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興今天能有這樣一個機會，向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的同學們匯報一下這些年來我有關中國語境下的自由主義法權理論的思考。我覺得在中國的轉型時期，我們特別需要一種成熟的自由主義理論，具體地說，需要一種成熟的自由主義的法權理論，因為自由主義的成熟不僅要表現在經濟上，而且還要表現在政治與法律方面，表現在一種法權形態(tài)上，這是我最近幾年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今天我打算談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我的理論研究為什么會走到這個方向上來，我怎么會對這些問題感興趣。第二，我認為目前中國政治與法律理論研究中面臨的一些主要問題，尤其是從古今、中西這兩個維度下來審看的話。第三，圍繞著上述問題，談一下我的看法與主張，以及我的思考路徑。希望我的觀點能對同學們思考相關的問題有所啟發(fā)。

　　我是從研究哈耶克開始我對自由主義法權理論的研究的，我覺得哈耶克的理論對中國問題有它的針對性，他的自由經濟和法治憲政的思想切中了中國問題的要害。然后我順著哈耶克的路徑又走到了蘇格蘭啟蒙思想，就是斯密和休謨這里。休謨在西方哲學和道德學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但他的政治哲學、法律學說、政體理論、甚至他的政治經濟學在國內都沒有得到系統(tǒng)的研究。一談到傳統(tǒng)的政治哲學，我們經常說起洛克、盧梭、康德，休謨和斯密的蘇格蘭啟蒙思想這一脈卻很少被人提及。其實，他們的理論不單純是政治經濟學或道德哲學，而是涉及到當時英國在轉型為一個成熟的市民社會的國家時所面臨的兩個根本性問題：一個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起源問題，另一個是成就這個國民財富的制度基礎以及正當性問題，即市場經濟的產品生產、交換和分配要依靠一個什么樣的制度框架來保障，或者說一種什么樣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能夠使得市民社會的經濟得以健康發(fā)展起來，使得不列顛大英帝國得以強大起來。蘇格蘭啟蒙思想主要探討的就是這兩個問題，但我們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卻遮蔽了這個深層問題，只是介紹了他們探討與國民財富有關的勞動分工、經濟交換、市場要素這些內容，但是對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這一塊重視不夠。比如說斯密他一生孜孜以求而沒有完成的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一部法學著作，即建立一套關于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論。實際上，蘇格蘭啟蒙思想從思想路徑來說，是受到了大陸法系的影響，繼受的是大陸法系這樣一種形式，但在內在精神上，他們又與英國普通法的精神和政治傳統(tǒng)有著密切的關聯。所以，單純從一個法學視角來看，哈耶克不是一個地道的法學家，他的公法、私法的區(qū)分，內部規(guī)則、外部規(guī)則的區(qū)分，既不是一個純粹的大陸法系的東西，也不是純粹的英美法系的東西，但是，如果我們探詢他的知識原型，就會看到蘇格蘭啟蒙思想恰恰是他的理論來源，是他研究的對象，18世紀蘇格蘭獨特的政治與法律狀況以及相關思想家們的理論特征，構成了哈耶克所謂普通法的法治國的理論原型。

　　我按照上述理論線索大致梳理出一個英美法權思想中的從休謨、斯密到哈耶克的獨特路徑，這樣一個理論線索勾勒出來之后，我開始面臨一個困惑，英國的社會制度、法律制度，以及與之相關聯的國家生長形態(tài)是一個非常幸運的產物，由于當時英國的自然稟賦、政治傳統(tǒng)以及光榮革命等其他各方面的綜合原因，使得它自發(fā)地生長成為是一個良好的社會政治-經濟體，但對于中國來說，它的相關性到底有多大呢？中國無論是從自然條件、歷史傳統(tǒng)還是現實的內外部環(huán)境來看，都與英國從17世紀到19世紀那樣一個重大的歷史發(fā)展時期不同。這一時期成就了英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即所謂的維多利亞時代，在這一時期，英國對外是一個帝國，對內是一個憲政國家，經濟發(fā)達，人民幸福，國家強大，所以它是一個特殊時期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也是一個特殊時期的產物，所謂英美普遍論只是看到了它們普遍性的方面，但從另外一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是英美特殊論。不過我認為從普遍性方面來考察英美的國家形態(tài)也是意義重大的，對我們也是十分必要的，比如說自由經濟原則，國家構造原則，法律的規(guī)則秩序，基本的價值觀念，等等，都具有普遍性。但是在承認這種普遍性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中國問題同所謂的“德國問題”、“日本問題”一樣，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它們與英美譜系是不一樣的。

　　在研究西方問題時，我覺得德國在18世紀到20世紀所面臨的問題和中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相似的。一方面德國思想家們看到了也認可英國的那一套自由經濟制度和市民社會秩序及法律制度，還有國家的憲政構造，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發(fā)現英國是一套自生自發(fā)的秩序，其他國家如何能達到這一步呢？在探討自己國家的生長路徑的時候，他們又覺得內外環(huán)境和民族傳統(tǒng)的不同，使得德國像英國一樣自生自發(fā)地形成一種市民社會以及與市民社會相關聯的政治國家，變得十分困難，或者說有那種可能性，但需要建設一個類似于英國那樣的環(huán)境。英國當時在外面有殖民地，內部市場經濟發(fā)達，法制完善，君主開明，但德國當時的環(huán)境是不同的，特殊的地緣政治格局使得德國成為一個不幸的民族，再加上它的政治傳統(tǒng)和現實狀況，國家非常羸弱，一直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tài)。所以，如何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民族國家，統(tǒng)一的法律制度，就成為他們思考問題的出發(fā)點。

　　我們看，所謂的德國問題，從最早的政治浪漫派，到后來費希特、黑格爾一直在思考的民族精神，再到新、舊歷史學派，再到后來的魏瑪時期的韋伯、施米特，他們所思考的一系列問題，其核心并不是在拒斥英美的那套基本的價值原則，而是探討如何能走到這一步來。我認為這是德國思想的隱秘內核，盡管在表面文章中他們大多是以批判者和超越者自居的。從這個德國思想中產生了兩種思想路徑，一種就是左派激進主義，它開辟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各種批判理論之先河，另一種就是右派保守主義，它同樣開辟了復古主義（天主教大公主義）和種族主義（希特勒雅利安民族優(yōu)異論）之先河。但在極端左派和極端右派之間，卻是存在著一種主流的德國特色的自由主義，或權威的自由主義，如黑格爾、李斯特、韋伯等人，他們骨子里是在追求達到英美的一種理想境界。例如李斯特，他當時就主張關稅同盟，反對斯密的自由經濟學，他主張一種國民經濟學，或者說是國家經濟學，但是他說這并不是他最終的目標，這只是德國為了達到以后的自由貿易階段的一個必要手段，而且在德國境內的各聯邦之內，他認為還是要堅持自由貿易的，也就是說在他看來，國民經濟學只是一種手段，自由經濟學本身的原則他是不反對的。反過來我們來看斯密，斯密是主張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理論的代表人物，但在當時英國與荷蘭發(fā)生戰(zhàn)爭的特殊情況下，他也是支持英國議會頒布的限制自由貿易的“航海條例”的。

　　上述這些問題促使我產生這樣一個思考，英國尤其是德國這一系列思想家所謂的自由主義到底意味著什么？在這個思考過程中，我從新對德國的思想做了一些回顧性研究。我年輕的時候對《精神現象學》非常感興趣，現在我的觀點變化了，我現在認為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更加切合我的思想，于是我就通過批判性地分析科耶夫對黑格爾學說的左派解讀，借機梳理一下有關西方自由主義法權理論的思想脈絡。從哈耶克到休謨再到黑格爾，這些年來，我對西方自由主義法權理論的探討，從英國到德國，其主題都是為了解決自己心中的中國問題，所謂用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在對英美這一系和法德這一系的政治法權思想做了一個初步的探討之后，我逐漸開始思考和探討中國問題，即中國語境下的自由主義法權理論。

　　我認為中國語境下的自由主義，或者說自由主義的法權理論，在當下特別需要一個轉型，需要一種問題的提升。二十多年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國的自由主義基本上是一種啟蒙時期的自由主義，這個啟蒙的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基本觀念和所處理的問題是與中國當時的時代特征、社會問題相關聯的，現在來看，沒有什么不對，但我感到現在它應該跨過這一階段。

　　啟蒙語境下的自由主義是一種什么狀況呢？當時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還處于上升的勢頭，過去的那種全權性的政治統(tǒng)治逐漸變得開放了，與此相聯的有關人的解放問題、人的自由問題、人的道德問題和人的權利問題等等，都涌現出來，這些問題都需要一種理論上的論證。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普遍的、基本的知識系統(tǒng)和價值趨向，對于上述問題提供了主導性的解釋，并贏得了廣泛的認同。就法律方面來說，自由主義突出地表現為有關法權的本質與形式的訴求，如權利理論、人權學說、形式法學、程序主義，以及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和政治哲學的主體意識，等等，這些東西在當時的語境下，是不同領域的學者們所共享的，在思想上沒有什么分裂。但是，那樣一個時期很快就過去了，因為中國社會處在劇烈的轉型之中，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中國社會面臨著新的內部和外部的問題。在內部方面，社會利益逐漸分化，人們的訴求已經不單純的是限于一般的經濟開放、行政改革，而是上升到了政治制度的層面，大的一個憲政制度的構建成為最主要的訴求。經濟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改革開放初期，那種促進民營經濟，改革國營經濟，實行權力下放，逐漸地走向市場經濟的這樣一個階段也已經過去了。權勢分離利益凸顯，社會貧富差距加大，社會保障體系匱乏，甚至一個新的國有壟斷經濟形態(tài)乃至壟斷階層出現了。從外部方面來看，國際形勢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作為一個政治體面臨著周邊環(huán)境的日益嚴峻的挑戰(zhàn)。臺灣問題的國際化，日本的國家主義勢力的強化，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以及中國加入WTO之后作為一個政治經濟體與其他政治經濟體的利益沖突問題，這些都使得啟蒙時期的自由主義的那一套原則、原理以及知識譜系，已經難以應對轉型時期中國所面臨的種種挑戰(zhàn)。

　　上述問題概括起來其實就是自由主義的兩個維度或兩個面相。為此，自由主義內部發(fā)生了分化，而新左派和保守主義對自由主義批判的加強，也使得自由主義的這個分化逐漸明朗起來。這兩個維度是什么呢？一個維度就是自由主義關于個人權利的理論。它要求市場經濟、自由貿易，認為個人具有自主性和首要的基本權利，像生命權、財產權、言論權等等。這些是自由主義的核心部分，也是具有普世性的東西，啟蒙時期的自由主義著重伸張的也是這樣一種傳統(tǒng)的法權理論和政治哲學。與此相關，在這個維度上，還有對國家的一種憲政制度的訴求，按照這種理解，憲政就是三權分立，有限政府，防范國家公權力對個人權利的侵犯，就是保障人權。關于這些內容，大家是學法律的，很多都是你們書本上的東西，已經成為法學和政治哲學的常識，在此我就不多說了。我認為上述主張沒有什么錯，它們確實是直到今我們仍然需要伸張的東西，是我們還要繼續(xù)堅持，繼續(xù)加強的。

　　但是，自由主義還有一個維度或面相，用北京大學李強教授的話說，自由主義還有一個隱秘的主題，它是啟蒙的自由主義不太談的一個主題，特別是在英美國家的自由主義法權理論中不太談的一個問題，那就是國家主題。自由主義法權理論是在一個政治體的內部被談論的，如果放在一個更大的視野來看，可以說自由主義是一種關涉內政問題的理論體系，它處理的是一個國家內部秩序的治理之道，以及合法性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像上面所提到的權利理論、自由理論、公民學說、貿易理論等。但是自由主義還有國家間的國際關系這樣一個維度的問題。在這一方面英美的自由權利理論談得少，但它們做得并不少。傳統(tǒng)英國應該說是一個典型的信奉自由主義的國家，它實行市場經濟、自由貿易，通過普通法制度對個人權利提供保障。但它同時也是一個民族國家，而且是一個帝國，它要對外殖民。我們看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下篇的相當篇幅是談殖民地問題，殖民地問題不單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或者叫做政治經濟學問題。英國的自由主義也有一個國家問題，它是在國家范圍之內來談論個人權利的保障問題。只是由于在當時國家非常強大，對外能夠在面臨其他國家的侵犯時對個人權利提供保障，所以自由主義才會關注內政方面，強調對國家權力的限制，而沒有在理論上突出國家這一面相。但是其他非英美國家，在其轉型成為一個憲政民主的民族國家的時候，自由主義的這個國家面相就非常地突出了。比如德國就一直很強調國家問題，強調國家對于市場經濟的保護，強調國家政治經濟學，主張治安國、法治國、行政國等等。關于這個問題，我的我的《論國家利益》和《論憲法政治》兩篇文章中有過詳細論述，感興趣的同學可以找來一讀。

　　在中國這一百五十年的歷史轉型中，從根本上我們也可以說面臨著這兩個主題。一個是要建立一個個人幸福的民主自由的社會，另一個就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且這里又似乎有一個難題，即對個人的權利、自由提供保障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但是從個人的自由權利這個路徑能否產生出一個強大的國家呢？憲政這樣一種法權理論，它在邏輯上并不必然的和一個國家的強大聯系在一起。但是事實上我們又看到，凡是憲政制度做的到位的或者說凡是自由憲政的國家，又都是強大的國家。其實，英美的自由主義政制在提倡個人權利、自由貿易這一套東西的同時，也都在維護和踐行著如何使國家強大的另一套東西。因此，我們要認識到自由主義有著兩個不同的面相，即個人自由、自由貿易、個人權利和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國家制度。

　　所以思考中國語境下的成熟的自由主義，我們不能像啟蒙時期的自由主義（或者說普世的自由主義、權利本位的自由主義）那樣只看到政治、法律中的個人面相，還要看到國家面相。國家作為一個政治體，它所構成了一個獨立單位，對內能為個人權利和自由貿易提供哪些支撐和保障，對外又能在同其他國家發(fā)生沖突的時候謀求怎樣的利益。當然，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個張力，甚至有著尖銳的沖突。絕對的自由主義是一個康德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即是一種永久和平的，各個自由共和的國家放棄自己的主權界限，來結成一個永久的世界聯邦情況下的自由主義，但那只是一個遙遠的理想，盡管我們在歐盟看到了這樣一種端倪。實際上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說的自由主義形態(tài)不是指一個理論中的理想形態(tài)，而是指一個現實的形態(tài)，比如說美國的自由主義，英國的自由主義，即它總是要落實在我們所看得見、摸的著的國家制度中的。在現實形態(tài)中，自由主義總是有兩個面相的，這對中國語境下的自由主義來說是富有啟發(fā)意義的，作為一套純粹的理論，我們可以僅抓住自由主義的一個方面來談，而且可以談得很徹底。但是在處理現實問題的時候，就不能甩開另外一個面相，遮蔽另外一個問題。

　　這里又引申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這樣一種國家面相的訴求是不是就一定會導致一個專制、獨裁的國家呢？就是說，是不是權力一旦在手，國家就會對個人權利構成侵犯或是迫害呢？這一點我們在讀《聯邦當然文集》的時候，會有所啟發(fā)�！堵摪铧h人文集》實際上貫穿著一個國家主義的主題，在當時就是構建一種聯邦制度。我們看到，聯邦黨人強調的憲政國家是一種有界限的國家，國家權力是美國人民和各個州授予的，不是無限的，但在界限之內又是強有力的。這就是說，一個憲政國家雖然是擁有強大的權力，但權力要有正當性的來源，要接受司法審查。所以，我們要對什么是自由主義的憲政國家和政治國家加以研究，不要一提到國家就覺得害怕。與此相關的還有一個問題，即這樣一個國家是否就必然意味著一個政黨國家、黨制國家呢？按照德國的法權思想來說，國家是一個擬制的主體，它是一個純形式的東西。但這樣一個東西又擁有實實在在的權力、尊嚴以及主權人格。也就是說國家這個主權人格是超越于任何黨派之上的一種純粹的國家形式。在政黨政治中，黨派可以相互競爭，可以輪流坐莊，甚至可以通過武裝暴動、軍事手段奪取政權，但是這種合法性是要追究的。國家是一個純形式的獨立存在，它和政黨（例如國民黨的黨國）并不必然地聯系在一起。當然，在特殊的歷史情況下，國家和某種政黨形態(tài)是結合在一起的，或者說是捆綁在一起的，但這并不表明它們在政治邏輯上是必然一體化的，所以，在做理論研究時是可以把這兩者剝離開來的。

　　我覺得上述問題的分析，對我們在中國的語境下探討自由主義的理論發(fā)展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在思考中國問題時，要結合這兩個面相，一方面是自由主義的基本觀念、基本原理、基本價值和基本制度，另一方面是自由主義的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和國家構建，而這是中國啟蒙時期的自由主義一直沒有意識到的，或者說是或缺的，這個問題值得我們特別注意�，F在我們進行制度參照的時候，總會考察美國，美國在內政方面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東西，但美國對外在維護國家利益時是有著它自己的一套國際戰(zhàn)略的。對此，我們就不可能完全贊同，因為國家之間的利益訴求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這就要求我們學會審慎地思考問題，即我們贊成它的一套自由、民主、憲政的制度和與之相關聯的價值，這并不代表我們認同它的國家政策和外交戰(zhàn)略。俄國可能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俄國的自由派現在開始反省，他們現在有一派認為如果當初能夠預料到自由主義的改革會導致國家的解體，那么他們在思考問題時會更復雜一些。如果一個舊秩序在內政方面實現了變革，但與此同時它的疆域四分五裂了，那到底是好是壞呢？這種代價是否過大了呢？我們不能說我們只要一種民主的自由的生活，而不管國家、不管民族，實際上這樣的生活從來沒有過。當然我們也能不同意那種動輒就以國家統(tǒng)一為借口來阻礙社會變革的守舊派，但至少我們在推進改革的時候應該考慮到國家利益、國家主權這個問題，而不是等到問題出現了才拍腦袋開始思考，但主動性的時機已經大大錯過了。

　　結合自由主義這兩個視角來思考中國問題，中國歷史的獨特性又為我們提出了另外一個具有挑戰(zhàn)性的問題。中國這么大的一個國家，擁有五千年的歷史，在東亞過去曾經擁有著一個王朝政治中心的朝貢體系和天下觀念，現在開始恢復過去的位置，在世界具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處在這樣一個歷史轉型期，任何照搬他國制度或回到傳統(tǒng)的王朝政治都是不可能的。我們的問題是，自由主義的那套普世的價值觀念如何轉變成為一種現實可行的政治制度？一方面既能保障個人的自由權利，實現每個人對于幸福的合法追求，同時另一方面又能造就一個強大的憲政國家來維護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為國內的自由生活秩序提供一個良好的政體制度。這就要激發(fā)我們的思考，就像當初美國聯邦黨人在建國時面臨的新問題：面對這么大的一個版圖，面對十三個州，如何能夠結成一個既強有力的，但又能使個人享有自由的國家呢？對此，當時的聯邦黨人創(chuàng)造性地催生出了一個復合的聯邦共和政體，再加上馬歇爾領導的最高法院的一系列看似偶然天意實則殫思竭慮的理性設計，最終導致了美利堅合眾國這樣一種國家體制，它既借鑒了羅馬政體的許多因素，又繼承了英國普通法的司法制度和精神，還有法國大革命的價值訴求，它是古老的，又是全新的。所以，對于中國的成熟的自由主義來說，要解決自己的國家建設問題，必須把傳統(tǒng)五千年的治理經驗和西方的自由、憲政、共和與民主的政制治結合在一起。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超越那種教條的、幼稚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和法律理論，尋求一個大的、新的思考路徑。這個新的思考路徑要求我們真切地理解自由主義的兩個面相、兩個維度，并且同情地對待自己的歷史傳統(tǒng)，把普世價值與國家利益結合在一起，這樣我們才能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的起點。

　　從宏觀的視野來看，當前中國的政治與法律思想界大致存在著四種理論的譜系，一種是主流的馬克思主義這一脈，它在改革開放以來獲得了發(fā)展，現在面臨著新一輪的理論轉型，我們對此應該給予同情的理解，并積極參與到它的變革維新之中，當然，它也存在著諸多棘手的理論難點需要解決。此外，歸納起來大致還有另外三種理論譜系或路徑。

　　第一種是傳統(tǒng)保守主義的，即主張回到中國儒家傳統(tǒng)，回到中國傳統(tǒng)王朝政制的那套政道與治道上去。應該指出，傳統(tǒng)的政制之道在前現代的中國是很好的，假如中國沒有經歷鴉片戰(zhàn)爭，不同外部世界體系發(fā)生關系，傳統(tǒng)的那一套政治觀念乃至治理術確實是行之有效的，也是自成一體的。但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中國政制史毋庸置疑地說明，中國的王朝政制事實上已經被西方民族國家所打敗，回歸傳統(tǒng)的政治保守主義對于中國現代史是沒有實質性意義的，我們需要建設一個現代性的民族國家，一個憲政的國家制度，這是當前的首要問題，對此，政治保守主義伐善可陳，當然，文化保守主義則是另外一個問題，我覺得它是十分可貴的，我也是贊同的。

　　第二種就是左派思想，各種各樣的左派理論，新與舊雖然話語不同，但它們的基本價值取向是以批判為主，以烏托邦為指歸，采取的是激進主義的革命手段，從某種意義上說，左派的批判和價值訴求都是有道理的，但它是站在一個高調的立場上來消解它的對象，它的問題是只解構而不建構，針對現實問題，它拿不出一套現實可行的解決方案，而且，它們談的很多問題都太超前了，在中國還沒有出現或者只是一個端倪。所以，作為一個批判者，左派是任何時代都不會少的，但是它們永遠都不會成為真正的操盤手。關于“左派”還有被稱為“民間左派”的一種，這些人沒有理論，更沒有什么建設方案，只是一些簡單的利益訴求，他們多是改革進程中相對利益的受損害者，他們懷念過去舊的體制和舊的政策，這些人的主張很多在政策上是有正當性的，需要國家在確立了政治大框架之后通過調整政策來加以解決。

　　第三種就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面臨著我剛才所說的兩個問題，即如何調整個人權利與國家利益的問題，和如何把普遍原理與中國問題相結合的問題，這些都需要從過去教條式的或者說啟蒙式的自由主義走向成熟的自由主義。應該看到，目前在中國的語境下，自由主義處于前、后、左、右四個方面的夾擊這樣一種境況之下。“前”指的是那種主張回歸前現代的古典德性傳統(tǒng)的思想，“后”指的是來自后現代的去國家化的一系列思想，“左”指的是各種各樣的新左派，“右”指的是保守主義，中國的和西方的各種各樣的保守泥古的思想。自由主義受到了上述四個方面的全面夾擊，但什么是自由主義呢？在我看來，中國現代的自由主義并非單純的一塊，近些年在自由主義內部呈現著一個從幼稚的自由主義或者說啟蒙的自由主義到成熟的自由主義的這樣一個轉變。我們的時代呼喚著這種轉變和提升。

　　圍繞著自由主義的轉變，我覺得有必要討論一下幾個基本的法學或政治學概念，比如，阿克曼談到的“日常政治”與“非日常政治”的問題，施米特談到的國家主權的決斷問題，這些概念對于我們思考中國問題有時是很有啟發(fā)意義的。我認為施米特的一個錯誤就在于他把一個特殊時期的非日常政治形態(tài)擴大化或極端化了，并由此推演出任何時期的政治問題都是一個非常政治的問題。而我所說的那種普世的或是教條式的自由主義，又是將日常政治的規(guī)則原理普遍化或極端化了，他們認為所有社會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日常政治。所謂日常政治就是我們日常的社會治理方式，日常的經濟交換關系，日常的政府行政以及司法活動，等等。我覺得非常政治這個概念對我們也許有很大的啟示意義。施米特和阿克曼兩人立論的社會背景是完全不同的，施米特生活在魏瑪共和國這一特殊時期，阿克曼所談的非常政治主要是指美國歷史上的三個憲法危機時期，即立國時期、內戰(zhàn)時期和羅斯福新政時期。阿克曼談到在這三個時期，國家都面臨著重大的轉折關頭，分裂解體或者是聯合統(tǒng)一，令人慶幸的是美國人民與當時的政治精英總能攜起手來，共同使國家得以安然度過這些非常政治時期的難關，很好地轉入日常政治。美國的經驗在于，他們通過一些特殊的憲法危機時期，總是能夠尋找到一條恢復到日常政治下的憲政國家之基本秩序的路徑，這是美國人民的幸運。而美國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它里面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和國家主權、國家利益這兩條主線總是結合得非常完美，或者說它的自由主義是政治成熟的自由主義。

　　現在我們來談這些概念對于中國的意義。我覺得中國一直面臨的問題是，1840年以后，中國這樣一個相對封閉的政治文明體與西方民族國家必然地發(fā)生了沖撞和聯系，這樣以來舊的秩序就被打破了。面對外部沖擊，中國無論主動還是被動都必須作出應對，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有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之分，可惜由于各種原因，激進主義總是占了上風。從康有為的托古改制到孫中山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再到后來的共產主義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全都是一派激進的革命潮流，結果是到現在我們的非常政治時期都還沒有完全渡過去。所以說我們近一百五十年來，都是處在一個非常政治的時期，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憲政制度總是沒有建立起來。對此，我認為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第一，我們的政治邏輯是和西方17世紀到19世紀的政治邏輯相一致的，也就是說我們在20世紀和21世紀所面臨的一個大的政制主題是西方在17世紀到19世紀大致已經解決的問題，即憲政的民族國家的構建問題。雖然我們國家的這個主題在時間上與西方不同，但在政治邏輯上是一致的。而這其中的問題是，現代中國同當時的西方諸國家所面臨的國際和國內的環(huán)境不同了，西方各民族國家在解決這一問題時，對外可以殖民，或者利用其他方面的資源，而我們在解決中國當下問題時卻不能照搬西方當時的那套制度或路徑。但這個問題又是我們超越不了的，說我們可以變成一個后國家形態(tài)，(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沒有國家了，這實際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是歐盟現在也還是以國家作為其構成的基本單位，未來世界還是一個以民族國家為主體而形成的世界秩序，那么中國想超越這個形態(tài)，怎么可能呢？第二，我們中國還擁有五千年的傳統(tǒng)。西方的英、法、德、意、美雖然建立的民族國家，差別很大，其中英國的普通法傳統(tǒng)，法國的高盧革命傳統(tǒng)，德國的民族精神，美國的移民傳統(tǒng)，等等，它們是不同的，但從大的方面來說，他們又都共享著兩希文明的西方傳統(tǒng)。中國上下五千年的王朝政治傳統(tǒng)，這就使得我們在建設民族國家時，一方面要在政治邏輯上和西方走過的那個政治主題相貼合，即我們要建立一個憲政民主的民族國家，另一方面又要和中國的文明傳統(tǒng)相接續(xù)，這是中國語境下自由主義的法權理論所必須解決的兩個大的問題。

　　這樣一來就對我們從事法學、政治學研究和實踐的人士在思想層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從知識的角度講，我們與過去是不同了。以前可以說是一種文人政治，在中國的王朝社會中，文人政治也許是好的，但那個時代的社會治理和現代社會是不一樣的，進入現代社會之后，文人政治大多是災難性的，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論述中闡明了這個問題。中國實際上在前不久也還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之后，改革開放的第一批大學生比較有想法的基本上都是文史哲，我們中的很多人后來轉向政治、法律和社會的研究了，但明顯的使人感覺到有一種文人情調。文人的這樣一種心智，文人的這樣一種情懷，可能會像張載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種道德高調雖然有時很真實，但并不可取，甚至與成熟的自由主義相對立。實際上真正的政治需要的是一種專門的技藝，它是一種專門的知識，需要的是法律家和政治家的志業(yè)。我認為日常政治、憲法政治，是由一批專業(yè)的法律家或政治家來治理這個社會，他們治理社會需要的不是一種文人情懷，而是一種專門的治理技術和審慎的智慧。在此我要強調的是，作為法律和政治方面的專業(yè)人才，在專業(yè)知識和技術之外，是否具備一種專業(yè)智慧，即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具備了專業(yè)技能只是一個工匠，但他不是一個政治家，作為一個政治家要超越工匠這樣一個層次，要有堅強的正義感和奉公精神，要有豐富的個人閱歷。我覺得，對于將要從事政治與法律研究或者是走向政治家道路的人來說，具備專業(yè)知識當然是一個好的起點，但只具備專業(yè)知識未必就能夠成就出一個能夠擔當轉型時期之重任的人才，對于這樣一個大任，你必須要有超越專業(yè)知識的智慧。我們看到像斯密、休謨、托克維爾等很多思想家都談了這個問題，這些人的東西讀起來像散文，不想盧梭那樣是一種詩人情調，但實際上，真正的法律和政治是非常平實、非常簡單的東西，是貼合人性的基本常識。在這一點上，我覺得現在的一些青年思想者多少有些劍走偏鋒，多讀一些思想方面的書，廣泛的涉獵，是好的，但如果陶醉于滔滔言辭，與其說是深刻，不如說是膚淺，當然是另一種形式的膚淺，因為它遠離了政制之正道。

　　總之，我所說的中國語境下的自由主義法權理論，不是很細致地針對某一派理論或觀點，而是大致談了我的研究路徑和所思考的一些問題，希望它們能給大家一些啟發(fā)。今天就講到此，謝謝！

相關熱詞搜索：法權 自由主義 語境 中國 理論