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京城電閃雷鳴，暴雨傾盆。

　　何校長走了。

　　看見加了黑框的訃告，我的眼淚無法抑制。心是亂的，手是冷的，

　　2000年初，我開始直接協(xié)助何校長工作。不久，我從法學樓的辦公室搬了出來，可那時辦公樓還沒有校長助理的辦公室。何校長笑著對我說：“小老弟，找兩個小馬扎來，咱倆各坐一個，合用這個辦公室吧”。

　　現(xiàn)在回想起來，那是多么難得的時光：我每天都到他的辦公室去“上班”。他同我談工作。閑暇時，他同我談歷史，談文化。有時，也談起他的經(jīng)歷。

　　在他辦公室那兩年多時間里，我聽他講了許多故事：從他念大學到畢業(yè)，從燕園到干校，從“四清”到文革，再到后來粉碎“四人幫”。他的身份，也從世家子弟到大學里的青年教師，再到系主任乃至副校長。出身歷史專業(yè)的他，有著獨特的敘事方式，講自己的故事，非常生動，也讓我深受感染。

　　每當我要用紙筆作記錄時，他就一定笑著婉言謝絕，“小老弟，不可用筆記，我講的是無字天書，聽便是了�！�

　　如今，何校長走了，我只能后悔，那時我沒有記錄，也沒有錄音，那么多故事只能記在我的腦海里。從那時到現(xiàn)在，我始終認為，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學者，一位超凡脫俗的領導，一位平易近人的長者，還是一位具有傳奇色彩、人文精神厚重，童心不滅的老儒生。

　　在先生擔任北大文科副校長期間，提出了“開大船”的思路，就是提倡文科的學者應集中力量，爭取一些較大的科研項目，出些分量重的成果。我能理解他的想法，也許有一些學者不十分理解。去年何校長在北大主持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動時，我聽了他的講座，這時才理解“開大船”比喻的來源。當年鄭和下西洋的船隊，都是由規(guī)模巨大的“寶船”組成，因為只有大船才能經(jīng)得海上的大風大浪，才能遠渡重洋。

　　在文科的學術科研中，何嘗不是如此呢？當我們看到《暴風驟雨》、《紅旗譜》、《艷陽天》和《白鹿原》這樣的反映較長歷史過程、擁有較寬社會觀察視角的文學作品時，總會被其史詩般的氣勢所震撼；
當我們捧讀《史記》《漢書》《資治通鑒》《水經(jīng)注》這些傳世之作的時候，感覺到書中的字字句句，都是作者熬干的心血。這些名著，都是要花很長時間來積累，耗費作者畢生精力才完成的大作品；
再比如中國美術史上的《清明上河圖》、《韓熙載夜宴圖》、《八十七神仙卷》等畫作，之所以名垂千古，就是因為它們大氣磅礴，構思復雜，融像度高，而不是僅靠技巧取勝的小品。

　　作為世界級的學術大師，一定要有為全世界所贊嘆的大作品，質(zhì)量當然是第一要緊的，但數(shù)量和規(guī)模也多半是超級的。我想，在何校長的心目中，“開大船”不一定是要很多人一起合作，也可以是一個人完成。重要的不在人數(shù)，而在于作品本身的格局“大”，在東西方學術界都能引起注意。

　　何校長在任上的時候，還提出了“清除贗品，拒絕平庸”的口號。面對現(xiàn)實學術界中的浮躁，他提倡“出精品”，學者要坐得住“冷板凳”。在全校召開的大會上，他作了重要發(fā)言。他的嗓音很厚實，講話帶著很激昂的感情，他鼓勵北大文科的學者要繼承前輩學術精神，像馮友蘭、翦伯贊、王力、鄧廣銘等老先生那樣，治學嚴謹，一絲不茍，尤其要學習他們坐得住冷板凳，十年磨一劍的作風。北大學者要有出精品的意識，抵制浮躁，拒絕平庸。

　　何校長曾經(jīng)跟他的學生講過一段話，我想抄在下面，因為這段話是他一生做學問的經(jīng)驗總結(jié)：“我認為，就人文學科而言，所謂治學，治的就是學術新意。如果沒有新意，就不要忙著下筆寫什么東西。因為，那其實并不是什么學術研究。而所謂新意，是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再前進一點、兩點……，講前人未講過的；
前人講得不足的；
或者前人講失誤了的。而若想在這三方面有所建樹，就需要沉下心來，靜下氣來，積累、蒐求。打好理論基礎、打好外文基礎、打好專業(yè)基礎。幾十年了，我的心常沉不下來，氣也常靜不下來，所以只有慚愧。這份慚愧，留給來者，或許也是一種價值。”

　　北大論壇（文科），是何校長在任時的一個創(chuàng)舉。當時文科各學科缺乏整體性國際交流平臺。何校長領導社科部和文科的各個院系、所、中心，辦起了第一屆北大論壇（文科）。他親自主持論壇，并且邀請教育部周濟部長、閔書記、許校長講話，邀請國內(nèi)知名大師作主題發(fā)言。

　　次年，在何校長的領導下，北大文科又召開了第二屆。兩年前，北大論壇與“北京論壇”合二為一。一年一度的“北京論壇”是規(guī)模更加宏大的整體性交流平臺，來自國內(nèi)外的500多位頂尖學者，分別把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帶到論壇上來自由交流，這是全世界學術界都矚目的盛會，而且成為了北大文科的品牌。在去年的北京論壇上，何校長以《全球化視野下東西方文化交融》為題，作了大會主題發(fā)言。他從東西方文明史的角度，進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比較，指出兩種文明的特點和優(yōu)勢，指出只有東西方文明相互交融，才能在未來人類社會和經(jīng)濟發(fā)展中，發(fā)揮和諧、和睦、和美的精神推動力。

　　在工作的時候，他總是十分投入，有時還很容易動感情。特別是在他任期的后半段，在學校學術委員會的會議上，在討論“211”和“985”項目時，每當他要發(fā)言，總是先舉手，對主持會議的許校長說：“校長，諸位，芳川有本上奏�！比缓�，他便就北大文科的發(fā)展大計說下去了。說到激動時，他聲音哽咽，眼里流出淚水，聽者無不動容。

　　何校長是我的直接領導，他在任上時，我這樣稱呼。他卸任后，我也改不了口。有一次，何校長的父母，兩位90多歲的老人來北大參加為季羨林先生舉辦的一個活動。老人聽見我說何校長時，立刻對我說，“不要叫他官名，叫他芳川，就叫他芳川�！�

　　這是他的家風，他自己一生都是這樣做的，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官，也從來不因為自己是知識人而覺得高人一等。對周圍工作的同志，從司機到保安，從秘書到學生，無論輩份高低、年齡大小，他都笑著跟他們說話，毫無距離感。司機們叫他“何大哥”，秘書們叫他“何老師”，同齡人叫他“老何”。

　　何校長離開崗位時對我說，“小老弟，我自由了，你要辛苦了。我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了：寫幾本過去想寫而沒有功夫?qū)懙臅�，將來等我再老一點的時候，還要寫一些東西。那時寫好了，我會先給你看的�！�

　　兩年后，我先后收到過兩本他出版的新書。他還給我寫了一些信，內(nèi)容多是談工作的。信上小字娟秀，一氣呵成，看不出有任何改動。這些信件，竟成為他留給我的最后的文字。

　　他雖管理北大文科多年，自己卻不是北大文科資深教授。有許多認識他的人都抱不平，很惋惜地對我說，如果他不從事行政管理工作，憑他的才氣和勤奮，必是中外聞名的大學者。其實，在我心目中，何校長早已超越許多“大學者”之上了。他能超越，還不用憑他的第一等的才氣，僅憑他的道德文章足矣。

　　何校長是在6月29日下午走的。老天有靈，不久便雷聲大作，風雨交加。

　　大家都說，北京近年很少下這么大的雨了。那是因為何校長走了，上天以雷電為聲，講述他心中想講而未來得及講的故事；
以大雨為墨，為他書寫心中想寫而未來得及寫的文章。

　　何校長千古！

　　200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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