫的。

　　7月初，市革委會政宣組曾對上海的群眾報刊作過一次模底探查，得出的結論是：全市共有各類群眾報刊256種，仍鉛印發(fā)行的報紙50多種，刊物65種。其中由市印刷接待站承印報紙25種，刊物36種。（注：1967年7月7日，市革委會政宣組：《關于壓縮小報出版的請示報告》。）可見，政宣組“壓縮”群眾報刊的計劃以及“不承印”群眾報刊的表態(tài)，均沒有得到執(zhí)行和落實，反倒是大量的第三類報刊充斥著、攪動著整個上海的報刊“市場”。于是，政宣組只得借助“上海增產(chǎn)三百萬套《毛選》的紙張沒有著落”，“供應上海的宜賓、江西造紙廠因內戰(zhàn)激烈，已停止生產(chǎn)。福建南平紙廠因運輸阻塞，無貨來滬”，已影響《文匯報》、《解放日報》的正常出版等理由，再次向市革委會申訴“群眾組織的報紙、通訊、資料品種繁多，印數(shù)很大，重復浪費”，并重提了原先的壓縮建議。（注：1967年7月7日，市革委會政宣組：《關于壓縮小報出版的請示報告》。）盡管當時社會已呼吁“歸口聯(lián)合”、“復課鬧革命”，有些系統(tǒng)和單位的革委會（所謂新的“權力機構”）也宣告成立，各群眾組織的風頭有所減弱，基礎有所松懈，甚至地位有所搖動，但其構架仍在，活動繼續(xù)，政宣組的這類申訴和建議仍然不能達到“壓縮小報出版”的目的。

　　1967年8月4日，上海工總司等造反組織強力圍剿上柴聯(lián)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迅速剪除社會上的異己勢力。隨即，按照張春橋的旨意謀劃成立上�！拔墓ノ湫l(wèi)”指揮部，籌備召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進一步在全市掀起“九月大聯(lián)合高潮”，指令工總司各機構限時統(tǒng)一歸口。9月18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上海主要產(chǎn)業(yè)系統(tǒng)和十個區(qū)的工人群眾，基本實現(xiàn)了革命大聯(lián)合》的專題報道。其它系統(tǒng)和高校的群眾組織也都裹挾在這種趨勢中，通過反復而艱難的談判宣布聯(lián)合。例如9月13日，出版系統(tǒng)的“版司”和“版聯(lián)”宣布聯(lián)合；
9月19日，復旦、交大的紅衛(wèi)兵組織宣布聯(lián)合。這種以工總司為主軸的整合各群眾組織的運作，在集中權力、增強權勢的同時，大大削弱了各群眾組織的規(guī)模和實力，甚至使之出現(xiàn)了軀殼化的傾向。與此同時，因5月14日中央發(fā)出文件，指出各地群眾報刊存在著“反軍”、“泄密”、“庸俗低級”等問題，上海也曾采取了檢耷行動。由此，政宣組“壓縮小報出版”的轉機，即形勢的“格局性轉變”，終于發(fā)生了。

　　10月中旬，政宣組向市革委會遞交了《關于加強對革命群眾組織報刊領導的請示報告》，以果決的口吻指出：“基于前一時期社會上各類小報雜志的出版、發(fā)行的混亂狀況”，“完全有必要對全市報刊重新作一次全面規(guī)劃”。其原則為“主辦單位必須是市一級各條戰(zhàn)線的革命群眾大聯(lián)合組織，區(qū)、縣、局機構基本不辦報刊”。《報告》提出可辦12種群眾報紙，4種群眾雜志，“其它一律停止”。（注：12種報紙為《工人造反報》、《財貿戰(zhàn)報》、《教衛(wèi)戰(zhàn)報》、《體育戰(zhàn)報》、《上海紅衛(wèi)兵》、《紅衛(wèi)戰(zhàn)報》，屬內部發(fā)行的《海運戰(zhàn)報》、《鐵路工人造反報》及文藝（文化、電影）、出版、科技、政法系統(tǒng)各辦1份。4種雜志為《教育革命》（大專院校）、《紅衛(wèi)東》（團市委）及普教、文化（電影、出版）系統(tǒng)各辦1份。后市革委會分管領導王承龍作出批復時指出，《工人造反報》屬“三報一刊”之內，應考慮提法。）12月1日，市革委會政宣組下達了根據(jù)批復后修定的《關于革命群眾組織報刊、宣傳品的出版、印刷、發(fā)行的若干規(guī)定》。除了將《工人造反報》升格為“三報一刊”的系列外，正式同意出版以上所列的15種群眾報刊。上海的第二類報刊終于被壓縮了，第三類群眾報刊更是土崩瓦解。經(jīng)歷了1966年時的狂放和1967年時的繁雜，當我們檢索1968年時的文革報刊資料庫，除了能見到上述幾張被指定的報刊在飄搖中苦苦支撐外，其余的均失去了蹤影。固然，這是政宣組幾經(jīng)努力的結果。其實這更是上海的群眾組織漸漸走向式微的表征，是上海的文革運動從無政府的“群眾造反”，漸漸走向有政府的“組織革命”的佐證。

　　1968年1月18日，市革委會召開領導成員會議，確認當年上海用紙缺口10738噸，并制定了《文匯報》每天70萬份，《解放日報》每天50萬份，《工人造反報》每期16.5萬份的印數(shù)計劃。會議重申對小報“必須盡量緊縮和嚴加控制，不得沖破限額”的意見。（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文件，滬革（68）第13號。）與此同時，市革委會財務監(jiān)督清理小組也針對全市9千多個工礦企業(yè)中，“用公費訂閱《工人造反報》的，已達75000份，平均每廠公費訂閱7-8份，一年財政支出28.8萬元左右。中學紅代會也打報告，要求按班級公費訂閱《紅衛(wèi)戰(zhàn)報》，全市中等學校1802所，約25000個班級，計公費訂閱需3萬份左右”的情況，提出“各革命群眾組織一般訂閱本系統(tǒng)編印的小報，并訂閱在廠、校一級”，“公費訂閱的份數(shù)按照單位大小確定，主要用于公共閱覽場所的張貼，班組由私人訂閱”的意見。（注：1968年1月23日，市革委會財務監(jiān)督清理小組：《關于基層單位革命群眾組織訂閱各種小報的請示報告》。）一方面出于政治形勢的演變，需要加強組織管理；
另一方面出于經(jīng)濟形勢的逼迫，需要進行資源調控，僅存的十幾份群眾報刊的陣容，也因種種多變的原因在不斷地縮小。例如1月13日，上海鐵路局軍管會宣布，已編印74期的《鐵路工人造反報》停刊。（注：《上海鐵路局社會主義時期黨史大事記》，上海鐵路史志資料卡68-2-1.）同時，《教衛(wèi)戰(zhàn)報》也宣布暫停出版。

　　說明：已公開發(fā)行，但沒有列入該份“日報表”的群眾報刊還有《財貿戰(zhàn)報》、《中小學大批判資料和動態(tài)》。

　　接著，1968年4月25日，由上海大專院校紅代會主辦的《上海紅衛(wèi)兵》與上海中等學校紅代會主辦的《紅衛(wèi)戰(zhàn)報》宣布合并，從“忠1號”起開始出版新的《上海紅衛(wèi)戰(zhàn)報》，且更換了采編人員。應該承認，這是政宣組整頓群眾報刊工作的繼續(xù)，也是一件具有標志性的事情——它告訴社會，告訴所有已臨近分配的大、中學校的紅衛(wèi)兵：“紅衛(wèi)兵”的旗號仍將傳接下去，但當年“風起云涌，呼喚天下”的身份和威風，已一去不復返了。期間，由紅代會主辦的《教育革命》也停刊。8月下旬，市革委會有關領導批示：《財貿戰(zhàn)報》停出，由《工人造反報》提供一定的篇幅反映財貿戰(zhàn)線的斗爭，請政宣組按此原則整理其它小報。（注：1968年8月28日，市革委會政宣組：《關于整理本市小報、小刊的請示報告》（初稿）。）于是，政宣組舉辦了僅存的10家群眾報刊負責人學習班，學習中央二報一刊文章《把新聞戰(zhàn)線的大革命進行到底》，“批判修正主義新聞路線流毒在小報中的反映”。同時，政宣組還召開了工人、貧下中農、教師、紅小兵等座談會，聽取意見后于9月16日上報了整改方案，其內容為：《上海紅衛(wèi)戰(zhàn)報》、《農業(yè)戰(zhàn)報》繼續(xù)出版；
《教育革命》、《大批判》、《中小學大批判資料和動態(tài)》�？�；
《文藝戰(zhàn)報》、《體育戰(zhàn)報》、《造反》合并后籌辦一份反映“上層建筑斗批改”的報紙。（注：1968年9月16日，市革委會政宣組：《關于整頓小報、小刊的請示報告》。）通過這次整頓，至1968年底，上海的群眾報刊已所剩無幾了。

　　1969年4、5月間，《上海紅衛(wèi)戰(zhàn)報》和一直在高校里作為�？l(fā)行的《華師大戰(zhàn)報》、《復旦戰(zhàn)報》等宣布終刊。就此，作為群眾報刊起家，而后納入“三報一刊”系列的《工人造反報》，似是而非地成為唯一的存在了。

　　兩年以后的1971年4月9日，中共上海市委作出《關于加強上海報刊工作的決定》�！稕Q定》指出：因“上海一地報刊過多，內容重復，不利于進一步加強黨的宣傳工作”，“決定《支部生活》、《工人造反報》自四月中旬起停刊”。（注：1971年4月16日，《支部生活》第15期，第2-3頁。）4月15日，《工人造反報》出版終刊號，至此，上海文革運動中的群眾報刊史劃上了句號。

　　四、對第三類報刊的整肅

　　那么，面對主要由第三類報刊構成的叢雜的小報（即區(qū)、局系統(tǒng)和基層單位群眾組織編發(fā)的報紙），上海是如何整肅的呢？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改進革命群眾組織的報刊宣傳的意見》。《意見》肯定了群眾報刊在文革運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時指出了現(xiàn)在這類報刊“出現(xiàn)的一些問題”及“改進意見”：1、一律不許刊登毛主席、林副主席未公開發(fā)表的文章、講話、批示及中央內部文件；
2、不得公開發(fā)表反對人民解放軍的文章和報道；
3、必須迅速制止群眾報刊的泄密現(xiàn)象；
4、著重從政治上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不搞“黃色新聞”、“馬路新聞”等。（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宣組編《文件匯集》，第4-6頁。）

　　在此，將中央的《意見》與同期上海的《報告》、《意見》等比照辨析，可發(fā)現(xiàn)中央的《意見》主要強調了群眾報刊宣傳中的失誤，所以要進行“改正”；
而上海方面的文件則著重申明資源緊張，所以要進行“壓縮”。那么，是否上海的群眾報刊不存在中央《意見》中所指出的“失誤”呢？上海從來不是一塊凈土，只是當時政宣組的著眼點在于壓縮第二類群眾報刊，而暫緩了對叢生于基層的第三類報刊的整肅�？疾焐虾５娜罕妶罂醒搿兑庖姟分赋龅摹笆д`”確實廣泛、龐雜地存在于第三類報刊中。不久，市革委會政宣組便根據(jù)中央《意見》的精神，對各群眾報刊“在宣傳內容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檢查。

　　據(jù)1967年7月10日政宣組披露的檢查情況稱：1、有的報刊存在著“極其嚴重的政治錯誤”。例如引用的毛主席語錄中漏字、漏句。2、有的報刊擅自刊登毛主席、林副主席未經(jīng)核實，未經(jīng)公開發(fā)表的指示、講話。例如《新上醫(yī)戰(zhàn)報》刊登了《毛主席對批判劉少奇的幾點意見》。3、有的報刊擅自刊登未公開的中央文件。例如同濟《東方紅》通訊、新上醫(yī)《紅衛(wèi)兵》通訊等刊登《中共中央關于重慶問題的意見》等。4、有的報刊傳布各地“揪叛徒”的情況。例如交大《反到底通訊》刊印了《安子文叛徒集團簡介》，公布了有關人員的姓名和職務。5、有的報刊渲染各地武斗的殘酷景象。例如《交大通訊》稱“西南師范學院策劃慘絕人寰的大血案”。6、有的報刊傳布政治謠言“為美蔣張目”。例如《文革通訊》稱“美國派遣2-3千間諜抵香港，專門竊取我文化大革命情報”，新上醫(yī)《紅衛(wèi)兵》通訊稱“臺灣消息：蔣匪一雷達系統(tǒng)設施移至我沿海”。7、有的報刊編寫馬路新聞，“迎合低級趣味”。例如有《劉亞樓之死》、《陳丕顯與雪茄煙》等。（注：1967年7月10日，市革委會政宣組《簡報》第41期《關于革命群眾組織報刊在宣傳內容方面存在的問題》。）看來，上海的第三類報刊編織各路“小道消息”的渠道和功能，不僅是通暢的，而且是齊備的。政宣組在分析原因時，承認自己“缺乏對群眾報刊工作的領導”，各群眾組織負責人又沒有“認真重視，放任自流”，編輯人員“受資產(chǎn)階級新聞觀影響”，并坦言出現(xiàn)了“同人辦報”的情況。（注：1967年7月10日，市革委會政宣組《簡報》第41期《關于革命群眾組織報刊在宣傳內容方面存在的問題》。）

　　其實，更為嚴重的情況是這第三類報刊在不斷編造出籠的同時，還因其披露了傳言和內幕，充斥著新奇和刺激，既滿足了人們關心運動發(fā)展的政治需要，又迎合著人們搜羅齊東野語的獵奇心態(tài)，而不斷地流傳于社會，最終形成了交換和買賣的市場。有意味的是，5月14日中央《意見》下達后，最先對此作出反應的不是政宣組，也不是黨報系列的《文匯報》、《解放日報》，而是正處于被“壓縮”中的第二類群眾報刊。它們振振有詞地發(fā)表文章，譴責主要由第三類報刊構成的“小報交易”市場（此間，多少有些虛張聲勢、色厲內荏的感覺）。下面編輯幾段報摘，以求反映當時的交易情況和輿論傾向：1967年6月1日《赤衛(wèi)軍》文章《狠狠打擊交換材料黑市場》：“繼取締紀念章交易的黑市場以后，最近又出現(xiàn)了一股材料交換的歪風。在市區(qū)內比較集中的交換場所有好幾處�！薄霸隈R路上，三五成群，東一堆，西一堆，擠得滿滿的，連交通都堵塞了。少數(shù)壞人還利用人多擁擠，進行偷扒、盜竊、詐騙等流氓阿飛活動�！�

　　1967年7月4日《體育戰(zhàn)報》革命群眾來信《堅決抵制交換材料這股歪風》：“近來在靜安寺、上海美術館隔壁弄堂等地，我們經(jīng)常看到聚集著人群，他們帶著各種材料、文件、報刊在交換。他們有的拿在手中叫換，有的放在自行車后墊上等換，有的干脆鋪在地上擺書攤。他們不僅互相調換，有的甚至做起買賣，最盛行的是一種搭貨法�！薄敖粨Q材料的大多數(shù)是青少年。有的職工也迷戀于換材料。”該報《編者按》指出：“這次調換材料歪風，比調換紀念章的問題有過之而無不及，完全是階級斗爭的反映。我們希望各個革命群眾組織配合公安部門立即采取革命行動，取締交換材料場所，嚴辦投機倒把分子�！�

　　1967年9月20日《工人造反報》趙毛頭等造反隊員來信《堅決取締買賣非法印刷品的自由市場》：“近來，在南京路市中心一帶，叫賣自編自印的所謂‘動態(tài)’、‘消息’、‘資料’等小報小刊的越來越多”，“看到他們席地而坐、沿街叫賣，一些老工人尖銳地說：”這同舊社會的黃色小報有什么兩樣呢？這種沿街叫賣的樣子就象賣《大美晚報》一樣�！霸搱蟆抖淘u》指出：”新聞工作是一場非常嚴肅的政治斗爭——有些同志天真地以為，這樣抄抄寫寫，搞這么一份小報刊，就是在給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作‘貢獻’，殊不知正好上了階級敵人的當“，”還有些組織搞一份小報小刊，。據(jù)說是為了賺一些錢，解決一些組織經(jīng)費。但當你這樣做的時候，資產(chǎn)階級思想已經(jīng)在你的頭腦里找到了‘根據(jù)地’�！�

　　1967年9月21日《上海紅衛(wèi)兵》讀者來信《立刻制止買賣“小道消息”！》：“最近一個時期，在南京路等地，每天有一堆一堆買小報的人，從早到晚，風雨無阻，熱鬧非常，真可謂成了買賣小報的市場”，“小報出售的價錢很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些小報的大小只有晚報的一半，照理只應收一分，可一般都要收二分一份�！痹搱蟆毒幷甙础分赋觯哼@些“小道消息違背大方向，混淆革命群眾的階級視線，有的則不知不覺當了階級敵人、美蔣特務的情報員，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很明顯，1967年第二季度以來，上海的小報“交易市場”就已經(jīng)自發(fā)地形成了，且以南京路為“主軸”——從浙江路到西藏路，再從美術館到靜安寺進行運轉，并放射到四周的黃浦區(qū)、盧灣區(qū)、靜安區(qū)、閘北區(qū)、徐匯區(qū)等熱鬧地段。其實，當時不少群眾小報的編輯部埋伏在南昌路、威海路、瑞金二路、石門二路、陜西南路附近的路段里，消息來源通達，發(fā)行流通便捷，具有很強的運作功能和機動性，因此這類小報“交易市場”始終顯得很活躍。

　　然而，有這樣一個疑問：明明5月14日中央就發(fā)出了《關于改進革命群眾組織的報刊宣傳的意見》，為什么直到9月份《工人造反報》、《上海紅衛(wèi)兵》仍在反映“南京路市中心一帶”小報交易市場“風雨無阻，非常熱鬧”？誠然，正如政宣組在前述的檢查中承認存在著“缺乏對群眾報刊工作的領導”等因素，但更本質的原因在于當時的政治形勢正處于“天下大亂”（全國許多地方表現(xiàn)為“全面武斗”）的時期。各級各類群眾組織通過造反奪權，確立了生存的“合法性”后，還得通過繼續(xù)造反及與其它組織的角逐，來爭奪生存的空間和位置。于是，他們需要不斷地向社會表達態(tài)度和立場，不斷地采擇各種有利的社會信息來渲染和涂抹自身，編印群眾報刊無疑是重要的手段。所以，當中央《意見》自上而下傳達時，各群眾組織就會為維護自身的利益，而進行辨析和闡釋，繼而有針對地接受和采納。這種傳達和接受的過程，雖然在形式上表現(xiàn)為理解和執(zhí)行，實際上卻是一種選擇和博弈——在選擇中，自上而下的《意見》一定程度地發(fā)生了分解；
在博弈中，自上而下的《意見》一定程度地發(fā)生了變異——由此，5月14日的《意見》下達后，怎么可能會獲得“雷厲風行”、“立竿見影”的效果呢？正如政宣組“壓縮”第二類報刊，只有當9月份整個形勢發(fā)生了“格局性”轉變，才得以奏效。政宣組整肅第三類報刊，也必須等待“8.4”行動后的“九月大聯(lián)合高潮”客觀上削弱著各級各類群眾組織的規(guī)模和實力時，才可能采取行動。

　　1967年9月11日，張春橋指示整肅上海小報、印刷品交易的混亂狀況。22日，市革委會發(fā)出《關于禁止非法印刷、設攤買賣宣傳品的通告》�！锻ǜ妗穱绤栔赋觯鹤罱臼薪诸^出現(xiàn)的各種簡訊、動態(tài)、資料等“種類繁多，問題很大”，“在政治上、思想上、經(jīng)濟上造成很大的危害”。故特此規(guī)定：簡訊、動態(tài)、資料、傳單等宣傳品，“一律停止出版，進行整頓和清理”；
經(jīng)批準同意出版的刊物，“嚴禁私自在街頭設攤販賣和進行非法交換活動”；
利用簡訊等宣傳品造謠惑眾，牟取暴利的不法分子，“由無產(chǎn)階級專政機關嚴加懲處”等。（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宣組編《文件匯集》，第17-21頁。）與此同時，政宣組和工總司等群眾組織也隨即發(fā)出《關于在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印刷宣傳品的暫行規(guī)定》和《緊急聲明》，連同市革委會的《通告》一起張貼在大街上，各主要街道上的有線廣播和游動的宣傳車則開足馬力，大造聲威，構成了強力的整肅態(tài)勢。

　　9月23日晚，在政宣組的部署下，黃浦區(qū)出動了由區(qū)革委會干部、市場管理所干部、中小學教師、中學紅衛(wèi)兵等300多人組成的突擊檢查隊（顯然，這支隊伍的身份構成已不同于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了），對南京路鬧市地段（從浙江路到西藏路）的小報“交易市場”進行了沖擊。當場取締交易攤點30個，沒收全部交易品24種類，其中有上海文藝界音舞批聯(lián)站編印的《音舞簡訊》第8期（刊登中央文件）、紅反會和各省駐滬辦事處聯(lián)絡站合編的《文革通訊》第92期（刊登首長講話），以及外地刊物《常州紅衛(wèi)兵》第13期、《浙江通訊》第8期（刊登武斗和部隊調動等消息）等。交易人經(jīng)教育后當場釋放。在這次試點性行動中，檢查隊與紅三司所設的攤點發(fā)生爭執(zhí)。當時，紅三司正設攤叫賣《反逆流戰(zhàn)報》，并強調該報是經(jīng)市革委會同意出版的。后經(jīng)檢查隊“講清道理”，才“勉強同意”將報刊留下（后發(fā)還）。（注：1967年9月26日，市革委會政宣組《簡報－增刊》14期《取締非法設攤販賣宣傳品的情況》。）

　　9月24日下午，全市10個區(qū)采取統(tǒng)一行動（盧灣區(qū)上午已開始），共出動由干部、教師、紅衛(wèi)兵等組成的1500多人的檢查隊，在南京路、淮海路、西藏路、外灘、靜安寺、北站、曹家渡、徐家匯、中山公園等處，取締小報‘交易市場“。據(jù)統(tǒng)計，當天共清除交易攤點55個。因聯(lián)合行動”聲勢強大“，這次”取締販賣宣傳品的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注：1967年9月26日，市革委會政宣組《簡報－增刊》14期《取締非法設攤販賣宣傳品的情況》。）只發(fā)生了三四起爭執(zhí)事件。其中，同濟東方紅兵團在曹家渡等地出售《東方紅》報，市場管理干部和紅衛(wèi)兵上前檢查時，他們竟出示了王少庸（時任市革委會副主任）簽名同意印制的信件。檢查隊判斷”他們是有意攜帶這份信件的“。（注：1967年9月26日，市革委會政宣組《簡報－增刊》14期《取締非法設攤販賣宣傳品的情況》。）經(jīng)反復宣傳《通告》關于”嚴禁私自在街頭設攤販賣“的內容，他們才同意留下報刊（后發(fā)還）。同時，23日晚遭查處的紅三司又派出幾個小組在鬧市地區(qū)叫賣《反逆流戰(zhàn)報》，并與檢查隊發(fā)生沖突。據(jù)了解，紅三司尚有10萬份報紙未脫手，他們著急地沿街吆喝：”要買《反逆流戰(zhàn)報》，請到吳江路54號！“（注：1967年9月26日，市革委會政宣組《簡報－增刊》14期《取締非法設攤販賣宣傳品的情況》。）

　　應該承認，“9.23-9.24”行動摧枯拉朽般地整肅了第三類報刊，其過程不僅是順利的，其結果也是富有成效的。誠然，這與形勢變化和政宣組策劃的周密行動密切相關。第三類報刊一般沒有厚實的組織支撐（有的確屬“烏合之眾”），這是他們根本的缺陷。否則，怎么行動中僅有的幾次爭執(zhí)都是發(fā)生在紅三司、同濟東方紅等組織之間呢？這反證了只有紅三司、同濟東方紅等組織倚仗著自身的背景，才敢于面對整肅行動作出類似“抵制”的行為（甚至有“故意”的傾向）。屬于第三類報刊的組織者和編輯者，只能作鳥獸散了。

　　為了鞏固“9.23-9.24”行動的成果，市政宣組聯(lián)合市財務監(jiān)督清理小組、市加強市場管理打擊投機倒把領導小組，分別于11月14日、12月1日發(fā)出了《關于處理停止出版的宣傳品和非法宣傳品若干財務問題的暫行規(guī)定》和《關于禁止非法印刷、設攤買賣宣傳品的若干實施細則》。這兩個文件主要強調各群眾報刊�？�，“應立即清點帳目、財產(chǎn)，主動報所在區(qū)（縣）宣傳品處理工作小組進行清理”，（注：1968年1月，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宣組編《文件匯集》，第32-35頁、第42-46頁。）“對存放在倉庫或加工單位的成品、半制品、原料、紙型、銅版、鋅版、模子等，進行收繳封存，或就地封存”。（注：1968年1月，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宣組編《文件匯集》，第32-35頁、第42-46頁。）應該承認，這兩個追加的屬善后性質的文件是及時而有力的，比如對由交大反到底兵團主辦的《反到底》報（屬第二類報刊）派生出的《反到底通訊》（屬第三類報刊）進行清理，發(fā)現(xiàn)該小報共發(fā)行55期，均在校內外出售，收入49987.19元，加印收入1696.42元，總計51683.61元。但總支出為54257.03元，銀行存款及現(xiàn)金結余共811.19元，顯然帳目不符。支付款項中存在問題的有贈送紀念章400元，未發(fā)“兵團成立一周年”紀念章1萬枚共800元，為同學購買戲票暫借款（估計不能收回），兵團駐北京、漢口、寧波聯(lián)絡站報銷的經(jīng)費（全部白條）等。同時，交大反到底兵團還有印售《馬恩列斯語錄》、《成語典故》等其它收入。（注：市革委會政宣組：《關于清理交大書刊的情況報告》。）情況明了，收繳措施到位，《反到底通訊》只能壽終正寢。經(jīng)濟的清點、用具的封存均屬最后的圍擊，正是這致命的一招，終于使那些被整肅的群眾報刊再也不能動作，再也不能復生。

　　進入1968年，第三類報刊確實無影無蹤了。

　　五、對第四類報刊的查處

　　第四類報刊屬“地下報刊”。這主要是有一些非組織，或非正式組織的人群，既借助上游龐雜的小報信息，又利用下游獵奇的群眾心態(tài)，經(jīng)過摘編包裝，拼湊成一份“報刊文摘”，以贏利為目標，混跡于“小報交易”市場。請看當時遭到查處的三個案例：

　　案例一

　　1966年12月，上海市東風中學高二（六）班某學生發(fā)起成立“東風造反兵團”，后吸收盧灣、力進、二十二等中學的少量學生，改稱“紅衛(wèi)兵上海市東風造反兵團”殺向社會。兵團規(guī)模18人（后退出6人），總部設于瑞金二路金谷村14號。1967年2月，兵團獲得市印四廠免費鉛印的20萬份《毛主席和其它馬列主義經(jīng)典作家關于兩條路線的斗爭》等材料。向社會散發(fā)1千份左右后，其余以2分或3分一份賣出，所得大量款項留作兵團經(jīng)費（當即購買了兩輛自行車，后又增添了兩輛自行車）。就此，該兵團即組織人員搜羅材料，編印鉛字版《文革通訊》，每周2期，每期2萬份，每份售價2分，雇用200多名小學生到淮海路、南京路、陜西路等鬧市地段叫賣。除廠方扣除成本外，每期收入達一二百元。同時，該兵團還聯(lián)合紅衛(wèi)印刷廠大量印售《毛主席詩詞》、《炮打劉少奇》等材料。為追求利潤，該兵團還翻印“群丑圖”等漫畫。在翻印劇本《清官秘史》時，特意加印故事梗概和演員表，均以高價在校內外廣泛出售。該兵團人手一張公交月票，白天游公園，拍照片，晚上學開車，經(jīng)常上點心店，先是陽春面，以后是湯團、餛飩、蛋糕，手頭十分寬裕。為了建立社會聯(lián)系，該兵團經(jīng)常請印刷廠青年工人吃飯，互贈像章。6月份，上體司曾派人登門檢查，該兵團準備集體撤離上海，到杭州尋求發(fā)展。（注：1967年6月28日，市革委會文教衛(wèi)生組編《文教衛(wèi)生簡報》第55期。）

　　案例二

　　1967年7月底，上海染料七廠半工半讀學校兩學生（一人曾少教）糾集人員，占據(jù)武康路113號巴金家中的小客廳，成立了《前鋒通訊》編輯部（刊物所登地址為武康路213號，實際上武康路上沒這個門牌，后經(jīng)有關部門向郵局查詢，才知該編輯部設在巴金家中）。8月下旬，《前鋒通訊》出版第一期，至9月中旬，共出正刊4期和副刊1期。每期《前鋒通訊》均在第一版抄摘來路不明的毛主席“最新指示”、“最高指示”，并整版刊登各地武斗的消息，有的欄目直接就叫“槍林彈雨”，例如第一期刊印12條關于新疆武斗的內容，特別渲染了上海支疆青年的遭遇。該刊還十分注意“部隊動態(tài)”，例如第二期報道“廣州白云機場的空軍已取消休假，珠江艦隊已調往虎門”等�！肚颁h通訊》每期印數(shù)2-3萬份，紙張在上海購買，然后運往浙江平湖、海寧印刷。小報每期定價2分，除在上海出賣外，還分銷浙江杭州、紹興、海寧和江蘇蘇州等地。《前鋒通訊》編輯部共有20多人，多數(shù)為青年學生，多數(shù)參與上街兜售。每次上街兜售時，除車票可實報外，還有每人每餐4角的誤餐補貼。為此，市政宣組建議市政法指揮部出面取締，對為首分子進行審查。（注：1967年9月15日，市革委會政宣組編《政宣簡報》第109期。）

　　案例三

　　1967年9月，盧灣區(qū)二十二中一代課教師和育才中學一學生借著為紅革會中學部編輯《紅革會中學文革通訊》的機會，發(fā)現(xiàn)市場上文摘小報銷路好、利潤高，便著手編印《紅衛(wèi)兵快訊》�！都t衛(wèi)兵快訊》為八開小報，印數(shù)2萬，只發(fā)行了2期，大部分內容為“首長講話”、“各地動態(tài)”，消息來源主要是轉摘其它小報和抄摘內部資料。小報委托浙江海寧印刷廠印刷，紙張則是開白頭發(fā)票從海寧紅三司處購買。編輯部有2位老師和10多個同學幫助發(fā)行。9月24日，政宣組派人對《紅衛(wèi)兵快訊》進行了清理，編輯人員承認辦小報“可獲得較高的利潤，可用這部分資金開展基層活動”。經(jīng)審查，《紅衛(wèi)兵快訊》編輯人員無政治問題，費用支出控制較嚴，開支較合理，故予以結案。（注：1967年10月21日，市革委會政宣組編《政宣簡報》增刊第26期。）

　　由以上三個案例可知，當時的“地下報刊”多發(fā)生在市中心的中學生群體中。一則因為“小報交易”市場多分布在鬧市地段，耳濡目染，近水樓臺，必然會引發(fā)附近中學生的參與沖動；
二則因為當時有不少中學生回避學校的“斗批改”運動，游動在社會上。無所事事時可逍遙，適逢其會時即可披上“革命小將”的衣裝參與行事；
三則因為中學生的身份不太起眼，(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容易被追究，也就提供了蹦撻的空間：四則因為中學生大多不知天高地厚，膽敢以謀利為目的而涉足此類非法交易。當然，這不是說大學生群體、工人群體中沒有發(fā)生類似的事情（“9.23-9.24”行動中，靜安區(qū)就查獲國毛七廠一造反隊委，假借首都紅代會簡報組名義，編發(fā)《文革簡報》，獲利1300多元。盧灣區(qū)查獲一個人，以“戰(zhàn)地黃花編輯部”名義，編印《砸爛裴多菲俱樂部》出售，涉嫌投機倒把活動），1967年9月26日，市革委會政宣組《簡報－增刊》14期《取締非法設攤販賣宣傳品的情況》。）而是表現(xiàn)得不如中學生群體那么集中，那么徹底，或者說他們所辦小報并不具備典型的“地下報刊”的特征。

　　那么什么樣的情況才屬于“地下報刊”呢？

　　確實，所謂“地下報刊”的內容、版式等，跟各級群眾組織編發(fā)的注重“小道消息”的第三類報刊如出一轍，并無二致。如果說這是兩類報刊的“共同點”的話，那么之所以能從第三類報刊中分蘗出第四類的“地下報刊”，或者說這兩類報刊的“差異點”在于：一、前者終究是有組織背景和組織依托的，后者則屬自發(fā)的組合，或假借一個無系統(tǒng)歸屬的組織；
二、前者有的（時）出售，有的（時）發(fā)送，后者則全部出售；
三、前者的目的多為籌款，收入多用于組織活動，后者的目的多為創(chuàng)收，收入多用于自身享受。比如前述中提及的《反到底通訊》，盡管清理中帳目不符，但它在組織體系上隸屬于交大反到底兵團，印售小報的全部收入由兵團統(tǒng)一掌控，統(tǒng)一使用，就不能認定它為“地下報刊”。反之，案例一、案例二中的小報，既沒有組織歸屬，又將所得錢款收入囊中，應為典型的“地下報刊”。案例三則假借紅革會中學部的名義，雖也贏利，但管理嚴格，不為私人受用，也就不能簡單地將其劃入“地下報刊”之列。由此可見，當同時滿足以上三項條件時，“地下報刊”的指認就成立了。

　　顯然，“地下報刊”之所以能夠出世，是源于對利潤的發(fā)現(xiàn)和追逐。首先，有人能夠發(fā)現(xiàn)“小報交易”中不僅存在著利潤的空間，還存在著獲利的可能——原來小報是可以抄摘拼湊的，紙張印刷是可以買賣的，印成的小報是可以兜售的——從“小報交易”中來，再回到“小報交易”中去，利潤就實現(xiàn)了。應該承認，這種發(fā)現(xiàn)是通過對市場的透徹觀察和對機會的敏捷把握才達到的，其中既有商業(yè)的意識，又有取巧的心機，還不失狡黠的判斷和決策。在這方面，上海人確實先天地多了一份靈光和聰慧，“地下報刊”出現(xiàn)在上海的“小報交易”中不會是一種偶然。

　　至于有人追逐，那是利潤的誘惑——盡管口號正在呼喊，革命正在進行，但對更廣大、更普通的人群來說，商品仍在交換，生活仍在繼續(xù)。所以，與其說利潤的誘惑是炫目的，不如說是原初的和現(xiàn)實的。有人為此產(chǎn)生追逐的沖動和膽力，那就是不顧一切地投身進去，并進行強力運作。應該承認，這部分“地下報刊”的經(jīng)營者是有相當能量的，從編輯到發(fā)行，從上海到外地，構筑起了一個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創(chuàng)利的網(wǎng)絡。相比之下，當時大學紅代會主辦的《上海紅衛(wèi)兵》等不少第二類報刊都是虧本運作的（每期印發(fā)9萬份，實際收入2700元，印刷費、發(fā)行費支出2640元，余50元，再加上贈送和交換的份數(shù)，只會虧本）。在此，聯(lián)想到案例一中受利潤驅動的《文革通訊》竟“雇用200多名小學生到淮海路、南京路、陜西路等鬧市地段叫賣”的情景，是承認這構成了對《上海紅衛(wèi)兵》報的嘲諷呢？還是承認這些“地下報刊”的主辦者確實富有魄力和經(jīng)營的能力？只是因為他們的目的指向是為“我”贏利，所以被政宣組的文件指認為“非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恰恰是正在開展著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毀壞了國家的根本大法，才在許多方面出現(xiàn)了孕育“非法”的溫床——這才是問題的要害所在。

　　本文梳理了上海文革運動期間群眾報刊的演變史，除了為上海新聞史補缺，更為了通過推開群眾報刊這扇獨特的窗口，觀察當時人們的社會行為和社會心態(tài)。至于文革期間群眾報刊的版式、內容、語言、文風等，則屬未來的研究。

　　原載《史林》2005年第6期

　　金大陸，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上海20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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